一个“爱国贼”的死亡

杨光先是明末清初人,是一个高调的“爱国者”。至少,表现得很像是一个爱国者。

杨光先出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世代受明朝恩荫。杨光先长大成人后,被封为新安所千户(基层军官)。

到崇祯九年(1636年)时,杨光先已经39岁了。这一年,清兵来犯,边关吃紧。给事中陈启新在后方留守北京城门。

杨光先觉得他表现爱国的时候到了,便赶到城楼去质问陈启新,你为什么留在京城,而不是去前线与敌人作战,你这不是贪生怕死吗?

被杨光先这一番大义凛然的指责,陈启新很是惭愧,小声说:“一死无益。”

陈启新说的是大实话。陈启新是给事中,这是一个言官,干的是纪检督察的活。他不是军人,也不懂行军打仗,留守后方已经是赶鸭子上架,上前线只能是添乱。

比较起来,杨光先是千户,这是一个基层军官的职位。论上前线,杨光先更适合。

一见陈启新被自己的爱国热情震住了,杨光先更来劲了:“你仅凭口舌就做了高官,皇上待你这么好,你就应该更争气,怎么能怕死?”

接下来,杨光先气势如虹,把陈启新的陈年旧事都给抖了一遍,骂了一个痛快,把陈启新骂得一愣一愣的。

这一通痛骂,让杨光先蒙上了一层爱国者的光辉,名声大噪,博得了一致好评。

又过了几年,到1644年时,随着大明王朝的轰然倒塌,满清八旗铁蹄南下,定都北京。

杨光先,这个世代受大明恩荫、痛斥他人贪生怕死的激进爱国者,在明朝危亡的关键时刻,既没有践行忠臣不事二主的孔孟遗训,也没有效仿春秋时的伯夷叔齐躲进深山饿死不食周粟,而是“与时俱进”,在清朝的钦天监谋了一份差事,继续自己的“爱国”事业。

只是,从前爱的是大明,这回爱的是大清了。

◆◇◆

明清年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先后进入中国,他们把西方在数学、天文、历算、物理、水利、地理等领域的成就介绍给中国,同时,又把中国经典的小说、戏曲、中医、园林艺术等译介到西方。

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一个小高峰。

在清朝以前,中国使用《大统历》《授时历》等历法,被发现存在不少错谬之处。到清朝顺治帝时,任命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运用西方天文学成果制定新历法。

顺治帝将新历法取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

有一天,杨光先看到汤若望所编写的《时宪历》封面写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马上就点燃了“爱国”热情。

在杨光先看来,这“依西洋新法”五个字是对大清的极不尊重,是对大清皇帝的极大冒犯,于是,杨光先慷慨陈词,弹劾汤若望:

夫《时宪历》者,大清之历,非西洋之历也;钦若之官,大清之官,非西洋之官也。以大清之官,治大清之历,其于历面之上,宜书“奏准印造时宪历日,颁行天下”,始为尊皇上而大一统,今书上传“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暗窃正朔之权益予西洋,而明谓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其罪岂止无将已乎?

什么意思呢?

《时宪历》是我大清的历书,不是西方的。历书上写“依西洋新法”,是在长西洋志气,灭大清威风。这是大逆不道,是在辱我大清。

杨光先还大力抨击汤若望“地球是圆的”这一说法:

果大地如圆球,则四旁与在下国土洼处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倾?试问若望,彼教好奇,曾见有圆水、壁立之水,浮于上而不下滴之水否?

在这里,杨光先质问汤若望,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上面的人站立,地球侧面与下方的怎么办?难道象蜾虫爬在墙上那样横立壁行,或倒立悬挂在楼板下?水都是从高向低流的,地球下方那些江河湖海里的水为什么没有甩出天外去呢?

然后,杨光先又大骂汤若望:

则西洋皆为鱼鳖,而若望不得为人矣。

意思是,如果地球是圆的,那么西洋就在地球的下方,就会淹没在水中,果真如此,西洋只有鱼鳖,汤若望先生就不是人了。

但杨光先没有料到的是,“依西洋新法”这五个字,正是顺治帝亲批。而且,汤若望刚刚医治好了孝惠章皇后的病。因此,对杨光先的弹劾,顺治帝不予理睬。

◆◇◆

到顺治帝去世以后,康熙帝年幼,辅政大臣鳌拜反对西洋学说。杨光先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这次,杨光先必欲置汤若望于死地,在“依西洋新法”这一条罪状外,又增加了几条罪名:

1、新的《时宪历》只推算了200年,是在诅咒大清短命;

2、顺治帝幼子荣亲王去世时,汤若望选择的殡葬时辰不吉利,“误用洪范五行,山向、日月俱犯忌杀”,连累孩子的父母即顺治帝和董鄂妃在短短两年内先后驾崩。

3、杨光先还诬陷汤若望在澳门屯兵,图谋不轨。

……

这些罪状,随便一条拿出来,都是砍头的死罪。

对于杨光先的话,朝中大臣起初都不相信,可架不住杨光先一次一次的举报,没影子的事也被说得有鼻子有眼了。加上康熙帝年幼,朝中又有鳌拜的支持。

于是,到清康熙四年(1665年),汤若望以及钦天监中支持他的官员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李实父子、宋可成、朱光显等均因“妖言妖行”被判凌迟处死。

巧合的是,判决那一天,天空突现彗星,京城又发地震,孝庄太后等人恐惧“天谴”,急忙干预,将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免予一死,羁于狱中(后汤若望获孝庄特旨释放,两年后病死),李祖白父子等判绞刑处死。

杨光先因为坚持举报,成为名震朝野的“爱国者”,声名显赫。

倘若那时能有微博,杨光先绝对是当仁不让的流量大V。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李祖白。

李祖白曾协助汤若望写出《远镜说》一书,将伽利略发明的现代望远镜制作方法介绍入中国。

这样一位卓越的天文学家,却被杨光先斥为“背圣弃祖”的妖人,父子一齐遇难,成了“中国的布鲁诺”。

◆◇◆

《时宪历》被废除,汤若望等钦天监官员关的关,死的死,但杨光先并没有就此罢休,他继续深入剖析这一事件的意义,写了很多文章,并且以《不得已》的书名结集出版,表明自己的立场,也让朝野上下每个人都绷紧“排外爱国”这根弦。

杨光先年轻时学习过算命、星象、占卜,常常高谈阔论,对西方科学大加贬斥。

对于这样一个举报有功之臣,坚定的“爱国者”,又懂星象,清廷便任命他当钦天监右监副(相当于副监长)。

这下,杨光先慌了,他对于自己有几斤几两还是很清楚的,打嘴炮行,真干实事不行。

于是,杨光先向朝廷请辞,才疏学浅啦,不堪重任啦。可是,朝廷却以为他是在谦让,不但没有批准他辞职,还给他升了官,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

这下,杨光先没辙了,只得硬着头皮上任。这一年,杨光先70岁。

不幸的是,天文学这东西是科学,历法是可以通过实测来验证的。

杨光先凭“爱国”热情扳倒“西洋妖孽”之后,自己在钦天监一把手的职位上骑虎难下了。他绞尽脑汁运用各种五行八卦奇门遁甲之术,经常是错误频出,笑话连连。

到康熙八年(1669年),朝廷也发现了,杨光先干的实在很糟糕,便请了比利时人南怀仁来修正历法。

南怀仁上任后一看,好家伙,这杨光先老先生修的历法,不但把闰月搞错了,还搞出了两个春分、两个秋分,简直是谬误百出。

对于南怀仁的到来,杨光先是一肚子的不服气。于是,南怀仁向康熙帝提出,要以实证证明新历法的准确度。于是,在众多大臣的见证下,南怀仁和杨光先来了一场公开比赛,参照天象,现场推算。

结果南怀仁的历法与实际吻合,而杨光先的历法错误百出。

然而这时,杨光先再度展现了不要脸的底气,喊出了史上最奇葩的排外口号:

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更奇葩的是,杨光先的这一排外口号,竟然也赢得了大量的赞誉声。不过,好在康熙帝还算清醒,知道历法这东西是科学,光靠喊口号是不行的。

于是,杨光先被免职,由南怀仁执掌钦天监,制造天文仪器。

此时,鳌拜已经倒台,有人控告杨光先依附鳌拜,陷害科学家。于是,杨光先被判处死刑。后来朝廷看在杨光先已经年老的份上,赦免死罪,让他告老还乡。结果,杨光先死在了半途上。

◆◇◆

杨光先已经死了,但他的幽灵并没有散去。

晚清时期,大学士倭仁等人反对洋务运动,就是高喊“宁使中国无技艺,不使中国有西学”,“用洋货就是卖国贼”等等口号,与杨光先的“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一脉相承。

鲁迅先生在1934年发表的杂文《随便翻翻》中说:

杨光先的《不得已》是清初的作品,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

“杨光先”们从来就不是真正的爱国者,而是祸国殃民的“爱国贼”。

总结一下,“杨光先”们有以下三个特点:

1、举着各种传统的大旗,即使指出传统中的糟粕,也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

2、不屑于了解外部世界,坐井观天;

3、对持不同意见者务必赶尽甚至杀绝,告密、构陷,无所不用其极。

这些“爱国贼”没有真才实学,却总是打着各种“正确”的幌子,干的是祸国殃民的勾当。

“爱国贼”是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老鼠屎”,需要被永远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玖奌杂货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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