靴子终于落地，中国外长秦刚在消失整一月后其外长职务被免，由外交“老人”、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兼任。 然而谜底没有完全解开，外界依然不清楚秦刚因何被免外长职务，与此同时其国务委员身份还保留，他的命运依然悬着。只要这些问题一天不公布答案，针对秦刚的猜想和政治传言就一天不能停止。 秦刚久未露面，先是官方说他健康有问题，继而流传他和某女主持人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演绎出其他版本，如涉间谍案；和王毅的外交思路有冲突，没有执行习近平的外交路线，被王毅阴谋搞下等。在习时代这种高度不透明的政治体制中，高官的举动向来被外界作为窥探党国高层内部动向的一扇窗口。秦刚不但是外长，而且是习一手提拔起来的，还是副国级领导人，即便不考虑外长职位本身的重要和敏感，单单这些元素，就让外界对秦刚的消失浮想联翩。 秦刚下台，习识人不明该负责？ 如今，事情半明朗化，最受影响的当然是秦刚本人和他的家庭。本来在这个政权内春风得意，有着再进一级的光明前途，刹那间这一切都烟消云散，成了一种苦涩的回忆和缅怀。对他而言，最好是平安落地，这是否一种奢望，有待观察。但这起事件本身见证了这个体制的荒唐。也因此，作为此荒唐体制的总代表，习近平和他的政权在秦刚事件中，是除秦刚外，受影响最大的一方。然而，这不能怪别人，甚至不能怪秦刚，因为是习挑选的秦刚，就要承担事件的连带责任，按照当局一向强调的责任倒查原则，习要为秦刚事件负责，是他识人不明，才惹出今日这个事端，是否该向他的党内同志做出检讨？ 从秦刚被免外长还保留国务委员身份来看，基本可以确认，之前官方透露的秦刚的健康问题可以排除。因为秦刚倘若身体的确有恙无法履职，当局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宣布这一点，也是对眼下沸沸扬扬的各种传言的一个最好的辟谣和危机止损，从而化解秦刚一月未出现对当局和习的不利影响。可当局并未这样做，可见秦刚的问题不是健康问题。 然而，现在这种处置方式也表明秦刚涉嫌间谍或者外交路线斗争的可能性亦不高。因为这两项“罪名”在中共针对官员的各种“罪名枷锁”中，是最严厉的，处置起来向来不留情面。外长如果涉间谍案，“涉密”的等级一定不低，当局过去对被控有间谍罪的官员的处理，轻则十多年徒刑，重则死刑。路线斗争更是中共当权者的殊死较量，秦刚和习构不上对手，如果秦刚有路线问题，只能解释为他没有忠实执行习的抗美外交路线，是对习的不忠。一个自己提拔的人背叛自己，大概任何专制独裁者都不能容忍此事发生，会严厉惩处，而非只把他的职务拿掉。此外，秦刚过往的表现也没让人看出他有和习分道扬镳之意。 故而，早先传言的婚外情相对可信。虽然高官有情人在中共的高级干部里再正常不过，可一旦被人公之于众，当局就要按照政治问题去处理，而非仅把它当作官员的私德问题。尤其在被证实后，要把它上升为官员党性不强，政治品德有问题的表现，违反了当局对官员个人生活的规范和要求。习近平在官员的私生活方面，比前任要求更严，特别对高官来讲，个人生活不是一个私德问题，而是和政治相关，属于政治问题，要纳入对官员的管理范畴。当局以前也曾对犯有生活作风的官员有过严肃处理的个案，比如前国家统计局长邱晓华，因重婚问题在履职7个月后突然被免，开除党籍和公职，还被判刑一年。外交部前部长助理沈国放亦是因不正当男女关系而被贬世界知识出版社做总编辑，算是从轻发落。 上述对秦刚被免原因的分析只是基于官方此种处置方式的合理推测，真实原因也许在一个较长时间里外界都无从知晓。而对习近平来说，秦刚事件于他绝对是坏事一桩，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如前所述，加重外界包括国际社会对中共体制高度不透明的恶劣印象，让国际社会更不信任这个政权。虽然外界早就知道中共决策体制的黑箱作业，也知道习近平上台后这种不透明的状况比以前要严重得多，然而，当秦刚这个活生生的事例出来后，很难不让人对中共体制不透明的看法会得到进一步强化。二是作为习的亲信的秦刚接任外长半年，就在公众视野消失，自然也使人普遍认为，习的新一届权力班子内部又开始生起权力斗争，习对政局的掌控很可能不稳。 习家军没有完全一条心？ 专制国家高层内部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习近平20大虽然将党内高层的不同势力清理出局，只剩下所谓习家军，然而，习家军内部也不是完全和他一条心，不排除有人出于各种利益考量，暂时依附习，表现一副对习忠诚的样子，但内心并不认同他的治国路线和主张。当习权力如日中天，党内尚有权威时，他们不敢也不会在所谓路线或政治的大是大非问题和习拉开一定距离，但在某种非常时刻，判断习的权威受损后，这些原本就对习不完全忠心的官员，有可能对习的主张和政见会提出不同看法。这么说并不表示秦刚就是此类官员，可也确实让外界猜想党国高层内部会借着形势的变化对习发起某种挑战。 眼下正是习处于困局的非常时刻。他对中国的十年经济管制和政治极权，其后遗症在今年得到集中爆发，疫情放开后，原本期待的经济复苏落空，百业萧条、债务高企、失业严峻、民生惟艰，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衰亡之气，好像末世降临，以致习不得不在经济政策上进行大调整。倘若不是形势坏到此种情形，他是断不会有这种政策调整的。从而无疑也会使他的权威受伤严重，并冲击其权力。此种社会气候扩散到党内高层，势必会在内部包括习的亲信之间出现一些异动的苗头。外界则根据这些苗头，揣测习的权力班子可能又在进行新一轮政治斗争。秦刚此时消失，恰好为外界的猜测和传言提供了养料，而当局对秦刚职务的解除又证实了这些政治传言。根据以往的经验，只要秦刚不被判刑，当局大概之后也不会公布秦刚事件的真实缘由。这会导致高层政治斗争的传言流布更久，对习自然不是好事。因为在极权政体内部，不管何因引起的政治斗争，都会指向最高统治者，意味着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不稳，地位出现了松动，习最怕的就是有人出于某种政治动机散布这类政治谣言并在党内外传播，被他的高级干部们理解成他权力动摇的佐证。 还会有高官步秦刚后尘？ 秦刚被免是否说明外交部内部有以秦刚为首的一派和以王毅为首的另一派，在关于外交政策和路线的问题上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外界也不得而知，但显然，王毅是秦刚事件的最大赢家。一身二任，由他而不是传言的马朝旭或刘建超做外长（尽管一周前北京也流传王毅将回锅兼任外长的消息），这在当局的外交史上是首起，表明习在外交上对他高度倚重。这种倚重不但是外交战略和政策上的，亦是人事上的。王毅重挑外长重担不大可能是过渡安排，至少到明年三月，他会继续兼任，之后的新外长人选他也有很大话语权。从当局的外交战略和政策而言，王接这回接任外长表明习以抗美为主轴的外交路线不会得到修正，假如秦刚确是因外交主张的不同而被免。 最后要指出，秦刚事件尚未落幕，这可能只是开始。在习开启第三次连任后，随着他的极权统治的进一步收紧，党国高层内部还会有高官步秦刚后尘，以另一种方式撕开极权铁幕一角，让外界看到习政权内部的紧张态势。习政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以形成，秦刚的倒下是第一张牌，人们将“有幸”见证这段奇特的历史。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在2023年7月的最后一周，中国领导层终于发出了救经济、救私企、促消费的全面动员。只是，中国的广大私营部门和民众并不看好这些信号。在他们看来，这些救市措施不够诚恳、不堪信任、不值激励。一言以蔽之，太过吝啬而不足与谋。 “不发钱、不发券，就会发文件” 在针对民营经济的“31条”出台后的几天里，中国股市冷淡以对，民间嘲讽不绝。例如，有一条传遍社交媒体的评价，“不发钱、不发券，就会发文件”，颇能代表当下中国社会的普遍反应和共同心声，形容“31条”以及相关促进消费的文件犹如空头支票，全无干货。言下之意，中共的领导层面临严重的经济下行危险，却不肯释出任何有意义的实质性政策，只会一味喊口号，在以一贯充满空话的党内宣传动员手段来提振私营部门及民众消费信心。 特别在7月24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虽然会议文件不再谈及过去多年强调的“房住不炒”，意识到私企和消费信心已经跌穿、内循环近乎破产，但仍然强调以“做思想工作”的方式动员企业家，如“31条”其中6条之多在坚持党对整个私营部门的领导，而对企业家和民众一如既往的吝啬：既不愿意政治上承认自身错误，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企业家群体平反，也不愿意法律上落实对私有财产和权利的保障，更不愿意在有关医疗、教育、福利等基本重大民生问题上采取切实保障措施。 人们只看到一个执着于安全焦虑、对外慷慨对内吝啬的私利集团，对周边国家肆意挑衅的同时对经济问题却一筹莫展、计无可施，而且不想认真付出哪怕些微成本、做一点儿让步。可是今非昔比，“31条”面对的不是60年前大饥荒后幸存的农民，而是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培养和形成的庞大私营部门和中间收入阶层，不是简单地可以“尾大不掉”来对待然后无奈地放出一些空炮、或者可以所谓“思想工作”的体制话术来哄骗。 10年国进民退的折腾 六十年前，面对“大跃进”造成的全国饥荒、公社破产和农业生产问题，中共中央从1961年三月开始酝酿“农业六十条”，包括解散大食堂、放低核算权到生产队、给予农民“三自一包”的有限权利等，几经修改，包括毛的介入，直到翌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正式道歉后正式颁行，才算是暂时挽救了农业，缓解了中共与农民的矛盾，却也将毛、刘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为四年后文革爆发埋下了伏笔。 然而，在十年“国进民退”的折腾后，中国民营经济一片哀鸿，濒临经济大萧条之际，对中国社会精英来说，他们在三年的“动态清零”中已经看到了未来自循环模式的残酷图景，一种战时经济和特权经济的混合。在了无生趣的后疫情时代，他们当中的主体也就是企业家总体上只是惯性苟延，对“前方”所期待的绝对不是可以所谓“定心丸”这样的童稚之语来表达的终极安慰剂，也不会天真地期冀最高领导人下“罪己诏”或者道歉、承认错误然后修正路线。 因为，任何一个中国企业家，或者任何一位只要有企业家精神的社会中坚，在经历了过去二、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终结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起落之后，如果对他自身阶级处境有所认识的话，都会在党国所担心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过去三十年逐渐形成但被党国浇灭的宪政改革的当中，选择一条中间道路，却是无法放弃的最低诉求，件件与身家性命相关、与阶级利益相关、与未来预期相关。 中国企业家的五大需求 其一，他们要求集体平反，得到政治承认。这种政治平反当然不仅包括对任志强、孙大午、李怀庆、耿潇男等身陷牢狱的企业家的平反，更需要执政党以新的历史决议文件方式承认企业家群体的历史贡献和阶级地位，并且以此重新启动改革开放。 其二，他们要自由，或许不奢求放开党禁、报禁，但是切盼放开网禁，改革对企业家任意采取强制措施的经侦体制和检察制度、限制警权，保障企业家和所有公民基本的人身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和财产权利。 其三，他们需要真正的市场经济，这当然不意味着取消政府监管，但是需要起码的司法独立，一个内在于市场经济的司法体制，而不是如今天凌驾在市场经济之上、属于执政党工具的审判体制。他们相信，只有如此，才能具备也是从市场经济中培养出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既是改善市场环境、培育所谓统一大市场的必要条件，也是保障经济自由和国民正义的基础，也就是法治，那是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国家的核心，这是需要立即马上看到的进步，而不是2035年才建成法治政府的遥远期待。 其四，他们知道自身阶级的存在与否依赖一个广泛、和谐、合作的阶级关系，特别是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的联系与支持，资产阶级在中国需要起码的自由主义空间，无论结构还是言论。同时，在全球化分裂的时代，他们反对对符合人类普世主义价值的无端拒绝，例如反对以极端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排外主义来划分资产阶级的政治忠诚，例如要求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尽早批准政府部门已经签署二十余年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作为可信的政治承诺为条件等等。 最后，他们渴望与政府和执政党进行有关改革政府、减税放权、调整政企关系的圆桌会议，而不是目前虚假的协商会议，后者往往由党的社工部的企业家协会、司法部的律协等花瓶机构牢牢控制，那里面只有一言堂，充满了权力集团高高在上的傲慢和企业家的诚惶诚恐，如马化腾等人最近的发言。 这五大诉求，相比“31条”只少不多。但对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对中国的新兴社会阶层、对中国民众和经济的预期结构来说，可谓缺一不可。唯此，才可能重建信心和社会，重建执政党与各阶级、与民众的社会契约，才可能总体上趋向合作、产生社会共赢。那或许是当下中国政治与社会制度的不可能、人民的奢望，却是一小部分中国社会精英为国家、为发展、为和平所期望的最低要求。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出去玩想要自己带便当，首先需要美味营养的食谱，其次是便当的准备秘诀，最后则是期待出游的好心情。 面条便当 面条现做最好吃，面条便当的挑战是面条不能软烂，秘诀是面条煮到八分熟即起锅，二分交给馀热。 面条便当（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卤味延长保鲜｜ 中式卤味独特美味，且有延长保鲜的效果；装盒前沥干卤汁，充分散热，便当环境保持低温，能保持美味。 ｜便当面条秘诀｜ 和饭团一样，面条也易吸水，必须与其他食材隔开。同时，面条与酱料分开，食用前再拌合可保新鲜口感。 饭团便当 自己捏饭团，多了份变化无穷的乐趣。做饭团用的白米如何选择?除了个人偏好的香气口感，放冷后不变硬是重点。 饭团便当（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捏饭团的秘诀｜ 饭团日文是“握”，指“用力捏紧”，秘诀是慢慢施力调整米粒空隙，不要太用力，以免米粒紧黏，影响口感。 ｜饭团配菜隔开｜ 米饭容易受潮，饭团与其他配菜必须完全隔开放置，才能保持饭团的美味与口感，便当也比较能保持新鲜。 炸鸡便当 炸鸡冷便当保鲜的重点是，带炸鸡热气完全散发，再放入便当盒；维持便当所在环境低温，例如：可使用保冷剂。 炸鸡便当（图片来源：Adobe Stock） ｜菜色的搭配｜ 色香味俱全的便当，大大提升出游的喜悦。炸得酥香的炸鸡，搭配金黄的煎蛋和缤纷的蔬果，很令人垂涎。 ｜冷炸鸡也好吃｜ 刚炸好酥香的炸鸡很美味，但只鸡肉新鲜，腌渍到位，面衣不要太浓稠太厚，炸得够透，冷炸鸡也很好吃。 ｜便当排列巧思｜ 一点一滴打造完美出游，和孩子一起准备便当，事先感受出游的情境与需求，小的巧思也可能带来大惊喜。
中共副国级外长秦刚被”消失”已经一月有余，虽说迟早都还会被中共当局披露其踪迹，但百分之一千不会再以在任外长和国务委员的身份出来活动了。未来出路只有两条：或者下基层，或者进秦城。 下“基层”是指被免去现职之后降级使用或者调赴闲差；进秦城是指秦刚身为副国级官员，未来不被“移交司法”则罢，一旦若被中纪委宣布“涉嫌犯……罪”,那么即使是如同中共国家统计局原局长兼党组书记邱晓华一样最终只领刑一年，也要按照其前副国级领导人的级别被关押进中共全国境内唯一一所不归司法系统所属的监狱，公安部秦城监狱。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对比邱晓华，秦刚案是否也属于“涉嫌重婚犯罪”？》中已经介绍了为什么说秦刚未来可能的下场之一就是可以比照的近似案例：中共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曾经因为和如今的秦刚一样与美女记者婚外产子，被以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但并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如上文章被文学城等网站转发之后，招来部分否定的跟帖，典型的有如下两贴： “重婚几乎是不可能的。秦也不会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去民政局领结婚证。用毛时代的语言，秦部长是“搞腐化”，也就是乱搞男女关系，顶多判5年有期徒刑。” “关键在于有没有跟小三办的结婚证，否则就不是重婚，不过是像贾琏那样，被老祖宗骂‘香的臭的都往屋里拉’。” 如上两君所言差矣。笔者为撰写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很慎重地查阅了中国大陆的相关法律解释：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而重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重婚罪包括两种重婚行为，一种是“有配偶而重婚”，是指已经结婚的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他人结婚。第二种是“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是指没有配偶的人，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仍然与之结婚。本条所规定的“结婚”，既包括骗取合法手续登记结婚，又包括虽未登记结婚，但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 至于如何断定“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笔者也还特别咨询了中国大陆律师界的婚姻法专家，回答是：在中国内地，极少有各级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主动侦察谁谁谁“涉嫌犯有重婚罪”的情况发生，一般都是“民不告，官不究”。原告只要出示足够说服力的证据，比如被告人与二奶以夫妻名义购房、以夫妻名义举行婚宴，甚至是照过婚庆照，都有可以令被告人入罪。 回到邱晓华的案子上。根据《刑法》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由此可见，当年邱晓华只被判重婚罪“最高刑罚”的一半时间，足见还是被“法外开恩”了一把。 出狱后的邱晓华曾对身边人披露，被宣布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之后，他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但同时通过律师申诉，他是2006年10月初被中纪委“收审”的，按照“押期抵刑期”的法律规定，他的刑期应该从那个时间计算起。如此一来，他服刑至2007年10月，也就是法庭判决的7个月之后即可被刑满释放。但是，法院明确回答纪委和监察机关的“双规”不是司法意义上的“收审”，所以他邱晓华的刑期只能从他被检察院起诉的2007年2月计算起。 如此说来，假设秦刚未来的下场只有进秦城一种选择的话，那么如今他正在“失踪”，实际上肯定是失去自由的时段直到未来被中纪委和监察委“移交司法”的那一天，无论总共会拖延多久，都不算坐牢，服刑时间只能从他被中纪委的“招待所”转移至最高法院的看守所的那一天算起。亏大了。 2007年5月7日出刊的《亚洲周刊》刊登了《邱晓华重婚罪妻不告情人告》，说是邱晓华的案情简单，其涉及的数十万款项大多是企业主或下属单位提供给他，让他给患病的妻子看病的，金额当未构成受贿。但在审查中查明邱晓华与上海某电视台财经记者（姜映吟）生育一女，涉嫌重婚。依中国法律，重婚要有原告，民不告则官不究。而邱晓华的妻子不愿告邱晓华，于是有关部门做通该上海电视台财经记者的思想工作，让她以原告身份告邱晓华重婚。法院依法审理，认定邱晓华重婚罪成，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而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刊发之后，一位邱晓华当年厦门大学同窗告诉了笔者更多的外界从未报道过的邱晓华“意外落马”的内情。 2005年，自称是国务院邱局长好友的上海首富张荣坤以49亿元资产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16位。但在2002年以前，此公毫无知名度，没有任何令人惊叹的从商经历。但从2002年到2006年6月30日，他名下的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资产增值迅猛，达到136.2亿元。幕后的原因真相是，他的启动资金全部来自上海社保基金。 按照维基百科的记载，2005年底，经济学家郞咸平教授接到了神秘爆料，称张荣坤的资金来源有问题，郎随即进行调查，发现属实后就准备在上海电视台财经频道的《财经郞闲评》栏目中加以揭发。郎旋即遭到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封杀，该档节目也于2006年2月被取消。 当时恰恰是供职该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姜映吟向上海市委宣传部及时密报了郞咸平的计划，虽然暂时起到了阻止郞咸平爆料的作用，但却令纪检机关在第一时间就对她产生了怀疑。 按照邱晓华的分析，如果不是姜映吟“主动暴露了自己”，日后中纪委调查组不太可能主动拿姜映吟说事，而张荣坤更没有必要主动交待出邱晓华。 2006年初，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前上海市委书记黄菊被查出患有胰腺癌并被医生判定“来日无多”之后，胡锦涛和温家宝趁机部署调查从郞咸平及其他渠道上报的上海社保基金案件。2006年6月，中纪委派出调查组进驻上海，组长是身兼中纪委常委的最高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院沈德咏。 沈德咏接到专案组已经掌握的材料之后，多年法官工作的经验令他第一时间就看出了姜映吟的问题，本以为她是张荣坤的情妇，没想到扯出了刚刚升迁才几个月的国家统计局局长。 于是，沈德咏专程飞回北京就邱晓华的问题向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人汇报。按照邱晓华自己日后的分析，胡锦涛和温家宝两个人在男女问题上都是很看重“操守”的，这也是为什么中纪委在查明他邱晓华从未以权易钱的前提下，仍然死死抓住他的“男女关系问题”不放，非要定他一纸“重婚罪”不可。而最关键的“证据”就是姜映吟向沈德咏等办案人员坦白了在生子之后，为了向父母有个交待，这才带着邱晓华，并由邱晓华亲自抱着孩子登门拜见姜映吟父母，并当面喊出了爸妈。而事实上直到姜映吟被调查组“双规”之后，她那可怜的父母也只是知道他们的“女婿”只是北京某国家机关的一个处长。 介绍到此，回到秦刚的案子上来。未来的中纪委假设没有调查出他“以权易钱”的重大犯罪事实的前提下， 虽然只给他鉴定为“涉嫌重婚犯罪”的单一罪名“移交司法”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毕竟他比邱晓华行政级别高了两级，而且又是才晋升几个月时间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但假如确实有一股关键的党内势力就是要给他秦刚难堪，那么无论是傅晓田女士主动还是被专案组威迫，只要她能够成为“原告”，就能让她孩子的生父秦刚秦国委成为“涉嫌重婚犯罪”的被告。 截止目前，我们“吃瓜群众”们所能够听、读、看到的关于傅晓田女士之“深厚背景”的“劲爆“瓜料”是所谓“扯上了正国级”，“证据”是中共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祖上姓傅。 更“劲爆瓜料”不是基于“姓氏考”，其牵涉人物之多，背景之复杂令甘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受众蛮多。两天里已经有十多个朋友在微信里鼓励笔者“你来说说看”？ 该“故事”牵涉人物众多，源头竟能扯到中国人民的好总理，在“毛主席纪念堂”二楼党国神社里供奉的党国领袖牌位里名列第三的周恩来。 话说当年，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周恩来夫人邓频超大姐早早牺牲了自己的生育能力，于是于1939年在重庆收养了“革命烈士”遗孤李鹏。李鹏在生母的督促下磕头拜见了养父母之后被带往延安，日后到莫斯科学习电力，回国后也长期供职电力系统。为自己的女儿李小琳日后成为“中国电婊”打下基础。 李小琳本人在电子系统起家于李鹏曾执掌过的北京市供电局，入职第一天就当上了团委副书记，虽然没有赶上习近平和王歧山等人的“工农兵上大学”的好日子，但生父当时已经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部长，养祖母邓频超已经是全国政协主席，如此背景令她高考落榜后仍然还是凭着本单位的“广播电视大学”的学历在“专业化”和“知识化”的干部鉴定中顺利过关，从此长期称霸中国电力。 名利双收之后的李小琳生活上也开始不甘寂寞，包养了一个黎姓公安大学教师并利用手中权力将这位“黎二爷”打造成香港富商。据说全中国的电价也因此每度上涨了一分钱。 李小琳满60岁从“中国电子一姐”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受习家大哥习近平的鼓励要为“一带一路”发挥余热，仍然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到香港与黎二爷享受生活，于是也寂寞难忍的黎二爷便动起了歪念头，居然用李小琳给他的“零用钱”在香港包养了凤凰名记傅晓田。 清楚知道自己事实上是在和电婊李共享黎二爷的名记傅自然也不愿意“一颗树上吊死”，于是在2017年前后利用“公务”机会向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礼宾司司长，对她彬彬有礼的秦刚频频放电，不久后取得成功…… 从那以后，黎二爷游子走于内地的电婊李和香港的名记田之间，名记田则在同时应付着黎二爷和秦刚的那几年里，把适婚年龄赔了进去。 2021年底至2022年初，相信秦刚“前途无量”的傅晓田把自己的未来押注在秦刚身上，秦刚则在与傅晓田商量备孕的同时，还要把自己家中的糟糠最后利用一把。电话指示在北京的发妻设法打通习主席的夫人彭副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的关节……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傅晓田在美国住着黎二爷给他租住的洛杉矶海景豪宅里备孕，乘坐着黎二爷在美国租用的私人飞机到华盛顿受孕….. 让我们简历捋一下如上复杂的人际脉络：周总理收养的李总理为中国人们的电力事业培育出了一个电婊李，电婊李包养了黎二爷，黎二爷又包养了名记田，名记田又包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秦刚。贯穿了大半部中共党史和整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 当如上这一切被黎二爷知道后，黎二爷绿发冲冠，把一切的一切全都抖落了出去，以至对这一切完全知情，但为了孩子已经下决心牺牲自己的发妻秦林氏想帮秦刚找补也为时已晚。 复述完如上“故事”后，笔者认为从“名利双收之后的李小琳生活上也开始不甘寂寞”一句往下，其中较为可靠的应该是秦刚拜倒在傅晓田石榴裙之下的起始时间，事实上远远早于她在华盛顿对秦大使的电视采访时间。因为这个起始时间的报料人是非常有可信度的香港名记纪硕鸣先生。 先声明一句，这里说纪先生是香港名记，是记者的记，毫无贬意。 和把傅晓田打造成名记的凤凰卫视一样，香港《亚洲周刊》也是中共大外宣重要杂志。该杂志的资深特派员纪硕鸣敢于以实名报料本身就是可信度很高的证明。 ７月２１日纪先生对外称，他与凤凰卫视主持人傅晓田有过接触。秦刚和傅晓田的暧昧早在2017年意大利驻北京使馆，向傅晓田颁骑士勋章的时候就出现了。 具体的时间是2017年6月12号晚，在意大利驻华大使馆里，傅晓田获授意大利之星骑士勋章，“嘉奖她对推动中意两国相互理解、及双边关系加深加强所作贡献”。 纪先生说当时秦刚以中共外交部助理部长的身份出席了这次活动。2018年，两人就好上了。随后由于秦刚无法兑现离婚的承诺，2019年两人一度分手，分手后，傅晓田曾威胁秦刚还到处去告状，中共高层圈内人都知道。疫情期间不知什么原因，两人和好了，据称秦刚还给傅写了承诺书……。 试想，连中共大外宣的重头记者都已经敢于公开见证秦刚和二奶傅晓田之间细节内容，秦刚怎么还有可能“复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微博有心人@俊也娥 先于媒体，搜集了齐齐哈尔34中罹难师生的的碎片信息，公布了她们的姓名。死于体育馆屋顶坍塌的11位校女排成员是：丁微娜（教练）、崔莫萱、林虹宇、聂雨菲、魏羽馨、于添琦、李美娇、于荟馨、梁钰、郭禹彤、王梓薇。 愿高僧大德、有法力的道友及一众仁慈信徒，能够以各自擅长的方式，抚慰她们飘摇的亡灵，离苦得乐，抵达荫庇她们的安乐之所，适彼乐土。这两天的34中校门口，铺满了纪念的花束与她们那代人喜爱的黄桃罐头，那是全中国最大的露天悼念仪式。 对于10名花季女生来说，她们在物理世界的生命已经终结，她们将以记忆的形式继续活在父母和亲友脑海。她们的父母亲会更艰难，因为女儿的骤然离世，预示他们的苦难才开始。他们被迫练习，努力成为一名言行得体、情绪稳定的父母亲。 在重症病房的走廊里，这些突然丧女的中年人无法及时得见孩子的遗容，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被标记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被环绕在可以料想的注视中。这些父母亲心里明白，所以他们强忍悲痛，表现出不可思议的冷静，那合理却又奇怪的克制。 事实一再证明，失去女儿，没了孩子，并不是试炼的全部。这些不幸的父母亲还得打起精神，去争取看似普通却已经无法正常的权利。从含糊接到孩子死讯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分裂为“悲伤”与“不能太悲伤”的矛盾体，被置于麻烦与否的评估中。 如果他们任由丧女之痛将自个吞没，袒露人之常情，这些父母亲会被视作不可靠的协商者，以及后事处置中可疑的合作者。但他们又不可以表现得无动于衷，否则会被另外一群人理解成不疼爱孩子的罪证，他们同样得在网暴中存活下去。 有的母亲在丧子之后，没能活下去，她自杀的原因成谜。但在她冷静陈述，争取基本权利时，整洁、体面的衣着打扮被看成她的缺陷，成了被挑剔和攻击的证据。这位女士凭借最后的决绝，退出“成为一名合格的丧子母亲”的冷酷考验。 在抢救室门口据理力争的父亲，想要找到一个愿意听他说话、愿意被这些父母亲说服的官员，来替他建立沟通管道，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辨认女儿的遗体。在这个过程中，他有太多被抓住“把柄”的可能，侥幸的是他通过了当时的煎熬，扩散了实况。 这就是当下的现实，要成为一名失去孩子的父母亲，需要非常流畅的表达能力，不能咄咄逼人，又不能示弱取巧，否则就会被环伺的秃鹫啄死或啄伤。他们的伤口尚未止血，却又要在沉沦于痛楚时确保清醒，成为讲道理、明事理的完美受害者。 于是，在天人相隔的死亡面前，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亲，情绪稳定到无法稳定成为舔舐伤口的真实之人。就好像，他们为人父母的身份被猛然降临的死神剥除，然后在人间，他们竟还要温顺地争取这个破碎的身份，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角色。 从屋顶坍塌的那天开始，这些失去女儿的父母亲，就卷进了两种可怕力量的撕扯中。一种力量说，为人父母的身份象征承诺，哪怕孩子早亡，但身份需要存续。另一种力量则暗示，他们在对抗毫无意义的事，乃至于他们履行父母的职责也很有破坏力。 如何避免自我崩溃？失去孩子的这个事实，足已让他们的世界分崩离析，但为人父母的惯性让他们无法自我放逐，也不能中途放弃。所以，料理女儿未完的身后事宜，成了羞愧与自我证明的时刻，哪怕虚无与现实混杂在一起冲他们嘶吼。 总而言之，低声哭泣是他们的权利，他们自证是不具威胁的家长，冷静是他们的对外面貌；他们澄清自己不是麻烦制造者，避过任何刁钻的网暴角度……他们有爱但很适宜，有恨但不外溢，有声音但不激烈，做到这些，他们就可蜕变成失去孩子的父母亲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
01 我很少看见一个人在因为别人的过失导致自己失去至爱亲人的时候，能够保持如此的冷静和克制。 这位齐齐哈尔父亲，在医院的走廊里，用一种极其清晰的口吻，以近乎标准新闻通报格式的句子来阐述这一起悲剧。当他说完“楼顶坍塌事故”这六个字的时候，我清楚地看见，他猛烈地皱起了眉头，停顿了一秒钟。 我知道他为什么要皱眉，也知道他为什么要停顿一秒钟。 因为不皱眉，就要落泪；不停顿，就会有哭腔。 他怕自己情绪崩溃，影响自己表达的完整和准确。 02 在说到自己身处医院有多少正在抢救和治疗的孩子的时候，身边人一直在说“九个”。 但是他不为所动，他坚持让在场的家长举手方便他统计，最后他认可了自己统计的结果，“至少五个”。 这是一种很多职业新闻人都做不到的严谨，能够在自己极度悲痛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高度的理智和克制，不采用自己哪怕是在现场听到的数字，而坚持重新统计。 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他怕自己这段视频被指责“夸大了事实”，给人落下口实。 03 他在说到孩子走了以后一个小时自己都没能去看一眼的时候，情绪非常激动，连珠炮一般地发出了很多质问。 但是说完这一段之后，他立刻转头看着现场一个人（我们不知道身份，但是他知道）问：“领导，你在干什么？” 问完这句话之后，他又连续问了两遍：”我有没有一句是无理取闹？“ 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很在理吗？ 其实不是的，他是害怕别人认为他是在“无理取闹”。 04 他说希望能够有人向医生转达一下他们这些家长的诉求，希望即便看不到孩子，也有人能来随时跟他们沟通孩子抢救和治疗的最新进展。 他说他看见一个政府的女同志走进了某个房间（也许是医生办公室或者治疗室），“她不是去帮助我跟沟通的，她看到我们（这些家长）要干什么，把情况随时要向领导反馈。” 尽管他也认为这样的结果跟他的诉求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依然马上找补了一句：“这也没错。” 然后用“但是”把自己的要求再说了一遍。 “这也没错”，这四个字，像一把重锤打在我的心上。 05 整整6分25秒的视频，他一直不停在说话，但是哪怕是在情绪偶尔失控、音量提高的情况下，他也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粗话，没有带一个脏字。 我不知道这位父亲是什么职业，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语言习惯。 我不是认为说粗话正确，但是扪心自问，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做不到，是真做不到。 哪怕不是为了骂人，只是为了表达一种情绪，或者一种不经意间的语言习惯，他也没有说过一个脏字。 这种素质、这种自制力，让我敬佩。 但是说实话，真的是让我觉得很心酸。 多么好的人民。 06 不说了，我懂。 相信你也懂。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读宋史的赵大胖）
今天，本来计划写一些别的。 但是昨晚临睡前，在朋友圈里，却刷到了齐齐哈尔34中学排球队的照片。她们中的大多数，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都已经消逝在人海之中。 我不忍心谈论别的事情。 她们青春靓丽，英姿飒爽，笑容纯洁美好得如同仙子。如果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有可以羡慕的仙子的话，那么在她们这个年纪，是我们惟一可以模拟的呀。 可是她们就如此地被封印在照片里，从此之后没有生命，没有笑容，没有欢呼雀跃，没有了生命体征，如同被孙悟空施了神法一样定在那里，永远。 网络图片 她们留在这个世间，供人凭吊的，倒真的是永远靓丽美好。对于她们这也许未必真的是一件坏事，因为在未来的漫长人生中，她们也许将会遭受无穷的悲戚，爱情的创痛，人生的坎坷，事业的跌蹉，还更加可能有未知的、无知的，来自于四面八方密密麻麻的恶意。我们这里，常常对美好有着恶向胆边生的莫名的戾气。 只是我代入到她们肝肠寸断的父母的时候，却只能悲从中来。我美好的孩子啊，你去了哪里？想起这句话，眼泪就会止不住。 她们离去，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地震，没有洪水，没有歹徒，没有任何猝不及防的灾祸的时候。空中有蒙蒙的细雨，她们在同样慈爱的老师的带领下，欢天喜地地来集训。她们是这个学校，乃至黑龙江最为令人骄傲的佼佼者，因为她们即将远赴湖北打比赛。这是多少人都羡慕乃至嫉妒的优秀的孩子们啊。 她们是这个城市中的竞争优胜者的孩子们，是优越者。她们不是易小荷《盐镇》中那些如同野草的生命，她们不是刘学州那样孤苦无依的野孩子，她们也不是成都废弃公园里的自我放弃者。 她们乃是这个城市乃至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的孩子们，她们原本备受宠爱，备受保护，备受关怀，有良好的条件，和优渥的生活。悲剧本来不应当砸落在她们的头上。 可是为什么还是发生了？ 因为这是一起“意外”的悲剧。 真心诚意地说，没有人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施工公司不愿意，因为意味着巨额的赔偿，与必然的刑罚；学校不愿意，因为它将成为学校的耻辱并且有许多人要承担责任乃至罪责，一生的努力毁于一旦；education and municipal两套班子不愿意，因为这样的事故将极大折损他们的evaluation乃至影响他们的升迁；黑龙江也不愿意，因为他们将承担来自上面的问责，与公众的羞辱。 但是在没有一个人愿意的情况下，那些夺命的珍珠岩，还是神秘地出现在了体育馆的棚顶，夺走了十一条美好鲜活的生命。 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安全生产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但是人们还是，永远，有更加重要的事情。 施工公司可能因为曾经多次这样做了，没有意外；可能为了赶工期；可能为了节省成本。最关键的，是没有人告诉他们不可以，没人声色俱厉地勒令他们不可以。 学校可能因为要尽快完成新大楼的建设，交付使用缓解教学楼短缺的压力；可能为了尽快让领导们验收；可能因为和施工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就算知道有风险，但是时间也不长。校长很忙的，有升学率要考虑，有教育局的会议要参加，有各类的关节要打通。更关键的，是他可能还有前程要争取。施工这样的小事，不应该他来操心。他可能一无所知。 政府可能早就三令五申要安全生产，并且曾经严格要求监管部门和各个施工单位要严防死守。但是任务太多了，有极其重要的学习任务，有GDP增长的压力，有碳达峰的要求，有河汛环境招商维稳等等种种繁重的任务。安全生产是一件在政府的工作中排位并不靠前的工作。在所有的考核指标中，它是一个减分项，而不是一个加分项。必须先保障加分项，才能顾及减分项。一个学校的建设安全，怎么可能排得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呢？ 城市的领导大概会在这个时候想起崇祯的那句话：大臣误我。那些安监，消防，教育的人，都是吃屎的吗？为什么给我捅了这么大的篓子？！ 所有的人，都兜兜转转在这些庞大而细屑的事务之中，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无法自拔。在一个星期，在一个月，在一年之后，当所有的一切尘埃落定，一切都会像事故发生之前一样，他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无法自拔。而安全生产的排序，依然在施工公司的成本之后，学校的升学率之后，政府的学习和GDP之后。 无非是另外一场或几场“意外”的悲剧。有人要坐牢，有人要罚款，有人要丢乌纱帽。但是这个社会照常运转下去，人们，永远，都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 这几乎是这个国家，660个市，1636个县的宿命和常态。因为生命倏忽来去，几条生命的丧失，在这个庞大的country上，几乎连太湖中的一片涟漪都算不上，只是一朵小水花。 有太多宏大的命题，远比保障一个体育馆的安全更加重要。楼市的价格，芯片的战争，地缘政治的站位，失业的年轻人，造谣生事的自媒体，彼岸的叫嚣，非洲的摇尾乞怜…… 在这一个个宏大的命题之下，那些珍珠岩的走向成了整个国家和世纪最大的谜题：当所有的人都三令五申，所有的人都煞有介事，所有的人都睁眼闭眼的流水作业中，宿命地砸在了青春美好，前途无限，梦想瑰丽的十一个少女的头上。她们死去的时候并不美丽，灰头土脸，身上混着血污，肢体残缺，灵魂剧痛。 郑州雨衣爸爸曾经有这样的伤痛，武汉丝袜妈妈曾经有这样的伤痛，克拉玛依曾经有这样的伤痛，北京红黄蓝幼儿园的父母曾经有这样的伤痛……有没有能告诉我，这样潮水般一浪胜过一浪的伤痛何时能够停止？ 这是一个宿命。宿命是无从消解的。 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这个学校，永远，有更加重要的事情。 因为保障每一个幼小生命所付出的努力，极其巨大。需要人力，物力，法规，巡视，专注，职业，技术，时间，责任，问责，预算，监测，专业……它要求的是，包含整个社会对此每个细节，每个流程，每个时段的战战兢兢，一丝不苟的专注投入。 它要求的是一整个社会的规则的转变。 这是不是宿命？ 回到了前面所说的一个命题。这些孩子，他们都是这个城市中的优胜者的孩子，但这并不改变她们在糟糕的时间里出现了糟糕的地点上的命运。因为这个糟糕的时间和糟糕的地点，对除了极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同样生效。 宿命的无差别攻击。别以为你有了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充裕的物质条件，更精良的教育资源，你就能逃出升天。在宏大叙事面前，你同样一文不值。 幸存下来的一个排球队队员，在微博中说道：我最好的朋友都没了。 她这辈子都将生活在这样的阴影之下。她会有创伤应激。她未来的人生中，常常会莫名地哭泣，成为背负在她身上沉重的枷锁。但是她毕竟活下来了。 至于那些体面的、成功的父母们，他们一辈子都无从逃脱。许多家庭会因此而支离破碎，生命变得无依无靠，悲伤跟随他们一生。他们许多人，都走不出这个阴影。 她们的孩子，就胶着在这如花的岁月之中，永远面容姣好，永远青春常驻。他们会容颜老去，而墙上的照片，依旧笑颜如花，不曾更改。 但是现在，他们必须情绪稳定，去接受这宿命残忍的安排。在所有宿命摧毁的地方，怯懦的父母们，都必须情绪稳定，接受安排。 这也是一种宿命。 我美好的孩子们啊，你们都去了哪里？她们如此美好，怎能遭遇这样的悲伤？ 这样绝望的呼号，能动摇一些坚如磐石的心脏吗？ 不，他们也坚信，这是宿命的铁拳。在漫天宏图伟业的巨浪之中，这微弱的声音，终将消弭于无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哥伦布碎碎报）
齐齐哈尔的悲剧发生之后，人们买来菊花放到校门口祭奠，于是花越堆越多……这一幕何其眼熟，前年郑州大暴雨之后，人们也在地铁口摆下了花束。 只是没过多久，这献花的行为，成了居心不良，成了境外势力，成了故意带节奏，于是花束被挡板圈了起来。 极目新闻报导说，愿天堂没有洪水，月台摆满鲜花。 是送行，亦是祭奠。是悲哀，亦是同为人类的共情。 那么这次呢？学校门口摆满鲜花，“境外势力”会不会再次如期而至？ 我想，会的。他们存不存在我不确定，但每一起悲剧之后，只要有人缅怀，他们就一定会出现。 “看这些花束多整齐划一，都是一模一样的，为了搞点什么，看来背后的组织又花了不少钱……” 我仿佛看到一条猥琐的狗在摇尾乞怜，如若不是，那便只能是低智到了极点。 国旗要是知道这样的人用它来当做头像，恐怕都会觉得晦气。 他根本不明白，哀悼只是人间共情。而追责更不是什么“境外势力”，追责的家属源自内心的悲痛和愤怒，追责的群众是为了降低下一次灾难发生的概率。 只有真正的愚者，和卑劣的坏人，才会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唆使冷静，劝阻谈论，偃旗息鼓，俨然一副美好盛世的模样。 你用形式主义伪装外皮，可谁来承受下一次的伤害？ 他说，他想问问这些花束有多少是学校的家长们、学生们自己买的。 他甚至无法想像，路人也会为此而买一束花，并非一定要是学校里的其他学生、或者其他家属。 一名网友表示，自己也想给学校遇难的孩子们买一束花，正常来说，菊花三四块钱一朵就可以了，买一束三四十块钱。但打开网购的软体，商家把一束花的价格卖到了90，100多。 有些钱，不是这种赚法。当然，我承认赚钱很重要，可人多少要有一点底线和信仰。否则便像阿奎那说的那样，如果理性中不存在一丝一毫底线与信仰，那么这理性就是空洞的；可如果信仰中没有理性，那么这信仰就是盲目的。 正常的价格卖花，因这起悲剧而稍微多赚到一些，很合理，因为信仰中也要理性，人应当高尚，但需要吃饭。 趁机提价，则属于理性中完全失去了底线。动物世界里是这样的，它们能够互相蚕食，而我们这是人类的世界。 我想说的是，即便如此无底线的商家，亦不如那些动辄“境外势力”的家伙们可恶。最起码商家不曾用拙劣的谎言，去粉饰其他东西，最起码商家卑劣的涨价，并不会促使下一次悲剧的发生。可后者的行为，却会。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这起事故发生的3天前，当地市刚刚发布安全生产“20万人大培训”百日行动效果显著的通报…… 形式主义有什么用呢？它只不过披上了一身漂亮的外皮而已。看到花束就喊境外势力的人，就像刀郎所说的“未曾开言先转腚”，不过是一种另类的怯懦与勾结罢了。 如果每次悲剧发生之后，都任由有些人把“境外势力”拉出来溜两圈，恫吓和呼吁人们知晓“大义”而熄风停浪，那么这对下一次悲剧出现，百害而无一利。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走读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