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工作形式——一些在大公司工作的白领，为了缓解工作压力或者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任务，将部分工作“外包”给公司之外的自由职业者。外包内容包罗万象，从制作PPT到撰写文案、到项目方案设计和写程序，都可以花更少的钱找人替自己干活，甚至形成多层次的“外包链条”。这种现象引发了关于职场剥削、就业市场、劳动法规等方面的广泛讨论。 白领外包工作 “二牛马”群体悄然崛起 接活的自由职业者可能是尚未找到全职工作的大学生，也可能是失业的前职场人，或者拥有一定空闲时间的全职育儿妈妈。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接活，但是相对来说待遇较低，也没有五险一金，被网民戏称为“二牛马”。有的“二牛马”甚至把接到的活再次外包，分放给“三牛马”甚至“四牛马”。 近日，一篇名为“时薪20元，我把工作报给在校大学生”的文章在网络引起广泛关注和转发。 文章描述了一位名叫Nico的金融公司女白领，在长时间通勤、工作任务重和照顾孩子的压力下，把自己的文书工作通过社交媒体以每小时20元的价格外包给了几个代工者。 认为性价比非常高的Nico前后找了好几次“二牛马”，成功熬过年末大劫。不过，她有些担心暴露，因为她觉得没有哪个公司的领导可以认同这种外包的工作方式。 文章还描写了其他几个角色：从当文案策划“二牛马”开始、如今因为活儿太多把自己发展成了中介、往下找“三牛马”的阿青；从高中结束就开始接活、接过1块钱一份的检讨书也接过整整一年中学历史课教案的小雨；还有遇到过拒不付款和要求写变态色情小说的奇葩甲方的海星。 最初发表于搜狐的这篇文章下面引来了大量身同感受的评论。 一位广东网友回复说：“我们部门就是这样干。大家说好，取消部门活动，每月6个人，每人出500，总监出1000，把所有策划案、设计都私下找学生外包了，天天上班比以前轻松多了，办公室喝喝茶就好。”也有人戏谑的评论：“只要学生够努力，社会就能喘口气。” 还有网友感到忿忿不平。一位湖北的用户说：“说白了就是一级又一级的向下剥削，那这个产品、工作什么的，能做好才怪；”还有一位评价道：“20元一小时是剥削行为，比最低工资标准还低，都是有文化的大学生，别这样好不？”结果，这条贴引来了“比20时薪少的比比皆是”和“20元已经是兼职届的中上水平了”的回复。 史上最有名外包案：美国码农找了中国“二牛马” 史上轰动一时的外包大案发生在2012年的美国。一位名叫Bob的中年美国码农，供职于电信公司威讯(Verizon)多年，多次荣获“最佳程序员”称号，做事靠谱、为人低调。 2012年，威讯公司偶然发现，一个来自于中国沈阳的IP频繁使用Bob的账号登录公司的主服务器，而且虽然每天都登陆，但只是认真地写代码，没有任何攻击行为。 终于，在被公司领导约谈后，Bob交代了事实：年薪25万美元的他，用一年5万美元的价格，把工作统统外包给了位于沈阳的中国码农。Bob从此假装上班，但是其实一天到晚都在刷社交媒体、看猫咪视频、网购，一年还净赚20万。 被公司炒掉的Bob几个月后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继续接单以及外包做中间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市场经济产物” 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位位于中国、曾经当过也找过“二牛马”的白领周琦(应本人要求不透露其真实姓名)。周琦首先非常不认可“牛马”这个词，而是觉得“供应商”、“打工人”、或者“甲方”、“乙方”更合适。 “这种现象不止存在于打工人的市场，其实只要涉及到利润足够进行二次分配的商业交易，都可以进行外包，”周琦说。 周琦总结外包现象的特点时说，只有利润足够高的情况下，外包才有意义。而且大部分情况下，老板也不会追究。“打工人本身可以拿到比较高额的工资，但又不想花费力气在一些无意义的内耗工作上，就可以把简单重复的工作，外包给外面的社会闲散人员。这些人有些是不工作的妈妈，有些是失业人士，能够通过自己的技能获得一份收入，哪怕是很微薄的收入，对于待业人群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这是一个动态的合作过程，”他举例说：“假如今年接单者接到老板给的项目提成是1000块，他以700的价格分发出去，自己赚到300。他们维持一个稳定合作的关系。当明年提成的价格上涨到1200，甚至1500，接单者仍然可以按照700分发出去，这就是利润的来源。” 不过，周琦接着解释：“如果一单的提成被老板压缩成700快，那接单者往外分发的时候肯定会压价，把价格压到400或者300，看是否有人接单。一旦没人接单，那证明这个价格在市场上行不通了，干脆只能自己干。” 劳动法是否形同虚设，不加班到底有无可能？ 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观察”的创始人李强告诉美国之音，外包和廉价劳动力现象广泛存在，一方面是“民不举官不究”，另一方面也是当今社会白领的工作任务过于繁重。 “主要还是竞争，现在不好找工作。我觉得大部分来说可能最重要的是要保住工作。这个是最重要的。打工人做不好这个工作，完不成这个业绩，马上就没有工作了，这个很现实的。” 李强解释说，他接触了不少在中国有过工作经验的白领，其中一些人的工作时长高达996(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甚至997(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一周工作7天)。“外包的活可能都是一些最基础的活，可能技术含量没那么高。工作动辄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外包出去他轻松点，老板也默许。” 周琦不认为外包现象和失业率有什么关系。他对美国之音解释说：“这跟内卷不内卷，失业不失业没什么关系。有足够的利润，那些聪明的人就会想办法把一些重复性的、自己不相干的工作，外包给有需要的人。市场也会在几次合作之后，给到一个公正合理的，大家都能接受的价格。” 李强告诉美国之音，现在中国政府在约谈民营企业，要求控制加班现象。他说：“现在整个就业不好，我觉得这是主要的因素。为什么现在提倡大家不要再加班了，就是想扩大就业人口。现在竞争非常激烈，大学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不加班工作就会增加很多。如果一个人一周工作七十个小时，那压缩到四十个或者五十个小时，工作就会多出来，就会增加就业率。现在是在鼓励这些企业自觉行动，下一步政府可能会强行要求把工作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现在没有办法了，因为有太多的失业人口了。” 不过，李强也认为，这个举措“现在就是走走看，不知道能不能走得通”。 中国政府“反内卷”政策 试图控制加班文化 中国多家媒体报道说，2月上旬，美的、海尔多家工厂的员工收到“取消常规加班，严控工作时长”的通知。中国《界面新闻》“2025年反内卷第一枪”的报道说，3月上旬，三家中国公司因为员工下班时间在社交平台登上热搜榜引发讨论：大疆“强制员工9点下班”，美的“被曝强制6点20下班”，海尔“加班必须提前一周审批”。 3月12日，联想集团公众号发布文章《这里的夜晚静悄悄》，称“反对996，大部分人都能准时下班“、“不打卡，灵活办公，不会形式主义地要求几点下班”，因为“真正的竞争力来自科技创新，而非无意义的内耗”。 强制下班在各大企业并非新鲜之事，早在2021年，互联网公司就走在大疆、美的这些制造业公司的前面开始鼓励减少加班。字节跳动和快手宣布加班得“按需申请”；腾讯旗下光子工作室要求工作日晚上9点之前必须离开办公区域；美团优选恢复双休，调整工作节奏。 但是，四年之后的今天，“强制下班”被重新提及，恶化的内卷式竞争还惊动了中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7月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2024年12月，习近平在出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再次强调，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 2025年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当天，习近平参加他所在的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主动破除“内卷式”竞争。 此外，欧盟于2024年11月19日正式通过的《欧盟强迫劳动条例》也被一些业界人士认为是悬在产品出口欧洲的中国企业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该条例禁止在欧盟市场上投放、提供或出口任何使用强迫劳动制成的产品。 《欧盟强迫劳动条例》使用国际劳工组织的 11 项指标来定义强迫劳动，包括“恶劣的工作条件”和“过度加班”。
在中国，做官一直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从古代的科举到今天的公务员考试，成为“官”似乎就意味着成功、体面、权力和资源。 这种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让人们把官职当作人生的最高追求，把体制内外分成“天上地下”，甚至让整个社会都围着权力运转。 但是，如果社会把“做官”当成唯一出路，那国家的发展就真的没出路。 网络图片 官本位的危害很多。它不仅让人才流动受限、市场活力下降，还让政府内部充满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当然还有腐败横生。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经济飞速发展，可在不少地方，权力依旧是最值钱的“资源”，而不是创新、市场或劳动。 这不改变，谈什么现代化？ 官本位的第一大毒瘤，在于权力通吃一切。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影响，让人们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权力不仅意味着责任，更意味着利益和特权。 中国人普遍都非常迷恋特权，即便一些要求反腐的人，其实也是因为嫉妒自己没有特权。一旦自己可以享有特权，他们就认为这是合理的了。 虽然现代中国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主流，但很多地方，官本位的思维仍然影响着社会运作。 比如，在不少地方，企业家要想生存，不是靠创新，而是靠找关系；人才要想发展，靠的不是能力，而是“靠山”。 公务员考试热度年年不减，大家挤破头都想进体制，不是因为他们都热爱公共服务，而是因为这份工作稳定、有地位，还有各种“隐形福利”。 202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资格条件和报考流程- 国家公务员考试最新消息 这种“权力通吃”的局面，会造成几个严重后果： 1、市场被权力绑架，企业失去竞争力。在权力决定资源分配的环境里，企业不是拼产品，而是拼人脉，真正有创造力的企业往往被边缘化。 2、年轻人失去动力，社会活力下降。最优秀的人才不愿去搞科研、创业，而是去考公务员，社会就会失去创新的源泉。 3、政府本该服务社会，却成了资源“裁判”。本来应该制定规则、保证公平的政府，成了最大的利益分配者，甚至自己下场“比赛”。 官本位思想淡漠的国家，这些现象都会减少。 比如在美国，尽管精英也需要很多人脉关系，但我们这种通过官衔就能直接获取特权的官本位现象要弱很多，年轻人也很少以当公务员为荣。 再比如在德国，一个蓝领工人如果技术高超，照样可以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在这些国家，真正有价值的是个人能力、创新和专业精神，而不是权力。 在欧洲，人们的价值和追求总体来说非常多元化，没有什么官本位思想。 网络图片 但在中国，很多人仍然相信“当官”才是最好的选择。甚至一些富豪，赚了钱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继续投资研发，而是想方设法“靠近权力”——捐款、拉关系、给官员子女安排工作，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意铺路。 这种现象，一方面让市场主体们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机会，比如创业贷款，反而只有关系户才能贷到，真正创业的人没有机会，这就让整个社会陷入“唯权力论”，好像除了靠近权力之外，干什么都没有安全感。 那么如何才能打破官本位？要真正改变这一切，必须从几个方面下手： 1、政府将手缩回去，让市场真正决定资源。政府的核心职责应该是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直接掌控资源。减少审批环节，放松管制，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2、公务员去“特权化”，让体制不再是“香饽饽”。让政府真正成为服务型机构，而不是利益的“收割机”。减少公务员隐性福利，提高责任追究力度，让“当官”变成真正的公共服务，而不是个人发展的捷径。 3、提高社会对创新和专业人才的尊重。让创业、技术、科研等领域的人才，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回报，让年轻人看到除了“当官”以外的更多可能性。 4、强化法治，让权力关进笼子。只有在法治之下，官员才不能随意干预市场，企业才能真正靠实力生存，个人才能不依赖权力而获得成功。 不破不立，唯有改革！不改革官本位，就没有发展的出路。 官本位思想不破，社会将长期陷入恶性循环：官员热衷权力，企业家热衷公关，年轻人热衷考公，整个国家的活力就会被消耗在无意义的权力游戏中。 中国要真正现代化，必须彻底摆脱这种思想束缚，让市场回归市场，让权力回归权力，让人才回归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尽管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但不改革，就真的没有出路。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倪刃
网络图片 几天前上海某高校老师发帖：院长说我们外国语学院，今年毕业生就业率才到7.69%，一百多人就签了9人，叫我们老师给他们找找… 数据惨淡（据推测该校还是华东某知名985），但可信度非常高。去年这时候我们学院（985电子院）算上保研留学，本科落实率也仅有40%左右，要知道再往前几年，三四月份数据轻松能到80%+，每个同学最后都有较好的去向。 2025全国高校的应届生“就业落实率”为55.5%（包含考研、留学、自由职业等创新型就业），眼看离发毕业证只剩两个月，相信该高校作为头部学府，一定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这期主要是分享一些提升就业数据的小妙招。 教育部在2021年将“就业率”更名为“就业落实率”，明确将升学、留学纳入统计范畴，此举显著拓宽了就业的边界，契合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 毕竟传统意义上的就业，就只是上班工作，用劳动换钱，而当下高校毕业生的出路早已不局限于赚钱——有考公的、有考研的、有留学的…整体上呈琳琅满目、应接不暇的趋势。 以北大为例，2024本科生就业率高达93.81%，其中84.2%的毕业生选择升学（含国内读研和留学），实际协议就业比例突破10%，说明引入新的统计规则，确实能有效提高就业数据。 事实上升学率超过50%的高校放眼全国都没几所——湖南大学38.5%（985），福州大学38.6%（211）…虽然部分双非院校从大一就开设“考研学院”，择优录取新生一心考研，但从最后的就业贡献上看，性价比并不高。 不建议盲目考研，更不建议强迫考研失败的同学签订“拟升学”承诺书，虽然能解一定的燃眉之急，但次年的研究生录取数据不好统计。 尽管很多高校实践后效果显著，但同样不建议引导学生签假协议、交钱上班、扣留毕业证、以评优相逼等做法，轻则有违人伦道德，重则可能会把准备考公考编同学的应届生身份给搞丢… 所以对于绝大多数高校而言，重心应放在协议和合同就业、灵活就业和创业这三个方面，其中“灵活就业”最为关键。 教育部在2020年新增了互联网营销工作者、公众号博主、电子竞技工作者等自由职业，这些均是合法的统计指标，像公众号博主这种门槛低到仅需手机号就能注册的灵活职业，可操作性极强。（建议失业的各位都去注册一个公众号） 当然不局限于以上几个，像什么做家教、摇奶茶、卖QQ号、闲鱼出二手等，理论上均可被认定为灵活就业，难点在于伪造“超过当地最低工资”的收入流水。 但其实也不难，公众号原创文章可以开通打赏，无需起号还不扣税，两手一倒就是一份包含实名信息的收入流水（没规定不能自己给自己转）。事实上都不需要具体的收入信息，每月的生活费截图也是可以纳入统计的，这样闲鱼再把二手卖给室友也能凑够数… （直接转钱或P图固然更简单，但那毕竟是公认的造假，这里提到的方法都是在规则框架里完成的） 打开思路很重要，可以参考以下现实案例: 未签约毕业生只要发布≥5条抖音视频，即可认定为“新媒体创业就业”。 只要每周更新3篇小红书笔记，即可归为“互联网营销师”。 只要在朋友圈发布过广告、闲鱼有交易记录，即可认定为“电子商务从业者”。 只要是在备考公务员、研究生，就可认定为“教育咨询师”。 只要是协助家中小店，就可认定为“家族企业管培生”… 甚至只要承诺未来6个月内从事自由职业（如家教、代购），无实际收入也可计入就业率 教育部2023年查处的案例中，仅0.3%高校受到实质处罚。 对高校而言，靠“引导学生灵活就业”来美化数据虽有争议，但比起伪造文书，误导学生签劣质三方，此举不仅高效规范，还无比安全，数据上去了，经费、职称、招生名额自然就来了。 对学生而言，选择“灵活就业”不影响应届生身份（暂时）、不用花钱找人盖章、不再忍受导员的电话轰炸，签它不仅能继续二战三战四五战，还能为母校的“双一流申请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防杠，本期用了修辞手法。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一千只羊群在燃烧
网络图片 凤凰网原创 越南实行15年免费教育，引起我国舆论关注。“我国何时实行15年免费教育？”，这成为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 作者｜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据媒体报道，今年2月28日，越南越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宣布从2025-2026年新学年开始（2025年9月起）实施全国公立幼儿园至高中阶段学生学费全免政策，覆盖2320万学生（未含在各职技教育与成人教育中心的学生），每年需投入约30万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85亿元）。 这一举措，不仅直接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更被视为越南推动教育公平、争夺未来人才竞争力的关键一步。 越南实行15年免费教育，引起我国舆论关注。“我国何时实行15年免费教育？”，这成为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 其实，此事已经有了初步的答案。今年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将于今年6月1日施行的首部《学前教育法》也提出，“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进实施免费学前教育，降低家庭保育教育成本。” 1 为何要扩大免费教育范围？ 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包括向上扩大，将高中教育纳入免费教育范围；与向下扩大，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最为理想的，当然是既把高中教育纳入，又把学前教育纳入，实行15年免费教育。 我国陕西神木，在2008年，推行免费高中教育，把免费教育年限扩大为12年；2011年，再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实行15年免费教育。除神木外，还有其他地区实行15年免费教育，但主要针对特殊教育学生，如自2017年开始，广州市全面实施基础教育阶段特殊学生免费教育，即特殊学生学前至高中15年免费教育。 能不能把神木的做法向全国推广，让所有适龄学生都享有15年免费教育？这是过去10多年来，社会公众一直关注的问题。在此期间，我国陕西、内蒙古、西藏、青海等省部分地区实行了高中免费政策。 但，国家层面并没有做出扩大免费教育的总体部署，其原因有三： 一是高中阶段教育分普高与中职，为吸引学生上中职 ，我国面向所有农村生实行中职免费政策，但并没有提高中职吸引力，教育部门担心推行高中免费教育，会进一步影响中职招生。 二是2010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只有56.6%，发展学前教育的重点，是增加学前教育学位供给，解决“入园难”问题。 三是实行免费教育，可能挤占对师资建设、课程建设的投入，不利于提高基础教育质量。我国已经实行了9年义务教育，但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还需要更多资金投入。 网络图片 不过，这是过去10年的情况。到2023年，我国已经实现了各级各类教育的普及。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23年，我国的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1.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1.8%。 在普及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学前教育与高中教育，减轻家庭的养育、教育负担，就需要把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提上议事日程。 2 建议首先推行免费学前教育 不少人建议，先把高中教育纳入免费教育范围。但客观而言，如果在推行免费高中教育与推行免费学前教育之间进行选择，当前更应选择推行免费学前教育。 对于高中阶段教育来说，学生上普通公办高中的学费负担并不重，各地公办高中的学费大致在每学期1000元左右，一学年为2000元左右。当前发展高中教育的重点，是扩大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以及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 而学前教育的重点，则应聚焦于减轻家庭的保育负担。 前不久，教育部发布《关于公布2024年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市、区）名单的通知》明确，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以及《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办法》规定，通过县级自评、市级初核、省级评估、国家认定的程序，2024年认定天津市滨海新区等301个县（市、区）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 这被部分自媒体“误读”为这些地区实行免费学前教育，引起社会舆论关注。但这种“误读”引起的关注表明，在实现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后，应该进一步推进免费学前教育。 当前，我国大城市公办幼儿园的保教费每个月在800—1000元左右，一年下来上公办园的保教费也需要上万元，这一费用高于上公办大学的学费。 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我国共有幼儿园27.44万所，比上年减少14808所。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092.98万人，比上年减少534.57万人，根据出生人口变化，我国2026年在园幼儿还会比2023年在园幼儿减少1200万左右。 少子化背景下，推进幼儿园小班化与免费学前教育，也就具备更好的条件。因为适龄学生减少，为小班化与推行免费创造了条件。 网络图片 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关键在各级政府要增加对学前教育的投入。2010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只有56.6%，而到2023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已经达到91.1%，这就得益于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的增加。 2010年之前，我国有些地方的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只有1%多一点；而到2022年，全国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达到2982.2亿元，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达到6.2%。 从中可见，要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普惠率，实施免费学前教育，就必须提高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而由于适龄幼儿减少，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财政压力要小很多。 3 不必分步走 也有人担心，免费教育可能会影响学前教育质量。如果推进免费，财政拨款没有补上免收保教费的经费缺口，或者因为免费，而减少对师资建设等的投入，这确实会影响到学前教育的质量。 在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时，必须确保学前教育保教质量。 按照每年在园幼儿3000万，大城市每个月800元保教费计算，让每个适龄幼儿都享有免费政策，需要各级政府增加投入的财政经费最多约为2400亿。考虑到全国地区差异，按每个月500元保教费计算，实施免费学前教育，需新增投入1500亿元。把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提高到9%，基本可以实现免费的目标。 有人建议，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可分步走。而在我看来，考虑到适龄儿童大幅减少，今年入园的适龄幼儿不到1000万，比2020年高峰期少700万，我国各地都有条件实行免费学前教育，不必再分步走。 网络图片 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可以探索学前教育券制度，即按学前教育生均拨款标准，为适龄幼儿发放学前教育券，由适龄儿童（监护人）自主选择公办园、民办园，学前教育券覆盖公办园所有保教费，全部或部分覆盖民办园保教费。由幼儿园拿着学前教育券兑换财政拨款。 这让所有幼儿享有完全一样的学前教育财政拨款，又促进幼儿园平等竞争，提高幼儿园的保教质量。 需要注意的是，免费教育不等于义务教育，推行免费学前教育，不需要修订《义务教育法》，也不会强制适龄幼儿必须接受学前教育。 随着学前教育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以及免费教育全面推进，我国可以进一步把学前教育，或者一年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由此强化政府对学前教育的保障投入力度。 在免费学前教育全面推进后，下一步就可以考虑推行免费高中教育，即学生上所有高中学校均免费。同时，通过改革教育评价体系，推进高中多样化办学，建设高质量高中教育体系。如此，可让每个适龄学生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在2035年实现教育强国规划设定的建设教育强国目标。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中国菜为何吸引外国人?中国饮食蕴含传统魅力，中国菜系多样，讲究色、香、味俱全，这些都是外国人喜欢中国菜的原因。 炒面 Chow Mein 对很多中国人而言，使用炒锅、用大火快炒出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炒面，并不是容易的事，吃炒面还是要上馆子，享受大厨的火候功力。炒面的美味因素除了火候带来的独特镬气，还有用料多元，结合肉类与蔬菜的炒面，只要一盘就可以吃到完整的健康营养元素，这也是外国人喜欢吃炒面的原因。 炒面（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甜酸鸡 Sweet and Sour Chicken 这道菜就是中国菜中的糖醋鸡，以其酸甜混合及明亮鲜艳的外表，受到外国人的喜爱。作法是，将大小适中的鸡块腌渍入味，然后高温油炸，使鸡肉外酥内嫩，再以糖醋酱烩炒，蘸裹鸡肉。欧美人士及日本人都很喜欢以甜味为特色的菜肴，调味料使用上即使不调整太多，也能符合外国人的口味。 甜酸鸡（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麻婆豆腐 Mapo Tofu 外国人欢迎的麻婆豆腐，其口味往往是融合在地饮食特色。例如：20世纪初期创店的日本四川饭店，创办人陈建民以川菜及中华料理著名，但是人在日本的陈建民，却没有相应的香料可以发挥，陈建民便就地取材，以八丁味噌代替麻婆豆腐的甜面酱，并且调整辣味到日本人可以接受的程度。 麻婆豆腐（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北京烤鸭 Peking Duck 中国菜因种类丰富、色香味俱全而闻名世界，而北京烤鸭以其独特烘烤风味、美味的肉质口感和华丽摆盘，成为最受青睐的宴客菜之一。中式烤鸭也因为用饼皮夹蔬菜、蘸酱料同吃的方式而备受外国人欢迎。北方做法的烤鸭饼皮较厚，以甜面酱增味；广式烤鸭饼皮较柔软，蘸酱也多了芝麻酱提香。 北京烤鸭（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宫保鸡丁 Kung Pao Chicken 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宫保鸡丁总是位居中餐馆菜单上最明显位置，除了因为鸡胸肉是被认为比较健康的肉类外，香辣风味也是关键因素。传说此道菜的发明者四川总督丁宝桢，在任山东巡抚任内，就常常命家厨制作肉类爆炒的菜肴，例如：“酱爆鸡丁”。后来到四川当官，加上川味调料就成为香辣的宫保鸡丁。 宫保鸡丁（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3月10日和11日相继闭幕。然而，与政治会议的落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的现实困境仍在持续。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月份消费和生产数据双双下滑，通货紧缩压力依旧严峻。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及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5%经济增长目标恐难实现。 中国全国政协会议于10日闭幕，政协主席王沪宁在讲话中强调，要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扎实做好“四个凝聚”工作，包括坚持中共全面领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发挥爱国统战组织的政治作用，还要当好“党的政策宣传者”。 王沪宁强调，习近平的领航掌舵，为过去一年来，中国能在世界变局中之中，续写“风景这边独好”新篇章，发挥决定性作用。 两会提案关注青年赡养与就业难题 尽管“两会”整体氛围按惯例以“维稳”为主，但部分提案仍引发广泛社会关注，尤其是关于青年赡养压力及就业歧视的问题。 例如，全国政协委员金李建议提高赡养老人的个税抵扣额，并将赡养配偶父母也一并纳入，他说中国很多家庭已进入“四二一结构”，亦即“四位祖父母、两位父母和一个小孩”，因此第一代独生子女的赡养压力大，需要政策协助。 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蒙媛建议，将“禁止就业年龄歧视”写入法律，禁止企业设置年龄门坎，更成为微博热搜榜首，阅读量达1.1亿次。 《新京报》星期一报道指出，该建议反映出近年来在中国就业市场诸如“35岁门槛”、“不招已婚未育女性”等隐性限制不仅愈发普遍，且显然已经引发“众怒”。 有些单位甚至限制报考资格为“应届毕业生”，且本科毕业生不得超过27岁、硕士生不得超过30岁；确保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友善，已成当务之急。 就业形势严峻：1222万大学生涌入求职市场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恐将越来越难。 在星期日举行的人大民生议题记者会中，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长王晓萍指出，今年大学院校毕业生预计将达1222万人，这一数字较去年增加43万人，再创新高。 她坦言，今年稳定和扩大就业任务繁重，除大学毕业生外，脱贫人口务工规模也需保持在3000万以上，还有大量的农村转移劳动力需要实现稳定就业，“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中国国内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也对就业产生一定影响。 消费、生产双降 通货紧缩压力未减 此外最新的数据也显示，中国经济持续不振。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降0.7%，是自去年2月以来首次出现按年下降；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则是年减2.2%。 财经网站《金融界》星期一报道指出，今年人大开幕，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消费”一词出现多达32次，足见其对于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报道引述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陈昌盛的说法指出，在中国政府今年要完成的十大任务中，“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也被放在首位，“这是现实需要”。 学者：中国消费及生产数据“严峻程度超过预期” 英国伦敦潘西恩宏观经济谘询公司(Pantheon Macroeconomics)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林浩波(Kelvin Lam)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就算已经考虑到农历春节的波动，中国2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跌幅仍超过市场预期，显示通货紧缩的压力持续。 林浩波分析，除了食品价格下降是主要因素之外，汽车行业“内卷”，竞争加剧导致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分别降价5%和6%，也对消费指数造成影响，至于生产者物价指数虽跌幅略有收窄，但仍显示需求低迷。 他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消费指数目标，从3%下调至20年来最低的2%，反映出中国官方也意识报经济挑战加剧，且希望希望能够遏制“内卷”态势。 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林浩波认为关键在于“技能错配”；中国正在经历剧烈的经济结构转型，从低端制造业转向高科技，但这样的转变需要时间。 他表示，当前的情况是，大多数年轻人不愿进入工厂，但由于经济增长放缓、过度监管等因素，金融、服务介等“白领职缺”远不足以吸纳众多求职者。结果就是“传统工厂招不到工人来生产塑料鞋或纺织品，而拥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却找不到合适的白领工作。” 需求疲软遇美中关税战，5%经济增长目标难实现？ 综上所述，林浩波认为，相比经济增速，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速度、房市复苏的进展以及如何提振消费，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关税措施将对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位于北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同样认为，2月份消费与生产指数“双降”显示中国通货紧缩与生产过剩的情况仍在持续，也因此很难再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预计青年失业率会维持在较高水平。 在他看来，官方数据不合理之处是：在消费和生产指数已经连续两年衰退的情况下，官方如何能够将今年的过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持续定于5%。 蔡明芳进一步指出，随着美中关税战加剧，恐怕会有更多产业因出口受阻而面临生产过剩，加上国内消费需求持续疲软，都可能使今年5%的经济增长目标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蔡明芳告诉美国之音：“这些关税，代表中国的出口会更少，厂商投资诱因就会再进一步下降，如果再考虑你(政府工作报告)下修的消费额，怎么可能(今年经济增长)5%会达得到呢?但是看到中国的数字，就是永远他可以告诉你(实现)5%，但是你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出来的。”
2018年1月18日， “金宝宝”和“华豹”这两只大熊猫，作为中国的外交礼物，来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以北300多公里处的阿赫泰里市(Ähtäri)动物园，开始它们在这个北欧国家的新生活。但是在2024年底，这一对经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之手租借给芬兰的大熊猫被提前8年送回中国，给中国与芬兰的“熊猫外交”画上句号。不仅如此，两只大熊猫还给收养它们的动物园和阿赫泰里市带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市政府还因为涉及大熊猫项目的违规贷款而遭到警方调查。美国之音驻芬兰特约记者最近实地探访了两只大熊猫曾经生活过的动物园，以探究中国的“熊猫外交”在芬兰和其他国家遭遇挫折的原因。 习近平的外交礼物 2017年4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芬兰，与时任芬兰总统尼尼斯托签署协议，租借两只大熊猫给芬兰， 作为其独立100周年的礼物。不过这次会晤当时受到一些人权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次会谈过于关注大熊猫，而忽略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等重要问题。尼尼斯托后来辩解说，此次会晤讨论的更多的是人权问题，而不是熊猫问题。 2018年1月18日，雄性的“华豹”和雌性的“金宝宝”抵达芬兰，租借期为15年，每年租借费为一百万美元。 这两只明星熊猫的到来在当时可谓是受到万众瞩目。在它们到来之前，芬兰熊猫迷已经给它们取好了芬兰名字，Lumi (雪儿)和Pyry(大雪)。一家新闻机构举行的命名活动共收到了4000多对提议。 为何选中偏远小城阿赫泰里? 其实，中国与芬兰之间的大熊猫项目接洽与会谈从2014年就开始了。当时考虑接收的是芬兰三家最著名的动物园：赫尔辛基市的高乐盖阿萨利动物园(Korkeasaari)，北部省份拉普兰的拉努阿动物园(Ranua) ，以及芬兰中部的阿赫泰里动物园。 阿赫泰里动物园公司的董事长里斯托·西沃宁(Risto Sivonen)告诉美国之音，当时芬兰农林部向这三家动物园征询意见时，阿赫泰里和拉努阿两家动物园都表示非常想要大熊猫，并做了计划书递交给政府。农林部最后选中了阿赫泰里动物园。 该动物园的总经理阿尔雅·瓦利阿郝(Arja Väliaho)告诉美国之音，处于芬兰中部的阿赫泰里与中国大熊猫生存栖息地的气候条件比较类似。另外，这里是芬兰面积最大的动物园，拥有66万平米的森林场地，收养着60多种北欧动物，因此被选中。 拉努阿动物园位于芬兰北部，在北极圈附近，气候严寒。这里有50余种北极地带的动物，包括几只北极熊，但对于大熊猫来说，过于寒冷。 高乐盖阿萨利动物园是芬兰拥有动物最多的动物园，而且位于首都人口密集区，但它处在一个小岛上，本身只有22万平米，对于它所拥有的1500多只动物来说，场地显得拥挤。 该动物园总经理桑娜·赫尔斯特罗姆(Sanna Hellström)告诉美国之音，2014年讨论这三家动物园接纳大熊猫的时候，高乐盖阿萨利决定不接纳。 她说：“因为大熊猫是一个很大的投资，我们当时还有别的计划。” 这位总经理说，到后来阿赫泰里无法继续收留大熊猫的时候，她的动物园没有场地接纳，而阿赫泰里动物园也没有向她们提出接纳的问题。 大熊猫项目的背后推手 阿赫泰里的大熊猫项目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这个人就是米高·萨沃拉(Mikko Savola)。他是来自阿赫泰里的芬兰知名政客，曾担任过阿赫泰里市所在的南奥斯特博腾省副主席、省议会主席。在引进大熊猫时，他已经是国会议员，并兼任芬兰最大的国防组织芬兰预备役联盟主席。他当时还是国会国防委员会和农林委员会的成员。 他也是一位农民企业家，很长时间里还一直兼任着阿赫泰里动物园公司董事会主席，直到2020年。芬兰媒体认为，中国的大熊猫就是他运作到阿赫泰里的。2023年，他曾短暂出任马琳政府的国防部长，对促成芬兰加入北约有一定贡献。辞任国防部长后，他还担任过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外交委员会副委员。 一个只有6千多人口的小城出了这样一位大人物，他对家乡的影响可想而知。2018年，作为国会议员和阿赫泰里动物园公司董事会主席的他，率领芬兰代表团亲赴中国，迎回两只中国大熊猫Lumi 和Pyry。为芬兰，尤其是中芬兰和他的家乡带来了两只红得发紫的大明星，萨沃拉本人也和大熊猫一起赚足了眼球。他曾告诉媒体，大熊猫来到阿赫泰里那天，数千人在广场迎接。他说在这个小城，自己从没有看见过如此之多的人群聚集在一起。芬兰国家广播公司Yle估计，那天大约有2500名阿赫泰里居民涌上街头，迎接大熊猫。对于小城阿赫泰里来说，可谓百年不遇的盛况。 借着大熊猫的光芒，萨沃拉和阿赫泰里一起为全芬兰所知，他的仕途也进一步更上一层楼。 大熊猫生活幸福，但动物园因疫情等因素陷入财务困境 根据公开资料，阿赫泰里熊猫馆在2017年2月开工建设。室内空间约2,400平米，室外庭院约3,000平米。室内为温室气候，围栏内空气湿度和温度都可精确控制，以保持植被处于良好状态。熊猫馆的攀爬区设计与熊猫的自然环境非常相似。考虑到熊粪会腐蚀混凝土，熊猫馆的地面涂有特殊的化合物。 这座熊猫馆耗资820万欧元。阿赫泰里市政府试图支付800万欧元，后再提供1000万欧元贷款担保，但瓦萨行政法院推翻了市议会的决定。 这两只来自成都都江堰熊猫中心的大熊猫在阿赫泰里动物园隔离一个月后，于2018年2月 17日首次与公众见面。当年，共有27.5万游客参观了这个动物园。动物园的收入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达到1100万欧元，并实现了120万欧元的利润。 但第二年，这家动物园公司就出现了约100万欧元的亏损，不得不通过解雇或兼职的方式减少运营(涉及50名员工中的20人)。动物园在此后几年陷入了严重的经营危机，连年巨额亏损。 “在头一年，我们的生意非常好，但是谁也料不到后来疫情发生了，乌克兰战争也发生了，这些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阿赫泰里动物园公司的董事长西沃宁说。 大熊猫的维护费用是昂贵的。阿赫泰里动物园的大熊猫设施，包括熊猫馆，总计投入了1400万欧元。大熊猫吃的竹子是从荷兰的温棚订购的，每年耗费10万欧元。再加上每年向中国缴纳的100万美元的租借费，两只大熊猫每年的总耗费约为150万欧元。 2023年，芬兰农林部提议为动物园提供500万欧元的支持，但该提案引起广泛批评，农林部长被迫撤回了提案。 在连年亏损又缺乏政府资金支持的情况下，2023年1月底，阿赫泰里动物园董事会决定将两只大熊猫送回中国。董事长西沃宁在送回大熊猫前曾对媒体表示，公司财务处于崩溃边沿，将很快申请债务重组。同时，他也表达了自己对反对大熊猫项目的投诉人的怨恨，认为是他们坏了阿赫泰里的好事，阻止了政府的援助。 2024年11月23日，这两只熊猫被送回中国成都。 探访阿赫泰里动物园，奢华与凋零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最近探访了阿赫泰里动物园。3月尚是芬兰的冬季，位于芬兰中部的阿赫泰里依然一片白雪茫茫，森林似乎都在寒风里瑟瑟发抖。行走在积雪的街道上，仍然处处可以看到大熊猫存在的痕迹：一家驾校的招牌和橱窗装饰着大熊猫的头像；一处人行桥洞的彩色涂鸦作品，就是以大熊猫为主题的。动物园附近道路的标牌和白雪覆盖的高尔夫球场的招商匾牌上都是大熊猫的头像。公路边的阿赫泰里市旅游广告牌上，大熊猫依旧是画面的背景。 动物园占地约0.6平方公里，加上周围酒店、公寓、木屋、餐饮、桑拿、丛林攀越、高尔夫、野营地等项目，整个度假区面积接近3平方公里。这个动物园并没有围墙，收养的动物分别生活在自己的围栏里。这些原木围栏的圈，散落在白雪覆盖的丛林里。 动物园售票处就是麦色卡门酒店(Mesikämmen)的前台。这家酒店和动物园属于同一家公司。酒店看起来没什么客人，除了接待员，只有一个小家庭带着孩子在里面打保龄球。售卖旅游纪念品的架子上，还堆放着许多绒布大熊猫，占据了货架的一半。 酒店对面不远处，就是动物园入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的红墙建筑和灰绿色建筑。前者就是熊猫馆，外墙是用红色木条包裹的，后者是动物园商店，售卖各种旅游纪念品等。 走进熊猫馆，大楼门口的告示牌上写着: Pandatalo on suljettu(熊猫馆已关闭)。旁边的动物园商店也是关闭的，附近也几乎看不到人，除了雪和低矮的建筑。门票23欧元，比大熊猫在的时候便宜了不少。 熊猫馆室内无法参观，不过室外熊猫园的参观通道依然开放，只是堆积了半尺厚的雪，而且没有足迹。大熊猫曾经玩耍的园地几乎被积雪淹没，浮在雪面的假山、木台、树桩仿佛几个孤岛。除了听到几声寒鸟鸣叫，这里一片孤寂。 从地面一层通道往里看，透过栅栏缝隙，还能看到一堆大熊猫吃剩的竹子，绿叶已经枯黄，但还未脱落。 整个动物园里，熊猫馆处在为首的位置，位置最为显要，建筑最为豪华。显然，它们曾是这里最重要的资产，也显然是这个动物园和这座城市的招牌。 根据介绍，熊猫馆总占地为5400平米，双层的馆内占地面积2400平米，空调保温保湿，设置有自动电子门，大熊猫可以自己推门，进出自如。室外的熊猫园约3000平米，设置有供大熊猫栖息、攀爬和玩耍的木台、假山、树桩，及水池。熊猫馆里还有一个小型熊猫医院，监控设施24小时看护大熊猫。 阿赫泰里动物园的动物学主任马尔科·哈巴高斯基(Marko Haapakoski)告诉记者，熊猫楼室内非常温暖，这里为它们提供了最佳的生存条件，冬季的大部分时间它们都呆在室内。当然，如果它们愿意的话，它们自己随时可以外出，即使在冬天。 经过熊猫馆，可以沿着林间木栅小道继续参观别的动物。它们的木栏圈舍都散落在松林和杉树之间。大约两公里的林间小道上，分别可以看到熊、狼獾、雪豹、狐狸、小熊猫、驯鹿、梅花鹿、马鹿、山羊、山猫、野牛、野猪，以及多种北欧小动物和鸟类。这些动物基本都生活在露天的围栏里，个别的养在室内，也只是简陋的木屋或水泥洞穴。相比而言，大熊猫仿佛住在皇宫里。 整个动物园内外到处渗透着大熊猫的元素。几乎所有的路牌、标识里，大熊猫的头像依然在，而且还是中心位置，熊、马鹿、雪豹和狼只是大熊猫的背景。 记者在近乎两公里的林间小道上只遇见两个访客—一对来自奥卢市(Oulu)的母子。记者试着和他们聊起大熊猫被送走的事情。那位母亲说，也许这个结果对大熊猫更好，因为这里不合适它们，没有竹子吃，在中国它们会生活得更好。 谈起大熊猫，总经理阿尔雅哽咽含泪 麦色卡门酒店的餐厅豪华、宽敞而明亮，落地玻璃外，就是冰雪覆盖的汉卡维西湖，湖滨则是静穆的针叶林。在这里，记者见到了动物园公司的总经理阿尔雅·瓦利阿郝(Arja Väliaho)。她是2020年才担任动物园公司总经理的。此前，她是阿赫泰里市首席财务官。 谈起大熊猫被送走，她说：“我感到内心有些空洞，像失去了什么，就像我们的熊猫大楼，也是空空如也。它们曾是我们企业最重要的部分。我喜欢Lumi和 Pyry，就是金宝宝和华豹，希望它们留在这里。但是我也知道，现在它们有更好的生活在中国。我不知道空置的熊猫楼该怎么处置，也不知道未来我们的生意会怎样，我不知道。” 她很熟练地说出两只大熊猫的中国名字。 “疫情和乌克兰战争夺走了我们的熊猫宝宝，这两个原因使人们经济困难，家里没有更多的钱消费，没有更多的钱来参观动物园。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的大熊猫没有能够生下贝贝，如果生了小贝贝，也许会有很多人来看。去年11月23日它们离开了，整个1月这里都空空如也。” 阿尔雅仿佛在讲自己孩子的故事。突然，她住口了，哽咽住了，她的眼角有泪在滚动。 阿尔雅的名片上都印有大熊猫。正面是大熊猫和雪花，背面是大熊猫骑跨在树枝上慵懒的样子。 阿赫泰里市长：动物园给市里带来财务困难 美国之音记者在这座小城的市政大楼里采访了市长拜尔都·松尼南(Perttu Sonninen)。这位看起来不过30岁左右的市长是2024年才接手这个职位的，而他的前任则在阿赫泰里动物园决定送还中国大熊猫后不久辞职了。 在宽大的松木桌前，拜尔都和记者谈起了该市的大熊猫项目。 “我们现在面临着财务困难，这确实是因为动物园导致的，因为市政府拥有动物园99.7%的股份，通常都是市政府向动物园提供财政支持，而现在动物园公司无法偿还借贷。这个财务困难反映在了我们城市机构身上。我们期望能够维持公共服务在一个特定水平上，但财政困境使我们很难把公共服务维持在财务危机发生之前的水平。我不能直接说这是因为大熊猫造成的，但肯定是动物园公司造成的，”拜尔都说。 谈到大熊猫项目失败是否给城市带来负面形象，拜尔都说: “我无法直接回答，这取决于你所问的人的意见，因为总是有反对和支持的意见。现在有的人感到遗憾，有的人反对，有的人依然认为我们应该把大熊猫留在这里。我不能代表市民意见。但是，我认为当初的决策者也没有错。当他们决定接收大熊猫时，他们对当时的情况有足够的了解。但是后来的疫情、战争和国际环境与政治的变化，是他们无法预料的。愤怒之后说不应该怎么做当然容易，但是当时的决策者们无法预测这些后来出现的因素。” 这位市长承认，该市动物园存在地理位置上的劣势。 他说：“来芬兰的游客，通常会访问赫尔辛基和拉普兰的罗瓦涅米。我们这里曾预期每年吸引15至20万游客，这当然远不如赫尔辛基动物园，但对于阿赫泰里依然是一个很好的数字。” 拜尔都说，阿赫泰里动物园是公司经营，而芬兰政府依法不能为企业直接提供财政支持。这可能是导致阿赫泰里大熊猫项目失败的最重要原因。而赫尔辛基的高乐盖阿萨利动物园是以基金会形式运营的，政府可以提供财政补助。 他说: “除了20万欧元疫情补贴，整个疫情期间，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其他来自芬兰政府的支持。而高乐盖阿萨利动物园则可以每年从赫尔辛基市政府得到400万欧元的支持。” 大熊猫项目或涉犯罪，芬兰警方在调查 除了财政危机以外，阿赫泰里市政府最近还遭到警方调查，案由就是它在2018至2020年间向阿赫泰里动物园提供贷款担保，涉案金额高达650万欧元。市政府拥有该动物园99%的股份，多年来持续向动物园提供巨额借贷。去年市政府注销了与动物园相关的三家子公司数百万欧元的应收账款，其中涉及已失败的大熊猫项目—投资800多万欧元的熊猫馆。财务报表中减记的760万欧元，引起了市议员们的困惑。 这三家公司分别是阿赫泰里动物园公司、大熊猫房地产公司和麦色卡门达酒店。阿赫泰里动物园的生意主要就是由这三家公司构成。警方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表示，初步调查将会在秋季完成。 阿赫泰里市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以北300多公里处，该市居民仅约6400人。涉案金额相当于人均1000多欧元。两只大熊猫，不但没有成为该市的招财猫，反而成了动物园和市政府的灾星。 对于最近媒体报道的警方调查，拜尔都市长告诉记者，是因为市政府最近自己的内部调查发现了一些(上届政府)违规行为，他们自己将情况主动通知了警方。目前警方还在调查中，他不便做评论。 谈话结束时，记者注意到，市长办公室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精致的小画框，内嵌两只大熊猫正在吃竹叶的画像，画的右上角嵌着“都江堰”三字，左下角嵌着“纯银手工”四字，大概是都江堰熊猫基地赠送给他的前任的礼物。 阿赫泰里前任市长远避北极了 拜尔都的前任叫亚尔莫·别尼莫基(Jarmo Pienimäki)。他在小城阿赫泰里担任市长近12年。2023年12月，在该市和动物园决定将大熊猫送回中国的当年，他辞职了。从他的领英(LinkedIn)账号可以看到，他辞职后创办了一家叫 JarGo Oy的公司，利用他的从政经验，提供行政咨询和培训，以及租车服务和自然导游服务等。但是这个公司的网页无法打开。 他的领英账号里依然可以看到不少大熊猫的元素。他转推最多的就是阿赫泰里动物园的帖子，包括大熊猫的照片。 一位曾参与过阿赫泰里大熊猫项目协调工作的先生说，亚尔莫没有做生意了，而是重新当市长了。那是一个非常接近北极圈的小城，依偎在芬兰和瑞典的界河道尔奈河(Torne)边，名叫上道尔尼奥市(Ylitornio)。资料显示，该小城仅3700多居民。 记者试图打电话采访他，但他并没有接电话。记者向他助手提供的他的电邮地址发来电邮，但截止发稿时没有得到回复。也许，失意的亚尔莫期望待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地区，躲避外界的烦扰。在他曾经工作过12年的南方小城，一场诉讼也许在等待着他。 硬刚大熊猫项目十年的一对芬兰兄弟 通过在阿赫泰里市政府和动物园的访谈得知，该市一对兄弟市民曾令市政府和动物园公司头痛不已。前任市长亚尔莫曾公开称他们是神经病。动物园公司董事长里斯托也曾对媒体表示，他们的投诉导致了大熊猫项目的失败。动物园公司总经理阿尔雅，在采访时帮记者搜索到了关于这对兄弟阻止大熊猫项目的一些报道。 他们是奥利·萨希迈基(Olli Sahimäki)和塞鲍.萨希迈基(Seppo Sahimäki)兄弟，阿赫泰里市民，已退休。其中奥利·萨希迈基是投诉的主要发起人，他已经76岁了，从大熊猫项目讨论立项，他就开始反对，差不多十年了。芬兰媒体有很多关于他的报道。 媒体报道说，萨希迈基2017年的投诉导致法院否决了阿赫泰里市政府对建设熊猫馆的820万欧元资金的政府担保，迫使动物园公司不得不寻求个人担保。那年他68岁。之后，因为他们兄弟的投诉，导致芬兰政府原拟给阿赫泰里动物园的150万欧元疫情补贴变成了20万。在阿赫泰里动物园遭遇财务危机时，芬兰财政部原拟的500万欧元援助资金，也因为萨希迈基兄弟的投诉被取消。动物园公司董事长西沃宁曾愤怒地对媒体说，他们是这个城市的破坏者，是坏人，他们必须为这两笔巨额补助的取消负责。 事实上，不少阿赫泰里本地人也认为这兄弟俩是坏人。但是，萨希迈基认为，他们兄弟俩是为这座城市考虑，政府的钱不应该拿去补助企业，而且大熊猫项目投资过大，会给小城阿赫泰里带来沉重负担。他说他们热爱大熊猫，哪怕阿赫泰里遍地是熊猫，但是阿赫泰里只有6400人口，负担不起大熊猫每年几百万欧元的开支。 他们兄弟的观点，获得了不少芬兰人的支持，以及媒体和学者的支持。也正是因为舆论压力，导致芬兰政府无法通过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留住这两只中国大熊猫。 批评引进大熊猫的声音，一直强烈 尽管芬兰人非常喜爱大熊猫，但是很多人依然对引进大熊猫项目持强烈批评态度。大熊猫到来之际，《中芬兰人报》即撰文说， 对中国来说，熊猫是棋子。文中说，熊猫属于野外生存动物，不应被圈养或人工喂养。因此，大熊猫不应该被当作旅游诱饵和媒体收入来源，或像现在这样被当作政治宣传工具。 芬兰媒体调查，近60%的反对党议员认为将大熊猫引入芬兰是一件相当负面的事情。左翼联盟主席李·安德森(Li Andersson)对媒体表示，他不支持以牺牲动物为代价来促进贸易关系和开展外交。他还认为，大熊猫抵达芬兰的原因是芬兰在人权问题上的沉默。 芬兰人民党主席安娜-玛娅.亨利克森(Anna-Maja Henriksson)也对大熊猫项目持怀疑态度。她认为，基本上，动物在自己的自然条件下表现最好。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熊猫抵达芬兰绝不能导致与中国对话时忘记人权问题。芬兰人党国会议员亚尼.马盖拉(Jani Mäkelä)在谈及大熊猫时说，芬兰最终会成为中国的乌龟公子。乌龟公子大概是“龟孙子”的意思。 反对党议员们尤其批评将大熊猫移出其自然栖息地的行为。绿党和左翼联盟对熊猫项目的批评最为激烈。 世界自然基金会芬兰分会保护主任贾里·卢科宁(Jari Luukkonen)也反对芬兰政府出钱资助阿赫泰里大熊猫项目。他认为，芬兰的濒危物种比熊猫还多，它们更需要这些钱来保护。 中国大使馆组织捐资挽留大熊猫 在阿赫泰里大熊猫项目遭遇财政危机之际，中国驻芬兰大使馆曾极力挽救这个“熊猫外交”的成果，包括向在芬兰的中资企业和华人募捐。 媒体报道，2021年11月，当阿赫泰里市政府公开表示可能因财务危机送大熊猫回中国后，中国驻芬兰大使陈立表示，大使馆正在为阿赫泰里大熊猫募捐，善款会在该年圣诞节前到位。一个月后，12月14日，陈立大使带着芬兰中资企业协会会长、中远海运集团代表宋明君等人，为阿赫泰里动物园送去了50万欧元捐款，其中中海运捐助30万欧元。 尽管阿赫泰里动物园对捐款千恩万谢，还是没能留住大熊猫，它们被提前8年送回了中国。 大熊猫陆续送回，“熊猫外交”衰落? 中国重启“熊猫外交”，大熊猫还能拉近美中人民的“心灵距离”吗？ 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的“熊猫外交”最早可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唐朝(618–907年)。公元690年至705年间，武则天曾将两只活的大熊猫和70张熊猫皮毛作为外交礼物赠送给日本，这被视为最早的熊猫外交实例。 “熊猫外交“这个说法出现在冷战时期。1957年至1982年间，中国向九个国家赠送了大熊猫，以表达友好意愿。1972年，中国在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后，向美国赠送了两只大熊猫“林林”和“兴兴”，象征两国外交关系的解冻。 1984年起，中国将大熊猫赠送方式转为长期租借。这一转变旨在促进国际友谊，同时为大熊猫保护事业筹集资金。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似乎特别喜欢用大熊猫做外交礼物。据不完全统计，在他的手上至少已经送出了8对大熊猫给7个国家的动物园。 […]
国家统计局3月9日公布，2025年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7%，环比下降0.2%。 1—2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0.1%。 这说明，消费依然不振。 CPI数据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降幅确实有点出乎意料的高。 2月CPI同比降0.7%，是自2024年2月以来首次出现按年下降，也是13个月后再次萎缩，跌幅大于经济师们的普遍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个细节： 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等波动性商品计算的2月中国核心CPI，也出现自2021年1月以来再次下降，降幅为0.1％，是15年来第二次出现收缩。 网络图片 还有另外一个关键数据： 2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2.2%，1月为下降2.3%；环比方面则是下降0.1%，1月为下降0.2%。 不过，2月PPI是半年来最小降幅。然而这仍比市场预期的下滑2.1％更大，意味着工厂自2022年9月开始以来、已持续近两年半处于收缩。 国家统计局解读为：2月CPI和PPI双双下降，主要是受春节错月、假期和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 但是也要注意到，CPI的波动每年都会随着春节而产生变化，但为什么今年出现了各种创纪录式的下滑呢？这说明剔除春节影响，CPI的降幅还是不正常的。 尤其是核心CPI，不包括能源与食品的波动，但出现了15年来第二次收缩。 而且，经济师们的预测普遍都已经估计到了春节影响，但低于预期就说明，情况比想象的要差。 网络图片 为什么说这两个数据很关键？因为CPI代表着中国的消费状况，CPI的大幅下滑意味着消费不振的情况在加剧，通缩风险依然严峻。 PPI则代表着中国的产业命脉——制造业的情况。尽管本次PPI数据降幅已经收缩，但作为中国最核心、最重要的产业象征，它的数据依然处于冰冷的区间，这就意味着制造业仍然处于很难受的一个状态。 在此前的预计中，2025开年的经济数据可能会好转。 这是因为，家电以旧换新等提振消费的举措可能会产生正面影响，开年以来股市的上涨也可能给经济带来一些利好。 但事实已经证明，通缩风险依然高企，提振消费的任务依然很艰巨；同时，制造业的不景气也依然延续，能否复苏还需要打上问号。 制造业和出口的问题并非一蹴而就能解决，也需要全球产业链和全球贸易周期的配合。 但提振消费，真的是刻不容缓，不能再耽搁了！ 关于提振消费的事情，从去年夏季谈论到了现在，始终没能出现那种强力的、迅猛的刺激消费举措。家电以旧换新事实上仍然是“拼贴式”的措施，而且只限于家电行业，所以它没有办法全面提振消费，其效果也是必然有限。 网络图片 真正的、根本的提振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老百姓兜里有钱。 但现在存在两个认知上的误区，导致这种措施无法落地。 第一是，认为老百姓不消费是因为有钱不花，而不是兜里没钱。所以政策总是在想怎么“刺激消费”，好像刺激一下，老百姓就把钱拿出来了。 这种想法是不合理的，因为从2023年开始，青年人失业率飙升、个税缴纳骤降，这些数据就已经说明失业率上升是消费不振的重要因素，人们的钱包干瘪是消费不动的原因。 另外一个认知误区在于，科技与高新制造业的突破，可以替代消费。 DeepSeek固然很大程度上提振了中国高科技产业自主化的信心，但这种信心就像是给一个饿肚子的人提供一台最新款电脑，这是不行的。 饿肚子的人，最需要的是先吃到一个馒头。 高科技产业无法立即转化为生产力，更是无法立即转化为经济发展本身和居民财富。这种转化需要至少3到5年的时间，甚至更久，那么在这个期间，经济还是必须要重视最基本的因素，那就是“生产——消费”的正向循环。 高科技不等于经济发展本身，这个常识，必须要得到认识。 这不是说高科技不重要，而是说，在发展高科技的同时必须重视最基础的实体经济，重视就业与消费。 如果只盯着高大上的、漂亮的高科技产业，甚至认为DeepSeek这些就能替代经济发展本身，有了DeepSeek们老百姓就有饭吃，那就是忽视了经济的最基本规律。 通缩的治理，越早治理越容易，越晚则越难。如果因为有了DeepSeek就忽视了提振消费的紧迫性，那迟早会付出更多代价。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川普和泽连斯基出现的白宫争吵一幕，其中关键问题是后者希望在矿产协议中加上美方安全保障承诺，而川普不想明确这一点。这是否代表若俄乌停战协定达成，川普就一定不会派兵到乌克兰监督停战协议或者变相为乌克兰提供某种安全保障，不清楚，但显然，欧洲和北约有意愿这样做。 不过，莫斯科的态度很明确，多次表示不会接受北约军队在乌克兰领土上的存在，也拒绝欧洲组建“自愿联盟”协助监督和平协议落实的提议。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媒体引述的两名知情人士说法，莫斯科倒不反对中国等在冲突中保持中立的国家向乌克兰部署军队。换言之，倘若这条消息是真的，普京似同意北京派兵到乌克兰执行维和任务。 是否派兵维和在中国引起争议 这个新闻在中国舆论场引起了争议。一些人认为此事可做，是彰显中国“和平形象和力量的机会”，不能错过。俄乌战争打了三年，中国一直呼吁停火止战，交战双方和美欧都不理会，后者还指责中国帮助俄罗斯，最后不得不要中国出场，派维和部队到乌克兰执行监督双方停战的任务，中国的力量也就介入这场冲突和欧洲内部。但也有军事观察者认为，中国不宜派兵去乌克兰，如果俄乌破坏停火、重启战端，届时中方必定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恐怕将受到欧洲国家的千夫所指，不能不慎重。 派兵去交战地带维和，一般要征得交战双方的同意允许。然而，即便基辅同意，我判断，北京大概率也不会响应好朋友莫斯科的提议，因为在北京看来，这很可能是一个烫手山芋，如果处理不慎，会得罪乌俄美欧四方，犯不着为一个和平使者的虚名，冒此风险，尽管北京热衷于把自己打扮成和平爱好者的形象，也在过去派遣了多支维和部队。但是，这都是经过精心计算的，绝对是收益大过损耗才会去做，否则，宁作壁上观。 联合国五常里，中国确实是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从1990年首次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后，中国迄今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参加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联合国由此称赞中国是“维和行动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力量”。从联合国的角度说，它给中国很高评价是有理由的，因为联合国的使命就是倡导和维护世界和平，而维和行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也是个苦差事，很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不愿参与也是事实。但不能由此就认为别的国家虚伪，中国道德高尚。 北京过往派遣维和部队的意图 北京派部队去维和的地区，最多的是非洲，像刚果（金）、南苏丹、索马里等，还派兵在亚丁湾为各国商船护航，打击海盗，中东的黎巴嫩也有中国维和部队。更早的时候也在柬埔寨维和。这些国家尤其非洲，都是长年战乱的地方，非常穷。北京乐于派兵在这些地方维和，从其战略意图来讲，有三个： 一是凸显中国是世界和平可以依靠的力量，中国军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义力量。中国有和平倡议，再配合维和行动，北京要告诉世界的是，中国为破解全球安全挑战提供良方，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是随同维和也为非洲这些最贫困的国家提供发展帮助，改善中国在当地民众的形象，从而更多争取和扩大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中国的维和部队有一个特殊使命，即不仅仅是维和，还做一些医疗扶贫、工程技术的建设和支援等，拉近和当地民众的关系，获得他们的好感。 三是锻炼中国军队，提高部队战斗力。毕竟解放军几十年没真刀真枪打过仗，虽然也搞实战演练，但终究代替不了真实战争。解放军去这些战乱国家维和，可以检验和提高部队的反应能力和水平，特别在索马里和亚丁湾打击海盗，尽管海盗不是正规军队，但他们的战斗力也不弱，对提升解放军的战力和指挥水平还是有帮助的。 王毅侧面否定莫斯科要中国派维和部队提议 北京的这三个战略意图，尤其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因为乌克兰的情况和之前中国呆过的其他维和国家不同，将很难实现。 首先，中国军队的维和行动会受到美欧俄乌的严密监视，看中国是否会做出不利于自己的举动。乌克兰是大国博弈的场所，美欧都在乌克兰有战略利益，尤其是特朗普，肯定不愿看到中国借维和染指乌克兰，介入欧洲内部事务，损害美国利益。美欧会怀疑北京派兵维和的意图，会不会利用维和同俄罗斯暗通款曲？不但美欧乌会盯着中国，莫斯科对北京也并不放心。虽然普京同意北京派兵驻守乌克兰，然而，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非他内心所愿，对北京在维和行动中就一定倾向自己没有把握。在四方都对北京有所疑虑和敲打，甚至抵制（主要是美欧）的情况下，北京一定会觉得自己的维和行动就像捆住了手脚，吃力不讨好。 其次，维和行动也会遇到很大的实际困难，让北京认为维和成本太高。俄乌交火线长约1000公里，要部署维和部队，至少需几万军人。用中国军事观察者的话说，如果在维和的过程中，俄乌双方有一方发动针对对方的挑衅和制造摩擦的行为，维和部队要压制这种现象，必须派出大部队，否则指挥、通信都是问题。因为俄乌双方的战力不是非洲等小国的军阀可比的，一旦发生武装冲突，维和部队的军事行动将是面向双方的封锁线那样的行动，隔离双方的接触，很可能是一场低烈度但大规模的高危险维和作战，所以光用无人机、电子来监控是不够的，部队不需要重武装，但要有起码的自保能力，需要中型装备，没有一个有强大防空和电子支援能力的后勤补给基地，是不能够为这支几万人的维和部队提供后勤支援的。可乌克兰和相关国家允许中国建这个基地吗？ 考虑上述因素和困难，北京很可能像猫一样，鱼没吃着，却惹得一身腥，故理性计算，不会向乌克兰派驻维和部队。在两会外长记者会上，王毅针对媒体有关中国会在什么情况下向乌派遣维和部队的提问，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强调，中方从危机爆发第一天起就主张对话谈判，寻求政治解决，就在为和平奔走、为促谈努力，愿根据当事方的意愿，与国际社会一道，为最终化解危机、实现持久和平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可以说，这已反映出北京对该问题的态度。 也有人主张，中国派维和部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有前提条件，包括相关各方确实都没有力气再打下去，真心期待和平；美欧俄乌强烈要求中国派驻维和部队；在联合国框架下，以联合国名义派出；维和费用由美欧俄乌等需要和平的国家承担大部分；在白俄罗斯建立维和部队基地。但要同时满足这几条，基本不可能。北京唯有在一种情况下会派兵参与乌克兰的维和，即在俄乌都同意下，由印度、巴西、南非等全球南方国家组成维和部队，中国只是作为其中的一分子而非主导者，参加这场维和行动。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松蹊，提出了一个建议： 建议法定婚龄下调至18岁。 而目的则是： 提高生育人口基数，释放生育潜能。 前一天玩游戏还要防沉迷呢，第二天竟然可以领证结婚了；前一天还不许早恋，第二天竟然就可以和另一个异性上床了；这刺激，谁敢相信？ 正如网友调侃的，“老师，我高考那天预产期，去不了了”、“未婚教师抓已婚学生早恋”，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很想笑。 砖家的口号喊得天花乱坠，只是有一个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18岁可以结婚，那孩子们几岁开始恋爱比较合适呢？ 我看到观察者网发评论文章，标题就叫《下调法定婚龄的建议应被舆论严肃对待》，说 法定婚龄下调至18岁的性质，在于将婚姻自主权完整交还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 人家砖家都毫不讳言，说这个建议是为了“提高生育人口基数，释放生育潜能”，观察者网却掩耳盗铃上价值，这就是欺负我们不识字了。 让我震惊的是，这个提议都不在乎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利了，竟然还妄图将婚姻自主权完整交还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 是的，如果这个建议成为了法律，那么导致的后果，必然是底层人群，尤其是底层女性的受教育机会被无情剥夺。 在理论上，法定结婚年龄确实不是必婚年龄，也不是最佳婚龄，可问题是，这个建议的提出，恰恰忽视了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逻辑。 在我们这个宗族观念深厚和生育观念至上的乡土社会，“合法”往往被异化为“正当”，“合法”往往就意味着“应该”，它起到一种强烈的导向作用。 我们那边的农村，如果谁要给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介绍对象，家长一般都会以“孩子还在上学，毕业了再说”为由推掉； 但如果18岁的结婚年龄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相当于向社会释放“允许高中毕业即结婚”的信号，上面那个推脱的理由都不存在了。 对于持有“读书无用论”观念的底层家庭，这将成为迫使女儿放弃高中学业的正当理由——毕竟“合法婚姻”比“不确定回报的教育投资”更符合短期利益。 我国《义务教育法》保障公民接受九年基础教育，但高中阶段教育尚未纳入强制范畴。在偏远农村及经济困难家庭中，女孩辍学率本就显著高于男孩，如此一来，女孩本来就缺乏保障的受教育权利，恐怕要岌岌可危了。 看似只是年龄的调整，但在在城乡发展失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语境下，犹如一把精准刺向底层女性的利刃。 这些本可继续求学的底层少女，在“合法早婚”的掩护下，被迫成为“生育资源”，和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工具。 有人问，当18岁少年手持结婚证走进高考考场，他们的心智真能平衡学业与家庭？可这些能手持结婚证走进考场的人还算是幸运的，可能很多人连进考场的机会都不会有。 于是，过早婚育，会将底层女性钉在低收入岗位，形成“低学历-低收入-依附婚姻”的恶性循环。当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仍在接受高等教育时，农村少女可能已被困在育儿与家务中。 婚姻自主权确实应该完整地交还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但自主的前提，也得是拥有选择的能力吧？对于缺乏教育机会、经济自主权的底层女性，降低婚龄非但不能帮助她自主掌握婚姻和人生，反而可能成为家庭与社会合谋剥夺其发展权的帮凶。 这必然加剧性别与阶层的不平等，这根本不是婚育问题，而是社会公平的问题。 支持者最喜欢拿“和国际接轨”说事，可你不能光看人家外国的结婚年龄，也看看人家的高中普及率和职业教育体系啊。在我们这里，很多地方，现在说服家长让女儿读完高中都困难，政策落地后更难以想象。 诚然，现在很多农村地区，很多女孩子也不到20岁的结婚年龄就结婚了，但既然已经是这样了，就不要再以法律的形式，让现实每况愈下了。 我相信，提出这个建议的砖家，肯定不用面临自己的孩子18岁就要结婚的压力，所以他就可以打着大局的旗号，把弱势群体作为代价去牺牲。 但人不是予取予求的工具，把人当工具，随便牺牲的砖家，建议您少点建议！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亮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