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进入中国的两会时间。从官方角度来说，可以预期，会把这次两会描绘成团结、奋进和胜利的两会，然而，从中国目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来看，这或许是最近几年最纠结、最难开的一次两会。 稳经济是中国两会的重头戏 毫无疑问，努力发展经济是中国当局的头等大事，这从近日召开的民企座谈会可以看出。将一个以民企为主题的座谈会举办时间放在两会之前，而且总书记、总理、政协主席都出席，规格如此之高，发出的政治信号再明显不过：安抚民营企业家悬著的不安之心，给他们鼓劲，有什么本事都可以使出来，政府不会再找他们的麻烦。 一般来说，官方什么时候对民企摆出这副低姿态，就是它遇到很大困难，最需要民企帮忙，为它解围的时候。而当下，正是中国政府有求于民企之时。 中国经济这几年遇到的麻烦有目共睹。尽管当局也在努力自救，但经济依然没有摆脱疲软状态，各种经济指标，包括财政收入、年轻人的失业率，地方债务、外来投资和进出口等还是处于黄色警戒区域，特别是市场和民众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仍然很低迷。在中国，经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经济不好，包括当局的稳固统治都有动摇的危险，而要把经济搞好，解决市场的信心，这几年下来，证明国企是不行的。这逼得官方把眼光转向民企。此乃当局召开这次民企座谈会的背景。 承认民企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基础性力量，总算是过去几年当局用痛苦买来的教训。这次两会，人大的一个主题是审议通过民营经济促进法，据说该法承诺保障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以法律的形势给民企吃一颗定心丸。总理的政府报告势必也会涉及民企的发展问题。人大会议的另一项议程是审议当局提出的强经济刺激措施。今年是中国 “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要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让经济有一个稳定增长，启动民企虽是关键的一步，但仅此还不够，还需要使经济在当年就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要靠强刺激措施了。所以如何稳经济是此次两会的重头戏。 调动官员比调动民企还难 然而，为什么又说今年两会是近几年最纠结、最难开的一次会议呢？领导干部的心态和政治生态，和美国的关系处理带来的国家安全的风险，这几个因素在会议的议程和实际的讨论中会对经济这个主轴造成很大干扰。 在对中国经济困境的各种分析和讨论中，一个常常说到的因素是干部的躺平。很多人讲，比起民不聊生来，官不聊生实际更严重。不管这是否属实，在反腐和政治高压下，官不好做大概是事实，为少犯或不犯错误，各级官员主动选择不干事或少干事。这不是说官员就真的什么事都不做，基本的行政管理事务还是要做的，而且这些方面的工作也很繁重。“不干事或少干事”实际指的是，官员不去主动做那些具有某种开创性，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为地方或部门工作打开良好局面，但也可能引来一些争议的事情。这类事情往往存在某些解释的灰色空间，极可能被人抓住小辫子，这就导致官员不愿冒此类政治风险，尤其在动不动就用反腐打击政治对手的政治风气下。 因此，当局鼓劲民企大显身手，要民企放心去干，也鼓励干部大胆去闯，然而，政治风险不除，只靠当局喊话，干部是不会理会的，还是会在“干事”上小心谨慎，不去触碰政治禁忌和雷区。要调动官员的积极性比调动民企的积极性还难。市场有利总会有企业愿意去试试，而且民企知道政府要发展经济离不开它，不管真心抑或假意，你政府要制定一部法律来保护我；但官员不同，官员就是党的人，怎么对待和处理官员，不是用国法，而是用家法。家法对官员的保护当然不如国法。何况很多时候家法都不用——毕竟家法也有一定的规矩，直接用一些模糊的、没有明确规定的，却带有领导人很强主观意愿的做法，来规范官员关系和处理问题干部。 故而，在官场的政治生态没有得到大的明确的改观前，即使有当局的政治压力，各级官员尤其地方领导干部，在这次两会上，是否会主动配合当局发展经济的喊话，亲近民企，塑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大力扶持民企的地方发展环境，是可以观察的。这其中一个观测的视窗，是地方政府怎样去处理现在社会反应强烈的跨省执法“远洋捕捞”。 川普冲击波 如何处理同川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的关系，是本次两会面临的另一不确定性难题。过去几年，中国虽然和美国的对抗加剧，但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打压还属于可预测的美国传统建制派的打法，然而，如今川普不一样，川普表现出的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咄咄逼人做法，让中国当局感受到很大压力，他施压乌克兰接受停战，并试图恢复和俄罗斯的正常关系，其背后的意图是否“联俄抗中”，离间和分化中俄同盟，中国当局对此并无确实把握。 川普上台以来，由于未对中国表达出像在竞选期间的强硬言辞，让外界猜测他是不是要和中国当局达成所谓的“大交易”，外界也从他对待乌克兰的态度，猜测这场“大交易”的一块重要内容是台湾，川普很可能为了其经济利益而把台湾卖给中国。然而，即便如此，当局能出得起什么价，可否满足川普的胃口？与此同时，川普政府迄今在每个方面都并未放松对中国的打压，随著3月4日对中国产品再加征10%的关税的落实，当局是否愿意同川普达成“大交易”的可能性也在降低。无论能否达成“大交易”，川普对中国的施压恐怕都会是空前的。 当局其实已经看到了川普欲让美国从俄乌战场抽身，全力对付中国的可能性正在增大的事实。这使得它不得不好好地来搞经济，练好经济内功；但假如美国的压力大增，直接造成中国的国安风险，那当局也不得不从经济上分心，从而造成对经济的干扰，偏离发展经济的主轴。 外界注意到当局最新举行的政治局集体学习，这场集体学习也被安排在两会前夕，这个时间点不是没有特别考虑的，就是提醒各级官员还有中国社会，虽然经济建设是第一位的，但也不能由此而把安全放在次要位置，经济和安全依然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以会议指出，适应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平安中国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仍然是平安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从这场集体学习来看，中国的安全风险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国家政治安全，包括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被当局摆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的首位；二是公共安全，包括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网路安全、人工智慧安全等。对于这一块，当局在集体学习的前几日发布了《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预案拓宽了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范围，表明当局已经意识到，中国在社会、经济、金融乃至科技等领域，都容易出现某种极端事件，酿成社会风险。国安风险崩得越紧，对经济造成的冲击恐怕也就更大，从而干扰到经济优先的发展路径。 上述因素都会在今年的中国两会上出现，让两会在发展的优先顺序上事实上处于一种纠结、不好抉择的状态。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曾在中国做过记者，现居美国，作者本人这样介绍自己说：曾经在体制的边缘，因而更能洞察所谓“新时代”的荒谬。本文转载自美国之音。
乌克兰战争是继续下去还是进入和谈？北约三大国目前各有想法，美国川普政府希望尽快走上谈判桌，但英法两国却希望继续打下去。美国是支持乌克兰的最重要金主，它一停止军援，战争难以为继；但英法两国凭恃的却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这位战时总统满心希望打下去。存在了大半个世纪的大西洋伙伴关系，现在因为这场战争，基本上进入了Hospice。本文分析美英法美各自写定的剧本，谁的更理性。 美国写的乌战走向剧本：力推“和谈” 自从2月28日泽伦斯基访问白宫不欢而散之后，美国方面仍然坚持原来的要求，让泽伦斯基走上谈判桌。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3月2日，在伦敦紧急峰会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发表新声明：“我们应该少花点时间担心普京，多花点时间担心移民强奸团伙、毒枭、杀人犯和精神病院的人进入我们的国家，这样我们才不会落得和欧洲一样的下场。” 3月3日，美国正式宣布暂缓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美国防部解释，“所有目前不在乌克兰的美国军事装备都将被暂停，包括在运输途中的和存放在波兰仓库里的武器。直到川普认定该国领导人表现出对和平的诚意承诺。” 3月4日，美国副总统JD·万斯在国会山与媒体交谈时再次强调，川普总统希望乌克兰走上谈判桌。3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地接受Fox News采访时表示，“坦白说，这是一场核大国之间的代理战（Proxy War），美国支持乌克兰，俄罗斯则与之对抗，这场冲突需要结束。” 继停止军援之后是停止与乌克兰共用情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情报范围属于机密，外界无法确知，但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情报涉及敌人的即时动向，有助于乌克兰追踪俄军和确认目标。英国《每日邮报》（3月6日）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的情报，英国的“风暴阴影”导弹、法国版的Scalp和德国版的金牛座对基辅来说就毫无用处。 川普政府不愿意对外谈的是：美国现在的国债高达36万亿，平均每个美国人（包括刚出生的婴儿在内）负债10万美元。加之目前正在大举改革内政，内部冲突极大，政府还必须撙节开支，停止外援。外界强调美国政府必须解决前任的遗留问题，川普政府当然知道这是政治责任，但他的解决方式是不再继续往乌战这个无底大坑里继续撒钱，选择以调停者身份终止战争。 泽伦斯基的剧本：战争要继续，大位更需保 这一期间，泽伦斯基也未闲著。伦敦紧急峰会后，英法两国表示要继续援助乌克兰但必须有美国参加，要求他与美国总统和好。他也于3月4日在X平台上发文，重申乌克兰对和平的承诺，愿意与美国签订协定，之后并无下文。 事已至此，泽伦斯基为何还在眼巴巴地盼望英法与欧盟的支持？皆因他清楚知道这两国尽管支持有限，但都希望藉美国之力继续这场战争，削弱俄罗斯。这一愿望正好与他希望借战争延续让自己继续做乌克兰总统方向一致。泽伦斯基的任期于2024年5月20日正式结束，新一轮总统大选本应在这一年3月底举行，但因为该国处于戒严状态而取消。美国早有换人的想法，据悉川普团队的官员正在与乌克兰反对派领导人彼得·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和尤利娅·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进行秘密会谈。乌克兰的泽伦斯基反对者也都在寻找政治靠山。 泽伦斯基深知时势弄人，自己有可能从战争之初的“超级英雄”变成美欧弃子，得尽力挣扎。早在今年1月17日，泽伦斯基政府就已经和英国政府签定了“百年合作伙伴协定”——也就是说，在川普要求与乌克兰签订矿产协定之前1个多月，乌克兰的资产早就被卖给英国了。赴白宫签约之时，他事实上已经无矿产可签了——除非与英国翻脸。 为了继续这场战争，2月17日，泽伦斯基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多方面要求，“朝鲜军队并不弱，他们正在学习现代战争。而你们的军队准备好了吗？”“只有我们的军队（指欧洲武装力量）在欧洲拥有真实的、现代的战斗经验。但仅靠我们的军队也不够。我们需要你们提供的东西——武器、训练、制裁、资金、政治压力和团结。”——这段话可以视为欢迎欧盟各国派遣军队来乌克兰实战练兵。 泽伦斯基也算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英雄，明知是场完全依赖他国支持的代理人战争，却要求西方象美国拜登政府那样提供大量武器金钱与军事教练，继续打，直到胜利，而且要拉著其他国家一起打。川普说他是拿乌克兰青年的生命赌博，说他想要所有国家都参与进来，最后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算冤枉他。 英法与欧盟的剧本：“远水”在规划，“近渴”需美国 自泽伦斯基2月28日痛辞白宫之后，英法与欧盟都没闲著，日程表上排满了各种紧急峰会与演讲。 第一幕伦敦紧急峰会：3月2日，应英国首相斯塔默之邀，乌克兰、法德意荷西、丹麦、挪威、波兰、加拿大、芬兰、瑞典、捷克和罗马尼亚的领导人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参加了这场主题为“确保我们的未来”的伦敦峰会。斯塔默在主题演讲中说明 ，3月1日，英方承诺向乌克兰提供22.6亿英镑三年期贷款，钱不是英国纳税人出的，将从俄罗斯冻结的资产中扣除（乌方也承诺将用被冻结俄资产收益偿还）；这钱用来购买五、六千枚导弹，将由英国军工厂生产，增加就业，拉抬经济。综合EURO NEWS的几条消息，这场峰会的成果，除了斯塔默宣布成立“自愿联盟”（原则是自愿参加，但还没听到哪个国家宣布参加），军事援助乌克兰之外，每一点都要求美国必须参与：例如英法将牵头起草乌克兰的停火计画，这得提交给美国总统川普；欧洲国家愿意提供安全保障，但美国必须提供后盾以阻止俄罗斯的侵略。 这个会议以英首相宣布脱美开始，与会者坚持不能脱美结束。斯塔默承诺的5000枚导弹，据网友们综合各种情报分析，英国现在已经没有军火生产能力，从现在开始建厂招募工人，最快可在10年后交付。 第二幕：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5日晚间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试图向民众阐明自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恢复对话以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这代价是与盟友翻脸）结束持续三年多的乌克兰战争。马克龙表示：“欧洲的未来不应由华盛顿或莫斯科来决定”，他的方案是：一是提出核共用，要为欧洲撑起核保护伞；二是拒绝停火，要继续削弱俄罗斯（这是他一贯的主张），希望美国继续援助；三是加强国防建设，为了让法国人安心，马克龙保证“国防方面的新投资包括增加私人和预算捐助。但不会增加税收”。 综观整场讲话，马克龙继续乌克兰战争的雄心满溢，未来的画饼（国防依靠捐助）渺不可期，但对美国的指评与期望两招仍然不废，此时此刻的军费还得逼著美国出。 第三幕：3 月 6 日，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特别峰会，特别邀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与会。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成功规划了远水供应——通过重新武装欧洲计画。该计画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要点是投入8000亿欧元，其中6500亿欧元在未来四年内由成员国按额度支出，大幅提升国防预算；另外以贷款形式向成员国提供约 1 500 亿欧元，帮助它们共同为国防投资融资。 受邀参会的泽伦斯基在布鲁塞尔受到热烈欢迎。但我猜想，泽伦斯基一定与很多看客同样想法：远水前景无限美，但近期饥渴却难解，乌克兰能够熬到欧洲建成强大的国防力量那一天么？ 如何结束这场本不该开始的战争？ 美国拜登政府参与的两场战争，如今国际社会分成立场鲜明的两派。但支持巴-哈的一方讨论加沙之战，总刻意忘记哈马斯的阿克萨洪水行动是挑起这场战争的罪魁；讨论俄乌战争，挺乌者总有意不提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与2013年11月-2014年3月乌克兰的广场革命。追根溯源，乌克兰悲剧命运在广场革命之后就已经注定，这次革命直接导致克里米亚危机，美国是幕后推手并非是西方舆论定调的“俄罗斯叙事”，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西方外交官将令乌克兰抗议者失望》(12/13/2013)，以及2014年2月7日BBC发表《乌克兰危机：纽兰与皮亚特通话记录泄露》，如实纪录了美德两国外交官亲临现场支持这场革命，尤其是美国直接操纵新政府的组成。 如今，在俄罗斯占据战场优势的情况下，西方讨论要追究俄的侵略责任流于空谈，重要是讨论如何结束这场战争。这方面，西方“近现代军事学之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仍然可供借鉴。《战争论》中提到在战争中促进媾和的情况有三种：一，一方丧失抵抗能力；二，双方完全获胜的可能性都不大；三，某方为了获胜付出的代价过高。目前，俄乌战争处于第二种状态，但乌方如果失去美国援助，立刻进入第一种状态。 “战争的目的在于和平”（柏拉图）、“战争必须只是导致和平的手段”（亚里斯多德）一直被奉为箴言。古今中外，凡重大的军事行动，统帅们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怎样开始，还包括怎么结束。20世纪初日本之所以由弱变强，在于这一关键时期的首相是伊藤博文，他有句名言，“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战争”，1895年和1905年两次战争中，日本都精准地把握好停战节点，收获了最大的战争利益。目前，对于美俄双方来说，结束乌克兰战争，只能说是迟到的止损。欧盟与乌克兰想继续却无实力，继续玩怪罪游戏，既留不住盟友，也无法让自身强大。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今年两会，终于有人提到农村（低）养老金问题了。 央视背书，白岩松发声： 很多农民朋友，一个月满打满算能拿下来的所谓加引号的这种退休金，才100多块钱，显然还不够。包括有很多的代表委员也在提，我们能不能小步快跑？如果从现在开始每年都涨20，十年过去可能就翻倍。我觉得，小步快跑是我们应该实现的一个节奏。这让人五味杂陈。 有公众人物把“农民每月100多元养老金”的残酷现实摆在台面上讨论，多少给人一点欣慰。 但那个“每年涨20元”的“小步快跑”方案，却又像是兜头而来的一盆冰水，浇灭了刚燃起的希望。 “每年涨20元”的提议，当然是善意的。可问题在于，你也得承认，这每年的20块钱，却也少得可怜。 但在白岩松嘴里，“十年翻倍”，“小步快跑”，好像是什么了不得的恩惠。 十年才能翻倍，农村的老人能有几个十年？ 小步，什么时候又成“快跑”了？小步不是慢跑才有的节奏吗？ 农民曾以公粮、农业税、工农业剪刀差支撑国家工业化进程，如今却连“应得的补偿”都要被包装成“政策恩赐”。 甚至还要吹喇叭庆祝，真是讽刺。 网络图片 而更讽刺的是，在有人提议农村养老金每年涨20块钱之前，城镇退休人员养老金已经以“3%比例”上调了（月均增加约100元）。 10年后农民养老金是可能（只是有可能）“翻倍”至200元时，但那时候的城镇退休金可能已突破8000元。 到那时，城乡的养老金差距就不是现在的22倍，而是扩大到40倍了。 而这一切，还得建立在农民养老金真的能每年涨20块钱的基础上。 对，你也应该感觉到了，这—— 不公平！ 有人会狡辩说，农民基数庞大，每人涨20元已是财政极限。 真的是这样吗？ 根据《2023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领取养老金的农民约1.73亿人，而城镇退休人员约1.42亿。 而在2023年，城镇退休人员中，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每月人均3089元；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每月人均约6148元。 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每年给城镇退休人员100多块钱的养老金，我看不出给农村老人同样提高100块的技术难度在哪里。 所谓“财政压力”，更像是对农民群体价值的有意贬低，一个给不公平找的冠冕堂皇的借口。 更不必说，第一代城镇职工也未曾缴纳养老保险，却能通过“视同缴费年限”享受高额退休金，而农民的历史贡献至今未被折算。 但是，最令人痛心的是，即便这“每年涨20元”的微薄提议，竟已是舆论场中的“进步声音”，有良心的建议。 更多专家以“社保基金不足”“破坏多缴多得原则”为由反对大幅提高农民养老金，却对城乡养老金5%与100%的悬殊比例视而不见。 我看到湖南省人社厅回应人大代表提议时说，提高农民养老金至每月300元，需“量力而行”。 可这份“力”，从未向农民倾斜。 给农民应得的一点点福利，都困难重重，且像是恩赐。 所谓“小步快跑”的背后，是 1.73 亿老人在菜市场为几分钱讨价还价的日常，是乡村卫生室里 “小病拖、大病扛” 的无奈，是无数家庭因医疗支出返贫的悲剧循环。 有人肯为没有话语权的农民说话，确实值得鼓励。但问题是，这远远不够，当城镇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有序且顺利地提高时，农民每月几十块、一百多块的福利，不应该需要经过那样艰难的争取和博弈。 农民们不该被排除在现代化的成果分配体系之外！ 一个文明的社会，绝不该让奉献者终生匍匐在温饱线上。 提高农民的养老金，且是大幅度地提高，不是恩赐，而是迟到的正义。 全文微信公众号亮见
中国外长王毅在3月7日在14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记者会。除了对国际问题发表一堆空口白话，以及对俄乌战争喷发“口水和平”之外，对于美中与美台关系的胡言乱语，可谓提油救火、毫无助益。尤其对美国的尖酸指责和狂妄批判，只有将美中关系推向冰火不容的死角，毫无转圜馀地。 我过去说过，美国总统川普回任白宫之后，必将对中国采取“行刑战略”（strategy of execution），这个最终目标的实现，是采取“慢死－处决”的路径，并经历从“竞争－对抗－暖战”的过程。目前的情势证明，特别是这场名为记者会实为“斗美大会”，证明了这个过程正在加速。 王毅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三窜”手法：窜加、窜词、篡夺 在记者会上，王毅再度脸不红、气不喘地窜改“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王毅宣称该决议“彻底解决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无可能”。此语一出，美国国务院立即反驳，指责中国刻意滥用和扭曲联大2758决议，是中国施压行动的一环，意在将台湾孤立于国际社会。 王毅在联合国2758号决议上，故意“窜加”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一个段落，也就是恶意涂抹和修改。实际上，2758号决议只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代表权（representatives）”没有任何字语提到“主权”（sovereignty）问题，既没有“全中国”的字眼，也没有“包括台湾在内”这一词语。换言之，王毅就是用偷渡的小动作，使用“包括”这一“窜词”来“篡夺”－窜改和掠夺－台湾的主权地位。也就是用“文字偷渡”来实现“主权偷渡”。 至于所谓“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无可能”的说法，完全是瞎扯、胡扯和乱扯。联合国关于台湾的称谓就是“台湾”，没有所谓“中国台湾省”，联合国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不会去涉及“一个国家的省”的问题；至于所谓“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无可能”更是鬼扯，台湾是中华民国当今的所在地，中华民国是一个早已独立124年的国家，过去是，未来也是！ 最后，王毅还撂下狠话：“台湾是中国的，谁也别想插手，搞‘台独’就是死路一条”。这又是一次强词夺理的恫吓。实际上，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台湾人民，从来就不是中国的，没有人想插手台湾，只有中共想插手、染指、打压、并吞台湾！台湾没有“再宣布独立”的独立问题，只有中华民国独立在台湾的事实；如果有台独问题，那只是一个台湾内部的“言论问题”而不是宪法体制的“法理问题”；实际上，台独不是死路一条，恰恰是中国搞“抗美”才是死路一条！ 究竟是美国应该复盘？还是中国应该反思 王毅居然跳上“训导主任”的高度，要美国“复盘”五个错误，包括：你们（美国）从这些年的关税战、贸易战中得到了什么？贸易逆差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制造业的竞争力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通膨是好转了，还是恶化了？民众的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糟了？ 关于王毅的“五个复盘”，我可以在这里真实的回答： 1，美国从关税战、贸易战中获得了对中国野心扩张的围堵。 2，美国贸易逆差虽然尚未缩小，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已经下降。 3，美国的制造业已经开始上升，这得力于对中国低价倾销、不公平贸易和资本与技术出口的反制。 4，截至目前为止，美国的通膨问题并未显现，至少没有恶化。 5，美国民众的生活有没有变好，不是中国可以说三道四；即使美国民众的生活变坏了，也远比中国人民的生活好得太多！ 实际上，“五个复盘”正是中国应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五个反思”！ 1，为什么美国坚持要对中国打关税战、贸易战？不就是中国课征美国2倍关税，并持续对美国进行不公平贸易？ 2，为什么中国低价倾销的对美出口，已经出现下降？为什么即使美国的贸易逆差尚未缩小，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已开始缩水？ 3，批评美国的制造业，那中国的制造业又如何？是欣欣向荣？还是关厂倒闭？ 4，美国固然有通货膨胀的风险，但中国的通货紧缩难道比较安稳平顺？ 5，在美国对中强硬政策之下，中国人民的生活难道是变好了，还是变得更糟了？ 美国对中政策：不再把中国当中国 王毅在记者会上警告美国：“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幻想一边对华打压遏制，一边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殊不知，美国已经无意于与中国发展良好的关系。换言之，美国对中国只剩下打压遏制，不再期望发展良好关系。 早在2月20日，美国国务院官网的“国家简介”页面中，不再用“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来称指中国大陆，而是改以“中国”（China）为简称。在此之前，国务院才刚刚删除台湾页面中关于“不支持台独”的表述；目前的中国页面写道：“战略竞争是美国看待与中国关系的框架”。对照于拜登政府时期，这段文字的原话是：“战略竞争是美国看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关系的框架”。此外，在“中国页面”中还明确表示：“美国致力于打击中国共产党（CCP）对美国政府的恶意网路攻击”等等。 另一方面，依据美国国务院一份内部文件，美国在“中国共产党（CCP）”与“中国人民”之间划出了明确区隔，美国把北京的政府而不是广大民众，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换言之，美国已经改变了“中国”的定义：中共不代表中国，也不代表中国人民。 在这份涉及中国相关术语的指导文件中，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指示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各单位，若在使用广义的形容词“Chinese”并涉及负面含意时，需要更为具体的描述并避免使用“Chinese”一词；另外，习近平应被称为共产党的“General Secretary”（总书记），而不是“President”（总统/国家主席）。 “战狼挽歌”将变成“战狼悲歌” 王毅在这场记者会中，除了像个深宫怨妇的抱怨与发牢骚之外，其对美国与台湾的强硬态度，丝毫无助于中国外交环境的改善，反而更加激怒川普，并将迎来美国更加严厉的报复。 我把王毅这场记者会，称之为“战狼外交的最后挽歌”。很快地，“战狼挽歌”必将变成“战狼悲歌”。 ※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宋国诚观点》YT频道主持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近日藉中国人大会议记者会，再拿“‘中国版联大2758号决议’”重申“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并衍伸强调“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无可能”。时机点上，第一，近期台美间并没有特别触及任何“台独议题”；第二，距美国国务院官网删除“不支持台独”字句已过了一个月，且中方也早警告美国“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那么，王毅这时候突然在激动什么？ 我们或可以所谓“川普2.0”的对台态度反推，又反推前，我们亦可再重看一遍美国大选前的民调，其中应该透露了些许端倪。 鉴于川普大选期间来势汹汹，当时美国多个媒体、民调机构，无不关切川普第二任国家走向，尤其关注他的外交政策，“台湾”自然也是聚焦的一环，当时民调数字则普遍呈现雷同态势。其中，就芝加哥委员会调查，美国人对台海议题几个面向数据分别如下：首先，共和党意见领袖（80%）／共和党支持者（61%）皆比民主党意见领袖（46%）／民主党支持者（49%），有更大比例将中国的领土野心视为是对美国的重大威胁；其次，在中国领土野心所导致可能对台侵略问题上，相当一致地，支持美国向台湾运送医疗物资、军事武器的民众都超过七成，两党意见领袖对此的支持比例更都超过九成；唯独在直接派美军协防台湾上，共和党意见领袖支持比例为45%，美国人支持比例为相对低的36%，很大程度，便也反映了近年美国在对外军事上的“疲态”（对乌俄战争尤其如此）。 那么，顺著民调逻辑，川普上台后多可找到相对的动作。第一，任命具鲜明对华鹰派色彩的卢比欧为国务卿、瓦尔兹为国家安全顾问等，呼应的正是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领土野心是美国重大威胁的意见；第二，川普迄今在“美国是否出兵协防台湾”一事不松口，呼应的即是不到半数共和党意见领袖及约三成五比例共和党支持者同意出兵。 此外，同一民调中另显示，有半数美国人（51%）认为美国应该鼓励（encourage）台湾维持现状，但有近六成（59%）美国人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以及，虽然美国人中支持台湾独立的比例不到五成（36%），却又远远高过支持台湾和中国统一的比例（4%）。于是，卢比欧上任国务卿，在2月13日公布新版美台关系事实清单时，“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角色”项下，以“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包括在适当的情况下成为其成员”为开头，且通篇刻意“删除不支持台独”字句，纵然引起话题议论，内容实则都不脱美国社会当下民意趋向。 只是，川普（个人）对台湾的认知和理解（又或者对他的意义），直到今天显然更倾向他自选举期间就念兹在兹的晶片和军购环节。晶片部分，川普曾说“台湾偷走美国晶片产业”，军购部分，川普曾说“台湾国防预算过低”。亦即，晶片和军购更可能是现阶段川普著重的台湾议题范畴，其态度，当然也可能影响著美国对台政策。 所以，台湾一方便不乏有“对症下药”味道。如军购部分，赖清德已于2月中国安会议上宣布将优先编列特别预算，让国防预算达到GDP3%以上；晶片部分，台积电遂也宣布了要在美国增加1000亿美元投资。两方一阵来回，对川普来说，台湾议题等于都得到了初步答复。 同一时间，“共和党人大比例将中国的领土野心视为是对美国重大威胁”、“美国人支持台独比例远高过支持统一”等气氛仍旧存在，中方所顾忌，便是顺此，川普政府（包括川普个人）在之后关于保卫台湾一事，会否藉势做出比预期更强硬的谈话。王毅近日异常高调地去定位“中国台湾省”（甚而透过台湾艺人在微博跟进表态制造舆论氛围），时机上尽管有点莫名，却又有当初裴洛西访台，其先一步警告美方一意孤行将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既视感。而今，台湾仅以晶片、军购对应了川普所出的牌，而川普对台湾的“一意孤行”八字都还没一撇，王毅究竟在紧张什么？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美军的两栖战舰不足已达到临界点，迫使全球的作战指挥官花费数月的时间，渴望从海基陆战队获得关键的火力。 海军陆战队司令埃里克·史密斯(Eric Smith)上将在接受美国之音独家采访时说：“我有海军陆战队，有中队，有营和舰上炮台……就是没有两栖舰。” 虽然两栖战舰(称为两栖舰)只占舰队的10%，但当指挥官需要更精确或更应急的攻击时，它们是航空母舰的首选替代品。它们也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MEU)在攻击期间将装备和部队从海上运送到岸上的唯一舰艇。 “两栖舰对我们至关重要。它们是我们作为海军陆战队存在的一部分，”史密斯说。 需要三艘这样的海军舰艇(一艘大甲板两栖舰艇和两艘小型舰艇)才能组成一个“两栖戒备群/两栖战备支队”(ARG/MEU)，用于运送快速反应部队。 美军的瑞士军刀 一旦被部署，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就是美军的“瑞士军刀”(多功能性和韧性)，提供从F-35战斗机打击力量，到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和灾难救援等各种任务，例如去年10月菲律宾发生致命洪水和山体滑坡后，第15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向菲律宾紧急运送人道主义援助。 史密斯说，美军需要随时在国外部署三个这样的三舰支队——一个支队在东海岸，一个支队在西海岸，一个支队在日本——该计划被称为3.0。 “印太司令部司令、欧洲司令部司令、非洲司令部司令都呼吁组建ARG/MEU，因此3.0是必需的。” 然而，史密斯告诉美国之音，以目前已经准备好的两栖舰艇数量，他无法达到这一要求。 “让舰艇搁浅” 美国政府问责局(GAO)的谢尔比·奥克利(Shelby Oakley)说，在美国忙于中东两场战争的同时，其两栖舰的舰队因维修延期和延误而陷入失修状态。奥克利在12月撰写了一份GAO的报告，该报告显示，在32艘的舰队中，其中一半的两栖舰状况不佳。 她告诉美国之音：“你们让这些船只搁浅，却不去照顾它们。”“这相当于你只开车，从不换油，却期望它能用15年。……关键系统没有按预期运行，”奥克利说。 2022年，国会要求军方在舰队中保留至少31艘两栖舰艇，此前军方曾试图在2023财年预算计划中剥离其中6艘。海军陆战队表示，只要舰队的战备率保持在80%或更高，至少31艘舰就足以完成任务。 “你的战备率下降到50个百分点左右，而战备率需要达到80%，那么我会说，这是一场危机，”史密斯告诉美国之音。 其中一艘两栖舰艇—“托尔图加号”(the USS Tortuga)—已经十多年没有出航了。政府问责局表示，还有15艘两栖舰艇无法完成他们的40年的服役期。 “我们正努力让这支老化的部队做好准备，并专注于它需要做的事情，”海军作战部代理副部长吉姆·基尔比(Jim Kilby)上将上个月在接受美国之音独家采访时说。 据基尔比称，问题不仅仅在于两栖舰。 “我们正在努力管理着整个海军。所以，当我刚加入海军时，我们有近600艘舰艇。现在，我们只有当时的一半，但我们仍在执行同样的任务，” 基尔比说。 覆盖范围缺口 基尔比表示，海军正试图解决拖累其舰队的问题，就像几年前解决战斗机停飞问题一样，密切监控其流程，以调整减缓变革的长期存在的做法。 “水面委员会将按时完成维修的舰船数量增加了一倍。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做得更好，所以只有50%是不可接受的，”他说。 不过，基尔比并没有确定海军计划何时将两栖舰队的战备率从50%提高到80%，对于这位指挥官来说，这是一个迫切的需求，他说“覆盖范围的缺口”已经开始。 “在暴力事件爆发时，需要进行一次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以将美国公民撤出苏丹。由于没有ARG/MEU的存在，非洲司令部指挥官被迫使用商业航空公司，”史密斯说。 即使ARG/MEU部队已经被部署，他们也经常部署不完整。去年，因为没有其他两栖舰艇可用，美国号两栖戒备群部署了两艘而不是三艘。 而美国拳师号两栖戒备群去年的维护延误太多，以至于海军不得不错开每艘舰艇的部署，比计划晚了几个月。 原本应该部署九个月，结果三艘舰艇一起部署了两个月。 “当拳师号不在那里时，他们无法实施F-35的行动，无法按计划支持国际合作伙伴，”奥克利告诉美国之音。 “并非是海军的要求” 最后一支部署部队于12月返回诺福克。据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在讨论未来的规划时向美国之音透露，下一支从东海岸或日本部署的支队，仍需数月时间。他们说，一个两栖攻击舰支队可能要到2026年才会从西海岸部署。 一位海军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该部门每年只预算部署一个ARG/MEU，部署时间只有10个月。当被问及海军陆战队的需求与海军两栖攻击舰的可用性之间的差异时，基尔比告诉美国之音，海军陆战队的3.0要求“不是海军的要求”。 “我没有计划获得3.0。我计划在我们的造船计划中按照法律规定保持31艘舰艇，”基尔比说。 正如政府问责局在其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该计划依靠海军将其中六艘两栖攻击舰保留在舰队中数年，超过其预期的40年服役寿命，包括一些目前状况不佳的两栖攻击舰。 “人们对它们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服役年限存在很大的疑问，”奥克利说。 根据海军陆战队的文件，自2010年以来，两栖战舰通常都未达到海军计划的维修时间表。具体来说，从2010年到2021年，海军将70%以上的两栖战舰维修延长到原计划的结束日期之后。 根据12月份的政府问责局报告，“这累计导致这些舰艇及其相关海军陆战队员损失了 28.5年的训练和部署时间。” 需十年才能解决 代理海军作战部长表示，海军目前正在规划完成必要工作所需的维修可用性，以便使两栖舰艇的生命周期健康评估达到差以上。基尔比告诉美国之音，国会目前正在审议的预算中将为之前预算中未获资金的七艘两栖舰艇的维修提供资金。 “我们承诺要有31艘两栖舰的舰队……当我们补充了一艘新舰时，我们将替换一艘旧舰，因为那艘旧舰维修费更贵，并且更难维修，”他说。 美国政府问责局表示，即使规划有所改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可能仍需要重新审视其任务所需的舰艇总数。 “这就是数学，这就是我们需要他们做的数据，以便能够了解我们还需要再采购多少东西，我们还需要多少东西更快地上线，才能继续达到这个数字，”奥克利说。 史密斯将军说，这个问题至少需要十年才能解决，如果美国未来与中国发生冲突，这个问题可能会加剧。 “派出ARG/MEU的全部关键所在，就是防止冲突，”他说。 基尔比表示，海军希望在2027年之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下令军方在该年做好以武力夺取民主统治台湾的准备。 “我们有我们的海军。这就是2027年我们将拥有的海军，我们只需要更高效、更有效地运作它，”他说。
“说实话，一开始压力很大，因为不知道具体情况，所以经常梦到被遣返的过程，甚至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回到了国内，恐惧一下子涌上来。醒来后才意识到是梦，但这样的梦做了很多次，对我的心理造成不小的压力。”2022年通过“走线”艰难来到美国的中国公民潘蒙恩在谈到美国新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非法移民的遣返政策时，这样告诉美国之音。 “走线”指的是中国公民在新冠疫情过后，通过南美、中美洲等国非法越境美国，寻求庇护的偷渡路程。踏上这个路程的人则被称为“走线客”。 驱逐非法移民是特朗普的重中之重 特朗普星期二(3月4日)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他第二任期开始后的首次重要演讲时，再次提到了驱逐“非法入境”移民的政策。 他说，过去4年，共有2100万人进入了美国，其中很多人都是“杀人犯、人口贩子、帮派成员，以及来自世界各地危险城市街头的其他罪犯，“他们现在已深深扎根于我们的国家，但我们正在把他们赶出去，而且要迅速把他们赶出去。” 特朗普上台第一天后签署行政令，宣布边境州进入紧急状态，并开始大举驱逐入境美国的非法移民，以保护美国不再受到非法移民的“入侵”。像潘蒙恩那样的“走线客”，来美国后，如果无法获得政治庇护，也会在其中。 特朗普在竞选中曾多次提到来自中国的“走线客”。“他们来自中国……他们都到了参军年龄，而且大多是男性，”特朗普在2024年4月的竞选集会上说道，“他们是想在我们国家建立一支小军队吗？这就是他们想要做的吗？” 为了兑现进行大规模驱逐的竞选承诺，特朗普不仅宣布美国南部边境进入紧急状态，向那里派出军队，他还授权并指示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和国务院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立即遣返和驱逐非法进入美国的外国人，甚至允许移民执法人员在学校和教堂等敏感地点逮捕移民。不过，目前这项政策遭到一些法官的反对。 根据行政令，特朗普政府认为许多非法居住在美国的外国人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对无辜的美国人犯下卑鄙可恶的行为。其他人则从事敌对活动，包括间谍活动、经济间谍活动和恐怖活动准备。许多人滥用了美国人民的慷慨，使联邦、州和地方各级纳税人损失了数十亿美元。 据报道，自特朗普1月20日上台后，美国已经发出了143架次的驱逐航班。 恐惧和担忧，但是相信“政治庇护”依然可行 33岁的潘蒙恩说特朗普的新政让他担忧。潘蒙恩告诉美国之音，他现在还在担忧，但是如果被遣返，他会选择上诉的。“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我一定会继续上诉，因为我确实在国内遭受过迫害。不可能无缘无故被遣返。”他说。 根据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官网的资料，面对遣返，移民可通过申请庇护、申请豁免、调整身份为永久居民、上诉移民上诉委员会或选择自愿离境等方式抗辩。 潘蒙恩相信，被遣返的通常是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涉及逃漏税的人，而自己是“守法的良好市民，应该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潘蒙恩来自一个三代基督教家庭，因为中国国内政治环境，也因为在国内遭遇教会服事的逼迫，2022年，他决定带着一家四口，通过“走线”来到美国。 回忆起走线时最艰难的经验–在巴拿马搭乘夜船渡海的经历，潘蒙恩至今依然难忘。“海浪拍打在脸上，那一刻我从未如此狼狈。有时我会想，带着孩子一起走这条路，到底是对还是错？是不是应该我先来，想办法安顿下来后再接孩子过来？但比起国内的环境，说实话，我内心非常纠结。一方面，把孩子带出来是一种责任，另一方面，让孩子跟着我一起冒险，又像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选择。这让我陷入两难，特别特别难受。好在我有信仰，我不断祷告，不停地带着孩子一起唱诗歌。” 事后潘蒙恩才得知那片海域有许多鲨鱼，许多人因此失去了性命。 在经历了最初的不适和挑战后，潘蒙恩一家的生活终于安顿下来，并有了第三个孩子，现在他和妻子在期待他们的第四个孩子。 “我们就租了一套一房一厅的房子，然后紧接着安排孩子上学。这一切相对来说都很顺利，因为我自己有一门手艺，我在国内一直开理发店，所以在这里找工作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比其他人可能更快适应生活。” 今年35岁的王忠伟也是跟随“走线”潮来到美国，目前已经获得了政治庇护。他说，虽然相较拜登政府时期，申请政治庇护的难度增加，但是，但美国仍会为政治迫害者提供适当的帮助，而中国的确不是个民主国家。 他说，据他的观察，目前大多数包机遣返的都是中南美洲国家的移民，中国的遣送案例较为零星。 美国国土安全部在特朗普上台前宣布，去年6月以来，该部已经包租了已包租五架次班机遣返来自中国的无证客。仅在去年就遣送500多名中国无证客回中国。 不过，王中伟说，特朗普的遣返政策的确给移民群体带来恐慌。他说，在华人群体中，已经有讨论与教育孩子如何应对ICE执法的情况，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并且如何对执法人员作出回应。 “孩子目前还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是我知道很多学校开始实行这种(执法)措施。我们华人圈里知道，很多学校会给孩子发那种中英文的卡片，介绍说如果移民局敲你家门，也不要给他们开门，直接把卡片递给他们，或者告诉你怎么应对、自我保护，面对他们的一切提问不回答，可以保持沉默，然后要求联系律师。” 前往第三国和决定回中国 韩立华是潘蒙恩的朋友，今年46岁，在中国曾担任中文老师。2022年，韩立华与潘蒙恩一家一起踏上走线之路。相比潘蒙恩，韩立华入境美国的经历更加艰难。进入墨西哥后，在前往美墨边境时，韩立华被当地执法单位抓捕，并被送入移民监狱两个月，直到2023年4月才辗转抵达加州洛杉矶，并找到落脚的住所。 韩立华在加州洛杉矶郊区一栋带前后院的西式大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经过最初的艰难后，他也顺利获得了留在美国的身份。 “我们刚开始来到这里时，由于没有工卡，都要从一些体力劳动做起。像我刚来的时候就在一家台湾餐馆做后厨，后来做了一年，有了工卡之后，我又在仓库里做了半年。最近开始跑亚马逊的快递，就是他们的独立快递员，时间比较自由，就是从这些事情做起。”韩立华说，但是他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后悔过。 他说，在这个宁静的郊区，他终于可以找回一张安静的书桌，并阅读他喜欢的文学书籍。“但是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蓝天、白云、新鲜的空气，就是一种充满自由的气息，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上台后，对于“走线客”群体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和影响，许多人担心自己无法以政治或宗教庇护的方式留下。他知道他身边有人因为没有通过政治庇护，因此考虑离开美国，去第三方国家。 “我有个原来在仓库工作的同事，之前他也是申请庇护，但是他没有参加活动之类的，而是一心只想在这边赚钱，所以没有通过庇护法庭。他现在处于上诉阶段，而且机会也比较渺茫。他觉得自己可能一辈子都拿不到身份了，所以就在考虑有没有可能去别的国家，比如加拿大或者欧洲一些国家。”韩立华说。 王中伟也告诉美国之音，他所属的中国民主党(Democracy Party of China)也有向这些移民群体提出解决方案，并通过渠道将这些群体接送到乌克兰参军。 “我们阵营也有很多人支持乌克兰，所以想去乌克兰参军。我们民主党在乌克兰有一些党员，也建立了一个组织。这些在乌克兰的民主党员都参加了乌克兰国际军团。所以他们也在那里帮忙。如果有一天美国很多人待不下去，可以通过联系帮忙，看是否可以去参军？”王中伟说。 韩立华说，另一些人则因为压力太大，不再坚持，选择主动回(中)国。 “我们教会的两个年轻夫妻，大概三天前回国了，回中国了。他们应该至少几年内回不来了。因为他们是走线过来的，首先，他们在中国肯定会被监控，因为在共产党统治下，滞留在外太长时间肯定是非法的。然后在美国也是，他们已经申请了庇护，如果申请了庇护还回中国，那肯定是违反美国法律的。美国也不会让他们进来。”韩立华说。 不过，韩立华认为，这些选择“走线”留在美国的中国人群体中，许多人是因为政治或宗教庇护而留下的。他相信，这些群体受到特朗普新政策的影响并不大。 韩立华告诉美国之音，虽然他也看到最近关于遣送移民以及庇护政策收紧的新闻，但他无法想象被遣送回中国的生活。 “我不敢想象，因为我不仅不喜欢中国，我在中国的生活也是处于恐慌之中。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家庭教会也常常遭到打压和威胁。这两年多以来，我常常做一些恶梦，梦到回到中国，几乎唯一的例外就是被追捕，被熟人举报，然后一直逃，一直逃，不知道怎么才能出去。我相信上帝把我带出来，就像出埃及一样，他不会让我再回去了。” 王忠伟说，他确实有认识的朋友被遣送回中国，但那是发生在特朗普上任之前。这个人通过专机被遣送回中国，同时也失去了联系，无法确定对方被遣返回去后的生活状况。这位朋友也是走线来的，在被执法单位抓到后，被关进移民监狱中两个月，最后决定选择自愿离境。
2月26日，维州自由党新任党魁Brad Battin MP 协同大都会东北区上议员Richard Welch MP在Box Hill Centro走访了当地商家，倾听小生意主讲述他们经营生意的处境。 Brad Battin MP去年12月27日在自由党内选举中成为新任维州自由党领袖。他当过警察，经营过小生意Delight Bakery面包房，外界看好他能在2026年带领自由党参加州大选。他用一个词概括自己的领导风格——“协商”。在本报的采访中，他分享了对维州商业环境的看法，并阐述了自己未来的政策蓝图。他表示，若能成功当选州长，他将专注于降低税收、改善投资环境、强化社会治安，并为小企业提供更多支持，以推动维州经济的复苏和可持续发展。 记者: 您在走访小商家后，如何评估当前维州的商业环境？ Brad Battin MP: 现在的商业环境非常严峻。我在与企业主交流时，听到最多的问题就是税收负担过重、生活成本上涨影响消费能力、原材料供应短缺，甚至连获取基本原材料（比如鸡蛋）都成了问题。此外，工资成本和租金上涨也给企业带来了巨大压力。所有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让许多企业主陷入困境，挣扎着维持经营。 记者: 这些挑战是否让您回想起当初经营面包房的日子？当时您遇到过哪些困难？ Brad Battin MP: 当然会有一些共鸣。我当年经营的面包店是一家濒临倒闭的生意，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才把它稳定下来，并逐步实现盈利。那个时候的经济环境和现在不太一样，我们能够通过内部调整、优化效率来改善经营状况。但今天的企业面临的挑战更大，比如税收和土地税大幅增加，这些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租金上。现在的租金水平要比我当年的店铺租金要翻一倍甚至更多，这让许多小企业根本无法承受。 记者: 如果您当选维州州长，会采取哪些政策来帮助企业？ Brad Battin MP: 我们非常关注税收问题，并一直在推动税收改革。我们需要进行一次全面的税收审查，确保维州的税收政策更加合理，能够吸引投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如果经济能够良性增长，税收来源自然会更加稳定。 我们希望制定一个长期的十年计划，而不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让企业主对未来有明确的预期和信心。当企业决定投资时，他们需要看到稳定的政策环境，而不是政府因为财政困难就随意增加税收。我们要确保企业可以获得稳定的投资回报，同时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让市场自然发展。这样，整个商业生态才能健康发展，社会也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最终让维州的经济重新繁荣起来。 记者: 作为自由党的新领袖，你会为党派带来哪些新方向？ Brad Battin MP: 我认为能为自由党带来的最大改变，是我本身的背景。我曾是一名警察，也经营过小生意，并且生活在维州的远郊Berwick。相比于之前的大多数党魁，他们都住在市中心，对于远郊的基础设施不足缺乏深刻的理解。而我每天都要从远郊开车进入市区，我切身体会到基础设施不足带来的不便，也真正了解这些被忽视社区的需求。 同时，我的商业背景让我更明白政策变动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很多时候，政府一纸政策就能让企业的运营成本大幅增加，但他们却从未考虑过这些政策对小企业的实际影响。我希望能够改变这一现状，让自由党的政策更加符合企业和普通居民的利益。 记者: 维州自由党已经在反对党位置上超过10年，如果成为执政党，您和您的团队是否做好准备？ Brad Battin MP: 是的，我们正在做执政过渡的相关准备。我们设立了影子内阁专门负责过渡到政府的相关工作，并与商业协会、基础设施组织、法律专家等展开合作，确保当我们执政时可以迅速推动改革。 我们会有清晰的施政计划，包括上任100天的短期目标、6个月的政策落实方案、以及1年的长期施政蓝图。到2026年11月28日大选时，我们的所有政策和立法议程都会完全准备就绪，以确保上任后能够迅速改善维州的经济和社会状况。 记者：如果您当选维州州长，您第一个任期的施政重点是什么？ Brad Battin MP： 第一任期的重点是打击犯罪。在维州许多地区，尤其是青少年犯罪问题已经失控。我们希望确保有足够的警力，加强警察巡逻，让人们在社区和家中都能感到安全。并使司法系统真正为受害者服务，而不是偏向犯罪者。在解决这一优先事项后，我们将致力于让维州重新成为最佳投资地。 目前，我们对维州和墨尔本的自豪感有所下降。如果你在街头走走，会看到太多的空置商铺、无人问津的高楼，以及被遗弃的地区。我们希望吸引人们重新投资这些社区，一旦有了投资，我们就能在长期内实现必要的改善。 记者: 您如何应对维州的债务危机？ Brad Battin MP: 我们首先要解决政府的预算浪费问题。例如，最近的审计报告显示，政府在基础设施项目上的超支达117亿澳元。如果这些资金能得到更有效的管理，我们可以减少债务，同时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 此外，我们需要引入更多现代化的政府管理手段，比如利用人工智能（AI）和数字技术，提高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作效率，以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开支。 记者: 华人社区的主要关切问题包括生活成本、能源账单上涨、教育资源紧缺和医疗服务萎缩。你会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Brad Battin MP: 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政府预算管理不善，导致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不合理。如果我当选，我们将优化预算管理，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让每一位居民都能享受到更好的生活质量。 尤其是在教育方面，许多家长因为对公立学校缺乏信心，纷纷选择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这说明公共教育的投入存在严重不足。同样，医疗系统中很多资源被浪费，而一线医护人员却面临工作负担过重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合理地分配资源，确保资金真正用于改善关键领域。 记者: 你如何评价当前维州政府的表现？你最不认同哪些政策？ Brad Battin MP: 维州政府的负债已经高达1878亿澳元，但政府的解决方案却是增加税收，而不是优化预算。这种做法直接打击了最努力工作的人，比如小企业主、房产投资者等。 另一个我最不认同的政策是基础设施规划的混乱。政府缺乏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许多项目反复变更，比如机场铁路建设反复被取消或延后。这种缺乏远见的规划，不仅浪费了纳税人的钱，也影响了维州的长期发展。 记者: 你对华人社区有什么话想说？ Brad Battin MP: 华人社区对维州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商业和城市建设方面，比如Box Hill已经成为维州最繁荣的商业中心之一。我希望能够进一步优化商业环境，让更多投资者愿意在这里发展。 我也希望与华人社区加强合作，确保政府的决策能够真正符合大家的需求。华人社区一直以来都注重家庭、教育和商业发展，这些价值观与我们的政策方向高度一致，因此我非常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互动和合作。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星期六(3月8日)向人大发表工作报告时，皆凸显其发展“枫桥经验”、化解地方矛盾与打击贪腐等成果。对此，维权人士说，北京持续加大维稳力度，更靠打压上访群众来化解地方矛盾，这才是“枫桥经验”的真相，两院提出的部分数据恰好反映中国法治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 中国全国人大3月8日进入第四天的议程，听取人大常委会、最高法和最高检三个部门的年度回顾报告。其中，张军和应勇都列出洋洋洒洒的数据，来说明两院2024年在国安、反贪、化解地方矛盾和治理欠薪等方面的工作绩效。 张军、应勇报告大谈枫桥经验 最高法张军所做的工作报告有如下重点: – 严惩颠覆分裂、间谍窃密等犯罪，对实施“台独”分裂活动的杨智渊，以分裂国家罪定罪判刑。 – 审结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3万件3.3万人，同比增长22.3%。 – 审结行贿犯罪案件2400余件2800余人，同比增长18.6%。 – 审结电信网络诈骗案件4万件8万余人，严惩涉缅北等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诉前化解纠纷逾1200万件。 – 加大欠薪案件审判执行力度，帮助追回薪酬285亿余元人民币(约39.3亿美元)，农民工工资18.6亿元人民币。 最高检检察长应勇所做的工作报告包括如下重点: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年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75.3万人，提起公诉163.1万人。 -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27.2万人。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起诉7.8万人。 –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检察信访工作法治化，涉检信访、重复信访同比分别下降17.1%和19.7%。 -协同推进反腐败斗争。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2.7万人，起诉2.4万人，其中原省部级干部34人。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起诉行贿犯罪3068人。 -常态化参与治理欠薪工作，起诉恶意欠薪犯罪1140人，支持农民工提起讨薪维权民事诉讼4.04万件，追索欠薪15.7亿元。 维权人士:枫桥经验是把上访者“维稳掉” 对于最高法、最高检共同凸显的“枫桥经验”，包括化解1200万件纠纷和信访率年降近两成的绩效，两位维权人士表示，这可能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自2023年底开始力推以来，地方政府为配合政绩制造出来的“荒谬”数字，因为他们接触的绝大多数上访群众不是被截访、就是遭抓捕、噤声，官方根本未化解矛盾，而是“把提出问题的人在地方给维稳解决掉了”。 原籍香港、现旅居日本东京的独立人权工作者潘嘉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张军和应勇的数据“不可信”，因为他接触过的中国访民，普遍的上访维权经验都是十分艰难，除面对地方官员的卸责和互相包庇外，赴北京上访的访民多数在路途中就“被截访或直接“遭抓捕”，连远在海外的家人都可能遭吓阻，以逼他们“闭嘴”。 潘嘉伟说，“我相信，现在(中国)上访的数字、这样的截访、这样去打压的程度还是在上升当中，绝对不是减少。” 他说，官方若把“(镇)压下去”的纠纷视为化解了，“这是非常荒谬的”。 潘嘉伟还说，他也不排除，这些数据都是地方政府造假出来的，因为在习近平力推的“枫桥经验”的压力下，地方不得不上报美化数据。 “枫桥经验”始于60年代，曾于1963年获得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的肯定，是一种“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法外执法模式，改革开放后，被广泛运用到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领域，但也衍生“群众斗群众”、“人人互相监督”等社会乱象。 习近平于2023年9月底重提“枫桥经验”，并于其发源地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考察时要求地方，“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一位因人身安全不便具名的北京维权律师也告诉美国之音，当局在各地都“严防死守”访民和异议人士，尤其每年一到两会期间，所有进京人士普遍都要在机场、高铁站等地接受公安“搜身搜包多次检查”。 这位律师语带讽刺地笑称，这才是真正的“枫桥经验”，不解决问题，而是“把提出问题的人在地方就维稳解决掉。” 这位律师说，当局对访民的打压越来越严，他认识的一位天津访民因小孩遭霸凌致残，多年在当地上访未果，于是兴起赴北京上访的念头，但即便这位访民出发前把手机等电子产品都留在家里，且一抵达北京，就躲在朋友家不敢出门，但不过几天的时间，还是被公安抓捕到，且连夜送回天津，而他的上访案件当然也就无疾而终了。 维权律师:农民工欠薪追讨难 另外，针对两院大谈帮农民工追讨欠薪的绩效，这位维权律师也以自己的诉讼经验反驳，他说，他的一名包工头客户曾组织了村里的人，接下当地区政府绿化工程的活儿，完工后，当局推说，工程款已拨付下来，但经他和其他代理律师周旋后发现，这笔款项最后竟遭某个白手套公司、以“卖地收入”的名目又转回到区政府的手上，让“真正干活的人拿不到钱”，寻法律途径也没辄。 这位律师说:“我不相信这数字，我没看出来它(最高法、最高检)在农民工作方面真的有什么作为。” 人权工作者潘嘉伟也质疑，最高法院去年所追讨回来的240亿人民币欠薪，现在，钱真的到了工人手中了吗?他说，如果讨薪的过程不明、金流也未揭露，光是一个漂亮的数字，无法证明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已经有所改善。 去年涉国安罪入狱逾238万人 另外，潘嘉伟也警告，两院的报告都特别强调，涉国安罪名的抓捕力道，尤其今年还特别点名对所谓台独份子杨智渊的判刑。 杨智渊原为台湾社运人士，曾参与创建台湾民族党，该党以“推动台湾成为独立主权国家并加入联合国”为纲领，他2024年9月在中国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潘嘉伟说，中国对国安相关犯罪者的抓捕力道逐年加大，以香港的经验为例，他听说，已编列了独立的经费在运作，因此，继打压香港后，他认为，中共眼中的台独份子必是北京当局下一波锁定的对象。 中共打贪，越打越贪? 另外，针对两院年增约两成上下的打贪腐成效，潘嘉伟和不具名的北京维权律师都认为，除彰显中共的贪腐结构根深蒂固外，代表习近平这十多年的打贪运动根本失败，因为如果他治理下的官员真的都遵循他依法治国的精神，哪来那么多贪腐?更遑论打贪也是习近平打压异己的工具。 潘嘉伟说:“他(习近平)不断地打贪，我们也都看清楚了，很多案件里面除了是贪腐以外的，也是因为党派的问题、党内的那些内斗造成的。”
“我们去的每个城市，都有一些创新博物馆，你走进这个博物馆，它们一尘不染，而且我们是那个博物馆里除了导游之外仅有的活人。那个时候感觉到这有点是人为制造的和控制的，因为我们没有体验到任何文化上的东西。我们得到的正是政府试图向我们展示的东西，”美国杜克大学学生凯博(Kyle Abrahm)最近向美国之音讲述他去年夏天参加中国组织的一个交流营的情况时说。 去年8月3日，杜克大学的60多名学生与几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学生一道抵达位于中国江苏苏州的昆山杜克大学，参加为期7天的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和昆山杜克大学联合主办的“美国高校大学生江苏交流营”。在那里，他们游览了江苏多个城市的不同景点。这些美国学生在活动期间的费用全免，而且每个学生还从学校那里得到2千美元以支付往返美国的机票。 这个交流活动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3年11月在美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提出的“5年5万人”倡议的一部分。他11月15日在旧金山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发表的演讲中宣布，“为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中方未来5年愿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 只不过，参加这个交流营的美国杜克大学的学生在启程去中国前没并听说过“5年5万人”的倡议，也不知道自己参与的这次交流是这个倡议的一部分。 参加交流项目的美国学生不知道“5年5万人”的倡议 参加交流营的许多学生是第一次去中国。杜克大学的凯博说，在启程前，除了希望吃到正宗的中餐外，“我只是预料看到人们开放、兴奋、充满活力。” 但接到行程单和其他旅行信息后，他意识到，“很明显，这将更多地侧重于宣传，而不是我们的发展”。 由于天气炎热，学生们白天大多参加室内活动，包括参观科技园、博物馆等。 凯博说，在这次的交流营中，除了看到被粉饰的景象之外，中方的讲解员总是拿中国与美国进行比较，以突出中国。 他说：“讲解员总是围绕着中国的优势、中国的韧性、中国的创新（的话题）：看看我们在做什么，并把所有这些数据与美国进行比较。所有这些就像是说：这是我们在如何击败美国；这就是我们如何正在击败美国。现在，我们的数据不如美国好，但20年后，我们预计会减少(碳)排放，有更多的太阳能电池板。这感觉就像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 参加这次活动营的另一名杜克大学生马修·罗德里格斯(Matthew Rodriguez)告诉美国之音，活动期间唯一一次在昆山戏曲百戏博物馆进行的讨论上，有一个学生举手提问，谈到了在中国被取缔的法轮功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弘扬和复兴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前的传统中华文化的《神韵》艺术演出，结果主办方避开了这个敏感话题。 他说：“当(活动营的)翻译正在翻译这个问题时，弗兰克(导游)立刻站起来，然后他们开始用中文大声争吵。馆长站出来说话，然后翻译把它翻译成英文：‘很多中国戏曲都在全世界表演，包括法国。’所有人的反应都是，‘这不是问的那个问题。’我认为，显然他们这么回答是因为《神韵》是非常反共产党的。” 中国媒体围堵 美国学生无处可逃 昆山杜克大学在美国学生们抵达中国的前一天告诉他们会有媒体拍摄，但许多学生表示，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下飞机，他们就受到了从央视到江苏地方媒体的“围攻”和“突袭”。他们说，这样不停的被媒体围追堵截让他们想逃。 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中国媒体想方设法让美国学生说夸赞中国的话。 凯博说：“我们刚到江苏差不多18小时，也许是24小时，(他们问的)问题就是你最喜欢江苏的什么？你会永远搬到这里吗？” 罗德里格斯说，有的记者甚至不厌其烦的教他的朋友说他们想要的话，让学生在镜头前重复。 他说：“他们问他一个关于可再生能源的问题，他回答了。他们说，‘好。我们能不能再拍一次，就着重说这一点？’ 然后，他又回答了一遍。第三次，他们说‘干脆就像这样说。’” 凯博说，中国媒体只想听美国学生给中国正面的评价。 “在旅行结束时，我在(江苏)电视台，我们看到了他们正在写(关于交流营)的文章，和一个有我的视频…他们给我加了滤镜，好像是哭泣的表情符号，”楷博说。“我觉得，当你报道的时候，你最不能做的一件事就是，不要给你正在拍摄视频的人添加滤镜。你想要真实的体验。你想要的是真实，而他们却直接操纵了我们的举止、我们所说的话的真实性，并且绝对提供了一些引导性的问题，迫使我们以不是我们的正常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 美国之音在网上搜索到了数十条来自包括央视、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江苏电视台、新浪、搜狐等各层媒体关于这个交流营的报道。 在开营仪式上，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视频致辞中说，“相信这会是一次增进理解、深化友谊、传承友好之旅，对促进中美友好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政府的网站援引谢峰大使的话说，“真诚期待美国高校大学生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中国，自己的脚步丈量中国，亲身体验中国的发展创新、人民的安居乐业、社会的稳定进步，让中美友谊之树茁壮成长，为中美关系发展厚植根基。” 再出发 学校做出调整 今年5月，包括杜克大学在内的多所美国知名高校又将派遣数十名美国大学生赴中国参观交流。这是杜克大学第二次参与这项活动。 与上次不同的是，杜克大学今年在交流营的宣传册上特别注明“项目期间将会有有限但密切协调过的媒体在场的情况。” 杜克大学的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解释了加注这个说明的原因，坦言他们对中国媒体去年对交流营的大量报道感到意外。 声明说：“由于这是一项新举措，我们致力于根据学生的反馈不断改进项目。今年，我们认为有必要澄清一下，除了昆山杜克大学的多媒体合作伙伴外，在旅行期间，在有限的时间里将会有媒体在场。去年，昆山杜克大学对整个项目期间的媒体报道程度感到惊讶，因此在昆山杜克大学领导下的进一步协调将确保参与者有一个积极的体验。” 专家：无关紧要的调整改变不了交流营是为中国宣传的本质 纽约大学斯坦哈特文化教育和人类展发学院研究和公平副院长、国际教育教授程华宇(Hua-Yu Sebastian Cherng)说，虽然这个交流项目的初衷是给学生提供到中国体验生活的机会，但是，组织上目的不明确，也没有专业教学人员随团给学生有针对性的指导。 他说：“纽约大学通常没有像这样的旅行，就是你去意大利，就只是去意大利。或者只是去了解更多关于意大利的信息。你会有一门课，(比如)叫做饮食文化，即使可能是春假旅行。你花了一个学期学习饮食文化，然后在春假期间去佛罗伦萨两周或一周，然后你回来仍然参与这方面的项目，确保这些旅行实际上是嵌入在学习计划中的，而不仅仅是一次独立的旅行。” 这位教育专家希望组织者能从去年的活动中吸取教训，对今后的活动进行改进。 但是美国莱特州立大学教授埃文·奥斯本(Evan Osborne)则认为，“5年5万人”的倡议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减少媒体跟拍的程度并不能改变项目的本质。在他看来，整个活动就是中国的大外宣对美国学生的洗脑。 他说：“中国是一个一党制国家，它实际上是一个一党制的社会。他们在这样的旅行中看到的一切都都是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而设计的。” 在另一批美国大学生即将前往中国参加交流营之际，奥斯本教授说，学校应当提前非常明确的告诉学生：“你去那里是为了帮助中国共产党改善形象。” 当被问及如果再次获得免费去中国交流的机会会不会参加时，杜克大学的凯博和罗德里格斯都说还会去，但目的并不是为了了解交流项目想要他们知道的，而“主要是为了在项目结束后有机会自己或与朋友一起探索中国的其他地方，或其他国家，比如韩国和越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