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图片 2月26日，苏州工业园区发布了一个很黑色幽默的通报，说有个房产中介邵某在网上发短视频： “园区房产交易大厅工作日爆满，肯定是他们花钱请的人，200块钱一天”。 经过调查，属于不实言论，对邵某依法刑事拘留。 最后，请广大市民不信谣、不传谣…… 这事情就很难绷，左上角人家都写得很清楚了“虚构演绎，仅供娱乐”，相关部门居然还上纲上线把人给抓了。 我们当然要谴责造谣者扰乱市场的行为，但当行政拘留就能解决的问题非要上升到刑事犯罪，当治安案件非要套上寻衅滋事的口袋罪，这种降维打击式的执法背后，藏着比谣言更危险的病灶。 承认造谣就该接受惩罚，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共识。 中介说房产交易大厅工作日爆满，都是200一天请来的演员，这类行为确实擦了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边界，如果公安机关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罚款，既能让违法者付出代价，也能给市场吃下定心丸。 但现实却是直接动用刑事手段——这种跳过行政处罚阶梯、直接掏出手枪打蚊子的做法，暴露的不是执法者的雷厉风行，而是对法律工具箱的认知错乱。 根据《刑法》291条规定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有着严格构成要件，要求行为必须达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程度。 从现有信息披露看，该谣言甚至连局部市场波动都没有，未出现任何群体性事件、金融机构挤兑或系统性风险，但它依然处了刑事，真的牛逼。 按这个逻辑推理，房价跌了这几年，那些天天唱多，喊着房价要涨的大V为啥不被抓起来？ 其实有这样的双标，也很好理解，无非就是戳到一些人的肺管子了。 房地产嘛，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地方的钱袋子，现在房地产不行了，土地财政也就岌岌可危，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了，只有等房地产再次起来，大家可能又会变得大度起来。 就好像一个健康的人，你拿他开玩笑，他可能也就一笑了之，但是如果他已经病入膏肓，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你还拿他开玩笑，说得越是正确，它就越会跳脚，气急败坏。 现在房地产行业就是那么一回事，老夫写文章写了那么多年，可太有感受了，想当年恒大拼命删我文章，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如果当初我写恒大的文章可以多活一段时间，可能还能救更多的人。 历史反复证明行越用力捂住市场的嘴巴，真相破茧时的破坏力就越惊人。 假话就像池塘里的浮萍，看似铺满水面却伤不了根基；真话却是水底疯长的水葫芦，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正在绞杀整个生态系统的氧气。 我们的调控总在“堵”的层面层层加码，却不愿在“疏”的维度推动发展，这种避重就轻的治理逻辑，终将使所有参与方困在暴涨暴跌的轮回里。 上面这些有点扯远了，回到中介被刑拘的事情上来，我认为法治社会的精髓在于罪罚相当，正如普罗泰戈拉所说“尺度是万物的主人”。 苏州这起案件最可怕的不是抓错了人，而是用对了罪名却下错了药量——就像医生给感冒患者开化疗处方，看似疗效显著，实则摧毁了整个免疫系统。 当我们默许随时可以祭出刑事重典来对付行业乱象，这种滑坡效应才是对法治根基的致命侵蚀。 站在历史的维度看，这起案件不过是房价焦虑时代的微观注脚。 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某个中介的谣言，而是某些地方把法律当橡皮泥任意揉捏的惯性。 希望当地认真思考一下量刑是否太重，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如果引言获罪上升到如此高度，只怕对于当地的民众会起到一个很坏的带头作用。 经济规律不会因为你不接受就不存在了，纵观历史，几乎每个大国都经历过一次房地产危机，真应了那句话“人类可以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在历史中吸取不到任何教训”。 我倒是觉得房地产尽快出清，让房屋回归居住属性，挤掉原来的泡沫，才是当下最正确的选择。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七叔东山再起
网络图片 把双休日还给高中生，让学习好的孩子每周有两天喘气、调整的时间； 学习不好，高考无望考到好学校的学生，可以有更多自主安排的时间，学一些感兴趣的内容，不用硬往高考这条狭窄的赛道上挤。 文 | 半糖可乐 杭城高一、高二推行双休，有人欢喜有人愁。 上周双休的第一个周末，有老师拍下烟火气满满的视频，感叹终于有时间给家人做一顿美餐；有学生更开心，睡到中午起床，打球放松的时间比之前宽裕了。不过，部分家长强烈反对，洋洋洒洒写下了4点理由和2点建议，投诉到了市民问政平台。 网络图片 高中住校生每天的作息可能是这样的：早上6点左右起床，开始锻炼早读，紧接着就是一天上满满当当的八节课，下了晚自习快10点，洗洗涮涮之后，躺到床上已经是晚上11点。如果是走读生，晚自习回家后有可能继续熬夜学习。背负着巨大的升学压力，一周5天，每天都是如此高强度的脑力学习，几乎没有任何娱乐休息的时间。这样的日子，连自称牛马的打工人都觉得苦不堪言。 所以，站在保护孩子身心健康的立场，让高中生双休其实是一个无需讨论的话题。父母难道不心疼早出晚归的孩子吗？当然不是，但现实又远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就是竞争的压力。就像杭州这些反对家长说的那样，同一个省份或者同一个城市的高中生要面临的升学压力是一样的，如果只是杭州市区的高中生双休，市区孩子休息的时候，县中孩子们都还在“玩命”学习，一两年下来，这得有多大的差距？想到这里，杭州市区的家长自然是如坐针毡。 如果孩子在家里没有自我管理、自我学习的能力，家长又不想让孩子白白浪费周末两天时间，就只能再报辅导班，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高中生周六日继续在学校学习，能给家里减轻不少负担。 这就难怪杭州市区众多家长破防。事实上，不只杭州，面对“双休”的最新政策，衡水中学的家长更是如临大敌，家长吐槽“让高中生双休，完全是胡搞”的话，登上了微博热搜。 不管家长们如何反对，高一高二实行双休，恐怕是大势所趋。因为未来对学生的培养，更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重点考核个人的学科思维和创新能力。近期以来，全国不少地方都开始落实了高中双休制度，比如扬州、南通、长沙、广州、东莞、惠州等。 从长远看，政策给学生减负是好事。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把人摁在书桌上学习，对于一部分学生来说，其实是一种无效内卷，不利于培养人的综合能力，也容易催生心理问题。 把双休日还给高中生，让学习好的孩子每周有两天喘气、调整的时间；学习不好，高考无望考到好学校的学生，可以有更多自主安排的时间，学一些感兴趣的内容，不用硬往高考这条狭窄的赛道上挤。 不过，确实也有一部分学生有周末在校学习的需求，相比一刀切，给家长和学生们开放一点自由选择的空间，其实更合适。已经推行双休的一些城市，比如长沙，就没有强制学生周末离开学校，如果学生想返校自习，是完全可以的。如果连在校自习的选择权都没有，焦虑的家长可能会逼着孩子去外面上补习班。 减负虽好，但只要高考的压力如影随影，年轻人要争夺有限的社会资源，家长们就不会停止焦虑。类似要不要上晚自习、寒暑假要不要提前开学，若推行时一刀切，很可能因为无法满足其中一部分家长的诉求，而引发争议。高中周末双休政策的核心，在于“自主”，只要不强制，允许学生周六周日在学自习，不违背教育改革的本意，也更利于教育公平。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
“战争可以使许多事情得以澄清，并以深刻的方式重新调整现有的伙伴关系，”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ouncil)的副总裁伊兰·伯尔曼(Ilan Berman)曾经在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这样说。在他看来，这正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之后，以色列和中国关系的写照。 “很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选边站了，”伯尔曼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所指的是中方在哈马斯与以色列的这场冲突中站在巴勒斯坦那一边。 在恐怖袭击发生后，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对以色列的遭遇表示同情，并谴责哈马斯的恐怖行为。但是北京却保持沉默。中国外交部最终发表了一份声明，“深表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并立即结束敌对行动”。中国外长王毅一度指责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并敦促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实施“集体惩罚”。 以色列看清，中国不是朋友 在很多观察人士看来，中方没有谴责哈马斯的袭击显示了其偏向巴勒斯坦一方的立场。 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国防部提供咨询的中东问题专家伯尔曼说，外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中方的做法在以色列内部引发的巨大影响。 “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机构确实已经觉醒，中国不是一个朋友，中国参与的一系列区域行为有害于以色列的利益，也有害于西方的利益，”他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间，也就是2016到2020年期间，以色列那时候还对中方是否构成问题半信半疑。时至今日，以色列方面对中方在国家安全领域确实构成威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 伯尔曼说，现在我们看到中方试图做出一些补救，试图重新与以色列进行接触。 在最近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以色列外长吉迪恩·萨尔（Gideon Saar）举行了会谈。这是自2023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中以双方最高级别的直接会谈。据中国外交部的消息，王毅在会谈中强调了中以人民的长期友谊，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方面为犹太人提供了避难所这段历史。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在1930-1940年代，在中国执政的是中华民国政府，跟中共没有丝毫关系。 伯尔曼说，无论是以色列政府还是以色列人对于与中国重新进行深入接触的胃口没那么大了。 “就像英语里说的那样，绽放的玫瑰已经凋谢，”他说。“我认为中国会发现–它在那里失去了很多阵地。” 伯尔曼的这个看法得到了有关民调的证实。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2024年底发布的一份报告引用2024年9月的一份民调指出，以色列民众当中，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中国对以色列是不友好的；认为中国是友邦的只有16%。相比之下，2019年的时候，皮尤研究公司(PEW Research)的一份调查说，有大约三分之二的以色列人对中国抱有好感；到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和其他原因，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不到50%。 北京为什么选边站？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大国竞争项目主任格兰特·拉慕里(Grant Rumley)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了中方选边站的原因。 他说：“我认为，北京方面的算计是，通过批评跟美国密切的以色列，它可以利用全球南部对加沙的广泛同情而获得好处，同时也间接地把自己摆在敢于挑战美国的位置上。” 该研究所的执行主任迈克尔·辛格(Michael Singh)此前撰文说，这与北京过去对中东冲突的冷漠态度截然不同，以往中国官员通常寻求避免卷入其中。这次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新倾向，即利用远离本土的冲突作为削弱美国和在“全球南方”得分的机会。 他进而指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回归到毛泽东时代，当时北京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积极、最重要的后援，并将其视为广义上与西方帝国主义展开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研究人员西蒙·里普金德(Simone Lipkind)也认为，中方在这次冲突中采取的明显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是想要利用这场战争来扩大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并同时降低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这期间，中方不是没有预料到会对它与以色列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但是权衡之后，认为利大于弊。 里普金德在署名文章中写道：自从这一轮冲突开始以来，“中国的社交媒体、官方电视台都充斥着反犹太人的内容，包括希特勒的表情包和指责犹太人在美国拥有过大影响力的评论。尽管中国政府拥有强有力的新闻审查能力，但很多反犹太人的评论还都留在了网上，这似乎表明中国政府不认为这些评论威胁到它在这场冲突中当下所采取的立场。” 她还表示，中国在网上的影响力活动宣扬了美国正在推动这场战争的叙事。不过，她指出，中方目前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似乎大多是表面上的，而且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里普金德举例说，在冲突期间，美国宣布给予位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价值一亿两千万美元的人道援助。相比之下，中方仅仅捐助了两百万美元，尽管中国外长在埃及的一次会议期间说是很快要加大援助。 “就目前来看，中方似乎乐见美国在这场冲突中被拖累，而中方在口头上给予巴勒斯坦人支持，”里普金德写道。 前美国驻伊朗和委内瑞拉特使、外交关系协会的中东研究高级研究员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也认为，中国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并没有实际的行动。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我认为中国的盘算就是发表演讲支持阿拉伯，从而与阿拉伯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但只是说说而已，他们什么也没做。” 有迹象显示，同情“第三世界”的一些人士也对中方支持“第三世界”“受压迫人民”解放斗争的诚意有些怀疑，并且也在用现实的目光审视中方的作为。 致力于就各种社会正义问题提供独立报道和评论的非营利性新闻机构“实话实说”去年底就在网站上发表了题为“中国与以色列的联系正在阻碍巴勒斯坦人为自由而战”的文章。这篇文章援引美国康奈尔大学一位学者的话说：“中方有志于巴勒斯坦人的解放这种说法，极其有问题。”文章说，中方实际上是在想借着这次冲突，“不惜以巴勒斯坦人为代价，来提升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官员并曾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战略谋划官员和发言人凯利·格什奈克(Kerry K. Gershaneck)专门研究中共的政治战，并著有《政治战：应对中国“不战而胜”计划的策略》(Political Warfare: Strategies for Combating China’s Plan to ‘Win without Fighting’）。 ‘在重大问题上与北京同步’ 格什奈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在同其他国家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时候，其中有两条特别值得关注：一是这些国家同意让中央电视台以及其他官方媒体与当地媒体机构合作；二是这些国家同意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与北京协调，密切或者是加强协调。格什奈克说，这就是要这些国家要在重大问题上与北京“同步”。 他也注意到，受到中共影响的很多国家，在这一轮冲突当中，也都表示支持巴勒斯坦。 美国在以哈冲突中的立场 如果说北京在这一轮中东地区的冲突中试图赢得和弱者站在一起的政治同情票，并且宁愿暂时抛开以色列，那么美国在这一轮冲突中的立场和得失又是什么呢？ 外交政策理事会的副总裁伯尔曼说，以色列与美国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关系，尽管这种关系的热度会随着不同的政府而起起伏伏，但在美国政治中，对以色列的支持这条中线是基本不变的。 他说：“(这)是因为这种支持不是来自行政部门，而是来自国会–众议院第1041号决议案–全面支持以色列–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都有非常显著的多数支持以色列，理解以色列，因为它是中东心脏地带的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 -了解以色列的战略价值，并愿意为它的成功而投入资源。” 前美国军方官员格什奈克也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不分党派的。 他说：“即便是在非常困难的时候，美国，即便是拜登政府，也选择了和以色列站在一起。这一点，我想其他国家也都注意到了。” 尽管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并不是正式的条约“盟国”关系，但是格什奈克说，“在我看来，‘盟国’不一定就是纸上的。” 美国国务院在描述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时说，“以色列是美国很好的伙伴，而对以色列来说，它没有比美国更好的朋友。美国人民和以色列人民因我们对民主、经济繁荣和地区安全的共同承诺而紧密相连。我们两国之间牢不可破的纽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固。”
在中国年度政治大戏——全国“两会”开幕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月28日召开会议，强调扩大内需、稳定楼市与股市，并防范经济与外部风险。分析人士指出，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美中贸易争端再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如何稳住国内经济、应对外部挑战，将成为今年“两会”的核心看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强调经济维稳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习近平主持，主要讨论即将在全国人大开幕式上宣读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件。会议强调，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必须高质量完成既定目标任务，为即将开启的“十五五”规划奠定基础。 会议重申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包括“扩大内需、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政治安全”摆首位 同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国家安全”优先，明确指出“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是平安中国建设的核心任务。他表示，要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并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治理思维。 一年一度的两会即将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预计，解放军十几名高级将领可能缺席。 近年来，相较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强调“市场”与“发展”，“安全”正成为中国政府政策制定中的关键词。据《日经亚洲》统计，去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安全”29次，“风险”24次，均高于往年，凸显政府对社会与经济稳定的重视。 分析：面对美中新局 经济与维稳成两会基调 中国全国政协与人大“两会”将分别于3月4日、5日开幕。尽管自去年起，原本备受关注的国务院总理记者会已改为“如无特殊状况，不再举行”，但“两会”仍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政治经济动向的窗口。 依据会前中国官方透露的信息，以及多位分析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所判断的，今年会议的核心基调或围绕经济稳定与社会稳定发展，特别是在特朗普重返白宫、美中贸易紧张加剧的背景下，北京如何应对外部压力备受关注。 中国经济增速目标或将维持5% 按照惯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在人大开幕式上宣布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现居美国的香港恒生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兼任副教授吴明德认为，尽管中国经济疲软，但“为了面子”，官方仍可能设定5%的增长目标，或至少维持在4%-5%区间。 吴明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设定增速目标的关键考虑之一，是应对可能再度升级的美中贸易争端，这将直接影响中国出口。 他解释道，美国市场占中国出口的17%-20%，过去四年，中国企业通过转单至东南亚、墨西哥来规避关税。但特朗普政府正在向墨西哥施压，堵住这些漏洞，使中国面临更大压力。 吴明德说：“在特朗普上一任签了协议之后，美国和中国互收关税 其实就是美国每一天多收1亿美元的关税，一年收多365亿，过去五年就接近收多了1800亿美金关税，变成中共少赚了1800亿的利润。” 两会看点：财政刺激政策加码? 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方琮嬿同样认为，在中共高层“稳中求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策略之下，今年经济增速目标仍将维持在5%左右，不会松动。 但她表示，观察家普遍认为，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速不仅实现得颇为辛苦，甚至可能有所灌水，去年底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推动货币宽松政策，但效果有限。因此，外界关注今年“两会”是否会推出更多财政刺激政策。 然而，2008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推出的“四万亿”大规模财政刺激，留下了长远的负面效应，加上中国现正面临美国的关税压力，方琮嬿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会选择相对保守的财政政策，以确保财政工具的弹性，不太可能推出更大幅度的扩张策略。 两会看点：如何鼓励私营企业、化解债务风险? 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诚则认为，由于中共面临政治、经济及其自身内部更多不可测的变量，因此今年两会的重要性相对提高，观察重点在于中国政府如何扶植私营企业及化解债务风险。 宋国诚指出，今年两会期间或将提出鼓励私营企业的方案或政策，因为目前看来，中国只有私营的高科技企业，技能与美国企业一搏，又能促进经济复苏，但尽管短期内对官方有利用价值，长远来看，只要中国体制不变，私营经济仍将处于“妾身不明”的窘境。 面对各地债务风险，宋国诚分析，两会中可能出台全国性的化债方案，首先是加大对地方政府“输血”，以资金支持助其处理债务；其次是调整金融杠杆，为房地产企业纾困，此外也可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刺激消费。 两会看点：外长记者会如何论述美中关系? 除了经济问题之外，在总理记者会取消之后，人大会期中的中国外交部长记者会，预料也将是今年两会重头戏之一，而美中关系显然将是重中之重。 宋国诚指出，外界或许有机会在两会期间的各项议题中，解读出中国将如何应对美中贸易争端升级。但比起关税问题，中国政府更担忧的是特朗普政府是否可能会推动“联俄抗中”。 宋国诚告诉美国之音：“习近平最近跟普京通话，强调中俄两国是患难与共的真朋友、搬不走的好邻居，其实这是一种求救信号，也是一种危机意识的反应，所以基本上中共对美国还是采取软性诉求，重申所谓的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立场。” 《反分裂国家法》20周年 中国对台有新招？ 今年也是中国《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台湾官员近日警告，北京可能在“两会”期间加大对台威慑，甚至对台湾人采取更具危险性的举措。 台湾《联合报》报道，2月26日中共“对台工作会议”结束后，官方通稿删除了往年常见的“和平”一词，引发外界关注是否意味着北京对台政策调整。今年中国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有关台湾的表述部分是否会有变化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宋国诚认为，中国可能会借此扩大宣传《反分裂国家法》的合理性与合用性，并通过俄乌战争新进展，进一步渲染移美论，动摇台湾人的反共意志。 方琮嬿则认为，中国政府深知特朗普政府成员中，有许多是对华鹰派，因此目前对于美国介入调停俄乌战争的影响，仍抱持观望态度，在此情形下，对台政策不至于发生大幅变动。 方琮嬿说：“要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对台政策调整，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低的，比较可能就是说(中共)他会继续采取融统、促统的策略，继续对台做所谓两手策略，软硬兼施。” 中国政府政策创新有限，维稳或仍是主旋律 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认为，危险的关键在于中国未能解决自身经济问题，错误的刺激政策恐经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与不满政府的情绪，所以必须另外制造新的“敌人”来转移视线，对内是反腐，对外就是栽赃台独，加大对台施压。 但另一方面，张俊华也指出，中国虽挟其军事实力，足以成为区域霸权，却受限于中共政权自身封闭、被动的政治机制，而导致缺乏开创思维，终究无法成为操控世界格局的大国。 在此背景下，每年一度的“两会”，隆重场面行礼如仪背后，也难以令人期待会有开创性的成果。 张俊华对美国之音说：“最关键是现在中国政府没有创新能力，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他已经把所有问题定下框架，不可能越出这个范围，就是说中国不可能从改革角度上，有新的进展，就是不用期待的。”
中共即将于下周举行人大政协两会，为未来提供路线蓝图。中国政治学家、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最新出版《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 转型八论 》，提出从习近平的“逆转型”到中国大转型的新思考，而中共届时的统治可能遭遇挑战。吴国光认为中国已经没有由上而下变革的可能，只有大规模的民变才能促发官变和制度之变。吴国光博士从不同社会力量的互动，预测中国在后习近平时代可能出现四种前景。 习近平“逆转型”将中国历史带入“垃圾时间” 《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转型八论》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最近在纽约博登书屋出版。这套书推出正值《北京日报》批评的“垃圾时间”和“躺平”这些名词受到高度讨论。 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认为，垃圾时间”谈的是中国的预知结局且无力回天的意思，代表中国改革开放走入死胡同中。”吴国光认为中国的“垃圾时间”是习近平 “逆转型”的结果。吴国光指出，习近平在2018年修宪前夜开启了这种“逆转型”进程，将中国带回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 他说，过去的中共模式是一方面高压维稳，一方面给老百姓发财改善生活的机会，以换取人民不挑战中共一党专制。现在习近平的“逆转型” 减少了中国人曾经享有的若干经济社会自由和发财机会，把中国带入“垃圾时间”。 “垃圾时间”证明北京从前引以为傲的中国模式— 不计代价发展经济和进行维稳的制度失败了，因此这也是人们反思这种模式并寻找出路的机会。他指出，如果“垃圾时间”意味“小民绝望”，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无法改变个人命运，人民就会开始思考是中国制度框架是否存在问题。 吴国光告诉美国之音，习近平的逆转型不意味它必然带来中国政治向民主化方向大转型，但这种逆转型为在中国结束共产党制度的大转型带来了可能。 “逆转型”或开启中国“大转型”的破局之门 吴国光乐观地相信中国人会生活在一个权利有保障和民主的体制之下。他的想法经历过几个阶段的演变。吴国光曾经在邓小平和胡赵体制时期参与高层政治改革政策制定，就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纳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当时他相信“中共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把中国推到一个进入民主化的门槛”，但最终这次改革以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收场。 吴国光博士曾经在1990年代提出中国政治转型两阶段论：即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再从威权主义转型到民主。他表示这是因为自己看到了台湾从威权过渡到民主的例子和中国引入市场因素改革，结果是中国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民主化则沦为空想。 时至今日，吴国光提出了他的最新中国转型“民变论“。吴国光对美国之音《纵深视角》说，习近平“逆转型”带来的是大众利益普遍受损和小民绝望带来的诸如白纸革命和陕西浦城职业高中这类反抗事件。他认为这种小型“民变”如果进一步扩大，镇压就难以奏效，并可能在政权内部产生镇压与妥协的意见分歧，这就是民变触发官变论，这个时候破局可能就出现了。 后习近平时代中国“大转型”的四个想象 吴国光博士预测了习近平之后的中国四种可能前景。第一是“邓小平二世”模式再现，这种前景的特点是“邓二世”成为中共核心，掌握关键决策权，但高层会有部分权力分享。吴国光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高，因为这需要中国再现一个邓小平，在细数了李强、蔡奇、曾庆红、温家宝等领导人之后，他认为现在中国已经没有第二个邓小平出现的土壤。 第二种是经过权力斗争后再出一个野心家，意即“习的状态被复制或者延续，”也就是 “习二世”模式。吴国光认为这种情形只会持续加剧社会不满，难以成为中共可持续模式。第三种是回到胡赵模式，推动共产党进一步改革。他认为这种模式只是理论上有可能，现实中还看不到中共里面有新的胡赵这样的人物。 第四种是出现新生社会力量。如果现在习近平完全不掌权了，他说，“那么我相信，社会力量在全国各地都会蜂拥而起。”不过，他也不敢断言中国就此一定走向自由民主法治。 除了吴国光之外，其他外国学者也探讨了后习近平时代的各种可能性。自1970年代就开始观察中国发展轨迹的法国汉学家白夏告诉美国之音，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共会变成一个集体领导党，并反省习近平执政时期的错误。 美国外交政策协会中国研究研究员约书亚•艾森曼和托马斯•S•塞克斯顿（Joshua Eisenman and Thomas S. Sexton）2024年5月在美国《国会山报》发表联名文章，指出要抵制对中国未来政治轨迹“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的诱惑。”他们警告说，中共权力的缰绳很可能最终落入中国版普京的手中，也就是目前在安全国家机器中默默无闻的官僚，因为他们深谙如何在体制内行使权力。 习近平之后的中国将走向那一个方向？吴国光博士说，“民间和官方不同力量的互动才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 。”
中国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反腐运动已经导致越来越多军中大老虎落网。这个运动扩展的范围越来越大，预料可能有十多名解放军高级将领会缺席下周在北京上演的一年一度的政治大戏“两会”，即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 今年的两会计划在三月四日开幕。就在上个月底，北京宣布，中国航空工业集团（AVIC）原党组书记、董事长谭瑞松因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而落马。中航集团是一家主要的国防承包商和飞机制造商，而且名列《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之中。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CCDI）指控他侵吞巨额公共财产，“靠军工吃军工”。 谭瑞松本人或中航集团都未就此发表公开评论。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动的反腐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确保中国解放军的各级将领对他的个人忠诚，而不是真正对贪腐的关切。过去两年中，超过14名高级官员受到惩处。 有报道说中国国防部长、海军上将董军可能正在接受调查，不过中国外交部去年年底曾否认这一说法。分析人士表示，他们将密切关注董军是否会出席下个星期举行的两会。 习近平在2023年就已经将解放军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上将和他的副手刘光斌解职，而在目前还未结束的第二波整肃行动中又有四名上将、八名中将和两名少将落马。至少还有三名航空工业的高管被中国全国政协解除委员资格。 习近平去年六月在对军方高级将领讲话时明确谈及他对军方进行整肃的目的。 “我们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习近平说。“枪杆子必须永远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 习近平的说法与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的一句名言相似，那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有些人认为，目前进行的反腐运动其实反映了中共内部的政争和内斗。 “清洗很可能反映出党的其他领导人对习近平越来越大的挑战。那些被怀疑对习近平不够忠诚的军方领导人就有可能最先遭到解职。”日本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亚太研究教授佐藤洋一郎（Yoichiro Sato）向美国之音表示。 “军中贪腐并不新鲜。贪腐指控是习近平整肃对他统治构成潜在挑战者的一个工具，”佐藤洋一郎说。 反腐运动也会引起相当程度的政治混乱，因为目标人物也包括了部分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官员，例如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海军上将。 中国前后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与李尚福也在2023年被解职或受到惩处。李尚福是在任上落马，而魏凤和是在卸任后被整肃。 魏凤和在2028年3月至2023年3月期间担任中国国防部长，在那之前他是火箭军司令员。 苗华被停职显示，反腐运动已经扩大到军方的政工部门，而这一部门是最高当局监督和掌控军事部门的眼睛和耳朵。在这之前，反腐运动主要集中在被视为腐败温床的与装备采购相关的军事部门，例如火箭军部队和解放军总装备部。 分析人士认为，反腐和清洗有可能强化了习近平的地位，但是也可能产生了负面的效果，士气因此低落，中共夺取台湾的军事能力也很难不受影响。 “如果习近平不能确保解放军在一场冲突中能够取胜，他是不会甘冒对台湾或在南中国海作战可能带来的风险的，”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ICS）首席研究员海伦娜·拉加达（Helena Legarda）指出。“短期看，至少在这第二波反腐运动尚未结束之前，北京发动一次公开冲突的动机可能不会那么高。” 华盛顿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NBR）局长甘浩森（Roy Kamphausen）指出，习近平本人也对解放军组织、实施和完成现代作战任务的能力提出过质疑，称解放军患了“和平病”。 “持续十年的解放军反腐运动对士气产生了负面影响，解放军完成使命的能力也因此受到削弱，尽管军队的技术装备水平在不断提高，”甘浩森对美国之音说。“这一切表明，习近平想要以武力夺取台湾的意愿已有所降低。”
过去几年，一个久违的名词，“自己人”，经常不经意地出现在中共的内部讲话中，如同一个长久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政治的一个隐秘部分，也暴露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巨大矛盾和危机。 尤其刻下，譬如从不久前的“217”会议到春季前后各级地方政府面向民企的大小会议，在缺乏实质性利好政策的同时，中共官员们的字典里似乎只剩下“自己人”一词，用来表明心迹和诚意，以拖待变。 只是，这种近乎党内“黑话”的话术，不仅难以增进企业家们的信任感，反而更加剧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的认同焦虑。以“自己人”为标志，一场围绕民营企业家政治地位的认同冲突是何等激烈，而其代表的中共统治话语和治术的贫乏，也表明中国的政治衰败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中国企业家的薛定谔状态 与一般人的印象可能不同，“自己人”的使用大大超出了传统统战的范畴。历史上，在作为中共自诩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战中，“自己人”并不算是其中一个常见的话语。通常只有在党内的偶尔场合，处于需要分清敌我和帮派的两种情形，即或者为了拯救可能被枉杀的同志，或者为了拉拢党内团伙和帮派，才由关键人声称、担保某某是自己人。 这是中共内部组织关系的属人化和主体化，包含着承认、利益和组织等多重认同，既有关个人和团伙的组织承认，类似秘密会社成员对上“切口”、手势后的释然，更被引申作为整个统治集团甚或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认同，有着很强的“讲政治”象征。 至于民营企业家，对中共来说其地位和认同，在中共革命和建政期间经历了反复变动，从被统战、可团结的民族资本家到被“三反五反”的专政对象，从与党政官僚相互依赖、勾结的利益共同体到“国进民退”的牺牲品、从党内团伙的“金主”到“颜色革命”的幕后黑手等等，可谓大起大落，可谓是见证着中共意识形态不断剧变的一个关键指标群体。这也是直到今天这个群体仍心有余悸的根源。 而最近一次也是最接近被看作“自己人”的表述，还是在江泽民时代。他在任的最后几年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第一次在意识形态的理论层面将民营企业家群体吸纳为中共的自己人，承认他们具有先进生产力代表特性，承认他们的社会精英地位，也愿意将他们吸收入党。当然，相比此前在统战层面的党外地位，也就是承认其政治协商即中共执政和资政伙伴的有限性，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变动具有质的变化，一度引发中共党内外的巨大争论，被认为是中共可能籍此向社会民主或者民主化转型的开端。 然而，2012年以来中共领导人的更迭终结了民营企业家与中共的蜜月，在国进民退的浪潮推动下，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处境每况愈下，甚至沦为各地官僚“捕捞、渔猎”的目标、也是新一波义和拳民发泄仇恨的对象。直到新冠疫情结束两年后经济下滑、危机临近，以杭州Deep Seek为代表的高科技民企在美中间的芯片战争和AI竞赛中的突破性表现，代表了所谓新质生产力，突然间拯救了整个私营部门，也促使中国领导人在“2·17”会议上再次向民营企业家喊话，称作“自己人”。 然而，因为其内生的随意性和模糊性，在缺乏足够法律解释、意识形态理论支持和配套政策的背景下，“自己人”一词的定位是否意味着中共回归了江泽民时代的路线、是否真正承认民营企业家作为统治集团成员都极不确定。仅仅从“自己人”一词，中国民营企业家看不到任何确定的保证或承诺，遑论如何作为中共的“自己人”参与权力分配和政策制定。 一言以蔽之，他们今天的处境或如薛定谔的猫一样，无论个体还是集体，不可说，不可看，命运全在一念之间。这或许才是中国资本市场充满不确定性的根源。 供给侧的政治衰败 更重要的，即使不少民营企业家已经是中共党员身份，他们也不相信所谓“自己人”的欢迎辞。毕竟，连根正苗红的企业家任志强，都因对“自己人”的大胆批评而入狱，何况从2013到2023年的十年间，中共以反腐名义清洗了四百万干部，加上2024年新增的八十万，近五百万干部遭到清洗，做“自己人”的危险一点不小。相比之下，还是作为传统的被统战对象更安全一些。 如此纠结困境，凸显“自己人”一词背后的中国政治衰败。在十年前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后，政治衰败几乎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如福山所说，当新兴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在现行体制下无法得到满足，政治体制便会因为适应不了环境的变化而走向政治衰败，这正是21世纪初以来特别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后美国政治展现的衰败趋势，包括高度的政治极化和极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出现。 在中国，这种政治衰败也几乎同时发生。茉莉花革命爆发后中国政治转向封闭和集权，中共统治集团对外部和内部的新兴力量均采取拒绝和镇压的敌视态度，踏上了新毛主义的政治衰败进程中。尔后尽管福山到访北京受到王岐山的亲切接见，却未能让中国领导人相信太平洋两岸的政治衰败进程几乎同时开始了，后者反而从中得出了“东升西降”的超级自信。 当然，其中一个插曲今天看起来更意味深长：新冠疫情期间，武汉的一位中产阶级精英住进了隔离集中营还手握福山这本著作，日读不缀，被全国人民看到，大受震撼。一时间，此书洛阳纸贵，中国社会精英们对政治衰败到何等程度才会出台如动态清零一般的恶劣治理有了从未有过的深度认识。或许，这才有2022年底在白纸革命爆发前的中产阶级反抗。 而动态清零猝然结束后至今的政策供给不足，无时不刻印证着中国政治衰败后的情形：一方面是在普遍的社会恐慌气氛中，北京当局只剩下“自己人”这样暧昧纠结的文宣安抚，话语能力和意识形态生产极其贫困；另一方面，这种话语贫困和政策供给不足，正在暴露2012年以来北京供给侧政策的最终失败。这在北京政界和学界几乎成为共识，甚至引发了一家最高级官方经济学智库的大清洗。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谈中国政治衰败的时候，不仅指福山的理论与中共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相吻合，即中共对私营经济的打压，其削足适履的粗暴手法本身就与中共意识形态基础相冲突，而且，这种衰败具体表现在过去十数年的供给侧路线上。这是迄今为止北京的统治集团们不愿意正视的一个基本问题，也因此难以摆脱错误路线的桎梏从而为民企、为消费侧改革、为提升公众福祉重新寻找到合适的政策路线。 因为理论上，刘鹤主导的所谓供给侧改革，是一种预防性的反危机政策，却与历史上大萧条之后纳粹德国的央行行长、经济部长沙赫特博士(Hjalmar H.G. Schacht)推行的旨在实现自给自主的“新计划”政策如出一辙，平行于政治上肃清公民社会和社会新兴力量挑战的镇压政策，性质上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德国、日本、意大利和中共实行的统制经济模式的翻版，在现实中则从宏观和产业政策严格限制私营部门，为国有部门的壮大与控制开辟空间。 而且，表面上作为经济路线的供给侧改革，其后果如同经济领域的清场，或曰动态清零的常态化，事实上加剧了中国政治的全面衰败，激化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封闭集权与社会新兴力量的矛盾和冲突，譬如最近中国航空、航天、军工部门管理层腐败窝案迭出，也将今天的中国私营经济置于无比尴尬的政治夹缝中。如果不对供给侧改革做根本检讨和改变，中国私营部门和私营企业家们的薛定谔状态也不会发生有意义的变化。 当然，这一改变势必将动摇刘鹤身后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只是，如果仅有“自己人”的修辞，无论怎么巧言令色，恐怕都难以从政治迷思中走出，也难以收拾人心。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近来，由于川普政府强力介入调停俄乌冲突，俄乌之战又成为热门话题。 （一） 提起俄乌之战，又有人提到北约东扩。日前，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了著名学者杰佛瑞·萨克斯。萨克斯基本上又重复了他过去的观点。去年10月30日，萨克斯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番讲话。这番讲话的视频以“杰佛瑞·萨克斯解释美国和北约如何在乌克兰挑起战争”为标题在网上热传。 萨克斯说：“这并不是我们每天听说的普京对乌克兰的攻击。一切始于1990年。我们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对戈尔巴乔夫说，如果你同意德国统一，北约就不会向东扩展一英寸。随后，美国欺骗了戈尔巴乔夫，从1994年开始，克林顿签署了一项将北约一直扩展到乌克兰的计画。所谓的新保守派就是在这个时候掌权的。” 萨克斯第一句话就有问题。萨克斯说：一切始于1990年，我们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对戈尔巴乔夫说，北约不会向东扩展一英寸。别忘了，在1990年（准确地说，是1990年2月），苏联还存在（苏联是1991年12月26日解体的），华沙条约也还存在（华沙条约是1991年7月1日解散的）。既然苏联还存在，华沙条约还存在，怎么可能谈什么北约东扩呢？戈巴契夫怎么可能和美国人讨论北约要不要进驻苏联领土、要不要进驻华沙条约国家呢？ 所谓北约东扩，就是指北约把一些在北约以东的、原来是华约的国家吸收进北约，就是指北约把一些在北约以东的、原来属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吸收进北约，因而其前提必然是，华约已经解散了，那些国家已经不属于华约了，苏联已经解体了，那些加盟共和国已经不属于苏联了，已经是独立国家了。所以，在苏联还存在，在华约还存在的1990年2月，当时身为苏联总统的戈巴契夫根本不可能和美国人谈什么北约东扩。 真实的情况是，在1990年2月，美国/西德和苏联/东德就两德统一进行谈判。贝克确实对戈巴契夫承诺北约不向东部扩展一英寸，但这里所说的东部是说的德国东部即东德。美国人是承诺，两德统一后，北约不向东德方面扩展一英寸。 此前，美国和北约在西德有驻军，苏联在东德有驻军。1990年，双方就两德统一谈判。苏联表示要从东德撤军，美国并没有从西德撤军，但承诺不在东德驻军。结论是很清楚的：1、美国没有承诺过北约不东扩。2、1990年贝克承诺北约不向东扩展一英寸，是指的不扩展到东德；美国人严格遵守了这一承诺。事实上，直到今天，北约也确实没有在德国的东部驻军。 2009年，一位名叫马克·克拉默（Mark Kramer）的学者，发表了一篇长文“北约对俄承诺不扩大的神话”（The Myth of a No-NATO-Enlargement Pledge to Russia。），通过对各方档案、回忆录等的详细研究比对，以非常充分的证据，说明北约没有做出过不扩大的承诺。 对“北约承诺不东扩”这一神话的最有力反驳莫过于当事人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证词。2014年，戈尔巴乔夫在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一次采访中指出，当时“根本没有讨论”北约东扩。 下面就是他和“Russia Beyond”记者对谈的相关段落和翻译： RBTH: One of the key issues that has arise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vents in Ukraine is NATO expansion into the East. Do you get the feeling that your Western partners lied to you when they were developing their future plans in Eastern Europe? Why didn’t you insist that the promises made to you – particularly U.S.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Baker’s promise that NATO would not expand into the East – be legally encoded? I will quote Baker: “NATO will not move one inch further east.” （记者：一个和乌克兰有关的关键问题是北约东扩。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西方在形成他们在东欧的打算过程中对你撒了谎？你为什么不坚持要求兑现承诺，尤其是坚持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将有关不向东方扩张的承诺形成有法律效力的文本？我来引用一下贝克，他说：北约不会向东方移动一英寸。） M.G.: The topic of “NATO expansion” was not discussed at all, and it […]
川普上任一个多月，外交层面的重点是结束乌战、征关税，除了《美国优先投资备忘录》之外，中国暂时还未成为特别针对的重点。中国方面的分析认为，现在中美之间主要剩下三大需要磋商并解决的问题：芬太尼、贸易逆差与关税。禁毒方面北京已经答应合作；贸易逆差中国也已经表态，希望美国开列出“愿望清单”（希望中国采购什么），中国愿意根据自身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关税方面双方进行谈判，中方也做好了有限度加征的准备。这种观点的背后，自然是希望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双方关系正常化。这说明中方到现在为止，还不愿意接受一点：美中关系改变，缘于两国对彼此战略定位的改变。 对华战略定位变化始于川普1.0 美中关系自克林顿时期开始，曾有一段黄金时期，奥巴马第一任期内达到顶点，标志是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决定举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代了原来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美战略对话”，每年两次，从2009年到2016年，共举办了8轮；2017年1月川普1.0之后，这一对话终止。2019年3月，美国对华贸易战开打，中美关系从此被定位为“全面竞争关系”，同时也不排除贸易等方面的经济合作。 中国始终不接受这一定位。从川普1.0开始，中美关系面临三大难题，首当其冲的一是战略定位问题。美方对“竞争”涵义的阐述非常清楚：竞争就是对手，但竞争包括按照规则的公平竞争以及不按规则甚至是破坏规则的不公平竞争。川普的谈话中多次表述，中美之间应努力实现公平有序的竞争。外界虽然多次炒作“中美脱钩论”，但我多年观察下来，川普1.0时期，他本人从未说过美国经济要与中国脱钩。即使进入川普2.0时期，尽管国务卿卢比奥在意识形态上坚决反对中共、古巴、委内瑞拉等社会主义国家，技术与国家安全顾问彼得·蒂尔（帕兰提尔公司董事长）亦极度反共，认为美国科技公司与中国合作是叛国行为，并推动极端的脱钩策略。但在对华外交上他们都遵循特朗普的意见：重要（甚至全面、危险）的竞争对手，美国可采取一切必要的方式限制中国获得美国的先进技术，降低中国带来的各种风险，但不会脱钩且以两国之间避战为目标。 中国朝野（“野”指学术界的中美关系研究者）都拒绝将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关系，尤其反对定位为战略竞争关系，认为在竞争与对手之间只能二选一。理由是：美国把寻求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作为其追求的主要目标，这意味着即便合作能给双方带来收益，但若美方收益小于中方收益，在美国看来就是相对增强了中国的力量，因而是不可接受的，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对中国的限制与打压。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者”，并提出“竞而胜之”的目标，这实际上是将中美关系看作“零和博弈”，必须分出赢家与输者。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这种战略定位，以及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战略认知，不利于构建双边的基本信任，因而不能对双方关系的稳定发展起正面作用。 “战略互信”何时开始变质？ 前述状态实际上是一个战略互信问题，这种战略互信原来奠基于中美之间的默契与国力。在2008-2009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对自身的国力有绝对的自信，中国那时也在奉行“韬光养晦”阶段——美国中国研究圈对这个中国成语的解释很有趣：老虎在力量不够强大的时候收起爪子，闭上嘴巴不露出牙齿。到了美国及西方世界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五万亿救市曾被欧洲媒体视为世界经济的“挪亚方舟”之后，中国开始不再韬光养晦了。2011年APEC夏威夷峰会上，一向对北京友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中国“停止玩弄国际体系”，“要象成年人那样行事”， 并表示对中国这类行为“受够了”。中国外交部官员庞森在回应奥巴马这一批评时称：“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议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这段回应获中国官媒高调应和，在此后几年内都称中国要从国际规则的被动遵守者成为国际规则的制订者。 如果要找个时间点，这一次就是美中失去战略互信的开始。自那以后，两国都开始针对对方进行战略定位重构。中国方面比较明确，要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服从者成为国际规则的制订者；奥巴马政府从未正式宣布放弃将中国定为“战略合作伙伴”，但美国战略界开始重新思考对华外交政策，新一代“中国通”就在此时开始崭露头角。这种舆论力量的积累，到特朗普1.0时期，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全面竞争关系”自然水到渠成。 川普2.0彻底抛弃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模糊 拜登政府终其任期（2021年-2024年），都没找到与中国打交道的正确方式，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主要是两条，一是表示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不以谋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为目标，承认中共政权维持其合法性；二是保持接触，以防中美关系脱轨。 但中国并不领情，认为美国不断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理由如下：中国将核心利益概括成三点：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这三者密切相关，主权包括主权完整，美国对台湾的干涉行为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表现。“发展利益”当中，当然包括区域霸权的发展，尤其是通过中美科技合作获得短期技术进步的发展。 以上这些其实只是原则性概括。从奥巴马以来，在关于“美国的核心利益”方面，不同的总统有不同的看法与政策。根据近几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描述，美国的核心利益可概括为两个层面：在国内层面是维护美国本土的安全与繁荣，在国际层面是推广美国价值观和维持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但界定虽然清楚，解释却完全因人而异。拜登政府将推广DEI等觉醒政策、开放边境放进1020多万非移（这只是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署的登记数字，附注说明实际进入的远高于此数）视为维护美国本土的安全与繁荣，并视在国际社会推行LGBTQI+价值观为美国的核心利益，认同美国价值观的就是盟友与可团结的对象，可以坐上餐桌。对拜登的国内国际政策，除对华政策之外，中国当然不会有什么意见，甚至从未进行官方评价。 川普2.0将MAGA当作美国的核心利益，在国内要驱逐非法移民，废除DEI；在国外则以关税作为战略工具，无论是盟友还是关系复杂的邻国，以及被宣布为“战略竞争关系”的中国，一律加征关税，谁也别想因认同Woke价值观就坐上美国的餐台享用免费午餐。对中国，川普2.0还通过《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加了特别限制，在所有中国亟需获得的先进生产领域，既堵绝了中资以任何形式来美投资，还堵绝了美资以任何形式到中国投资。 我曾经总结过，自美中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经常经历晴天版与阴天版的莫测变幻。自川普1.0以来，美中关系进入阴天版，进入川普2.0时代，暂时看不到阴转晴的可能。因为两国的战略互信瓦解始于两国对对方的战略定位，只要双方针对彼此的定位不改变，自然不可能恢复两国战略互信。但有些事情，则不管目前美中关系如何，中国都应该做，那就是两国禁毒合作，因为这至少表明中国还具有起码的国际道德与责任感。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这几年中国地缘政治恶化，世界变局难测，中共却陷于内斗。在习近平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台，一直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前，鲜有“反习”一说。然而十九大之后，特别是2018年3月习修宪破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之后，一切都变了，国内反习一波接一波。 笔者在此希望盘点一下，其中至少有四位政治老人，他们轮番“反习”令人印象深刻。最新一位传出消息的老人，和前总理李克强有关。 公开吁调查李克强死因的顾万明 顾万明是新华社的老记者，年龄不详，他是1978年考入上海复旦新闻系，1982年到新华社工作。曾经担任过新华社广东分社的社长，2011年退休。 2025年2月9日，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自己的X帐号披露，顾万明公开质疑李克强死因付出惨重代价，不仅被判刑，还失去了退休待遇。 一张新华社人事局发于2024年12月10日的通知图片，显示在2024年11月，顾万明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刑一年。官方取消顾万明退休待遇，指其不再是新华社退休人员。 按官方说法，2023年10月27日李克强“在上海休息”期间，因突发心脏病死亡，终年68岁。他是中共建政以来离任年纪最轻、离世最早的总理。有人质疑他是直接或间接死于中共内斗。 2023年10月30日，顾万明在网上发出公开信《查清李克强死因，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信中提出调查李克强死亡事件的五个要求。包括：1.停止安排遗体火化，以待调查；2.彻查救治全过程并公开全部情况，给党内、给全国民众一个交代；3.对所有相关人员进行调查鉴定，并相应追究责任；4.遗体解剖；5.成立治丧委员会，给予李克强以应当的礼葬规格。 公开信把矛头指向了中共中央：其一，认为李克强到上海“休息”，显然是经过中央批准、安排的。其二，李克强10月25日到达上海“休息”，26日就突然去世，实际情况是他在下午或者晚上就去世了，抢救时间延宕到27日0时10分。由于死亡太突然，很多事实没有说清，很可能存在严重的问题。其三，匆忙火化李克强遗体，将在国内外产生不利影响。 公开信要求解剖李克强遗体，让组织权威专家、名医进行分析。信中还特别提到，中共“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腐败分子”针对李克强，想要除之而后快，“篡党夺权”。信中呼吁要查明李克强死因真相，应该挖出这些人惩办。 从顾万明被判刑看，有关李克强的真实死因显然是官方的忌讳。 从中共体制的常识看，顾万明的信即便不是指向习近平，也是指向习身边的红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据中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在中办内部有对于退休政治局常委外出活动相关事务的具体规定，涵盖警卫、交通、接待等多方面事务。 所以，无论有意加害还是无意过失，蔡奇以及他控制的中央警卫局，无法对李克强之死免责，但官方并无找人背锅。 难怪在李克强遗体告别式上，蔡奇单手与李妻程虹握手时，程虹全程不正眼看蔡奇。而李克强之女，则被拍到一张不看现场悼唁者，且眼神凛然的照片。 近日从北京官场传出来的消息说，正是同时分管宣传系统的蔡奇，下令对顾万明案要严办。 蔡奇假如真的要意要搞掉李克强，可能是因为习近平。 要知道习近平一直在追求独揽朝纲、定于一尊，最大的阻碍就是团派，特别是李克强。当年“习李配”本来就是中共各派元老妥协的结果，不是习的意愿，这也使李克强当总理时，还能相对有点许可权，与今天的李强的跟班角色不同。 李克强任内，不时传出“习李不和”、“习下李上”，这些传闻会加剧习李的冲突。 李克强与习冲突的最明显表现，就是他在2020年的两会记者会说出中国6亿人月收入不过千元的实情，让习近平后来宣布中国全面脱贫显得缺乏说服力。 2023年2月底，即将退休的李克强在发展改革委讲话，喊出“人在干，天在看，看来是苍天有眼啊”。这句话似乎在抒发被习压制的不少冤屈气。 2023年3月人大会议上李克强作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散场时，习李十年合作换来无情的一两秒握手和目不对视。 李克强卸任这年的8月31日，还在敦煌现身，围观民众高呼“总理好”。这让人感觉，尽管他任内窝囊、无所作为，但可能是中共最后一个还能收获民心的领导人。而这种民众真心拥戴，恰恰是靠地方官组织“群众演员”来迎送的习近平所忌恨的。 这些情况，蔡奇看在眼内，即便习不说什么，下边有人就会行动。所以李克强早晚会出事。 大家可以将这段叙述当“故事”，但这就是红朝政治的险恶，也是作为李克强支持者的顾万明被狠狠惩治的根本原因。 李克强虽死，但阴魂不散，习近平会不会在梦中也不时惊醒，看到李克强飘来，大叫“还我命来”？ 冷杰甫吁中共退场、爆习病重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政治老人是冷杰甫。 中共七常委去年隐身北戴河“休假”期间，有关中共政权不稳及习近平本人健康不妙的传言四起。这年8月15日，党媒发习的署名文章强调得到党内政治老人支持，同一天有消息说政治老人向习提30条意见，包括撤销公安部特勤局。 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冷杰甫也在这期间发出公开信，吁中共主动退场，成立民主宪政立国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冷杰甫还说从微信得知习近平病得很重、不能工作，党政军的全盘工作落在两名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身上，所以希望获得两人支持。 在外界看来，这算是一种曲线的“反习”。 和顾万明一样，冷杰甫同样是中共党内人士，但冷杰甫能吁中共退场，境界更高。 按公开资料，冷杰甫曾是中国人民大学分校政治系主任、教授，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系中共总支书记，是退役军人、离休老干部。 这次是冷杰甫十二年来第三次做类似呼吁。他2012年9月就曾致信当时在位的胡锦涛以及即将上位的习近平，指出如果要解决日渐纷起的民族矛盾、台湾问题和“六四事件”等，“联邦制”是最明智的选择。2020年9月他又写信给政协主席汪洋，建议习近平辞去党政军一切职务，实行“联邦制”解决台湾“统一”问题、少数民族问题、香港问题。 和过去不一样，这次冷杰甫说从微信得知习近平病得很重、不能工作。 去年北戴河会议后，8月19日，习首次露面是因为越共总书记苏林访华，但当天上午的欢迎仪式和会谈视频，都没有习的近距镜头。官媒新华社下午约4时、央视直到傍晚6时才发布他的近距影像。但越方则如常发布合照，引发猜测。有关指习做过手术的后脑照片也在网上热传。 冷杰甫发公开信后，不清楚有没有受到当局严惩。笔者尝试了解一下他的事，但北京官场似乎无人传说。初步判断，这种事，很可能也是蔡奇在处理。 云南党校教师吁“习下胡上” 第三个政治老人是子肃，他生于1955年，成都人，1983年从云南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到云南省委党校任经济学教师，期间有二年挂职任副县长，2014年退休。子肃是中共党内公开支持民主宪政的党员之一，主张政治民主化。 2023年8月15日，中共国安部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一起旧案，称在2016年，云南某个学校的退休干部“肃某”，“长期在网路上发表反动言论”，还“主动联络境外敌对组织骨干成员，策划从境外购买武器，在境内招募所谓的敢死队”，“通过暴力行动推翻国家政权”“妄图改变中国政治制度”。这个肃某就是子肃。他201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四年，后于2021年4月获释。 子肃被指策划“敢死队”武装暴动，是否有裁赃陷害不清楚，但他发公开信建议直选中共总书记，呼吁习近平下台，推举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为新的总书记，这是明明白白的。 胡德平今年已82岁，现在也比较低调，习近平不会将胡放在眼内。但子肃此前的大胆举动，肯定令习非常恼怒，与胡之间只能维持表面和好。 邓朴方死党贴大字报斥习“胆大包天” 第四位老人，是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在文革时的死党——《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一书作者樊立勤。他今年应该年近八十了。 文革时樊立勤在北京大学反对聂元梓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被打成了“邓小平操纵的反动集团”成员。他被抓起来日夜拷打致双腿终身残废；其间聂要绑架邓朴方要胁邓小平，邓朴方跳楼求生，致腰椎骨折终身残废。樊立勤和邓朴方因共患难而结交，北大甚至盛传“樊立勤代表邓朴方”。 2018年3月习近平修宪破除连任限制之后，5月4日下午1时许，当时已年逾七十的樊立勤，在北大三角地附近的告示墙贴出这份多达24张纸的大字报。知情人描述，事发10多分钟后，警察、便衣、学校保卫人员等把樊围住，撕下大字报要他离去。但樊拒绝并怒斥“你们把我铐走我就走”，又指北大是思想自由之地，搞成这样“中国还有什么前途”。官方不敢硬来，只是劝他走。 樊贴的大字报痛斥习近平搞个人崇拜，是毛泽东后第一人，又引用邓小平的话“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人的威望上是不正常的，是危险的”，大字报斥习胆大包天，“一口吃月亮，亦一口吞个太阳，然后成为世界领袖”，倒行逆施，是历史倒退，要求习悬崖勒马。大字报还指习推崇马克思是反改革开放，等等。 当然，樊立勤所讲，还是站在体制内的立场、中共党内的立场，尤其是站在维护邓小平路线的立场。 樊立勤事件，背后是中共红二代及知识界对习搞终身制不满。尽管有人为邓家开脱，但由于樊被视为是邓朴方的心腹头马，樊的大字报很难说和邓家无关。 结语： 写这篇文章，记录几位能够冲在前边反对独裁和中共极权的义士、老先生，赞他们的胆气难能可贵。也以此证实，中华大地并非像习引用的古人亡国诗所说的“竟无一人是男儿”。而习引用亡国诗，恰是即将丢掉红色江山的预兆。我们相信后续中国有更多反共义士，在清除赤祸、复兴中华的历史关头起作用！ 备注：五代后蜀广政三十年（965年）孟昶投降赵宋，其妃子花蕊夫人在亡国之后，悲愤地写下《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国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作者为独立评论人。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