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媒記者涉情蒐友台政要被起訴 創捷克首例
2026 年 6 月 4 日
民主和任何社會體系一樣，都必須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馬克思主義流行了一個多世紀，它的主要內容仍然是經濟理論。馬克思主張共產主義，並為此仔細研究了自古以來的市場經濟體系，並對正反兩方面進行了比較透徹的分析。 這些分析和他的共產主義理想產生了矛盾：或者你找出一個不要市場經濟的替代品，而且可以即符合人性又能夠正常運營；或者你對這個有缺陷的體制修正補充，使其滿足人類生活的需要。共產主義運動就在這兒分裂了。 列寧、斯大林等人接過了理想，走上了廢除私有財產按計劃生產和分配的道路。這條道路的必要條件就是壓制個人願望和自由，分配極不公平，並且降低了人們生產的積極性。在犧牲了自由和基本人權的情況下，得到的卻是低效率。這和古代的封建農奴制屬於同一個類型。 由於壓制人權的需要，造成了巨大的人間慘劇。由於低效率的生產，人們逐漸陷入貧困。外部的對比和內部的壓力，迫使這個制度宣布它是一種失敗的實驗。所有實行列寧主義制度的國家，都面臨著徹底的改變。這是過去一百年實驗的最終結果。 另一些接受了馬克思經濟學理論，卻走上了另一條道路的政黨，實行的是對市場經濟體系的修正和補充。他們既接受民主的政治體制並融入其中，又對不令人滿意的市場制度進行修正和補充，使它更適合人類的生存。畢竟人類上萬年來淘汰和篩選出來的經濟體制，有其難以替代的特點，不是靠個人的頭腦就可以想出一個合理的替代品。 這種修正主義的方法，百年來依靠集體談判，社會福利等等手段彌補了市場經濟體制不符合人性的部分，發揮了它符合人性並且有較高生產效率的特點，在制度競賽的一百年里證明了它的生命力。在歐美髮達國家裡成功地發展了一百多年，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 從一百多年前開始，人類社會在理論和實踐上向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是缺乏人性的，沒有民主的計劃經濟和一黨專政；一個是在符合人性的民主制度下修修補補的市場經濟。一個是不斷製造災難的農奴制；一個是人民生活自由富裕的現代化制度。中國需要哪一種制度？對深受幾十年苦難的中國人來說，只能選擇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的，民主的市場經濟制度。 對市場經濟的不合人性的部分修修補補，由誰來主導呢？列寧主義者說由無產階級的政黨來主導。不由自己主導的制度和自己的社會貢獻不掛鉤，人們也就沒有了努力貢獻的動力。而民主制度則是由人們自己選擇的政府來主導，配合市場經濟。你的收入和你的貢獻掛鉤，你也就有了努力貢獻的動力。 所以修修補補的市場經濟，不能由一幫號稱什麼階級的政黨來主導，那他們會首先照顧自己和自己政黨的利益。必須由民主選舉出來的政黨，按照選民的利益來選擇如何修修補補。所以保障人民利益的市場經濟體制，只能是以民選的民主政治體制來保障。這就是一百年來民主社會主義的成功之處。 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政黨。統治集團就是統治集團，是負責管理國家全面生活的上層。沒有什麼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共產主義在馬克思那兒就已經從理論上失敗了。民主的修修補補的社會主義，是中國將來可以選擇的最好的社會制度。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悄然變化的龍椅座次：從「馬恩列斯毛」到「馬恩列毛習」 網上流傳一張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選讀」課堂的照片。比起我三十年前上大學時的教室設施，已是天壤之別。我上大學時，北大的教室是簡陋的桌椅，教授沒有電子設備配合，只能用粉筆在黑板上一個字一個字地板書。如今的教室，聲光電一應俱全，富麗堂皇，教授背後的牆壁上，是三個巨大投影儀，放出課程內容的圖片——五個人物的彩色圖像，比歷代王朝皇室的祖宗牌位和畫像還要顯赫，這五個人赫然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和習近平。比起傳統上的「五人幫」來，新的「五人幫」中少了斯大林，多了習近平。 馬克思、恩格斯的地位，在共產黨國家如同泰山北斗，也如同小說《冰與火之歌》中的「鐵王座」。雖然恩格斯只是馬克思的附庸，但馬、恩二人如影隨形，無法分開。這兩個大鬍子所創立的學說，給此後一百多年的人類社會帶來深重災難。英國蘇俄問題專家理察·皮爾斯（Richard Pipes）在《共產主義簡史》中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睥睨所有異議的僵硬學說，馬克思對於不同意見的人的態度是相當明顯的，他說：「批評並不只是一把外科手術刀，而是一件武器，其目的不僅是駁倒敵人，而且要毀滅他們。」英國歷史學者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在《所謂的知識分子》一書中指出，馬克思的著作遠離事實，其《資本論》完全不了解資本主義，「馬克思一輩子都生活在激烈的言詞暴力之中，有時甚至演變成身體上的攻擊。……斯大林時期所發生的事情，沒有一件不是早在馬克思的行為中就已預見。……一旦馬克思權力穩固，他將會大施暴力與酷行。」馬克思身上充滿獨裁者的味道，一位貼身觀察過其言行的人說：「他的人格中最主要的特徵就是對權力無限的野心與熱愛……他是其黨派的絕對主宰……他每一件事都獨自進行，並專斷地下達命令，而且不能容忍反對意見。」 列寧作為第一個共產黨國家蘇聯的創建者，其地位緊隨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後。馬、恩二人只是紙上談兵，其創建的「第一國際」無疾而終；列寧卻是真槍實彈地幹革命，創建了一個超越霍布斯想像的利維坦。儘管蘇聯已解體，俄羅斯共產黨幾乎不太可能成為執政黨，但作為蘇聯繼承者的中共政權，還是將列寧擺放在共產黨的神位序列中。斯大林卻被撤下，正如其屍體被移出莫斯科紅場。 在接下來中共領袖的序列中，沒有鄧小平的位置，更不可能有江澤民和胡錦濤的位置，習近平對他們不屑一顧。在毛之後，直接就是與毛一樣「英明神武」的習近平，中間四十年的歷史不翼而飛。過去，已經死去的人的著作才能稱為「經典」；如今，活著的習近平的「著作」就已被列入「經典」，這種做法，跟明朝末年各級官員爭先恐後為太監頭子魏忠賢建造「生祠」如出一轍。 早在二零一七年，德國學者丹尼爾·里斯（Daniel Leese）在其專著《崇拜毛》的中文版序言中就指出，儘管他在本書的結尾留下悲觀的評論，預測在中國未來的政治中個人崇拜的問題可能會捲土重來，但政治事件卻進行得比預測得要快得多。習近平掌權後不久，就仿效毛的方式精心策劃、推動個人崇拜。「習近平的形象和聲望極大地超越了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伴隨著習近平在公共安全、經濟改革和反腐鬥爭領域中越發突出的地位而出現的集中化，促使了中國政治光譜大大移向左傾的可能。」 壞書讀得越多，人就越愚蠢 政治課在中國的各級學校都是必修課。中共官媒所強調的學習，含有「學習習近平」這種一語雙關。在鮮紅的「學習強國」網站上，全都是對習近平的造神文章。比如，稱頌習近平「最大的愛好是讀書」，習近平也要求領導幹部「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 習近平認為「領導幹部普遍應當讀」的重要書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出版座談會上，作家曹谷溪提到習近平在陝北插隊時的生活細節：「在土窯洞里的煤油燈下，每天他都要讀書到深夜。據我所知，上大學前，他就三遍通讀《資本論》，寫了厚厚的十八本讀書筆記！「後來，習近平發表了若干研究馬克思著作的論文，如一九九七年在《福建論壇（經濟社會版）》發表「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時代意義」、二零零一年在《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發表「略論《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時代意義」。習近平撰寫的《擺脫貧困》一書中，也多次引用《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等著作。習近平還說：「如果心裡覺得不踏實，就去鑽研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多看幾遍。」 且不說習近平是否真讀過或讀懂了馬列主義原典，是否親筆寫下那些枯燥乏味、言之無物的論文，馬克思的著作也早已被歷史和科學所「證偽」，並無多少研讀的價值。德國學者烏韋·維茨托克（Uwe Wittstock）在《剃掉鬍子的馬克思》一書中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發展出來的勞動價值理論，如今已被視為過時，在經濟學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他的預言，在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會變得極度貧困，並沒有發生，相反，工人階級大都成了中產階級。他的論點，唯有勞工階級可以是革命主體，在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垮台後，也失去了可信度。他的假說，現代社會的所有矛盾都源自勞動與資本之間的核心對立，也破產了。他的信念，歷史的發展有明確的目標，遵循固定的模式，更完全禁不起對歷史事實的深入檢驗。對於馬克思歷史哲學的預測能力所抱持的信心，也因此消滅。 馬克思的種種學說，不僅錯得離譜，而且給人類帶來滔天巨禍。據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網站所披露的數字，全球範圍內死於共產黨暴政的人數為四千萬至一億六千萬之間，取其中間數的一億的這個數字被廣為引述。二零二零年四月，該組織又宣布，他們將把二零一九年以來的中國武漢肺炎病毒疫情的全球受害者添加到共產主義死亡人數中，並將疫情爆發和由此造成的每一例死亡歸咎於中國政府。如果將一億多的死亡人數平均到馬克思厚度為一千多頁的《資本論》中，每一頁分攤十萬人左右。若每一頁為一千字左右，那麼這本書的每個字就殺害了一百人！可以說，《資本論》是人類歷史上殺人最多的書，遠遠超過希特勒的《我的奮鬥》。 然而，這本殺人之書，在中國大學課堂上仍被當做經典講授，荼毒無數年輕的心靈。 讀書是好事，但讀什麼書更重要。讀怪力亂神的傳單，成為義和團拳民；讀毛主席語錄，成為紅衛兵；讀習近平著作，成為如同殭屍般的「戰狼」、「小粉紅」和「白衛兵」。馬克思的書讓人走向奴役之路，海耶克的書讓人走向自由之路。海耶克晚年完成《不要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種種錯誤》一書，將馬克思主義駁得體無完膚。海耶克指出，社會主義者不要命的自負，在二十世紀居然有機會使蘇聯、中國等國成為巨大的試驗場，人們以為走向天堂，卻陷入人間煉獄。海耶克批判社會主義說：有些人認為自由市場經濟體製造成經濟不公，轉向同情、認同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然而，統制經濟與民主不兼容，控制經濟就是控制生命。台灣歷史學者李筱峰說：「我常對學生說，如果台灣人和中國人都好好讀過這兩本書——《自由憲章》和《到奴役之路》，那麼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就別想混了！」但願有一天，中國的大學課堂上講授的是海耶克，那時的中國必定是沒有共產黨的中國。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正在發生的一件事情沒有引起西方媒體必要的重視，但此事在我看來非常重要，因為它涉及中共意識形態的改造問題，簡單地說，就是習近平試圖為黨建立一個新的敘述體系和道統，即合法性。 6月1日和2日，習考察了中國國家版本館和中國歷史研究院並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像習這麼忙的人，專門抽出兩天考察北京的兩個文化單位，已說明他本人對這次考察非常重視。陪同考察和參加座談會的要員有蔡奇、中宣部長、人大副委員長、主管文化教育的國務委員、外交部長。此外，中央宣傳思想文化工作領導小組成員、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人、中央宣傳文化系統各單位負責人，有關專家學者代表等也參加了座談會，這對一個座談會來說，規格相當高。 這種高規格更體現在對座談會的後續宣傳和配套會議上。從6月3日開始，一直到9日，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等中央黨媒，以及省級黨報，都發表或轉發對於這次座談會的評論文和相關報道。以人民日報為例，6月3日頭版整版是座談會的報道；之後幾天，每天在頭版都配有1-2篇評論員文章以及最少1篇報道，有時其他版面還有報道。6月7日，為配合這次座談會，中宣部在深圳主辦了首屆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習致信祝賀。出席論壇的有中央宣傳文化單位、各省區市黨委宣傳部、部分文化企事業單位有關負責同志和有關智庫專家學者等。9日，深入學習貫徹習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重要講話精神專題會議召開，蔡奇出席並講話。 懂中共宣傳規則和紀律的人都知道，像這種大陣仗的高調宣傳一個座談會，罕見，即使是二十大，也沒有如此密集發表評論員文章。那麼習近平在會上講了什麼，讓黨的宣傳部門必須這樣隆重宣傳。他提出了兩個「新」的論斷：（1）中華文明具有五個突出特性，即突出的連續性、突出的創新性、突出的統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2）”兩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習近平要從這五個突出特性來論證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不懼新挑戰、勇於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對世界文明兼收並蓄的開放胸懷等。可以說，每個突出特性都是服務於當下的政治現實，服務於黨的統治需要。其中，特別應該注意的是突出的統一性和突出的和平性。用習的話說，前者是從文化上說明，中華民族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以及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後者是文化上說明，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王稱霸的基因，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與政治體制強加於人，堅持合作、不搞對抗，決不搞「黨同伐異」的小圈子。顯然，這樣的論述是為解決台灣問題和扮演中國的全球治理角色做好文化上的準備。 「兩個結合」則被習視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由之路，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是中共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他尤其看重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所謂「第二個結合」，認為這是中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表明黨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以及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達到了新高度。 習要將馬克思主義深植中國 中共過去的論述只有「第一個結合」，現在習指出「第二個結合」，目的是要打通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阻梗，將兩者嫁接起來，把馬克思主義變成根植於中國內部的東西，而不是外部的東西，將黨的統治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基礎上，黨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守護者，並在新時代將它發揚光大。在中國的思想理論界，有一種聲音批評，馬克思主義是外來的東西，和中國水土不服，不適合中國國情。習現在要告訴大家，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本質相通，他將兩者「結合」，為中國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也築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根基，打開了創新空間，讓黨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動，進而鞏固了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作為「結合」的產物，習近平思想就是該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 習在座談會上還有其他論斷，就不再引述。中共的宣傳機器，黨國的專家學者，正在大肆售賣他的這兩個「新」論斷，賦予其重大意義。確實，習正在為黨改造意識形態，把中共塑造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發揚者，黨的統治是深植於中國歷史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中國文化的根基，並從文化的角度說明統一台灣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為在全球治理中國將發揮主導作用提供文化解釋。可以說，習的這些論述用大白話講，實際最後都要向外界傳遞這樣一個信息，即中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選出的統治者，它紮根於中國歷史，是「天意」，任何反對勢力動搖不了的。 毛反傳統，文革倡導破四舊，要打倒中國傳統文化，這是因為他自信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有足夠的合法性。習在馬克思主義的合法性越來越受質疑的情況下，開始了向傳統文化的回歸，提出「文化自信」，把原來的「三個自信」變成「四個自信」。他這次座談會上的講話，標誌著他要更進一步將中共的意識形態從馬克思主義轉向中國傳統文化，將黨改造成一個立足和堅守中國傳統文化的政黨。但這不表明習要拋棄馬克思主義，他仍會高舉馬克思的旗號，加強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他現在在做的是，在馬克思主義之外，為中共引入另一個合法性，即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並將他的習思想作為這兩者「結合」的產物。 20年前，學者甘陽提出「通三統」，試圖打通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聯繫，為中共尋找合法性。習此次比較完整地回歸傳統文化，大概率是中宣部長李書磊這位曾經的「北大神童」的傑作，事後看來，這是習為什麼要任命他做黨國宣傳主管的原因。可以肯定，在習高捧傳統文化，把黨說成是植根於傳統文化的政黨後，會受到信奉傳統文化和主張儒教治國的群體歡迎，減少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敵視，其政治含義是為中共開拓了一個支持力量，有利黨的統治。因此，若不出意外，接下來中共關於意識形態的論述會作出修正，傳統文化會得到官方進一步的弘揚。西方輿論忽視這次座談會，沒有看到它對中共統治的未來意義，不應該。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一百多年前，愛因斯坦橫空出世，以其「相對論」橫掃歐洲乃至美國物理界，罕逢敵手。沒想到，他最終還是在秦皇島遇到了命運中的宿敵。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一百多年後，世人的目光聚焦在了一個叫做「李子豐」的人身上。他撰寫論文，對愛因斯坦的理論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駁，以摧枯拉朽之勢推翻了「相對論」。 網路圖片 世人驚呆了，也嚇尿了。能推翻「相對論」，李子豐到底提出了何等振聾發聵的見解啊！他又發現了物理世界的什麼奧秘啊！於是，眾人扒開他的論文仔細研讀，卻發現核心內容被提煉成了這麼一句話： 項目特色： 屬於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顛覆式創新的、非共識的理論物理項目。 額……原來他用來推翻「相對論」的武器，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一時間，我有些恍惚，這種批判方式和邏輯理論已經超出了我的認知範疇。我以為他會用物理手段，沒想到卻祭出了魔法攻擊。 李子豐列舉出了「相對論」的幾大罪狀：一，光速是可以超越的；二，諾貝爾沒因為相對論給愛因斯坦頒獎；三，相對論都是愛因斯坦的假設，沒有實驗證明；而第四點則是整篇論文的靈魂所在： 愛因斯坦犯了唯心主義的錯誤。 看到這裡，有人笑了，會以為李子豐就是一個民間愛好者，高中物理都沒學完的那種。但事實並非如此，李子豐是秦皇島燕山大學的教授，博士生導師、碩士生導師。 網路圖片 而且，李教授這篇神奇的論文已被推薦入選2021年度河北省科學技術獎，提名單位正是「河北省教育廳」。 網路圖片 你看，一點都不民間。從頭到尾，都充滿了官方的嚴肅氣息。 但不好意思，看到「愛因斯坦犯了唯心主義錯誤」這句話，我還是忍不住笑出聲來。 哈哈哈哈……太特么好笑了好嗎！！我估計愛因斯坦要是活著，也會當場笑到去世。 好吧，不管李子豐教授的初衷如何，這回他是徹底出名了，無論物理界還是民間，都得以瞻仰他的大名。但你們懂的，人怕出名豬怕壯，李教授的黑歷史隨即被扒了一個底朝天。 網路圖片 「一稿多投」我並不關心，但中好幾個基金的問題我卻很感興趣，因為這些都是白花花的銀子啊。網上檢索了一下，李教授搞的國家基金項目果然不少： 網路圖片 但這又能說明什麼問題呢？事出反常必有妖，我一個在高校任職的朋友對此心裡門清，他告訴我，一個人在研一個國家基金項目時，很難再申請別的，但李教授在研過程中還能繼續申請，而且還能申請好幾個，這隻能說，他背後的關係網超出我們的想像。 網路圖片 想想也是呵，要是沒點關係，就「愛因斯坦犯了唯心主義錯誤」這種連德雲社都不敢寫的段子，能被推薦入選河北省科學技術獎？ ……水太深了。 但李子豐教授也是殺敵一萬，自損八千，給愛因斯坦扣上了「唯心主義」的帽子，自己的各種黑料也被扒了出來。也許李教授寫這篇論文只是為了拍一個不那麼顯山露水的馬屁，沒想到卻惹了一身臊，我敢斷言，他此刻腸子都悔青了。 嗨，早知如此，拍這馬屁幹嘛！把自己身家都搭進去了。 李教授這場鬧劇，讓我想到了劉慈欣的《三體》：葉文潔的父親因為堅持真理而遭到批判，他的物理系同僚為了劃清界限，對葉爸爸展開激烈批判，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否定了物質的運動本性，是反辯證法的： 是徹頭徹尾的反動唯心主義。 看到這不謀而合的情節，我不寒而慄。 在《三體》里還有一句台詞，是這樣說的：「在中國，任何超脫飛揚的思想都會砰然墜地，因為現實的引力太沉重了」。但這回劉慈欣錯了，你看看這些思想，多超脫啊。 畢竟水氫汽車可以騙補貼，量子波動可以速讀，熟雞蛋都可以返生孵小雞，推翻個相對論有啥呢？ 神奇的事情太多了，愛因斯坦栽的不冤。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歐陽乾的小宇宙）
共產黨專制政權對美國的滲透產生了具負面含義的「政治正確」概念。過去20年來「政治正確」變成了一種正面表述，它代表的各種訴求日益張揚。美國憲法從來沒有賦予任何政黨或任何社會團體有確定什麼觀點屬於「政治正確」的權力。如果美國社會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賦予這樣的權力，那不是民主制度的「進步」，而是思想專制的植入，與共產黨政權思想改造的套路非常相似。一旦「政治正確」的思想專制被社會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學校里被單一意識形態「洗腦」，一個民主國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這個民主制度就可能淪落為一批人的政治專制。 一、「政治正確」的前世今生 如今的美國，從校園到政壇，「政治正確」儼然以法律的面目發出了「領導一切」的聲音。很多人並不了解「政治正確」這個口號的來源，也不知道它的原初含義是什麼。其實，「政治正確」來源於蘇共和中共專制政權對美國的滲透。 2008年10月20日美國歷史學者莫里斯·伊瑟爾曼（maurice isserman）和艾倫·施雷克（ellen schrecker）在北京大學歷史系作了關於「20世紀美國左翼歷史發展」的演講。據伊瑟爾曼介紹，1919年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下，美國共產黨成立，並公開宣稱其目標是建立一個蘇維埃美國；美共在上世紀30-40年代獲得了極大的發展，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關係密切，並接受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二戰後美共逐漸瓦解。到了上世紀60-70年代，一個以學生為主體的「新左派」登上了歷史舞台，他們將中國及古巴作為追求的典範。 共產黨專制政權對美國的滲透產生了「政治正確」這個概念。據維基百科介紹，在30年代，「政治正確」是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對那些服從莫斯科指令的美共信眾的挖苦之語，意思是，他們只會一味地鼓吹和捍衛蘇共的方針政策。美共必須堅持莫斯科規定的「政治正確」路線和口號，因為它是拿盧布的蘇共傀儡，直到1987年蘇共已經開始政治鬆動了，美共仍然依靠蘇共每年300萬美元的補助。而在中共輸出革命的60到70年代，美國那些喜歡毛澤東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的新左派經常按照中共反蘇反修的調子諷刺美共成員。比如，美國毛粉們會模仿「紅衛兵」的口吻對美共成員說，「同志，你並不那麼政治正確噢」。 里根時代結束後，從90年代開始，「政治正確」在大學講壇上和校園裡復活了，但少了盧布的氣息或毛語錄的餘音。回憶那個時期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念書的課堂里，教經典理論課程的非裔美國人教授把《共產黨宣言》列為必讀教材，我寫了篇讀書筆記，把《共產黨宣言》徹底否定了，這位教授並沒有任何異議。那時「政治正確」這詞極少出現，或許在個別講座里會冒個泡，但那時用「政治正確」這個詞，仍然多少包含一點諷刺左派的意味。有學者認為，「政治正確」是一種「文化馬克思主義」，它的標誌是對不同價值觀的不寬容。 但是，隨著美國大學講台上的教師們越來越左傾，過去20年來，「政治正確」變成了一種正面表述，意思是，左派「進步主義」口號和理念是政治上天然「正確」的。它在校園、媒體和社會上越來越流行，其原初的負面含義完全消失了，而它代表的各種訴求則日益張揚。最近以來，「政治正確」之下的諸多口號中又加進了「打倒川普」，以致於許多川普的支持者為了避免「政治正確」的壓力，再也不在民調或社區環境里表達自己的看法。 二、「政治正確」變成思想專制 在當代美國社會，「政治正確」本來只是一種標籤，就像「最好的品味」這種廣告詞一樣，是對它所推銷的主張、政策的包裝或廣告。任何商品的好壞，關鍵在於其內容，而不是單純由包裝或廣告所決定的。然而，近年來「政治正確」似乎正在變成一種政治工具，一些人試圖用標籤來掩蓋內容，似乎只要是任何在「進步主義」旗幟下提出的口號或政策主張，就不許質疑，不許有不同意見，不許別人保留看法，否則就用「政治不正確」的「棍子」去打擊不贊成「進步主義」口號的人。 沒有經歷過紅色專制的美國人體會不到，什麼叫共產黨及其意識形態的社會專制。而對中國人來說，自從1949年開始直到今天，他們始終生活在紅色專制之下，那些敢於獨立思考的中國人遠比西方那些揮舞著「政治正確」標籤的人更懂得思想專制的實質，因為他們就是思想專制的受害者。紅色政權的思想專制特徵是，通過政治權力或其它社會權力（比如學校里的成績給定權）而掌握話語權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觀點規定為「政治正確」，不允許任何人提出質疑，也不許別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對敢於拒絕「政治正確」的社會成員，那些掌握話語權的人通過經濟壓力或社會壓力，強迫拒絕「政治正確」的社會成員們服從，即讓價值觀上不服從者難以生存，最後許多人只能被迫做兩面人，在公開場合說假話，只有私下場合對信任的人才能說真話。 2016年8月2日《紐約時報》刊登過耶魯大學學生董一夫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寫道，「在美國校園中，政治正確不是法律，但其『管轄』的範圍卻往往超過、超出法律。言論自由固然受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但是，在美國社會越發多元化的背景下，一個人在行使言論自由權時，其所受到的限制，常常不是來自美國歷史上諸多里程碑式的平權法律法案，而是來自政治正確原則」。 美國憲法保護言論自由，更保護思想自由，這是美共得以混到今天的原因，也是毛澤東的「小紅書」得以在美國傳閱的原因。但是，美國憲法從來沒有賦予任何政黨或任何社會團體有確定什麼觀點屬於「政治正確」的權力。如果美國社會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賦予這樣的權力，那不是民主制度的「進步」，而是思想專制的植入。 三、「政治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專制基因 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了美國教育界的左傾化。在教育圈裡，不但新進教師必須保持「政治正確」，對「政治正確」持保留態度的教師會受到排擠，發表論文、教師晉級有「政治正確」的「玻璃天花板」，連總統選舉時不支持「政治正確」的教師們都必須小心地緘口不言，以免遭到同儕的批評。這種現象代表著「政治正確」正在從思想專制升級為社會專制。 恰恰是從這一現象中，可以發現「政治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基因，那就是對民主國家內部在「政治正確」問題上持「不同政見者」的無情打壓。「政治正確」派經常以關心人權、特別是共產黨國家的人權為自己的妝扮，以突顯自己對紅色專制的不滿是「進步」的表現。但是，他們真厭惡思想專制嗎？所有以馬克思主義為國教的共產黨政權，哪一個不是專制社會？紅色政權之所以專制，就在於它清楚地知道，自己那剝奪人權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壓迫違反人的本性，必然遭到民眾的反彈，除了堅持實行專制之外，沒有其它生存之道。這也是中美冷戰背後的一個意識形態原因。 但是，「政治正確」派批評紅色政權的人權問題，卻總是停留在人權表象的層面，對專制政權的馬克思主義專制基因卻從不願意觸碰。而如果不批判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內含的專制基因，就無法挖掘紅色政權下的專制根源。「政治正確」派總是給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新舊版本留下種種寬容，其原因在於，他們其實十分讚賞馬克思主義的專制基因；而且，在可能的範圍內也會身體力行。 從這個意義上講，「政治正確」正在蛻變成思想專制和社會控制的政治工具，而「政治正確」派的兩面人特徵也暴露無遺。一方面，他們表現出對共產黨國家人權的關注；另一方面，他們對本國那些對「政治正確」持保留態度的人毫不寬容的立場，恰恰和紅色政權對待異議人士一樣。一方面，「政治正確」派似乎對共產黨國家的專制十分不滿；另一方面，他們對共產黨政權的馬克思主義專制基因又小心呵護。 正因為如此，西方的左派雖然批判共產黨專制，卻從來不肯徹底否定共產黨按照馬克思主義教條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他們更不願意像共產黨國家經歷過紅色專制的異議人士那樣，深刻挖掘共產黨制度的意識形態根源，即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政治正確」發揮了遮羞布的作用，讓那些不否定紅色政權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做法得到「正名」，理由是，他們批判了紅色專制下的人權狀況，因此就「政治正確」了。可以說，西方左派既要繼續擁抱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新舊版本，又怕被說成是共產黨專制的追隨者，於是用這個所謂的「政治正確」替自己辯白。他們對紅色專制的批判從來是虛情假意、半真半假的，只抽象地談專制不好、要保護人權，卻拒絕徹底否定紅色政權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及其專制基因。 四、「政治正確」派與誰為敵？ 「政治正確」派與美國的傳統價值觀為敵，也批判精神同源的共產黨政權，但它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內其實屬於政治不正確。 美國社會的傳統價值觀無非就是政治制度上堅持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同時在經濟社會制度方面不依戀政府提供的福利。因為理智告訴持傳統價值觀的人們，民主國家的財政並非來源無窮的「藏金窟」，而是幸苦工作的納稅人們用稅款填充起來的；若為了個人需要過度掏挖國庫，既會毀掉這個國家，也會毀掉個人的努力意願。在堅持這種價值觀的美國民眾身上，可以看到一種「謙卑的自尊」。所謂謙卑，是指他們只要求有機會努力工作養活自己；所謂自尊，是指他們不願意依賴政府福利，但希望政府慎用納稅人提供的有限資源。 「政治正確」派卻把持有美國傳統價值觀的民眾稱為意識形態上的「保守主義」，這種說法在媒體和民調中已經成了自然而然的約定俗成。其實，持有傳統價值觀的美國民眾並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保守主義」也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相反，「政治正確」的背後卻隱藏著一種意識形態，即與「政治正確」的原初面目密切相關的馬克思主義及其現代變種。 美國左派價值觀的精神資源進口自歐洲，即戰後在歐洲居主導地位的後現代、新馬克思主義思潮。比如，誕生在法國的後現代主義和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對整個歐洲具有支配性的影響，文化相對主義和價值相對主義就是後現代理論的產物。文化相對主義的道德基礎是價值相對主義，而價值相對主義的實質其實是道德虛無主義。歐洲今天面臨的諸多問題，都可以被看作左傾幼稚病和左傾優越感的後果，左傾幼稚病是指烏托邦思維佔上風，左傾優越感是指以左傾思維為時髦。許多知識分子和媒體熱衷於批判歐洲的文明，同時對其它意識形態不加批判地接收，不講是非，不分好壞。許多歐洲人不喜歡美國，就是因為在美國民間仍然十分活躍的傳統價值觀與歐洲的左派價值觀格格不入。 從80年代以來，美國的大學課堂中的社會科學課程往往大量介紹來自歐洲的種種新馬克思主義背景的「時髦」流派。美國的文化精英大多數接受並傳播左派價值觀，給自己戴上了「自由派」的桂冠，在政治觀念上關注人權、弱勢群體，在社會經濟制度上支持大政府、多福利。這些左派文化精英中，喜歡馬克思主義的大有人在，甚至不少人上世紀60-70年代是毛粉。他們可能對斯大林模式持批判態度，畢竟這種模式因蘇聯的大規模政治迫害而臭名昭著；但是，他們對毛澤東的大規模政治迫害以及數千萬人餓死在「公社」的共產主義旗幟下卻裝聾作啞，他們更不願意討論馬克思主義在紅色專制國家政治實踐的末路問題。 在民主自由的制度里，如果喜歡馬克思主義屬於思想自由，那麼，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唯一真理、最高價值觀和思想專制的本質，同樣屬於思想自由；如果堅持「政治正確」是政治自由，那麼，批評「政治正確」也同樣應該屬於政治自由的另一部分。當「自由派」用「政治正確」一面倒地侵蝕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時，美國的民主制度實際上就遇到了威脅。一旦「政治正確」的思想專制被社會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學校里被單一意識形態「洗腦」，一個民主國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這個民主制度就可能淪落為一批人的政治專制。 對這套路數，許多美國人只是本能地覺得不對，卻說不清背後的走向意味著什麼。但對來自共產黨國家的異議人士而言，那不就是共產黨政權思想改造的套路嗎？馬克思主義的要害就是把一小群人的看法作為全球的終極真理和人類大趨勢，試圖把所有其他人納入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中。從這個角度來看，「政治正確」這個口號本身是反思想自由的，在民主制度下，這個口號沒有正確性可言；而「進步」主義的實質是取消思想自由，所以它不是「進步」的，實際上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倒退，是從民主向專制滑坡的危險路徑，所以是一種退步主義。 中共與這股西方國家的左派潮流有「親戚」關係，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傳人，但出於兩個原因，雙方沒辦法真正合作。因為，西方左派現在奉行的是新馬克思主義，為了與共產黨政權劃清界限，以爭取民眾，不得不批判紅色政權的人權狀況。出於意識形態的同源問題，左派政黨比右翼政黨更害怕背「為專制政權幫腔」這個「鍋」，在對華政策上西方的左派政黨往往會刻意強調它對人權的關注，而這樣的立場使得它沒法與中共「勾肩搭背」。 （全文轉自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