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民主和任何社会体系一样，都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流行了一个多世纪，它的主要内容仍然是经济理论。马克思主张共产主义，并为此仔细研究了自古以来的市场经济体系，并对正反两方面进行了比较透彻的分析。 这些分析和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了矛盾：或者你找出一个不要市场经济的替代品，而且可以即符合人性又能够正常运营；或者你对这个有缺陷的体制修正补充，使其满足人类生活的需要。共产主义运动就在这儿分裂了。 列宁、斯大林等人接过了理想，走上了废除私有财产按计划生产和分配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必要条件就是压制个人愿望和自由，分配极不公平，并且降低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在牺牲了自由和基本人权的情况下，得到的却是低效率。这和古代的封建农奴制属于同一个类型。 由于压制人权的需要，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惨剧。由于低效率的生产，人们逐渐陷入贫困。外部的对比和内部的压力，迫使这个制度宣布它是一种失败的实验。所有实行列宁主义制度的国家，都面临着彻底的改变。这是过去一百年实验的最终结果。 另一些接受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的政党，实行的是对市场经济体系的修正和补充。他们既接受民主的政治体制并融入其中，又对不令人满意的市场制度进行修正和补充，使它更适合人类的生存。毕竟人类上万年来淘汰和筛选出来的经济体制，有其难以替代的特点，不是靠个人的头脑就可以想出一个合理的替代品。 这种修正主义的方法，百年来依靠集体谈判，社会福利等等手段弥补了市场经济体制不符合人性的部分，发挥了它符合人性并且有较高生产效率的特点，在制度竞赛的一百年里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在欧美发达国家里成功地发展了一百多年，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从一百多年前开始，人类社会在理论和实践上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缺乏人性的，没有民主的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一个是在符合人性的民主制度下修修补补的市场经济。一个是不断制造灾难的农奴制；一个是人民生活自由富裕的现代化制度。中国需要哪一种制度？对深受几十年苦难的中国人来说，只能选择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民主的市场经济制度。 对市场经济的不合人性的部分修修补补，由谁来主导呢？列宁主义者说由无产阶级的政党来主导。不由自己主导的制度和自己的社会贡献不挂钩，人们也就没有了努力贡献的动力。而民主制度则是由人们自己选择的政府来主导，配合市场经济。你的收入和你的贡献挂钩，你也就有了努力贡献的动力。 所以修修补补的市场经济，不能由一帮号称什么阶级的政党来主导，那他们会首先照顾自己和自己政党的利益。必须由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党，按照选民的利益来选择如何修修补补。所以保障人民利益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能是以民选的民主政治体制来保障。这就是一百年来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之处。 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政党。统治集团就是统治集团，是负责管理国家全面生活的上层。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儿就已经从理论上失败了。民主的修修补补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将来可以选择的最好的社会制度。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悄然变化的龙椅座次：从“马恩列斯毛”到“马恩列毛习” 网上流传一张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课堂的照片。比起我三十年前上大学时的教室设施，已是天壤之别。我上大学时，北大的教室是简陋的桌椅，教授没有电子设备配合，只能用粉笔在黑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板书。如今的教室，声光电一应俱全，富丽堂皇，教授背后的墙壁上，是三个巨大投影仪，放出课程内容的图片——五个人物的彩色图像，比历代王朝皇室的祖宗牌位和画像还要显赫，这五个人赫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习近平。比起传统上的“五人帮”来，新的“五人帮”中少了斯大林，多了习近平。 马克思、恩格斯的地位，在共产党国家如同泰山北斗，也如同小说《冰与火之歌》中的“铁王座”。虽然恩格斯只是马克思的附庸，但马、恩二人如影随形，无法分开。这两个大胡子所创立的学说，给此后一百多年的人类社会带来深重灾难。英国苏俄问题专家理察·皮尔斯（Richard Pipes）在《共产主义简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睥睨所有异议的僵硬学说，马克思对于不同意见的人的态度是相当明显的，他说：“批评并不只是一把外科手术刀，而是一件武器，其目的不仅是驳倒敌人，而且要毁灭他们。”英国历史学者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所谓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著作远离事实，其《资本论》完全不了解资本主义，“马克思一辈子都生活在激烈的言词暴力之中，有时甚至演变成身体上的攻击。……斯大林时期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早在马克思的行为中就已预见。……一旦马克思权力稳固，他将会大施暴力与酷行。”马克思身上充满独裁者的味道，一位贴身观察过其言行的人说：“他的人格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对权力无限的野心与热爱……他是其党派的绝对主宰……他每一件事都独自进行，并专断地下达命令，而且不能容忍反对意见。” 列宁作为第一个共产党国家苏联的创建者，其地位紧随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马、恩二人只是纸上谈兵，其创建的“第一国际”无疾而终；列宁却是真枪实弹地干革命，创建了一个超越霍布斯想象的利维坦。尽管苏联已解体，俄罗斯共产党几乎不太可能成为执政党，但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中共政权，还是将列宁摆放在共产党的神位序列中。斯大林却被撤下，正如其尸体被移出莫斯科红场。 在接下来中共领袖的序列中，没有邓小平的位置，更不可能有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位置，习近平对他们不屑一顾。在毛之后，直接就是与毛一样“英明神武”的习近平，中间四十年的历史不翼而飞。过去，已经死去的人的著作才能称为“经典”；如今，活着的习近平的“著作”就已被列入“经典”，这种做法，跟明朝末年各级官员争先恐后为太监头子魏忠贤建造“生祠”如出一辙。 早在二零一七年，德国学者丹尼尔·里斯（Daniel Leese）在其专著《崇拜毛》的中文版序言中就指出，尽管他在本书的结尾留下悲观的评论，预测在中国未来的政治中个人崇拜的问题可能会卷土重来，但政治事件却进行得比预测得要快得多。习近平掌权后不久，就仿效毛的方式精心策划、推动个人崇拜。“习近平的形象和声望极大地超越了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伴随着习近平在公共安全、经济改革和反腐斗争领域中越发突出的地位而出现的集中化，促使了中国政治光谱大大移向左倾的可能。” 坏书读得越多，人就越愚蠢 政治课在中国的各级学校都是必修课。中共官媒所强调的学习，含有“学习习近平”这种一语双关。在鲜红的“学习强国”网站上，全都是对习近平的造神文章。比如，称颂习近平“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习近平也要求领导干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习近平认为“领导干部普遍应当读”的重要书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出版座谈会上，作家曹谷溪提到习近平在陕北插队时的生活细节：“在土窑洞里的煤油灯下，每天他都要读书到深夜。据我所知，上大学前，他就三遍通读《资本论》，写了厚厚的十八本读书笔记！“后来，习近平发表了若干研究马克思著作的论文，如一九九七年在《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发表“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二零零一年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发表“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习近平撰写的《摆脱贫困》一书中，也多次引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习近平还说：“如果心里觉得不踏实，就去钻研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多看几遍。” 且不说习近平是否真读过或读懂了马列主义原典，是否亲笔写下那些枯燥乏味、言之无物的论文，马克思的著作也早已被历史和科学所“证伪”，并无多少研读的价值。德国学者乌韦·维茨托克（Uwe Wittstock）在《剃掉胡子的马克思》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展出来的劳动价值理论，如今已被视为过时，在经济学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他的预言，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会变得极度贫困，并没有发生，相反，工人阶级大都成了中产阶级。他的论点，唯有劳工阶级可以是革命主体，在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垮台后，也失去了可信度。他的假说，现代社会的所有矛盾都源自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核心对立，也破产了。他的信念，历史的发展有明确的目标，遵循固定的模式，更完全禁不起对历史事实的深入检验。对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预测能力所抱持的信心，也因此消灭。 马克思的种种学说，不仅错得离谱，而且给人类带来滔天巨祸。据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网站所披露的数字，全球范围内死于共产党暴政的人数为四千万至一亿六千万之间，取其中间数的一亿的这个数字被广为引述。二零二零年四月，该组织又宣布，他们将把二零一九年以来的中国武汉肺炎病毒疫情的全球受害者添加到共产主义死亡人数中，并将疫情爆发和由此造成的每一例死亡归咎于中国政府。如果将一亿多的死亡人数平均到马克思厚度为一千多页的《资本论》中，每一页分摊十万人左右。若每一页为一千字左右，那么这本书的每个字就杀害了一百人！可以说，《资本论》是人类历史上杀人最多的书，远远超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然而，这本杀人之书，在中国大学课堂上仍被当做经典讲授，荼毒无数年轻的心灵。 读书是好事，但读什么书更重要。读怪力乱神的传单，成为义和团拳民；读毛主席语录，成为红卫兵；读习近平著作，成为如同僵尸般的“战狼”、“小粉红”和“白卫兵”。马克思的书让人走向奴役之路，海耶克的书让人走向自由之路。海耶克晚年完成《不要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一书，将马克思主义驳得体无完肤。海耶克指出，社会主义者不要命的自负，在二十世纪居然有机会使苏联、中国等国成为巨大的试验场，人们以为走向天堂，却陷入人间炼狱。海耶克批判社会主义说：有些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经济不公，转向同情、认同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然而，统制经济与民主不兼容，控制经济就是控制生命。台湾历史学者李筱峰说：“我常对学生说，如果台湾人和中国人都好好读过这两本书——《自由宪章》和《到奴役之路》，那么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就别想混了！”但愿有一天，中国的大学课堂上讲授的是海耶克，那时的中国必定是没有共产党的中国。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事情没有引起西方媒体必要的重视，但此事在我看来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中共意识形态的改造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习近平试图为党建立一个新的叙述体系和道统，即合法性。 6月1日和2日，习考察了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像习这么忙的人，专门抽出两天考察北京的两个文化单位，已说明他本人对这次考察非常重视。陪同考察和参加座谈会的要员有蔡奇、中宣部长、人大副委员长、主管文化教育的国务委员、外交部长。此外，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负责人，有关专家学者代表等也参加了座谈会，这对一个座谈会来说，规格相当高。 这种高规格更体现在对座谈会的后续宣传和配套会议上。从6月3日开始，一直到9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中央党媒，以及省级党报，都发表或转发对于这次座谈会的评论文和相关报道。以人民日报为例，6月3日头版整版是座谈会的报道；之后几天，每天在头版都配有1-2篇评论员文章以及最少1篇报道，有时其他版面还有报道。6月7日，为配合这次座谈会，中宣部在深圳主办了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习致信祝贺。出席论坛的有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部分文化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智库专家学者等。9日，深入学习贯彻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专题会议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懂中共宣传规则和纪律的人都知道，像这种大阵仗的高调宣传一个座谈会，罕见，即使是二十大，也没有如此密集发表评论员文章。那么习近平在会上讲了什么，让党的宣传部门必须这样隆重宣传。他提出了两个“新”的论断：（1）中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2）”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习近平要从这五个突出特性来论证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等。可以说，每个突出特性都是服务于当下的政治现实，服务于党的统治需要。其中，特别应该注意的是突出的统一性和突出的和平性。用习的话说，前者是从文化上说明，中华民族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以及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后者是文化上说明，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显然，这样的论述是为解决台湾问题和扮演中国的全球治理角色做好文化上的准备。 “两个结合”则被习视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中共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他尤其看重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所谓“第二个结合”，认为这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以及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习要将马克思主义深植中国 中共过去的论述只有“第一个结合”，现在习指出“第二个结合”，目的是要打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阻梗，将两者嫁接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根植于中国内部的东西，而不是外部的东西，将党的统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上，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守护者，并在新时代将它发扬光大。在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有一种声音批评，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东西，和中国水土不服，不适合中国国情。习现在要告诉大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本质相通，他将两者“结合”，为中国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让党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进而巩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作为“结合”的产物，习近平思想就是该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习在座谈会上还有其他论断，就不再引述。中共的宣传机器，党国的专家学者，正在大肆售卖他的这两个“新”论断，赋予其重大意义。确实，习正在为党改造意识形态，把中共塑造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党的统治是深植于中国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中国文化的根基，并从文化的角度说明统一台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为在全球治理中国将发挥主导作用提供文化解释。可以说，习的这些论述用大白话讲，实际最后都要向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中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选出的统治者，它扎根于中国历史，是“天意”，任何反对势力动摇不了的。 毛反传统，文革倡导破四旧，要打倒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因为他自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有足够的合法性。习在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越来越受质疑的情况下，开始了向传统文化的回归，提出“文化自信”，把原来的“三个自信”变成“四个自信”。他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他要更进一步将中共的意识形态从马克思主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将党改造成一个立足和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政党。但这不表明习要抛弃马克思主义，他仍会高举马克思的旗号，加强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他现在在做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为中共引入另一个合法性，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将他的习思想作为这两者“结合”的产物。 20年前，学者甘阳提出“通三统”，试图打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为中共寻找合法性。习此次比较完整地回归传统文化，大概率是中宣部长李书磊这位曾经的“北大神童”的杰作，事后看来，这是习为什么要任命他做党国宣传主管的原因。可以肯定，在习高捧传统文化，把党说成是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政党后，会受到信奉传统文化和主张儒教治国的群体欢迎，减少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其政治含义是为中共开拓了一个支持力量，有利党的统治。因此，若不出意外，接下来中共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会作出修正，传统文化会得到官方进一步的弘扬。西方舆论忽视这次座谈会，没有看到它对中共统治的未来意义，不应该。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一百多年前，爱因斯坦横空出世，以其“相对论”横扫欧洲乃至美国物理界，罕逢敌手。没想到，他最终还是在秦皇岛遇到了命运中的宿敌。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百多年后，世人的目光聚焦在了一个叫做“李子丰”的人身上。他撰写论文，对爱因斯坦的理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驳，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相对论”。 网络图片 世人惊呆了，也吓尿了。能推翻“相对论”，李子丰到底提出了何等振聋发聩的见解啊！他又发现了物理世界的什么奥秘啊！于是，众人扒开他的论文仔细研读，却发现核心内容被提炼成了这么一句话： 项目特色： 属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颠覆式创新的、非共识的理论物理项目。 额……原来他用来推翻“相对论”的武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时间，我有些恍惚，这种批判方式和逻辑理论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范畴。我以为他会用物理手段，没想到却祭出了魔法攻击。 李子丰列举出了“相对论”的几大罪状：一，光速是可以超越的；二，诺贝尔没因为相对论给爱因斯坦颁奖；三，相对论都是爱因斯坦的假设，没有实验证明；而第四点则是整篇论文的灵魂所在： 爱因斯坦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 看到这里，有人笑了，会以为李子丰就是一个民间爱好者，高中物理都没学完的那种。但事实并非如此，李子丰是秦皇岛燕山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 网络图片 而且，李教授这篇神奇的论文已被推荐入选2021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单位正是“河北省教育厅”。 网络图片 你看，一点都不民间。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官方的严肃气息。 但不好意思，看到“爱因斯坦犯了唯心主义错误”这句话，我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 哈哈哈哈……太特么好笑了好吗！！我估计爱因斯坦要是活着，也会当场笑到去世。 好吧，不管李子丰教授的初衷如何，这回他是彻底出名了，无论物理界还是民间，都得以瞻仰他的大名。但你们懂的，人怕出名猪怕壮，李教授的黑历史随即被扒了一个底朝天。 网络图片 “一稿多投”我并不关心，但中好几个基金的问题我却很感兴趣，因为这些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网上检索了一下，李教授搞的国家基金项目果然不少： 网络图片 但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事出反常必有妖，我一个在高校任职的朋友对此心里门清，他告诉我，一个人在研一个国家基金项目时，很难再申请别的，但李教授在研过程中还能继续申请，而且还能申请好几个，这只能说，他背后的关系网超出我们的想象。 网络图片 想想也是呵，要是没点关系，就“爱因斯坦犯了唯心主义错误”这种连德云社都不敢写的段子，能被推荐入选河北省科学技术奖？ ……水太深了。 但李子丰教授也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给爱因斯坦扣上了“唯心主义”的帽子，自己的各种黑料也被扒了出来。也许李教授写这篇论文只是为了拍一个不那么显山露水的马屁，没想到却惹了一身臊，我敢断言，他此刻肠子都悔青了。 嗨，早知如此，拍这马屁干嘛！把自己身家都搭进去了。 李教授这场闹剧，让我想到了刘慈欣的《三体》：叶文洁的父亲因为坚持真理而遭到批判，他的物理系同僚为了划清界限，对叶爸爸展开激烈批判，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否定了物质的运动本性，是反辩证法的： 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唯心主义。 看到这不谋而合的情节，我不寒而栗。 在《三体》里还有一句台词，是这样说的：“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因为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但这回刘慈欣错了，你看看这些思想，多超脱啊。 毕竟水氢汽车可以骗补贴，量子波动可以速读，熟鸡蛋都可以返生孵小鸡，推翻个相对论有啥呢？ 神奇的事情太多了，爱因斯坦栽的不冤。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欧阳乾的小宇宙）
共产党专制政权对美国的渗透产生了具负面含义的“政治正确”概念。过去20年来“政治正确”变成了一种正面表述，它代表的各种诉求日益张扬。美国宪法从来没有赋予任何政党或任何社会团体有确定什么观点属于“政治正确”的权力。如果美国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赋予这样的权力，那不是民主制度的“进步”，而是思想专制的植入，与共产党政权思想改造的套路非常相似。一旦“政治正确”的思想专制被社会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学校里被单一意识形态“洗脑”，一个民主国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这个民主制度就可能沦落为一批人的政治专制。 一、“政治正确”的前世今生 如今的美国，从校园到政坛，“政治正确”俨然以法律的面目发出了“领导一切”的声音。很多人并不了解“政治正确”这个口号的来源，也不知道它的原初含义是什么。其实，“政治正确”来源于苏共和中共专制政权对美国的渗透。 2008年10月20日美国历史学者莫里斯·伊瑟尔曼（maurice isserman）和艾伦·施雷克（ellen schrecker）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了关于“20世纪美国左翼历史发展”的演讲。据伊瑟尔曼介绍，1919年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美国共产党成立，并公开宣称其目标是建立一个苏维埃美国；美共在上世纪30-40年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系密切，并接受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二战后美共逐渐瓦解。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左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将中国及古巴作为追求的典范。 共产党专制政权对美国的渗透产生了“政治正确”这个概念。据维基百科介绍，在30年代，“政治正确”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对那些服从莫斯科指令的美共信众的挖苦之语，意思是，他们只会一味地鼓吹和捍卫苏共的方针政策。美共必须坚持莫斯科规定的“政治正确”路线和口号，因为它是拿卢布的苏共傀儡，直到1987年苏共已经开始政治松动了，美共仍然依靠苏共每年300万美元的补助。而在中共输出革命的60到70年代，美国那些喜欢毛泽东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的新左派经常按照中共反苏反修的调子讽刺美共成员。比如，美国毛粉们会模仿“红卫兵”的口吻对美共成员说，“同志，你并不那么政治正确噢”。 里根时代结束后，从90年代开始，“政治正确”在大学讲坛上和校园里复活了，但少了卢布的气息或毛语录的馀音。回忆那个时期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的课堂里，教经典理论课程的非裔美国人教授把《共产党宣言》列为必读教材，我写了篇读书笔记，把《共产党宣言》彻底否定了，这位教授并没有任何异议。那时“政治正确”这词极少出现，或许在个别讲座里会冒个泡，但那时用“政治正确”这个词，仍然多少包含一点讽刺左派的意味。有学者认为，“政治正确”是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它的标志是对不同价值观的不宽容。 但是，随著美国大学讲台上的教师们越来越左倾，过去20年来，“政治正确”变成了一种正面表述，意思是，左派“进步主义”口号和理念是政治上天然“正确”的。它在校园、媒体和社会上越来越流行，其原初的负面含义完全消失了，而它代表的各种诉求则日益张扬。最近以来，“政治正确”之下的诸多口号中又加进了“打倒川普”，以致于许多川普的支持者为了避免“政治正确”的压力，再也不在民调或社区环境里表达自己的看法。 二、“政治正确”变成思想专制 在当代美国社会，“政治正确”本来只是一种标签，就像“最好的品味”这种广告词一样，是对它所推销的主张、政策的包装或广告。任何商品的好坏，关键在于其内容，而不是单纯由包装或广告所决定的。然而，近年来“政治正确”似乎正在变成一种政治工具，一些人试图用标签来掩盖内容，似乎只要是任何在“进步主义”旗帜下提出的口号或政策主张，就不许质疑，不许有不同意见，不许别人保留看法，否则就用“政治不正确”的“棍子”去打击不赞成“进步主义”口号的人。 没有经历过红色专制的美国人体会不到，什么叫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的社会专制。而对中国人来说，自从1949年开始直到今天，他们始终生活在红色专制之下，那些敢于独立思考的中国人远比西方那些挥舞著“政治正确”标签的人更懂得思想专制的实质，因为他们就是思想专制的受害者。红色政权的思想专制特征是，通过政治权力或其它社会权力（比如学校里的成绩给定权）而掌握话语权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观点规定为“政治正确”，不允许任何人提出质疑，也不许别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对敢于拒绝“政治正确”的社会成员，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通过经济压力或社会压力，强迫拒绝“政治正确”的社会成员们服从，即让价值观上不服从者难以生存，最后许多人只能被迫做两面人，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只有私下场合对信任的人才能说真话。 2016年8月2日《纽约时报》刊登过耶鲁大学学生董一夫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在美国校园中，政治正确不是法律，但其‘管辖’的范围却往往超过、超出法律。言论自由固然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在美国社会越发多元化的背景下，一个人在行使言论自由权时，其所受到的限制，常常不是来自美国历史上诸多里程碑式的平权法律法案，而是来自政治正确原则”。 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更保护思想自由，这是美共得以混到今天的原因，也是毛泽东的“小红书”得以在美国传阅的原因。但是，美国宪法从来没有赋予任何政党或任何社会团体有确定什么观点属于“政治正确”的权力。如果美国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赋予这样的权力，那不是民主制度的“进步”，而是思想专制的植入。 三、“政治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专制基因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美国教育界的左倾化。在教育圈里，不但新进教师必须保持“政治正确”，对“政治正确”持保留态度的教师会受到排挤，发表论文、教师晋级有“政治正确”的“玻璃天花板”，连总统选举时不支持“政治正确”的教师们都必须小心地缄口不言，以免遭到同侪的批评。这种现象代表著“政治正确”正在从思想专制升级为社会专制。 恰恰是从这一现象中，可以发现“政治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基因，那就是对民主国家内部在“政治正确”问题上持“不同政见者”的无情打压。“政治正确”派经常以关心人权、特别是共产党国家的人权为自己的妆扮，以突显自己对红色专制的不满是“进步”的表现。但是，他们真厌恶思想专制吗？所有以马克思主义为国教的共产党政权，哪一个不是专制社会？红色政权之所以专制，就在于它清楚地知道，自己那剥夺人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压迫违反人的本性，必然遭到民众的反弹，除了坚持实行专制之外，没有其它生存之道。这也是中美冷战背后的一个意识形态原因。 但是，“政治正确”派批评红色政权的人权问题，却总是停留在人权表象的层面，对专制政权的马克思主义专制基因却从不愿意触碰。而如果不批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含的专制基因，就无法挖掘红色政权下的专制根源。“政治正确”派总是给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新旧版本留下种种宽容，其原因在于，他们其实十分赞赏马克思主义的专制基因；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也会身体力行。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正确”正在蜕变成思想专制和社会控制的政治工具，而“政治正确”派的两面人特征也暴露无遗。一方面，他们表现出对共产党国家人权的关注；另一方面，他们对本国那些对“政治正确”持保留态度的人毫不宽容的立场，恰恰和红色政权对待异议人士一样。一方面，“政治正确”派似乎对共产党国家的专制十分不满；另一方面，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马克思主义专制基因又小心呵护。 正因为如此，西方的左派虽然批判共产党专制，却从来不肯彻底否定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教条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他们更不愿意像共产党国家经历过红色专制的异议人士那样，深刻挖掘共产党制度的意识形态根源，即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政治正确”发挥了遮羞布的作用，让那些不否定红色政权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做法得到“正名”，理由是，他们批判了红色专制下的人权状况，因此就“政治正确”了。可以说，西方左派既要继续拥抱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新旧版本，又怕被说成是共产党专制的追随者，于是用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替自己辩白。他们对红色专制的批判从来是虚情假意、半真半假的，只抽象地谈专制不好、要保护人权，却拒绝彻底否定红色政权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及其专制基因。 四、“政治正确”派与谁为敌？ “政治正确”派与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为敌，也批判精神同源的共产党政权，但它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其实属于政治不正确。 美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无非就是政治制度上坚持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同时在经济社会制度方面不依恋政府提供的福利。因为理智告诉持传统价值观的人们，民主国家的财政并非来源无穷的“藏金窟”，而是幸苦工作的纳税人们用税款填充起来的；若为了个人需要过度掏挖国库，既会毁掉这个国家，也会毁掉个人的努力意愿。在坚持这种价值观的美国民众身上，可以看到一种“谦卑的自尊”。所谓谦卑，是指他们只要求有机会努力工作养活自己；所谓自尊，是指他们不愿意依赖政府福利，但希望政府慎用纳税人提供的有限资源。 “政治正确”派却把持有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民众称为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这种说法在媒体和民调中已经成了自然而然的约定俗成。其实，持有传统价值观的美国民众并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保守主义”也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相反，“政治正确”的背后却隐藏著一种意识形态，即与“政治正确”的原初面目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现代变种。 美国左派价值观的精神资源进口自欧洲，即战后在欧洲居主导地位的后现代、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比如，诞生在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整个欧洲具有支配性的影响，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就是后现代理论的产物。文化相对主义的道德基础是价值相对主义，而价值相对主义的实质其实是道德虚无主义。欧洲今天面临的诸多问题，都可以被看作左倾幼稚病和左倾优越感的后果，左倾幼稚病是指乌托邦思维占上风，左倾优越感是指以左倾思维为时髦。许多知识分子和媒体热衷于批判欧洲的文明，同时对其它意识形态不加批判地接收，不讲是非，不分好坏。许多欧洲人不喜欢美国，就是因为在美国民间仍然十分活跃的传统价值观与欧洲的左派价值观格格不入。 从80年代以来，美国的大学课堂中的社会科学课程往往大量介绍来自欧洲的种种新马克思主义背景的“时髦”流派。美国的文化精英大多数接受并传播左派价值观，给自己戴上了“自由派”的桂冠，在政治观念上关注人权、弱势群体，在社会经济制度上支持大政府、多福利。这些左派文化精英中，喜欢马克思主义的大有人在，甚至不少人上世纪60-70年代是毛粉。他们可能对斯大林模式持批判态度，毕竟这种模式因苏联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而臭名昭著；但是，他们对毛泽东的大规模政治迫害以及数千万人饿死在“公社”的共产主义旗帜下却装聋作哑，他们更不愿意讨论马克思主义在红色专制国家政治实践的末路问题。 在民主自由的制度里，如果喜欢马克思主义属于思想自由，那么，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真理、最高价值观和思想专制的本质，同样属于思想自由；如果坚持“政治正确”是政治自由，那么，批评“政治正确”也同样应该属于政治自由的另一部分。当“自由派”用“政治正确”一面倒地侵蚀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时，美国的民主制度实际上就遇到了威胁。一旦“政治正确”的思想专制被社会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学校里被单一意识形态“洗脑”，一个民主国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这个民主制度就可能沦落为一批人的政治专制。 对这套路数，许多美国人只是本能地觉得不对，却说不清背后的走向意味著什么。但对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异议人士而言，那不就是共产党政权思想改造的套路吗？马克思主义的要害就是把一小群人的看法作为全球的终极真理和人类大趋势，试图把所有其他人纳入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正确”这个口号本身是反思想自由的，在民主制度下，这个口号没有正确性可言；而“进步”主义的实质是取消思想自由，所以它不是“进步”的，实际上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倒退，是从民主向专制滑坡的危险路径，所以是一种退步主义。 中共与这股西方国家的左派潮流有“亲戚”关系，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但出于两个原因，双方没办法真正合作。因为，西方左派现在奉行的是新马克思主义，为了与共产党政权划清界限，以争取民众，不得不批判红色政权的人权状况。出于意识形态的同源问题，左派政党比右翼政党更害怕背“为专制政权帮腔”这个“锅”，在对华政策上西方的左派政党往往会刻意强调它对人权的关注，而这样的立场使得它没法与中共“勾肩搭背”。 （全文转自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