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言聊天室：宗教信仰與文學創作
2026 年 5 月 31 日
賺足了世人眼光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主打「口號」是改革。然而，從當局最近一段時間發出的密集信號來評判，此次三中全會的所謂「改革」，可稱之為「戴著鐐銬的改革」。 三中全會和改革劃等號，始於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次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方針，並把工作重點從毛的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以後，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出台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出台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兩次改革的力度也很大。而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乃至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就文本而言，也是不錯的改革方案。由這個簡單的回顧可看出，不是歷屆三中全會都施行了相同力度的改革，越到後來，改革愈弱。 本次三中全會，倘按以前慣例正常舉行，是在去年秋天，然而拖了半年之久才在今年5月確立會期。外界不清楚當局拖延舉行的背後玄機，但也因此吊足了人們的胃口，對三中全會做出各種猜想。當局則從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開始唱起改革的調子，到今年2月，掀起了一波改革文宣小高潮。這使一些敏感的觀察家覺得，當局如若舉行三中全會，大概會舉改革旗號。 中國走到歷史的岔路口 之所以有此判斷，還不只是當局的文宣，而是中國目前走到了一個歷史的岔路口，當局必須再次借重改革「名號」，挽救民心，提振士氣，走出困境。前面說到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全面深化改革決定，提出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目標本來是符合歷史發展方向的。因為中國的器物文明看起來相當現代化，可制度文明很落後，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處於前現代階段，充其量在現代化的早期。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准了脈，開出的藥方也對症，輿論一度認為，按照這個決定「下藥」，中國的制度現代化，即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望在規定的時段大體實現。 然而，事與願違，雖然當局高唱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但完全抽去了它的實質內容。10年下來，中國的制度尤其政治制度不但沒有向現代化邁進半步，反而在加速後退，退回到以一人之意志主宰全黨和全民之意志的帝制時代，中共的黨專政全面惡化，獨裁復辟，江胡時代處於某種萌芽形態的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被完全掐滅，領袖取代黨號令天下，黨專政和寡頭共治走向個人專權。在一人統治下，中國確實如當局所宣稱的，在「許多領域實現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可卻和改革沒有半毛錢關係，或者乾脆是打著改革旗號的反改革，其後果也就有目共睹：經濟蕭條，社會迷茫，信心崩潰，官員躺平，無論對個人前途還是國家未來，多數人都喪失了前行動力。 現在的情形是，有錢人忙著移民，轉移資金，底層民眾和中產階級也想方設法，哪怕用走線方式也要潤出這個國家，市場和社會的信心即便在國門重開，生活重回常態後，依然沒有好轉。原因在於，整個國家的結構體系經過當局10年的強力改造，不論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官場、輿論生態，和10年前比，大相徑庭，在這種大趨勢面前，人們直觀體認到，在可見未來，不會有改善。儘管多數人不得不接受前途暗淡的現狀，可對當權者來講，社會了無生氣，民眾失去憧憬，也不是其樂見的，因為這對其統治不是好事，即便人們不起來反抗，也表明政權的道德感召力不夠。而當局如今又特別在乎這點。 當局欲借「改革」給社會打強心針 事情並不止於此。中國社會死氣沉沉的表象下，從黨內到黨外，從精英到草根，從官員到農民，不滿的情緒正在孕育和增強，局部抗爭始終存在，這10年從未被撲滅，儘管遭遇壓制。這對當局的統治，對它給民眾畫的大餅，以及和美國西方的對抗，非常不利。當局或許意識到，再這樣下去，統治前景堪憂。所以，在強力管控的同時，要給市場注入一點信心，給民眾一點希望，讓經濟恢復一些活力，在當局看來，藉助三中全會，重啟改革信號，用改革這塊招牌，可以給社會打一劑強心針。 另從民眾和市場的角度看，三中全會一再推遲，也帶來一種幻覺，以為黨內存在改革和保守兩種力量的較量，被壓制的改革派利用當下的經濟困境和人心思變，敦促當局順應民意和歷史大勢，發動改革，解救目前困局。過去幾月，某些前改革派官員和體制內學者出來呼籲，必須進行力度更大的改革，海外也不時有兩派鬥爭的消息流出。特別是資深改革派學者周其仁5月被選中參加由習在山東主持召開的企業和專家座談會，似乎坐實了三中全會會改革的看法，一些評論把這次座談會解讀成當局為三中全會進行改革吹風。 進入7月，中共當局開足馬力宣揚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在改革上取得的全面成就，把此次全會比作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並特別點名是由習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言下之意，在中共歷史上，二十屆三中全會會是又一次劃時代的改革盛會，當局將對改革進行又一個通盤、全面的規劃。6月底的政治局會議已經公告了這點。從官媒和學者透露的信息看，不排除這次全會在某些具體領域，會有政策的突破，比如關於財政體制改革，針對中央地方關係進行調整；在農村土地所有制的改革中，允許農民承包的土地在市場自由流轉等。 然而，這次改革儘管號稱進一步全面改革，但指望政治上有所鬆動，黨的控制力度有所減弱，社會整體的嚴厲氛圍有所緩和，基本緣木求魚。何以如此評判？政治局會議說得非常明白，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總結和運用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寶貴經驗，貫徹六個原則，其中第一條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把黨的領導貫穿改革各方面全過程，確保改革始終沿著正確政治方向前進。這並不是當局第一次強調要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之前習講過多次， 「改革開放也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那麼，什麼是改革的正確方向？也就是，不能否定社會主義，用習在企業專家座談會的話說，「改革無論怎麼改，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等根本的東西絕對不能動搖」。 無論怎麼改，政治上的一人專權絕不能動 換言之，當局為這次三中全會改革定的基調和劃的框框，凡涉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等根本性問題，以及涉改革的方向、立場、步驟等重大原則問題，是絕不允許跨雷池一步，犯顛覆性錯誤的。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尤其是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說白了，無論改什麼、怎麼改，政治上的一人專權，是絕不能變的。在這個前提下，為解決目前遇到的經濟困難，可以有限度地針對具體問題放鬆某些控制，收縮一點政府權力，但這樣一來，當局強調的改革要堅決破除妨礙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著力破解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和結構性矛盾，也就成空話。 因此，這次改革實際是戴著鐐銬的「改革」，即便它在經濟政策上有某些具體突破，由於政治的緊箍咒依舊，不會帶來社會信心的根本扭轉，中國依然面臨一個向何處去的問題。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中紀委全會周三閉幕，新華社公布了會議公報，並根據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會上的講話演繹出一篇題為『堅決打贏反腐敗鬥爭攻堅戰持久戰』的評論。要旨無非是：反腐取得了壓倒性勝利，但形勢仍然很嚴峻，反腐永遠在路上。 一如一些觀察人士指出的，中紀委全會公報也好，新華社的評論也好，都用了相當篇幅吹捧習近平。其中特別提到習近平從嚴治黨，創造性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創性、標誌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等等。 「原創性」是自詡，不過，一些頻繁使用的反腐辭彙的確帶有濃厚的習氏政權特徵。 政治忠誠政治安全政治隱患 全會突出強調要「聚焦政治忠誠和政治安全」，「及時消除政治隱患」，這幾個詞透露出習近平的核心關切。 「政治忠誠」是習近平全面掌握大權後始終耿耿於懷的事情，原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精通習近平的心理，所以他說出「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他對習近平的忠誠度究竟到了何種程度無人可知，但他憑這句話進入了中共核心機構—中共中央政治局。 與此相反，一些忠誠度被指稍有欠缺的，比如前網信辦主任魯煒，儘管不遺餘力搞網控，監視輿情，網民痛恨之極，蔑稱「網路沙皇」，仍然被黨中央指為「兩面人」，落馬了。 隨著習近平登上權力頂峰，對「政治安全」的重視也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有分析認為，習近平講政治安全，講的是政權安全，首要的是他個人的安全。一個悖論是，直接維護中共政權安全的「刀把子」公檢法成了重點清洗的目標，所謂「孫力軍政治團伙」就是一個範例，外界到現在也不清楚這個政治團伙究竟做了什麼「犯上」的事情。 「政治隱患」，比較費解，它不如政治忠誠那樣直白，可以向領袖表忠。隱患是什麼，容易臆測。習近平20大後登上權力頂峰，中央委員會，幾乎是清一色的習家軍，政治安全達到空前的高度，為什麼還要大談「政治隱患」？ 但從20大之後一年多來事態的發展可以看出習近平還是感覺不安全，20大開過後幾個月，他提拔起來的秦剛和李尚福就出了問題，這兩人出事出得很蹊蹺，到現在黨中央也沒有交代他們被罷免職務的原因。與此前後，軍內大整肅，火箭軍將領一鍋端，這是在「政治安全」的考量下清除「政治隱患」嗎？ 政治隱患，這是一個看不見的無底洞，當黨國領導人不安全感如此強烈的時候，什麼都可以被視作是政治隱患，而政治隱患也就成了清除對手最好的借口。 外界關心的還掛著中央委員名義的前外長秦剛和前防長李尚福的下落本次會議沒有任何交代。兩人因為何種理由落馬，涉及政治忠誠，政治安全，還是政治隱患？三把枷鎖，好像那一把都能套上。 三不腐神曲 反腐越反越腐，中共念念不忘「三不腐」。中紀委全會公報至少兩處提到：「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強化高壓態勢」。「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個詞如果是威懾黨員不要貪腐還說得通，如果是要根除貪腐的話就無邏輯可言。「不敢腐」，意味著黨懷疑你有可能腐，但是要讓你不敢腐；「不想腐」，這可能是中共常說的「靈魂深處」的革命了，天知道，誰人想不想腐？這裡面唯一比較理性的可操作的是「不能腐」，這就涉及到如何從制度上根除腐敗的問題，使其「不能腐」。 「三不腐」，習近平多次提到，從中共越反腐越腐來看，習近平的重點是要黨員幹部臣服，不敢，不想，這些詞語仍然在他所說的「政治忠誠」的範疇。如此來看，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許多海外的觀察人士都把習近平的反腐稱之為「選擇性反腐」，對領袖不夠忠誠，就是最大的腐敗。 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里 這是一個習近平使用過的老句子，當年曾讓對其進行政治改革頗有期許的人充滿希望。中紀委這次的全會公報中並沒有提到，但新華社配發的評論卻提到了 。新華社評論的副標題是「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重要講話精神」，文中關於防止腐敗的表述似乎比中紀委要「深刻」：「腐敗的本質是權力濫用，必須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里。」 從習近平2013年1月在十八屆中紀委第二次全會上使用這句話，整整十年已經過去了。為什麼中共黨內腐敗愈演愈烈，一些分析認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里。如果要得到貫徹，就是要對越有權力的人越要從制度上限制他的權力。而在中國，最有權力的人，就是集黨、國、軍所有大權於一身的習近平，他不僅沒有把絲毫的權力關進籠子里，還可以隨意改變制度。比如，以「修憲」的名義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從而為自己永久掌權鋪平道路。現在，在政治忠誠、政治安全、政治隱患三大枷鎖之下，還有誰敢企望最高領袖能夠限制自己的權力呢？
絕對權力絕對導致腐敗，英國勛爵阿克頓的這句名言，證之中共，亦絕對適用。 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已兩周多未出現在官方媒體，雖然在他今年3月當選防長後，也有過兩周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然而，根據報道，他上周本應造訪越南出席中越年度防務會議，和越南國防部高官會面，但中國政府突然以「健康」為由，告知越方李不出席會議。由於前段時間被免職的外交部長秦剛在十多天沒露面後官方亦對外宣稱其「健康」有問題，此報道一出，讓人聯想李是否和秦剛一樣，是「被生病」，實則被軍事當局調查，可能涉腐。 李尚福、魏鳳和遭火箭軍腐敗案牽連？ 我從北京消息靈通人士也得知，李尚福問題嚴重，正在配合調查，同時正處於隔離審查的還有李的前任，三月離任的前防長魏鳳和。兩人均涉火箭軍高層的貪腐案。今年7月，當局解除了火箭軍司令和政委兩位高級將領的職務，但沒有公開說明原因。有關火箭軍高層腐敗的傳聞此前就不脛而走，據悉習近平正在大力整頓軍方高層，多個從火箭軍系統出來的軍方高官被帶走接受調查。 如果李尚福與魏鳳和這前後兩任防長受火箭軍高層腐敗案牽連，也不奇怪。李長期在解放軍裝備部門工作，也曾任職戰略支援部隊副司令兼參謀長。裝備部門掌管中國軍隊的武器採購，是解放軍最肥缺的部門之一，也是腐敗最嚴重的部門。戰略支援部隊和火箭軍有業務交叉。魏在做防長前，亦做過火箭軍司令，一個說法是，火箭軍高層的腐敗案就是由魏的離任審計引出的。 解放軍高層的腐敗已不新鮮。十九大期間，兩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以及軍委總部和多個戰區的高層先後被查，不過，假使李涉貪腐，還是有相當的震撼性。因為郭、徐二人雖職務比李高，但他們是在卸去軍職後才落馬的，魏也是在離任後因審計出問題的，而李正在任上，且接任防長只有半年。更重要的，是李乃習在二十大後提拔重用的。二十大習一手遮天，在黨政軍各關鍵部門和權力中樞——政治局任用自己的親信，本來是想用得放心，不料前有外長秦剛過不了男女關，傳出婚外情；後有防長李尚福過不了金錢關，傳出腐敗。二人還都是國務委員，屬於副國級領導人，這和一般的部長出事性質有些不同，說明習的用人大有問題，起碼對高級幹部的審查工作沒做好。 腐敗是中共之癌，無法根治。毛時代由於物質相對貧困，腐敗更多是一種制度性的特權腐敗，即腐敗以特權的形式表現出來。毛之後的改革時代，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一部分特權腐敗還保留，尤其在高層，但腐敗的主要形式表現為權錢交易，官員用手中權力換取各種非法利益。中共此時段腐敗之嚴重，從習近平上台後落馬官員的數量可見一斑。根據當局的披露，在去年二十大前，立案審查調查的中管幹部553人，處分廳局級幹部2.5萬多人、縣處級幹部18.2萬多人，當中包括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政治局前成員郭、徐以及孫政才。二十大後到現在，又不到一年，有42名中管幹部被查，其中兩名正部級。這些官員遍及黨委、政府、人大、政協、群團、國企、高校、宣傳、政法、金融、體育和醫院、軍隊和武警等各領域和系統，每個省市都有主要領導幹部落馬，很多地方和部門還是塌方式腐敗，一鍋端，前仆後繼。 習反腐為何越反越腐？ 如果說江、胡時期因高層反腐不力，導致腐敗猖獗，還有可解釋的原因，習上台後即展開大規模、轟轟烈烈的反腐運動，也查處了相當多的高級領導幹部，但從二十大後的落馬高官來看，數量並未減少，此中根子，就在於不受約束和制衡的絕對權力。每一級官員，尤其是主要領導幹部，除了受上級的弱監督，在同級內部和管轄的領域，幾乎擁有絕對權力，制度形同虛設。一個理想、道德和主義都虛無的時代，唯有權力、利益和金錢才是實在的，滿足感官慾望的。因此，作為一種理性動物的中共官員，不把權力用到極致、想方設法貪腐才怪。 這並非是要對習發動的反腐一棍子打死。雖然習的反腐頗多讓人詬病之處，但公允而言，反腐還是起到了一定的、某種程度上甚至也可說相當大的效應——無論對習個人抑或這個黨。假使習也像江、胡那樣溫吞吞地去打貪，可以想見，今天的中國，必定是一個在腐敗上烏煙瘴氣的國家。習至少抓了一、二百萬大小貪官——這其中幾乎沒有幾個是冤枉的，若嚴格按照當局文件上定義的腐敗來說。這使得眾多想貪腐的官員，在此種嚴厲的反腐運動面前，不敢像以前那樣明目張胆大搞腐敗，在起了貪腐念頭前，會先想想有無可能被抓，也許很多「膽小」的官員就此真的收手不敢去貪了。 既如此，二十大後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官員被查？這就要說到中共腐敗的「存量」。如果以十八大為時間線劃為前後兩個階段，十八大前的腐敗可稱為「存量腐敗」，十八大後的腐敗則為「增量腐敗」。「存量腐敗」的意思，是指十八大前的30多年，中國由於高速發展和黨紀鬆弛而積累的腐敗，這個數字無法精確計算，但以中國官員之多，每個官員多多少少都有腐敗嫌疑，上到廟堂之上的權力寡頭，包括習自己，下到不入品的芝麻村官，估算起來幾千萬是有。「增量腐敗」是指十八大後還在大搞腐敗的官員，用當局的話說，仍「不收斂、不收手」的。過去十年所抓的一、兩百萬大小官員，他們的腐敗行為多發生在之前的30年，在這十年里，確有很多官員因「不收斂、不收手」而被查，但絕對量要比前30年少很多。特別是最近幾年被抓的官員，在現職務上還在大搞腐敗的不多，問題多半發生在過去幾年，甚至十幾年前，有些退休二十多年還被倒查的。 反腐是習維繫權力威嚇和官員忠誠的手段，所以當局強調，反腐永遠在路上，習也不會改變反腐的模式，減輕反腐力度，這樣，一個官員很可能要為他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前的腐敗行為買單，從而對當局來說，要抓的官員仍然會有很多，總數量或不會比十八大前少。 反腐浪潮席捲親信，習脫不了干係 然而，習透過反腐讓官員提心弔膽、對他臣服的同時，也意味著對他自己會產生一種政治和道德的風險。原因在於，既然官員人人都免不了腐敗嫌疑，這種對過去歷史的倒查，每個官員都有可能會被牽連到，理論上除習外的所有官員都是不安全的，包括中南海習的政治盟友。而當某個官員在被查後，為了減輕刑責，會供出其他官員，習的親信就可能被牽連進去。李尚福大概率是當局在查火箭軍高層案子的時候被某個官員供出的。 這對習意味著什麼？假如二十大後被查處的高官與他沒有直接的派系色彩，即便再多，當局還可自吹，習是從嚴治黨，從嚴治官，不放過每個腐敗分子。可是，眼看著一手提拔的兩個國務委員，在半年時間內先後出事，當局再怎麼辯解，習都脫不了干係，黨內會質疑他重用的都是些什麼人。 秦剛的下台已衝擊到習二十大組建親信班子的合法性，倘若再來一個李尚福，人們特別是黨內怎麼相信習和他的權力班子有能力帶領中共去挑戰「驚濤駭浪」，像習宣稱的引領中國走向復興？因為你的權力班子成員本身就在製造政治的「驚濤駭浪」，從而對習所剩不多的政治權威構成又一次打擊。 問題還沒完，「存量腐敗」的窟窿之多，讓習防不勝防，今天是國務委員觸生活作風和腐敗的雷區，明天可能輪到某個政治局委員觸別的什麼雷區。在所謂反腐敗越來越深入的情況下，這並非不可能出現，它是由權力不受控制和習的反腐模式共同決定的。人們就等著看戲好了，它有可能毫無預警地突然上演，也有可能要耐心等待一段時間。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有中國媒體日前發文提到，2022年以來，中國官場出現很多”逃逸式辭職”的現象。同時，從近期的”白紙運動”到”煙花運動”，當局的公權力不斷受到挑戰；疫情大爆發下，百姓對於官員的治理能力更是怨聲載道。為何在習近平時代，中國官員的治理能力如此薄弱？ 《中國新聞周刊》最近援引公眾號「半月談」的文章，指出今年以來，紀檢監察機關查處通報的少數官員違紀案件涉及「逃逸式辭職（離職）」。文章說，從相關案例分析，部分官員主動辭職或提前退休的原因有所不同，其中往往是隱藏著嚴重的腐敗問題，但也有自身能力問題，性格原因，身體疾病，或是為了更好地發展等。 “逃逸式辭職”與中國官員的”躺平心態”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陳奎德告訴自由亞洲電台，在習近平當政之下，很多有能力的官員都有一種「躺平」心態，這也是導致「逃逸式辭職」的原因之一。 他說：「就是說你既然這麼願意把大權都獨攬在自己，或者是乖乖聽你話、也沒有能力的官員手中，那我們就要和他有所切割，有所區別，或者是辭職，或者是不在其位，讓他自己去表演好了。中國這個爛攤子，你自己背鍋好了。」 《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胡平也告訴自由亞洲電台，所謂腐敗問題其實在當今中國官場上還不是首要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在習近平『定於一尊』的控制之下，各級地方官員無從發揮自己的主動性，因為給他們留的空間非常狹小，而且習近平又第一強調『政治』，政治上是不是忠誠，是置於首位的。」 胡平分析，在這種官場氛圍下，官員們都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種心態在「動態清零」政策的執行過程中，格外明顯。 “清零”凸顯專制政權特色：控制能力強 治理能力弱 中國持續三年「清零」，各地官員對於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這場「戰役」，無不紛紛表現，緊緊跟隨。疫情相對高峰時期，中國曾有近4億人遭到某種形式的封控或管控，上百個城市陷入生產生活完全停頓狀態，各種次生災難頻傳。 胡平說，「你看他搞的動態清零，搞得多有效率，全國那麼多人整天做核酸，到處修建那麼多方艙，證明他很有效率。但現在放開了，那麼多人要求醫這件事情，另外（人們）在生活上遇到了很多問題，整個政府就失蹤了。在這方面政府顯得毫無能力。」 胡平指出，中國這個專制政府，其長處就在於控制人民的能力特彆強，而在治理方面就相當薄弱。「這個情況在習近平時代，顯得更為突出。」 陳奎德也談到，習近平上台後，逐步把權力集於一身，無論是外交關係還是國內疫情處理，很多事情他都不願聽取專家或官員的不同意見，而「一票否決」。這種時常是非理性的決策，甚至是拍腦袋的決定，也讓那些覺得還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官員感到心灰意冷。 陳奎德說，「習近平這樣搞，他對於整個的官場的向心力大大地削弱，使得這個系統不大能夠運作起來了。這個局面是值得觀察的。」 從「白紙運動」到「煙花運動」 中國官員的治理能力哪去了？ 過去一個多月，從反對當局強制封控而遍地開花的「白紙運動」，到元旦期間始於河南周口鹿邑縣的「煙花運動」，中國民眾持續不斷走上街頭，從與警察對峙到掀翻警車，挑戰當局的公權力。到目前為止，這兩起事件仍然餘波盪漾。 最新網路消息顯示，在警方壓制之下，鹿邑縣民眾是換了個地方繼續放煙花，而縣政府的做法就是宣布「禁止生產、銷售、運輸、儲存、燃放煙花爆竹」，並檢查過境車輛的後備箱。 目前尚無法獨立核實官方上述消息。隨著農曆新年將至，中國官方要不要開放民眾燃放煙花？或採取徹底壓制的做法？對習近平和他領導下的中國各地政府都是難題。 也有人質疑，當局的治理能力哪去了？為何不能對民意做出預判並準備相應的疏導措施？例如在春節定時、定點開放煙花燃放，避免抗議重演？ 胡平稱，作為中共官員，「他們擔心的就是民眾聚集是否會鬧事？所以首先想到的防範，而不是想到如何提供民眾方便，可以有表達和疏解壓力的渠道。」 他認為，官方並不是完全沒有預想到可能發生的狀況，而是從完全相反的角度去看待這件事情，所以就出現了目前見到的這種場面。 誰理民意？制度是問題主因 胡平指出，中國官場很多問題都是制度造成的， 「各級官員你都不是老百姓選出來的，所以你對民意根本就不在乎，都是靠上頭來任命的、來提拔，所以官員永遠是眼光向上，他不會向著民間。這是這個制度所決定的。」 他還說，在習近平統治之下，中共制度造成的壞的一面得到成倍增長。而只要習近平還在位，其統治方式及當前官場上的種種表現，就還會持續下去。
江澤民的死訊傳了很多年，直到今年十一月三十日才終於應驗。只不過，江澤民死的及時：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在中國白紙運動爆發的四天後死；江澤民死得其所：江澤民發跡於上海，也撒手於上海；江澤民死的解氣：死前終於聽到上海民眾高喊「習近平下台」……江澤民去世，不帶走一個西紅柿，但他造的孽則貽禍深遠。當今中國人遭受的諸多災難，其始作俑者都是江澤民！ 首先，江澤民為一己之私利將習近平推上皇位。習近平能有今天，都是江澤民的恩賜。中共內部比習近平有能力、有魅力的人可謂車載斗量，而江澤民唯獨選中了習近平這個既無能力，又無學歷，更無德行的習近平。習近平除了有一個是開國元勛的老爹之外，可以說一無是處。但這，正是江澤民心中最理想的中共接班人。江澤民長期把持中共國朝政，即便2002年將黨總書記和國家主席職位讓於胡錦濤，但是，仍霸佔軍委主席一職，直到2004年將自己的心腹安插於黨政軍等重要位置後才將軍委主席一職讓於胡錦濤。只可惜，當時的軍中幾乎清一色江派人馬，胡錦濤只是一個有其名而無其實的軍委主席。胡錦濤執政十年無甚大作為，與江澤民幕後弄權、處處掣肘息息相關。江澤民貪戀權力，把胡錦濤當傀儡還嫌不過癮，還想終身把持國家政權。於是，在胡錦濤退位之前指定了看起來憨傻、貪財好色又平庸無能的習近平，無非是想像玩胡錦濤一樣玩習近平。就這樣，千古昏君才得以登上歷史舞台。中國人今天所遭受的劫難，表面上看是習近平倒行逆施的結果，但追根溯源，這一切實際上都是拜江澤民所賜！ 其次，江澤民將中共官員的腐敗推向了高潮。自從鄧小平倡導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後，中共官員就邁開了腐敗的步伐，然而，在鄧小平的時代，中共官員的腐敗還只局限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主要是高層權貴，程度也相對有限。一九九七年二月江澤民舉政中國後，中共官員腐敗的性質就有根本的轉變，即由小部分官員腐敗轉變為全體官員腐敗，將腐敗制度化、結構化。江澤民帶頭腐敗，用江的話說就是：悶聲大發財！這一下不打緊，全國各級官員貪腐爭先恐後，貪污數額都是天文數字。官場成了一個大糞坑，一旦踏入，想乾淨都不成。於是，民間有諺曰：滿朝文武揣綠卡，半壁江山養紅顏。由於官員的極度貪腐導致天量國有資產流失，大量企業倒閉，大批工人下崗，當時民眾哀怨曰：把生命交給了黨，老來無人養；本想靠兒女，兒女又下崗！ 再次，殘酷鎮壓法輪功學員。江澤民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令人髮指，尤其是活摘發輪功學員器官，就達到了喪盡天良的地步，中共國也因此開啟了人體器官買賣商業化的時代，至今已經行成了一個完整的產業鏈，一個極端邪惡的產業鏈，該產業鏈的元兇正是江澤民！法輪功本是一種宗教信仰，練習者以弘揚「真善忍」為己任，與世無爭、遵紀守法，然而，江澤民擔心信仰法輪功的人數過於龐大而動搖老百姓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一旦中國人民拋棄了共產主義，那中共不就喪失了愚弄中國人民的精神武器了嗎？這，恐怕就是江澤民對法輪功學員痛下殺手的根源所在！ 踏著六四學生鮮血走向權力巔峰的江澤民所造之孽遠不止上述種種，他死有餘辜。他一走了之，就算完事了嗎？當然不會，他犯下的反人性、反人類的罪行，即便化成灰也難逃受害者與歷史的清算！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習近平集團最近收緊了對幹部親屬經商的新限制。作出這個姿態，是想證明他的共產黨順應民意，堅決反腐敗。其實包藏的禍心，被分析家們總結為如下幾種。 第一當然還是借反腐敗打擊政敵。正如老百姓總結出的那樣，現在是無官不貪，不貪也當不了官。打誰的腐敗，不打誰的腐敗，就有了選擇的空間。多年來中共的反腐敗就是清洗政敵的模式。所以越反越腐敗，越反越獨裁。對老百姓沒有任何好處，僅僅有利於獨裁專制。 第二就是迷惑老百姓，減輕輿論的壓力，或者說騙取愚昧老百姓的擁護。老百姓中永遠有相對愚昧的部分。由於信息壟斷，愚昧的部分被擴大了。披著羊皮的狼可利用的空間也就擴大了，這就是王岐山、習近平玩弄反腐敗，刁買人心的空間。看看那些傻乎乎地擁護習近平的愚昧人群，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就是被反腐敗迷惑的老百姓。 第三就是威懾所有內部反對的聲音，誰不聽話就誰腐敗。所有當官的屁股都不幹凈，想抓誰就可以抓誰。於是就造成了獨裁專制的必備條件，更無一人是男兒，大家都是乖乖孩兒。在這方面，王岐山是看得最透的人，所以常委只當刀把子常委，不爭排名次。可惜城府不夠，策略失誤，為他人做了嫁衣裳，讓城府很深的習近平撿了洋落。 經過十幾年的選擇性反腐敗，官員們也都看清楚形勢了。俗話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國人的這一套策略淵遠流長。官員們的對策就是：無官不貪是必然躲不過去的坎兒，那就不躲；躲了的就當不了官。但是刀把子還是要躲避，不躲避就不知道哪天要吃牢飯。怎麼辦？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古人的智慧確實高明。自己一身清，比清官還清。以老婆孩子的名義貪，以經商辦企業的名義貪，不就暗度了陳倉了嗎？這就必然混淆了正當經商和貪污腐敗的界限，成為對官員親屬的不公平待遇。只要你是官員的親戚朋友，你就在輿論面前喪失了正當經商的平等權利。對別人的不公平，反過來製造了對你自己的不公平。 這種腐敗是個新問題嗎？不是。自從兩千多年前，中國確立了專制政治管理市場經濟的制度以來，腐敗政治就作為伴隨物寄生在體制內。中國歷史上的所謂周期律，就是腐敗伴隨社會生長，最終導致滅亡的規律。問題在制度而不在個人，無論好人壞人，都在制度造成的大環境中改變著自己。正如大家在歷史和戲劇中看到的那樣，適應制度的腐敗佔大多數，清官只是不合時宜的極少數。 習近平既然要堅持專制獨裁不動搖，那就只能堅持腐敗不動搖。那他為什麼又要掀起新的一波反腐敗，而且要反到親戚朋友圈子裡呢？一來是因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腐敗已經深化到官員自身以外的親戚朋友圈。二來是在關鍵的中共二十大之前，習近平必須要降伏那些不聽話的暗藏的反對派，保證他違規連任。所以他就順應形勢，把打擊的範圍，違法地擴大到官員們的親戚朋友。讓那些更無一人是男兒的反對派，無處躲藏。 老百姓多數很喜歡打擊腐敗，吃不著肉聞聞味兒也能過癮。所以老百姓和輿論，很容易被陰謀家們所利用。但是很少人知道，腐敗不是一種個人道德品質問題，而是制度問題。兩千多年來，中國的專制加市場制度就是製造腐敗的溫床，而且極端排斥清廉。無官不貪是制度的必然。不改變制度，就不可能有清廉的政治和官場。因為貪婪是人的本性，必須有合理的制度來約束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