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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4 日
赚足了世人眼光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主打“口号”是改革。然而，从当局最近一段时间发出的密集信号来评判，此次三中全会的所谓“改革”，可称之为“戴着镣铐的改革”。 三中全会和改革划等号，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并把工作重点从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两次改革的力度也很大。而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乃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就文本而言，也是不错的改革方案。由这个简单的回顾可看出，不是历届三中全会都施行了相同力度的改革，越到后来，改革愈弱。 本次三中全会，倘按以前惯例正常举行，是在去年秋天，然而拖了半年之久才在今年5月确立会期。外界不清楚当局拖延举行的背后玄机，但也因此吊足了人们的胃口，对三中全会做出各种猜想。当局则从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唱起改革的调子，到今年2月，掀起了一波改革文宣小高潮。这使一些敏感的观察家觉得，当局如若举行三中全会，大概会举改革旗号。 中国走到历史的岔路口 之所以有此判断，还不只是当局的文宣，而是中国目前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岔路口，当局必须再次借重改革“名号”，挽救民心，提振士气，走出困境。前面说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目标本来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因为中国的器物文明看起来相当现代化，可制度文明很落后，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处于前现代阶段，充其量在现代化的早期。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准了脉，开出的药方也对症，舆论一度认为，按照这个决定“下药”，中国的制度现代化，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望在规定的时段大体实现。 然而，事与愿违，虽然当局高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完全抽去了它的实质内容。10年下来，中国的制度尤其政治制度不但没有向现代化迈进半步，反而在加速后退，退回到以一人之意志主宰全党和全民之意志的帝制时代，中共的党专政全面恶化，独裁复辟，江胡时代处于某种萌芽形态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被完全掐灭，领袖取代党号令天下，党专政和寡头共治走向个人专权。在一人统治下，中国确实如当局所宣称的，在“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可却和改革没有半毛钱关系，或者干脆是打着改革旗号的反改革，其后果也就有目共睹：经济萧条，社会迷茫，信心崩溃，官员躺平，无论对个人前途还是国家未来，多数人都丧失了前行动力。 现在的情形是，有钱人忙着移民，转移资金，底层民众和中产阶级也想方设法，哪怕用走线方式也要润出这个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信心即便在国门重开，生活重回常态后，依然没有好转。原因在于，整个国家的结构体系经过当局10年的强力改造，不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官场、舆论生态，和10年前比，大相径庭，在这种大趋势面前，人们直观体认到，在可见未来，不会有改善。尽管多数人不得不接受前途暗淡的现状，可对当权者来讲，社会了无生气，民众失去憧憬，也不是其乐见的，因为这对其统治不是好事，即便人们不起来反抗，也表明政权的道德感召力不够。而当局如今又特别在乎这点。 当局欲借“改革”给社会打强心针 事情并不止于此。中国社会死气沉沉的表象下，从党内到党外，从精英到草根，从官员到农民，不满的情绪正在孕育和增强，局部抗争始终存在，这10年从未被扑灭，尽管遭遇压制。这对当局的统治，对它给民众画的大饼，以及和美国西方的对抗，非常不利。当局或许意识到，再这样下去，统治前景堪忧。所以，在强力管控的同时，要给市场注入一点信心，给民众一点希望，让经济恢复一些活力，在当局看来，借助三中全会，重启改革信号，用改革这块招牌，可以给社会打一剂强心针。 另从民众和市场的角度看，三中全会一再推迟，也带来一种幻觉，以为党内存在改革和保守两种力量的较量，被压制的改革派利用当下的经济困境和人心思变，敦促当局顺应民意和历史大势，发动改革，解救目前困局。过去几月，某些前改革派官员和体制内学者出来呼吁，必须进行力度更大的改革，海外也不时有两派斗争的消息流出。特别是资深改革派学者周其仁5月被选中参加由习在山东主持召开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似乎坐实了三中全会会改革的看法，一些评论把这次座谈会解读成当局为三中全会进行改革吹风。 进入7月，中共当局开足马力宣扬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改革上取得的全面成就，把此次全会比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并特别点名是由习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言下之意，在中共历史上，二十届三中全会会是又一次划时代的改革盛会，当局将对改革进行又一个通盘、全面的规划。6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已经公告了这点。从官媒和学者透露的信息看，不排除这次全会在某些具体领域，会有政策的突破，比如关于财政体制改革，针对中央地方关系进行调整；在农村土地所有制的改革中，允许农民承包的土地在市场自由流转等。 然而，这次改革尽管号称进一步全面改革，但指望政治上有所松动，党的控制力度有所减弱，社会整体的严厉氛围有所缓和，基本缘木求鱼。何以如此评判？政治局会议说得非常明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贯彻六个原则，其中第一条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这并不是当局第一次强调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之前习讲过多次， “改革开放也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那么，什么是改革的正确方向？也就是，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用习在企业专家座谈会的话说，“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 无论怎么改，政治上的一人专权绝不能动 换言之，当局为这次三中全会改革定的基调和划的框框，凡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根本性问题，以及涉改革的方向、立场、步骤等重大原则问题，是绝不允许跨雷池一步，犯颠覆性错误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尤其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说白了，无论改什么、怎么改，政治上的一人专权，是绝不能变的。在这个前提下，为解决目前遇到的经济困难，可以有限度地针对具体问题放松某些控制，收缩一点政府权力，但这样一来，当局强调的改革要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也就成空话。 因此，这次改革实际是戴着镣铐的“改革”，即便它在经济政策上有某些具体突破，由于政治的紧箍咒依旧，不会带来社会信心的根本扭转，中国依然面临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纪委全会周三闭幕，新华社公布了会议公报，并根据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的讲话演绎出一篇题为‘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评论。要旨无非是：反腐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形势仍然很严峻，反腐永远在路上。 一如一些观察人士指出的，中纪委全会公报也好，新华社的评论也好，都用了相当篇幅吹捧习近平。其中特别提到习近平从严治党，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等。 “原创性”是自诩，不过，一些频繁使用的反腐词汇的确带有浓厚的习氏政权特征。 政治忠诚政治安全政治隐患 全会突出强调要“聚焦政治忠诚和政治安全”，“及时消除政治隐患”，这几个词透露出习近平的核心关切。 “政治忠诚”是习近平全面掌握大权后始终耿耿于怀的事情，原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精通习近平的心理，所以他说出“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他对习近平的忠诚度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无人可知，但他凭这句话进入了中共核心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 与此相反，一些忠诚度被指稍有欠缺的，比如前网信办主任鲁炜，尽管不遗余力搞网控，监视舆情，网民痛恨之极，蔑称“网络沙皇”，仍然被党中央指为“两面人”，落马了。 随着习近平登上权力顶峰，对“政治安全”的重视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讲政治安全，讲的是政权安全，首要的是他个人的安全。一个悖论是，直接维护中共政权安全的“刀把子”公检法成了重点清洗的目标，所谓“孙力军政治团伙”就是一个范例，外界到现在也不清楚这个政治团伙究竟做了什么“犯上”的事情。 “政治隐患”，比较费解，它不如政治忠诚那样直白，可以向领袖表忠。隐患是什么，容易臆测。习近平20大后登上权力顶峰，中央委员会，几乎是清一色的习家军，政治安全达到空前的高度，为什么还要大谈“政治隐患”？ 但从20大之后一年多来事态的发展可以看出习近平还是感觉不安全，20大开过后几个月，他提拔起来的秦刚和李尚福就出了问题，这两人出事出得很蹊跷，到现在党中央也没有交代他们被罢免职务的原因。与此前后，军内大整肃，火箭军将领一锅端，这是在“政治安全”的考量下清除“政治隐患”吗？ 政治隐患，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无底洞，当党国领导人不安全感如此强烈的时候，什么都可以被视作是政治隐患，而政治隐患也就成了清除对手最好的借口。 外界关心的还挂着中央委员名义的前外长秦刚和前防长李尚福的下落本次会议没有任何交代。两人因为何种理由落马，涉及政治忠诚，政治安全，还是政治隐患？三把枷锁，好像那一把都能套上。 三不腐神曲 反腐越反越腐，中共念念不忘“三不腐”。中纪委全会公报至少两处提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强化高压态势”。“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个词如果是威慑党员不要贪腐还说得通，如果是要根除贪腐的话就无逻辑可言。“不敢腐”，意味着党怀疑你有可能腐，但是要让你不敢腐；“不想腐”，这可能是中共常说的“灵魂深处”的革命了，天知道，谁人想不想腐？这里面唯一比较理性的可操作的是“不能腐”，这就涉及到如何从制度上根除腐败的问题，使其“不能腐”。 “三不腐”，习近平多次提到，从中共越反腐越腐来看，习近平的重点是要党员干部臣服，不敢，不想，这些词语仍然在他所说的“政治忠诚”的范畴。如此来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海外的观察人士都把习近平的反腐称之为“选择性反腐”，对领袖不够忠诚，就是最大的腐败。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这是一个习近平使用过的老句子，当年曾让对其进行政治改革颇有期许的人充满希望。中纪委这次的全会公报中并没有提到，但新华社配发的评论却提到了 。新华社评论的副标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重要讲话精神”，文中关于防止腐败的表述似乎比中纪委要“深刻”：“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从习近平2013年1月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使用这句话，整整十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中共党内腐败愈演愈烈，一些分析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如果要得到贯彻，就是要对越有权力的人越要从制度上限制他的权力。而在中国，最有权力的人，就是集党、国、军所有大权于一身的习近平，他不仅没有把丝毫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还可以随意改变制度。比如，以“修宪”的名义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从而为自己永久掌权铺平道路。现在，在政治忠诚、政治安全、政治隐患三大枷锁之下，还有谁敢企望最高领袖能够限制自己的权力呢？
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英国勋爵阿克顿的这句名言，证之中共，亦绝对适用。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已两周多未出现在官方媒体，虽然在他今年3月当选防长后，也有过两周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然而，根据报道，他上周本应造访越南出席中越年度防务会议，和越南国防部高官会面，但中国政府突然以“健康”为由，告知越方李不出席会议。由于前段时间被免职的外交部长秦刚在十多天没露面后官方亦对外宣称其“健康”有问题，此报道一出，让人联想李是否和秦刚一样，是“被生病”，实则被军事当局调查，可能涉腐。 李尚福、魏凤和遭火箭军腐败案牵连？ 我从北京消息灵通人士也得知，李尚福问题严重，正在配合调查，同时正处于隔离审查的还有李的前任，三月离任的前防长魏凤和。两人均涉火箭军高层的贪腐案。今年7月，当局解除了火箭军司令和政委两位高级将领的职务，但没有公开说明原因。有关火箭军高层腐败的传闻此前就不胫而走，据悉习近平正在大力整顿军方高层，多个从火箭军系统出来的军方高官被带走接受调查。 如果李尚福与魏凤和这前后两任防长受火箭军高层腐败案牵连，也不奇怪。李长期在解放军装备部门工作，也曾任职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兼参谋长。装备部门掌管中国军队的武器采购，是解放军最肥缺的部门之一，也是腐败最严重的部门。战略支援部队和火箭军有业务交叉。魏在做防长前，亦做过火箭军司令，一个说法是，火箭军高层的腐败案就是由魏的离任审计引出的。 解放军高层的腐败已不新鲜。十九大期间，两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以及军委总部和多个战区的高层先后被查，不过，假使李涉贪腐，还是有相当的震撼性。因为郭、徐二人虽职务比李高，但他们是在卸去军职后才落马的，魏也是在离任后因审计出问题的，而李正在任上，且接任防长只有半年。更重要的，是李乃习在二十大后提拔重用的。二十大习一手遮天，在党政军各关键部门和权力中枢——政治局任用自己的亲信，本来是想用得放心，不料前有外长秦刚过不了男女关，传出婚外情；后有防长李尚福过不了金钱关，传出腐败。二人还都是国务委员，属于副国级领导人，这和一般的部长出事性质有些不同，说明习的用人大有问题，起码对高级干部的审查工作没做好。 腐败是中共之癌，无法根治。毛时代由于物质相对贫困，腐败更多是一种制度性的特权腐败，即腐败以特权的形式表现出来。毛之后的改革时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一部分特权腐败还保留，尤其在高层，但腐败的主要形式表现为权钱交易，官员用手中权力换取各种非法利益。中共此时段腐败之严重，从习近平上台后落马官员的数量可见一斑。根据当局的披露，在去年二十大前，立案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当中包括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政治局前成员郭、徐以及孙政才。二十大后到现在，又不到一年，有42名中管干部被查，其中两名正部级。这些官员遍及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群团、国企、高校、宣传、政法、金融、体育和医院、军队和武警等各领域和系统，每个省市都有主要领导干部落马，很多地方和部门还是塌方式腐败，一锅端，前仆后继。 习反腐为何越反越腐？ 如果说江、胡时期因高层反腐不力，导致腐败猖獗，还有可解释的原因，习上台后即展开大规模、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也查处了相当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从二十大后的落马高官来看，数量并未减少，此中根子，就在于不受约束和制衡的绝对权力。每一级官员，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除了受上级的弱监督，在同级内部和管辖的领域，几乎拥有绝对权力，制度形同虚设。一个理想、道德和主义都虚无的时代，唯有权力、利益和金钱才是实在的，满足感官欲望的。因此，作为一种理性动物的中共官员，不把权力用到极致、想方设法贪腐才怪。 这并非是要对习发动的反腐一棍子打死。虽然习的反腐颇多让人诟病之处，但公允而言，反腐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某种程度上甚至也可说相当大的效应——无论对习个人抑或这个党。假使习也像江、胡那样温吞吞地去打贪，可以想见，今天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在腐败上乌烟瘴气的国家。习至少抓了一、二百万大小贪官——这其中几乎没有几个是冤枉的，若严格按照当局文件上定义的腐败来说。这使得众多想贪腐的官员，在此种严厉的反腐运动面前，不敢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大搞腐败，在起了贪腐念头前，会先想想有无可能被抓，也许很多“胆小”的官员就此真的收手不敢去贪了。 既如此，二十大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官员被查？这就要说到中共腐败的“存量”。如果以十八大为时间线划为前后两个阶段，十八大前的腐败可称为“存量腐败”，十八大后的腐败则为“增量腐败”。“存量腐败”的意思，是指十八大前的30多年，中国由于高速发展和党纪松弛而积累的腐败，这个数字无法精确计算，但以中国官员之多，每个官员多多少少都有腐败嫌疑，上到庙堂之上的权力寡头，包括习自己，下到不入品的芝麻村官，估算起来几千万是有。“增量腐败”是指十八大后还在大搞腐败的官员，用当局的话说，仍“不收敛、不收手”的。过去十年所抓的一、两百万大小官员，他们的腐败行为多发生在之前的30年，在这十年里，确有很多官员因“不收敛、不收手”而被查，但绝对量要比前30年少很多。特别是最近几年被抓的官员，在现职务上还在大搞腐败的不多，问题多半发生在过去几年，甚至十几年前，有些退休二十多年还被倒查的。 反腐是习维系权力威吓和官员忠诚的手段，所以当局强调，反腐永远在路上，习也不会改变反腐的模式，减轻反腐力度，这样，一个官员很可能要为他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腐败行为买单，从而对当局来说，要抓的官员仍然会有很多，总数量或不会比十八大前少。 反腐浪潮席卷亲信，习脱不了干系 然而，习透过反腐让官员提心吊胆、对他臣服的同时，也意味着对他自己会产生一种政治和道德的风险。原因在于，既然官员人人都免不了腐败嫌疑，这种对过去历史的倒查，每个官员都有可能会被牵连到，理论上除习外的所有官员都是不安全的，包括中南海习的政治盟友。而当某个官员在被查后，为了减轻刑责，会供出其他官员，习的亲信就可能被牵连进去。李尚福大概率是当局在查火箭军高层案子的时候被某个官员供出的。 这对习意味着什么？假如二十大后被查处的高官与他没有直接的派系色彩，即便再多，当局还可自吹，习是从严治党，从严治官，不放过每个腐败分子。可是，眼看着一手提拔的两个国务委员，在半年时间内先后出事，当局再怎么辩解，习都脱不了干系，党内会质疑他重用的都是些什么人。 秦刚的下台已冲击到习二十大组建亲信班子的合法性，倘若再来一个李尚福，人们特别是党内怎么相信习和他的权力班子有能力带领中共去挑战“惊涛骇浪”，像习宣称的引领中国走向复兴？因为你的权力班子成员本身就在制造政治的“惊涛骇浪”，从而对习所剩不多的政治权威构成又一次打击。 问题还没完，“存量腐败”的窟窿之多，让习防不胜防，今天是国务委员触生活作风和腐败的雷区，明天可能轮到某个政治局委员触别的什么雷区。在所谓反腐败越来越深入的情况下，这并非不可能出现，它是由权力不受控制和习的反腐模式共同决定的。人们就等着看戏好了，它有可能毫无预警地突然上演，也有可能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有中国媒体日前发文提到，2022年以来，中国官场出现很多”逃逸式辞职”的现象。同时，从近期的”白纸运动”到”烟花运动”，当局的公权力不断受到挑战；疫情大爆发下，百姓对于官员的治理能力更是怨声载道。为何在习近平时代，中国官员的治理能力如此薄弱？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援引公众号“半月谈”的文章，指出今年以来，纪检监察机关查处通报的少数官员违纪案件涉及“逃逸式辞职（离职）”。文章说，从相关案例分析，部分官员主动辞职或提前退休的原因有所不同，其中往往是隐藏着严重的腐败问题，但也有自身能力问题，性格原因，身体疾病，或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等。 “逃逸式辞职”与中国官员的”躺平心态”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在习近平当政之下，很多有能力的官员都有一种“躺平”心态，这也是导致“逃逸式辞职”的原因之一。 他说：“就是说你既然这么愿意把大权都独揽在自己，或者是乖乖听你话、也没有能力的官员手中，那我们就要和他有所切割，有所区别，或者是辞职，或者是不在其位，让他自己去表演好了。中国这个烂摊子，你自己背锅好了。” 《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所谓腐败问题其实在当今中国官场上还不是首要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控制之下，各级地方官员无从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因为给他们留的空间非常狭小，而且习近平又第一强调‘政治’，政治上是不是忠诚，是置于首位的。” 胡平分析，在这种官场氛围下，官员们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种心态在“动态清零”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格外明显。 “清零”凸显专制政权特色：控制能力强 治理能力弱 中国持续三年“清零”，各地官员对于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这场“战役”，无不纷纷表现，紧紧跟随。疫情相对高峰时期，中国曾有近4亿人遭到某种形式的封控或管控，上百个城市陷入生产生活完全停顿状态，各种次生灾难频传。 胡平说，“你看他搞的动态清零，搞得多有效率，全国那么多人整天做核酸，到处修建那么多方舱，证明他很有效率。但现在放开了，那么多人要求医这件事情，另外（人们）在生活上遇到了很多问题，整个政府就失踪了。在这方面政府显得毫无能力。” 胡平指出，中国这个专制政府，其长处就在于控制人民的能力特别强，而在治理方面就相当薄弱。“这个情况在习近平时代，显得更为突出。” 陈奎德也谈到，习近平上台后，逐步把权力集于一身，无论是外交关系还是国内疫情处理，很多事情他都不愿听取专家或官员的不同意见，而“一票否决”。这种时常是非理性的决策，甚至是拍脑袋的决定，也让那些觉得还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官员感到心灰意冷。 陈奎德说，“习近平这样搞，他对于整个的官场的向心力大大地削弱，使得这个系统不大能够运作起来了。这个局面是值得观察的。” 从“白纸运动”到“烟花运动” 中国官员的治理能力哪去了？ 过去一个多月，从反对当局强制封控而遍地开花的“白纸运动”，到元旦期间始于河南周口鹿邑县的“烟花运动”，中国民众持续不断走上街头，从与警察对峙到掀翻警车，挑战当局的公权力。到目前为止，这两起事件仍然余波荡漾。 最新网络消息显示，在警方压制之下，鹿邑县民众是换了个地方继续放烟花，而县政府的做法就是宣布“禁止生产、销售、运输、储存、燃放烟花爆竹”，并检查过境车辆的后备箱。 目前尚无法独立核实官方上述消息。随着农历新年将至，中国官方要不要开放民众燃放烟花？或采取彻底压制的做法？对习近平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各地政府都是难题。 也有人质疑，当局的治理能力哪去了？为何不能对民意做出预判并准备相应的疏导措施？例如在春节定时、定点开放烟花燃放，避免抗议重演？ 胡平称，作为中共官员，“他们担心的就是民众聚集是否会闹事？所以首先想到的防范，而不是想到如何提供民众方便，可以有表达和疏解压力的渠道。” 他认为，官方并不是完全没有预想到可能发生的状况，而是从完全相反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所以就出现了目前见到的这种场面。 谁理民意？制度是问题主因 胡平指出，中国官场很多问题都是制度造成的， “各级官员你都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所以你对民意根本就不在乎，都是靠上头来任命的、来提拔，所以官员永远是眼光向上，他不会向着民间。这是这个制度所决定的。” 他还说，在习近平统治之下，中共制度造成的坏的一面得到成倍增长。而只要习近平还在位，其统治方式及当前官场上的种种表现，就还会持续下去。
江泽民的死讯传了很多年，直到今年十一月三十日才终于应验。只不过，江泽民死的及时：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在中国白纸运动爆发的四天后死；江泽民死得其所：江泽民发迹于上海，也撒手于上海；江泽民死的解气：死前终于听到上海民众高喊“习近平下台”……江泽民去世，不带走一个西红柿，但他造的孽则贻祸深远。当今中国人遭受的诸多灾难，其始作俑者都是江泽民！ 首先，江泽民为一己之私利将习近平推上皇位。习近平能有今天，都是江泽民的恩赐。中共内部比习近平有能力、有魅力的人可谓车载斗量，而江泽民唯独选中了习近平这个既无能力，又无学历，更无德行的习近平。习近平除了有一个是开国元勋的老爹之外，可以说一无是处。但这，正是江泽民心中最理想的中共接班人。江泽民长期把持中共国朝政，即便2002年将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职位让于胡锦涛，但是，仍霸占军委主席一职，直到2004年将自己的心腹安插于党政军等重要位置后才将军委主席一职让于胡锦涛。只可惜，当时的军中几乎清一色江派人马，胡锦涛只是一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军委主席。胡锦涛执政十年无甚大作为，与江泽民幕后弄权、处处掣肘息息相关。江泽民贪恋权力，把胡锦涛当傀儡还嫌不过瘾，还想终身把持国家政权。于是，在胡锦涛退位之前指定了看起来憨傻、贪财好色又平庸无能的习近平，无非是想像玩胡锦涛一样玩习近平。就这样，千古昏君才得以登上历史舞台。中国人今天所遭受的劫难，表面上看是习近平倒行逆施的结果，但追根溯源，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拜江泽民所赐！ 其次，江泽民将中共官员的腐败推向了高潮。自从邓小平倡导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中共官员就迈开了腐败的步伐，然而，在邓小平的时代，中共官员的腐败还只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主要是高层权贵，程度也相对有限。一九九七年二月江泽民举政中国后，中共官员腐败的性质就有根本的转变，即由小部分官员腐败转变为全体官员腐败，将腐败制度化、结构化。江泽民带头腐败，用江的话说就是：闷声大发财！这一下不打紧，全国各级官员贪腐争先恐后，贪污数额都是天文数字。官场成了一个大粪坑，一旦踏入，想干净都不成。于是，民间有谚曰：满朝文武揣绿卡，半壁江山养红颜。由于官员的极度贪腐导致天量国有资产流失，大量企业倒闭，大批工人下岗，当时民众哀怨曰：把生命交给了党，老来无人养；本想靠儿女，儿女又下岗！ 再次，残酷镇压法轮功学员。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令人发指，尤其是活摘发轮功学员器官，就达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中共国也因此开启了人体器官买卖商业化的时代，至今已经行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一个极端邪恶的产业链，该产业链的元凶正是江泽民！法轮功本是一种宗教信仰，练习者以弘扬“真善忍”为己任，与世无争、遵纪守法，然而，江泽民担心信仰法轮功的人数过于庞大而动摇老百姓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一旦中国人民抛弃了共产主义，那中共不就丧失了愚弄中国人民的精神武器了吗？这，恐怕就是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痛下杀手的根源所在！ 踏着六四学生鲜血走向权力巅峰的江泽民所造之孽远不止上述种种，他死有余辜。他一走了之，就算完事了吗？当然不会，他犯下的反人性、反人类的罪行，即便化成灰也难逃受害者与历史的清算！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习近平集团最近收紧了对干部亲属经商的新限制。作出这个姿态，是想证明他的共产党顺应民意，坚决反腐败。其实包藏的祸心，被分析家们总结为如下几种。 第一当然还是借反腐败打击政敌。正如老百姓总结出的那样，现在是无官不贪，不贪也当不了官。打谁的腐败，不打谁的腐败，就有了选择的空间。多年来中共的反腐败就是清洗政敌的模式。所以越反越腐败，越反越独裁。对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仅仅有利于独裁专制。 第二就是迷惑老百姓，减轻舆论的压力，或者说骗取愚昧老百姓的拥护。老百姓中永远有相对愚昧的部分。由于信息垄断，愚昧的部分被扩大了。披着羊皮的狼可利用的空间也就扩大了，这就是王岐山、习近平玩弄反腐败，刁买人心的空间。看看那些傻乎乎地拥护习近平的愚昧人群，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被反腐败迷惑的老百姓。 第三就是威慑所有内部反对的声音，谁不听话就谁腐败。所有当官的屁股都不干净，想抓谁就可以抓谁。于是就造成了独裁专制的必备条件，更无一人是男儿，大家都是乖乖孩儿。在这方面，王岐山是看得最透的人，所以常委只当刀把子常委，不争排名次。可惜城府不够，策略失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让城府很深的习近平捡了洋落。 经过十几年的选择性反腐败，官员们也都看清楚形势了。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国人的这一套策略渊远流长。官员们的对策就是：无官不贪是必然躲不过去的坎儿，那就不躲；躲了的就当不了官。但是刀把子还是要躲避，不躲避就不知道哪天要吃牢饭。怎么办？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古人的智慧确实高明。自己一身清，比清官还清。以老婆孩子的名义贪，以经商办企业的名义贪，不就暗度了陈仓了吗？这就必然混淆了正当经商和贪污腐败的界限，成为对官员亲属的不公平待遇。只要你是官员的亲戚朋友，你就在舆论面前丧失了正当经商的平等权利。对别人的不公平，反过来制造了对你自己的不公平。 这种腐败是个新问题吗？不是。自从两千多年前，中国确立了专制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的制度以来，腐败政治就作为伴随物寄生在体制内。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周期律，就是腐败伴随社会生长，最终导致灭亡的规律。问题在制度而不在个人，无论好人坏人，都在制度造成的大环境中改变着自己。正如大家在历史和戏剧中看到的那样，适应制度的腐败占大多数，清官只是不合时宜的极少数。 习近平既然要坚持专制独裁不动摇，那就只能坚持腐败不动摇。那他为什么又要掀起新的一波反腐败，而且要反到亲戚朋友圈子里呢？一来是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腐败已经深化到官员自身以外的亲戚朋友圈。二来是在关键的中共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必须要降伏那些不听话的暗藏的反对派，保证他违规连任。所以他就顺应形势，把打击的范围，违法地扩大到官员们的亲戚朋友。让那些更无一人是男儿的反对派，无处躲藏。 老百姓多数很喜欢打击腐败，吃不着肉闻闻味儿也能过瘾。所以老百姓和舆论，很容易被阴谋家们所利用。但是很少人知道，腐败不是一种个人道德品质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两千多年来，中国的专制加市场制度就是制造腐败的温床，而且极端排斥清廉。无官不贪是制度的必然。不改变制度，就不可能有清廉的政治和官场。因为贪婪是人的本性，必须有合理的制度来约束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