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配徐春鶯涉嫌替中共介選 遭台法院判刑7年
2026 年 8 月 13 日
威權管制內的「香港下半場」 自2019年中國涉外事務急遽轉向以來，台灣面臨由懷柔轉向更粗暴的斷交孤立與武力威嚇，國民自然對站於抗中最前緣的香港，產生「命運共同」的關切之情。 誠如前文提及，愈挫愈勇的台灣人決心以行動捍衛國家主權，望洋興嘆的中共祇能卸下「一國兩制」的虛偽垂範，以操作武漢肺炎防疫政策及訂立《國安法》，在「非常時期」實行鐵腕手段，塑造威權下的「管治新常態」，從而直接染指香港內政。 僅在本周初，港警羅織罪名構陷民選區議員，前自決派領袖遭法院定罪，為議會人大化的民主前路再添陰霾，尤以後者引起國際關注。中央社亦以《香港下半場》專題報道概述香港現況(一、二、三、四)，但隔岸觀察政情，畢竟心有餘而力不足。 台灣如何誤解港情 舉例說，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決定、特區政府刊憲取消四名泛民主派議員資格，終引發反對派共同進退撤出議會陣地，被描繪成可歌可泣的「總辭」，集體杯葛不義政權。 必須澄清的關鍵細節，2020年立法會選舉遭政府藉武肺疫情蠻橫取消，現役議員全數經人大委任，而非重新獲得民意認受的「延任」。故當前特殊的「議會」(委任機構)，其法理依據既在北京，而非由地區選民或功能界別授權，那麼即使取消委任，嚴格來說屬「合理合法」的「解僱」。 爭取民主遇上好行權宜的特區政府，向來被動的反對派不幸深陷「反應型政治」。2019年區議會選舉翻轉，2020年立法會從反對派初選、大選因《緊急法》延期、泛民違背民調結果接受人大委任到無奈全面撤出，議會路線變得無關政治理念與實踐，僅由民代或群眾視乎反應與輿論聲量決定行動準則，本質甚是民粹。 對放棄議席的泛民議員而言，他們大多為另兼本業的代議士，「退出政壇」僅意味放棄政治影響力，回歸專業界別延續個人事業，或在波譎雲詭的政局中明哲保身，既未盡如專職民代般喪失席次等同生計斷絕、地區事務及政策倡議無以為續，相比起社運領袖或抗爭參與者面臨動輒數以年計的刑期，或在濫捕及起訴的漫長司法角力中耗盡資源，代價殊少。 其中一名遭褫奪公權的功能組別議員梁繼昌，正是個中顯例。他卸任後接受傳媒專訪，不但否定外國遊說其間得到民意支持的「攬炒」(美國援引《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制裁香港)，更坦言過去因維持表面團結，未有透露真實想法。 由此可見，從議事抗爭之敷衍到尋求境外奧援的違心，他們根本無意肩負選民託付的政治責任，著力推動社會變革，從政對其而言，不過是在生涯履歷添上一筆罷了。 議會之路中絕以後 假如要扣問溫和民主派的未來，還有中共棋局之進路，難免悲觀。多年來反覆探討香港議會反對派的種種缺失，以及議會外開拓政治想像，在此不贅；往後會著力設想並描繪大廈傾覆的崩壞藍圖，故謹此作結。 去年反送中演變成激烈的民主運動，為北京帶來迎頭痛擊。為阻擋反對派凝聚民氣力爭立法會過半議席、將香港民主議程置於全球視野，中共不惜全力收緊對港政策，並透過一系列政治過程確認，務求各環節做到滴水不漏。 於是乎，「選舉」可以粗暴取消，泛民低頭妥協又遭無情踢走，前有北京假借《基本法》憲政霸凌，後有特區政府逞國安罪行司法報復，更準備研究「大灣區境外投票」公然規避本地監察，威權自此再無顧忌可言。 然而是否有以上鋪墊，中共就會放心推行以《831決定》為框架的「假普選」？恕我無法苟同。這是基於泛民「以物易物」的一廂情願，設想中共進行相反操作「有雙普選方可23條本地立法」的條件交換。問題在於，那是在對方未能徹底控制局面之際，無異與虎謀皮。 泛民「寸土必爭」的一時妥協，自此在中共眼裡已喪失統戰價值。如今中共實際構築了無競爭議會，生殺予奪，還需要給你虛假的民主粉飾櫥窗？ 「烏坎事件」的側面參考 近日獲得金馬獎的紀錄片《迷航》，試圖連貫烏坎的過去與現在 ，可惜仍是語焉不詳。 回顧烏坎的悲劇 — 起初奮起抗爭並試辦民主選舉的村委，其後不是在參與過程中遭恐嚇、勸退，不肯屈服的就被加諸莫須有的罪行，身陷囹圄，更有人迫不得已流亡異國尋求政治庇護。這場轟烈且短促的「民主實驗」，在公眾關注熱情減退、逐漸退出鎂光燈以後，早就在徒具虛形的制度下煙消雲散。 新生民主之所以無法萌芽，看似緣於中共官僚作風、村委力弱無法頡頏威權，加上過程中的構陷抹黑、村民的忿懣與不成熟所致。可是究其真相，很可能與汶川地震災後處置雷同：中共如水銀瀉地般的地方黨委，積極發揮「思想教育」之作用，針對村民以至村委本身極盡分化煽動之能事，先令事件本質止於「維權」，而非往上提升到「爭取民主自治」，再往複地威迫利誘，致使因為各方利害矛盾導致一時的團結分化瓦解。 最終，既孤立並逐一擊破「反動勢力」，成功將村民引誘至改革者的對立面，倒過來同情甚至擁抱起政府領導。 村民不敢持續抵抗，反而選擇繼續隱忍貪瀆的中共爪牙；當一切恢復舊觀，未必錯在對手太強，而是自身覺悟太淺，而已。這與香港境況，何其相似？ （※作者為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近期中國企業頻繁爆雷，其中不乏以國家或是地方政府為後盾的央企或是地方國企，其中最引台灣人注目的當屬清華紫光（UNIS, 紫光股份, 000938.SZ）了。這家在13-5（中國第13個五年計畫）時期，挾中國國家資源出海併購半導體上下游的國家級投資公司，卻在短短五年間迅速隕落，吸引了世人對中國國家補助成效的目光。乍看之下，從天而降海量資源，對於產業的發展該是如虎添翼才是，卻何以不成氣候？另外以中芯國際（SMIC, 0981.HK/ 688981.SS）這家被中國扶植了20年，但扣除中國官方補助，本業居然仍無法獲利的公司來看，也令人納悶這種情況究竟是個案還是通案？ 關於這個問題，英文有個片語是「bless or curse」（祝福或詛咒），是個類似於中文的福禍相倚的概念。曾聽過有人以此語來解釋這個中國的特殊產業現象，我以為相當貼切，畢竟對這些中國公司來說，國家補助使其不必倚賴市場生存，管理好政治關係比發展本業還更有前景，使其失去專註於主營業務的誘因，是中國這類型計畫式經濟政策的弊病。 然而這種中國式的產業發展，已在許多產業上發生，其實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成效。從煤鐵等原物料產業開始，太陽能及面板產業都因為中國廠商大舉加入而成一片紅海，也從而建立了中國對此模式的發展信心，也令台灣人聞紅潮色變。我們可以從中觀察出，在較低進入障礙的產業，比如說半導體產業煉中的封裝測試，透過撒幣併購或是進行技術的盜竊，看起來是有其效果的，而記憶體產業，也的確有可能是下一個此類模式案例。 中國半導體自給的正向因素 平實來看，中國的半導體產業仍有些正向的發展要素。從政治體制來看，不可否認中國有其優勢，由於是人治的專制政體，在獨裁者的一聲令下，行政效率是相對民主政體高的。而這點就反應在此次半導體產業發展資金的籌集上，在上一輪的失敗與泡沫後，14-5時期的中國依然在全國籌集310億美金的資源，來投入半導體自主化的議題，對比13-5時期的210億美金，還有了50%左右的增幅，這雖然不符合市場經濟邏輯，卻也令人為其產出感到詫異。 另一個正向發展要素是中國在AI領域的領先。從下個世代的關鍵發展是AI應用來看，中國在這個半導體自主的出海口上，有了領先的儲備，真的值得其戰略對手感到戒慎恐懼。而這個AI領域的先馳得點，還是要歸功於這個專制獨裁政權對人民掌控的需求，也因此對其人民資訊的收集較為深入及全面，因而在大數據這個AI的沃土的面向上，取得了相對的優勢。具體的反映便是在金融科技及數位醫療等領域上，舉例而言，螞蟻金服的資損率等數據，相對於PayPal（PYPL.US）便是較為優勝的；另外在武漢肺炎期間，中國也開始使用了健康碼等方式，管控人民的行蹤，可視為中國數位醫療的濫觴。值得一提的是，產業界有認為數位醫療將是下一個半導體產業的大應用，將在2030-2040成為世界上最蓬勃的產業。 中國半導體自主的負向因素很難克服 但就產業特性來說，以目前中國「卡脖子」卡最緊的晶圓製造領域來看，由於具有贏者全拿的特性，會造成領先者會把差距越拉越大。舉例而言，本次14-5預定的投資額310億美金，規模為目前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TSMC, 2330.TW/ TSM.US）2020年度資本支出（160-170億美元）的約莫兩倍，然而中國的晶圓代工龍頭－中芯國際與台積電的差距來到了五年以上，更遑論這310億美金並非全部集中注資於中芯國際了。而台積電用其全球過半市佔所產生的現金流，持續不斷地投資先進位程，就連中國傾全國之力也無法彌補此鴻溝，成為了中國脖子越卡越緊的最大主因。 除此之外，晶圓代工的製程太過精密且複雜，彼此間又環環相扣，中國自主化的難度會相較於做終端產品高非常多。晶圓製造的流程多達400-500個步驟，改換一個生產工具或是化學品，從而引起的連鎖反應，的確相當難以掌握。而且在這個行業，影響選擇供應商的關鍵因素仍然是價格、效能等實質因素，而非國籍。其實不只是在晶圓代工，整個半導體乃至於終端設備，仍少有民族情緒發揮的空間，否則華為就會效法旅遊業讓陸客不來，而非加價且派專機也一定要取得台積電代工的晶片了，從而以民族情緒進行半導體的自主化，看起來也是行不通的。 另外一點可能是我們前文所提到的「詛咒」的部分：中國加大資源進行半導體的投入，吹大整個產業的泡沫之餘，對整個行業的發展反而有其負面的影響。舉例而言，由於資金取得容易，組建一個小團隊便可以很輕易地獲得200-300萬美元的初始資金，讓公司留人非常困難，更加劇了中國早已存在的半導體人才荒。另外就是面對各級政府的投入，從而公司經營者的主要精力便投注在經營與各級單位的關係，很難分心於其主營業務上。 最後一點就是中國內需市場，也就是所謂的「內循環」，有著消費力不足的問題。中國晶片的進口量雖佔全世界的60%，但只有25%的終端消費是在中國國內市場，這與其身為「世界工廠」的角色有關，而這也就造成中國雖然經濟體量大，但缺乏產業話語權。這概念就如同鴻海（2317.TW）的營收規模是台積電的好幾倍，但獲利數字完全不成比例，便很難說鴻海相對於台積電是更有價值的公司。中國人均收入低，尚未全面「脫貧」所造成的消費力不足，即是中國產業無法升級的關鍵。而人均收入低落也同時成為中國發展AI產業的阻礙，比如智慧製造這麼個AI應用若全面普及，將取代大量的勞工，與中方保就業的目標會有很大的扞格。 台灣需專註於技術領先 面對中國在半導體領域的挑戰，看到這種傾國家資源的大撒幣，我認為台灣人民是應該提高警覺，但只要專註於維持技術的持續領先，就沒必要過度地恐慌。畢竟若能維持住技術領先，展業發展的活水便會源源不絕地以營收的形式注入，相對於國家補助，我認為此方式對產業發展將更為健康且正向，而這部分須關注於台美半導體合作MOU所帶來的後續效益。 除此之外，由於目前半導體產業已是台灣產業發展與國家安全的重中之重，嚴防中資滲透及技術竊取，更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Credit Suisse（瑞士信貸）曾出具報告指出，中國相關半導體公司的本益比高達60-80倍，對比台灣普遍在20倍上下來看，台廠有高度被滲透及併購的誘因，值得有關單位多加留意。從而我也認為台灣半導體廠商本益比的提升，在全世界競逐半導體資源的大環境下，可能也是個大概率事件。 （※作者為前美系外資投信研究背景，涉略台股、陸股及多重資產等領域，現職為金融科技新創副投資長，並管理「若伊時評」粉絲專頁，以投研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對於時事的想法。作者及所屬之公司在撰文當下，已持有本文所提及的台積電（2330.TW）之多方標的及衍生性金融商品，其利益衝突議題請本文讀者知悉。唯本文不代表任何投資建議，讀者請勿單純以本文為依據，請多方涉略後審慎地進行投資決策。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各自刊登了一篇文章，談同一個話題，指責中國異見人士支持川普（特朗普）。《華爾街日報》此文中還侵及《大紀元時報》。特撰文一駁。 一、被美國出版物點名的川普支持者 《紐約時報》11月19日的文章標題是「Why Do Chinese Liberals Embrace American Conservatives?」（該報中文版把此標題譯成「為什麼許多中國自由派支持特朗普？」），作者是Ian Johnson，一位美國的知華派。《華爾街日報》11月22日文章的標題是「Chinese Dissidents Back Trump』s Claims of Election Fraud, Some Influential Activists who Support the President』s Policies on Beijing Want to Hold off on Recognizing Biden as the President-elect」（中國異見人士支持川普關於大選舞弊的訴求，一些有影響的支持總統對北京政策的活躍人士想拖延拜登當選總統之被承認），作者是該報駐香港記者Sha Hua。據網上的資訊介紹，她是一位亞裔，在德國西部的鐵鏽帶（指魯爾工業區）長大，並在英美接受教育。 Ian Johnson的文章主要談到在中國的川普支持者，他提到的人包括黎智英、孫立平、郭於華、田飛龍等。而Sha Hua的文章談的是在美國的川普支持者，她批評的人包括陳光誠、傅希秋、王丹以及在德國的艾未未。 這兩位作者顯然都是「政治正確派」，他們的文章也都是從「政治正確派」的立場出發的。「政治正確派」目前的首要立場是採用任何手段扳倒川普，包括選舉舞弊，也包括否定川普的政策。 在這兩篇文章發表前後，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主席特里‧特瑞納（Trey Trainor）11月20日在電視節目中表示，川普競選團隊通過可信證人的宣誓證詞以及在挑戰各州選舉結果中使用的其它證據，正將「合法指控」提交到法院。考慮到自己迄今觀察到的證詞水準，在此階段，可以預計數百份宣誓書證詞是可信的，另一方確實需要回答這些問題。特瑞納說：「歸根結底，我要說的是，這些合法指控將在法庭上進行審判。」他補充說：「我們需要讓這一法律程序發揮作用，以便我們得出這次選舉的有效結論，（以便）讓每個人都認為這是合法的（選舉）。」 但是，Ian Johnson在文章中斷言，拜登已經打敗了川普；而Sha Hua則在文章中斬釘截鐵地寫道，「大選中沒有出現廣泛的選舉舞弊的證據（No evidence of widespread fraud has emerged in the election）」。在他們看來，似乎只要「政治正確派」的喉舌封殺了大量被披露出的關於選舉舞弊的宣誓證詞和統計學家的專業分析，那麼，總統大選結果就只能由「政治正確派」來裁斷。 二、選舉自由和言論自由 既然這兩位作者都把批評的矛頭指向所謂的「中國異見人士」，就有必要指出他們所犯的錯誤。 首先，美籍華人的選舉自由不可侵犯。Sha Hua的文章犯了一個常識性錯誤，她把已經入籍的華人和沒入籍的華人永久居民或在校學生混為一談，因此對這兩個群體在美國的政治權利毫無概念。雖然Sha Hua為美國媒體工作，但她未必是美國公民。然而，她曾經在美國學習過，應該了解美國公民與旅居美國的外籍居民法律上的身份差別，她來美國念書時就是後一種身份，沒有投票權。 被Sha Hua統稱為中國異見人士的那些未入籍的美國永久居民，他們或者仍然是中國公民，或者因為中共的政治迫害而成為無國籍人士，他們看美國問題的角度可能各不相同。而入籍的華人曾經宣誓效忠美國，美籍華人與其他美國人享有同樣的投票權，而且有受美國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入籍的華人法律上不再屬於中國人，而屬於美國人，他們和其他的美國人一樣，他們支持誰、批評誰，不受「政治正確派」的束縛；更不能因為他們入籍前是中國公民，就指責他們支持川普的立場，這是對美國公民選舉自由權利的蔑視。 其次，身在中國或其它國家的川普支持者，比如黎智英、孫立平、郭於華、田飛龍、艾未未等人，他們並非美國居民。外國人對川普的態度如何，Ian Johnson有什麼資格在《紐約時報》去教訓他們？除非這位作者認為，美國的「政治正確派」有權掌控全世界所有人的言論，凡不符合「政治正確派」立場的外國人都必須教訓一番？ 實際上，這兩篇文章都犯有一個大錯誤，那就是，從「政治正確派」的立場出發，否定人們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支持川普，就被認為是冒犯了「政治正確派」，因此必須加以批判，這正是共產黨鉗制專制社會裡民眾的思想和價值觀的做法。 Sha Hua撰寫此文之前，採訪過在美國的一些有影響的華裔人士。有的被採訪者提出，只接受書面訪談，並且要求Sha Hua發表文章之前，將採用的被採訪者的文字發給被採訪者核查，以免出現斷章取義的情況，結果被Sha Hua託辭拒絕，於是書面採訪落空。這位記者不願意讓被採訪者事先看一下記者稿件草稿中的相關段落，似乎與記者準備利用被採訪者的話來批評被採訪者的意圖有關。 三、派系喉舌與《大紀元時報》 在這次美國的總統大選期間，不少所謂的「主流媒體」採取了一致的立場，那就是封殺任何對民主黨不利的消息。無論是在美國的華人還是在中國的人，都有一些支持拜登的人將報導拜登弊案的《紐約郵報》斥為「花邊小報」、不屑一讀。 在民主國家，一談到媒體，不言而喻地是指自由媒體。而按照西方公認的新聞主義原則，自由媒體必須堅持事實在先、平衡報導的報導倫理，如此方能扮演第四權的監督功能。據此觀察，《紐約郵報》在拜登弊案問題的報導上秉持了傳統的新聞主義原則。而《紐約時報》則不同，2016年總統大選後的第三天，該報發行人阿瑟‧小薩爾茨伯格在致訂戶的信中發誓，該報會「重新獻身於《紐約時報》新聞主義的基本使命」。此語妙哉，倘無「背離」，何言「重回」？過去四年來《紐約時報》真的重新獻身於新聞主義的基本使命嗎？實際上，它拒絕了新聞主義的基本使命，頑固地轉型成為派系喉舌。派系喉舌顯然不再屬於自由媒體，它也確實成功地與其它的喉舌一起，引導著那些只看「主流媒體」的人們相信川普一無是處、拜登當選理所當然。 在中國長大的許多華人都非常清楚中共出版物和電視台的喉舌功能，他們比從小習慣於自由媒體的美國人更能識別喉舌的面目。我曾經在電視節目中說過，當今的《紐約時報》還不如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前十年中國的《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在體制上屬於中共喉舌，卻努力追求民主社會的新聞主義原則，雖然報導本地的負面新聞會受到打壓，該報仍然儘可能地報導不利於中共的異地負面新聞，因此受到中國讀者的熱烈歡迎。現在的《紐約時報》做不到這一點，也不願意跳出派系喉舌的窠臼。 在民主社會，通常一家媒體不會發表對另一家媒體的整體性評論，而Sha Hua在上述文章中很奇怪地專門寫了一段對《大紀元時報》的評論。她寫道，「法輪功的出版物嚴重地偏向川普，傳播了極右翼（QAnon）陰謀論，通過滿足中國移民而形成了讀者群；但是，長期以來造成了充滿錯誤信息的新聞環境。」該文發表後，《大紀元時報》致信該記者，她在上面這段話後面補充了一句，「《大紀元時報》說，它提供了以事實為基礎、不偏向的報導，是中文環境里的一家獨立新聞出版物。」 中共對《大紀元時報》極端敵視，那Sha Hua為什麼也對《大紀元時報》嚴重不滿呢？或許，她的不滿和其它派系喉舌一樣，那就是，《大紀元時報》的中英文版打破了喉舌系統對真相的封鎖，贏得了許多美國讀者的喜愛，令喉舌們既難堪也痛苦。Sha Hua對《大紀元時報》的惡意攻擊，除了暴露出自己的「政治正確派」立場，也折射出她與中共相似的偏好。 四、「政治正確派」的危險性 這次美國總統大選中，「政治正確派」為了扳倒川普而採取的一系列行動，已經嚴重衝擊了美國的國本，即民主、法治和公民的憲法權利。當不少州出現的選舉舞弊剝奪了選民的自由選舉權，當喉舌媒體封鎖真相以剝奪新聞自由，當教育界對不認同「政治正確」觀念的人進行排擠打壓、鉗制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當美國總務署署長遭到民主黨的騷擾、威脅和虐待，當民主黨議員開始討論建立川普支持者黑名單以打擊報復時，我們看到，政治專制的陰影已經在美國大地上出現。從這個角度去認識，這次總統大選已經不是候選人的個人輸贏問題，而是美國的民主法治與「政治正確派」的對決，其結果將決定，美國今後的基本政治制度框架是否會被撼動；而民主黨聲稱準備在拜登上台後推出的開放國界、開放毒品等措施，更是構成了對美國社會穩定的威脅。 我今年8月10日發表的《還原「政治正確」的真實面目》一文談到，「政治正確派」的思想背景十分可疑，與從歐洲進口的新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流派有非常密切的關聯。不管是老版本還是新版本馬克思主義，都主張階層對立和社會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治正確」觀的意識形態基礎不過是馬克思和共產黨鼓吹階級鬥爭的新式翻版而已。若這種流行的「政治正確」觀能與民主制度相容，就不能被稱為「政治正確」；如果它堅持「政治正確」的標籤，就暗含其與民主制度與天賦人權不相容的實質。實際上，「政治正確」觀是一種從民主、自由和法治向思想專制和言論、行為管制倒退的反動，也是否定社會道德、價值倫理的逆流，不但不能聽任其泛濫，還應該多加批判。 美國「政治正確派」的特點是，只有自己的觀點和立場才是唯一「政治正確」的，任何其他人如果質疑他們的立場或觀點，特別是質疑他們的政治領袖，就顯然有「政治不正確」之嫌。這派人雖然在教育界、媒體、文化機構里人數眾多，聚在一起彼此「認證」之後，似乎就忘了一個基本問題，誰授予了他們「正確」的「桂冠」？如果關起門來自娛自樂，自詡「永遠正確」，旁人自然懶於置言；倘若把自封的「政治正確」當作衡量美國國內和世界各國事物和人群的標準，對不同意自己觀點的人橫加指責，豈不是在侵犯那些被他們指責的人之民主社會裡憲法保護之下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嗎？ 目前，美國家庭中父母和子女這兩代人之間因為價值觀分歧而發生道德、倫理、政治觀點方面的分裂，是普遍現象，不僅僅限於華人家庭。其根源就在於，美國的整個教育系統的嚴重左傾化以及「政治正確」口號的政治專制色彩，正在嚴重地扭曲美國青少年的價值觀形成。社會學理論認為，青少年價值觀的自然形成主要在小學到高中階段，其中家長、老師、同學三種影響力並存。但美國歷史上從來沒發生過這三種力量因為政治分歧而互相對立的問題，這是這種家庭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 美國憲法從來沒有賦予任何政黨或任何社會團體有確定什麼觀點屬於「政治正確」的權力。如果美國社會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賦予這樣的權力，那不是民主制度下的「進步主義」，而是思想專制的植入，與共產黨政權思想改造的套路非常相似。一旦「政治正確」的思想專制被社會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學校里被單一意識形態「洗腦」，一個民主國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這個民主制度就可能淪落為一批人的政治專制，即一種共產黨式的社會專制。 《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這兩篇文章的作者之所以對在美華人和中國國內的一部分活躍人物非常不滿，急於撰文批判，自然是因為這些人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的言論令這兩位作者難以容忍；然而，此兩人的不滿，或許還與這些人對「政治正確派」的揭露更深入骨髓有關。就像佛羅里達州的古巴移民強烈支持川普一樣，這些華人川普支持者對共產黨文化的深刻認識，讓他們對美國出現的任何類似版本都抱有高度警惕。而這樣的警惕，或許只有親身經歷過共產黨專制的人才能具備；要發現「政治正確派」的言行與共產黨專制的相似性，大部分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可能並沒有足夠的眼力。《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這兩篇文章的作者以為，在華人中找幾個自己的同道，就能證明挺川之謬，實在是低估了「政治正確」抵制者的政治透視力和時事洞察力。 （全文轉自大紀元）
2020年8月23日，12名香港年輕人在從海上逃奔自由台灣的過程中被中共海警劫持並帶往內地，據說目前被關押在廣東省。他們都是香港積極倡導民主自由的年輕一代，其中年齡最小的僅僅16歲。 從去年中共令港府強推送中條例不成，於是就在今年閃電立出港版國安法，共產黨想要在香港控制一切的企圖已經昭然若揭，毫不掩飾了。中共的做法不僅違反了「港人自治」的《基本法》原則，也違背了《中英聯合聲明》中「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中共的逆天之舉，讓香港變成使港人和世界各國人民看清中共本質的照妖鏡。數百萬港人走上街頭持續抗議遭暴力打壓迫害後，如今紛紛選擇了逃離香港。 在海上被中共劫持的12名香港年輕人至今已被關押屆滿三個月，中共一直違法拒絕律師與他們見面，甚至就連他們被關在哪裡都不知道。想必他們和很多內地的維權人士一樣，也會遭到各種各樣的酷刑折磨：黑監獄、黑頭套……，不讓律師會見即是專制暴行之一。去年還只是恐懼擔心會發生在香港的事情，今年就在港人身上變成了現實。這樣的結果對於香港是個悲劇，對於世人也是極大悲哀。過去的綏靖政策，過於現實與自私的思維方式不止是鼠目寸光的表現這麼簡單，它正在和必將繼續讓人類為這種墮落而付出百倍的代價。 正義與邪惡，民主自由與專制獨裁本身就是神聖與邪魔在不同層面上進行的此消彼長的博弈。稍有懈怠，就會從「批評才入罪」退回到「奉承不夠也是罪「的境地。在中共魔爪下的淪陷區，一直以來，拒絕奴役就是「犯罪」；如今在世界矚目下，過去自由法治的香港，現在人們逃奔自由也是「罪」了。 面對共產暴政，民主自由 – 你的背後還有多大空間可退？！有古語說，「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可是當獨裁政權可以任意通過惡法把行善積德、扶危救困、同情弱者、追求自由等等都變成「犯罪」的時候，「罪」的概念就已經被徹底顛覆了！ 此局很可能要通過正義之師擺脫幾十年形成的思維定式的束縛、敢為天下先的出奇招，才能從根本上被打破、扭轉，其難度不亞於當年剪去長發反帝制。然而不這樣做，我們還有其它選擇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大選之後繼續陷入計票紛擾，川普陣營轉進訴訟之路，新總統於是尚未「正式」誕生，因為美國本身內外兼具的高度複雜性，尤其使得選後到新總統就職這兩個多月，會是相當關鍵的過渡期，川普當然因力圖翻盤傷神，至於已然在為執政做準備的拜登，這段時間應該也足令其焦頭爛額。 回溯四年前大選投票結束，希拉里認敗，川普勝出，所謂「准總統」的工作便已正式開展，當年投票日為11月8日，到11月17日，「准總統」川普就已先後和俄羅斯總統普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過電話，隨後再直通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形式上是謂接受道賀恭喜，實質就是以「准總統」的身分為一動蕩的世界釋出穩定力量，並也有在過渡期的混亂狀態下，藉此鞏固美國國安。 四年前的今天，當美國半數選民還在為川普出線驚駭不已，半數選民另為新總統額手稱慶的同時，這個世界並沒有因之暫停運轉。俄羅斯和中國虎視眈眈依舊，朝鮮照樣架設著核武，伊朗軍武威脅亦復如是，從敘利亞、黎巴嫩到葉門和阿富汗，中東未曾減緩動蕩，以美國為目標的激進伊斯蘭恐怖主義隨時蠢蠢欲動，又即使是美國南端的古巴、委內瑞拉和尼加拉瓜，一樣讓美國不得小憩。新總統卻都要在兩個月後全部直接迎擊。 當年選後三周不到，川普第一波人事即有了雛型，國務卿一職也開始緊鑼密鼓到處徵詢意見，國政拼圖逐一浮出。包括弗林將擔任國安顧問、賽申斯將出掌檢察總長、蓬佩奧被指派為中情局長，都在那段時間獲得定案，內閣高階職務官員也一個個端上台來，11月還沒過完，川普又再宣布時任南卡羅萊納州州長的黒利將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但因國務卿人選未定而受到議論），12月1日就確認了國防部長為馬蒂斯。此外，包括提勒森、蒲博思和班農等等，亦不只有了官方職銜，事實上也都早和川普開始共商國是。 外有世界熱點如俄羅斯和中國的戰略進逼，另有恐怖主義和核武器擴散的威脅，內部則是面對內閣組成的迫切性，總之，「准總統」和他所聘用的內閣成員，在總統大選後到正式上任前，某種程度已屬於「當政」狀態。正如美國國安顧問波頓在傳記里所提，原來聯邦高階職務人事最競爭（鬥爭）的一刻，就在准總統從選舉脫穎而出到正式就職典禮這段時間發生，甚而因為近十多年來愈發滲入的利益團體攪和其中而讓組閣變得更複雜，里根當年一席「人事就是政策」的格言，恐怕早得到大幅進化，外界也必然緊盯著美國新總統的新團隊主要想對外釋出什麼訊息。 民主國家的政權交接，並不是大隊接力，並非在最後一刻把棒子交到起跑者手上即可，美國新團隊的準備工作，更因這個國家特殊的「全球治理」角色而有獨特的算計公式，美國所受到的挑戰自然呈現多元樣貌，它所交涉的（尤其對外）領域，通常還存在高度的動蕩和不確定性，大量的工作伴隨大量的資訊，尤其得將個人之前針對美國國政所有過長期和深刻的思考，快速轉換成實際操作，就又更有賴新舊團隊於過渡期的有效交接。所謂民選新政府的「關鍵一百天」，從來不是從准總統上任後才開始計算，很多都是在正式上任前就必須先行布下大局。 不可否認，直到現在仍多有美國人仍認為川普會取得最後勝利，但那也代表了選舉舞弊的證據力將大到足夠否定掉一場選舉，總之，國家大政是否復行川普治下常軌是一回事，眼前拜登真正傷腦筋的應該已不在誰輸誰贏，而是倘若正式宣布他為下屆美國總統，他該如何確保自己在一個被大為壓縮和加倍紛擾的過渡期里趕上進度。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黃之鋒﹑周庭和林朗彥三位學生領袖，就去年反送中集結案決定認罪，準備為此入獄，這是近來接三連三的政府清算中又一單令人悲憤的案件。 他們作出如此的決定，固然是與律師商量的結果，也是一種慷慨赴義的姿態。事已如此，多糾纏無益，不如認罪換取輕判，把事情了結掉，日後出獄又是一條好漢。 當然，對坐牢期間所受的苦，如何在枯寂呆板的牢獄生活中自處，他們都會做充份的思想準備。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應該是他們當下的心態。 中共近來的瘋狂反撲，已到歇斯底里精神變態的地步。在與美國歐盟等西方國家全面破裂之後，中共採取攬炒的辦法，準備破罐子破摔，徹底與香港人為敵。 中共在外交再無出路之後，先是準備退回到新加坡的所謂開明專制，政治上嚴控，經濟上發展，民生儘可能維持，像新加坡那樣，渡過近年的危機後，走上經濟發達政治保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 新加坡之路是中共模仿對象，但以今日中國的實際國情，不可能做到新加坡。新加坡小國寡民，周遭強敵環伺，但地理位置重要，再加上李光耀融匯中西統治權術，比較容易控制局面。中共多年來行的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一度資本主義大放異彩，國內民族矛盾社會矛盾尖銳複雜，國外又與西方國家翻臉，當下經濟下行，民生難題叢生，要想安安穩穩掌控社會，絕非易事。 面對現實，中共很可能要走向朝鮮的徹底鎖國之路。朝鮮七十多年完全封閉，對外是硬扛，赤腳的不怕穿鞋的，對內是洗腦加殘暴鎮壓。數十年經濟破敗，民生凋蔽，災荒死了無數人，以炮決犬決等非人道的酷刑打擊政敵，以反人類的統治手法，維持了金氐王朝數十年苟延殘喘，至今還未動搖。 只要把國門關死，對外封鎖，西方文化與資訊傳不進來，經濟上又可維持溫飽，以中國人的因循怕事，輔以長期洗腦﹑暴政懲治，中國人慢慢馴化，習慣於歌功頌德，溫順聽話，不敢亂說亂動，就那樣維持下去，希望確保權貴家族百年傳承的富貴和權勢。 基於此，香港對中共來說，經濟價值已經不足道了，最要緊把香港人馴化，這是中共短時間內以國安法打前站，全面秋後算帳，懲處反送中運動的活躍分子的根本理由。近期抓捕大量議員和民間抗爭人士，都是同一個劇本的不同演繹。 黃之鋒在國際上有廣泛影響，周庭在日本朝野有大量擁躉，他們兩人的被捕，勢必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中共又一次撕下自己假面具，將專政獨裁的猙獰面目暴露於全世界人面前。 在美國日本，反感中共的民意都占絕大多數，此次黃之鋒們的入獄，更將激起追慕普世價值的各國人民的憤慨。中共必承受國際社會更沉重的道德壓力，被視為地球上最後的獨裁保壘，人人必欲誅之的惡果，已經不可逆轉了。 中共喪心病狂，變香港為大陸一個城市，應該是做得到的，但他們永遠都不可能變全世界為自己的殖民地。相反的，外部壓力倍增，內部更危如累卵，內外呼應，會使政治巨變來得更快。 有法律專家預測黃之鋒們的刑期約為三年，現主動認罪，應該多少得到輕判，兩三年內他們就可以恢復自由身，再為香港人打拚。他們都還年輕，政治生命還很長，入獄可視為一種政治歷練，早日歸來，再領風騷。 筆者早前拜讀《陳健民獄中書簡》，深覺陳教授處理獄中生活有深刻的人生智慧，建議三位年輕人可以引為參考，幫助他們渡過苦悶枯燥的監禁日子。多讀書，多思考，多省察香港與中國的命運，出來後，以更紮實更鮮活的生命，投身於香港人反抗暴政的運動。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早復返，僅此祝願三位年輕義士，順利走完這一段行義的路程，香港歷史將記下這悲壯又亮麗的一筆。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習近平在近日于吉隆坡舉行的亞太峰會發表視頻講話，解說中共最新的對外政策，再一次強調中共實行「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美中關係短時間內惡化，美國步步進逼勢不饒人，直接把中共打懵，初時中共提出國內單循環的政策，其實是預見國際環境將迅速惡化，外交外貿都將面臨空前困境，因此索性縮回手腳，把國內經濟扶起來，自給自足，走毛時代閉關自守的老路。 及至冷靜下來後，中共發現單靠內循環活不下去，因外匯一枯竭，國計民生將面臨無米之炊，糧食﹑能源﹑科技進口都只能望梅止渴，萬一去到那種地步，殺傷力將不可估量，因此很快又將國策調整為內循環為主﹑內外雙循環的新格局。 內外雙循環是廢話一句，天下沒有不搞內外雙循環的國家。內循環根本是千古不易之理，有需求就有買賣，有買賣就有生產，沒有內循環誰都活不下去。至於外循環，只要有本事做到出口，誰會拒絕？此外，外國有你沒有的東西，你又有需求，當然只好去買，對外做買賣，互通有無，也是千古不易之理。 中共總是把一些人人都懂的常識，說得好像很高深，好像國計民生的大道理只有他們才懂，其實只顯得淺薄。當初準備放棄外循環，證明習近平常識有限，給所謂經濟學家「忽悠」一下，就如熱鍋上之螞蟻，不假思索調整大國策，及至發現中計，只好又匆匆調頭，回到內外雙循環。兜一個大圈，什麼都沒有做，也什麼都沒有改變，居然都成了偉大領袖。 習近平在亞太峰會批判「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凌行徑」，指桑罵槐罵美國，但他又不提中共在美國國內搞的那些骯髒事，給美國人逮個正著，美國稍動一下手腳，就把中共伸進去的黑手給打回去了。中共在美國國內吃了大虧，在歐洲又面臨新一輪的拒共潮，處境十分不妙。美國與五眼聯盟都步調一致了，歐洲各國也勢同進退，日本印度等亞洲大國正與美國聯合軍演，再加上東盟十國為南海問題又站到美國一邊，如此大局，逼得中共頻頻後退，腳步踉蹌。 對中共來說，當務之急便是擺脫這種向隅而泣的窘境，放眼四海，舉目無親，那不是好玩的事，中共於百籌莫展急切之際，撿起延宕多年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修修補補之後，匆忙與各國簽約。可惜這份合約急就章，各國都有不滿意處，還要等各自的國會最終批准才能行事，最快也是在兩年後的事了，可謂遠水救不得近火。 這份協定只是打腫臉充胖子，對外表示我還有朋友，而且我們還把美國排除在外了，其實那又只是自欺欺人。現在習近平又在亞太峰會喊話，對外示好，誓神辟願要繼續對外開放，目的是招攬外資，推動外貿，多做外國生意，多賺外匯。 各國有自己的利害關係，各國對美國﹑歐洲﹑日本也有不同程度的依賴，如果要選邊站，當然各有考慮，不會因為習近平的口頭表態就站到中共身後。各國多年來備嘗中共的臉色和手段，早已領教，有苦說不出，對中共說一套做一套﹑檯面握手台底踢腳的作風了如指掌，因此即管開會如儀，背地裡還是各懷鬼胎。 這種會多數是擺樣子，不會有實質效益，不過習近平趁此露一下臉，證明他在中共體制內，地位還是穩固的，如此而已。 習近平的大麻煩不在國外，而在國內，不過國外的麻煩也會間接導致國內的麻煩，內外雙循環的結果是內外雙麻煩，且看他與自己造成的麻煩如何去周旋好了。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正當美國大選處於爭議之中時，世界另一大國中國，相比之下，似乎顯得春風得意。11月15日，中國與另外14個國家就建立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圈簽署了協議，稱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簡稱RCEP。表面上看，RCEP的簽署，對中國來說首先是一個外交勝利。外界紛紛認為，這個協議的簽署把美國排除在外，進一步增強了中國的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其次，在經濟層面上，這個協議似乎可以成為習近平當局目前大力推動的外循環的一個支點，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但事情真的這麼美好嗎？我們恐怕要打上很多問號。 第一個問號，按照國際慣例，真正的自由貿易區要有一些基本的制度框架做支撐，包括獨立的司法體系，信息的完全開放與自由傳播，以及資本的自由流動和貨幣的自由兌換。這些條件，中國真的具備嗎？遠的不說，最近河北大午集團突然被一鍋端，孫大午全家被捕；前不久，馬雲的螞蟻集團只因為樹大招風，就被政府直接出面阻攔上市。連自己國內的自由貿易都隨時會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任何有風險意識的投資者都應當問問自己：這是一個良好的、令人放心的貿易環境嗎？ 第二個問號：RCEP協議降低關稅似乎有利於中國的出口傾銷。在美國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的情況下，這等於為中國賣不出去的過剩工業品打開了更大的市場，來彌補美國貿易戰的損失。但如果看看RCEP的成員國的名單，除了日本和澳洲還算有一定的消費實力之外，其他那些發展中國家能夠購買多少中國產品呢？期待擴大中國出口的人不要忘記，大部分RCEP成員國願意參與協議，其實是為了分享中國進口零關稅的好處，指望中國的出口因此大幅增長，恐怕不是那麼樂觀。 第三個問號：自由貿易協定能否健康運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兩點：第一，要參與的國家自覺遵守規則。而中國能遵守國際規則嗎？WTO有美國和歐盟國家參與，中國都悍然不顧規則，在自己當老大的貿易圈內，中國會不會更肆無忌憚？第二，要有一個有力的懲罰機制。但RCEP協議中，我們似乎看不到足夠有力的懲罰機制，甚至連爭議解決的機制都沒有。如果沒有這些機制，任何貿易協定或者多邊協定不就是廢紙一張嗎？ 第四個問號：RCEP協議的簽訂真的代表中國已經成為亞太地區的盟主了嗎？要知道經濟協議是一回事，但是國家與國際之間的關係還牽涉到其他很多方面，包括主權爭議，國家安全，甚至意識形態衝突。從這些角度看，不要說日本根本不可能因為這個協議而認同中國的領頭羊地位，協議剛剛簽署，澳洲總理就對中國喊話，希望中國一定要遵守協議的精神而不僅僅是那些條款，不信任的心態不言自明。就是那些東盟各國，真的是從內心認同中國的領導嗎？我一個朋友說，RCEP「看起來更像是一個禮貌性表態」。我覺得，這個分析更符合實際情況。更不用提，印度作為亞太地區的主要大國之一，堅決抵制RCEP。說這樣的一個貿易協議就是中國外交上的一大勝利，吹牛的成分更多一些。 RCEP表面上看確實是一張大餅，因為涉及人口達23億人，影響產值高達25萬億美元。但從各方面情況看，這其實只是一張畫餅，畫得倒是很美好，但是否能夠充饑還需要時間證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看見不少批評美國選舉亂糟糟的人，有些是五毛，有些是好心的朋友，理解不同，或者說還殘留著一些被洗腦的後遺症。 有一種說法，叫做民主集中制。大家聽了要笑，這不是毛澤東的詭辯嘛。確實，中國共產黨上台前高舉民主的大旗，忽悠了全國人民和自以為全知天下事的精英分子們。可是一上台就讓人覺得不那麼民主了，什麼都是一黨說了算。 鎮壓所謂的反革命，殺了幾百萬人，問過黨外人士嗎？支援朝鮮共產黨和美國打仗，問過黨外人士嗎？林林總總都是共產黨一黨獨裁。所謂的民主黨派很快就學會了閉嘴，自我解嘲說自己是花瓶黨。於是毛澤東就有必要為共產黨的欺騙行為詭辯了。這是毛澤東的強項。 怎麼詭辯呢？用的是似是而非的手法。民主是一個決策方法，決策之後當然還要執行。就像一條船，決定了航行的方向和船長的人選之後，全船都要服從指揮，不可能准許你各行其是，否則船翻了大家全完蛋。國家也是一樣的道理，全國必須執行同一個政策，在同一個領袖指揮下行動。毛澤東把這個概念偷換成為集中，是比較典型的詭辯手法。 共產黨有所謂的民主嗎？沒有，建國前後都沒有。把一黨專政詭辯成為民主集中的同時，在黨內外都開始消滅反對派。只要是和共產黨有不同意見的，無論人還是機構一律消滅。甚至黨內有和領袖不同意見的，一律成為被肅清的反革命。就這樣，三、四十年代高舉的民主大旗就被偷換成了一黨專政的集中，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的理論被解釋成了最高的民主；所謂的改革開放之後，也仍然是這一套假民主的理論。 有痛恨共產黨假民主真專制的朋友反其道而行之，說真民主就是不管投票什麼結果，都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而且不用配合意見不同的一方。保留自己的意見肯定是民主的基本原則，消滅不同的意見正是走向獨裁專制的道路。但是不執行集體的決策各行其是，就走到了另一個極端。設想一條船上船員們各行其是不聽指揮，強詞奪理說我有不同意見，這條船會是什麼結果呢？恐怕大家都活不成。 最近看到張千帆先生的一篇文章，批評中國人缺乏契約精神所以不成事兒，說的正是這個情況。上了這條船或者加入了這個國家，就是進入了一個必須契約。團體的生死存亡就是你個人的生死存亡，你已經放棄了你完整的獨立性。換句話說，你必須對大家的生死存亡負責任。你不服從大家的決策，可能會導致船毀人亡，那就只能把你扔到大海里，給你絕對的個人自由。 服從大家的決策，如果決策錯了也可能船毀人亡，各行其是就必然會船毀人亡。怎麼選擇呢？聰明的人類選擇有生存的機會，不要必然船毀人亡。躲在書齋里的理想家們可以選擇必然船毀人亡，反正死的不是他自己。中國的書生自古以來就有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習慣，所以缺乏契約精神，自以為可以不負責任，乃至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也是一種文化傳統。 我看美國人雖然像馬克吐溫描寫的那樣，競選起來無所不用其極，可是結果出來後卻很能互相配合，共進共退。例如，黨內競選把對手罵得狗血噴頭，然後大選時卻會配合默契，來他一個打虎親兄弟，一致對外。其實咱們中國人在家裡吵得昏天黑地，對外不也是打虎親兄弟嗎？這個道理是常識，但不夠高深，也許精英學者們不屑一顧吧。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1989蘇聯崩潰，東西冷戰結束，鄧小平取代毛澤東，放棄共產主義施行國家資本主義，並宣布舊的冷戰結束了、新的冷戰即將開始。他一針見血，預料得現實、準確。 很多人認為，杭停頓（Samuel Huntington） 的「第三波民主化」及「文明衝突」都錯了。我不如是認為。我認為，二戰後的東西冷戰不是共產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之爭，而是專制與獨裁的價值衝突文明之戰。 中國和俄羅斯走富國強兵、國家主義資本主義、獨裁專制之路，與美國走自由市場民主政治之途，必然文明衝突。 之後，30年世事滄桑，中國和俄羅斯武力崛起，明顯威脅美國領導的自由民主世界。美國權勢式微但仍是世界第一超級強國。它領導的自由世界和中國主導的帝國陣營，形成的「新」冷戰，和二戰後的「舊」冷戰，本質一樣，並正在熱化。 美日印澳反中如火如荼 在印太地區，美國和日本、印度、澳洲等反對中國帝國主義的民主戰略聯盟，正如火如荼進行中。 日前（2020/11/17），武漢肺炎（COVID-19）後，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John Morrison）第一次出國訪問是日本，日本菅義偉首相上台後第一次接見的外國元首是莫里森。他們見面簽署的最重要的文件是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相互准入協定）。該協定「 provide a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framework for both forces visiting the other country」（給雙方武力駐訪對方時根據的法律和行政架構）。 讀起來沒怎麼，實質上就是軍事聯盟的基礎架構。菅義偉在會談中強調澳洲是日本「特別的戰略夥伴」。 澳洲和日本都只和美國半個世紀前有此聯邦協定。一旦澳洲派兵駐訪日本或日本派兵駐訪澳洲，該聯盟的實質效應立即展現。 美日澳反中國的軍事聯盟因而形成。印度是否加入，有待觀察。 目前，雙方在印太海區的軍事演習大增，互相威嚇。澳洲和日本都派軍艦參與美軍的演習陣容。美中、澳中的貿易戰更是殺得刀刀見骨。 21世紀的新冷戰比起20世紀的舊冷戰，一點也不遜色。權勢更大，衝突更大，危險必然也更大。 （作者是澳洲昆士蘭大學教授，全文轉自民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