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外長聯合聲明在東海與台灣等問題上牽制中國
2026 年 11 月 12 日
中國長租公寓模式將如骨牌崩塌 中國規模第二的長租公寓平台「蛋殼公寓」11月資金斷鏈，引爆大規模房客被驅趕與陳情事件，廣州甚至傳出房客燒房自殺抗議慘劇，本應同仇敵愾的房東與房客糾紛頻傳，被金融槓桿遊戲所誤導的中國長租公寓模式已經瀕臨崩潰。 今年10月蛋殼公寓財務主管跑路、公司破產倒閉傳言甚囂，蛋殼公寓反駁純屬商業糾紛謠言。然而11月25日深圳市物業管理行業協會公布，深圳市住建局發出《關於做好蛋殼公寓租客穩定工作的緊急通知》，要求物業服務業者不得以停水停電等方式驅趕已與蛋殼公寓簽訂合同且已支付租金的房客，顯示蛋殼公寓糾紛非同小可，長租公寓平台敗象已現。 赴美上市以來糾紛頻傳 雖然近年中國長租公寓暴雷（大規模金融違法或資金斷鏈）與倒閉事件頻傳，已經引起市場警惕，然而蛋殼公寓事件仍具特殊指標意義。 蛋殼公寓是美國上市中企，今年一月才剛風光地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根據蛋殼公寓宣稱，累計服務客戶超過百萬，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一二線為主的13個城市管理超過40萬戶公寓，青年白領為主要客層。 2015年1月創辦於北京的蛋殼公寓，隸屬於北京紫梧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在北京與深圳設有分公司，今年初雖風光地在紐約上市，卻歷經執行長被調查、資金斷鏈、高管出走、退租抗議、大規模斷網、供應商討債等連串風波打擊，11月以來在北上廣深等13座城市引爆的糾紛與大規模維權行動，涉及數十萬房客和房東，無疑是雪上加霜。 根據《中國企業報》指出，長租公寓的商業模式為，由平台業者向房東租屋並按月支付房租給房東，房屋經平台業者裝修配置之後租給房客，從中賺取價差與服務費，常會藉由向房客推銷「租金貸」網貸以便於財力有限的房客貸得長期租金，並從中獲利。 經由長租公寓「二房東＋租金貸」的商業模式，蛋殼公寓以鉅額融資來收購和裝修房源，以網路平台招攬房客，並透過第三方金融機構引入騰訊集團微眾銀行的「租金貸」，引導短期資金不足的房客借貸長期租金（多為一年），房客每月償還房租貸款。 房客雖感覺每月繳交房租，卻實為償還房租貸款，而且不是交給房東，金融機構將會以房客之名把一年租金轉付給蛋殼公寓，至於蛋殼公寓這種平台把這段時間的資金差額拿去收購與裝修房源、拓展市場，或者是轉投資，甚或濫用捲款落跑，就成了灰色地帶，以及貪腐弊端之淵藪。 根據蛋殼公寓年報顯示，在2017、2018和2019年三年期間，蛋殼房客選擇租金貸的比例分別為91.3%、75.8%和65.9%，貸款金額高達數十億人民幣。 這種結合網路與金融槓桿的長租公寓模式，發展數年以來爭議不斷。2018年時任我愛我家副總裁的胡景暉指出，過度倚賴資本市場的長租公寓平台，以高出市場兩成到四成的不合理高價收購房源，導致租屋成本激增，倘若任由持續發展，會出現比P2P爆倉嚴重得多的後果。 胡景暉當時警告：「長租公寓一旦爆倉，資金鏈斷裂，業主收不到房租就會驅趕承租人，會有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承租人被驅趕，露宿街頭，多可怕。」如今似已不幸言中。 金融槓桿浮濫扭曲市場 金融槓桿浮濫是長租公寓糾紛的主要癥結。2018年中國市場開始警惕長租公寓模式，例如平安銀行、招商銀行等大銀行陸續暫停使用租金貸。 然而市場利之所趨、弱肉強食，加上當局監管不力，長租公寓金融槓桿卻更趨浮濫。近年中國經濟惡化加上疫情肆虐衝擊，導致許多平台資金斷鏈，貸款繳了長期租金的房客們被未收到房租的房東們驅趕，成了最弱勢的「韭菜」。 諷刺的是，房客與房東之間沒有直接合約關係，絕大多數房客與房東租屋以來素未謀面，甚至到決裂談判的時刻才相見，而許多暴雷平台案例可見，提前中飽私囊的平台業者與高管不是早已逃之夭夭，就是推託給客服，避不見面。 2018年以來長租公寓暴雷頻傳，糾紛遍及中國。根據中國《財新網》12月4日指出，截至今年9月，中國長租公寓暴雷有26家，部分高端長租公寓平台也面臨風險，例如蛋殼、青客、樂伽有資金斷鏈危機；已經上市的蛋殼、青客的公開財務數據顯示已經入不敷出，深陷技術性破產；規模最大、宣稱百萬間房源、300萬房客、45萬房東的「自如」，被控強行要求房東降價或賠償高額裝修費，卻不給房客降價，涉及法律訴訟近900件。 《財新網》引述中國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房地產金融中心主任蔡真的分析表示，長租公寓主要影響中低收入族群。其中高端長租公寓房客約有236萬人，主要為大學生和白領，中低端長租公寓房客約達1,200萬人，主要為農民工，長租公寓的大量倒閉對社會衝擊相當嚴重。 當千萬人所倚賴的住房模式淪為業者金融槓桿融資手段，並且在明顯的弊端發生後沒有能力解決糾紛以及疑慮，長租公寓核心商業模式顯然難以取信大眾，如同中國P2P全面崩塌的骨牌效應，恐怕已經無法避免。 （※作者為鉅石智庫創辦人，關注時局之平衡資訊與風險擴散效應。曾任網路行銷投資高管。台大政治系畢業、波士頓大學大傳碩士，於哈佛大學研修電商課程，新加坡國立大學高階管理課程結業。[email protected]。全文轉自上報)
「捨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但這比中國傳統的那種兩敗俱傷的戰爭「殺敵一千，自傷八百」更可笑，因為成了「殺敵八百，自傷一千」的自殘，帶給中國的損害更嚴重 。 最近北京在踐履那句「捨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民間俗語，正在「捨出孩子」，這個「孩子」，就是中國百姓的正常生活。如今，多個省區以用電存在裂縫缺口為由，相繼拉閘限電停工限產，國網湖南電力更要全面進入「戰時狀態」 ，從21日凌晨起，限電板塊伸延到廣東省，連上海閔行也開始限電。全國多地一到晚間街市封閉漆黑，連高鐵也被拉閘限電，合杭高鐵20餘趟停運。 北京想套住的「狼」，就是希望通過煤炭禁運等經濟制裁措施，讓澳大利亞無條件臣服，默許中國在其「後院」（萬那杜）建立軍事基地。 中國的計算有時間視窗 澳大利亞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國，中國是澳大利亞的第二大煤炭市場（日本居首）。但是，讓本國工廠停產、高鐵部分停運與民眾正常生活消失，這種只計算他國受損的單向成本計算的經濟制裁，幾乎不是正常國家能夠做出的決策，是什麼讓北京做出這種決策？ 還是與美國大選有關。 在中國的亞太戰略中，澳大利亞因為近年對中國勢力滲透採取了有節制的抵制，被中國視為眼中釘；同時，澳大利亞也被中國視為西方國家當中較軟弱的一環，中國一直想趁美國白宮易主對澳大利亞施壓。但如今美國大選煮成一鍋「夾生飯」，北京想抓住1月20日之前這一機會視窗，讓澳大利亞低頭，並默認中國在萬那杜建立軍事基地。理解了這一點，就會理解中國政府這麼著急的原因。 為什麼「拜登政府」入主白宮，中國就不需要再擔心有來自美國的壓力呢？這一點只要看拜登的內閣成員就知道了。 目前正在等待入閣、並主導「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班子，是布林肯於2017年成立的「西政諮詢」（WestExec Advisors）戰略顧問公司。拜登提名的國務卿布林肯、白宮新聞秘書莎琪（Jen Psaki），連同國安顧問以及熱門國防部長人選等一干人馬，都出自這家公司。這家公司四位創辦人的背景：前副國務卿，前副國防部長，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參謀長，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前國防部長高級顧問和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重點成員前CIA局長、反恐中心前主任、美國前駐以色列大使等，都是前政府官員。他們從希拉蕊敗選確定後，紛紛在2017年走了這道「旋轉門」，由公轉私，等待東山再起。 這家公司並不諱言自己的從政意圖，「西政諮詢」的網站上放了一張西行政大道（West Executive Avenue）的地圖，這是白宮大樓西翼與艾森豪行政辦公大樓之間安全的道路，展示了這家公司可以為客戶做的事情，他們也隨時準備著從這裡走向白宮。 布林肯的公司向客戶展示的強項是說明客戶「打進中國市場」。在西政諮詢網站「市場進入和擴展支持」欄，以製藥公司案例說明，他們可以「制定戰略以擴大在中國的市場准入，同時防止中美之間的貿易緊張局勢」，「WestExec制訂的戰略，確定了中美利益相關者的參與」，「關於亞洲的市場進入，WestExec設計參與計畫，促進了與當地主要高層利益相關者的聯繫」。 顯然，中國這次制裁澳大利亞，只算計到澳大利亞的經濟嚴重受損，自家本身的損害是這樣算計的：老百姓們暫時忍受一下，挺過1月20日。 真正的問題在於中國能否通過這種愚蠢的制裁達到目的。 中國是否可以停止從澳大利亞進口？ 全世界現在都主張綠色能源逐漸取代化石能源，美國民主黨的激進派甚至推出「綠色計畫」，但有德國這個綠色能源先鋒國的困境在前（美國加州事實上也多次因這種綠色能源計畫陷入困境），這個能源替代計畫註定是一個非常緩慢也遇到極大挑戰的問題。根據BP （Britain Petroleum）2019年能源報告的資料：中國不是原煤資源大國，其可采儲量遠低於美國和俄羅斯，但中國是燃煤發電的大國，2018年全球燃煤發電量達10100.5 TWh，中國居首，為4732.4 TWh，佔全球總量的46.8%。燃煤量位居第二的國家是美國1245.8 TWh、德國229.0 TWh、南非225.0 TWh、俄羅斯177.5 TWh、波蘭134.7 TWh、韓國133.5 TWh。燃煤發電在全球發電份額中佔據主導地位，平均為38.0%。高於平均數的國家為南非87.9%、波蘭79.2%、印度75.4%、中國66.5%、哈薩克65.5%、澳大利亞59.9%、印尼58.4%。亞太地區是燃煤發電最高的地區，燃煤發電占該地區發電份額的59.4%。 全球能源結構如此，也就是說，短期內不可能出現需求大量減少的情況，中國發改委最近禁運澳大利亞煤炭的理由是以穩定國內煤價為由，將戰略性減少高價煤炭的購買，限制在每噸97.8美元以下，澳大利亞的煤炭價格高於100美元以上——這項政策意味國內發電廠不再進口價格偏高的澳洲煤礦，將更傾向從蒙古、印尼和俄羅斯入口，變相制裁了澳洲煤礦。《紐約時報》最近認為，中國拒絕購買澳洲煤炭，意味著世界能源將告別石化時代，這是離題萬里的謬評。 中國是澳洲煤礦重要市場，2019年進口了價值140億澳元（約100億美元）的煤礦，是澳大利亞僅次於日本的第二大煤炭客戶。中國禁止澳煤進口，短期內對澳大利亞確實打擊甚大。澳煤價格雖然略高，但與其他地區煤炭資源相比，熱值更高且碳排放更少，這意味中國如果想保持同等能源生產，就需要從其他地方購入更多煤，以及加大排放。正因為考慮到環保效應，日韓印等國對澳大利亞煤炭的需求一直在增長，越南需求近年亦有強勁的增長；與此同時，歐盟由於綠色能源政策陷入困境，對動力煤的需求增加。2019 年至2020年，澳大利亞動力煤和煉焦煤出口總額為546億澳元，中國只佔100億澳元。其中至少20億左右，可以通過擴大其他國家的供應輕易獲得。 最後，對中國這種制裁澳大利亞的方式做個小結： 1、中國對澳大利亞的經濟制裁，是利用美國大選特殊的動蕩期對澳大利亞的政治報復，這種報複比中國傳統的那種兩敗俱傷的戰爭「殺敵一千，自傷八百」更可笑，因為成了「殺敵八百，自傷一千」的自殘，帶給中國的損害更嚴重 。接下來進入中國傳統的春運期間，上述情況持續下去，對中國的傷害更大。 2、中國近年來發現，自身能成功地將各國對中國市場與中國需求的依賴轉化為政治服從，一而再、再而三地玩這套把戲，其實也與各國的妥協態度有關。澳中關係發展到今天這狀態，與歷屆澳大利亞政府的對華政策有關係。但萬事都有第一次，如果澳大利亞能夠咬緊牙關，挺過這一段時間，應該會發現，完全有可能讓澳中關係回到相對正常的軌道上來。這當然需要付出一些代價，但從長遠來看，這是應該付出的代價。時間將會證明，澳大利亞此時付出的代價物有所值。
2020年元月一日，20年代來臨之日，無人想像本年度會發生如此可怕的事情。12個月里，新冠病毒癱瘓了經濟，毀壞了一整個一整個的社區，160萬人死於病毒，至少7,200萬感染，許多孩子失去了父母，許多配偶淪為寡婦或鰥夫，眾多的老年人被病毒捲走，甚至在醫院臨終時子女都無法告別，差不多40億人被以禁足的形式封鎖起來。即將過去的這一年，新冠病毒改變了世界。 新冠大流行，每個個人的遭遇前所未有。所有人，或多或少，直接間接都遭遇了大流行的衝擊。的確，新冠疫情並非人類史上造成死人最多的疫情。鼠疫在14世紀差不多消滅了全球四分之一人口，1918-1919爆發的西班牙流感至少造成5,000萬人死亡，愛滋病在40年間奪走了3,300萬人的性命。 但是，感染新冠病毒卻只需要在一個錯誤的時間或錯誤的地點呼吸就足夠了。一個名叫萬春回的中國人感染病毒後在醫院度過17日，他感慨地說：「我已到了地獄門口，我又起死回生」，「我見了許多患者不治而亡，讓我終生難忘。」然而當中國武漢當局於2019年12月31日宣布確診27例後，那時候，疫情的規模遠遠無法估摸。 武漢第一例 第二天，最初被視為病毒源頭的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被關閉。1月7號，中國衛建委負責人宣布成功分離出新型病毒並命名為2019-nCov。11號，中國通報第一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僅僅幾天，病毒就已傳至中國近鄰，接著從亞洲傳到法國，傳到美國。一月底，西方國家開始接返他們在中國的僑民，國界開始關閉，湖北省封省，5,000多萬人被隔離。 法新社拍攝的武漢街頭一位帶著口罩，手中還捏著一個塑料袋死於人行道的男子的照片傳遍了世界，見證了武漢全城病魔肆虐的恐怖程度，至今，沒有任何一個官員出面證明這位死者究竟死於何種原因。 當「鑽石公主」號郵輪2月初停靠日本，船上超過700名乘客感染病毒，13人已經喪生。恐怖頓時席捲了世界，尋求疫苗之戰打響，一家小小的德國公司德國生物科技 BioNTech暫停癌症研究，制定「閃電」計劃，集中全力攻克疫苗。 2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命名當時普遍稱之為武漢病毒的疫情為Covid-19—新冠病毒，四日之後，法國宣布一位來法探親感染病毒的中國人住院不治喪生，這是全球除亞洲之外第一例死於新冠病毒的病例，接著，歐洲恐懼地發現義大利北方已淪陷為歐洲大陸的疫情中心。 3月，義大利倫巴弟一座小村村長告訴媒體，僅僅25天，全村已有36人死於新冠病毒。村長憤怒地說，「太荒唐了，在2020年發生這樣的疫情大流行，比大戰還要恐怖得多」。 接下來，義大利、西班牙、法國以及英國陸續宣布禁足，世衛組織宣布新冠疫情構成全球大流行，最初僅對中國關閉的美國，開始對歐洲關閉，和平年代有史以來，本應在日本舉行的夏季奧運推遲至第二年。 4月中，39億人，也就是人類的一半生活在不同程度的封城之中，幾十年來，科學家一直警告發生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危險沒人聽到，現在，連最富的西方國家面對看不見的敵人都束手無策。在全球化的世界，供應突然中斷造成大恐慌，許多消費者湧向超市搶購…… 在紐約這個全球億萬富翁最多的城市，許多醫務人員穿上垃圾袋充當護身，中心公園豎起一座鄉村醫院，在布朗克斯的哈特島開挖萬人墳；在巴西馬瑙斯，屍體堆在冷藏車，等著推土機挖掘巨大的墳墓。 中小學大學統統關閉，企業關閉，航班幾乎全部中斷。商店、酒館、俱樂部、餐館關閉，在西班牙，禁足令嚴厲到兒童都不得走出家門的地步。許多人開始遠程工作，必須去現場工作的則冒著生命危險，5月份，僅美國就有2,000萬人失去了工作。 大衰退 經濟全面性衰退，世界銀行預計2021年，一億五千萬人可能陷入貧困，社會不平等更趨嚴重。擁抱，法式貼面禮，甚至握手統統變成回憶。交流通過口罩和隔離屏進行。家庭暴力爆炸性增長，心理病幾何級數翻倍，經濟寬裕的市民躲入鄉間別墅，在城市狹窄屋子居住的居民開始憤怒。 美國，這個全球最主要然而沒有全民保健制度的經濟體，受疫情傷害最嚴重，30多萬人死亡。五月份，美國政府推出支持開發疫苗的「神速行動」。 新冠來襲，富人或最強大的人都難免於病毒襲擊，美國總統川普，巴西總統博索納羅，英國首相約翰遜，查理王子、摩納哥大公全都檢測陽性。 2020年快要終結的時候，新冠疫苗上市，美國輝瑞與德國生物公司開發的疫苗有效率高達90%以上，一周以後，美國莫德納公司開發的疫苗有效率高達95%。12月，英國成為西方第一個批准輝瑞疫苗上市的國家，美國也於14日開始接種。歐盟準備在月底開放綠燈，中國和俄羅斯在忙著推銷各自開發的疫苗。 現在還無法預料這場疫情給人類社會留下的痕迹，一些專家認為人類只有多年後才會獲得集體免疫力，但另外一些則認為2021年中就會重返正常。一些人認為新冠大流行可能有利於推動更大規模的遠程工作，另外一些則擔心由於害怕聚會，可能會對運輸、旅遊以及大規模體育和文化活動產生不可預測的後果。對民間社會自由度的影響更令人擔憂，自由之家認為，為應對病毒，民主與人權已在80國遭到不同程度損害。耶魯大學的教授們則等待著一場深刻的社會改變。 如果遠程工作流行，市中心的房產市場前途在哪裡？大都市漸漸地人煙稀少？這些都是未知數，全球經濟可能面臨更嚴重的前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擔心會發生比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更壞的局面，但對更多的人而言，新冠大流行宣告了一種更持久更具有破壞性的大災難。 天體生物學家劉易斯‧達特內爾（Lewis Dartnell)警告，新冠病毒如同一波襲擊我們的巨浪，背後是氣候變化和全球變暖的巨大海嘯。
中國晶圓代工龍頭中芯國際（SMIC, 0981.HK/ 688981.SS）日前宣布前台積電（TSMC, 2330.TW/ TSM.US）共同營運長蔣尚義回鍋。這位才剛剛從武漢弘芯騙局脫身的這位前中芯非執行獨立董事，這次回歸卻一舉高升副董事長，此舉引發同為叛將的現任中芯共同執行長兼任執行董事，也是前台積電研發處長梁孟松的反彈，在覺得「不受尊重」、「覺得錯愕與不解」的同時，除了在董事會對聘用蔣尚義的議案放棄表決權，也發表書面辭呈，並要求記載在董事會會議記錄里。 錢，沒給到位；心，受委屈了 正在被中國官方整肅的中國首富馬雲曾說過：員工之所以離職的原因只有兩個，第一是錢沒有給到位，第二是心受委屈了。蔣梁間是有些恩怨情仇，諸如蔣未提拔梁接任台積電研發副總，以及第一個發現梁孟松違反競業禁止條款的正是蔣尚義，直接導致梁被台積電起訴等事件。有評論指稱，梁孟松雖然才華洋溢，性格卻恃才傲物，造成雖戰功彪炳卻在台積電內升遷受阻，進而憤恨離開。而歷經三星（Samsung, 005930.KR）後落腳中芯，卻還是逃不過以台積電舊職論資排輩的結果，是對梁孟松這個戲劇性職涯的最大否定。 或許梁孟松在這個事件上的確受有委屈，但中芯有沒有把錢給到位呢？事實上中芯相關負責人也坦承，梁孟松加入時的20萬美元年薪是偏低的，在業界連一個副總都請不起，對比剛公布的蔣尚義67萬美金酬金，錢除了沒到位，更加劇了心受委屈的程度。但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還是當紅炸子雞的梁孟松，被中芯國際授與和董事長周子學相同分額的股權激勵，達65.91萬份的認購權，以授予日（05/20）後，中芯國際股價最高達到41.95港幣，對比如今只剩不到20港幣來看，其激勵效果可能也砍半了。而這個叛將間茶壺內的風暴，除了從八卦的角度來茶餘飯後以外，其實也傳遞了些中國半導體產業不尋常的訊息。 中芯經營策略轉向 在我的粉專「若伊時評」便有網友（Argo Yee）在這則新聞的評論下方留言，認為此事標誌中芯經營方向的轉變，我也深以為然。據梁孟松辭職信所提及的豐功偉績，中芯國際14nm製程在其領導下，良率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3%到95%），且跨越了從28nm到7nm共五個世代的技術開發，只待取得EUV（極紫外光雕刻機）後即可實現量產，雖有空口白話之嫌，卻也反映了中國先進位程開發的困境。 中芯國際被列入黑名單後，取得相關半導體設備及原材料即陷入困境，目前對中芯國際來說已是能否繼續生存的關鍵之秋，而以先進位程追上台積電的想法已被不攻自破後，梁孟松所代表的先進位程研發路線被邊緣化，轉而以蔣尚義所代表的半導體設備其原材料確保路線取而代之。畢竟武漢弘芯雖是一場鬧劇，但蔣尚義成功引入中國唯一一台7nm EUV的實績，卻也是不爭的事實。蔣尚義路線成為中芯國際內部，乃至於整個中國半導體產業的主流，梁孟松因此覺得「不被需要」、「不被尊重」，可能就非單純意氣用事這麼簡單，也無怪乎中國商務部已正式要求荷蘭在EUV及5G等議題上，「秉持公平立場」了。 中國半導體自製牛皮吹破 另外一點我認為則是中國半導體自製的牛皮吹破，致使被大力造神的梁孟松被迫走下神壇，其中國半導體門神角色將由蔣尚義取而代之。在2017年梁孟松的到來後，早已於2016入職的蔣尚義即去職，兩人間互相不咬弦的狀況，中芯內不可能無人得知，然而董事長周子學執意邀請蔣尚義回鍋，並「倉促告知」，其實也不無趕梁孟松走之意。 做門面功夫一直是中共政權的慣性，更是維持政權穩定與統治正當性的重中之重。中美貿易戰開打初期，明明武器不對等的情況下，中國卻還是講出「大打大贏、小打小贏」等令人發噱之語。在貿易戰進入科技領域後，又向中國人民謊稱有能力進行半導體自製，連80歲老太太都出來造晶片的同時，梁孟松更是被吹捧成中國「芯」的救星，其以交出人頭的方式走下神壇，的確也諭示了中國芯第一階段的牛皮，已被吹破。 西進中國已成歹路不可行 從上述分析來看，我認為梁孟松的去職已成定局，中芯「核實離職真實意願」的說法，只是為消彌股價的震蕩來爭取時間。畢竟若梁孟松辭職信所言為真，中芯已保有了至7nm製程的技術儲備，在中芯經營策略轉向成熟製程的同時，梁孟松的確已成那個飛鳥射盡後的良弓，被棄之蔽屣的感受，鴻海（2317.TW）的前董事長郭台銘，想必也能感同身受。 除了台灣人西進中國會被用過即丟，其薪資其實也沒有親中媒體所吹捧的那麼優渥。我曾多次提及中國人均收入低落，總有人拿「高階人才薪水是台灣的好幾倍」等語來辯駁，然而在梁孟松這些事件一看，此語不堪檢驗之處便昭然若揭。半導體為中國國家戰略的重中之重，而中芯國際又在中國國家隊里掛了頭牌，其經營管理人才應可堪稱高階，然而對比同領域台灣公司的同樣職位，台積電董事長及總裁2019年的報酬皆為2.93億新台幣，為蔣梁之流的數倍不止，下次若再聽聞此類話術，台灣人的腦筋可得清楚一些。 （※作者為前美系外資投信研究背景，涉略台股、陸股及多重資產等領域，現職為金融科技新創副投資長，並管理「若伊時評」粉絲專頁，以投研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對於時事的想法。作者及所屬之公司在撰文當下，已持有本文所提及的台積電（2330.TW）之多方標的及衍生性金融商品，其利益衝突議題請本文讀者知悉。唯本文不代表任何投資建議，讀者請勿單純以本文為依據，請多方涉略後審慎地進行投資決策。全文轉自上報）
總部設於紐約的「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CPJ）近日公布最新調查，指出因政府嚴厲打擊COVID-19相關報導和政治維穩，全球被捕入獄記者在2020年創下新高，人數達到274人，其中中國就佔了47位，且有近半數是因為報導維吾爾族的遭遇被關。若加上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在香港先被以詐騙罪逮捕，繼之再以勾結外國勢力罪名起訴，中國無疑再為「新聞自由已死」做出示範。 中國的新聞自由事實上已死了很久，當地受禁閉的「調查採訪」，過去幾度還成了《紐約時報》的報導專題。去年中，紐時一則「一個記者的離場與中國調查新聞的衰亡」就提到，中國不是沒有具本事探求真相的記者，例如前《中國青年報》記者劉萬永就因揭露共產黨官員如何動用權力使無辜者被捕，而得到「藏獒記者」的稱號。但年未50的他，最後也因為習近平全面審查治下，選擇離開奄奄一息的中國新聞業。依照劉萬永的說法，一名中國調查記者所會面臨的壓力，除了因「違反審查規定」遭罰或被噤聲，有時幾個月都不得再寫稿，之外甚至會被迫編寫承認錯誤的報告。 紐時筆下另一個實例，還有長年挖掘警方暴力執法、錯誤定罪等新聞的調查記者張文敏，她遭整肅的方式是被關閉社群媒體帳戶，再也沒有任何平台可以發表作品，於今只能暫靠積蓄過活。在中國主要媒體多為官方喉舌，又或者極度欠缺對掌權者的問責、批判時，「調查記者」便扮演著監督中國政府的主要（甚或唯一）角色，例如之前中國毒奶粉等醜聞，都是由他們所揭發。但有習近平「媒體姓黨」的號令，中國媒體於今幾乎再也沒有深度的批判報導空間，幾經官方騷擾乃至監禁，「調查記者」在中國已然絕跡。 此外，端傳媒之前也有過一深度專題，揭露一些保持新聞良知，以追尋真相的中國記者，如今又如何遭到壓抑和扭曲。過去或者只有真正具黨媒色彩的新聞機構，以及大型媒體如新浪、騰訊等會收到來自官方的「禁令」，當下，官方言論審查的規範實已擴散到連小眾網路媒體、自媒體都再沒有自主報導餘地。不只如此，連騰訊上用以發表個人言論的公共平台，之前也曾因言論審查之故，創下一年遭關閉10萬帳戶的紀錄。 根據端傳媒當年採訪中國媒體人所作報導，其實從幾個細節，我們不難知道身處「新聞自由已死」的國度，其言說壓力是何等巨大。包括中美貿易戰之初，中國媒體先是被「上頭勒令」要加大力度反擊美國，之後，因為進入談判階段，又再被要求報導必須「軟一點」，甚至乾脆訂下統一格式，不能再使用「貿易戰」一詞，而要改說成「貿易摩擦」。很快的，當川普在媒體上說中國在協議中有所退讓時，中國媒體對究竟是在那些範疇退讓卻是隻字未提。 另外，當股市「暴跌」，記者會被要求只能寫「下跌」，規範有時莫衷一是，不能顯露中國的衰敗則是一條清楚的底線。當美國於貿易戰中宣布將重啟對中國中興通訊的禁令，彷若「一劍封喉」，中國媒體旋即受指示必須避免呈現任何對中國不利的內容。至於在「中國製造2025」上，也是忽而被要求大肆誇耀，忽而看苗頭不對又被要求保持低調。 中國禁令下的刪文幅員也愈來愈遼闊。不只當年驅逐「低端人口」的故事會被消失，2018年，當《福布斯》（Forbes）公布「全球最有權力的75大人物榜」，把全球最有權力的人物從普京換成習近平時，這一排名報導也在中國彷若沒有發生，僅因中共權力核心認為「最有權力人物」的評價，恐對習近平的全面掌控帶有負面影響。 端傳媒報導中還提到，中國網路空間管理局每月都會派人對網路社群業者進行「教育訓練」，講授正確的意識形態。此外，媒體若是報導國際新聞，則絕不能影射國內，在倡議「一帶一路」時，要迴避和他國的政治爭議，只談經濟和文化。諸如此類，久而久之，官方對中國新聞從業者所下指導棋數不勝數，大家要不開始裝無知，要不索性轉而只製作膚淺的新聞，連之前處理國際新聞經常要不斷更改VPN以突破防火牆，後來都顯得意興闌珊。 中國調查新聞死亡，其餘新聞逐一走向官方規範化，「謹守官方紅線」成了重要生存法則，又即使嚴肅新聞不提，改走娛樂路線，後來也一樣有不得八卦太多、娛樂性太強的「提醒」，連娛樂新聞也受到嚴格控制，所謂不許媒體「低俗」，到頭來結果卻是令它變成虛偽。而娛樂新聞和政治新聞經常能掛上鉤的，就是對「台獨藝人」和「港獨藝人」的指控以及號召封殺。 「保護記者委員會」在公布全球被捕記者人數的同時，另外提到了美國今年罕見有110名記者因報導反對警察的示威活動被逮捕或遭刑事指控，不過卻無一人入獄。即使如此，美國對川普治下打壓新聞自由的舉措一樣給出很大的批判。我們必然要對民主自由國家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時時發出警覺，但於此同時，倘若對極權國家扼殺新聞自由的舉措已然麻痹或認為理所當然，比如中國言論環境的種種，恐怕也是在侵蝕我們對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的價值捍衛，因為一個那麼巨大，又「新聞自由已死」的國家，它足以干擾影響的從來不會只是自己國家的記者而已。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無須等到美國通訊傳播委員會對CNN裁罰，前幾天，美國「真相工程網」公布CNN老闆如何指揮下屬，對川普惡意攻擊之後，12月6日，位於喬治亞州的CNN總部遭受群眾攻擊，這家所謂自由左派的媒體，恐怕很難再得到民眾信任。 媒體自律很重要 媒體可以被信任，條件之一當然是言論自由環境，背後出錢的老闆或政府，不可以恣意干預專業記者的工作，但是，環境自由並非唯一條件，媒體的自我紀律和專業道德感，才是媒體能否被信任主因，如果只是被老闆或政治機構操縱的媒體，當然無法取信於人。 這一次大選中的喬治亞州，可以說是舞弊案的重災區，公聽會上人民對舞弊揭發層出不窮，但是CNN依然保持沉默，不得不令人起疑，CNN到底在這一次的大選擔任「拜登造王者」的任務有多深，目前雖然還無人知曉，但是，真相早晚要曝光。 賓州也是美國幾個大主流媒體的總部，同樣以媒體造王者方式，聯邦選委會尚未宣布前，就對拜登當選做出保證，同樣對賓州的舞弊不置一詞，也難怪大選之後，這些過去具有公信力的主流媒體，被保守派拋棄，反而使一些小媒體躍上檯面，這恐怕是美國媒體重新洗牌的開始，那些堅持反共的媒體包含《大紀元》或《阿波羅新聞網》、《新唐人》，它們的閱聽比率開始上升，對美國社會來說，也算是好事一椿。 這其中PARLER新聞網，就是新興的媒體，親保守，擁抱中間色彩，這個新聞網最近揭露了CNN以及《紐約時報》，這些自由左派媒體如何操作了2018年4月的中美洲蓬車大移民的故事，這件震驚國際的中美洲蓬車大移民，演員群眾來自厄瓜多、宏都拉斯和瓜地馬拉，以及尼加拉瓜、薩爾瓦多，人數有五千到一萬人，PARLER根據主流媒體記者的現場報導，以及登上版面的照片，找出一大堆被人為操作的痕迹，這些人從中美洲國家並非徒步走到靠近美墨邊境城市，而是被有心人招募，搭乘遊覽車來到邊界，安排他們搭車的人是公關公司，PARLER真相新聞網發現，每一位闖關移民，從老人、年輕人，到小孩、嬰兒，男女皆有，手上戴有不同色彩的手環，作為辨識方法，藍色、黃色、橘色，很可能是分辨搭車的方法，真相記者在現場拍到有人在人群中撒錢，從移民群眾來看，走漫長的路途，一天45公里路，少說要幾十天才能到達邊境，但是，很多移民居然腳上穿著拖鞋，很顯然根本就是附近找來的演員，他們身上甚至很乾凈，還帶著手機名牌，小孩子連尿片也不準備，很難讓人相信這是經過長途旅行的人群，這些人到達邊境，要求闖關進入美國，受到移民警察的阻擋，然後在邊境安營紮寨，成為當地的隱患，這就是主流媒體記者要呈現給人看的畫面，希望引起同情，到底目的是甚麼？ 移民大戲被拆穿 動機被拆穿了，因為民主黨反對川普的美墨圍牆政策，移民通常支持民主黨，認為圍牆阻擋窮人進入美國，甚至不人道，媒體以及後面的策劃者，花大錢演出這一場大戲，只有單純的閱聽者被欺騙了，甚至大罵川普的圍牆政策，這就是主流媒體的目的。 蓬車大移民中，許多受苦的兒童畫面一再曝光，民主黨終於可以找到著力點，抨擊川普的政策，這恐怕才是演出大戲的目的，那麼，誰是這個新聞事件主導，以及背後出資者，PARLER說：索羅斯。 索羅斯自認是一個爭議人物，他主持的「量子對沖基金」，在危機入市中賺大錢，他的「開放社會基金會」在1986年進入中國，主辦很多論壇活動，希望塑造中國為開放社會，但是，在天安門事件前，索羅斯被冠上特務的大帽子，遭到驅逐出境，他在川普上任後，抨擊川普對中共妥協，批評川普的對華政策軟弱，但是，在這次大選，卻選擇支持和中共官商利益不清的拜登，索羅斯的行徑，讓人搞不懂，尤其是這一次中美洲的大移民騙局，索羅斯圖的是甚麼？ 當然，很多時候大企業，以及大咖華爾街老闆，內心想甚麼，很難理解，就像這次大選，華爾街大咖支持民主黨，內行人說，背後有中共影子，恐怕也只能如此分析了，華爾街金主討厭川普，因為與中國貿易戰爭以來，少賺很多錢，其次，如同約瑟夫奈伊在《強權者的道德》一書中所說，「川普這個人不缺錢，比較難以猜測」，選擇可以控制的拜登比較好。
在美國，何謂左翼與右翼，是一個外人無法了解的複雜問題。 左右兩種思想，在不同的民族國家，有不同的表述。例如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國，若延安的毛澤東是左派的代表，那麼公認蔣介石就是右派。 但若蔣介石是右翼，並軍事清剿延安的毛左，在今日的標準屬於「極右」甚至中國的納粹；那麼蔣介石本人篤信孔孟儒家、王陽明的理學，並與宋美齡一齊篤信基督教，則孔孟儒家和基督教又是不是「極右法西斯」價值觀之源頭？ 美國南方的許多民兵組織，主張捍衛華盛頓憲法，被川普(特朗普)稱許為愛國者。支持川普的美國人，基本上比對支持民主黨的愛國。亦即美國有自己的民族主義。 若美國的民族主義是極右翼，那麼在蘇彝士運河危機中，以民族主義捍衛埃及資源和蘇彝士運河權益的民族主義領袖納塞爾，又算不算「極右」？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民生、民權，第一條就是民族主義，則孫中山又算不算中國人極右勢力的總代表？ 種種爭議，一百年來許多研究社會科學和政治歷史的學者浪費時間辯論。其中最大的問題是：若以美國東西岸的白左理論為至尊，就變成「思想殖民」。在華人學者的眼中，左右之分，就是以西方馬克思主義那套標準。此一學術標準一離開西方文明世界，應用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第三世界民族範圍，即刻變樣，產生認知的混亂。 一百年來，大量中國知識人和傳媒在何謂左右的語言迷宮和思想魔障中團團打轉，找不到出路。然後用左右的意識型態教條，眼睛不是盯著蘇聯模仿，就是看著美國學習，一直胡混到今日。 偏偏社會中的工商界，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之後的香港，不理會政客和學棍的糾纏，自行在市場經濟中摸索求存、勤奮致富，造成了另一番局面。由於上層之「思想界」爭議混濁，他們都恐懼政治，也不知道上層的那些人搞甚麼鬼。只見到由胡雪岩到馬雲，只要民間有辦法的中國人一致富，樹大招風，就在上層「論政」鬼打鬼的一場場內鬨和鬥爭中，成為犧牲品。 這就是大陸的民企永遠沒有安全感，累積了財富，必定舉家連同子女遷居美國加拿大的理由。然而他們一面跑，嘴巴里一面跟著流行的形勢唱著左右鬥爭政治譜曲，心裡都不相信。長久以來，形成中國人的人格嚴重分裂。 正本清源，是因為左右問題從第一課起，百年來這個民族沒有搞清楚。 (轉載自《蘋果日報》
紫荊黨橫空出現，標誌著中共對廣大的香港市民、對香港政府及其管治團隊、對香港左派群體徹底失望和不信任，而醞釀著某些重大舉措，包括清洗舊港人、整頓特區政府及立法會、整頓傳統建制派。在這背景下出現的紫荊黨，就特別值得港人關注。在未深入分析中共這些措施之前，我們不妨先看看近期的輿論風向標。 素有「建制派第一健筆」之稱的屈穎妍，12月10日在其《頭條日報》的專欄中竟然以《我不是建制派》 為題，公開批判林鄭，承認之前支持林鄭是錯了。筆者覺得她此文是藉批判林鄭來強調自己不是唯唯諾諾的建制派。 被人稱為《基本法》護法之一的宋小庄，12月11日在《明報》發表文章：《議員資格的決定有何重要法律意義》 ，責備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缺席導致立法會「流會」。他認為，「『流會』與立法會的兼職議員制度有關，有些議員視工作為副業，視生意為正業，就經常缺勤。議員俸祿優渥，工作繁重，不應當還有其他主業」。很明顯，他所針對的主要是立法會中的「功能組別」議員，而他們絕大部分都是親中共的建制派人士。 自稱為「接近習近平班子」的于品海，12月6日在他的《香港01》中發表題為 《連問題都看不清，「好打得」又有何用》 評論。表面上是批判林鄭，但實際上是劍指香港的資產階級。他的文章沒有主動說出香港問題所在，卻引用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寓意香港應該意識到社會階級和經濟結構必須進行徹底改革。很明顯這是複述了中共自從香港「佔中運動」以來的官方論述。 自稱為「白宮發言人」的馮煒光，11月6日在《橙新聞》以 《韓正副總理的考題林鄭應如何回答》為題，批判林鄭和整個香港公務員團隊都是AO（政務官）心態，無法從政治角度把握香港的形勢，造成無法與國家融合的困境。他說：「香港的政務主任尤其是回歸前入職的，在英國殖民地者的熏陶下，只懂執行，只懂把問題翻來覆去地辯論，寫文章（主要是英文）一流，但戰略思維九流。要他們從一個中國人的角度，有歷史縱深、有宏觀視野、有國際博奕的認知、有家國情懷去思考香港，去治理香港，去領導香港，無異緣木求魚」。馮煒光此文，同中共要清洗香港公務員系統的意圖高度契合。 近期這四篇文章很有代表性。筆者不是說他們「被授意」去寫，而是覺得它們不約而同地提供了一些反映北京意圖的想法：清算香港人（特別是原來香港的資產階級）、清理自己隊伍、改造立法會、改造公務員系統。在這個思維背景下成立的紫荊黨，就很有可能被委以重任。 現在筆者回到文章開頭時的觀點：中共對香港的不信任。 第一，對香港廣大市民的不信任。其原因由來已久，筆者將來有機會可以詳細分析，今天暫略。這種不信任，到去年「反修例」運動中出現兩次百萬級的大示威，以及年底區議會選舉中親中共候選人一敗塗地的狀況，使得北京決策層有人滋生極端的「留島不留人」的念頭。在對香港廣大市民不信任的同時，更認為香港資產階級是動亂的根源之一，認為他們的剝削屬性造成香港社會嚴重的貧富懸殊，是動亂的溫床。這從「反修例運動」過程中對李嘉誠等人的批判可以看出。于品海的文章就是暗示這點。 出於對香港人的高度不信任，才會導致「港人治港」這個口號在內部悄悄改成「『新港人』治港」，強調今後香港的管治權要移交到「新港人」手上。而所謂「新港人」就是以紫荊黨為代表的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被派來香港潛伏的中共地下黨。這些過去處於潛伏狀態的地下黨員今後可能要「地上化」了，取代港人出任各種崗位。 第二，對香港政府及相關管治團隊的不信任。中聯辦下面一個智庫曾經向中央提交報告，對特區去年出現的「反修例運動」的發生，認為是特區管治團隊在執行「一國兩制」政策時有偏差。它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動亂暴亂不是偶然的，有一個發展過程，有多種因素。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從內因看，『香港之治』出現嚴重問題，是貫徹『一國』不力，執行『兩制』中的資本主義過頭。按照現行的治理思路、方式和作風，不能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要總結經驗教訓，發揚成績糾正錯誤，完整準確有效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報告列舉了很多實例，用以說明移交主權以來，由於特區政府「貫徹『一國』不力、執行『兩制』過頭」（即傾向資本主義）的方針政策，使香港在政治、法律、經濟、金融、輿論宣傳、文化教育各方面都出現嚴重問題，才導致去年的大規模反特區政府、反中央政府的示威。而在去年的平亂過程中，特區政府又顯得軟弱無能。它既沒有及時動員政府掌控的三萬多武裝力量（按：指香港警察部隊）下達果斷平暴的命令，等到局勢明顯失控時，也沒有向中央政府求助出動解放軍駐港部隊來協助平亂，這就充分顯示出特區政府「不善鬥爭、不敢鬥爭」的軟弱無能狀態。馮煒光的文章，反映了這種觀點。 第三，對香港左派群體的不信任，可以說也是由來已久，所以紫荊黨的出現無疑是對傳統左派打了一個耳光。根據筆者觀察，中共對香港左派的不信任，既有歷史原因，即中央長期來都是對「白區」黨組織存戒心的；也有現實原因，即認為本土左派群體屬於「爛泥扶不上壁」、難委以重任。 歷史原因方面，是中共建立全國政權之初，第一批被排斥的人竟然是在白區工作的共產黨幹部。1949年5月，接管南京的中共第二野戰軍請示中央如何對待地下黨？中央回復：「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注1] ，足見中共對白區黨員的不放心，黨內這個傳統也影響了中央對香港的地下黨的觀感，特別是在香港也出了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副社長鄭華叛變逃美、以及前中聯辦辦公廳主任劉林、台灣事務處長魏平元、中聯辦秘書長蔡小洪被揭發為英國情報部門收買等事件，所以中共中央對香港工委是不放心的。 現實原因是左派群體始終無法建立一個良好的形象。2006年民建聯訪問北京時，負責港澳工作的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希望他們能夠「內強素質，外樹形象」。但15年後的民建聯無論從形象或能力看，仍然是一批碌碌無才的人，僅懂得盲目附和中央、盲目支持特區政府的人，無法肩負起特區的管理工作。屈穎妍的文章強調自己不是建制派，就是一種割席的態度。 了解這些背景後，再詳細分析紫荊黨幾位發起人的公開言論 ，筆者深信這個黨的成立反映了中共高層對香港人、對香港政府、對香港左派的深深不滿。（下篇完） 注1：見裴毅然：《前後16字方針：白區地下黨的宿命》，載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4年8月號。所謂前16字方針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作為白區工作的原則。 （作者曾任《文匯報》駐北京記者站主任、副總編輯。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峽時報》中國首席特派員，2009年退休。全文轉自眾新聞）
最近，香港一些「海歸」人士成立了一個「紫荊黨」，引起香港政壇的極大關注，大家的關注點有二，第一，這個組織是「嫡系」（由中央或至少是中聯辦組建的）或是「庶出」（即並非由中央或中聯辦組建，但得到他們的祝福）？第二，它與當前已經存在的親共建制派的關係如何？是否意味著傳統左派勢力的式微？筆者試圖就自己所了解的，去回答這兩個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筆者相信他們是嫡系的，因為早在三年前，即「佔中運動」之後，中央及香港中聯辦就已經在討論所謂「新港人治港」的問題。據了解這個討論的朋友說，北京認為香港的資產階級上層是靠不住的，中央給了他們長達20年的時間，也更換了好幾任特首，香港還是管不好，所以，依靠原有的資產階級來管理好香港是不行的。中央強調：「『一國兩制』並不等於香港不允許有共產黨的合法存在。因此可以考慮成立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組織，派駐到香港來，真正地沉下去，到香港人民中去，做廣大人民群眾的工作，在香港的人民群眾中發展黨員、積蓄力量，建立健全黨的各級組織，以人民為後盾，依靠香港人民群眾自己的力量，建設香港、發展香港」。據筆者了解，這是當年中共內部討論香港問題後形成的十大對策其中的第一條。 到了去年「反送中條例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時，中央對香港工作有指示：「不要忘記一國兩制首先是一國的事，國家的任務。香港的問題，是國家的問題，是自己的任務，不能讓港人去主要承擔。」最後這句話就清楚表明，中共將派人管治香港而不再依賴原本的港人。中央並為此擬定一些策略，強調「首個階段做的主要是群眾工作。總綱領不要再依賴殖民地的『港人』辦一國兩制了。要組織『新時代』的『新港人』，創建一個可以向鄧小平同志及先輩先烈們致敬，並好好對他們交代的，能展示給世界的一國兩制。」根據這個指示，過去的「港人治港」今後會變成「『新港人』治港」。 據知情人士說，這個指示提出：治港團隊「總人數要過千，將來基層人要上萬。其實是在為共產黨在香港組建一支地下黨培養自己的管治團隊。組織部、宣傳部、對外國安部、政策研究部、行動總參部、支援部（筆者按：不明何謂「支援部」）、培訓部都要齊全，都要組建起來，都要精簡銳利」。 這個指示還把香港目前的狀況與中共過去的經驗聯繫起來。它說：「共產黨在1939至42年間在華北的處境和鬥爭，與香港現階段的情況有相似之處，可作策略思維中用來借鑒。當時黨把主要矛盾歸納成『反磨擦』鬥爭策略，統一各階層為群眾做些實惠之事，孤立製造磨擦的分子（即國民黨軍）及外來勢力（即日軍），用各種方法把他們的影響力清除、減低、消滅。著力維護搞好生產，辦好根據地，做好宣傳及思想工作。今天，我們要用佔領根據地、辦好根據地、一步一個腳印，以長征的精神向前邁進」。它又說：「1947至1949年黨在西柏坡的經歷也與當前香港『一國兩制』的任務相似，那就是先作戰略轉移，穩固後，兼顧幾個戰場，靈活地統籌協調運轉戰術戰力核心，並為建國（即接管）作思想心理組織的準備」。 按照筆者的理解，中共提出借鑒「反摩擦鬥爭」的歷史經驗，就是要如何逐一瓦解他們心目中的香港「反華勢力」，至於西柏坡經驗（接管全國政權的部署），就是如何實現對香港的全面接管。 根據這兩次的歷史經驗，中央的指示提出：「要有核心組織，訓練幹部，紀律嚴密，身份隱蔽，深入群眾，並能在敵後與敵人鬥爭的隊伍。隊伍要有各類人，包括軍隊、公安、特科、專家、幹部。要老中青結合。主戰場在地下，應該直接由國家安全委員會特設小組領導，與兩地官僚系統要分開，無瓜葛，少作不必要的接觸」。這就說明，中共為了全面接管香港，將會繼續分開地上與地下兩條線，有些人可以浮上水面，有些人則繼續潛水。用中共的術語，浮上水面，指合法鬥爭、議會鬥爭、公開戰線，而繼續潛水，則指非法鬥爭、議會外的鬥爭、隱蔽戰線的鬥爭，或者叫做：「以革命的兩手應對反革命的兩手」，這些策略都是中共優而為之的故技。 在這個政策背景下出現的「紫荊黨」，其性質可思過半矣！筆者認為，它就是一個在中共香港工委領導下、帶有政黨性質的公開的親中共的「群眾組織」，其目的就是為中共的全面接管香港的政權機構（行政、立法、司法、區議會）和非政權機構（大量的法定團體、馬會、大學的校委會等等）作好準備。在中共的歷史上，每當要「解放」大城市時，必然會事先在該市建立大量親中共的「群眾組織」，以便配合中共解放軍的進軍步伐。這是中共「城市工作委員會」（簡稱「城工委」）的任務。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在香港除了設有公開的「港澳工委」外，也有一個不公開的「香港城市工作委員會」（簡稱「香港城工委」），也是為配合解放香港而建立的「內應」力量。所以，紫荊黨的成立，很可能就屬於這些內應力量。該黨除了公開表示其建黨是「學習中國共產黨」之外，就連第一次成立的形式也仿效中共：他們在維多利亞港的遊艇上開會，就如同中共當年「第一次代表大會」曾經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上舉行一樣。 從以上的分析看，紫荊黨顯然是「嫡系」而不是「庶出」。如果它不是「嫡系」，它不敢在創黨伊始便誇下海口要發展25萬黨員。須知道，傳統左派龍頭組織民建聯花了將近30年時間才發展了5萬多黨員，而歷史比中共「建國」（1949年）還長久的工聯會，經過70年的經營，到現在會員才不過40萬左右。那麼紫荊黨憑什麼從組黨第一天就敢瞄準25萬黨員的目標呢？ 筆者曾經撰文估計香港地下共產黨員數目至少達40萬人（見絀作 〈從十八大看香港地下黨規模〉 ，載《明報》2012年11月28日），很多左派朋友認為這是高估了，但筆者始終維持這個判斷（詳細估算見上引拙作，這裡不贅）。如果中共認為現在需要部分地下黨員浮上水面，部分仍然繼續潛水（即貫徹上文所引用的「公開的與隱蔽的雙結合」的策略），則一夜之間把25萬人劃入紫荊黨並不是不可能，因為在中共歷史上，共產黨員奉命加入到其他黨派，以該黨派的身份活動，從而隱瞞共產黨人的真正身份，這些例子比比皆是。 讀者可能會問，在中共通過港版《國安法》後，香港已經被中共全面掌控，為什麼還需要成立一個「紫荊黨」？筆者認為，這是因為中共還需要「一國兩制」這個招牌，如果北京「事必躬親」，越俎代庖，難免使人覺得「一國兩制」徹底消亡。由於需要保持「一國兩制」的外觀，則中共在香港的正規組織（中共香港工委）就必須繼續潛水，所以它要建立一個由它指揮的團體，來執行它要推行的任務。當中共一日要保持「一國兩制」的外衣時，其在香港就只能繼續以地下黨的形式存在，一日仍然是地下黨時，它就必須要扶植一個公開的、地上的組織來為它服務，這就是它需要此時此刻成立一個紫荊黨的原因。（上篇完） （作者曾任《文匯報》駐北京記者站主任、副總編輯。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峽時報》中國首席特派員，2009年退休。全文轉自眾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