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外长联合声明在东海与台湾等问题上牵制中国
2026 年 11 月 12 日
中国长租公寓模式将如骨牌崩塌 中国规模第二的长租公寓平台“蛋壳公寓”11月资金断链，引爆大规模房客被驱赶与陈情事件，广州甚至传出房客烧房自杀抗议惨剧，本应同仇敌忾的房东与房客纠纷频传，被金融杠杆游戏所误导的中国长租公寓模式已经濒临崩溃。 今年10月蛋壳公寓财务主管跑路、公司破产倒闭传言甚嚣，蛋壳公寓反驳纯属商业纠纷谣言。然而11月25日深圳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公布，深圳市住建局发出《关于做好蛋壳公寓租客稳定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物业服务业者不得以停水停电等方式驱赶已与蛋壳公寓签订合同且已支付租金的房客，显示蛋壳公寓纠纷非同小可，长租公寓平台败象已现。 赴美上市以来纠纷频传 虽然近年中国长租公寓暴雷（大规模金融违法或资金断链）与倒闭事件频传，已经引起市场警惕，然而蛋壳公寓事件仍具特殊指标意义。 蛋壳公寓是美国上市中企，今年一月才刚风光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蛋壳公寓宣称，累计服务客户超过百万，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二线为主的13个城市管理超过40万户公寓，青年白领为主要客层。 2015年1月创办于北京的蛋壳公寓，隶属于北京紫梧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北京与深圳设有分公司，今年初虽风光地在纽约上市，却历经执行长被调查、资金断链、高管出走、退租抗议、大规模断网、供应商讨债等连串风波打击，11月以来在北上广深等13座城市引爆的纠纷与大规模维权行动，涉及数十万房客和房东，无疑是雪上加霜。 根据《中国企业报》指出，长租公寓的商业模式为，由平台业者向房东租屋并按月支付房租给房东，房屋经平台业者装修配置之后租给房客，从中赚取价差与服务费，常会借由向房客推销“租金贷”网贷以便于财力有限的房客贷得长期租金，并从中获利。 经由长租公寓“二房东＋租金贷”的商业模式，蛋壳公寓以钜额融资来收购和装修房源，以网路平台招揽房客，并透过第三方金融机构引入腾讯集团微众银行的“租金贷”，引导短期资金不足的房客借贷长期租金（多为一年），房客每月偿还房租贷款。 房客虽感觉每月缴交房租，却实为偿还房租贷款，而且不是交给房东，金融机构将会以房客之名把一年租金转付给蛋壳公寓，至于蛋壳公寓这种平台把这段时间的资金差额拿去收购与装修房源、拓展市场，或者是转投资，甚或滥用卷款落跑，就成了灰色地带，以及贪腐弊端之渊薮。 根据蛋壳公寓年报显示，在2017、2018和2019年三年期间，蛋壳房客选择租金贷的比例分别为91.3%、75.8%和65.9%，贷款金额高达数十亿人民币。 这种结合网路与金融杠杆的长租公寓模式，发展数年以来争议不断。2018年时任我爱我家副总裁的胡景晖指出，过度倚赖资本市场的长租公寓平台，以高出市场两成到四成的不合理高价收购房源，导致租屋成本激增，倘若任由持续发展，会出现比P2P爆仓严重得多的后果。 胡景晖当时警告：“长租公寓一旦爆仓，资金链断裂，业主收不到房租就会驱赶承租人，会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承租人被驱赶，露宿街头，多可怕。”如今似已不幸言中。 金融杠杆浮滥扭曲市场 金融杠杆浮滥是长租公寓纠纷的主要症结。2018年中国市场开始警惕长租公寓模式，例如平安银行、招商银行等大银行陆续暂停使用租金贷。 然而市场利之所趋、弱肉强食，加上当局监管不力，长租公寓金融杠杆却更趋浮滥。近年中国经济恶化加上疫情肆虐冲击，导致许多平台资金断链，贷款缴了长期租金的房客们被未收到房租的房东们驱赶，成了最弱势的“韭菜”。 讽刺的是，房客与房东之间没有直接合约关系，绝大多数房客与房东租屋以来素未谋面，甚至到决裂谈判的时刻才相见，而许多暴雷平台案例可见，提前中饱私囊的平台业者与高管不是早已逃之夭夭，就是推托给客服，避不见面。 2018年以来长租公寓暴雷频传，纠纷遍及中国。根据中国《财新网》12月4日指出，截至今年9月，中国长租公寓暴雷有26家，部分高端长租公寓平台也面临风险，例如蛋壳、青客、乐伽有资金断链危机；已经上市的蛋壳、青客的公开财务数据显示已经入不敷出，深陷技术性破产；规模最大、宣称百万间房源、300万房客、45万房东的“自如”，被控强行要求房东降价或赔偿高额装修费，却不给房客降价，涉及法律诉讼近900件。 《财新网》引述中国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房地产金融中心主任蔡真的分析表示，长租公寓主要影响中低收入族群。其中高端长租公寓房客约有236万人，主要为大学生和白领，中低端长租公寓房客约达1,200万人，主要为农民工，长租公寓的大量倒闭对社会冲击相当严重。 当千万人所倚赖的住房模式沦为业者金融杠杆融资手段，并且在明显的弊端发生后没有能力解决纠纷以及疑虑，长租公寓核心商业模式显然难以取信大众，如同中国P2P全面崩塌的骨牌效应，恐怕已经无法避免。 （※作者为钜石智库创办人，关注时局之平衡资讯与风险扩散效应。曾任网路行销投资高管。台大政治系毕业、波士顿大学大传硕士，于哈佛大学研修电商课程，新加坡国立大学高阶管理课程结业。[email protected]。全文转自上报)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但这比中国传统的那种两败俱伤的战争“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更可笑，因为成了“杀敌八百，自伤一千”的自残，带给中国的损害更严重 。 最近北京在践履那句“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民间俗语，正在“舍出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中国百姓的正常生活。如今，多个省区以用电存在裂缝缺口为由，相继拉闸限电停工限产，国网湖南电力更要全面进入“战时状态” ，从21日凌晨起，限电板块伸延到广东省，连上海闵行也开始限电。全国多地一到晚间街市封闭漆黑，连高铁也被拉闸限电，合杭高铁20馀趟停运。 北京想套住的“狼”，就是希望通过煤炭禁运等经济制裁措施，让澳大利亚无条件臣服，默许中国在其“后院”（瓦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 中国的计算有时间视窗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国，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煤炭市场（日本居首）。但是，让本国工厂停产、高铁部分停运与民众正常生活消失，这种只计算他国受损的单向成本计算的经济制裁，几乎不是正常国家能够做出的决策，是什么让北京做出这种决策？ 还是与美国大选有关。 在中国的亚太战略中，澳大利亚因为近年对中国势力渗透采取了有节制的抵制，被中国视为眼中钉；同时，澳大利亚也被中国视为西方国家当中较软弱的一环，中国一直想趁美国白宫易主对澳大利亚施压。但如今美国大选煮成一锅“夹生饭”，北京想抓住1月20日之前这一机会视窗，让澳大利亚低头，并默认中国在瓦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理解了这一点，就会理解中国政府这么著急的原因。 为什么“拜登政府”入主白宫，中国就不需要再担心有来自美国的压力呢？这一点只要看拜登的内阁成员就知道了。 目前正在等待入阁、并主导“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班子，是布林肯于2017年成立的“西政谘询”（WestExec Advisors）战略顾问公司。拜登提名的国务卿布林肯、白宫新闻秘书莎琪（Jen Psaki），连同国安顾问以及热门国防部长人选等一干人马，都出自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四位创办人的背景：前副国务卿，前副国防部长，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参谋长，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前国防部长高级顾问和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重点成员前CIA局长、反恐中心前主任、美国前驻以色列大使等，都是前政府官员。他们从希拉蕊败选确定后，纷纷在2017年走了这道“旋转门”，由公转私，等待东山再起。 这家公司并不讳言自己的从政意图，“西政谘询”的网站上放了一张西行政大道（West Executive Avenue）的地图，这是白宫大楼西翼与艾森豪行政办公大楼之间安全的道路，展示了这家公司可以为客户做的事情，他们也随时准备著从这里走向白宫。 布林肯的公司向客户展示的强项是说明客户“打进中国市场”。在西政谘询网站“市场进入和扩展支持”栏，以制药公司案例说明，他们可以“制定战略以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准入，同时防止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WestExec制订的战略，确定了中美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关于亚洲的市场进入，WestExec设计参与计画，促进了与当地主要高层利益相关者的联系”。 显然，中国这次制裁澳大利亚，只算计到澳大利亚的经济严重受损，自家本身的损害是这样算计的：老百姓们暂时忍受一下，挺过1月20日。 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能否通过这种愚蠢的制裁达到目的。 中国是否可以停止从澳大利亚进口？ 全世界现在都主张绿色能源逐渐取代化石能源，美国民主党的激进派甚至推出“绿色计画”，但有德国这个绿色能源先锋国的困境在前（美国加州事实上也多次因这种绿色能源计画陷入困境），这个能源替代计画注定是一个非常缓慢也遇到极大挑战的问题。根据BP （Britain Petroleum）2019年能源报告的资料：中国不是原煤资源大国，其可采储量远低于美国和俄罗斯，但中国是燃煤发电的大国，2018年全球燃煤发电量达10100.5 TWh，中国居首，为4732.4 TWh，占全球总量的46.8%。燃煤量位居第二的国家是美国1245.8 TWh、德国229.0 TWh、南非225.0 TWh、俄罗斯177.5 TWh、波兰134.7 TWh、韩国133.5 TWh。燃煤发电在全球发电份额中占据主导地位，平均为38.0%。高于平均数的国家为南非87.9%、波兰79.2%、印度75.4%、中国66.5%、哈萨克65.5%、澳大利亚59.9%、印尼58.4%。亚太地区是燃煤发电最高的地区，燃煤发电占该地区发电份额的59.4%。 全球能源结构如此，也就是说，短期内不可能出现需求大量减少的情况，中国发改委最近禁运澳大利亚煤炭的理由是以稳定国内煤价为由，将战略性减少高价煤炭的购买，限制在每吨97.8美元以下，澳大利亚的煤炭价格高于100美元以上——这项政策意味国内发电厂不再进口价格偏高的澳洲煤矿，将更倾向从蒙古、印尼和俄罗斯入口，变相制裁了澳洲煤矿。《纽约时报》最近认为，中国拒绝购买澳洲煤炭，意味著世界能源将告别石化时代，这是离题万里的谬评。 中国是澳洲煤矿重要市场，2019年进口了价值140亿澳元（约100亿美元）的煤矿，是澳大利亚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煤炭客户。中国禁止澳煤进口，短期内对澳大利亚确实打击甚大。澳煤价格虽然略高，但与其他地区煤炭资源相比，热值更高且碳排放更少，这意味中国如果想保持同等能源生产，就需要从其他地方购入更多煤，以及加大排放。正因为考虑到环保效应，日韩印等国对澳大利亚煤炭的需求一直在增长，越南需求近年亦有强劲的增长；与此同时，欧盟由于绿色能源政策陷入困境，对动力煤的需求增加。2019 年至2020年，澳大利亚动力煤和炼焦煤出口总额为546亿澳元，中国只占100亿澳元。其中至少20亿左右，可以通过扩大其他国家的供应轻易获得。 最后，对中国这种制裁澳大利亚的方式做个小结： 1、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是利用美国大选特殊的动荡期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报复，这种报复比中国传统的那种两败俱伤的战争“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更可笑，因为成了“杀敌八百，自伤一千”的自残，带给中国的损害更严重 。接下来进入中国传统的春运期间，上述情况持续下去，对中国的伤害更大。 2、中国近年来发现，自身能成功地将各国对中国市场与中国需求的依赖转化为政治服从，一而再、再而三地玩这套把戏，其实也与各国的妥协态度有关。澳中关系发展到今天这状态，与历届澳大利亚政府的对华政策有关系。但万事都有第一次，如果澳大利亚能够咬紧牙关，挺过这一段时间，应该会发现，完全有可能让澳中关系回到相对正常的轨道上来。这当然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但从长远来看，这是应该付出的代价。时间将会证明，澳大利亚此时付出的代价物有所值。
2020年元月一日，20年代来临之日，无人想像本年度会发生如此可怕的事情。12个月里，新冠病毒瘫痪了经济，毁坏了一整个一整个的社区，160万人死于病毒，至少7,200万感染，许多孩子失去了父母，许多配偶沦为寡妇或鳏夫，众多的老年人被病毒卷走，甚至在医院临终时子女都无法告别，差不多40亿人被以禁足的形式封锁起来。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新冠病毒改变了世界。 新冠大流行，每个个人的遭遇前所未有。所有人，或多或少，直接间接都遭遇了大流行的冲击。的确，新冠疫情并非人类史上造成死人最多的疫情。鼠疫在14世纪差不多消灭了全球四分之一人口，1918-1919爆发的西班牙流感至少造成5,000万人死亡，爱滋病在40年间夺走了3,300万人的性命。 但是，感染新冠病毒却只需要在一个错误的时间或错误的地点呼吸就足够了。一个名叫万春回的中国人感染病毒后在医院度过17日，他感慨地说：“我已到了地狱门口，我又起死回生”，“我见了许多患者不治而亡，让我终生难忘。”然而当中国武汉当局于2019年12月31日宣布确诊27例后，那时候，疫情的规模远远无法估摸。 武汉第一例 第二天，最初被视为病毒源头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被关闭。1月7号，中国卫建委负责人宣布成功分离出新型病毒并命名为2019-nCov。11号，中国通报第一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仅仅几天，病毒就已传至中国近邻，接著从亚洲传到法国，传到美国。一月底，西方国家开始接返他们在中国的侨民，国界开始关闭，湖北省封省，5,000多万人被隔离。 法新社拍摄的武汉街头一位带著口罩，手中还捏著一个塑料袋死于人行道的男子的照片传遍了世界，见证了武汉全城病魔肆虐的恐怖程度，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官员出面证明这位死者究竟死于何种原因。 当“钻石公主”号邮轮2月初停靠日本，船上超过700名乘客感染病毒，13人已经丧生。恐怖顿时席卷了世界，寻求疫苗之战打响，一家小小的德国公司德国生物科技 BioNTech暂停癌症研究，制定“闪电”计划，集中全力攻克疫苗。 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命名当时普遍称之为武汉病毒的疫情为Covid-19—新冠病毒，四日之后，法国宣布一位来法探亲感染病毒的中国人住院不治丧生，这是全球除亚洲之外第一例死于新冠病毒的病例，接著，欧洲恐惧地发现意大利北方已沦陷为欧洲大陆的疫情中心。 3月，意大利伦巴弟一座小村村长告诉媒体，仅仅25天，全村已有36人死于新冠病毒。村长愤怒地说，“太荒唐了，在2020年发生这样的疫情大流行，比大战还要恐怖得多”。 接下来，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以及英国陆续宣布禁足，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最初仅对中国关闭的美国，开始对欧洲关闭，和平年代有史以来，本应在日本举行的夏季奥运推迟至第二年。 4月中，39亿人，也就是人类的一半生活在不同程度的封城之中，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警告发生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危险没人听到，现在，连最富的西方国家面对看不见的敌人都束手无策。在全球化的世界，供应突然中断造成大恐慌，许多消费者涌向超市抢购…… 在纽约这个全球亿万富翁最多的城市，许多医务人员穿上垃圾袋充当护身，中心公园竖起一座乡村医院，在布朗克斯的哈特岛开挖万人坟；在巴西马瑙斯，尸体堆在冷藏车，等著推土机挖掘巨大的坟墓。 中小学大学统统关闭，企业关闭，航班几乎全部中断。商店、酒馆、俱乐部、餐馆关闭，在西班牙，禁足令严厉到儿童都不得走出家门的地步。许多人开始远程工作，必须去现场工作的则冒著生命危险，5月份，仅美国就有2,000万人失去了工作。 大衰退 经济全面性衰退，世界银行预计2021年，一亿五千万人可能陷入贫困，社会不平等更趋严重。拥抱，法式贴面礼，甚至握手统统变成回忆。交流通过口罩和隔离屏进行。家庭暴力爆炸性增长，心理病几何级数翻倍，经济宽裕的市民躲入乡间别墅，在城市狭窄屋子居住的居民开始愤怒。 美国，这个全球最主要然而没有全民保健制度的经济体，受疫情伤害最严重，30多万人死亡。五月份，美国政府推出支持开发疫苗的“神速行动”。 新冠来袭，富人或最强大的人都难免于病毒袭击，美国总统川普，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英国首相约翰逊，查理王子、摩纳哥大公全都检测阳性。 2020年快要终结的时候，新冠疫苗上市，美国辉瑞与德国生物公司开发的疫苗有效率高达90%以上，一周以后，美国莫德纳公司开发的疫苗有效率高达95%。12月，英国成为西方第一个批准辉瑞疫苗上市的国家，美国也于14日开始接种。欧盟准备在月底开放绿灯，中国和俄罗斯在忙著推销各自开发的疫苗。 现在还无法预料这场疫情给人类社会留下的痕迹，一些专家认为人类只有多年后才会获得集体免疫力，但另外一些则认为2021年中就会重返正常。一些人认为新冠大流行可能有利于推动更大规模的远程工作，另外一些则担心由于害怕聚会，可能会对运输、旅游以及大规模体育和文化活动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对民间社会自由度的影响更令人担忧，自由之家认为，为应对病毒，民主与人权已在80国遭到不同程度损害。耶鲁大学的教授们则等待著一场深刻的社会改变。 如果远程工作流行，市中心的房产市场前途在哪里？大都市渐渐地人烟稀少？这些都是未知数，全球经济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前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心会发生比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更坏的局面，但对更多的人而言，新冠大流行宣告了一种更持久更具有破坏性的大灾难。 天体生物学家刘易斯‧达特内尔（Lewis Dartnell)警告，新冠病毒如同一波袭击我们的巨浪，背后是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巨大海啸。
中国晶圆代工龙头中芯国际（SMIC, 0981.HK/ 688981.SS）日前宣布前台积电（TSMC, 2330.TW/ TSM.US）共同营运长蒋尚义回锅。这位才刚刚从武汉弘芯骗局脱身的这位前中芯非执行独立董事，这次回归却一举高升副董事长，此举引发同为叛将的现任中芯共同执行长兼任执行董事，也是前台积电研发处长梁孟松的反弹，在觉得“不受尊重”、“觉得错愕与不解”的同时，除了在董事会对聘用蒋尚义的议案放弃表决权，也发表书面辞呈，并要求记载在董事会会议记录里。 钱，没给到位；心，受委屈了 正在被中国官方整肃的中国首富马云曾说过：员工之所以离职的原因只有两个，第一是钱没有给到位，第二是心受委屈了。蒋梁间是有些恩怨情仇，诸如蒋未提拔梁接任台积电研发副总，以及第一个发现梁孟松违反竞业禁止条款的正是蒋尚义，直接导致梁被台积电起诉等事件。有评论指称，梁孟松虽然才华洋溢，性格却恃才傲物，造成虽战功彪炳却在台积电内升迁受阻，进而愤恨离开。而历经三星（Samsung, 005930.KR）后落脚中芯，却还是逃不过以台积电旧职论资排辈的结果，是对梁孟松这个戏剧性职涯的最大否定。 或许梁孟松在这个事件上的确受有委屈，但中芯有没有把钱给到位呢？事实上中芯相关负责人也坦承，梁孟松加入时的20万美元年薪是偏低的，在业界连一个副总都请不起，对比刚公布的蒋尚义67万美金酬金，钱除了没到位，更加剧了心受委屈的程度。但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还是当红炸子鸡的梁孟松，被中芯国际授与和董事长周子学相同分额的股权激励，达65.91万份的认购权，以授予日（05/20）后，中芯国际股价最高达到41.95港币，对比如今只剩不到20港币来看，其激励效果可能也砍半了。而这个叛将间茶壶内的风暴，除了从八卦的角度来茶馀饭后以外，其实也传递了些中国半导体产业不寻常的讯息。 中芯经营策略转向 在我的粉专“若伊时评”便有网友（Argo Yee）在这则新闻的评论下方留言，认为此事标志中芯经营方向的转变，我也深以为然。据梁孟松辞职信所提及的丰功伟绩，中芯国际14nm制程在其领导下，良率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3%到95%），且跨越了从28nm到7nm共五个世代的技术开发，只待取得EUV（极紫外光雕刻机）后即可实现量产，虽有空口白话之嫌，却也反映了中国先进制程开发的困境。 中芯国际被列入黑名单后，取得相关半导体设备及原材料即陷入困境，目前对中芯国际来说已是能否继续生存的关键之秋，而以先进制程追上台积电的想法已被不攻自破后，梁孟松所代表的先进制程研发路线被边缘化，转而以蒋尚义所代表的半导体设备其原材料确保路线取而代之。毕竟武汉弘芯虽是一场闹剧，但蒋尚义成功引入中国唯一一台7nm EUV的实绩，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蒋尚义路线成为中芯国际内部，乃至于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主流，梁孟松因此觉得“不被需要”、“不被尊重”，可能就非单纯意气用事这么简单，也无怪乎中国商务部已正式要求荷兰在EUV及5G等议题上，“秉持公平立场”了。 中国半导体自制牛皮吹破 另外一点我认为则是中国半导体自制的牛皮吹破，致使被大力造神的梁孟松被迫走下神坛，其中国半导体门神角色将由蒋尚义取而代之。在2017年梁孟松的到来后，早已于2016入职的蒋尚义即去职，两人间互相不咬弦的状况，中芯内不可能无人得知，然而董事长周子学执意邀请蒋尚义回锅，并“仓促告知”，其实也不无赶梁孟松走之意。 做门面功夫一直是中共政权的惯性，更是维持政权稳定与统治正当性的重中之重。中美贸易战开打初期，明明武器不对等的情况下，中国却还是讲出“大打大赢、小打小赢”等令人发噱之语。在贸易战进入科技领域后，又向中国人民谎称有能力进行半导体自制，连80岁老太太都出来造晶片的同时，梁孟松更是被吹捧成中国“芯”的救星，其以交出人头的方式走下神坛，的确也谕示了中国芯第一阶段的牛皮，已被吹破。 西进中国已成歹路不可行 从上述分析来看，我认为梁孟松的去职已成定局，中芯“核实离职真实意愿”的说法，只是为消弥股价的震荡来争取时间。毕竟若梁孟松辞职信所言为真，中芯已保有了至7nm制程的技术储备，在中芯经营策略转向成熟制程的同时，梁孟松的确已成那个飞鸟射尽后的良弓，被弃之蔽屣的感受，鸿海（2317.TW）的前董事长郭台铭，想必也能感同身受。 除了台湾人西进中国会被用过即丢，其薪资其实也没有亲中媒体所吹捧的那么优渥。我曾多次提及中国人均收入低落，总有人拿“高阶人才薪水是台湾的好几倍”等语来辩驳，然而在梁孟松这些事件一看，此语不堪检验之处便昭然若揭。半导体为中国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而中芯国际又在中国国家队里挂了头牌，其经营管理人才应可堪称高阶，然而对比同领域台湾公司的同样职位，台积电董事长及总裁2019年的报酬皆为2.93亿新台币，为蒋梁之流的数倍不止，下次若再听闻此类话术，台湾人的脑筋可得清楚一些。 （※作者为前美系外资投信研究背景，涉略台股、陆股及多重资产等领域，现职为金融科技新创副投资长，并管理“若伊时评”粉丝专页，以投研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对于时事的想法。作者及所属之公司在撰文当下，已持有本文所提及的台积电（2330.TW）之多方标的及衍生性金融商品，其利益冲突议题请本文读者知悉。唯本文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读者请勿单纯以本文为依据，请多方涉略后审慎地进行投资决策。全文转自上报）
总部设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CPJ）近日公布最新调查，指出因政府严厉打击COVID-19相关报导和政治维稳，全球被捕入狱记者在2020年创下新高，人数达到274人，其中中国就占了47位，且有近半数是因为报导维吾尔族的遭遇被关。若加上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在香港先被以诈骗罪逮捕，继之再以勾结外国势力罪名起诉，中国无疑再为“新闻自由已死”做出示范。 中国的新闻自由事实上已死了很久，当地受禁闭的“调查采访”，过去几度还成了《纽约时报》的报导专题。去年中，纽时一则“一个记者的离场与中国调查新闻的衰亡”就提到，中国不是没有具本事探求真相的记者，例如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就因揭露共产党官员如何动用权力使无辜者被捕，而得到“藏獒记者”的称号。但年未50的他，最后也因为习近平全面审查治下，选择离开奄奄一息的中国新闻业。依照刘万永的说法，一名中国调查记者所会面临的压力，除了因“违反审查规定”遭罚或被噤声，有时几个月都不得再写稿，之外甚至会被迫编写承认错误的报告。 纽时笔下另一个实例，还有长年挖掘警方暴力执法、错误定罪等新闻的调查记者张文敏，她遭整肃的方式是被关闭社群媒体帐户，再也没有任何平台可以发表作品，于今只能暂靠积蓄过活。在中国主要媒体多为官方喉舌，又或者极度欠缺对掌权者的问责、批判时，“调查记者”便扮演著监督中国政府的主要（甚或唯一）角色，例如之前中国毒奶粉等丑闻，都是由他们所揭发。但有习近平“媒体姓党”的号令，中国媒体于今几乎再也没有深度的批判报导空间，几经官方骚扰乃至监禁，“调查记者”在中国已然绝迹。 此外，端传媒之前也有过一深度专题，揭露一些保持新闻良知，以追寻真相的中国记者，如今又如何遭到压抑和扭曲。过去或者只有真正具党媒色彩的新闻机构，以及大型媒体如新浪、腾讯等会收到来自官方的“禁令”，当下，官方言论审查的规范实已扩散到连小众网路媒体、自媒体都再没有自主报导馀地。不只如此，连腾讯上用以发表个人言论的公共平台，之前也曾因言论审查之故，创下一年遭关闭10万帐户的纪录。 根据端传媒当年采访中国媒体人所作报导，其实从几个细节，我们不难知道身处“新闻自由已死”的国度，其言说压力是何等巨大。包括中美贸易战之初，中国媒体先是被“上头勒令”要加大力度反击美国，之后，因为进入谈判阶段，又再被要求报导必须“软一点”，甚至干脆订下统一格式，不能再使用“贸易战”一词，而要改说成“贸易摩擦”。很快的，当川普在媒体上说中国在协议中有所退让时，中国媒体对究竟是在那些范畴退让却是只字未提。 另外，当股市“暴跌”，记者会被要求只能写“下跌”，规范有时莫衷一是，不能显露中国的衰败则是一条清楚的底线。当美国于贸易战中宣布将重启对中国中兴通讯的禁令，彷若“一剑封喉”，中国媒体旋即受指示必须避免呈现任何对中国不利的内容。至于在“中国制造2025”上，也是忽而被要求大肆夸耀，忽而看苗头不对又被要求保持低调。 中国禁令下的删文幅员也愈来愈辽阔。不只当年驱逐“低端人口”的故事会被消失，2018年，当《福布斯》（Forbes）公布“全球最有权力的75大人物榜”，把全球最有权力的人物从普京换成习近平时，这一排名报导也在中国彷若没有发生，仅因中共权力核心认为“最有权力人物”的评价，恐对习近平的全面掌控带有负面影响。 端传媒报导中还提到，中国网路空间管理局每月都会派人对网路社群业者进行“教育训练”，讲授正确的意识形态。此外，媒体若是报导国际新闻，则绝不能影射国内，在倡议“一带一路”时，要回避和他国的政治争议，只谈经济和文化。诸如此类，久而久之，官方对中国新闻从业者所下指导棋数不胜数，大家要不开始装无知，要不索性转而只制作肤浅的新闻，连之前处理国际新闻经常要不断更改VPN以突破防火墙，后来都显得意兴阑珊。 中国调查新闻死亡，其馀新闻逐一走向官方规范化，“谨守官方红线”成了重要生存法则，又即使严肃新闻不提，改走娱乐路线，后来也一样有不得八卦太多、娱乐性太强的“提醒”，连娱乐新闻也受到严格控制，所谓不许媒体“低俗”，到头来结果却是令它变成虚伪。而娱乐新闻和政治新闻经常能挂上钩的，就是对“台独艺人”和“港独艺人”的指控以及号召封杀。 “保护记者委员会”在公布全球被捕记者人数的同时，另外提到了美国今年罕见有110名记者因报导反对警察的示威活动被逮捕或遭刑事指控，不过却无一人入狱。即使如此，美国对川普治下打压新闻自由的举措一样给出很大的批判。我们必然要对民主自由国家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时时发出警觉，但于此同时，倘若对极权国家扼杀新闻自由的举措已然麻痹或认为理所当然，比如中国言论环境的种种，恐怕也是在侵蚀我们对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的价值捍卫，因为一个那么巨大，又“新闻自由已死”的国家，它足以干扰影响的从来不会只是自己国家的记者而已。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无须等到美国通讯传播委员会对CNN裁罚，前几天，美国“真相工程网”公布CNN老板如何指挥下属，对川普恶意攻击之后，12月6日，位于乔治亚州的CNN总部遭受群众攻击，这家所谓自由左派的媒体，恐怕很难再得到民众信任。 媒体自律很重要 媒体可以被信任，条件之一当然是言论自由环境，背后出钱的老板或政府，不可以恣意干预专业记者的工作，但是，环境自由并非唯一条件，媒体的自我纪律和专业道德感，才是媒体能否被信任主因，如果只是被老板或政治机构操纵的媒体，当然无法取信于人。 这一次大选中的乔治亚州，可以说是舞弊案的重灾区，公听会上人民对舞弊揭发层出不穷，但是CNN依然保持沉默，不得不令人起疑，CNN到底在这一次的大选担任“拜登造王者”的任务有多深，目前虽然还无人知晓，但是，真相早晚要曝光。 宾州也是美国几个大主流媒体的总部，同样以媒体造王者方式，联邦选委会尚未宣布前，就对拜登当选做出保证，同样对宾州的舞弊不置一词，也难怪大选之后，这些过去具有公信力的主流媒体，被保守派抛弃，反而使一些小媒体跃上台面，这恐怕是美国媒体重新洗牌的开始，那些坚持反共的媒体包含《大纪元》或《阿波罗新闻网》、《新唐人》，它们的阅听比率开始上升，对美国社会来说，也算是好事一椿。 这其中PARLER新闻网，就是新兴的媒体，亲保守，拥抱中间色彩，这个新闻网最近揭露了CNN以及《纽约时报》，这些自由左派媒体如何操作了2018年4月的中美洲蓬车大移民的故事，这件震惊国际的中美洲蓬车大移民，演员群众来自厄瓜多、宏都拉斯和瓜地马拉，以及尼加拉瓜、萨尔瓦多，人数有五千到一万人，PARLER根据主流媒体记者的现场报导，以及登上版面的照片，找出一大堆被人为操作的痕迹，这些人从中美洲国家并非徒步走到靠近美墨边境城市，而是被有心人招募，搭乘游览车来到边界，安排他们搭车的人是公关公司，PARLER真相新闻网发现，每一位闯关移民，从老人、年轻人，到小孩、婴儿，男女皆有，手上戴有不同色彩的手环，作为辨识方法，蓝色、黄色、橘色，很可能是分辨搭车的方法，真相记者在现场拍到有人在人群中撒钱，从移民群众来看，走漫长的路途，一天45公里路，少说要几十天才能到达边境，但是，很多移民居然脚上穿著拖鞋，很显然根本就是附近找来的演员，他们身上甚至很干净，还带著手机名牌，小孩子连尿片也不准备，很难让人相信这是经过长途旅行的人群，这些人到达边境，要求闯关进入美国，受到移民警察的阻挡，然后在边境安营扎寨，成为当地的隐患，这就是主流媒体记者要呈现给人看的画面，希望引起同情，到底目的是甚么？ 移民大戏被拆穿 动机被拆穿了，因为民主党反对川普的美墨围墙政策，移民通常支持民主党，认为围墙阻挡穷人进入美国，甚至不人道，媒体以及后面的策划者，花大钱演出这一场大戏，只有单纯的阅听者被欺骗了，甚至大骂川普的围墙政策，这就是主流媒体的目的。 蓬车大移民中，许多受苦的儿童画面一再曝光，民主党终于可以找到著力点，抨击川普的政策，这恐怕才是演出大戏的目的，那么，谁是这个新闻事件主导，以及背后出资者，PARLER说：索罗斯。 索罗斯自认是一个争议人物，他主持的“量子对冲基金”，在危机入市中赚大钱，他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在1986年进入中国，主办很多论坛活动，希望塑造中国为开放社会，但是，在天安门事件前，索罗斯被冠上特务的大帽子，遭到驱逐出境，他在川普上任后，抨击川普对中共妥协，批评川普的对华政策软弱，但是，在这次大选，却选择支持和中共官商利益不清的拜登，索罗斯的行径，让人搞不懂，尤其是这一次中美洲的大移民骗局，索罗斯图的是甚么？ 当然，很多时候大企业，以及大咖华尔街老板，内心想甚么，很难理解，就像这次大选，华尔街大咖支持民主党，内行人说，背后有中共影子，恐怕也只能如此分析了，华尔街金主讨厌川普，因为与中国贸易战争以来，少赚很多钱，其次，如同约瑟夫奈伊在《强权者的道德》一书中所说，“川普这个人不缺钱，比较难以猜测”，选择可以控制的拜登比较好。
在美国，何谓左翼与右翼，是一个外人无法了解的复杂问题。 左右两种思想，在不同的民族国家，有不同的表述。例如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国，若延安的毛泽东是左派的代表，那么公认蒋介石就是右派。 但若蒋介石是右翼，并军事清剿延安的毛左，在今日的标准属于“极右”甚至中国的纳粹；那么蒋介石本人笃信孔孟儒家、王阳明的理学，并与宋美龄一齐笃信基督教，则孔孟儒家和基督教又是不是“极右法西斯”价值观之源头？ 美国南方的许多民兵组织，主张捍卫华盛顿宪法，被川普(特朗普)称许为爱国者。支持川普的美国人，基本上比对支持民主党的爱国。亦即美国有自己的民族主义。 若美国的民族主义是极右翼，那么在苏彝士运河危机中，以民族主义捍卫埃及资源和苏彝士运河权益的民族主义领袖纳塞尔，又算不算“极右”？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生、民权，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则孙中山又算不算中国人极右势力的总代表？ 种种争议，一百年来许多研究社会科学和政治历史的学者浪费时间辩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若以美国东西岸的白左理论为至尊，就变成“思想殖民”。在华人学者的眼中，左右之分，就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那套标准。此一学术标准一离开西方文明世界，应用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第三世界民族范围，即刻变样，产生认知的混乱。 一百年来，大量中国知识人和传媒在何谓左右的语言迷宫和思想魔障中团团打转，找不到出路。然后用左右的意识型态教条，眼睛不是盯著苏联模仿，就是看著美国学习，一直胡混到今日。 偏偏社会中的工商界，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香港，不理会政客和学棍的纠缠，自行在市场经济中摸索求存、勤奋致富，造成了另一番局面。由于上层之“思想界”争议混浊，他们都恐惧政治，也不知道上层的那些人搞甚么鬼。只见到由胡雪岩到马云，只要民间有办法的中国人一致富，树大招风，就在上层“论政”鬼打鬼的一场场内哄和斗争中，成为牺牲品。 这就是大陆的民企永远没有安全感，累积了财富，必定举家连同子女迁居美国加拿大的理由。然而他们一面跑，嘴巴里一面跟著流行的形势唱著左右斗争政治谱曲，心里都不相信。长久以来，形成中国人的人格严重分裂。 正本清源，是因为左右问题从第一课起，百年来这个民族没有搞清楚。 (转载自《苹果日报》
紫荆党横空出现，标志著中共对广大的香港市民、对香港政府及其管治团队、对香港左派群体彻底失望和不信任，而酝酿著某些重大举措，包括清洗旧港人、整顿特区政府及立法会、整顿传统建制派。在这背景下出现的紫荆党，就特别值得港人关注。在未深入分析中共这些措施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近期的舆论风向标。 素有“建制派第一健笔”之称的屈颖妍，12月10日在其《头条日报》的专栏中竟然以《我不是建制派》 为题，公开批判林郑，承认之前支持林郑是错了。笔者觉得她此文是藉批判林郑来强调自己不是唯唯诺诺的建制派。 被人称为《基本法》护法之一的宋小庄，12月11日在《明报》发表文章：《议员资格的决定有何重要法律意义》 ，责备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缺席导致立法会“流会”。他认为，“‘流会’与立法会的兼职议员制度有关，有些议员视工作为副业，视生意为正业，就经常缺勤。议员俸禄优渥，工作繁重，不应当还有其他主业”。很明显，他所针对的主要是立法会中的“功能组别”议员，而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亲中共的建制派人士。 自称为“接近习近平班子”的于品海，12月6日在他的《香港01》中发表题为 《连问题都看不清，“好打得”又有何用》 评论。表面上是批判林郑，但实际上是剑指香港的资产阶级。他的文章没有主动说出香港问题所在，却引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寓意香港应该意识到社会阶级和经济结构必须进行彻底改革。很明显这是复述了中共自从香港“占中运动”以来的官方论述。 自称为“白宫发言人”的冯炜光，11月6日在《橙新闻》以 《韩正副总理的考题林郑应如何回答》为题，批判林郑和整个香港公务员团队都是AO（政务官）心态，无法从政治角度把握香港的形势，造成无法与国家融合的困境。他说：“香港的政务主任尤其是回归前入职的，在英国殖民地者的熏陶下，只懂执行，只懂把问题翻来覆去地辩论，写文章（主要是英文）一流，但战略思维九流。要他们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有历史纵深、有宏观视野、有国际博奕的认知、有家国情怀去思考香港，去治理香港，去领导香港，无异缘木求鱼”。冯炜光此文，同中共要清洗香港公务员系统的意图高度契合。 近期这四篇文章很有代表性。笔者不是说他们“被授意”去写，而是觉得它们不约而同地提供了一些反映北京意图的想法：清算香港人（特别是原来香港的资产阶级）、清理自己队伍、改造立法会、改造公务员系统。在这个思维背景下成立的紫荆党，就很有可能被委以重任。 现在笔者回到文章开头时的观点：中共对香港的不信任。 第一，对香港广大市民的不信任。其原因由来已久，笔者将来有机会可以详细分析，今天暂略。这种不信任，到去年“反修例”运动中出现两次百万级的大示威，以及年底区议会选举中亲中共候选人一败涂地的状况，使得北京决策层有人滋生极端的“留岛不留人”的念头。在对香港广大市民不信任的同时，更认为香港资产阶级是动乱的根源之一，认为他们的剥削属性造成香港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是动乱的温床。这从“反修例运动”过程中对李嘉诚等人的批判可以看出。于品海的文章就是暗示这点。 出于对香港人的高度不信任，才会导致“港人治港”这个口号在内部悄悄改成“‘新港人’治港”，强调今后香港的管治权要移交到“新港人”手上。而所谓“新港人”就是以紫荆党为代表的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派来香港潜伏的中共地下党。这些过去处于潜伏状态的地下党员今后可能要“地上化”了，取代港人出任各种岗位。 第二，对香港政府及相关管治团队的不信任。中联办下面一个智库曾经向中央提交报告，对特区去年出现的“反修例运动”的发生，认为是特区管治团队在执行“一国两制”政策时有偏差。它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动乱暴乱不是偶然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有多种因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从内因看，‘香港之治’出现严重问题，是贯彻‘一国’不力，执行‘两制’中的资本主义过头。按照现行的治理思路、方式和作风，不能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完整准确有效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报告列举了很多实例，用以说明移交主权以来，由于特区政府“贯彻‘一国’不力、执行‘两制’过头”（即倾向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使香港在政治、法律、经济、金融、舆论宣传、文化教育各方面都出现严重问题，才导致去年的大规模反特区政府、反中央政府的示威。而在去年的平乱过程中，特区政府又显得软弱无能。它既没有及时动员政府掌控的三万多武装力量（按：指香港警察部队）下达果断平暴的命令，等到局势明显失控时，也没有向中央政府求助出动解放军驻港部队来协助平乱，这就充分显示出特区政府“不善斗争、不敢斗争”的软弱无能状态。冯炜光的文章，反映了这种观点。 第三，对香港左派群体的不信任，可以说也是由来已久，所以紫荆党的出现无疑是对传统左派打了一个耳光。根据笔者观察，中共对香港左派的不信任，既有历史原因，即中央长期来都是对“白区”党组织存戒心的；也有现实原因，即认为本土左派群体属于“烂泥扶不上壁”、难委以重任。 历史原因方面，是中共建立全国政权之初，第一批被排斥的人竟然是在白区工作的共产党干部。1949年5月，接管南京的中共第二野战军请示中央如何对待地下党？中央回复：“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注1] ，足见中共对白区党员的不放心，党内这个传统也影响了中央对香港的地下党的观感，特别是在香港也出了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副社长郑华叛变逃美、以及前中联办办公厅主任刘林、台湾事务处长魏平元、中联办秘书长蔡小洪被揭发为英国情报部门收买等事件，所以中共中央对香港工委是不放心的。 现实原因是左派群体始终无法建立一个良好的形象。2006年民建联访问北京时，负责港澳工作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希望他们能够“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但15年后的民建联无论从形象或能力看，仍然是一批碌碌无才的人，仅懂得盲目附和中央、盲目支持特区政府的人，无法肩负起特区的管理工作。屈颖妍的文章强调自己不是建制派，就是一种割席的态度。 了解这些背景后，再详细分析紫荆党几位发起人的公开言论 ，笔者深信这个党的成立反映了中共高层对香港人、对香港政府、对香港左派的深深不满。（下篇完） 注1：见裴毅然：《前后16字方针：白区地下党的宿命》，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4年8月号。所谓前16字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作为白区工作的原则。 （作者曾任《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副总编辑。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2009年退休。全文转自众新闻）
最近，香港一些“海归”人士成立了一个“紫荆党”，引起香港政坛的极大关注，大家的关注点有二，第一，这个组织是“嫡系”（由中央或至少是中联办组建的）或是“庶出”（即并非由中央或中联办组建，但得到他们的祝福）？第二，它与当前已经存在的亲共建制派的关系如何？是否意味著传统左派势力的式微？笔者试图就自己所了解的，去回答这两个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笔者相信他们是嫡系的，因为早在三年前，即“占中运动”之后，中央及香港中联办就已经在讨论所谓“新港人治港”的问题。据了解这个讨论的朋友说，北京认为香港的资产阶级上层是靠不住的，中央给了他们长达20年的时间，也更换了好几任特首，香港还是管不好，所以，依靠原有的资产阶级来管理好香港是不行的。中央强调：“‘一国两制’并不等于香港不允许有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因此可以考虑成立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派驻到香港来，真正地沉下去，到香港人民中去，做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在香港的人民群众中发展党员、积蓄力量，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以人民为后盾，依靠香港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建设香港、发展香港”。据笔者了解，这是当年中共内部讨论香港问题后形成的十大对策其中的第一条。 到了去年“反送中条例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中央对香港工作有指示：“不要忘记一国两制首先是一国的事，国家的任务。香港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是自己的任务，不能让港人去主要承担。”最后这句话就清楚表明，中共将派人管治香港而不再依赖原本的港人。中央并为此拟定一些策略，强调“首个阶段做的主要是群众工作。总纲领不要再依赖殖民地的‘港人’办一国两制了。要组织‘新时代’的‘新港人’，创建一个可以向邓小平同志及先辈先烈们致敬，并好好对他们交代的，能展示给世界的一国两制。”根据这个指示，过去的“港人治港”今后会变成“‘新港人’治港”。 据知情人士说，这个指示提出：治港团队“总人数要过千，将来基层人要上万。其实是在为共产党在香港组建一支地下党培养自己的管治团队。组织部、宣传部、对外国安部、政策研究部、行动总参部、支援部（笔者按：不明何谓“支援部”）、培训部都要齐全，都要组建起来，都要精简锐利”。 这个指示还把香港目前的状况与中共过去的经验联系起来。它说：“共产党在1939至42年间在华北的处境和斗争，与香港现阶段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可作策略思维中用来借鉴。当时党把主要矛盾归纳成‘反磨擦’斗争策略，统一各阶层为群众做些实惠之事，孤立制造磨擦的分子（即国民党军）及外来势力（即日军），用各种方法把他们的影响力清除、减低、消灭。著力维护搞好生产，办好根据地，做好宣传及思想工作。今天，我们要用占领根据地、办好根据地、一步一个脚印，以长征的精神向前迈进”。它又说：“1947至1949年党在西柏坡的经历也与当前香港‘一国两制’的任务相似，那就是先作战略转移，稳固后，兼顾几个战场，灵活地统筹协调运转战术战力核心，并为建国（即接管）作思想心理组织的准备”。 按照笔者的理解，中共提出借鉴“反摩擦斗争”的历史经验，就是要如何逐一瓦解他们心目中的香港“反华势力”，至于西柏坡经验（接管全国政权的部署），就是如何实现对香港的全面接管。 根据这两次的历史经验，中央的指示提出：“要有核心组织，训练干部，纪律严密，身份隐蔽，深入群众，并能在敌后与敌人斗争的队伍。队伍要有各类人，包括军队、公安、特科、专家、干部。要老中青结合。主战场在地下，应该直接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特设小组领导，与两地官僚系统要分开，无瓜葛，少作不必要的接触”。这就说明，中共为了全面接管香港，将会继续分开地上与地下两条线，有些人可以浮上水面，有些人则继续潜水。用中共的术语，浮上水面，指合法斗争、议会斗争、公开战线，而继续潜水，则指非法斗争、议会外的斗争、隐蔽战线的斗争，或者叫做：“以革命的两手应对反革命的两手”，这些策略都是中共优而为之的故技。 在这个政策背景下出现的“紫荆党”，其性质可思过半矣！笔者认为，它就是一个在中共香港工委领导下、带有政党性质的公开的亲中共的“群众组织”，其目的就是为中共的全面接管香港的政权机构（行政、立法、司法、区议会）和非政权机构（大量的法定团体、马会、大学的校委会等等）作好准备。在中共的历史上，每当要“解放”大城市时，必然会事先在该市建立大量亲中共的“群众组织”，以便配合中共解放军的进军步伐。这是中共“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城工委”）的任务。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在香港除了设有公开的“港澳工委”外，也有一个不公开的“香港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城工委”），也是为配合解放香港而建立的“内应”力量。所以，紫荆党的成立，很可能就属于这些内应力量。该党除了公开表示其建党是“学习中国共产党”之外，就连第一次成立的形式也仿效中共：他们在维多利亚港的游艇上开会，就如同中共当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曾经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一样。 从以上的分析看，紫荆党显然是“嫡系”而不是“庶出”。如果它不是“嫡系”，它不敢在创党伊始便夸下海口要发展25万党员。须知道，传统左派龙头组织民建联花了将近30年时间才发展了5万多党员，而历史比中共“建国”（1949年）还长久的工联会，经过70年的经营，到现在会员才不过40万左右。那么紫荆党凭什么从组党第一天就敢瞄准25万党员的目标呢？ 笔者曾经撰文估计香港地下共产党员数目至少达40万人（见绌作 〈从十八大看香港地下党规模〉 ，载《明报》2012年11月28日），很多左派朋友认为这是高估了，但笔者始终维持这个判断（详细估算见上引拙作，这里不赘）。如果中共认为现在需要部分地下党员浮上水面，部分仍然继续潜水（即贯彻上文所引用的“公开的与隐蔽的双结合”的策略），则一夜之间把25万人划入紫荆党并不是不可能，因为在中共历史上，共产党员奉命加入到其他党派，以该党派的身份活动，从而隐瞒共产党人的真正身份，这些例子比比皆是。 读者可能会问，在中共通过港版《国安法》后，香港已经被中共全面掌控，为什么还需要成立一个“紫荆党”？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共还需要“一国两制”这个招牌，如果北京“事必躬亲”，越俎代庖，难免使人觉得“一国两制”彻底消亡。由于需要保持“一国两制”的外观，则中共在香港的正规组织（中共香港工委）就必须继续潜水，所以它要建立一个由它指挥的团体，来执行它要推行的任务。当中共一日要保持“一国两制”的外衣时，其在香港就只能继续以地下党的形式存在，一日仍然是地下党时，它就必须要扶植一个公开的、地上的组织来为它服务，这就是它需要此时此刻成立一个紫荆党的原因。（上篇完） （作者曾任《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副总编辑。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2009年退休。全文转自众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