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配徐春莺涉嫌替中共介选 遭台法院判刑7年
2026 年 8 月 13 日
威权管制内的“香港下半场” 自2019年中国涉外事务急遽转向以来，台湾面临由怀柔转向更粗暴的断交孤立与武力威吓，国民自然对站于抗中最前缘的香港，产生“命运共同”的关切之情。 诚如前文提及，愈挫愈勇的台湾人决心以行动捍卫国家主权，望洋兴叹的中共祇能卸下“一国两制”的虚伪垂范，以操作武汉肺炎防疫政策及订立《国安法》，在“非常时期”实行铁腕手段，塑造威权下的“管治新常态”，从而直接染指香港内政。 仅在本周初，港警罗织罪名构陷民选区议员，前自决派领袖遭法院定罪，为议会人大化的民主前路再添阴霾，尤以后者引起国际关注。中央社亦以《香港下半场》专题报道概述香港现况(一、二、三、四)，但隔岸观察政情，毕竟心有馀而力不足。 台湾如何误解港情 举例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决定、特区政府刊宪取消四名泛民主派议员资格，终引发反对派共同进退撤出议会阵地，被描绘成可歌可泣的“总辞”，集体杯葛不义政权。 必须澄清的关键细节，2020年立法会选举遭政府藉武肺疫情蛮横取消，现役议员全数经人大委任，而非重新获得民意认受的“延任”。故当前特殊的“议会”(委任机构)，其法理依据既在北京，而非由地区选民或功能界别授权，那么即使取消委任，严格来说属“合理合法”的“解雇”。 争取民主遇上好行权宜的特区政府，向来被动的反对派不幸深陷“反应型政治”。2019年区议会选举翻转，2020年立法会从反对派初选、大选因《紧急法》延期、泛民违背民调结果接受人大委任到无奈全面撤出，议会路线变得无关政治理念与实践，仅由民代或群众视乎反应与舆论声量决定行动准则，本质甚是民粹。 对放弃议席的泛民议员而言，他们大多为另兼本业的代议士，“退出政坛”仅意味放弃政治影响力，回归专业界别延续个人事业，或在波谲云诡的政局中明哲保身，既未尽如专职民代般丧失席次等同生计断绝、地区事务及政策倡议无以为续，相比起社运领袖或抗争参与者面临动辄数以年计的刑期，或在滥捕及起诉的漫长司法角力中耗尽资源，代价殊少。 其中一名遭褫夺公权的功能组别议员梁继昌，正是个中显例。他卸任后接受传媒专访，不但否定外国游说其间得到民意支持的“揽炒”(美国援引《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制裁香港)，更坦言过去因维持表面团结，未有透露真实想法。 由此可见，从议事抗争之敷衍到寻求境外奥援的违心，他们根本无意肩负选民托付的政治责任，著力推动社会变革，从政对其而言，不过是在生涯履历添上一笔罢了。 议会之路中绝以后 假如要扣问温和民主派的未来，还有中共棋局之进路，难免悲观。多年来反复探讨香港议会反对派的种种缺失，以及议会外开拓政治想像，在此不赘；往后会著力设想并描绘大厦倾覆的崩坏蓝图，故谨此作结。 去年反送中演变成激烈的民主运动，为北京带来迎头痛击。为阻挡反对派凝聚民气力争立法会过半议席、将香港民主议程置于全球视野，中共不惜全力收紧对港政策，并透过一系列政治过程确认，务求各环节做到滴水不漏。 于是乎，“选举”可以粗暴取消，泛民低头妥协又遭无情踢走，前有北京假借《基本法》宪政霸凌，后有特区政府逞国安罪行司法报复，更准备研究“大湾区境外投票”公然规避本地监察，威权自此再无顾忌可言。 然而是否有以上铺垫，中共就会放心推行以《831决定》为框架的“假普选”？恕我无法苟同。这是基于泛民“以物易物”的一厢情愿，设想中共进行相反操作“有双普选方可23条本地立法”的条件交换。问题在于，那是在对方未能彻底控制局面之际，无异与虎谋皮。 泛民“寸土必争”的一时妥协，自此在中共眼里已丧失统战价值。如今中共实际构筑了无竞争议会，生杀予夺，还需要给你虚假的民主粉饰橱窗？ “乌坎事件”的侧面参考 近日获得金马奖的纪录片《迷航》，试图连贯乌坎的过去与现在 ，可惜仍是语焉不详。 回顾乌坎的悲剧 — 起初奋起抗争并试办民主选举的村委，其后不是在参与过程中遭恐吓、劝退，不肯屈服的就被加诸莫须有的罪行，身陷囹圄，更有人迫不得已流亡异国寻求政治庇护。这场轰烈且短促的“民主实验”，在公众关注热情减退、逐渐退出镁光灯以后，早就在徒具虚形的制度下烟消云散。 新生民主之所以无法萌芽，看似缘于中共官僚作风、村委力弱无法颉颃威权，加上过程中的构陷抹黑、村民的忿懑与不成熟所致。可是究其真相，很可能与汶川地震灾后处置雷同：中共如水银泻地般的地方党委，积极发挥“思想教育”之作用，针对村民以至村委本身极尽分化煽动之能事，先令事件本质止于“维权”，而非往上提升到“争取民主自治”，再往复地威迫利诱，致使因为各方利害矛盾导致一时的团结分化瓦解。 最终，既孤立并逐一击破“反动势力”，成功将村民引诱至改革者的对立面，倒过来同情甚至拥抱起政府领导。 村民不敢持续抵抗，反而选择继续隐忍贪渎的中共爪牙；当一切恢复旧观，未必错在对手太强，而是自身觉悟太浅，而已。这与香港境况，何其相似？ （※作者为香港人／网媒记者兼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近期中国企业频繁爆雷，其中不乏以国家或是地方政府为后盾的央企或是地方国企，其中最引台湾人注目的当属清华紫光（UNIS, 紫光股份, 000938.SZ）了。这家在13-5（中国第13个五年计画）时期，挟中国国家资源出海并购半导体上下游的国家级投资公司，却在短短五年间迅速陨落，吸引了世人对中国国家补助成效的目光。乍看之下，从天而降海量资源，对于产业的发展该是如虎添翼才是，却何以不成气候？另外以中芯国际（SMIC, 0981.HK/ 688981.SS）这家被中国扶植了20年，但扣除中国官方补助，本业居然仍无法获利的公司来看，也令人纳闷这种情况究竟是个案还是通案？ 关于这个问题，英文有个片语是“bless or curse”（祝福或诅咒），是个类似于中文的福祸相倚的概念。曾听过有人以此语来解释这个中国的特殊产业现象，我以为相当贴切，毕竟对这些中国公司来说，国家补助使其不必倚赖市场生存，管理好政治关系比发展本业还更有前景，使其失去专注于主营业务的诱因，是中国这类型计画式经济政策的弊病。 然而这种中国式的产业发展，已在许多产业上发生，其实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成效。从煤铁等原物料产业开始，太阳能及面板产业都因为中国厂商大举加入而成一片红海，也从而建立了中国对此模式的发展信心，也令台湾人闻红潮色变。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出，在较低进入障碍的产业，比如说半导体产业炼中的封装测试，透过撒币并购或是进行技术的盗窃，看起来是有其效果的，而记忆体产业，也的确有可能是下一个此类模式案例。 中国半导体自给的正向因素 平实来看，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仍有些正向的发展要素。从政治体制来看，不可否认中国有其优势，由于是人治的专制政体，在独裁者的一声令下，行政效率是相对民主政体高的。而这点就反应在此次半导体产业发展资金的筹集上，在上一轮的失败与泡沫后，14-5时期的中国依然在全国筹集310亿美金的资源，来投入半导体自主化的议题，对比13-5时期的210亿美金，还有了50%左右的增幅，这虽然不符合市场经济逻辑，却也令人为其产出感到诧异。 另一个正向发展要素是中国在AI领域的领先。从下个世代的关键发展是AI应用来看，中国在这个半导体自主的出海口上，有了领先的储备，真的值得其战略对手感到戒慎恐惧。而这个AI领域的先驰得点，还是要归功于这个专制独裁政权对人民掌控的需求，也因此对其人民资讯的收集较为深入及全面，因而在大数据这个AI的沃土的面向上，取得了相对的优势。具体的反映便是在金融科技及数位医疗等领域上，举例而言，蚂蚁金服的资损率等数据，相对于PayPal（PYPL.US）便是较为优胜的；另外在武汉肺炎期间，中国也开始使用了健康码等方式，管控人民的行踪，可视为中国数位医疗的滥觞。值得一提的是，产业界有认为数位医疗将是下一个半导体产业的大应用，将在2030-2040成为世界上最蓬勃的产业。 中国半导体自主的负向因素很难克服 但就产业特性来说，以目前中国“卡脖子”卡最紧的晶圆制造领域来看，由于具有赢者全拿的特性，会造成领先者会把差距越拉越大。举例而言，本次14-5预定的投资额310亿美金，规模为目前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TSMC, 2330.TW/ TSM.US）2020年度资本支出（160-170亿美元）的约莫两倍，然而中国的晶圆代工龙头－中芯国际与台积电的差距来到了五年以上，更遑论这310亿美金并非全部集中注资于中芯国际了。而台积电用其全球过半市占所产生的现金流，持续不断地投资先进制程，就连中国倾全国之力也无法弥补此鸿沟，成为了中国脖子越卡越紧的最大主因。 除此之外，晶圆代工的制程太过精密且复杂，彼此间又环环相扣，中国自主化的难度会相较于做终端产品高非常多。晶圆制造的流程多达400-500个步骤，改换一个生产工具或是化学品，从而引起的连锁反应，的确相当难以掌握。而且在这个行业，影响选择供应商的关键因素仍然是价格、效能等实质因素，而非国籍。其实不只是在晶圆代工，整个半导体乃至于终端设备，仍少有民族情绪发挥的空间，否则华为就会效法旅游业让陆客不来，而非加价且派专机也一定要取得台积电代工的晶片了，从而以民族情绪进行半导体的自主化，看起来也是行不通的。 另外一点可能是我们前文所提到的“诅咒”的部分：中国加大资源进行半导体的投入，吹大整个产业的泡沫之馀，对整个行业的发展反而有其负面的影响。举例而言，由于资金取得容易，组建一个小团队便可以很轻易地获得200-300万美元的初始资金，让公司留人非常困难，更加剧了中国早已存在的半导体人才荒。另外就是面对各级政府的投入，从而公司经营者的主要精力便投注在经营与各级单位的关系，很难分心于其主营业务上。 最后一点就是中国内需市场，也就是所谓的“内循环”，有著消费力不足的问题。中国晶片的进口量虽占全世界的60%，但只有25%的终端消费是在中国国内市场，这与其身为“世界工厂”的角色有关，而这也就造成中国虽然经济体量大，但缺乏产业话语权。这概念就如同鸿海（2317.TW）的营收规模是台积电的好几倍，但获利数字完全不成比例，便很难说鸿海相对于台积电是更有价值的公司。中国人均收入低，尚未全面“脱贫”所造成的消费力不足，即是中国产业无法升级的关键。而人均收入低落也同时成为中国发展AI产业的阻碍，比如智慧制造这么个AI应用若全面普及，将取代大量的劳工，与中方保就业的目标会有很大的扞格。 台湾需专注于技术领先 面对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挑战，看到这种倾国家资源的大撒币，我认为台湾人民是应该提高警觉，但只要专注于维持技术的持续领先，就没必要过度地恐慌。毕竟若能维持住技术领先，展业发展的活水便会源源不绝地以营收的形式注入，相对于国家补助，我认为此方式对产业发展将更为健康且正向，而这部分须关注于台美半导体合作MOU所带来的后续效益。 除此之外，由于目前半导体产业已是台湾产业发展与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严防中资渗透及技术窃取，更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Credit Suisse（瑞士信贷）曾出具报告指出，中国相关半导体公司的本益比高达60-80倍，对比台湾普遍在20倍上下来看，台厂有高度被渗透及并购的诱因，值得有关单位多加留意。从而我也认为台湾半导体厂商本益比的提升，在全世界竞逐半导体资源的大环境下，可能也是个大概率事件。 （※作者为前美系外资投信研究背景，涉略台股、陆股及多重资产等领域，现职为金融科技新创副投资长，并管理“若伊时评”粉丝专页，以投研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对于时事的想法。作者及所属之公司在撰文当下，已持有本文所提及的台积电（2330.TW）之多方标的及衍生性金融商品，其利益冲突议题请本文读者知悉。唯本文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读者请勿单纯以本文为依据，请多方涉略后审慎地进行投资决策。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各自刊登了一篇文章，谈同一个话题，指责中国异见人士支持川普（特朗普）。《华尔街日报》此文中还侵及《大纪元时报》。特撰文一驳。 一、被美国出版物点名的川普支持者 《纽约时报》11月19日的文章标题是“Why Do Chinese Liberals Embrace American Conservatives?”（该报中文版把此标题译成“为什么许多中国自由派支持特朗普？”），作者是Ian Johnson，一位美国的知华派。《华尔街日报》11月22日文章的标题是“Chinese Dissidents Back Trump’s Claims of Election Fraud, Some Influential Activists who Support the President’s Policies on Beijing Want to Hold off on Recognizing Biden as the President-elect”（中国异见人士支持川普关于大选舞弊的诉求，一些有影响的支持总统对北京政策的活跃人士想拖延拜登当选总统之被承认），作者是该报驻香港记者Sha Hua。据网上的资讯介绍，她是一位亚裔，在德国西部的铁锈带（指鲁尔工业区）长大，并在英美接受教育。 Ian Johnson的文章主要谈到在中国的川普支持者，他提到的人包括黎智英、孙立平、郭于华、田飞龙等。而Sha Hua的文章谈的是在美国的川普支持者，她批评的人包括陈光诚、傅希秋、王丹以及在德国的艾未未。 这两位作者显然都是“政治正确派”，他们的文章也都是从“政治正确派”的立场出发的。“政治正确派”目前的首要立场是采用任何手段扳倒川普，包括选举舞弊，也包括否定川普的政策。 在这两篇文章发表前后，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特里‧特瑞纳（Trey Trainor）11月20日在电视节目中表示，川普竞选团队通过可信证人的宣誓证词以及在挑战各州选举结果中使用的其它证据，正将“合法指控”提交到法院。考虑到自己迄今观察到的证词水准，在此阶段，可以预计数百份宣誓书证词是可信的，另一方确实需要回答这些问题。特瑞纳说：“归根结底，我要说的是，这些合法指控将在法庭上进行审判。”他补充说：“我们需要让这一法律程序发挥作用，以便我们得出这次选举的有效结论，（以便）让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合法的（选举）。” 但是，Ian Johnson在文章中断言，拜登已经打败了川普；而Sha Hua则在文章中斩钉截铁地写道，“大选中没有出现广泛的选举舞弊的证据（No evidence of widespread fraud has emerged in the election）”。在他们看来，似乎只要“政治正确派”的喉舌封杀了大量被披露出的关于选举舞弊的宣誓证词和统计学家的专业分析，那么，总统大选结果就只能由“政治正确派”来裁断。 二、选举自由和言论自由 既然这两位作者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所谓的“中国异见人士”，就有必要指出他们所犯的错误。 首先，美籍华人的选举自由不可侵犯。Sha Hua的文章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她把已经入籍的华人和没入籍的华人永久居民或在校学生混为一谈，因此对这两个群体在美国的政治权利毫无概念。虽然Sha Hua为美国媒体工作，但她未必是美国公民。然而，她曾经在美国学习过，应该了解美国公民与旅居美国的外籍居民法律上的身份差别，她来美国念书时就是后一种身份，没有投票权。 被Sha Hua统称为中国异见人士的那些未入籍的美国永久居民，他们或者仍然是中国公民，或者因为中共的政治迫害而成为无国籍人士，他们看美国问题的角度可能各不相同。而入籍的华人曾经宣誓效忠美国，美籍华人与其他美国人享有同样的投票权，而且有受美国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入籍的华人法律上不再属于中国人，而属于美国人，他们和其他的美国人一样，他们支持谁、批评谁，不受“政治正确派”的束缚；更不能因为他们入籍前是中国公民，就指责他们支持川普的立场，这是对美国公民选举自由权利的蔑视。 其次，身在中国或其它国家的川普支持者，比如黎智英、孙立平、郭于华、田飞龙、艾未未等人，他们并非美国居民。外国人对川普的态度如何，Ian Johnson有什么资格在《纽约时报》去教训他们？除非这位作者认为，美国的“政治正确派”有权掌控全世界所有人的言论，凡不符合“政治正确派”立场的外国人都必须教训一番？ 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犯有一个大错误，那就是，从“政治正确派”的立场出发，否定人们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支持川普，就被认为是冒犯了“政治正确派”，因此必须加以批判，这正是共产党钳制专制社会里民众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做法。 Sha Hua撰写此文之前，采访过在美国的一些有影响的华裔人士。有的被采访者提出，只接受书面访谈，并且要求Sha Hua发表文章之前，将采用的被采访者的文字发给被采访者核查，以免出现断章取义的情况，结果被Sha Hua托辞拒绝，于是书面采访落空。这位记者不愿意让被采访者事先看一下记者稿件草稿中的相关段落，似乎与记者准备利用被采访者的话来批评被采访者的意图有关。 三、派系喉舌与《大纪元时报》 在这次美国的总统大选期间，不少所谓的“主流媒体”采取了一致的立场，那就是封杀任何对民主党不利的消息。无论是在美国的华人还是在中国的人，都有一些支持拜登的人将报导拜登弊案的《纽约邮报》斥为“花边小报”、不屑一读。 在民主国家，一谈到媒体，不言而喻地是指自由媒体。而按照西方公认的新闻主义原则，自由媒体必须坚持事实在先、平衡报导的报导伦理，如此方能扮演第四权的监督功能。据此观察，《纽约邮报》在拜登弊案问题的报导上秉持了传统的新闻主义原则。而《纽约时报》则不同，2016年总统大选后的第三天，该报发行人阿瑟‧小萨尔茨伯格在致订户的信中发誓，该报会“重新献身于《纽约时报》新闻主义的基本使命”。此语妙哉，倘无“背离”，何言“重回”？过去四年来《纽约时报》真的重新献身于新闻主义的基本使命吗？实际上，它拒绝了新闻主义的基本使命，顽固地转型成为派系喉舌。派系喉舌显然不再属于自由媒体，它也确实成功地与其它的喉舌一起，引导着那些只看“主流媒体”的人们相信川普一无是处、拜登当选理所当然。 在中国长大的许多华人都非常清楚中共出版物和电视台的喉舌功能，他们比从小习惯于自由媒体的美国人更能识别喉舌的面目。我曾经在电视节目中说过，当今的《纽约时报》还不如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前十年中国的《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在体制上属于中共喉舌，却努力追求民主社会的新闻主义原则，虽然报导本地的负面新闻会受到打压，该报仍然尽可能地报导不利于中共的异地负面新闻，因此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现在的《纽约时报》做不到这一点，也不愿意跳出派系喉舌的窠臼。 在民主社会，通常一家媒体不会发表对另一家媒体的整体性评论，而Sha Hua在上述文章中很奇怪地专门写了一段对《大纪元时报》的评论。她写道，“法轮功的出版物严重地偏向川普，传播了极右翼（QAnon）阴谋论，通过满足中国移民而形成了读者群；但是，长期以来造成了充满错误信息的新闻环境。”该文发表后，《大纪元时报》致信该记者，她在上面这段话后面补充了一句，“《大纪元时报》说，它提供了以事实为基础、不偏向的报导，是中文环境里的一家独立新闻出版物。” 中共对《大纪元时报》极端敌视，那Sha Hua为什么也对《大纪元时报》严重不满呢？或许，她的不满和其它派系喉舌一样，那就是，《大纪元时报》的中英文版打破了喉舌系统对真相的封锁，赢得了许多美国读者的喜爱，令喉舌们既难堪也痛苦。Sha Hua对《大纪元时报》的恶意攻击，除了暴露出自己的“政治正确派”立场，也折射出她与中共相似的偏好。 四、“政治正确派”的危险性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政治正确派”为了扳倒川普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严重冲击了美国的国本，即民主、法治和公民的宪法权利。当不少州出现的选举舞弊剥夺了选民的自由选举权，当喉舌媒体封锁真相以剥夺新闻自由，当教育界对不认同“政治正确”观念的人进行排挤打压、钳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当美国总务署署长遭到民主党的骚扰、威胁和虐待，当民主党议员开始讨论建立川普支持者黑名单以打击报复时，我们看到，政治专制的阴影已经在美国大地上出现。从这个角度去认识，这次总统大选已经不是候选人的个人输赢问题，而是美国的民主法治与“政治正确派”的对决，其结果将决定，美国今后的基本政治制度框架是否会被撼动；而民主党声称准备在拜登上台后推出的开放国界、开放毒品等措施，更是构成了对美国社会稳定的威胁。 我今年8月10日发表的《还原“政治正确”的真实面目》一文谈到，“政治正确派”的思想背景十分可疑，与从欧洲进口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不管是老版本还是新版本马克思主义，都主张阶层对立和社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治正确”观的意识形态基础不过是马克思和共产党鼓吹阶级斗争的新式翻版而已。若这种流行的“政治正确”观能与民主制度相容，就不能被称为“政治正确”；如果它坚持“政治正确”的标签，就暗含其与民主制度与天赋人权不相容的实质。实际上，“政治正确”观是一种从民主、自由和法治向思想专制和言论、行为管制倒退的反动，也是否定社会道德、价值伦理的逆流，不但不能听任其泛滥，还应该多加批判。 美国“政治正确派”的特点是，只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才是唯一“政治正确”的，任何其他人如果质疑他们的立场或观点，特别是质疑他们的政治领袖，就显然有“政治不正确”之嫌。这派人虽然在教育界、媒体、文化机构里人数众多，聚在一起彼此“认证”之后，似乎就忘了一个基本问题，谁授予了他们“正确”的“桂冠”？如果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自诩“永远正确”，旁人自然懒于置言；倘若把自封的“政治正确”当作衡量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国事物和人群的标准，对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横加指责，岂不是在侵犯那些被他们指责的人之民主社会里宪法保护之下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吗？ 目前，美国家庭中父母和子女这两代人之间因为价值观分歧而发生道德、伦理、政治观点方面的分裂，是普遍现象，不仅仅限于华人家庭。其根源就在于，美国的整个教育系统的严重左倾化以及“政治正确”口号的政治专制色彩，正在严重地扭曲美国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社会学理论认为，青少年价值观的自然形成主要在小学到高中阶段，其中家长、老师、同学三种影响力并存。但美国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这三种力量因为政治分歧而互相对立的问题，这是这种家庭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 美国宪法从来没有赋予任何政党或任何社会团体有确定什么观点属于“政治正确”的权力。如果美国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赋予这样的权力，那不是民主制度下的“进步主义”，而是思想专制的植入，与共产党政权思想改造的套路非常相似。一旦“政治正确”的思想专制被社会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学校里被单一意识形态“洗脑”，一个民主国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这个民主制度就可能沦落为一批人的政治专制，即一种共产党式的社会专制。 《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这两篇文章的作者之所以对在美华人和中国国内的一部分活跃人物非常不满，急于撰文批判，自然是因为这些人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言论令这两位作者难以容忍；然而，此两人的不满，或许还与这些人对“政治正确派”的揭露更深入骨髓有关。就像佛罗里达州的古巴移民强烈支持川普一样，这些华人川普支持者对共产党文化的深刻认识，让他们对美国出现的任何类似版本都抱有高度警惕。而这样的警惕，或许只有亲身经历过共产党专制的人才能具备；要发现“政治正确派”的言行与共产党专制的相似性，大部分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可能并没有足够的眼力。《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这两篇文章的作者以为，在华人中找几个自己的同道，就能证明挺川之谬，实在是低估了“政治正确”抵制者的政治透视力和时事洞察力。 （全文转自大纪元）
2020年8月23日，12名香港年轻人在从海上逃奔自由台湾的过程中被中共海警劫持并带往内地，据说目前被关押在广东省。他们都是香港积极倡导民主自由的年轻一代，其中年龄最小的仅仅16岁。 从去年中共令港府强推送中条例不成，于是就在今年闪电立出港版国安法，共产党想要在香港控制一切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毫不掩饰了。中共的做法不仅违反了“港人自治”的《基本法》原则，也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中“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中共的逆天之举，让香港变成使港人和世界各国人民看清中共本质的照妖镜。数百万港人走上街头持续抗议遭暴力打压迫害后，如今纷纷选择了逃离香港。 在海上被中共劫持的12名香港年轻人至今已被关押届满三个月，中共一直违法拒绝律师与他们见面，甚至就连他们被关在哪里都不知道。想必他们和很多内地的维权人士一样，也会遭到各种各样的酷刑折磨：黑监狱、黑头套……，不让律师会见即是专制暴行之一。去年还只是恐惧担心会发生在香港的事情，今年就在港人身上变成了现实。这样的结果对于香港是个悲剧，对于世人也是极大悲哀。过去的绥靖政策，过于现实与自私的思维方式不止是鼠目寸光的表现这么简单，它正在和必将继续让人类为这种堕落而付出百倍的代价。 正义与邪恶，民主自由与专制独裁本身就是神圣与邪魔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此消彼长的博弈。稍有懈怠，就会从“批评才入罪”退回到“奉承不够也是罪“的境地。在中共魔爪下的沦陷区，一直以来，拒绝奴役就是“犯罪”；如今在世界瞩目下，过去自由法治的香港，现在人们逃奔自由也是“罪”了。 面对共产暴政，民主自由 – 你的背后还有多大空间可退？！有古语说，“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可是当独裁政权可以任意通过恶法把行善积德、扶危救困、同情弱者、追求自由等等都变成“犯罪”的时候，“罪”的概念就已经被彻底颠覆了！ 此局很可能要通过正义之师摆脱几十年形成的思维定式的束缚、敢为天下先的出奇招，才能从根本上被打破、扭转，其难度不亚于当年剪去长发反帝制。然而不这样做，我们还有其它选择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大选之后继续陷入计票纷扰，川普阵营转进诉讼之路，新总统于是尚未“正式”诞生，因为美国本身内外兼具的高度复杂性，尤其使得选后到新总统就职这两个多月，会是相当关键的过渡期，川普当然因力图翻盘伤神，至于已然在为执政做准备的拜登，这段时间应该也足令其焦头烂额。 回溯四年前大选投票结束，希拉里认败，川普胜出，所谓“准总统”的工作便已正式开展，当年投票日为11月8日，到11月17日，“准总统”川普就已先后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随后再直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形式上是谓接受道贺恭喜，实质就是以“准总统”的身分为一动荡的世界释出稳定力量，并也有在过渡期的混乱状态下，借此巩固美国国安。 四年前的今天，当美国半数选民还在为川普出线惊骇不已，半数选民另为新总统额手称庆的同时，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之暂停运转。俄罗斯和中国虎视眈眈依旧，朝鲜照样架设著核武，伊朗军武威胁亦复如是，从叙利亚、黎巴嫩到也门和阿富汗，中东未曾减缓动荡，以美国为目标的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随时蠢蠢欲动，又即使是美国南端的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一样让美国不得小憩。新总统却都要在两个月后全部直接迎击。 当年选后三周不到，川普第一波人事即有了雏型，国务卿一职也开始紧锣密鼓到处征询意见，国政拼图逐一浮出。包括弗林将担任国安顾问、赛申斯将出掌检察总长、蓬佩奥被指派为中情局长，都在那段时间获得定案，内阁高阶职务官员也一个个端上台来，11月还没过完，川普又再宣布时任南卡罗莱纳州州长的黒利将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但因国务卿人选未定而受到议论），12月1日就确认了国防部长为马蒂斯。此外，包括提勒森、蒲博思和班农等等，亦不只有了官方职衔，事实上也都早和川普开始共商国是。 外有世界热点如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进逼，另有恐怖主义和核武器扩散的威胁，内部则是面对内阁组成的迫切性，总之，“准总统”和他所聘用的内阁成员，在总统大选后到正式上任前，某种程度已属于“当政”状态。正如美国国安顾问波顿在传记里所提，原来联邦高阶职务人事最竞争（斗争）的一刻，就在准总统从选举脱颖而出到正式就职典礼这段时间发生，甚而因为近十多年来愈发渗入的利益团体搅和其中而让组阁变得更复杂，里根当年一席“人事就是政策”的格言，恐怕早得到大幅进化，外界也必然紧盯著美国新总统的新团队主要想对外释出什么讯息。 民主国家的政权交接，并不是大队接力，并非在最后一刻把棒子交到起跑者手上即可，美国新团队的准备工作，更因这个国家特殊的“全球治理”角色而有独特的算计公式，美国所受到的挑战自然呈现多元样貌，它所交涉的（尤其对外）领域，通常还存在高度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大量的工作伴随大量的资讯，尤其得将个人之前针对美国国政所有过长期和深刻的思考，快速转换成实际操作，就又更有赖新旧团队于过渡期的有效交接。所谓民选新政府的“关键一百天”，从来不是从准总统上任后才开始计算，很多都是在正式上任前就必须先行布下大局。 不可否认，直到现在仍多有美国人仍认为川普会取得最后胜利，但那也代表了选举舞弊的证据力将大到足够否定掉一场选举，总之，国家大政是否复行川普治下常轨是一回事，眼前拜登真正伤脑筋的应该已不在谁输谁赢，而是倘若正式宣布他为下届美国总统，他该如何确保自己在一个被大为压缩和加倍纷扰的过渡期里赶上进度。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黄之锋﹑周庭和林朗彦三位学生领袖，就去年反送中集结案决定认罪，准备为此入狱，这是近来接三连三的政府清算中又一单令人悲愤的案件。 他们作出如此的决定，固然是与律师商量的结果，也是一种慷慨赴义的姿态。事已如此，多纠缠无益，不如认罪换取轻判，把事情了结掉，日后出狱又是一条好汉。 当然，对坐牢期间所受的苦，如何在枯寂呆板的牢狱生活中自处，他们都会做充份的思想准备。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应该是他们当下的心态。 中共近来的疯狂反扑，已到歇斯底里精神变态的地步。在与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全面破裂之后，中共采取揽炒的办法，准备破罐子破摔，彻底与香港人为敌。 中共在外交再无出路之后，先是准备退回到新加坡的所谓开明专制，政治上严控，经济上发展，民生尽可能维持，像新加坡那样，渡过近年的危机后，走上经济发达政治保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新加坡之路是中共模仿对象，但以今日中国的实际国情，不可能做到新加坡。新加坡小国寡民，周遭强敌环伺，但地理位置重要，再加上李光耀融汇中西统治权术，比较容易控制局面。中共多年来行的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一度资本主义大放异彩，国内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国外又与西方国家翻脸，当下经济下行，民生难题丛生，要想安安稳稳掌控社会，绝非易事。 面对现实，中共很可能要走向朝鲜的彻底锁国之路。朝鲜七十多年完全封闭，对外是硬扛，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对内是洗脑加残暴镇压。数十年经济破败，民生凋蔽，灾荒死了无数人，以炮决犬决等非人道的酷刑打击政敌，以反人类的统治手法，维持了金氐王朝数十年苟延残喘，至今还未动摇。 只要把国门关死，对外封锁，西方文化与资讯传不进来，经济上又可维持温饱，以中国人的因循怕事，辅以长期洗脑﹑暴政惩治，中国人慢慢驯化，习惯于歌功颂德，温顺听话，不敢乱说乱动，就那样维持下去，希望确保权贵家族百年传承的富贵和权势。 基于此，香港对中共来说，经济价值已经不足道了，最要紧把香港人驯化，这是中共短时间内以国安法打前站，全面秋后算帐，惩处反送中运动的活跃分子的根本理由。近期抓捕大量议员和民间抗争人士，都是同一个剧本的不同演绎。 黄之锋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周庭在日本朝野有大量拥趸，他们两人的被捕，势必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中共又一次撕下自己假面具，将专政独裁的狰狞面目暴露于全世界人面前。 在美国日本，反感中共的民意都占绝大多数，此次黄之锋们的入狱，更将激起追慕普世价值的各国人民的愤慨。中共必承受国际社会更沉重的道德压力，被视为地球上最后的独裁保垒，人人必欲诛之的恶果，已经不可逆转了。 中共丧心病狂，变香港为大陆一个城市，应该是做得到的，但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变全世界为自己的殖民地。相反的，外部压力倍增，内部更危如累卵，内外呼应，会使政治巨变来得更快。 有法律专家预测黄之锋们的刑期约为三年，现主动认罪，应该多少得到轻判，两三年内他们就可以恢复自由身，再为香港人打拼。他们都还年轻，政治生命还很长，入狱可视为一种政治历练，早日归来，再领风骚。 笔者早前拜读《陈健民狱中书简》，深觉陈教授处理狱中生活有深刻的人生智慧，建议三位年轻人可以引为参考，帮助他们渡过苦闷枯燥的监禁日子。多读书，多思考，多省察香港与中国的命运，出来后，以更扎实更鲜活的生命，投身于香港人反抗暴政的运动。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早复返，仅此祝愿三位年轻义士，顺利走完这一段行义的路程，香港历史将记下这悲壮又亮丽的一笔。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习近平在近日于吉隆坡举行的亚太峰会发表视频讲话，解说中共最新的对外政策，再一次强调中共实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美中关系短时间内恶化，美国步步进逼势不饶人，直接把中共打懵，初时中共提出国内单循环的政策，其实是预见国际环境将迅速恶化，外交外贸都将面临空前困境，因此索性缩回手脚，把国内经济扶起来，自给自足，走毛时代闭关自守的老路。 及至冷静下来后，中共发现单靠内循环活不下去，因外汇一枯竭，国计民生将面临无米之炊，粮食﹑能源﹑科技进口都只能望梅止渴，万一去到那种地步，杀伤力将不可估量，因此很快又将国策调整为内循环为主﹑内外双循环的新格局。 内外双循环是废话一句，天下没有不搞内外双循环的国家。内循环根本是千古不易之理，有需求就有买卖，有买卖就有生产，没有内循环谁都活不下去。至于外循环，只要有本事做到出口，谁会拒绝？此外，外国有你没有的东西，你又有需求，当然只好去买，对外做买卖，互通有无，也是千古不易之理。 中共总是把一些人人都懂的常识，说得好像很高深，好像国计民生的大道理只有他们才懂，其实只显得浅薄。当初准备放弃外循环，证明习近平常识有限，给所谓经济学家“忽悠”一下，就如热锅上之蚂蚁，不假思索调整大国策，及至发现中计，只好又匆匆调头，回到内外双循环。兜一个大圈，什么都没有做，也什么都没有改变，居然都成了伟大领袖。 习近平在亚太峰会批判“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指桑骂槐骂美国，但他又不提中共在美国国内搞的那些肮脏事，给美国人逮个正著，美国稍动一下手脚，就把中共伸进去的黑手给打回去了。中共在美国国内吃了大亏，在欧洲又面临新一轮的拒共潮，处境十分不妙。美国与五眼联盟都步调一致了，欧洲各国也势同进退，日本印度等亚洲大国正与美国联合军演，再加上东盟十国为南海问题又站到美国一边，如此大局，逼得中共频频后退，脚步踉跄。 对中共来说，当务之急便是摆脱这种向隅而泣的窘境，放眼四海，举目无亲，那不是好玩的事，中共于百筹莫展急切之际，捡起延宕多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修修补补之后，匆忙与各国签约。可惜这份合约急就章，各国都有不满意处，还要等各自的国会最终批准才能行事，最快也是在两年后的事了，可谓远水救不得近火。 这份协定只是打肿脸充胖子，对外表示我还有朋友，而且我们还把美国排除在外了，其实那又只是自欺欺人。现在习近平又在亚太峰会喊话，对外示好，誓神辟愿要继续对外开放，目的是招揽外资，推动外贸，多做外国生意，多赚外汇。 各国有自己的利害关系，各国对美国﹑欧洲﹑日本也有不同程度的依赖，如果要选边站，当然各有考虑，不会因为习近平的口头表态就站到中共身后。各国多年来备尝中共的脸色和手段，早已领教，有苦说不出，对中共说一套做一套﹑台面握手台底踢脚的作风了如指掌，因此即管开会如仪，背地里还是各怀鬼胎。 这种会多数是摆样子，不会有实质效益，不过习近平趁此露一下脸，证明他在中共体制内，地位还是稳固的，如此而已。 习近平的大麻烦不在国外，而在国内，不过国外的麻烦也会间接导致国内的麻烦，内外双循环的结果是内外双麻烦，且看他与自己造成的麻烦如何去周旋好了。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正当美国大选处于争议之中时，世界另一大国中国，相比之下，似乎显得春风得意。11月15日，中国与另外14个国家就建立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圈签署了协议，称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表面上看，RCEP的签署，对中国来说首先是一个外交胜利。外界纷纷认为，这个协议的签署把美国排除在外，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的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其次，在经济层面上，这个协议似乎可以成为习近平当局目前大力推动的外循环的一个支点，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但事情真的这么美好吗？我们恐怕要打上很多问号。 第一个问号，按照国际惯例，真正的自由贸易区要有一些基本的制度框架做支撑，包括独立的司法体系，信息的完全开放与自由传播，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和货币的自由兑换。这些条件，中国真的具备吗？远的不说，最近河北大午集团突然被一锅端，孙大午全家被捕；前不久，马云的蚂蚁集团只因为树大招风，就被政府直接出面阻拦上市。连自己国内的自由贸易都随时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任何有风险意识的投资者都应当问问自己：这是一个良好的、令人放心的贸易环境吗？ 第二个问号：RCEP协议降低关税似乎有利于中国的出口倾销。在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的情况下，这等于为中国卖不出去的过剩工业品打开了更大的市场，来弥补美国贸易战的损失。但如果看看RCEP的成员国的名单，除了日本和澳洲还算有一定的消费实力之外，其他那些发展中国家能够购买多少中国产品呢？期待扩大中国出口的人不要忘记，大部分RCEP成员国愿意参与协议，其实是为了分享中国进口零关税的好处，指望中国的出口因此大幅增长，恐怕不是那么乐观。 第三个问号：自由贸易协定能否健康运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点：第一，要参与的国家自觉遵守规则。而中国能遵守国际规则吗？WTO有美国和欧盟国家参与，中国都悍然不顾规则，在自己当老大的贸易圈内，中国会不会更肆无忌惮？第二，要有一个有力的惩罚机制。但RCEP协议中，我们似乎看不到足够有力的惩罚机制，甚至连争议解决的机制都没有。如果没有这些机制，任何贸易协定或者多边协定不就是废纸一张吗？ 第四个问号：RCEP协议的签订真的代表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的盟主了吗？要知道经济协议是一回事，但是国家与国际之间的关系还牵涉到其他很多方面，包括主权争议，国家安全，甚至意识形态冲突。从这些角度看，不要说日本根本不可能因为这个协议而认同中国的领头羊地位，协议刚刚签署，澳洲总理就对中国喊话，希望中国一定要遵守协议的精神而不仅仅是那些条款，不信任的心态不言自明。就是那些东盟各国，真的是从内心认同中国的领导吗？我一个朋友说，RCEP“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礼貌性表态”。我觉得，这个分析更符合实际情况。更不用提，印度作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大国之一，坚决抵制RCEP。说这样的一个贸易协议就是中国外交上的一大胜利，吹牛的成分更多一些。 RCEP表面上看确实是一张大饼，因为涉及人口达23亿人，影响产值高达25万亿美元。但从各方面情况看，这其实只是一张画饼，画得倒是很美好，但是否能够充饥还需要时间证明。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看见不少批评美国选举乱糟糟的人，有些是五毛，有些是好心的朋友，理解不同，或者说还残留着一些被洗脑的后遗症。 有一种说法，叫做民主集中制。大家听了要笑，这不是毛泽东的诡辩嘛。确实，中国共产党上台前高举民主的大旗，忽悠了全国人民和自以为全知天下事的精英分子们。可是一上台就让人觉得不那么民主了，什么都是一党说了算。 镇压所谓的反革命，杀了几百万人，问过党外人士吗？支援朝鲜共产党和美国打仗，问过党外人士吗？林林总总都是共产党一党独裁。所谓的民主党派很快就学会了闭嘴，自我解嘲说自己是花瓶党。于是毛泽东就有必要为共产党的欺骗行为诡辩了。这是毛泽东的强项。 怎么诡辩呢？用的是似是而非的手法。民主是一个决策方法，决策之后当然还要执行。就像一条船，决定了航行的方向和船长的人选之后，全船都要服从指挥，不可能准许你各行其是，否则船翻了大家全完蛋。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全国必须执行同一个政策，在同一个领袖指挥下行动。毛泽东把这个概念偷换成为集中，是比较典型的诡辩手法。 共产党有所谓的民主吗？没有，建国前后都没有。把一党专政诡辩成为民主集中的同时，在党内外都开始消灭反对派。只要是和共产党有不同意见的，无论人还是机构一律消灭。甚至党内有和领袖不同意见的，一律成为被肃清的反革命。就这样，三、四十年代高举的民主大旗就被偷换成了一党专政的集中，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理论被解释成了最高的民主；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也仍然是这一套假民主的理论。 有痛恨共产党假民主真专制的朋友反其道而行之，说真民主就是不管投票什么结果，都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且不用配合意见不同的一方。保留自己的意见肯定是民主的基本原则，消灭不同的意见正是走向独裁专制的道路。但是不执行集体的决策各行其是，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设想一条船上船员们各行其是不听指挥，强词夺理说我有不同意见，这条船会是什么结果呢？恐怕大家都活不成。 最近看到张千帆先生的一篇文章，批评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所以不成事儿，说的正是这个情况。上了这条船或者加入了这个国家，就是进入了一个必须契约。团体的生死存亡就是你个人的生死存亡，你已经放弃了你完整的独立性。换句话说，你必须对大家的生死存亡负责任。你不服从大家的决策，可能会导致船毁人亡，那就只能把你扔到大海里，给你绝对的个人自由。 服从大家的决策，如果决策错了也可能船毁人亡，各行其是就必然会船毁人亡。怎么选择呢？聪明的人类选择有生存的机会，不要必然船毁人亡。躲在书斋里的理想家们可以选择必然船毁人亡，反正死的不是他自己。中国的书生自古以来就有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习惯，所以缺乏契约精神，自以为可以不负责任，乃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是一种文化传统。 我看美国人虽然像马克吐温描写的那样，竞选起来无所不用其极，可是结果出来后却很能互相配合，共进共退。例如，党内竞选把对手骂得狗血喷头，然后大选时却会配合默契，来他一个打虎亲兄弟，一致对外。其实咱们中国人在家里吵得昏天黑地，对外不也是打虎亲兄弟吗？这个道理是常识，但不够高深，也许精英学者们不屑一顾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989苏联崩溃，东西冷战结束，邓小平取代毛泽东，放弃共产主义施行国家资本主义，并宣布旧的冷战结束了、新的冷战即将开始。他一针见血，预料得现实、准确。 很多人认为，杭停顿（Samuel Huntington） 的“第三波民主化”及“文明冲突”都错了。我不如是认为。我认为，二战后的东西冷战不是共产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型态之争，而是专制与独裁的价值冲突文明之战。 中国和俄罗斯走富国强兵、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独裁专制之路，与美国走自由市场民主政治之途，必然文明冲突。 之后，30年世事沧桑，中国和俄罗斯武力崛起，明显威胁美国领导的自由民主世界。美国权势式微但仍是世界第一超级强国。它领导的自由世界和中国主导的帝国阵营，形成的“新”冷战，和二战后的“旧”冷战，本质一样，并正在热化。 美日印澳反中如火如荼 在印太地区，美国和日本、印度、澳洲等反对中国帝国主义的民主战略联盟，正如火如荼进行中。 日前（2020/11/17），武汉肺炎（COVID-19）后，澳洲总理莫里森（Scott John Morrison）第一次出国访问是日本，日本菅义伟首相上台后第一次接见的外国元首是莫里森。他们见面签署的最重要的文件是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相互准入协定）。该协定“ provide a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framework for both forces visiting the other country”（给双方武力驻访对方时根据的法律和行政架构）。 读起来没怎么，实质上就是军事联盟的基础架构。菅义伟在会谈中强调澳洲是日本“特别的战略伙伴”。 澳洲和日本都只和美国半个世纪前有此联邦协定。一旦澳洲派兵驻访日本或日本派兵驻访澳洲，该联盟的实质效应立即展现。 美日澳反中国的军事联盟因而形成。印度是否加入，有待观察。 目前，双方在印太海区的军事演习大增，互相威吓。澳洲和日本都派军舰参与美军的演习阵容。美中、澳中的贸易战更是杀得刀刀见骨。 21世纪的新冷战比起20世纪的旧冷战，一点也不逊色。权势更大，冲突更大，危险必然也更大。 （作者是澳洲昆士兰大学教授，全文转自民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