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華立學院禁小米汽車入校 引發網路熱議
2026 年 6 月 30 日
中國經濟繁榮的一個重要虛像就是房地產泡沫帶來的「土木工程景氣」。房地產泡沫早晚會被刺破，但誰也沒想到，引起中國房地產業多米諾骨牌效應的第一塊「骨牌」竟然是號稱中國房企第一的恆大。恆大經常自詡「大得不會倒」，而如今它所展示的是，「最大的倒起來風暴最大」。恆大風暴已經衝到了華爾街，又反過來進一步衝擊中南海的經濟藍圖。中國經濟的「多事之秋」開始了，它出現在今年秋天，卻不可能止於今秋，而是會延伸得很久遠。 一、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破了個大洞 多年來，幾乎全世界似乎都相信中國的經濟繁榮是不會改變的必然趨勢。我今年6月18日刊登在本網站的文章《撥開中國經濟「繁榮」的迷霧》曾經指出，「過去20多年裡，中國的經濟增長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之上，不可能再複製，因此那種繁榮也是一次性的，絕無持續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又積累了一系列幾乎無法解決的嚴重困難，也使中共再難謀求經濟繁榮。」中共在經濟上積累的最大的無法解決的困難，就是維持其目前局面的房地產泡沫。 雖然中國國內許多人也知道，這個房地產泡沫早晚會出問題，但因為利害相關，很少有人願意相信，這個房地產泡沫會馬上被刺破。中共一直在設法調控房地產業的活動，既想遏止它繼續膨脹，又想讓它別一下子破滅。從邏輯上講，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impossible mission）。但是，在捧著泡沫度日的歲月里，只要房地產泡沫依然在陽光下「閃光」，人們就會抱有一線希望，以為政府總有辦法維持局面。只有當房地產泡沫被刺破一個洞的時候，大家才會意識到，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的房地產泡沫，到底還是出問題了。 最近，中國的房地產巨頭恆大集團突然資金鏈斷裂，開始拒付其到期的理財產品，同時甩賣在建住宅，甚至用未完工程來抵付欠其他公司的債務。此事已經衝擊到香港股市和華爾街，成為國際財經媒體共同關注的風暴。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人以為，恆大再大，不過是滄海一粟，它垮下來不足以衝擊中國龐大的經濟。那麼，恆大風暴究竟源起何處，它對中國經濟意味著什麼？ 二、恆大：八個罈子七個蓋，蓋來蓋去要穿幫 恆大的問題歸根結底就是經營上為了擴張，不斷拆東牆補西牆，就像「八個罈子七個蓋」，想靠五花八門的不斷運作，讓大家以為它的方方面面都十分順暢；雖然「八個罈子」總有一個沒法蓋上，卻做得似乎真有八個蓋子把每個罈子都蓋嚴實了。結果，稍遇風雨就穿幫，終於從一個「罈子進水」，變成各個「罈子」都岌岌可危。 那最先「進水」的就是這次爆發支付危機的恆大財富，而背後的原因則是恆大總部把恆大財富通過理財產品所集之資調去填補其他在建項目的資金窟窿，又無法把本利歸還恆大財富，以致於恆大財富的理財產品到期不能兌付，把恆大的家底露了個底朝上。 恆大到底有多少窟窿，什麼時候開始發生問題的？中國的《財新周刊》前幾天在其公眾號財新微信上發表了兩篇調查性報道，披露了不少內幕。這兩篇文章分別是，《恆大何以至此（上篇）——危機襲來》與《恆大何以至此（下篇）——危機溯源》，但在當局壓力下，《財新》不得不立即刪除。幸好該文由公眾號@經韜緯略智庫備份，美國的《阿波羅新聞網》及時挖掘出來，為想了解真相的公眾提供了一窺究竟的機會。筆者擇其要點，稍作說明（下文中引號內文字均引自這兩篇文章）。 首先，儘管恆大號稱中國房地產企業頭號招牌，其實資金嚴重緊張，它不得不通過恆大金服（後更名為恆大財富）大量非法集資，來為住宅工程輸血。恆大的集資機構幾年前就「在公司內部全員推廣自己的理財產品，甚至攤派理財任務，後來公司還定期進行營銷考核」，迫使員工掏錢並尋找外部關係，以便完成攤派的理財產品銷售指標。當承接施工項目的公司依合約請求付款時，恆大甚至要求施工公司必須購買恆大的理財產品，「金額大約為工程款的10%，儘管這一要求並非強制，但施工方出於與恆大維持良好關係的考慮，往往都會購買」。即便這樣集資為施工項目輸血，仍然無法維持工地正常運轉，8月恆大在全國的「800多項目中500多個處於停工狀態」。 其次，恆大還拖欠了施工企業巨額工程款。到2020年8月，恆大的上下游合作企業達8,441家，其中大批企業都被拖欠應付款項。這些欠款恆大用自己開出的無擔保短期票據（又稱商業票據）應付。從恆大的財務報告可以發現，截至2021年6月30日，「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達到9,511.33億元」。 再次，恆大的債務巨大，而資產卻在不斷縮水。「截至2021年6月底恆大的總資產23,775億元，總負債19,665億元。在這近2萬億元的負債中有息負債為5,717億元」。所謂有息負債就是恆大借來的款項；總負債扣去有息負債，其主體就是應付及預收款項，將近1.4萬億。應付款項就是恆大拖欠的施工款，而預收款項則是恆大賣預售房收到的購房款，而房子尚未施工或尚未完工。從賬面上看，恆大的總資產扣除總負債，似乎還有4千多億凈資產，其主體部分是已購進土地和在建工程，但這凈資產數額並不靠譜。一方面，已購進土地的購價遠低於目前市價，房企就靠這差價賺錢，但土地若在地方政府的售地合同期限內（一般為幾年）未正常開發，當地政府可能收回土地，恆大的那些空置土地就會從凈資產當中消失；而在建項目若無資金施工，其爛尾樓的價值接近於零。另一方面，恆大還在財務報表外隱藏著大量債務。「房企存在大量表外負債，是眾所周知的秘密。恆大的表外負債到底有多少，是否超過目前恆大凈資產，始終成謎」。 三、恆大風暴破除了中國房地產業的三個迷思 中國的房地產泡沫之所以多年來大而未破，除了地方政府千方百計地保護之外，民間的三個迷思也在心理上支撐著房市。 第一個迷思是，「房企大了不會倒」。恆大之所以不斷擴張，其信條之一就是「大就不倒」，以為政府不會聽任它垮下來，而購房戶也相信這一點。今年8月2日美國《財富》雜誌公布世界500強大公司，恆大位列全球第122名，中國入榜的8家房企當中恆大排名第一。然而，就是這堪稱中國房企的頭牌大公司，如今卻陷入了困境。恆大都靠不住了，這個現實徹底摧毀了「大而不倒」的迷思，其他的中小公司自然也不在話下。 第二個迷思是，「預售房信得過」。很多購房戶現在買房時，都是看了樣品房或模型就下單付款；而房地產公司則利用購房戶急於得到新房的心理，用客戶預付的房款作為房地產施工的本錢。但恆大的教訓告訴全國，只要房地產公司的資金周轉不過來，預售房完全可能成為爛尾樓或「空中樓閣」，購房戶把錢給了房地產公司，卻只落得一場空。據恆大集團8月發給廣東省政府的報告，僅在廣東省「2020年6月30日恆大集團已售未交樓的商品房數量為61.7萬套，若恆大集團陷入危機，將有204萬業主面臨工程爛尾或無法收樓的風險」。 第三個迷思是，「中國房價不墜跌」。恆大為了償還債務，開始對在建住宅打折了，這對整個房地產市場都構成衝擊。對理財產品的個人客戶，恆大總部只能用實物資產抵付現金債務，恆大財富負責人杜亮表示，「實物資產沖抵時住宅、公寓分別按照當期售價基礎打7.2折和5.4折，商鋪和車位按照當期售價基礎打4.8折」。同時，「針對逾期商業票據，恆大給出的解決方案是『以房抵債』」。例如，過去2個月里，恆大因為現金緊缺，對塗料企業「三棵樹」實行「以房抵債」，「以位於武漢市江夏區、鄂州市華容區、深圳市龍崗區的3處期房兌付，預計完工交付時間分別為2022年、2024年和2023年。這些用於抵債的房產有可能流向市場」。恆大抵債的在建工程當然只有打折才能讓債權方接受，而債權方為儘快收回現金，會不管當地房地產市場目前的價格多高都低價出讓，「三棵樹已著手處置這些房產」。 這三個迷思的破除，一方面對全國購房戶的心理構成了巨大衝擊，許多原來還想買房的人不得不慎重考慮；另一方面，恆大的打折行動會造成房價下跌的「漣漪效應」，讓不少城市的房價加快下滑。 四、房地產融資新政斷送房企 由於各地方政府的財政過去十多年來嚴重依賴房地產開發帶來的出售土地收入，讓中央政府越來越擔心房地產泡沫破滅的可能性，許多銀行已投入土木工程項目或提供給購房者的抵押貸款會成為大量壞賬，由此產生金融危機；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擔心，地方財政對「土木工程景氣」的高度依賴，一旦遭遇房地產泡沫破滅，會造成地方財政的崩塌。因此，從2017年以來，北京就一直試圖逐漸制止房地產業的盲目發展，通過限購、限價、限貸款等多重手段，來輕輕地擠壓房地產泡沫。 疫情之後，由於經濟凋敝，中央政府更加擔心「一枝獨秀」的房地產業汲取太多的居民家庭金融資源，導致消費萎縮，經濟失去動力，於是開始進一步打壓房地產業。去年8月中共給房企划出了「3道紅線」，限制房企的銀行貸款額度。這3條規定是：一、除預收款之外的資產負債率（即負債除以資產）不得高於70%；二、房企的凈負債率不得大於100%；三、房企的現金短債（即現金除以短期債務）比不得小於1倍。 按照北京對房企的融資新政，一家房企若3道「紅線」全部踩中，便不能再到銀行貸款；若踩中2道「紅線」，有息負債規模年增速不得超過5%；若僅踩中1道「紅線」，有息債務規模年增速不可超過10%；若3道「紅線」均未踩中，有息債務規模每年最多增加15%。這樣一來，房企借新債還舊債的老路就走不通了，借不到足夠的貸款，舊債又必須按期償付，房企就可能陷入財務危機。 恆大並不是房企融資新政之下唯一的倒霉鬼，自從房企融資新政從今年初開始實施，8個月來各房企一直在水深火熱中掙扎。到9月5日，全國已有274家房地產公司宣布破產，平均每天1家，率先破產的是資金實力弱的小型房地產公司，然後，恆大也撐不住了。只要房企融資新政不取消，房地產公司的財務壓力將越來越大，再加上恆大風暴的衝擊，房地產業的「冬天」就不遠了。 五、恆大風暴對中國經濟意味著什麼？ 可以說，恆大風暴既讓中共看到了房企融資新政的必要性，也讓中共看到了房地產泡沫加速萎縮的危險性。雖然一個恆大不至於立刻就把整個房地產業拖入深淵，但至少恆大風暴顯示，以房地產為根基的「土木工程景氣」不僅從此終結，而且還成了拖累整個中國經濟的沉重包袱。到這個時候，讚美「土木工程景氣」的聲音可能再也冒不了頭了。 中共房企融資新政的著眼點是保住銀行，犧牲房企，實際上有點「斷臂求生」的味道。這次中共對中小型房企的倒閉實際上是樂見其果；至於對恆大，當局希望讓恆大自行處理其錯綜複雜的債務和價值迅速縮水的資產，也藉此了解恆大的不了之局嚴重到何種程度。 恆大風暴代表著中國房地產泡沫破裂的開端，它很可能是房地產業即將開始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中第一塊倒下的「骨牌」，其他大中型房企有多少能撐得住，並不完全取決於它們的自救努力，而更大程度上取決於經濟大環境的惡化。如果房價下滑不止，政府為救銀行，勢必犧牲更多房企。這種局面逐漸發酵，將令目前正陷於國內消費疲軟、工業品物價持續上漲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讓中共鼓吹經濟復甦的調子黯然失色。《華爾街日報》9月22日專門發表數篇文章，分析恆大風暴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其中的一篇用了這樣一個標題，《恆大是中國經濟的一個縮影》。 這次恆大風暴已經衝擊了國際經濟，各國媒體以及美國的財經媒體紛紛連續報道恆大風暴的衝擊。恆大困境暴露後，不僅衝擊了香港股市，而且也衝擊了紐約股市。在紐約股市上，不僅是中國概念股和中國債券基金受到衝擊，連美國公司也受到連帶影響。其中有兩家美國公司的股票跌得最明顯，也格外引人注目，一家是在中國大量製造和銷售工程機械的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 Inc.)，另一家是熱衷於經銷並投資中國那些涉房公司債券的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 Group Inc.)。 雖然恆大並沒大到能改變全球經濟走向，但恆大風暴曝露的中國經濟風險卻大到令全球投資圈重新評估中國經濟，而它們未來對中國的投資肯定將變得越來越謹慎，甚至可能撤出部分投資。這樣的國際經濟動向勢必讓中國經濟再受壓力，因為急需向西方國家推銷其債券而募集急缺資金的中國公司們可能從此失去「吸引外資」的「魅力」；而外資對進入中國日益謹慎，則讓中國經濟越來越無法指望外國金融資本的光臨。昔年中國經濟的繁榮一直奠基在對外開放之上；如今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破滅，往那些嚮往著未來中國繁榮的西方投行頭上不斷澆著「冰水」。 不管將來恆大是死是活，它已經「青史留名」了。將來世界經濟史專家們敘述中國經濟走向衰落時，作者們很可能都會用這樣一句話為他們的相關章節開頭：「自從恆大事件以來……」,這就是我們今天關注恆大風暴的重要意義。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恆大爆雷，炸傷無數平民。本來有錢去投資恆大的，不管是地產還是理財產品，都是手上有餘錢的少數人了，現在這些高端中國人也成了無妄之災的「災民」。 網上所見，眾多災民集結到恆大寫字樓靜坐抗議，吃住在許家印辦公室，希望以這種社會壓力促使政府出手解決。 可惜中共的慣技，不是解決問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於是我們又看到在恆大寫字樓里，當局出動大批保安，對抗議的市民大打出手，保安拉扯推撞市民，搶奪標語橫幅，甚至操起桌椅當武器打人。 這些保安是恆大自己養的，還是當地政府派來的維穩人員，沒有人知道。保安年輕力壯虎背熊腰，普通人手無縛雞之力，根本不是對手，三兩下手勢，市民都要落荒而逃。 和平示威無效，吃皮肉苦不合算，無辜市民唯有退而求其次，給政府信訪部門寫信，最終當然泥牛入海無消息，恆大這個雷雖然爆了，傷了平民，還是傷不了政府。 中共的獨裁統治用的就是兩手，一手是謊言，能騙則騙，不能騙則卸責，不能卸責則抵賴，到不能抵賴了，就用另一手暴力。所有社會問題，不能用謊言解決就用暴力解決。 中國人慣於吃虧時義憤填膺，抗議時聲嘶力竭，暴力臨頭就逃命。肉身嬌貴，唯有認了倒霉，回家去罵娘，時間久了也就習慣，然後等下一次再受騙。 中共養了那麼多保安﹑城管﹑武警和軍隊，用來保家衛國嗎？當然不是，大多數都用來對付中國人。保安城管和武警軍隊，成員大多是農村青年，屬於中共眼中的「低端人口」，文化程度低，職場上無競爭力，好處是身強力壯，平日把他們養著，需要時就用來維穩。 頭腦簡單，工作也簡單，有一筆收入，年輕農民容易滿足。中共從民間搜刮大筆錢財，用這些錢養一班鷹犬，需要時就驅使這些農民到出事地方去，打人擄人，殘暴冷血。 用中國人的錢養起一班中國人，用這班中國人去打其他中國人，中國人對共產黨，還要感恩戴德，三呼萬歲。中國人是不是夠蠢？ 有人預估中共派工作組到恆大，是要替恆大解困了，政府會出手解救恆大，這未免太一廂情願。恆大的問題不是今天才爆出來，以中共慣技，恆大問題早在掌握之中，恆大那個窿有多大早就心中有數，今日派工作組，只是表示政府「有心」解決這個問題而已。 要不要救恆大，只在習近平一念之間，救的話，往後的麻煩更大，不救的話，眼前就有麻煩。但眼下的麻煩，充其量就是抗議的平民而已，只要把他們打回家去就可以了。打一次再來，那就再打，直打到他們不敢來為止，政府不需要出手，風波就會平息下去。 所有恆大的問題，包括賣房﹑爛尾樓﹑欠債都可以用暴力維穩的手段處理，其他地產商爆雷，也可以照辦煮碗，有中國人鎮壓中國人，中共非常省事。 這些保安﹑城管都是平民，他們自己都是貧窮一族，賺一點錢養家，有積蓄就去買理財產品或買樓自住。他們的家人可能在另一個地產商那裡受騙，在那裡抗議，但他們在恆大殘暴對付和他們父母同樣遭遇的同胞，心裡想的只是中共，沒有想到父母。 這些保安拿人錢財替人消災，從來不問一下，他的工資是哪裡來的？是中共腰包里來的嗎？當然不是，中共的錢財正是從中國人腰包里來的。保安拿中國人的錢打中國人，他們的父母在另一個地方被另一班中國人打，這是世上最荒謬的事情。 情況正如香港。香港人納稅，養起林鄭一班港官和警察，這些港官警察秉承中共的意旨，用暴力對付香港人。我們用自己的錢養了一班畜牲來打自己，問題的癥結，便是沒有一個民主的制度來保護我們。 這些保安會不會有一天突然想通了呢？不知道，或許會，或許不會，中國人的命運，就決定中國人會不會「想通」。只有想通才會想改變，只有想改變才會投身改變的鬥爭。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九一一那天，有人在推特貼出解放軍上將劉亞洲談九一一的文章，這篇文章我早年曾看過，所以就轉給一些朋友，有的朋友看到了，有的稍遲一點看，文章已經被下架。 我不知道推特為何下架劉亞洲的文章，因為我讀過劉亞洲不少文章，認得出他的文章風格，所以敢肯定是他寫的。 網上仍可搜尋到他另一篇談九一一的文章，也有部份被下架文章的轉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來看看。 在那篇下架的文章中，劉亞洲提到九一一事發時，他正在酒吧和朋友聊天，當時「整個酒吧的中國人都異常興奮，情不自禁地鼓掌歡呼。」有人打賭會有兩萬還是三萬人死。後來他又聽說，「當天晚上，在包括北大清華在內的中國絕大多數大學校園裡，學生們都在敲鑼打鼓，慶祝美國『雙子星』大樓被炸。」 我無法轉述劉亞洲對這些事的評論，他譴責中國人咀嚼他人痛苦來消解自己仇恨的變態心理，認為我們這樣的民族太沒出息，太背離現代人的道德品質。 日本福島核災時，中國人一樣狂歡，與九一一時的歡天喜地，是同一種畸型心理。 中國人傳統的文化並不是這樣的，儒家主張人有憐憫之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人要有同理心與同情心。佛家也主張慈悲為懷，普渡眾生，連踩死一隻螞蟻都不忍，傳統的中國人不會有這種刻薄冷血的變態心理。 中國人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這個樣子?就是從中共建政以來，連綿不絕的政治運動中，發生了這種人性的可怕崩塌。中共的政治文化宣傳，永遠強調黨性高於一切，每個人都要聽黨的話，按黨的指示辦事，黨的利益是最高價值，除了黨，沒有個人利益和思想存在的空間。 因為強調黨性高於一切，個人的思想和情感都成了負麵價值，每個人都要向黨性膜拜。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共強迫個人與有問題的家庭決裂，主張敢於與父母和親人作鬥爭，揭發他們的政治問題，開鬥爭會時上台批判自己的父母。文革中薄熙來參與鬥爭老爸薄一波，一腳踢斷老爸的肋骨，這便是典型的黨性的表現。 連父母的痛苦都可以不顧，人性已基本泯滅了，對父母尚且冷酷，對他人﹑對別國人的痛苦，當然更可以歡呼。 有黨性無人性，這便是中共的價值觀念，在全中國各個角落風行，一代傳一代，整個民族都受到黨性觀念的毒害。每個人的靈魂都被腐蝕，整個民族的靈魂也慢慢敗壞，久而久之，這種價值觀便成為我們民族性的一部份，佔據主流意識形態。 只有鏟滅基本人性，中共的黨性才可以統御中國人，中共無惡不作時，才不會有中國人挺身反抗。當黨性絕對控制了每個人，中共鼓動中國人仇恨外國人，就順理成章了。 為什麼我們總是覺得要改造中國很難？就是因為中國人幾乎都被中共改造完了，中共成功改變了十三億中國人，將他們變成只有中共黨性﹑毫無個人靈魂的行屍走肉。中國人失去分辨善惡是非的能力，視正常為反常，以獸性為人性，殺人放火尋常事，越冷血越高尚，對人心太軟，便成為階級立場不堅定的異類。 一個民族被改造成冷酷無人性的異類，中共操弄這十三億人便如魚得水，可以驅策群氓橫行天下。為什麼中共的血腥統治至今仍可維持？因為被改造成黨的馴服工具的中國人，變成中共的生長土壤，惡之樹結惡之花，只靠惡的土壤提供水份和營養。相對來說，解決中共統治容易，而不經幾代人的煉獄之苦，中華民族不能脫胎換骨。 香港人千萬要牢記一點，不管時局惡劣到什麼地步，不管中共兇狠到什麼地步，不管我們會遭受何等樣的苦難，我們一定要保持住香港人傳統的價值觀，一定要小心維護我們的基本人性，一定要固守我們的良知，不讓它受到中共意識形態的摧殘。只有我們小心守護自己的靈魂，我們才有將來。 今日林鄭一夥毒害香港人的思想，為害香港整體利益，剷平普世價值，用的都是「國家」的偉大口實。他們以國家為名，污染香港人的心靈，這種道貌岸然的宣傳慣技，恰恰包藏了戕害基本人性的禍心。我們千萬要提高警惕，不易本性，不改初衷。 不管中共以什麼偉大的口實來改造我們，不管保守自己良知要付出什麼代價，最要緊的事，是萬不可以中共的黨性來取代我們的基本人性。即使有時我們被迫要在公開場合同意中共的宣傳，我們也一定要在內心提醒自己，嚴格區別黨性之惡與人性之善。 黨性只是一黨之私，人性才是永恆與普遍的。中共憑自己的黨性，屠殺﹑虐待和改造幾代中國人，這筆帳日後要一點點清算。如果我們不知不覺被中共同化了，接受了他們的洗腦，那我們就只有跟中共一起沉淪下去，變成人類的渣滓。 網上還能讀到劉亞洲寫九一一的另一篇文章，文章不長，我把它貼在下面： 美國人精神和道德的偉大力量，這是最可怕的 「9•11」是一場災難。當災難襲來時，最先倒下的是軀體，但站的是靈魂。有的民族逢災難，軀體未倒，靈魂已繳械。 「9•11」事件中發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讓我們從中看到美國人的力量。 第一件，世貿大樓頂部被飛機撞擊之後，烈焰奔騰，形勢千鈞一髮。樓上的人們通過EXIT向下逃生的時候，並不特別慌亂。人往下走，消防隊員往上沖。互相讓道，並不衝突。有婦女、小孩、盲人到時，人們都自動地讓出一條道來，讓他們先走。甚至還給一條寵物小狗讓道。一個民族的精神不強悍到一定的程度，斷然做不出這種舉動。面對死亡，冷靜如斯，恐怕不是聖人也接近聖人了吧。 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館被憤怒的美國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襲擊。這個時刻，有相當一批美國人自發地組織起來，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飯館為他們站崗。到阿拉伯人居住區巡邏，阻止悲劇的進一步發生。這是一種怎樣的精神啊。我們自古就有報復的傳統。我住在成都。鄧艾破成都後，龐德的兒子把關羽一家老幼全殺光了。血腥報復，斑斑點點，不絕於史籍。 第三件事，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墜毀的那架767客機，本來是要撞向白宮的。後來機上乘客與恐怖分子搏鬥，才使飛機墜毀。因為當時他們已經知道世貿大樓、五角大樓被撞的消息，他們決定，不能無所作為，要和恐怖分子進行殊死鬥爭。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做了一件事：決定投票通過，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鬥爭。 在這麼一個生死悠關的時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強加給別人。後來全體同意，才去與劫機者搏鬥。 什麼叫民主，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經深入到他們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這樣的民族，他不興盛誰興盛？ 劉亞洲是解放軍上將，他的另一個身份，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內地著名的報告文學作家，他的另一個身份，是中共元老李先念的女婿。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近日震撼海內外的最大新聞，是恆大喪鐘響。我對財經問題是外行，不過這幾天看新聞，知道茲事體大，事關黨國生死，斗膽噴下口水。 恆大欠債三千億美金，目前陷入財困的是恆大財富理財產品，財務缺口為四百億，這都是初步的數字而已。新聞中各地都有被恆大坑騙的市民在抗議討債，事情如何了結，不但恆大老闆許家印作困獸斗，習近平也寢食難安。 恆大有沒有救?要看習近平。世上沒有一個財團有本事救恆大，或許有，但有本事又有心的沒有，想救恆大而又有本事救的，只剩習近平。習近平救不救呢?這是習近平的難題，不是我們的難題，我們隔岸觀火可也。 習近平救不救恆大？我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救也難不救也難，救也危不救也危，總之一想到恆大，習近平又要罵娘。 恆大又是誰養到這麼大的，不就是習近平的中共嗎?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實行GDP刺激機制，地方官員以GDP衡量政績，成績好的陞官，成績不好的投閑置散，因此GDP崇拜成風。 地方官拼GDP，最立桿見影的就是房地產。起樓先要買地，賣地是地方政府第一筆收入，從前不上繳，是地方私家錢。地產商起樓是大工程，起完樓要開路、鋪設水電煤，裝修買家私，都是GDP。地產商有收益要交稅，蓋了新樓又要再買地，如此循環不息，GDP不斷累積，地方官笑逐顏開。 地產商都是在地方官的扶植下成長起來的，地產商無不是地方官貪腐的同夥，這麼大的甜頭，你想地方官「有序」開發地產，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此習近平批判的「資產無序擴張」，根本不是私企搞出來的，就是中共自己搞出來的。 中共國的地產畸型發展不自今日始，早就有專家提醒，全國約有七億間商品房，空置率21%，即是一億五千萬間，平均一間屋住三口人，未來要增加四億五千萬人口才能消費這些樓，現在出生率下降，什麼時候才賣得完？ 明明需求在下降，地產商又拚命起屋，小學生都明白沒有可持續性，但中共基於GDP崇拜，還是任地產商發癲。習近平說「房住不炒」，現實是供過於求，你不讓人炒房，房子不就空在那裡了嗎?問題並沒有解決。 地產商瘋狂起樓，樓又賣不出去，債越欠越多，前景如何，阿茂用膝蓋都想得明白。 恆大垮台影響深遠，眾所皆知，習近平能救當然要救，但救一間公司，要基於行業前景有可為，若全行前景不可為，你救得一時，救不了長久。簡單說，政府自掏腰包撐住恆大，但要保證恆大能繼續賺錢，否則恆大持續大虧，等於扔錢入大海，習近平會蠢到這種地步？ 放在早幾年，中共豪氣干雲時，三千億美金的缺口就一口氣填了，但中共國未來一年自己的財政缺口是十萬億，最近急救阿富汗塔利班，只能掏二億元咁大把，證明國庫空虛。現在叫中共拿四百億出來救恆大財富，已經難過登天，更不必說拿三千億美金即二萬億人民幣救整個恆大集團，今時不同往日了。 中國經濟螺旋型向下，失業率急速攀升，人民口袋空了，已買的樓都供不下去，誰還有餘錢去買新樓？可以肯定，中國樓市的好景一去不返，中國地產商的好景一去不返，中國人的好景一去不返，中共的好景也一去不返。 習近平固然想救恆大，但有心無力，即使救了恆大財富，還有恆大集團更大的洞要填，救得了恆大，其他地產商若倒骨牌倒下（經濟下行全行不景)，那習近平是救還是不救? 恆大早前寫信給廣東省政府，羅列一大堆恆大垮台的負面效應，以此恐嚇政府，顯示恆大已大到不能倒。但以習近平的性格，世上沒什麼「大到不能倒」的私企，整個教培行業，上下游就業人口四千萬，他一口氣就滅了，世上有比他更大氣魄的領袖嗎?四千萬人的生計說滅就滅，恆大才四百萬，小巫見大巫啦！ 恆大垮，後果可小可大，整個地產業垮，事情就大，地產垮金融則危，金融危事情更大。地產是灰犀牛，習近平是維尼熊，兩個龐然大物廝殺，天地為之變色，好戲還在後頭。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最近，中國政府一系列經濟、社會領域的大動作，例如重提共同富裕，讓民企「自願」捐鉅款；再加上習近平9月1日在中共中央黨校中青干訓班開班式上發表講話，稱「總想過太平日子、不想鬥爭是不切實際的」，這些都明確指向政治上的紅色回歸——回到毛時代的極權狀態。各方對紅色回歸的判斷分析符合事實，但多有評論據此稱習近平將「閉關鎖國」，則是延伸過多的推論，因為中國的資源與市場對外依賴極大，文化上閉關鎖國可以做到，經濟上與政治上卻毫無可能。 「總想過太平日子」的說法對外非對內 習近平9月1日在中央黨校那段講話中被轟傳的一段如下：「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我們面臨的風險挑戰明顯增多，總想過太平日子、不想鬥爭是不切實際的。要丟掉幻想、勇於鬥爭，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寸土不讓，……」。 這段話被解釋為內鬥激烈：「這不僅顯示中共近期在國內發動的一系列大整肅運動將愈演愈烈，而且預示台海南海有爆發衝突的可能。有人預警道：全世界都要系好安全帶。」 如果不是痴迷於內鬥說，這段話的「內鬥」信號其實不明顯，主要是指對外關係，尤其是指中美關係，以及從屬於中美關係的台海關係。 美國最近撤出中東泥沼，連美國官方都沒正式表示過戰略重心將移至印太，但外界卻將一些近年西方國家反覆重演的動作視為這些國家正在調整對華政策，例如目前美日英印澳等超過8國的航艦與特遣艦隊集結西太平洋；澳大利亞駐美大使日前提出，中共的威脅超過911後極端主義對世界的威脅；歐洲議會外委會9月1日壓倒性通過《歐盟–台灣政治關係與合作》報告，罕見建議歐盟將駐台機構正名為歐盟駐台灣辦事處。中國也擺出強硬姿態：自9月1日起，中共根據新修訂的《海上交通安全法》，要求所有進入中國自己劃設的領海範圍的外國船隻，都必須向中方通報。 但所有這些，並不意味中國將閉關鎖國，當然更不是各國要與中國脫鉤，只是一種特殊的外交姿態。 希望中共速崩的觀察者不肯承認的是：由於美國現階段的國際退守姿態，凡美國勢力撤退之處，比如緬甸與阿富汗，就成了中共勢力擴張之地。 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偏高 我曾在《痛失對美經濟依賴 中國夢成白日夢》（RFA，2020年8月3日）一文中指出，衡量一國經濟對外依存度的主要指標是外貿依存度（degree of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該係數又稱為對外貿易係數，是指一國的進出口總額占該國GDP的比重。它被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對外貿的依賴程度，其變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外貿在國民經濟中所處地位的變化。中國在毛時期閉關鎖國，號稱「自力更生」，對外貿易極少，國窮民眾更窮，外貿依存度遠低於發展中國家平均水準。 鄧小平的對外開放的直接後果，就是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後，中國成了世界工廠，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直線上升：2003年就達到51.3%， 2006年超過80%，中國從此成為世界上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國家。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世界金融危機，中國拿出五萬億救市，投資主要流向基礎設施與房地產，2009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驟降為45%左右，2017年降至33.5%， 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定下的「六穩」策，穩外貿從此作為重點要求，外貿依存度一直穩定在30%以上。據中國商務部資料，今年一季度2020年，中國進出口總額達32.16萬億元，貿易順差為3.7萬億元——對外貿易依存度仍然高達30%以上，比世界五大經濟體其它四大都高。 中國資源對外依賴嚴重 中國資源對外依賴嚴重。以糧食自給率為例，2012年中國糧食自給率曾跌破90%，低於聯合國糧農組織規定的糧食安全標準，2017年更是降到82.3%左右，小麥、玉米、大豆三大主糧對外依賴嚴重。習近平這些年強調糧食安全則是經濟安全的底板，是基礎的基礎，要求塑造糧食安全，擴大糧食種植面積，現在據說穀物自給率已達95%——這是一個模糊概念，因為三大主糧的進口依賴並未根本改變，尤其是種子嚴重依賴進口，對外依存度高達75%。中國近兩年將農作物種子視為不可替代的戰略物資，對此創造了一個專門名詞：種業安全，稱種業是農業的「晶片」，而種質資源是種業的「晶片」。 中國政府的智庫與專家一直在研究國際供應鏈變化的情況下如何保障中國的資源安全。2020年12月18日，中國舉辦首屆中國產業鏈創新發展峰會，中國工程院2019年組織研究的製造業26個領域中外對比分析報告的主持人干勇院士在會上發言指出：中國重要礦產高度依賴海外，其中石油、鐵、銅、鎳、鈷等12種戰略性礦產對外依存度超70%。 從國外環境看，干勇表示，此前，美國針對中國關鍵礦產與材料產業出台多個行政令。如美國聯合澳大利亞、巴西、剛果（金）和尚比亞等10個國家加入《能源資源治理倡議》，組建礦產資源大聯盟。而這10個國家是中國礦產資源進口主要來源地，也是中國最主要的海外礦業投資地。干勇提供的資料顯示，中國進口的85％鐵礦石、36％銅礦、20％金礦、58％的鎳礦、95％鑽礦均來自上訴10個國家；中國企業海外礦業投資也高度集中在這10個國家，其中中國94％銅礦、84％鑽礦、60％鋰礦海外權益產量來自上述國家。 只要不是有意曲解，都知道中共當局這種研究不是為了閉關鎖國，而是為了在國際政治變化引發供應鏈斷裂之時尋找應急方案。 根據麥肯錫研究院2021年5月頒布的中國報告，中國2017年的與世界經濟的連接程度位居全球第9。2018年中國GDP總量約佔全球總量的16%。該報告從貿易、企業、資本、人員流動、技術、資料業規模、環境影響、文化等八方面進行分析，結論是世界經濟離不開中國。誰都明白，經濟依存是雙向的，中國也同樣離不開世界。這種情況下，只要中共高層腦子沒有灌水，就不會在經濟上閉關鎖國。真正的問題是： 各國如何對待紅色中國 被廣為引用的是一位香港作家9月1日在臉書所言。這位作家認為習近平為防止西方國家圍堵造成國內外危局，維護共產意識形態，防止政權崩潰，認為唯有全面退回閉關鎖國，才能求活，其結果將導致民生艱困，激起大陸人的反抗，動搖中共統治。更有人判定，中國在與世界潮流脫鉤，各國會與中國主動脫鉤。 這類人士可能根本未看目前美國的政治潮流向左轉，並影響了世界格局。 8月3日美國在阿斯彭召開國際安全會議，李顯龍作為美國在亞洲的重要盟友，其發言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大多數盟友的立場：希望與中美兩國都保持友好關係，繼續過去那種「政治（國土）安全靠美國，經濟發展靠中國」，只有在靠不著時，盟友們才會做調整。美國阿富汗撤軍之後，西方盟友看到拜登政府將撤軍折騰成宛如敗軍潰退之後，頗有怨言，在美國對華政策極不明朗的情況下，對華關係會更加謹慎，而不是旗幟鮮明地選邊站。以下是近幾天發生的事情： 1、9月9日，拜登主動與北京通話。據CBS和NPR引述美一政府高官的話，這次通話是拜登發起的，「不是為了找到某種突破性協議」，而是「關於保持溝通管道的開放」，並結束以往關係忽冷忽熱的周期。 2、據法廣9月10日報導稱，《費加羅報》9月2日刊出該報記者拉塞爾（Isabelle Lasserre）對法國外長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的專訪，法國外長稱：「在防止阿富汗成為恐怖主義後方基地的問題上，我們可與中國達成共識。」 聯合國「五常」中的兩常如此重視中國，習近平為何要閉關鎖國？（※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文章原出處）
8月底，中共政治局決定在今年11月召開十九屆六中全會。該次會議的主題，除了外界關注的人事變遷外，習近平陣營放風：可能推出中共第三份歷史決議。 在此之前，中共已經先後產生兩份歷史決議。第一份，1945年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二份，1981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習陣營解釋前兩份歷史決議，重點落在：第一份歷史決議確定了毛澤東的核心領導地位，從而確立了毛澤東路線或毛澤東時代；第二份歷史決議確定了鄧小平的核心領導地位，從而確立了鄧小平路線或鄧小平時代。由此暗示：第三份歷史決議將確定習近平的核心領導地位，從而確立習近平路線或習近平時代。 其實，習陣營對前兩份歷史決議的解釋十分牽強，極其片面，甚至錯誤。1945年產生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表達的中心意思：毛澤東代表黨內正確路線，而否定了王明左的路線、張國燾右的路線等。決議中並未提到毛的核心地位。而當時，中共黨內的說法是，毛澤東代表紅區的正確路線，劉少奇代表白區的正確路線。（劉少奇因在1937年任中共北方局書記期間，成功策動盧溝橋事變、誘發國軍與日軍全面決戰而在黨內地位飆升，一舉越過周恩來，陡然攀升到黨內第二號位置。） 值得一提的詭異現象是，當下，第一份歷史決議的全文，已經從中共的所有官網、包括新華社和人民網全面下架，只留下一些簡介性的文字。隱約透露，習近平當局要用自己的語言去任意詮釋那份歷史決議。 至於1981年產生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重點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判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從而確立改革開放路線。第二份決議，沒有突出任何個人，反而批判個人崇拜。比如，提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事件，沒有突出華國鋒，相反提到華國鋒「兩個凡是」的錯誤；提到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沒有突出鄧小平；提到平反冤假錯案，沒有突出胡耀邦。甚至於，整個文件，根本就沒有提到鄧小平的名字，何來確立鄧小平領導核心之說？ 「核心」這個名詞，究竟何時提出？毛澤東時代只有一個總體的說法：「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不指任何個人。 「核心」之於個人，是鄧小平在八九民運、六四屠城之後提出來的，他自稱自己是「第二代領導核心」，順帶定義江澤民是「第三代領導核心」。這種提法，出自鄧小平的私心。他深知，八九年的事，他犯了中共大忌，違反了中共的黨章和憲法。按照中共的原則：黨領導一切，包括黨領導軍隊，是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當時，趙紫陽是總書記，而鄧小平是軍委主席。從中共法理上來說，沒有趙紫陽的同意，鄧小平不得調用軍隊。這正是當時38軍軍長徐勤先抗命鄧小平的理由。 鄧小平為了掩飾自己違法違章，故意發明「核心」一詞，意指，雖然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先後是黨主席或總書記，但鄧小平才是「核心」，由此解釋他先後把他們一一罷黜的「合理性」，也解釋他動用軍隊鎮壓八九民運的「合法性」。至於指定江澤民為「第三代領導核心」，不過是鄧小平掩護自己「第二代領導核心」提法的障眼術，同時做了個順水人情，讓江澤民記得他的「恩德」。 回到今天，習陣營炒作第三份歷史決議，暗示將突出習近平的核心地位和習思想、習時代等，其用意有兩層：其一，為習近平在明年二十大連任造勢；其二，萬一不能連任，至少，這份歷史決議，也將成為習近平當政十年的政治遺產。 然而，回顧中共前兩份歷史決議的艱難出爐，各派爭議激烈而耗時彌久，如果中共要推出第三份歷史決議，爭議勢必更加激烈而耗時。比如其主要基調，究竟是肯定改革開放？還是回歸文革老路？習陣營和反習陣營，必然有一番明爭暗鬥，甚至爆發激烈爭執。推出第三份歷史決議，能在多大程度上遂踐習近平的心愿？恐怕連習近平本人，心下都沒數。由此推之，所謂中共第三份歷史決議，最終有可能變得混濁龐雜、不倫不類，甚至於難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經歷過文革苦難，按理說他不會重演文革悲劇，但他的執政卻越來越像是在回歸文革。1981年中共曾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決議中，中共否定文革，認為它是一場內亂和浩劫。但今天的中國又提出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與毛澤東時代氣味相投。 1955年，毛澤東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指出要「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實現對於手工業、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於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實現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有朋友會質疑說，習近平的「共同富裕」與毛澤東當年的「共同富裕」具有不同的時代背景。 時代背景固然不同，但思想卻一脈相承。2018年，《湖南日報》發表一篇題為「毛澤東共同富裕思想與實踐的當代價值」的文章，文章開宗明義就說：「1955年，毛澤東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毛澤東的一生都在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富強而奮鬥，在追求人民共同富裕的過程中進行了理論上的思考和實踐中的探索，人民的共同富裕也成為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懈追求」，文章強調毛的「共同富裕」思想，為中共當下追求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論和實踐上的借鑒與指導」。 面對中共極權全面回歸，有很多朋友在問一個問題，習近平會把中國帶回到閉關鎖國和貧窮的毛澤東時代嗎？ 大多數朋友的觀點是不可能。因為共產黨和中國人沒那麼愚蠢，誰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但我們回顧歷史就會發現，人類作出愚蠢的選擇並不罕見。 美國歷史學家巴巴拉·塔奇曼對此有深刻的洞見。他在著作《愚政進行曲》曾談到了珍珠港事件。 他說，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雄心勃勃要實現它的帝國夢想，即「大東亞共榮圈」，從征服中國開始，並逐步統治菲律賓、馬來亞、泰國、緬甸一直到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印度。當時西方殖民帝國正在為生存而戰鬥或早已無能為力，法國戰敗；荷蘭被佔領；英國自顧不暇，日本成就輝煌的時刻近在咫尺。 美國是橫梗在日本前進道路上的拌腳石。它拒絕認可日本對中國的佔領，並越來越不願向日本提供原料，以避免其進一步的冒險行動。 1941年，狂妄的日本政府做出了一個愚蠢的決定，那就是對位於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艦隊實行毀滅性打擊，也稱珍珠港事件。 珍珠港突襲行動是日本海軍大將山本提出的。他認為，日本應該「從戰爭一開始就猛烈攻擊並摧毀美國主要艦隊，從而沉重打擊美國海軍及其人民的士氣，使其一蹶不振」。但奇怪的是，他同時認為：「日本沒有希望取得對美國的最終勝利。」 支持這一計劃的意見認為，突襲行動將使美國沒有可能再對日本進行干涉，並不敢對日本採取進一步敵對行動。 但理性的聲音始終不絕於耳。首相近衛親王此時辭職了，指揮官們爭執不休，顧問們猶豫不決，天皇也悶悶不樂。當他問，偷襲是否能像日俄戰爭中偷襲亞瑟港那樣取得巨大勝利時，作為海軍總參謀長的海軍上將長野回答說，日本能不能贏都還是個疑問。 在這種並非一邊倒的氛圍中，為什麼最終極端冒險行動還是被批准了呢？ 歷史告訴我們，日本甘冒風險的原因竟然是，沒人敢於冒政治風險做出滿足現狀的提議。因為日本已經調動了戰無不勝的民族主義情緒，這是法西斯政權慣有的征服一切的耀武揚威情緒。 這種衝動來自領土和版圖的致命誘惑，來自強大的自負，來自無限的貪婪，這讓日本厄運難逃。珍珠港事件前幾個月，美國孤立主義如火如荼，至少有一半人強烈支持孤立主義政策，而日本這一行動讓美國人團結起來並動員整個國家的力量參戰。 日本似乎從來沒有考慮到，對珍珠港的攻擊不僅不會粉碎美國士氣，反而會使美國團結起來。 無論是因為無知、錯誤估計還是純粹的魯莽，日本給了對手猛烈一擊，而正是這一擊，使美國毅然決然地加入了戰爭。 巴巴拉·塔奇曼指出，我們都知道阿克頓勛爵重複過無數次的名言「權力滋生腐敗」，但我們並沒有清楚地意識到，權力也製造愚蠢；頤指氣使的權力導致思維僵化。 我們說了日本發動珍珠港事件是愚蠢的，但當時並非沒有人發現這個愚蠢，日本已經行駛在民族主義的高速公路上，它的路徑已經鎖定，翻車的結局是必然的。我們現在回到「習近平會把中國帶回到閉關鎖國和貧窮的毛澤東時代嗎？」的問題上，我認為道理是相同的，極權主義的內在邏輯必然導致閉關鎖國和重回貧窮。 第一，極權主義統治導致閉關鎖國。為什麼朝鮮的老百姓不反抗，相反供養一個奴役他們的金家王朝？極權主義國家有兩個統治法寶，那就是恐怖和謊言。經過一代一代的洗腦，大多數朝鮮人相信金家王朝的謊言，從而產生對領導人的人身依附心理。當他們看見國家領導人就會瘋狂擁戴，熱淚盈眶，甚至願意用生命去保衛他們的領導人。中國人在文革中也一樣，如果沒有林彪叛逃事件，如果毛澤東也如願將權力交給他的子女，今天的中國就是朝鮮。朝鮮至今閉關鎖國，老百姓不能使用互聯網，不能出國旅遊和留學。 習近平對新疆維吾爾族實施種族滅絕，他害怕維吾爾人團結起來，他害怕國際社會知道集中營的真相，整個新疆被封閉起來。有朋友說，新疆是民族問題，具有特殊性。但中國其它地區又如何呢？中國人的互聯網建立了高高的防火牆已經將中國與世界隔離開來。政府正在上收居民的護照。暴力、謊言決定了極權主義國家必然要封閉信息，既不讓國內的信息傳遞到國際上，也不讓國際社會的信息傳播到中國，於是中國的大門就一步步關上了。習近平或許不願閉關鎖國，但極權與開放不能兼容，他最終不得不以各種名義關閉中國的大門。 第二，中國會重返貧窮嗎？答案是肯定的。看看朝鮮就知道什麼是飢不果腹，什麼是餓殍遍野？不是金家王朝希望老百姓貧困，而是極權主義要求黨的絕對領導，要求對社會的全面控制，要求只能有一個正確的聲音，這樣自由的市場就無法建立起來，就必然會出現短缺，短缺就需要計劃配給。 我們回想一下毛澤東時代，為什麼中國那麼貧困？因為經濟短缺。為什麼會經濟短缺？因為沒有自由的市場和交易。2018年初，人民大學周新城教授發表文章《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指出共產黨的不忘初心就是要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而自由的市場就是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公有制對應的經濟體制必然是計劃經濟，而私有制必然是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基因完全不同，自然結果也截然不同。左春和先生在文章《折騰是極權政治的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中指出：由極權政治高度控制下的經濟是一種雙刃劍，一方面全部壟斷、掌控了社會資源，阻止了經濟資源向個人手中的流動，另一方面，由於沒有自由的市場因素，經濟發展會在一定時間內走入宿命，從而使權力的經濟資源面臨危機。 有朋友問，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但不是在搞市場經濟嗎？事實上，中國的改革開放就不是搞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讓中國經濟崛起。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掛羊頭賣狗肉，掛著社會主義的幌子，做著資本主義的生意。現在，習近平要做社會主義的生意，自然就要更換經濟體制。有朋友說習近平搞的也不是什麼社會主義，他無非想保住共產黨執政地位，繼續搞權貴資本主義。但結果是一樣的。 習近平要保住共產黨執政地位就要用極權主義的暴力和謊言統治，結果就會造成中國走向閉關鎖國。要繼續搞權貴資本主義，就不會實行法治，就會壟斷國家資源，民營企業生存就會舉步維艱。民營企業的壯大會要求分享國家權力，走向民主化，於是打壓民營企業，限制他們的成長就會成為必然。習近平近來對民營企業的打壓和提出第三次分配看似損人不利己，但透過極權主義的內在邏輯，我們就會發現它的必然性。 （全文轉自議報）
每次碰到台灣的藝人、商人在中國「被台獨」，被迫要政治表態，要「被中國人」，我總是想起許文龍。奇美集團前董事長許文龍在2005年發表一篇退休聲明表示：「我認為台灣、大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人民都是同胞姐妹……我認為台灣的經濟發展離不開大陸，搞台獨只會把台灣引向戰爭，把人民拖向災難。」「最近胡錦濤主席的講話和『反分裂國家法』的出台……我們心裡踏實了許多，因為敢到大陸投資，就是我們不搞『台獨』，因為不搞『台獨』，所以奇美在大陸的發展就一定會更加興旺。」 許文龍是有名的「綠色台商」，一番反台獨的言論在當時震撼了台北的政商圈。當時在立法院跑新聞的我一直覺得很奇怪，想知道這過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跑去問當時的台南市立委、也是許文龍的好友王幸男。王幸男一開始面有難色，後來囑咐我如果要寫，一定要用匿名，最後我寫下了「許文龍的表態 大陸一手導演」，刊載在2005年3月30日的《中國時報》政治版，那應該是當時台北媒體最早一篇側寫許文龍真正心聲的報導。 王幸男後來回憶，許文龍在發表「感言」之前跟他同坐一車，問了他一些意見之後，竟就像個孩子似的，在車裡自顧自地嚎啕大哭了起來……。王幸男說他從沒看過當時已經年近80的許文龍這樣子，那一幕讓他終身難忘。而事實上，一直到兩年前，許文龍的助理還找上我，希望能夠「典藏」那篇區區幾百字的報導（其實我根本無權授權起）。這種種事情都顯示，許文龍多麼在意這篇「退休感言」對他人生的烙印，多麼希望能洗刷這個「污點」。 無論是許文龍或吳寶春，無論張鈞寧、小S或者是許光漢，不論他們是大老闆或小藝人，也不論他們的意識形態到底是藍是綠甚至是紅，我對於這些必須違逆個人意志，做出政治表態的當事人總是感到同情。當然，台灣是民主社會，我也尊重許多「這是你要到中國撈錢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可以不用表態到這樣吧」的政治批評；不過，我們不是當事人，加上每個施壓的樣態都不同，我們也從來不知道當事人在這過程中承受了多少的壓力。 在許文龍的個案里，他們拿著「退休聲明」要許文龍簽，許文龍不知道簽了之後奇美集團未來會如何？但是他知道他如果不簽的話，奇美一定要倒大楣，這些曾為這家公司賣命的數萬名員工生計都將出問題。同樣地，多數被公開威脅的台灣藝人、商人在中國都有一條「產業鏈」，許多人認為自己的損失可以扛，但無數跟著藝人拚命的員工會跟著倒楣失業；更不用說，在經紀公司包辦宣傳業務下，藝人根本無法主導或更改微博的公開聲明內容，「被中國人」、「被支持新疆棉」常常也只能苦吞下肚。在這過程中，難以窺見此刻這些被霸凌藝人的內心周折，一如我們是在10多年後，才得以看到許文龍當時內心的百轉千回。 回到張鈞寧的個案，她因為碩士論文題目「我國演藝人員經紀管理之法制問題」，加上「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的日期格式而「被台獨」，當然是個荒謬絕倫的指控；而所謂「兩岸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我不是台獨」，更是語法怪異，不太可能出自張鈞寧的手筆。只是，張鈞寧無從否認，也知道這一定會傷害許多台灣人的感情，你可以怪責她「為錢出賣靈魂」；但這是張鈞寧全盤衡量利弊得失後所做出的決定，也是她自己的人生選擇。而讓所有人能夠保有這樣的選擇，其實就是自由台灣之於所有人的可貴。 整件事里，最可憐又可惡的其實是那個逼小藝人、小商人政治表態的政權，他們明明知道這些話言不由衷，但卻拿來自鳴得意；他們以為謊言說了一千遍就變成真理，但其實所有人（包括他們自己）都知道這是國王的新衣；他們逼人表態看似威風凜凜，但其實是照見的是他內心空洞，根本不知所以然。這個政權要別人為它撒謊，到最後它也對自己撒謊；一個謊言構築的體制，無法埋葬自由台灣，最終卻會吞噬自己。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近期，習近平當局掃蕩企業界和演藝界，借口很多。借口之一，是「共同富裕」或「第三次分配」。 如果說，在當前中國的國情下，商人致富難免涉及程度不同的官商勾結和權錢交易，但商人經商必然也有他們自己的才幹、能力和貢獻。經商致富，乃平常之理。同理，藝人致富，其中有些人或有偷稅漏稅或權錢交易之嫌，但藝人通過自己的知名度、高人氣、明星效應獲得高片酬、不菲的票房收入，以及為商家代言等廣告收入也屬平常之事。 換言之，中國商人和藝人的收入比起中共官場和官員貪污、受賄等不法所得，相對而言要光明得多、陽光得多。習近平掃蕩演藝界和企業界，何不掃蕩官場？當然，選擇性反腐不算，那是權力鬥爭。有人以為，習當局掃蕩企業界和演藝界是「殺富濟貧」，是中國歷史上殺富濟貧的又一次重演。其實，連這個都不是。不是殺富濟貧，而是殺富濟富、殺富濟官、殺富濟官府。 所謂共同富裕，就是共同貧窮。因為，從演藝界和企業界收刮的錢財絕不會分給老百姓，而直接進入共產黨的國庫、黨庫，甚至直接進入權力者的腰包。在這一過程中，削平的是商人和藝人的財富，讓他們與普通老百姓趨同，唯獨肥了官府。換言之，所謂共同富裕乃是又一次強迫的財富轉移，並非從商人、藝人頭上轉移到老百姓頭上，而是從商人、藝人頭上轉移到官府。 破解這個所謂「共同富裕」的真偽太簡單，就請習近平和共產黨公布領導人及各級官員的財產，就像大多數國家所做的那樣。習當局斷然不會這麼做。於是，司馬昭之心昭然若揭：只准我們富裕，不準你們富裕；只准我們特殊，你們必須平均。 所謂「三次分配」，是同樣的道理。第三次分配，就是第三次搶劫。臂如，企業家或企業的慈善捐款如果是捐給政府，那是直接搶劫，官府對企業的搶劫；如果是捐給社會，誰來接受？人民如何直接得到好處？多半情況，仍然是政府「代表」人民，中途劫奪，據為己有。 在掃蕩企業界和演藝界的同時，習當局宣稱，收回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這是中共第四次打農民的歪主意，第四次對農民土地的搶奪，巧取豪奪。 第一次，土改（1949年之前）。「打土豪、分田地」，從地主、富農手中搶奪土地，假裝分給農民，進而裹挾農民支持共產黨，加入中共軍隊；第二次，公社化（1950年開始）。中共奪取政權後，以實施公有製為名，從農民手中奪走土地，收歸黨有；第三次，聯產承包責任制（1978年之後）。為挽救崩潰的中國經濟，即中共政權賴以維繫的經濟命脈，「鬆綁「農民，賜給他們土地使用權，承包經營，但土地所有權仍屬於中共；第四次，收回聯產承包責任制（2021年）。即再次收回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 古代中國，耕者有其田。如今的共產中國，農民既喪失土地所有權，也喪失土地使用權，實為亘古未有之奇觀。 面對習當局的掃蕩、任性而為，中國社會鮮少抵抗之心，更無反抗之力，仿如阿富汗社會遭遇塔利班。在中國，歷經大半個世紀的國家恐怖主義，人民被嚇破了膽，膽顫心驚。共產黨則膨脹到極點，為所欲為。正所謂：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 習近平有信心，中國人民的奴性會任其蹂躪，足以讓他的搶奪計劃安全實施；不僅不會遭遇反抗，相反，還有喝彩之聲。仇富心態，願人窮恨人富，原本就是中國文化的負面特質，共產黨早已把它發揮、利用到極致。此時，借民粹主義鞏固自己的權位，對習近平而言，又是一樁順手牽羊的快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