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华立学院禁小米汽车入校 引发网络热议
2026 年 6 月 30 日
中国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虚像就是房地产泡沫带来的“土木工程景气”。房地产泡沫早晚会被刺破，但谁也没想到，引起中国房地产业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第一块“骨牌”竟然是号称中国房企第一的恒大。恒大经常自诩“大得不会倒”，而如今它所展示的是，“最大的倒起来风暴最大”。恒大风暴已经冲到了华尔街，又反过来进一步冲击中南海的经济蓝图。中国经济的“多事之秋”开始了，它出现在今年秋天，却不可能止于今秋，而是会延伸得很久远。 一、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了个大洞 多年来，几乎全世界似乎都相信中国的经济繁荣是不会改变的必然趋势。我今年6月18日刊登在本网站的文章《拨开中国经济“繁荣”的迷雾》曾经指出，“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之上，不可能再复制，因此那种繁荣也是一次性的，绝无持续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又积累了一系列几乎无法解决的严重困难，也使中共再难谋求经济繁荣。”中共在经济上积累的最大的无法解决的困难，就是维持其目前局面的房地产泡沫。 虽然中国国内许多人也知道，这个房地产泡沫早晚会出问题，但因为利害相关，很少有人愿意相信，这个房地产泡沫会马上被刺破。中共一直在设法调控房地产业的活动，既想遏止它继续膨胀，又想让它别一下子破灭。从逻辑上讲，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impossible mission）。但是，在捧着泡沫度日的岁月里，只要房地产泡沫依然在阳光下“闪光”，人们就会抱有一线希望，以为政府总有办法维持局面。只有当房地产泡沫被刺破一个洞的时候，大家才会意识到，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房地产泡沫，到底还是出问题了。 最近，中国的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突然资金链断裂，开始拒付其到期的理财产品，同时甩卖在建住宅，甚至用未完工程来抵付欠其他公司的债务。此事已经冲击到香港股市和华尔街，成为国际财经媒体共同关注的风暴。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人以为，恒大再大，不过是沧海一粟，它垮下来不足以冲击中国庞大的经济。那么，恒大风暴究竟源起何处，它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二、恒大：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要穿帮 恒大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经营上为了扩张，不断拆东墙补西墙，就像“八个坛子七个盖”，想靠五花八门的不断运作，让大家以为它的方方面面都十分顺畅；虽然“八个坛子”总有一个没法盖上，却做得似乎真有八个盖子把每个坛子都盖严实了。结果，稍遇风雨就穿帮，终于从一个“坛子进水”，变成各个“坛子”都岌岌可危。 那最先“进水”的就是这次爆发支付危机的恒大财富，而背后的原因则是恒大总部把恒大财富通过理财产品所集之资调去填补其他在建项目的资金窟窿，又无法把本利归还恒大财富，以致于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到期不能兑付，把恒大的家底露了个底朝上。 恒大到底有多少窟窿，什么时候开始发生问题的？中国的《财新周刊》前几天在其公众号财新微信上发表了两篇调查性报道，披露了不少内幕。这两篇文章分别是，《恒大何以至此（上篇）——危机袭来》与《恒大何以至此（下篇）——危机溯源》，但在当局压力下，《财新》不得不立即删除。幸好该文由公众号@经韬纬略智库备份，美国的《阿波罗新闻网》及时挖掘出来，为想了解真相的公众提供了一窥究竟的机会。笔者择其要点，稍作说明（下文中引号内文字均引自这两篇文章）。 首先，尽管恒大号称中国房地产企业头号招牌，其实资金严重紧张，它不得不通过恒大金服（后更名为恒大财富）大量非法集资，来为住宅工程输血。恒大的集资机构几年前就“在公司内部全员推广自己的理财产品，甚至摊派理财任务，后来公司还定期进行营销考核”，迫使员工掏钱并寻找外部关系，以便完成摊派的理财产品销售指标。当承接施工项目的公司依合约请求付款时，恒大甚至要求施工公司必须购买恒大的理财产品，“金额大约为工程款的10%，尽管这一要求并非强制，但施工方出于与恒大维持良好关系的考虑，往往都会购买”。即便这样集资为施工项目输血，仍然无法维持工地正常运转，8月恒大在全国的“800多项目中500多个处于停工状态”。 其次，恒大还拖欠了施工企业巨额工程款。到2020年8月，恒大的上下游合作企业达8,441家，其中大批企业都被拖欠应付款项。这些欠款恒大用自己开出的无担保短期票据（又称商业票据）应付。从恒大的财务报告可以发现，截至2021年6月30日，“应付贸易账款及其他应付款项达到9,511.33亿元”。 再次，恒大的债务巨大，而资产却在不断缩水。“截至2021年6月底恒大的总资产23,775亿元，总负债19,665亿元。在这近2万亿元的负债中有息负债为5,717亿元”。所谓有息负债就是恒大借来的款项；总负债扣去有息负债，其主体就是应付及预收款项，将近1.4万亿。应付款项就是恒大拖欠的施工款，而预收款项则是恒大卖预售房收到的购房款，而房子尚未施工或尚未完工。从账面上看，恒大的总资产扣除总负债，似乎还有4千多亿净资产，其主体部分是已购进土地和在建工程，但这净资产数额并不靠谱。一方面，已购进土地的购价远低于目前市价，房企就靠这差价赚钱，但土地若在地方政府的售地合同期限内（一般为几年）未正常开发，当地政府可能收回土地，恒大的那些空置土地就会从净资产当中消失；而在建项目若无资金施工，其烂尾楼的价值接近于零。另一方面，恒大还在财务报表外隐藏着大量债务。“房企存在大量表外负债，是众所周知的秘密。恒大的表外负债到底有多少，是否超过目前恒大净资产，始终成谜”。 三、恒大风暴破除了中国房地产业的三个迷思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之所以多年来大而未破，除了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保护之外，民间的三个迷思也在心理上支撑着房市。 第一个迷思是，“房企大了不会倒”。恒大之所以不断扩张，其信条之一就是“大就不倒”，以为政府不会听任它垮下来，而购房户也相信这一点。今年8月2日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世界500强大公司，恒大位列全球第122名，中国入榜的8家房企当中恒大排名第一。然而，就是这堪称中国房企的头牌大公司，如今却陷入了困境。恒大都靠不住了，这个现实彻底摧毁了“大而不倒”的迷思，其他的中小公司自然也不在话下。 第二个迷思是，“预售房信得过”。很多购房户现在买房时，都是看了样品房或模型就下单付款；而房地产公司则利用购房户急于得到新房的心理，用客户预付的房款作为房地产施工的本钱。但恒大的教训告诉全国，只要房地产公司的资金周转不过来，预售房完全可能成为烂尾楼或“空中楼阁”，购房户把钱给了房地产公司，却只落得一场空。据恒大集团8月发给广东省政府的报告，仅在广东省“2020年6月30日恒大集团已售未交楼的商品房数量为61.7万套，若恒大集团陷入危机，将有204万业主面临工程烂尾或无法收楼的风险”。 第三个迷思是，“中国房价不坠跌”。恒大为了偿还债务，开始对在建住宅打折了，这对整个房地产市场都构成冲击。对理财产品的个人客户，恒大总部只能用实物资产抵付现金债务，恒大财富负责人杜亮表示，“实物资产冲抵时住宅、公寓分别按照当期售价基础打7.2折和5.4折，商铺和车位按照当期售价基础打4.8折”。同时，“针对逾期商业票据，恒大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以房抵债’”。例如，过去2个月里，恒大因为现金紧缺，对涂料企业“三棵树”实行“以房抵债”，“以位于武汉市江夏区、鄂州市华容区、深圳市龙岗区的3处期房兑付，预计完工交付时间分别为2022年、2024年和2023年。这些用于抵债的房产有可能流向市场”。恒大抵债的在建工程当然只有打折才能让债权方接受，而债权方为尽快收回现金，会不管当地房地产市场目前的价格多高都低价出让，“三棵树已着手处置这些房产”。 这三个迷思的破除，一方面对全国购房户的心理构成了巨大冲击，许多原来还想买房的人不得不慎重考虑；另一方面，恒大的打折行动会造成房价下跌的“涟漪效应”，让不少城市的房价加快下滑。 四、房地产融资新政断送房企 由于各地方政府的财政过去十多年来严重依赖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出售土地收入，让中央政府越来越担心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可能性，许多银行已投入土木工程项目或提供给购房者的抵押贷款会成为大量坏账，由此产生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担心，地方财政对“土木工程景气”的高度依赖，一旦遭遇房地产泡沫破灭，会造成地方财政的崩塌。因此，从2017年以来，北京就一直试图逐渐制止房地产业的盲目发展，通过限购、限价、限贷款等多重手段，来轻轻地挤压房地产泡沫。 疫情之后，由于经济凋敝，中央政府更加担心“一枝独秀”的房地产业汲取太多的居民家庭金融资源，导致消费萎缩，经济失去动力，于是开始进一步打压房地产业。去年8月中共给房企划出了“3道红线”，限制房企的银行贷款额度。这3条规定是：一、除预收款之外的资产负债率（即负债除以资产）不得高于70%；二、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三、房企的现金短债（即现金除以短期债务）比不得小于1倍。 按照北京对房企的融资新政，一家房企若3道“红线”全部踩中，便不能再到银行贷款；若踩中2道“红线”，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5%；若仅踩中1道“红线”，有息债务规模年增速不可超过10%；若3道“红线”均未踩中，有息债务规模每年最多增加15%。这样一来，房企借新债还旧债的老路就走不通了，借不到足够的贷款，旧债又必须按期偿付，房企就可能陷入财务危机。 恒大并不是房企融资新政之下唯一的倒霉鬼，自从房企融资新政从今年初开始实施，8个月来各房企一直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到9月5日，全国已有274家房地产公司宣布破产，平均每天1家，率先破产的是资金实力弱的小型房地产公司，然后，恒大也撑不住了。只要房企融资新政不取消，房地产公司的财务压力将越来越大，再加上恒大风暴的冲击，房地产业的“冬天”就不远了。 五、恒大风暴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可以说，恒大风暴既让中共看到了房企融资新政的必要性，也让中共看到了房地产泡沫加速萎缩的危险性。虽然一个恒大不至于立刻就把整个房地产业拖入深渊，但至少恒大风暴显示，以房地产为根基的“土木工程景气”不仅从此终结，而且还成了拖累整个中国经济的沉重包袱。到这个时候，赞美“土木工程景气”的声音可能再也冒不了头了。 中共房企融资新政的着眼点是保住银行，牺牲房企，实际上有点“断臂求生”的味道。这次中共对中小型房企的倒闭实际上是乐见其果；至于对恒大，当局希望让恒大自行处理其错综复杂的债务和价值迅速缩水的资产，也借此了解恒大的不了之局严重到何种程度。 恒大风暴代表着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开端，它很可能是房地产业即将开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第一块倒下的“骨牌”，其他大中型房企有多少能撑得住，并不完全取决于它们的自救努力，而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大环境的恶化。如果房价下滑不止，政府为救银行，势必牺牲更多房企。这种局面逐渐发酵，将令目前正陷于国内消费疲软、工业品物价持续上涨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让中共鼓吹经济复苏的调子黯然失色。《华尔街日报》9月22日专门发表数篇文章，分析恒大风暴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其中的一篇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恒大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 这次恒大风暴已经冲击了国际经济，各国媒体以及美国的财经媒体纷纷连续报道恒大风暴的冲击。恒大困境暴露后，不仅冲击了香港股市，而且也冲击了纽约股市。在纽约股市上，不仅是中国概念股和中国债券基金受到冲击，连美国公司也受到连带影响。其中有两家美国公司的股票跌得最明显，也格外引人注目，一家是在中国大量制造和销售工程机械的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 Inc.)，另一家是热衷于经销并投资中国那些涉房公司债券的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 虽然恒大并没大到能改变全球经济走向，但恒大风暴曝露的中国经济风险却大到令全球投资圈重新评估中国经济，而它们未来对中国的投资肯定将变得越来越谨慎，甚至可能撤出部分投资。这样的国际经济动向势必让中国经济再受压力，因为急需向西方国家推销其债券而募集急缺资金的中国公司们可能从此失去“吸引外资”的“魅力”；而外资对进入中国日益谨慎，则让中国经济越来越无法指望外国金融资本的光临。昔年中国经济的繁荣一直奠基在对外开放之上；如今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往那些向往着未来中国繁荣的西方投行头上不断浇着“冰水”。 不管将来恒大是死是活，它已经“青史留名”了。将来世界经济史专家们叙述中国经济走向衰落时，作者们很可能都会用这样一句话为他们的相关章节开头：“自从恒大事件以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关注恒大风暴的重要意义。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恒大爆雷，炸伤无数平民。本来有钱去投资恒大的，不管是地产还是理财产品，都是手上有馀钱的少数人了，现在这些高端中国人也成了无妄之灾的“灾民”。 网上所见，众多灾民集结到恒大写字楼静坐抗议，吃住在许家印办公室，希望以这种社会压力促使政府出手解决。 可惜中共的惯技，不是解决问题，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于是我们又看到在恒大写字楼里，当局出动大批保安，对抗议的市民大打出手，保安拉扯推撞市民，抢夺标语横幅，甚至操起桌椅当武器打人。 这些保安是恒大自己养的，还是当地政府派来的维稳人员，没有人知道。保安年轻力壮虎背熊腰，普通人手无缚鸡之力，根本不是对手，三两下手势，市民都要落荒而逃。 和平示威无效，吃皮肉苦不合算，无辜市民唯有退而求其次，给政府信访部门写信，最终当然泥牛入海无消息，恒大这个雷虽然爆了，伤了平民，还是伤不了政府。 中共的独裁统治用的就是两手，一手是谎言，能骗则骗，不能骗则卸责，不能卸责则抵赖，到不能抵赖了，就用另一手暴力。所有社会问题，不能用谎言解决就用暴力解决。 中国人惯于吃亏时义愤填膺，抗议时声嘶力竭，暴力临头就逃命。肉身娇贵，唯有认了倒霉，回家去骂娘，时间久了也就习惯，然后等下一次再受骗。 中共养了那么多保安﹑城管﹑武警和军队，用来保家卫国吗？当然不是，大多数都用来对付中国人。保安城管和武警军队，成员大多是农村青年，属于中共眼中的“低端人口”，文化程度低，职场上无竞争力，好处是身强力壮，平日把他们养著，需要时就用来维稳。 头脑简单，工作也简单，有一笔收入，年轻农民容易满足。中共从民间搜刮大笔钱财，用这些钱养一班鹰犬，需要时就驱使这些农民到出事地方去，打人掳人，残暴冷血。 用中国人的钱养起一班中国人，用这班中国人去打其他中国人，中国人对共产党，还要感恩戴德，三呼万岁。中国人是不是够蠢？ 有人预估中共派工作组到恒大，是要替恒大解困了，政府会出手解救恒大，这未免太一厢情愿。恒大的问题不是今天才爆出来，以中共惯技，恒大问题早在掌握之中，恒大那个窿有多大早就心中有数，今日派工作组，只是表示政府“有心”解决这个问题而已。 要不要救恒大，只在习近平一念之间，救的话，往后的麻烦更大，不救的话，眼前就有麻烦。但眼下的麻烦，充其量就是抗议的平民而已，只要把他们打回家去就可以了。打一次再来，那就再打，直打到他们不敢来为止，政府不需要出手，风波就会平息下去。 所有恒大的问题，包括卖房﹑烂尾楼﹑欠债都可以用暴力维稳的手段处理，其他地产商爆雷，也可以照办煮碗，有中国人镇压中国人，中共非常省事。 这些保安﹑城管都是平民，他们自己都是贫穷一族，赚一点钱养家，有积蓄就去买理财产品或买楼自住。他们的家人可能在另一个地产商那里受骗，在那里抗议，但他们在恒大残暴对付和他们父母同样遭遇的同胞，心里想的只是中共，没有想到父母。 这些保安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从来不问一下，他的工资是哪里来的？是中共腰包里来的吗？当然不是，中共的钱财正是从中国人腰包里来的。保安拿中国人的钱打中国人，他们的父母在另一个地方被另一班中国人打，这是世上最荒谬的事情。 情况正如香港。香港人纳税，养起林郑一班港官和警察，这些港官警察秉承中共的意旨，用暴力对付香港人。我们用自己的钱养了一班畜牲来打自己，问题的症结，便是没有一个民主的制度来保护我们。 这些保安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想通了呢？不知道，或许会，或许不会，中国人的命运，就决定中国人会不会“想通”。只有想通才会想改变，只有想改变才会投身改变的斗争。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九一一那天，有人在推特贴出解放军上将刘亚洲谈九一一的文章，这篇文章我早年曾看过，所以就转给一些朋友，有的朋友看到了，有的稍迟一点看，文章已经被下架。 我不知道推特为何下架刘亚洲的文章，因为我读过刘亚洲不少文章，认得出他的文章风格，所以敢肯定是他写的。 网上仍可搜寻到他另一篇谈九一一的文章，也有部份被下架文章的转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 在那篇下架的文章中，刘亚洲提到九一一事发时，他正在酒吧和朋友聊天，当时“整个酒吧的中国人都异常兴奋，情不自禁地鼓掌欢呼。”有人打赌会有两万还是三万人死。后来他又听说，“当天晚上，在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中国绝大多数大学校园里，学生们都在敲锣打鼓，庆祝美国‘双子星’大楼被炸。” 我无法转述刘亚洲对这些事的评论，他谴责中国人咀嚼他人痛苦来消解自己仇恨的变态心理，认为我们这样的民族太没出息，太背离现代人的道德品质。 日本福岛核灾时，中国人一样狂欢，与九一一时的欢天喜地，是同一种畸型心理。 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并不是这样的，儒家主张人有怜悯之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人要有同理心与同情心。佛家也主张慈悲为怀，普渡众生，连踩死一只蚂蚁都不忍，传统的中国人不会有这种刻薄冷血的变态心理。 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个样子?就是从中共建政以来，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中，发生了这种人性的可怕崩塌。中共的政治文化宣传，永远强调党性高于一切，每个人都要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党的利益是最高价值，除了党，没有个人利益和思想存在的空间。 因为强调党性高于一切，个人的思想和情感都成了负面价值，每个人都要向党性膜拜。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强迫个人与有问题的家庭决裂，主张敢于与父母和亲人作斗争，揭发他们的政治问题，开斗争会时上台批判自己的父母。文革中薄熙来参与斗争老爸薄一波，一脚踢断老爸的肋骨，这便是典型的党性的表现。 连父母的痛苦都可以不顾，人性已基本泯灭了，对父母尚且冷酷，对他人﹑对别国人的痛苦，当然更可以欢呼。 有党性无人性，这便是中共的价值观念，在全中国各个角落风行，一代传一代，整个民族都受到党性观念的毒害。每个人的灵魂都被腐蚀，整个民族的灵魂也慢慢败坏，久而久之，这种价值观便成为我们民族性的一部份，占据主流意识形态。 只有铲灭基本人性，中共的党性才可以统御中国人，中共无恶不作时，才不会有中国人挺身反抗。当党性绝对控制了每个人，中共鼓动中国人仇恨外国人，就顺理成章了。 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要改造中国很难？就是因为中国人几乎都被中共改造完了，中共成功改变了十三亿中国人，将他们变成只有中共党性﹑毫无个人灵魂的行尸走肉。中国人失去分辨善恶是非的能力，视正常为反常，以兽性为人性，杀人放火寻常事，越冷血越高尚，对人心太软，便成为阶级立场不坚定的异类。 一个民族被改造成冷酷无人性的异类，中共操弄这十三亿人便如鱼得水，可以驱策群氓横行天下。为什么中共的血腥统治至今仍可维持？因为被改造成党的驯服工具的中国人，变成中共的生长土壤，恶之树结恶之花，只靠恶的土壤提供水份和营养。相对来说，解决中共统治容易，而不经几代人的炼狱之苦，中华民族不能脱胎换骨。 香港人千万要牢记一点，不管时局恶劣到什么地步，不管中共凶狠到什么地步，不管我们会遭受何等样的苦难，我们一定要保持住香港人传统的价值观，一定要小心维护我们的基本人性，一定要固守我们的良知，不让它受到中共意识形态的摧残。只有我们小心守护自己的灵魂，我们才有将来。 今日林郑一伙毒害香港人的思想，为害香港整体利益，铲平普世价值，用的都是“国家”的伟大口实。他们以国家为名，污染香港人的心灵，这种道貌岸然的宣传惯技，恰恰包藏了戕害基本人性的祸心。我们千万要提高警惕，不易本性，不改初衷。 不管中共以什么伟大的口实来改造我们，不管保守自己良知要付出什么代价，最要紧的事，是万不可以中共的党性来取代我们的基本人性。即使有时我们被迫要在公开场合同意中共的宣传，我们也一定要在内心提醒自己，严格区别党性之恶与人性之善。 党性只是一党之私，人性才是永恒与普遍的。中共凭自己的党性，屠杀﹑虐待和改造几代中国人，这笔帐日后要一点点清算。如果我们不知不觉被中共同化了，接受了他们的洗脑，那我们就只有跟中共一起沉沦下去，变成人类的渣滓。 网上还能读到刘亚洲写九一一的另一篇文章，文章不长，我把它贴在下面： 美国人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这是最可怕的 “9•11”是一场灾难。当灾难袭来时，最先倒下的是躯体，但站的是灵魂。有的民族逢灾难，躯体未倒，灵魂已缴械。 “9•11”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美国人的力量。 第一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楼上的人们通过EXIT向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一条宠物小狗让道。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强悍到一定的程度，断然做不出这种举动。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 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我们自古就有报复的传统。我住在成都。邓艾破成都后，庞德的儿子把关羽一家老幼全杀光了。血腥报复，斑斑点点，不绝于史籍。 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767客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恐怖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 在这么一个生死悠关的时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 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 刘亚洲是解放军上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内地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元老李先念的女婿。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近日震撼海内外的最大新闻，是恒大丧钟响。我对财经问题是外行，不过这几天看新闻，知道兹事体大，事关党国生死，斗胆喷下口水。 恒大欠债三千亿美金，目前陷入财困的是恒大财富理财产品，财务缺口为四百亿，这都是初步的数字而已。新闻中各地都有被恒大坑骗的市民在抗议讨债，事情如何了结，不但恒大老板许家印作困兽斗，习近平也寝食难安。 恒大有没有救?要看习近平。世上没有一个财团有本事救恒大，或许有，但有本事又有心的没有，想救恒大而又有本事救的，只剩习近平。习近平救不救呢?这是习近平的难题，不是我们的难题，我们隔岸观火可也。 习近平救不救恒大？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救也难不救也难，救也危不救也危，总之一想到恒大，习近平又要骂娘。 恒大又是谁养到这么大的，不就是习近平的中共吗?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实行GDP刺激机制，地方官员以GDP衡量政绩，成绩好的升官，成绩不好的投闲置散，因此GDP崇拜成风。 地方官拼GDP，最立杆见影的就是房地产。起楼先要买地，卖地是地方政府第一笔收入，从前不上缴，是地方私家钱。地产商起楼是大工程，起完楼要开路、铺设水电煤，装修买家私，都是GDP。地产商有收益要交税，盖了新楼又要再买地，如此循环不息，GDP不断累积，地方官笑逐颜开。 地产商都是在地方官的扶植下成长起来的，地产商无不是地方官贪腐的同伙，这么大的甜头，你想地方官“有序”开发地产，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此习近平批判的“资产无序扩张”，根本不是私企搞出来的，就是中共自己搞出来的。 中共国的地产畸型发展不自今日始，早就有专家提醒，全国约有七亿间商品房，空置率21%，即是一亿五千万间，平均一间屋住三口人，未来要增加四亿五千万人口才能消费这些楼，现在出生率下降，什么时候才卖得完？ 明明需求在下降，地产商又拼命起屋，小学生都明白没有可持续性，但中共基于GDP崇拜，还是任地产商发癫。习近平说“房住不炒”，现实是供过于求，你不让人炒房，房子不就空在那里了吗?问题并没有解决。 地产商疯狂起楼，楼又卖不出去，债越欠越多，前景如何，阿茂用膝盖都想得明白。 恒大垮台影响深远，众所皆知，习近平能救当然要救，但救一间公司，要基于行业前景有可为，若全行前景不可为，你救得一时，救不了长久。简单说，政府自掏腰包撑住恒大，但要保证恒大能继续赚钱，否则恒大持续大亏，等于扔钱入大海，习近平会蠢到这种地步？ 放在早几年，中共豪气干云时，三千亿美金的缺口就一口气填了，但中共国未来一年自己的财政缺口是十万亿，最近急救阿富汗塔利班，只能掏二亿元咁大把，证明国库空虚。现在叫中共拿四百亿出来救恒大财富，已经难过登天，更不必说拿三千亿美金即二万亿人民币救整个恒大集团，今时不同往日了。 中国经济螺旋型向下，失业率急速攀升，人民口袋空了，已买的楼都供不下去，谁还有余钱去买新楼？可以肯定，中国楼市的好景一去不返，中国地产商的好景一去不返，中国人的好景一去不返，中共的好景也一去不返。 习近平固然想救恒大，但有心无力，即使救了恒大财富，还有恒大集团更大的洞要填，救得了恒大，其他地产商若倒骨牌倒下（经济下行全行不景)，那习近平是救还是不救? 恒大早前写信给广东省政府，罗列一大堆恒大垮台的负面效应，以此恐吓政府，显示恒大已大到不能倒。但以习近平的性格，世上没什么“大到不能倒”的私企，整个教培行业，上下游就业人口四千万，他一口气就灭了，世上有比他更大气魄的领袖吗?四千万人的生计说灭就灭，恒大才四百万，小巫见大巫啦！ 恒大垮，后果可小可大，整个地产业垮，事情就大，地产垮金融则危，金融危事情更大。地产是灰犀牛，习近平是维尼熊，两个庞然大物厮杀，天地为之变色，好戏还在后头。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最近，中国政府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大动作，例如重提共同富裕，让民企“自愿”捐钜款；再加上习近平9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干训班开班式上发表讲话，称“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这些都明确指向政治上的红色回归——回到毛时代的极权状态。各方对红色回归的判断分析符合事实，但多有评论据此称习近平将“闭关锁国”，则是延伸过多的推论，因为中国的资源与市场对外依赖极大，文化上闭关锁国可以做到，经济上与政治上却毫无可能。 “总想过太平日子”的说法对外非对内 习近平9月1日在中央党校那段讲话中被轰传的一段如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寸土不让，……”。 这段话被解释为内斗激烈：“这不仅显示中共近期在国内发动的一系列大整肃运动将愈演愈烈，而且预示台海南海有爆发冲突的可能。有人预警道：全世界都要系好安全带。” 如果不是痴迷于内斗说，这段话的“内斗”信号其实不明显，主要是指对外关系，尤其是指中美关系，以及从属于中美关系的台海关系。 美国最近撤出中东泥沼，连美国官方都没正式表示过战略重心将移至印太，但外界却将一些近年西方国家反复重演的动作视为这些国家正在调整对华政策，例如目前美日英印澳等超过8国的航舰与特遣舰队集结西太平洋；澳大利亚驻美大使日前提出，中共的威胁超过911后极端主义对世界的威胁；欧洲议会外委会9月1日压倒性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罕见建议欧盟将驻台机构正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中国也摆出强硬姿态：自9月1日起，中共根据新修订的《海上交通安全法》，要求所有进入中国自己划设的领海范围的外国船只，都必须向中方通报。 但所有这些，并不意味中国将闭关锁国，当然更不是各国要与中国脱钩，只是一种特殊的外交姿态。 希望中共速崩的观察者不肯承认的是：由于美国现阶段的国际退守姿态，凡美国势力撤退之处，比如缅甸与阿富汗，就成了中共势力扩张之地。 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偏高 我曾在《痛失对美经济依赖 中国梦成白日梦》（RFA，2020年8月3日）一文中指出，衡量一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主要指标是外贸依存度（degree of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该系数又称为对外贸易系数，是指一国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国GDP的比重。它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其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外贸在国民经济中所处地位的变化。中国在毛时期闭关锁国，号称“自力更生”，对外贸易极少，国穷民众更穷，外贸依存度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准。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直线上升：2003年就达到51.3%， 2006年超过80%，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拿出五万亿救市，投资主要流向基础设施与房地产，2009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骤降为45%左右，2017年降至33.5%， 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的“六稳”策，稳外贸从此作为重点要求，外贸依存度一直稳定在30%以上。据中国商务部资料，今年一季度202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32.16万亿元，贸易顺差为3.7万亿元——对外贸易依存度仍然高达30%以上，比世界五大经济体其它四大都高。 中国资源对外依赖严重 中国资源对外依赖严重。以粮食自给率为例，2012年中国粮食自给率曾跌破90%，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粮食安全标准，2017年更是降到82.3%左右，小麦、玉米、大豆三大主粮对外依赖严重。习近平这些年强调粮食安全则是经济安全的底板，是基础的基础，要求塑造粮食安全，扩大粮食种植面积，现在据说谷物自给率已达95%——这是一个模糊概念，因为三大主粮的进口依赖并未根本改变，尤其是种子严重依赖进口，对外依存度高达75%。中国近两年将农作物种子视为不可替代的战略物资，对此创造了一个专门名词：种业安全，称种业是农业的“晶片”，而种质资源是种业的“晶片”。 中国政府的智库与专家一直在研究国际供应链变化的情况下如何保障中国的资源安全。2020年12月18日，中国举办首届中国产业链创新发展峰会，中国工程院2019年组织研究的制造业26个领域中外对比分析报告的主持人干勇院士在会上发言指出：中国重要矿产高度依赖海外，其中石油、铁、铜、镍、钴等12种战略性矿产对外依存度超70%。 从国外环境看，干勇表示，此前，美国针对中国关键矿产与材料产业出台多个行政令。如美国联合澳大利亚、巴西、刚果（金）和尚比亚等10个国家加入《能源资源治理倡议》，组建矿产资源大联盟。而这10个国家是中国矿产资源进口主要来源地，也是中国最主要的海外矿业投资地。干勇提供的资料显示，中国进口的85％铁矿石、36％铜矿、20％金矿、58％的镍矿、95％钻矿均来自上诉10个国家；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也高度集中在这10个国家，其中中国94％铜矿、84％钻矿、60％锂矿海外权益产量来自上述国家。 只要不是有意曲解，都知道中共当局这种研究不是为了闭关锁国，而是为了在国际政治变化引发供应链断裂之时寻找应急方案。 根据麦肯锡研究院2021年5月颁布的中国报告，中国2017年的与世界经济的连接程度位居全球第9。2018年中国GDP总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6%。该报告从贸易、企业、资本、人员流动、技术、资料业规模、环境影响、文化等八方面进行分析，结论是世界经济离不开中国。谁都明白，经济依存是双向的，中国也同样离不开世界。这种情况下，只要中共高层脑子没有灌水，就不会在经济上闭关锁国。真正的问题是： 各国如何对待红色中国 被广为引用的是一位香港作家9月1日在脸书所言。这位作家认为习近平为防止西方国家围堵造成国内外危局，维护共产意识形态，防止政权崩溃，认为唯有全面退回闭关锁国，才能求活，其结果将导致民生艰困，激起大陆人的反抗，动摇中共统治。更有人判定，中国在与世界潮流脱钩，各国会与中国主动脱钩。 这类人士可能根本未看目前美国的政治潮流向左转，并影响了世界格局。 8月3日美国在阿斯彭召开国际安全会议，李显龙作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其发言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大多数盟友的立场：希望与中美两国都保持友好关系，继续过去那种“政治（国土）安全靠美国，经济发展靠中国”，只有在靠不著时，盟友们才会做调整。美国阿富汗撤军之后，西方盟友看到拜登政府将撤军折腾成宛如败军溃退之后，颇有怨言，在美国对华政策极不明朗的情况下，对华关系会更加谨慎，而不是旗帜鲜明地选边站。以下是近几天发生的事情： 1、9月9日，拜登主动与北京通话。据CBS和NPR引述美一政府高官的话，这次通话是拜登发起的，“不是为了找到某种突破性协议”，而是“关于保持沟通管道的开放”，并结束以往关系忽冷忽热的周期。 2、据法广9月10日报导称，《费加罗报》9月2日刊出该报记者拉塞尔（Isabelle Lasserre）对法国外长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的专访，法国外长称：“在防止阿富汗成为恐怖主义后方基地的问题上，我们可与中国达成共识。” 联合国“五常”中的两常如此重视中国，习近平为何要闭关锁国？（※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文章原出处）
8月底，中共政治局决定在今年11月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该次会议的主题，除了外界关注的人事变迁外，习近平阵营放风：可能推出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 在此之前，中共已经先后产生两份历史决议。第一份，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份，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习阵营解释前两份历史决议，重点落在：第一份历史决议确定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从而确立了毛泽东路线或毛泽东时代；第二份历史决议确定了邓小平的核心领导地位，从而确立了邓小平路线或邓小平时代。由此暗示：第三份历史决议将确定习近平的核心领导地位，从而确立习近平路线或习近平时代。 其实，习阵营对前两份历史决议的解释十分牵强，极其片面，甚至错误。1945年产生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达的中心意思：毛泽东代表党内正确路线，而否定了王明左的路线、张国焘右的路线等。决议中并未提到毛的核心地位。而当时，中共党内的说法是，毛泽东代表红区的正确路线，刘少奇代表白区的正确路线。（刘少奇因在1937年任中共北方局书记期间，成功策动卢沟桥事变、诱发国军与日军全面决战而在党内地位飙升，一举越过周恩来，陡然攀升到党内第二号位置。） 值得一提的诡异现象是，当下，第一份历史决议的全文，已经从中共的所有官网、包括新华社和人民网全面下架，只留下一些简介性的文字。隐约透露，习近平当局要用自己的语言去任意诠释那份历史决议。 至于1981年产生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点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而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第二份决议，没有突出任何个人，反而批判个人崇拜。比如，提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事件，没有突出华国锋，相反提到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提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突出邓小平；提到平反冤假错案，没有突出胡耀邦。甚至于，整个文件，根本就没有提到邓小平的名字，何来确立邓小平领导核心之说？ “核心”这个名词，究竟何时提出？毛泽东时代只有一个总体的说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指任何个人。 “核心”之于个人，是邓小平在八九民运、六四屠城之后提出来的，他自称自己是“第二代领导核心”，顺带定义江泽民是“第三代领导核心”。这种提法，出自邓小平的私心。他深知，八九年的事，他犯了中共大忌，违反了中共的党章和宪法。按照中共的原则：党领导一切，包括党领导军队，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当时，赵紫阳是总书记，而邓小平是军委主席。从中共法理上来说，没有赵紫阳的同意，邓小平不得调用军队。这正是当时38军军长徐勤先抗命邓小平的理由。 邓小平为了掩饰自己违法违章，故意发明“核心”一词，意指，虽然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先后是党主席或总书记，但邓小平才是“核心”，由此解释他先后把他们一一罢黜的“合理性”，也解释他动用军队镇压八九民运的“合法性”。至于指定江泽民为“第三代领导核心”，不过是邓小平掩护自己“第二代领导核心”提法的障眼术，同时做了个顺水人情，让江泽民记得他的“恩德”。 回到今天，习阵营炒作第三份历史决议，暗示将突出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和习思想、习时代等，其用意有两层：其一，为习近平在明年二十大连任造势；其二，万一不能连任，至少，这份历史决议，也将成为习近平当政十年的政治遗产。 然而，回顾中共前两份历史决议的艰难出炉，各派争议激烈而耗时弥久，如果中共要推出第三份历史决议，争议势必更加激烈而耗时。比如其主要基调，究竟是肯定改革开放？还是回归文革老路？习阵营和反习阵营，必然有一番明争暗斗，甚至爆发激烈争执。推出第三份历史决议，能在多大程度上遂践习近平的心愿？恐怕连习近平本人，心下都没数。由此推之，所谓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最终有可能变得混浊庞杂、不伦不类，甚至于难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经历过文革苦难，按理说他不会重演文革悲剧，但他的执政却越来越像是在回归文革。1981年中共曾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决议中，中共否定文革，认为它是一场内乱和浩劫。但今天的中国又提出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与毛泽东时代气味相投。 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要“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现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有朋友会质疑说，习近平的“共同富裕”与毛泽东当年的“共同富裕”具有不同的时代背景。 时代背景固然不同，但思想却一脉相承。2018年，《湖南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与实践的当代价值”的文章，文章开宗明义就说：“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毛泽东的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而奋斗，在追求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进行了理论上的思考和实践中的探索，人民的共同富裕也成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文章强调毛的“共同富裕”思想，为中共当下追求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借鉴与指导”。 面对中共极权全面回归，有很多朋友在问一个问题，习近平会把中国带回到闭关锁国和贫穷的毛泽东时代吗？ 大多数朋友的观点是不可能。因为共产党和中国人没那么愚蠢，谁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但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人类作出愚蠢的选择并不罕见。 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对此有深刻的洞见。他在著作《愚政进行曲》曾谈到了珍珠港事件。 他说，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雄心勃勃要实现它的帝国梦想，即“大东亚共荣圈”，从征服中国开始，并逐步统治菲律宾、马来亚、泰国、缅甸一直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当时西方殖民帝国正在为生存而战斗或早已无能为力，法国战败；荷兰被占领；英国自顾不暇，日本成就辉煌的时刻近在咫尺。 美国是横梗在日本前进道路上的拌脚石。它拒绝认可日本对中国的占领，并越来越不愿向日本提供原料，以避免其进一步的冒险行动。 1941年，狂妄的日本政府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那就是对位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实行毁灭性打击，也称珍珠港事件。 珍珠港突袭行动是日本海军大将山本提出的。他认为，日本应该“从战争一开始就猛烈攻击并摧毁美国主要舰队，从而沉重打击美国海军及其人民的士气，使其一蹶不振”。但奇怪的是，他同时认为：“日本没有希望取得对美国的最终胜利。” 支持这一计划的意见认为，突袭行动将使美国没有可能再对日本进行干涉，并不敢对日本采取进一步敌对行动。 但理性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首相近卫亲王此时辞职了，指挥官们争执不休，顾问们犹豫不决，天皇也闷闷不乐。当他问，偷袭是否能像日俄战争中偷袭亚瑟港那样取得巨大胜利时，作为海军总参谋长的海军上将长野回答说，日本能不能赢都还是个疑问。 在这种并非一边倒的氛围中，为什么最终极端冒险行动还是被批准了呢？ 历史告诉我们，日本甘冒风险的原因竟然是，没人敢于冒政治风险做出满足现状的提议。因为日本已经调动了战无不胜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法西斯政权惯有的征服一切的耀武扬威情绪。 这种冲动来自领土和版图的致命诱惑，来自强大的自负，来自无限的贪婪，这让日本厄运难逃。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美国孤立主义如火如荼，至少有一半人强烈支持孤立主义政策，而日本这一行动让美国人团结起来并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参战。 日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到，对珍珠港的攻击不仅不会粉碎美国士气，反而会使美国团结起来。 无论是因为无知、错误估计还是纯粹的鲁莽，日本给了对手猛烈一击，而正是这一击，使美国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战争。 巴巴拉·塔奇曼指出，我们都知道阿克顿勋爵重复过无数次的名言“权力滋生腐败”，但我们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权力也制造愚蠢；颐指气使的权力导致思维僵化。 我们说了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是愚蠢的，但当时并非没有人发现这个愚蠢，日本已经行驶在民族主义的高速公路上，它的路径已经锁定，翻车的结局是必然的。我们现在回到“习近平会把中国带回到闭关锁国和贫穷的毛泽东时代吗？”的问题上，我认为道理是相同的，极权主义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闭关锁国和重回贫穷。 第一，极权主义统治导致闭关锁国。为什么朝鲜的老百姓不反抗，相反供养一个奴役他们的金家王朝？极权主义国家有两个统治法宝，那就是恐怖和谎言。经过一代一代的洗脑，大多数朝鲜人相信金家王朝的谎言，从而产生对领导人的人身依附心理。当他们看见国家领导人就会疯狂拥戴，热泪盈眶，甚至愿意用生命去保卫他们的领导人。中国人在文革中也一样，如果没有林彪叛逃事件，如果毛泽东也如愿将权力交给他的子女，今天的中国就是朝鲜。朝鲜至今闭关锁国，老百姓不能使用互联网，不能出国旅游和留学。 习近平对新疆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他害怕维吾尔人团结起来，他害怕国际社会知道集中营的真相，整个新疆被封闭起来。有朋友说，新疆是民族问题，具有特殊性。但中国其它地区又如何呢？中国人的互联网建立了高高的防火墙已经将中国与世界隔离开来。政府正在上收居民的护照。暴力、谎言决定了极权主义国家必然要封闭信息，既不让国内的信息传递到国际上，也不让国际社会的信息传播到中国，于是中国的大门就一步步关上了。习近平或许不愿闭关锁国，但极权与开放不能兼容，他最终不得不以各种名义关闭中国的大门。 第二，中国会重返贫穷吗？答案是肯定的。看看朝鲜就知道什么是饥不果腹，什么是饿殍遍野？不是金家王朝希望老百姓贫困，而是极权主义要求党的绝对领导，要求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要求只能有一个正确的声音，这样自由的市场就无法建立起来，就必然会出现短缺，短缺就需要计划配给。 我们回想一下毛泽东时代，为什么中国那么贫困？因为经济短缺。为什么会经济短缺？因为没有自由的市场和交易。2018年初，人民大学周新城教授发表文章《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指出共产党的不忘初心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而自由的市场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对应的经济体制必然是计划经济，而私有制必然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因完全不同，自然结果也截然不同。左春和先生在文章《折腾是极权政治的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中指出：由极权政治高度控制下的经济是一种双刃剑，一方面全部垄断、掌控了社会资源，阻止了经济资源向个人手中的流动，另一方面，由于没有自由的市场因素，经济发展会在一定时间内走入宿命，从而使权力的经济资源面临危机。 有朋友问，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不是在搞市场经济吗？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让中国经济崛起。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着社会主义的幌子，做着资本主义的生意。现在，习近平要做社会主义的生意，自然就要更换经济体制。有朋友说习近平搞的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他无非想保住共产党执政地位，继续搞权贵资本主义。但结果是一样的。 习近平要保住共产党执政地位就要用极权主义的暴力和谎言统治，结果就会造成中国走向闭关锁国。要继续搞权贵资本主义，就不会实行法治，就会垄断国家资源，民营企业生存就会举步维艰。民营企业的壮大会要求分享国家权力，走向民主化，于是打压民营企业，限制他们的成长就会成为必然。习近平近来对民营企业的打压和提出第三次分配看似损人不利己，但透过极权主义的内在逻辑，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必然性。 （全文转自议报）
每次碰到台湾的艺人、商人在中国“被台独”，被迫要政治表态，要“被中国人”，我总是想起许文龙。奇美集团前董事长许文龙在2005年发表一篇退休声明表示：“我认为台湾、大陆同属一个中国，两岸人民都是同胞姐妹……我认为台湾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大陆，搞台独只会把台湾引向战争，把人民拖向灾难。”“最近胡锦涛主席的讲话和‘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我们心里踏实了许多，因为敢到大陆投资，就是我们不搞‘台独’，因为不搞‘台独’，所以奇美在大陆的发展就一定会更加兴旺。” 许文龙是有名的“绿色台商”，一番反台独的言论在当时震撼了台北的政商圈。当时在立法院跑新闻的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想知道这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跑去问当时的台南市立委、也是许文龙的好友王幸男。王幸男一开始面有难色，后来嘱咐我如果要写，一定要用匿名，最后我写下了“许文龙的表态 大陆一手导演”，刊载在2005年3月30日的《中国时报》政治版，那应该是当时台北媒体最早一篇侧写许文龙真正心声的报导。 王幸男后来回忆，许文龙在发表“感言”之前跟他同坐一车，问了他一些意见之后，竟就像个孩子似的，在车里自顾自地嚎啕大哭了起来……。王幸男说他从没看过当时已经年近80的许文龙这样子，那一幕让他终身难忘。而事实上，一直到两年前，许文龙的助理还找上我，希望能够“典藏”那篇区区几百字的报导（其实我根本无权授权起）。这种种事情都显示，许文龙多么在意这篇“退休感言”对他人生的烙印，多么希望能洗刷这个“污点”。 无论是许文龙或吴宝春，无论张钧宁、小S或者是许光汉，不论他们是大老板或小艺人，也不论他们的意识形态到底是蓝是绿甚至是红，我对于这些必须违逆个人意志，做出政治表态的当事人总是感到同情。当然，台湾是民主社会，我也尊重许多“这是你要到中国捞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可以不用表态到这样吧”的政治批评；不过，我们不是当事人，加上每个施压的样态都不同，我们也从来不知道当事人在这过程中承受了多少的压力。 在许文龙的个案里，他们拿著“退休声明”要许文龙签，许文龙不知道签了之后奇美集团未来会如何？但是他知道他如果不签的话，奇美一定要倒大楣，这些曾为这家公司卖命的数万名员工生计都将出问题。同样地，多数被公开威胁的台湾艺人、商人在中国都有一条“产业链”，许多人认为自己的损失可以扛，但无数跟著艺人拼命的员工会跟著倒楣失业；更不用说，在经纪公司包办宣传业务下，艺人根本无法主导或更改微博的公开声明内容，“被中国人”、“被支持新疆棉”常常也只能苦吞下肚。在这过程中，难以窥见此刻这些被霸凌艺人的内心周折，一如我们是在10多年后，才得以看到许文龙当时内心的百转千回。 回到张钧宁的个案，她因为硕士论文题目“我国演艺人员经纪管理之法制问题”，加上“中华民国九十九年七月”的日期格式而“被台独”，当然是个荒谬绝伦的指控；而所谓“两岸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我不是台独”，更是语法怪异，不太可能出自张钧宁的手笔。只是，张钧宁无从否认，也知道这一定会伤害许多台湾人的感情，你可以怪责她“为钱出卖灵魂”；但这是张钧宁全盘衡量利弊得失后所做出的决定，也是她自己的人生选择。而让所有人能够保有这样的选择，其实就是自由台湾之于所有人的可贵。 整件事里，最可怜又可恶的其实是那个逼小艺人、小商人政治表态的政权，他们明明知道这些话言不由衷，但却拿来自鸣得意；他们以为谎言说了一千遍就变成真理，但其实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都知道这是国王的新衣；他们逼人表态看似威风凛凛，但其实是照见的是他内心空洞，根本不知所以然。这个政权要别人为它撒谎，到最后它也对自己撒谎；一个谎言构筑的体制，无法埋葬自由台湾，最终却会吞噬自己。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近期，习近平当局扫荡企业界和演艺界，借口很多。借口之一，是“共同富裕”或“第三次分配”。 如果说，在当前中国的国情下，商人致富难免涉及程度不同的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但商人经商必然也有他们自己的才干、能力和贡献。经商致富，乃平常之理。同理，艺人致富，其中有些人或有偷税漏税或权钱交易之嫌，但艺人通过自己的知名度、高人气、明星效应获得高片酬、不菲的票房收入，以及为商家代言等广告收入也属平常之事。 换言之，中国商人和艺人的收入比起中共官场和官员贪污、受贿等不法所得，相对而言要光明得多、阳光得多。习近平扫荡演艺界和企业界，何不扫荡官场？当然，选择性反腐不算，那是权力斗争。有人以为，习当局扫荡企业界和演艺界是“杀富济贫”，是中国历史上杀富济贫的又一次重演。其实，连这个都不是。不是杀富济贫，而是杀富济富、杀富济官、杀富济官府。 所谓共同富裕，就是共同贫穷。因为，从演艺界和企业界收刮的钱财绝不会分给老百姓，而直接进入共产党的国库、党库，甚至直接进入权力者的腰包。在这一过程中，削平的是商人和艺人的财富，让他们与普通老百姓趋同，唯独肥了官府。换言之，所谓共同富裕乃是又一次强迫的财富转移，并非从商人、艺人头上转移到老百姓头上，而是从商人、艺人头上转移到官府。 破解这个所谓“共同富裕”的真伪太简单，就请习近平和共产党公布领导人及各级官员的财产，就像大多数国家所做的那样。习当局断然不会这么做。于是，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只准我们富裕，不准你们富裕；只准我们特殊，你们必须平均。 所谓“三次分配”，是同样的道理。第三次分配，就是第三次抢劫。臂如，企业家或企业的慈善捐款如果是捐给政府，那是直接抢劫，官府对企业的抢劫；如果是捐给社会，谁来接受？人民如何直接得到好处？多半情况，仍然是政府“代表”人民，中途劫夺，据为己有。 在扫荡企业界和演艺界的同时，习当局宣称，收回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共第四次打农民的歪主意，第四次对农民土地的抢夺，巧取豪夺。 第一次，土改（1949年之前）。“打土豪、分田地”，从地主、富农手中抢夺土地，假装分给农民，进而裹挟农民支持共产党，加入中共军队；第二次，公社化（1950年开始）。中共夺取政权后，以实施公有制为名，从农民手中夺走土地，收归党有；第三次，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之后）。为挽救崩溃的中国经济，即中共政权赖以维系的经济命脉，“松绑“农民，赐给他们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但土地所有权仍属于中共；第四次，收回联产承包责任制（2021年）。即再次收回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 古代中国，耕者有其田。如今的共产中国，农民既丧失土地所有权，也丧失土地使用权，实为亘古未有之奇观。 面对习当局的扫荡、任性而为，中国社会鲜少抵抗之心，更无反抗之力，仿如阿富汗社会遭遇塔利班。在中国，历经大半个世纪的国家恐怖主义，人民被吓破了胆，胆颤心惊。共产党则膨胀到极点，为所欲为。正所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习近平有信心，中国人民的奴性会任其蹂躏，足以让他的抢夺计划安全实施；不仅不会遭遇反抗，相反，还有喝彩之声。仇富心态，愿人穷恨人富，原本就是中国文化的负面特质，共产党早已把它发挥、利用到极致。此时，借民粹主义巩固自己的权位，对习近平而言，又是一桩顺手牵羊的快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