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學講師用AI形象取代自己 學生難分辨
2026 年 9 月 20 日
北京冬奧會開始前不到兩個月，又一波疫情在中國擴散，讓中共防不勝防，現在中國超過半數的省市都已發現疫情。在這波疫情當中，病毒究竟從何而來，再一次成為疑問。所謂的「郵件傳病毒」這個早已被中共否定的荒謬說法，如今被慌不擇路的中共又重新撿起來搪塞國人，其中的曲折不禁令人莞爾。而中國最大的核酸檢測機構曾故意傳播新冠病毒，這更是令人驚駭莫名。 一、「病毒進口」——中共自難圓謊 武漢疫情告一段落之後，中共立刻宣布「成功戰勝了疫情」，似乎外國的病毒不斷變異，流播不斷，唯獨原生於武漢的病毒在中國卻乖乖地臣服在集權體制之下。然而，病毒事實上並不接受中共的領導，它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中國各地冒出來，不斷打著中共的臉。 為了維持「成功戰勝疫情」的神話，中共便造就了一種把新冠病毒及其變種歸咎於國外輸入的模式。每個地方只要一出現感染者，馬上就會找出一個「國外來人」，說這次的國內感染是因為某國外來人身上有病毒，傳染給國內的人了；另一個類似的說法則是，把國內出現疫情歸咎於國外進口的食物或郵件。總之，「黨的領導永遠英明」，一切都是外國病毒到中國作怪。 2020年6月北京市爆發疫情後，當局就把疫情的傳染源說成是三文魚。當局聲稱，在北京新發地市場從切割進口三文魚的案板中檢測到病毒，因此全市超商必須下架進口三文魚，還說這個傳染源來自歐洲。 當時國外也出現了一種說法：中國通過商品出口，把病毒傳到了全世界。這個說法也算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既然中共把進口食物說成是病毒來源，而2019年的全球疫情又是從武漢起頭的，那麼中國公司出口大量商品，特別是通過美國的Amazon和E-Bay等郵購網做生意的大量中國電商，每天從深圳等地給國外的郵購客戶大批量寄出包裹，不也同樣成了傳播病毒的「罪魁禍首」？ 中共說疫情的傳染源是進口貨物，這一「槍」卻「扎回」到中共自己身上。正因為如此，為了挽回中共的形象，中共官網《中國網》2020年3月21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標題是，「中國出口產品上有新冠病毒？這種說法缺乏科學常識」。但這種解釋依然扎到了中共自己：出口貨物上病毒很難存活，那進口商品或郵件上病毒就能存活了？這是「病毒進口」謊言的—個顯而易見的漏洞。 二、中國郵政總局再度造謠：「國際郵件帶病毒」 不管中共前年的自我辯護如何自相矛盾，言猶在耳，由於最近這一波疫情爆發和傳播得既快又廣，中共「病急亂投醫」，便再度撿起了「病毒進口」這個謊言。中國的國家郵政局安全監督管理司1月16日發出通知，要求「切實築牢國際郵件快件疫情防控屏障，嚴防境外疫情通過寄遞渠道輸入」。這就給因為找不到本地病毒源頭而頭痛的各地政府一個機會，於是好幾個城市政府心領神會，第二天不約而同地發現了「境外郵件傳入病毒」。 1月17日北京市防疫新聞發布會上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龐星火說，「不排除其經境外物品而感染病毒的可能」，因為最近北京市的確診病例曾收發過國際郵件，該郵件檢驗出陽性，建議市民「盡量減少購買境外商品」。北京市郵政管理局副局長廖凌竹還在這次發布會上要求北京市郵政管理部門，重點防控國際國內的進京郵件快件，做到「科學防控」。 同一天，深圳市衛健委官員也在新聞發布會上稱，有1名病例的患者接觸並分拆了來自北美的快遞，因此感染，深圳市衛健委巡視員林漢城說，「不排除本起疫情是由暴露於境外輸入的新冠病毒污染物品引起感染的可能性。」 在珠海市，衛生官員1月17日說，該市疫情早期發病的個案從事某企業的客服工作，經常接觸境外入境物品，研判本次疫情「不排除由暴露於污染入境物品導致」。 這種北京、深圳和珠海在同一天不約而同的說法，暴露出這種說法的來源與上層授意有關。但中共的愚蠢也因此又一次暴露了出來：如果外國郵局是病毒來源，為什麼這病毒只「進口」中國內地？香港大學生物醫學教授金冬雁在BBC的採訪中分析，香港接收的國際郵件比中國多數城市加起來都多，但目前並沒發生通過郵件感染的案例，因此不需要對國際郵件過分擔心。 看來，國家郵政局的「舊謠新言」是建立在如下「科學」假定之上的：這些病毒都懂英文，因此它能在外國郵局裡到處亂竄，專門尋找收件地址寫著中國的郵件，然後就「紮根」在這些郵件上，苦熬好多天，直到國際郵件到達中國了，才跳下來往中國人身上鑽。 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中共的「病毒進口」謊言被自己揭穿 前面提到的國內官網《中國網》2020年3月21日的文章，其實已經駁斥了「病毒進口」謊言。如今中共為了營造「病毒來自國外」的社會氛圍，又不得不撿起「病毒進口」謊言來用；當然，中共也知道，還得把《中國網》去年的這篇文章從國內網站上刪除。然而，互聯網時代，刪文也難徹底，於是這篇文章還是被《大紀元》記者抓住了尾巴，留下了截圖。 這裡就用《中國網》去年那篇文章提供的說法，來看看今年國家郵政局的「舊謠新言」荒謬在哪裡。 該文開篇就說，對疫情有恐懼心理，是人之常情，但把對病毒的恐懼衍射到產品上，就有一些想當然的味道。產品上會附著新冠病毒，這個說法咋一聽乍一聽很嚇人，但仔細思考，就會覺得很滑稽，無論是從微生物學還是傳染病學的角度來說，都站不住腳。 這篇文章說，認為病毒在物體上存活，「既沒有科學根據，也背離事實」；因為新冠病毒是單鏈RNA（核糖核酸）病毒，只能寄生於宿主體內才能存活，它們留存於物體上並具有活力和傳染性的時間很短。即便在產品上沾有病毒，這些產品到達其它國家後，病毒也早就死翹翹了。 此文還解釋說，進口產品到達後，需要當地的工人卸貨、上架，如果當地人員有隱性感染者，可能會讓病毒附著在產品上。但這已經不是進口產品的問題了，而是當地疫情的嚴重程度和防控措施的問題⋯⋯所有國家的出口產品到達進口國後，都有機會讓產品沾上病毒，從而成為傳染源。 這話說得很明白，把其中的邏輯從產品移用到郵件上，其意思是，如果國際郵件上被檢測出病毒，應該不是郵件原發地帶來的，因為病毒活不了多久，更大可能是在郵件接收地被郵件處理人員沾染上的。換句話講，國際郵件是進口的，而沾染上的病毒還是中國國產的。 按照官媒《中國網》的闢謠文章，國家郵政局要求「嚴防境外疫情通過寄遞渠道輸入」，不就是「背離事實，站不住腳」嗎？當然了，中共的宣傳中「背離事實，站不住腳」之處比比皆是，數不勝數，中共並不靠事實來說服民眾，而是靠管控媒體、封鎖網路輿論、恐嚇禁言來維持它的謊言。 四、病毒通過物體傳播的十分鐘「窗口期」 為什麼國際郵件上就算帶了病毒，它也不至於感染外國收件人？原因在於，病毒通過物體傳播的「窗口期」只有十分鐘。 《華爾街日報》1月17日的報導援引了倫敦衛生和熱帶醫學學院新興傳染病教授馬丁·希伯德（Martin Hibberd）的看法。希伯德教授認為，病毒通過「（表面傳播）的證據非常小，而且它不在那個十分鐘的窗口內，而是幾個小時甚至幾天，這似乎不太可能」。 這位專家指出了一個關鍵，病毒通過物體傳播的「窗口期」是十分鐘，此後沾在物體上的病毒會活性下降，傳染能力就很弱了，至於經過幾天乃至十幾天以後才到達的國際郵件，表面上存在活力十足的病毒的可能性非常小。而這正是中共官媒前年3月21日的文章表達的觀點。 1月18日BBC發表了一篇報導，標題是，「中國北京、深圳等地疑似國際郵件接觸感染，專家稱『概率非常低』」。BBC採訪的香港大學生物醫學教授金冬雁也表示，「如果紙張上檢測到的陽性結果只屬於死去的病毒，那對確認傳播源頭來說並沒有實際意義」；即使紙張上存在活體病毒，也不能單憑這一證據，就判斷病毒是通過紙張傳染給病例，「如果確診人士已經發病，也有可能是他污染到紙張和物件」；「通過接觸表面造成感染的概率是十分之一」，這種形式的傳播造成的風險不是很大；「由於接觸到的病毒量很低，一般只會造成輕微癥狀或者無癥狀；並且不太可能造成聚集性感染。」 五、中國的核酸檢測龍頭公司傳播病毒 關於中國這一波病毒的來源，真正令人驚駭的是，中國核酸檢測行業的龍頭企業「金域醫學」被河南省許昌市公安局通報。這個通報刊登在最高檢察院的網站上，說明發出這個通報，是高層批准的，通報說這家公司傳播新冠病毒。這不是醫德敗壞這樣的職業道德問題，而是極其嚴重的犯罪行為。它說明，病毒在中國不僅僅是單純的自然傳播，而且還有人為故意為病毒擴散創造機會。 許昌市公安局1月12日的通報指出，「金域」公司鄭州分部門的負責人張某「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實施引起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行為」，已經對其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偵查，「正對該案進一步辦理中」。 「鄭州金域」的母公司是「廣州金域醫學檢驗集團股份公司」。據這家公司的網站介紹，它是一家以醫學檢驗及病理診斷業務為核心的獨立醫學檢驗中心；在內地和香港建立了38家中心實驗室，為超過23,000家醫療機構提供檢驗服務，覆蓋全國90%以上人口所在的區域。該公司學術委員會由中國工程院鍾南山院士擔任主席，而鍾南山是武漢疫情發生以來知名度很高的一位著名「國家級專家」。 「金域醫學」既然涉及全國的核酸檢測，那它「實施引起病毒傳播」這樣的操作，結果是相當可怕的。關於「金域」協助病毒擴散的說法有好幾種，比如「主動傳播病毒」、「丟失樣本」、「偽造數據」、「瞞報數據」等；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金域」故意把檢測陽性的人報告成陰性，讓這些感染者回到社區去傳播病毒，並且把檢測樣本成批銷毀。其目的是，「金域」可以依賴疫情檢測而輕鬆地賺大錢。 「金域醫學」以前是廣州醫學院的校辦企業，該醫學院的院長從1992年到2002年由現在的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擔任。在此期間，先後任職於廣州醫學院教務處和科研處的梁耀銘得到鍾南山的重用，於1997年把上述校辦企業改為「金域醫學檢驗中心」，專門做醫學檢驗，成了中國的第一家獨立醫療檢測機構。後來這個機構變成了中國新冠肺炎核酸檢測的龍頭企業。據公開資料，截至2021年11月，「金域醫學」公司完成了2.2億份核酸檢測，全球第一，獲利巨大，股價飈升。 如果這樣的核酸檢測龍頭公司蓄意傳播病毒，然後依靠疫情來維持高額利潤，它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國的疫情不斷擴散？這是一個全世界都需要質疑的問題，因為「金域醫學」造成的罪孽，不僅僅禍害中國人，而且通過國際旅客禍害全世界。 中共對這個案子肯定是秘密審訊，不會公開案情。它對這個刑事案件將從維護當局能「戰勝疫情」這個政治形象考量，無論如何都要表面上大事化小。因此，我們對「金域醫學」的罪惡行為，就像對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行為一樣，可能永遠無法知道真相。 （原文鏈接）
2022年開年才半個月，北韓就進行4次導彈測試，使東北亞安全情勢越加趨緊張。根據《韓聯社》（Yonhap News Agency）整理報導，北韓先於1月5日、1月11日分別各發射一枚高超音速飛彈。1月14日時，北韓在火車載具上發射兩枚朝版「伊斯坎德」導彈（KN-23）。1月17日，北韓再度發射兩枚名為「陸軍戰術導彈」（ATACMS）的「KN-24」。 《韓聯社》指出，KN-23、KN-24和KN-25被認為是北韓近期針對南韓開發的三款短程彈道導彈。朝鮮14日在火車上相隔11分鐘發射2枚KN-23，飛行距離約430公里，射高約為3,600公尺，命中東部海域標靶。前一天在平壤順安機場一帶，發射KN-24也命中同一靶標。也就是說，朝鮮時隔3天在不同地點，以不同發射方式，用不同的導彈射擊同一目標，證實北韓再次發起武力宣示。 報導還認為，考慮到KN-23、KN-24、KN-25均已服役，目前仍在生產擴充軍武庫，北韓或將繼續裝備並試射短程彈道導彈，提高連射能力和命中精準度，向外展示其軍事力量、對抗美國制裁，且對內鞏固內部團結。在KN-23、KN-24連續試射後，不久後北韓可能試射「超大型多管火箭炮」的「KN-25」。而北韓最近一次發射KN-25要追溯到2020年3月。 事實上，北韓測試導彈的動作，一直以來都受外界關切，尤其以美、日、南韓等國為最。但半個月內就進行4次導彈測試，實屬罕見。《霧谷晶策》整理後發現，除今（2022）年1月份北韓積極測試飛彈外，去（2021）年9月時也曾試射名為「火星8型」（Hwasong-8）的高超音速滑翔飛彈（hypersonic gliding missile）。 美智庫警告北韓威脅！美、日、韓共同討論北韓問題 北韓的威脅也看在美國的學者眼裡。美國紐約智庫「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CFR）於今（2022）年1月10日公布「預防優先次序調查」（Preventive Priorities Survey）報告，外交關係協會自2008年起，每年年初都會公布「預防優先次序調查」報告，列出全球30個潛在危機或衝突因素，且評估未來一年發生機率與衝擊美國國家利益的程度。 2022年的報告中，北韓被列為第一級風險（Tier I）、「中度機率」（Likelihood: Moderate）和「高衝擊」（Impact: High），與台海、俄國與烏克蘭、伊朗與以色列衝突同一層級。報告指出，北韓長距離導彈測試和核武發展的持續進行，再度觸發朝鮮半島危機。 另外，北韓短期內多次測試多種導彈，也讓美、日、韓不免感到緊張。1月17日時，《韓聯社》報導，在北韓第四次測試導彈後，美、日、韓負責北韓事務官員，以視訊通話方式討論北韓測試導彈的相關問題。 此次會談由美國國務院北韓事務特使金星容（Sung Kim）、南韓外交部韓半島和平交涉本部長兼任對北韓代表魯圭悳（Noh Kyu-duk）、日本外務省亞大局長船越健裕（Takehiro Funakoshi）參與，當天三國就北韓發射短程彈道導彈的分析結果交換意見，三方決定密切注視北韓的新動向，繼續為維護韓半島和平與儘早重啟對話而密切協作。 《韓聯社》報導還指出，1月19日時，美國副國務卿雪蔓（Wendy Sherman）與南韓外交部第一次官（副外長）就朝鮮半島問題、伊朗、烏克蘭、緬甸等多項國際議題交換意見。此外，隨著朝鮮半島局勢越加緊張，美國和南韓也加強雙邊對此議題的溝通。《韓聯社》提到，美、韓高層近日就朝鮮半島情勢，展開密集的協商和溝通。美、韓外長也曾於1月15日進行熱線，而美、韓兩位北韓事務代表，也曾於1月5日、11日北韓測試飛彈進行通話。 文在寅堅持交往政策！南韓兩位總統候選人對北韓態度分歧 北韓威脅當前，南韓總統文在寅（Moon Jae-in）則堅持他一直以來對北韓的「交往政策」。1月3日時，文在寅發表新年談話中就表示：「將利用任期最後幾個月，推動與北韓的外交突破」。他表示：「政府將致力追求兩韓間的關係正常化，以及一條不可逆的和平道路。我由衷希望下任政府也會持續這開啟對話的努力。」 據《北韓新聞》（NK News）報導，南韓保守派的國民力量黨（People Power Party, PPP）的總統候選人尹錫悅（Yoon Suk-yeol ），1月11日在北韓連續試射高超音速飛彈後說：「若北韓的飛彈以高超音速裝載核彈頭向南韓發射的話，將在1分鐘內抵達首爾市區，要攔截幾乎是不可能。」 尹錫悅隨後補充：「就這件事而言，唯一能避免此情況發生，就是在偵測到對方發射飛彈時，以『先制打擊』（preemptive strike）的方式回應。」此外，他還說：「我們要清楚看待北韓持續增強導彈，威脅我們安全的事實。現在技術上要避免這威脅相當困難，因此我們該透過外交施壓北韓，使其停止發展核武。」 相對地，自由派的共同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李在明（Lee Jae-myung），批評對手尹錫悅的發言如同「小孩子玩火藥桶」。他希望尹能收回支持「先制打擊」的發言。此外，共同民主黨發言人崔芝銀（Choi Jie-un）表示她對於尹錫悅公開支持先制打擊的發言感到震驚。她批評：「尹的發言極度不洽當，即便是在假設性的情況下，尹的發言仍可能造成朝鮮半島危機。」 中朝睽違兩年重啟貿易往來！雙邊貨物列車重新啟動 自新冠疫情於2020年初爆發後，北韓與中國來往的貨物列車就一直停止運作。即便兩國先前仍有貨物往來，也都是透過海運至北韓港口，陸運貨物列車已中停好一陣子。然而，據《韓聯社》報導，北韓和中國的貨物列車已於1月16日，相隔1年半後重新啟動。此外，《韓聯社》於1月18日的追蹤報導指出，中、朝雙方已連續三天有鐵路貨運的往來。 《韓聯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中、朝已協商在恢復鐵路貨運的第一個月里，運送共500節車廂的貨物。這考慮到春節和北韓已故前最高領導人金正日生日「光明星節」（2月16日）的需求。按首列13節車廂計算，一個月發送38列以上，相當於恢復新冠疫情爆發前的水準。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也在1月17日的記者會上，證實中朝鐵路貨運重新啟動。趙立堅說：「受疫情影響，中朝鐵路貨運暫停了一段時間。經過雙方友好協商，丹東至新義州鐵路口岸貨運已經重啟。雙方將在確保防疫安全的基礎上做好這項工作，助力中朝正常貿易往來。」 對北韓導彈試射問題，趙立堅也呼籲，「中方注意到有關報導以及近期朝鮮半島形勢各方面動向。半島形勢走到今天，事出有因。我們呼籲有關方著眼半島和平穩定大局，堅持對話協商的正確方向，共同致力於推進半島問題政治解決進程。」 首先，《霧谷晶策》分析北韓試射飛彈時機挑得巧妙。北韓常在美、韓兩軍進行聯合軍演之前，試射飛彈表達永不屈服的軍事決心。最近幾次試射，並非美、韓聯合軍演期間。北京將於今（2022）年2月份舉辦冬季奧運，已於去（2021）年12月初透過聯合國大會決議，發布「奧林匹克休戰決議」（Olympic Truce）。北韓雖因去年夏季未參加東京奧運，遭國際奧委會禁止參加今年北京冬奧賽事，但依循中朝友好關係，應會遵守「奧林匹克休戰決議」給北京面子，所以挑在一月多次試射飛彈。 再者，《霧谷晶策》解讀美、韓兩國因三月初南韓即將舉行總統大選，目前正商量將上半年的美韓聯合軍演，延遲至四月舉行。北韓若有意影響南韓大選，在北京冬奧過後的二月底試射，則更可能助長南韓政壇的反北韓勢力當選，不見得對自己有利。因此選在一月份試射，看來更是合理。不過，北韓向來不按牌理出牌，也正因如此，國際社會應更密切觀察北韓後續軍事行動。 最後，《霧谷晶策》認為從古至今皆是北京對平壤當局影響力最甚。若華府在民主黨執政下，再度回到對平壤採取「戰略忍耐」、相應不理的態度，則只會讓北韓更肆無忌憚地發展軍事、核武裝備。畢竟，在美國長期推動國際經濟制裁之下，北韓已無太多經濟發展的空間，自然會更極力發展軍事力量，先有了核彈、後繼續量產，到現在發展高超音速飛彈技術，避免金氏王朝遭美國推翻。尤其當前美中對抗的大環境下，中國會在經濟上支持北韓，鞏固與北韓的雙邊關係。 （全文轉自上報）
導語： 中共20大是2022年中國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備受世人關注。習近平能否在20大上破規續任中共黨政軍最高職務？圍繞著20大的權力布局、割據或爭鬥，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等等將會發生什麼？更重要的，果若習近平連任，他將把中國帶往哪裡、並將對世界產生何等影響？本報特設中共20大專欄，征邀和發表系列深度分析文章，圍繞這些重大問題與各界朋友展開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立場的交流、碰撞、辯論和探討。 中共正在密鑼緊鼓地籌備2022年下半年召開的20大，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會議將在關鍵時間點決定共產黨政治權力的再分配，習近平或將打破鄧小平定下的十年任期制重回毛澤東獨裁時代，並確定中共未來走向。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進行一些探索和分析，由於中共秘密組織的特性，以及對信息的高度封鎖，這些分析或帶有局限和片面性。 一、習近平連任和新領導班子 自從習近平2018年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之後，一般認為這是為其長期執政做鋪墊，使他在二十大可以順利連任。針對當時外界批評，習近平的借口是，他本人反對終身制，但因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兩職務都沒有任期限制，為了讓國家主席與上述兩職務保持一致，所以要修憲廢除國家主席連任限制。中共官媒也積極為其洗地，稱國家主席任期製取消不代表恢復領導幹部終身制。 這個借口不值一駁。為什麼不修改黨章限制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任期，來完善最高領導人的任期制和退休制度呢？文革之後，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從毛澤東獨裁帶來的災難經驗出發，廢除了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這得到中共全黨的一致擁護，也得到第三代和第四代中共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的繼續執行。但是由於鄧小平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共最高領袖任期制和接班人制度，其政改十分有限，給習近平回到毛澤東大權獨攬時代以機會。習近平本人從未公開表示他不會再繼續連任，相反，各種勸進聲音甚囂塵上，相關活動層出不窮，頗有袁世凱稱帝前的氣勢。 終身獨裁是逆潮流而動，不符合大多數人民和黨員的意願，也和世界大勢格格不入。如果二十大習近平堅持不下課，那中國將和朝鮮並列成為世界上僅有的有條件實施領導人終身制的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朝鮮化必將成為國際笑話。古巴、越南和寮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都已經廢除了領導人終身制，而採取了任期制。 正是由於中共一直沒有解決最高權力交接制度化問題，每次換屆各派系都參與權力鬥爭，為進入權力核心博弈卡位，特別是二十大更不例外。有分析人士認為20大之前還會出一系列的事情，體制內各種反習力量，尤其是鄧小平派系，在20大之前會與習近平做生死較量，而這種博弈的白熱化可能導致習近平霸王硬上弓式的強勢連任不能如願以及常委人選多次反覆變化。 我認為鄧派在黨內應當是主流，他們從鄧小平的改革中受惠，也支持繼續改革開放。但是在中共體制內，緊跟當下最高領導，與其保持一致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才是政治正確。即便他們看到習近平可能會把中共引向死路，他們不會為了救黨而犧牲自己利益，習近平反腐打了那麼多鄧派，沒有出現集體反對的組織活動和聲音就可以說明這一點。確立習近平歷史地位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的通過和中共要求二十大代表選舉過程就是貫徹學習習近平思想的通知，都說明習近平已經成功地掌控了中共黨政軍，因此習連任應當不會有什麼意外。 習近平面臨的首個挑戰是說服或迫使其他6個現任常委支持他連任。上述文件的通過也表明他特別搞定了常委，否則這兩個文件不會通過。如果習近平繼續按「七上八下」的人事慣例辦，6個現任常委中有兩人因年紀要正常卸任退休，4人留任。但是4人留任涉及職務安排的難題並阻塞下一撥幹部的遞進之道，更主要的是妨礙習近平將自己信任的幹部提拔到中共權力核心。所以他更有可能無視論資排輩和以年齡決定去留的做法，另搞一套。實際上習近平在過去9年中已經多次打破了接班梯隊的遞升傳統，如破格提拔軍隊幹部，迫使未到年齡者提前卸任等。 但是如果讓6個現任常委全部出局，他們不會支持習近平連任，都是67歲，憑什麼習近平不退，而其他人要退。所以習近平會用中共面臨國內外危機、實現百年奮鬥目標需要相對年富力強具有開拓精神的幹部等為借口，用拉一派打一派的辦法，將自己信得過的人安排進入二十大常委和政治局。這必然會加劇內部權斗，出現更多的變數，或許某些出乎意料的結果。 但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和現實，幹部、黨員和老百姓都會見怪不怪。 習近平本人是否會在權斗中失利而不能連任？有分析人士認為習近平在防疫上的失誤、經濟上的瞎指揮、國際上制裁中共在新疆的惡行包括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彭帥事件醜聞等直接影響了習近平在黨內的政治權威，進而給其連任帶來阻力，尤其是習近平對軍隊紅二代下手引發的分裂、利益分配不均等都給習近平連任帶來諸多的不確定因素。筆者覺得這些因素不足以撼動習近平的地位，因為如前所述，中共所謂民主集中制決定了作為一把手的特殊權力和地位，同時習近平通過反腐等手段，清除了潛在的政敵，控制了黨和軍隊。黨內反習勢力沒有德高望重的帶頭羊，習近平對高層監控的嚴厲程度遠超民眾，這些黨內反習力量目前不可能組織化，至多是小打小鬧，成不了氣候。作為一個強勢的班長，除非習近平自己撂挑子，或因為身體健康原因放棄，他的連任是志在必得。 很多人關注習近平是否會在二十大確定其接班人，筆者認為他不會，因為習近平有足夠時間在二十一大前甚至二十二大前處理妥當，沒有必要在二十大確定，習近平熟知中共欽定接班人引發的種種問題，尤其是孫政才醜聞，長時間考核接班人對他至關重要。但這不等於他沒有一個或多個接班候選人，以及緊急接班方案。 由於二十大的人事布局涉及到中共處理所面臨的國內外嚴重危機，以及實現未來20餘年的戰略目標，習近平在用人上不會太出格，既不會完全打破常規，又不會完全按常規走。他基本會按照既定的2019年出台的黨政領導班子建設5年規划進行中、長期的人事布局，任用更多的60後和70後幹部，也會破格地留任少數有經驗的大齡幹部和提拔一些更年青的幹部。他的人才戰略是力圖提拔有能力、有專業、有歷練、能應對國內外更為複雜的挑戰和接受更為艱巨任務的官員上位，但習班底成員選用的最根本前提是，必須絕對效忠和服從習近平個人，堅持習近平思想，而他們得票多寡、年齡長幼和業績大小並不是主要考核標準。筆者認為，這些在改革開放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即將掌握中共黨政實權的新生代有多少真心信奉習思想，自覺地幫習搞個人崇拜還很難說，而且在中共制度性腐敗和僧多粥少的大環境下，官員帶病提拔和爾詐我虞在所難免，體制的弊端使得其不可能真正地選賢任能，這是習近平人才戰略難以逾越的障礙。但總的來看，中共黨政領導接班梯隊正在有序和穩步地遞升上位。 二、習近平的「黨內民主和全過程民主」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二十大能否按習近平的意志走，保證萬無一失，很大程度取決於出席大會的2300名黨員代表對習近平的忠誠度。因此選誰參會非常重要，習近平對此早有部署。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印發了《關於黨的二十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特彆強調要使二十大代表選舉產生過程成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思想的過程，以更加緊密地團結在習核心周圍實現中國夢。隨後，中共中央組織部具體提出篩選代表的重要標準是，看其能否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人民日報評論員同年12月發文稱要堅決杜絕「牆頭草」、「騎牆派」、「兩面人」等，防止「帶病提名」、「帶病當選」，完全排除黨內不贊同習近平政策的人士。很顯然，中共的38個大選舉單位，已經部署就緒，層層把關，處處設防，保證習家軍主導二十大，使習近平得以連任。與此同時，中共又要將這個嚴密操控的過程貼上一塊「黨內民主」的遮羞布。事實上9500萬黨員沒有政治權利，黨組織操縱整個選舉過程，候選人提名由黨委會把控，不實行秘密投票規則，黨員投票實質是粉飾黨內的權力專制。 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確強調，必須以黨內民主原則取代以前的宗派密謀的組織原則，他們在同盟的新章程中規定：黨的各級委員會由選舉產生並可以隨時撤換。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僅此一點，就已經堵住了任何要求獨裁的密謀狂的道路。」 中共號稱馬克思主義政黨，但長期背離其「信奉」的馬克思主義，不敢真搞黨內民主，黨員從來沒有真正行使過民主選舉的權利，中共黨魁從來都不是黨員選出來的。號稱「決定中國之命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並不是由選舉而產生，是依據王稼祥從莫斯科帶回共產國際季米特洛夫要求中共「以毛澤東為首」的口頭指示決定的。 文革之後，中共總結經驗教訓。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以來通過了包括《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在內的一系列條例規定，試圖建立黨內選舉制度，在各級黨代會實行差額選舉，並要求逐漸擴大差額選舉比重。中共黨的十三大報告第一次提出「堅持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十六大報告喊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的口號；十七屆四中全會決議特別提出，「保障黨員主體地位和民主權利，完善黨代表大會制度和黨內選舉制度，完善黨內民主決策機制 和積極發展黨內民主」。 然而，黨內民主尚未起步就胎死腹中。2002年十六大的選舉差額比例是百分之十，十七大規定「不少於15%的差額比例」，十八大規定「應多於15%」，十九大不變，二十大仍舊未變。這就是說，在習近平主政的10年里差額選舉比例根本沒有增加，打斷了差額選舉逐次擴大的做法。從中共十二大到十八大，黨代會代表一直逐年增加，分別為1545人、1936人、2035人、2048人、2120人、2220人，2270人。但十九大和二十大規定代表名額均為2300人。在實際操作中，差額選舉的範圍和比例都小、各級黨組織都會找到對策將其搞成變相的等額選舉，使得差額選舉不過是中共自欺欺人的伎倆，和過去的領導出名單黨員畫圈圈沒有什麼本質不同，只不過在出的名單中增加幾個人而已。 筆者曾聽說十八大之前，薄熙來的幕僚建議其「海推」「海選」重慶黨員代表，並建議先斬後奏，造成既定事實，由此推動黨內民主，也有助於其入常。薄熙來遲疑了很久，決定請示胡錦濤。但海選計劃被胡駁回，並要求薄按既定的差額比例方針進行黨代表選舉。這一方面表明「應多於15%」實際上也有內定上限，另一方面說明中共統治精英並不相信黨員，不相信他們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員，有足夠的覺悟選出自己的領袖。可以想見，如果薄熙來真在重慶實現黨代表海選，歷史很可能會有改寫。二十大前，習中央再度強調禁止「海推」、「海選」，說明黨內民主是實實在在欺騙黨員的東西。 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歷來都是黨的統治階層的會議，舉舉手，表表態，做做形式，走走過場，和9500萬普通黨員沒有什麼關係。中共《黨章》規定黨代會是中共的最高領導機關，但其實際職能和作用只不過是裝飾花瓶，黨代表不能討論決定黨內重大路線方針，一切由常委會包辦。而黨代表中參會的真正在生產和工作第一線的普通黨員少之又少。二十大規定黨的各級領導參會必須限制在三分之二，三分之一是一線黨員代表，官員仍占代表的絕大部分。普通工農兵學商黨員恐怕極少。即便真正來自一線工農，他們也是經過反覆篩選符合習近平要求用來走形式的工具，對大會議程和選舉沒有什麼影響。這個比例本身說明中共並不是自己標榜的工人階級的政黨。此外，中共一向強調婦女半邊天，但除了毛澤東老婆江青外，沒有一個女性進入過中共的權力核心。擔任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的女性也極少，與女黨員人數完全不成比例，也表明中共政治一向是老男人們玩的權力遊戲。即便是改革開放後，如何產生中共黨的最高層領導人，都沒有成型的制度規定，而是默認鄧小平陳雲以及後來的江澤民胡錦濤等前任黨魁們秘密協商、隔代指定接班人選，再用流於形式的假選舉包裝其合法性。 馬克思、恩格斯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曾提出新型的人民國家的思想，他們認為以普選為基礎的「真正的民主制」是克服國家與社會分離的必然選擇。他們高度讚揚巴黎公社的公職人員由公民普選產生和罷免、拿工人薪金、作為公僕服務於社會等制度規定，指出這「能保證國家權力始終保持在人民手中」。但是列寧為首的蘇共在奪取政權後並沒有按馬克思的主張實行普選，中共步蘇共後塵，拒絕讓人民享有選舉國家領導人的基本權利。 在現代文明社會中，只有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才是合法政府。70多年前，中共靠槍杆子以死傷3000萬人的血腥暴力奪得政權統治中國，至今沒實行過真實而公正的民主選舉，中共政權始終存在著合法性危機。同樣，習近平上台以來始終被籠罩在合法性焦慮的陰影中而無法解脫。 為了保住權力，習近平用指鹿為馬、偷梁換柱的伎倆，硬造出「全過程民主」的荒謬說法，拼湊一堆含混不清的空洞詞語粉飾極權制度，所謂「實現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等，胡亂吹噓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優越性遠遠超越美式民主。 回看20世紀的世界歷史，前蘇聯、東德、朝鮮等許多極權國家都曾將自己的「民主」說成世界上最完美的民主，斯大林在1937年血腥大清洗中還標榜蘇聯的選舉是世界上最民主的選舉，這些早已成為國際笑柄。習近平的「原創」不過是重拾前蘇聯、東德、朝鮮等國暴政的遮羞布而已，更讓人覺得荒唐可笑。 習近平說的「人民當家作主「、「全過程民主」是徹頭徹尾的謊言。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本質上是高科技條件下的精緻新極權制度，是反民主反文明的現代奴役制度。但中共動用巨大的內外宣傳機器重複洗腦，徒勞而愚蠢地企圖將謊言變成真理。 因為，保障人權、權利平等、言論出版新聞自由、公開透明、分權制衡、司法獨立等，是民主政治的必要前提和基本要素，自由公平的選舉是民主政治的起點。鑒別人民是否當家作主的最主要標準，就是看他們能否自由和公平地選舉和罷免政府各級官員，鑒別黨員是否享有主體地位和民主權利，也要看他們能否自由和公平地選舉和罷免各級黨組織領導人。與普選權緊密相關的是保障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以及有獨立法官公平司法裁決糾紛。唯有如此，選出來的官員和黨組織負責人才能體現人民的意志和代表人民的利益，也才能對人民和黨員負責，而不是對上級領導負責。就此，「海推」和「海選」是真假民主的試金石，這是世界各國普遍認同的硬性標準，中共怎麼強詞奪理和狡辯也繞不開這個試金石。相對來說，過去中國的村委會選舉比較接近民主選舉，但是村委會不是中共的政府機構，而是群眾性的基層自治組織；為保證中共的人當選，習近平上台以後強化了村黨組織對村委會選舉的控制，村委會的民主選舉已經名存實亡。 中共常常把人民當家作主、把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掛在嘴邊，竭力辯稱人民有權參政、議政、監政，來合理化它的一黨專政。這顯然是一個彌天大謊。中共為了保證其永久執政，打著中國模式民主的虛偽旗號，既是遊戲規則的唯一制定者，又是唯一的參與者和裁判員。黨國的法律完全按中共的意志而制定，習近平上台後更是要求堅持黨對司法的絕對領導。近年來，中共增加了制定新法向社會徵求意見的程序，但這只是做做形式，人民始終無權參與法律制定工作，也無權監督這些法律的實施。 無論其御用文人的三寸不爛之舌多麼厲害，也無法舉出讓人信服的具體證據證明人民當家作主是如何實現的。至今為止，中共仍然不批准聯合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共憲法規定的權利是一紙空文，根本不能保護個人權利不受到黨國權力侵害，任何對中共的批評都會被冠以「妄議中央大政方針」而被懲治，或以「顛覆國家政權」入罪。官媒把中共的橡皮圖章—全國人大 — 說成是14億中國人選舉出來的，每年提出的建議和議案都得到落實來證明它代表了人民意願實現了民主。但事實是每年成千上萬的民眾進京上訪，各級政府處處設卡，層層堵截，訓誡罰款，關黑監獄、勞教者眾多，哪裡體現出為人民服務、代表人民利益？ 做不到這點，人民當家作主、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都是空話、假話。按這個標準，習近平的全過程民主是假民主，黨內民主也是假民主。 三、 中共二十大後的走向 習近平搞虛假民主的用意是維護中共的一黨專政，保障其長期執政，將權力永久把持在黨的手裡，讓紅色帝國千秋萬代不變顏色。中共的槍杆子、刀把子、筆杆子和錢袋子都是服務於此，政權安全是中共核心利益的核心，這個任務二十大後仍然是中心，是中共一切工作的出發點。除了加強前三杆子之外，還會更多地使用錢袋子的功能，通過經濟持續增長以及共同富裕等新民生政策，忽悠人民，獲得執政合法性。 在習近平第三和第四任期中，中共要朝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即在2049年黨國建國100年時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此前，它還要在2027年中共建軍100年時實現軍隊現代化；同時，中共面臨大限將至的關鍵時間點。中共的俄爹蘇共執政了74年垮台，2023年中共也將達到這個大限。這個節點也讓迷信的中共領導人高度緊張。近年來，各種灰犀牛黑天鵝事件層出不窮，結構性問題和疫情造成的經濟困境、中共對現行國際規則和秩序的強勢改變、爭霸世界的戰狼外交引起的西方國家的集體反制，讓習近平面臨自2012年執政來內外最嚴峻的危機。 習近平本人個人野心勃勃，認為自己是可以和毛澤東比肩而立的黨和人民的大救星，是中共第二個百年千秋大業的開啟者。他不會保守地應對危機，但本質上還是會沿用毛澤東、鄧小平的老套路。對內，由於中共領導的權威性一代不如一代，習近平一定會像毛澤東一樣大樹特樹自己的絕對權威，大肆宣傳自己的豐功偉績，竭力推行個人崇拜和造神運動，以黨的名義強化對其個人的忠誠。與此同時，他也會繼續鄧小平「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戰略，一方面強化對黨和國家各個領域和機構的改革，提高對黨國社會各個層面統治的效率，以更為精緻、精密、全面、多樣的方式掌控黨國。他會更大力度地加強用數字監控、大數據、人工智慧等高科技手段武裝專政機器，高壓維穩，打壓任何與其思想路線不同的人以及觀點立場，先發制人地消除對自己和中共的安全隱患；另一方面，他會力圖通過經濟調整，加強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導作用，提高國企生產效率，既要保住作為世界工廠的製造業，以解各級政府財政燃眉之急， 走出經濟危機，又要推動經濟轉型，成為世界創新中心，實現趕超美國爭霸世界的戰略目標。這是習近平第五個現代化的核心精神。但是歷史證明，政治壓迫不可持續，人性嚮往自由和尊嚴；此外，社會主義經濟的致命弊端是無法調動個人的積極性，即便加入某些市場機制也不可能根本消除。同樣，政治窒息的環境也不可能持續地產生顛覆性創新。西方國家開始認識到中共全力以赴攻佔科技高地的政經動機，加大反制措施，如限制華為公司，減少對華技術轉讓等，這也會讓習近平的經濟轉型舉步維艱。 習近平還要在二十大上大打共同富裕這張牌，這也是一箭雙鵰、政治經濟雙管齊下的權謀，通過劫富來濟黨。習近平既要利用民營經濟，割民企的韭菜，又要防止其做大做強，以掌控經濟失控帶來的政治安全風險，近年來一系列打擊民企的舉措都是以此為目標。同時，他利用中國民間仇富心態，提出頗得人心的共同富裕口號，以消除和轉移因此而引發的對黨的不滿情緒，將黨國存在的巨大貧富差距歸咎於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把自己打扮成關心民生、超越了毛鄧的聖君明主。雖然中共宣布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在建黨100年時完成了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但事實如李克強所承認，6億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不夠中等城市的房租。鼓吹共同富裕很有誘惑力，可以給人民一個虛幻的希望，從而支持習近平政策。然而，只要經濟的隱形雙軌制存在一天，官商勾結、錢權交易、權力尋租就在所難免。中國巨大貧富差距就是權貴利用經濟隱形雙軌制而產生的，體製造成的機會不均等是問題的核心，這個不解決，共同富裕是空話，是中共100餘年都兌現不了的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空頭支票。 在無法迅速解決國內危機時，習近平一定會通過對外擴張轉移矛盾和公眾視線，煽動極端民族主義，為其政治服務。2022新年伊始，中共軍隊在中印邊境的主動挑釁就是一個證據。除了中共的執政安全之外，中共利益的核心是佔領台灣和吞併南海，最後是爭霸全球，但推動實現這些利益的行動是齊頭並進的。所謂解放台灣、統一祖國是習近平中國夢的最重要一環，習近平在二十大會再度施壓，提出解決台灣問題方案。可以預見，習近平甚至會將打台灣作為連任的一個口實，並在第三和第四任期中，在不影響中共執政安全前提下，不惜代價拿下台灣。他主要是通過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大統戰、經濟戰，同時加上軍事挑釁，實施逼統戰略，保持中共在台灣海峽的存在和台灣主權爭議狀態，以警告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不得提升與台灣的官方關係。一旦逼統不成，中共會利用經濟手段，或擦槍走火武攻台灣，或在美國護台決心減弱時，武力犯台。 可以肯定，習近平二十大之後的對外政策首先是將美國作為主要敵手，因為美國是中共實現其戰略目標擴張其核心利益的最大障礙。他會加大擴軍備戰，力圖打贏中共爭霸全球的最後一戰。與此同時，習近平會繼續忽悠美國，爭取更長的戰略機遇期，因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共與美國攤牌的實力仍然不夠。 總而言之，習近平二十大後的內外政策或許會在某種程度上延緩中共的坍塌，但最終會把黨國帶上一條更危險的道路，造成災難性結果，黨內外有識之士對此應當有清醒的認識。如果9500萬黨員真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那就應當按馬克思的教導，為自己和人民爭取普選權，自由公平地選舉黨代表和黨的領導人。 （全文轉自議報）
物換星移，恆均系獄已整整三年，這兩天澳大利亞及其它民主國家的主流媒體都對他的現狀與案情進行廣泛報道。恆均蒙不白之冤而身陷囹圄、備嘗艱辛，因而深受世人同情。澳大利亞政府更是一再嚴正要求中共當局立即釋放楊恆均，因為拘捕澳大利亞公民楊恆均三年以來，中共當局既沒有提供他的犯罪證據，也沒有遵從正當的司法程序（特別是刑訊逼供和關押近兩年之後才允許律師會見），按照國際標準屬於典型的「任意拘禁」。 中國官方指控楊恆均涉嫌「間諜犯罪」，其實是羅織罪名對他進行政治迫害。2019年1月中共當局拘捕楊恆均是為了達到兩個政治目的：第一是打壓民間意見領袖以防範「顏色革命」，第二是抓捕人質作為籌碼以保護華為。在華為受到抵制、加拿大警方履行美加引渡條約於2018年12月1日拘押華為副董事長兼首席財務官孟晚舟之後，據說習近平親自下達任務，要求各個部門竭盡全力保護華為。外交部門和安全部門全力以赴，甚至於使出「人質外交」這一下策，於2018年12月10日將旅居中國加拿大公民康明凱和思巴夫抓捕。美國盟邦澳大利亞在抵制華為行動中沖在最前線，中共當局也急於制服澳大利亞。不受黨國待見的澳大利亞公民楊恆均在這個時間節點上回國，正好碰在槍口上。 但是，中共當局抓捕楊恆均更重要的原因，是為了維穩。防範2019年可能發生的「顏色革命」，或者習近平口中的「灰犀牛、黑天鵝」，是中共維穩部門全力以赴的頭等大事。2019年可能發生「顏色革命」，坊間有很多議論。這種議論之所以流行，是因為當時中共政權就已困於內憂外患、危機四伏。中共面臨的危機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習近平的極權復辟、倒行逆施，不僅使中國經濟持續下滑，而且使中國的公民社會受到嚴重摧殘，中華大地怨聲載道。其二，為了動員民族主義資源來強化極權統治，習近平在國際上推行「戰浪外交」、咄咄逼人，公開挑戰普世價值以及基於普世價值的國際秩序，從而造成中共政權在國際社會中空前孤立，特別是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戰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其三，習近平在2017年取消任期限制，謀求終身掌握絕對權力以及對黨中同僚的生殺予奪之權，使黨國高層也離心離德，習近平也因為擔心「禍起蕭牆「而疑神疑鬼、寢食難安。2019年有「六四」30周年、「五四」100周年、鎮壓法輪功20周年等重要紀念日，中國朝野上下紛紛預言，當年會「出事」。 在當時，習近平全面摧殘中國公民社會、系統清除黨內政敵、橫掃維權律師和網路大V等民間意見領袖，已經達六年之久，公民社會中的「漏網之魚」寥若晨星。因為擁有龐大的讀者群，2011年楊恆均就因涉嫌發起「茉莉花革命」被國保抓了一回。2019年因為當局防範「顏色革命」又被國安抓捕，真可謂在劫難逃。如果他的身份是中國公民，當局很方便就會給他安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由於他是外國公民，「煽顛罪」無法安到他頭上，所以只好選擇「間諜罪」。 但是，要證明楊恆均犯有「間諜罪」，即便是以造假為職業的中國國安部門也非常艱難。按照中國法律，「間諜罪」的要件是參加外國的的間諜組織或接受間諜組織的任務。楊恆均在1999年移民澳大利亞之前，一直在中國國安部門工作。如果在那段時間就犯有「間諜罪」，他離開中國之後豈敢再踏上中國土地半步？更不用說他還敢大半時間回中國居住，還如此放肆地上躥下跳、指評時政、招惹黨國。黨國豈能不早就將他拿下法辦？ 楊恆均是澳大利亞公民，系獄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學者，確實有機會接觸這兩個國家的間諜組織。但是，我們可想而知，中國國安會不遺餘力查獲他與這兩個國家情報部門的關係，不會放過任何蛛絲馬跡。當今中美交惡和中澳交惡達到這種程度，哪怕是能找到任何微乎其微的證據，中國當局也會立馬公之於眾，不但嚴厲治罪楊恆均，也藉此對美澳兩國大加撻伐。中國當局拿不出證據來，還硬是用「間諜罪」懲辦楊恆均，只不過是再次證明，這個專制政權沒有底線，進行政治迫害的套路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楊恆均的坎坷磨難，體現的是中國政治文明的挫折。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和蘇東劇變，中共喪魂失魄、變成沒有靈魂的殭屍，出走者眾。有些人採取轟轟烈烈的方式離開，更多的人是平平淡淡地離開。官階顯赫的許家屯，當年也是淡淡而去。很多人留在體制內是身不由己、無可奈何，但已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人在體制內，思想信仰已經轉向自由民主。楊恆均1999年才離開體制、作為隨遷家屬移民澳大利亞，已屬後知後覺。但是，在中國經濟起飛後離開中共體制，經濟上放棄的更多。告別優厚的待遇和仕途，中年轉道走上從頭開始、自食其力、自謀生路的新征途，並不是一種容易做出的選擇。楊恆均在香港和美國工作多年，有機會對專制暴政與自由民主兩種制度、兩種文化進行深入比較，因而他棄暗投明的選擇淡定而決絕。道不同不相謀，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楊恆均服務於中國國安部門，但他既不是執法人員，也不是核心情報人員。無論是在海南省政府外事辦為海南經濟特區的對外關係做調研，在香港為香港回歸中國做調研，還是到美國華盛頓為中國加入世貿做調研，他都只是從事普通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工作，涉密級別不高，因而仍能得到淡出的機會，儘管這種機會可遇而不可求。 楊恆均從離開國安到成為「民主小販」，中間隔著五年的作家夢。他來澳之初幾乎與世隔絕，閉門寫作他的「致命三部曲」，在2002-2004年間相繼推出《致命弱點》、《致命武器》和《致命追殺》，意欲填補中華人民共和國間諜驚險小說的空白而走紅文學界。他當時還積極聯繫香港的製片人和導演，想法將這些驚險故事搬上銀幕。他在寫作時除了努力開拓思想深度，還一應俱全地加入諸如卧底、策反、謀殺、色情等大眾影視作品的刺激性標配。不過，因為題材過於敏感，這些小說無法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也無法在香港搬上銀幕，好夢難圓。 楊恆均2005年投入我門下讀博士，並不只是簡單的回爐求學，而是同時加入中國自由主義陣營。我當時執掌悉尼科技大學中國部，已公開亮出「中國自由主義學派」的旗幟，連續幾年舉辦專題研討會，邀請中國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中國自由主義學者到悉尼相互砥礪、共襄盛舉。會議的論文編為《中國自由主義論叢》分集出版，包括《憲政與中國》、《李慎之與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命運》等。我當時還和學生及友人辦《悉尼時報》，這是一份有32版的大報，楊恆均在入學後也同時兼任這份報紙的總經理和副主編。 當時互聯網問世不久，舉世為之興奮不已，中國自由主義學人更是對互聯網抱有無限期待。楊恆均的博士論文選題，就是互聯網與中國政府的關係，重點研究公民記者、自由主義學人以及其它民間意見領袖在互聯網這個虛擬空間里與壓制言論自由的中國政府之間的博弈。開博客，在網路上發表時評，通過實驗積累第一手材料，起初只是楊恆均博士課程的組成部分。但是他一發不可收拾、沉迷其中不可自拔，無意間成為「賣文為生」的網路職業寫手，活躍於網站、博客、微博、微信等網路平台。他的文章情深意切、深入淺出、特別接地氣，深受讀者喜愛，因而迅速成為名滿天下的「民主小販」，不厭其煩地向國人傳播現代民主政治及其相關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價值理念。在幾年時間內，他本人也完成了思想飛躍，帶著為大眾和社會奉獻的家國情懷和聖徒情結，義無反顧地投身於中國憲政轉型事業。他的這種經歷和成功，被陳行之總結為「楊恆均現象」。十多年來楊恆均販賣民主自由的文章多達上千萬字，結集出版的著作有《家國天下》、《黑眼睛看世界》、《伴你走過人間路》、《說中國》等。 從政治光譜和精神氣質上說，楊恆均是一位溫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位以聞道為樂的謙謙君子。他堅定地確立了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價值理念，但他並不主張通過暴力革命的路徑來實現這些理念。他所心儀的是朝野互動的和平轉型模式，將憲政轉型當成民主思想啟蒙的邏輯結果。他發表在互聯網上的啟蒙文章，以溫和理性為基調，而且精心拿捏分寸，以能夠在」牆內」生存為前提，完全沒有超出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範疇。 黨國當局對這樣一位為民請命的謙謙君子進行政治迫害，實在令人髮指。有關部門將《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中的惡法條款濫用到極處來折磨他。他先是被「指定地點監視居住」，單獨關押6個月；然後是正式刑事拘留37天，到2019年8月23日正式逮捕。正式逮捕之後，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長「調查」，直到2020年3月23日才將案件移交檢察機關準備起訴；檢察院「準備」了近7個月，才於2020年10月7日送交法院準備開庭審理；法院又「準備」7個多月，終於在2021年5月27日開庭一審，一天之內就結束了，而且是不公開審理，不允許親屬、媒體或澳大利亞外交人員到庭旁聽。按照《刑事訴訟法》，一審結束之後，兩個月內就應做出判決，「至遲不得超過三個月」。但是，這部法律還規定：「經上一級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長三個月」；「因特殊情況還需要延長的，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對楊恆均的判決，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延期，不知哪裡是盡頭。 三年的牢獄對楊恆均的身體造成嚴重摧殘。酷刑逼供主要發生在 「指定地點監視居住」 6個月期間，主要是剝奪睡眠、疲勞審訊和單獨監禁三種方式。本來是很健康的一條漢子，三年下來成了一個重病號，出現高血壓、高尿酸、頭暈眼花、四肢無力等癥狀，特別是肌酐指標迅速上升，有腎衰竭風險。 但是，楊恆均通過律師探訪和領事探訪兩個渠道帶出來的信息表明，他內心很強大，不屈不撓。他在口授的一封信中說：「我沒有犯罪，更沒有犯間諜罪。…… 推廣、普及、踐行法治、公平正義、社會公正、自由、民主的價值理念，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中國夢。我不會在任何勢力壓力下屈服。…… 我樂觀地等待我重獲自由的那一天，樂觀地等待自由降臨到每一個人身上的那一天，至死不渝。」在帶出來的言談中，他也一再感謝世人對他以及他的家人的關愛。 天佑恆均！天佑中華！ （全文轉自光傳媒）
習近平當政，提出「四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最近，習近平又提出一個新的自信，曰：歷史自信。 首次提出，是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2021年11月）。他聲稱：「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自信，既是對奮鬥成就的自信，也是對奮鬥精神的自信。」這番話，目的是在總結百年中共黨史時，只講成績、不講錯誤，尤其避免在第三份歷史決議中再談毛澤東的過錯。換言之，避開中共百年過程中的失敗和頹喪。 第二次，是習近平在中共政治局所謂黨史學習教育專題民主生活會上的講話（2021年12月底）。他聲稱：「讓正史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識，教育廣大黨員、幹部和全體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年堅定歷史自信。」習近平口中的所謂「正史」，就是中共掌權者自說自話的「黨史」，選擇性書寫、甚至顛倒書寫的「黨史」，一部偽歷史。排斥一切對歷史真相的探討和揭露。可見，口口聲聲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習近平，搞的恰恰就是歷史虛無主義。 第三次，是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22年1月）。他聲稱：「增加歷史自信、增進團結統一、增強鬥爭精神。」「進一步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由此可見，習近平提歷史自信，有他個人的目的：要把全黨統一到他所要的黨史敘事上來，進而鞏固他自己的權位，統一思想，「增進團結」。 上世紀，有外賓詢問中共總理周恩來，為何中國各地到處都是標語口號？諸如「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或「深挖洞、廣積糧」之類；周恩來的回答，大意是：標語口號代表沒有做到的事情，或是努力要實現的目標。這證明，中共越是強調的事情，就越是想做到而還沒有做到的事情。按照這個邏輯推演下來，習近平強調自信，說明缺少自信；越是高喊自信，暗示越是沒有自信。 習時代的中共，心下很虛，早先暗示沒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現在又進一步暗示，沒有歷史自信。 何以如此？原來，所謂道路自信，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共自己都說不清，或是最壞的社會主義、加最壞的資本主義、再加最壞的封建主義之總和。 所謂理論自信，卻是前後不一、自相矛盾的理論；就連王滬寧給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先後炮製的三套理論，也都存在前後矛盾，缺乏內在邏輯，無法自圓其說。 所謂制度自信，名為社會主義制度，實為專制制度，一黨專政，拒絕監督，衍生無可救藥的官場腐敗。 所謂文化自信，僅有文化的虛名詞，既無中國傳統文化，也無當代世界文明，不過是假大空的中共黨文化。 至於所謂歷史自信，若說數千年中國歷史，中共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股逆流；若說七十多年的中共歷史，則脫不了暴力、仇恨、謊言為本質的不堪歷史主線。 新增歷史自信，從習近平個人而言，其用意或有三層。第一層，為「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自圓其說；第二層，為第三份歷史決議的挫敗找台階下；第三層，為自己留後路，萬一今年連任之夢破滅，則期望退休後不會遭到否定甚至追究，圖個交權後的人生安全，也圖個卸任後的政治安全。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民主國家新總統就職滿周年的支持度通常有一定政治意義，並可藉此預判一個原本受到滿心期待的新領袖，接下來究竟有多順風還是多逆風。20日，拜登自美國動蕩不安的2020勝出已滿周年，但他顯然是屬於後者。 過去一周，無論民調機構還是媒體（路透社、FiveThirtyEight、CBS）的統計，拜登就任一周年的支持度皆從當初53%（得票率）下滑至40%（支持率）左右。雖然奧巴馬也曾從68%（得票率）下滑至隔年的48%（支持率），但拜登的危機就在他當下距離半數民意支持太遠，儘管仍比川普就任周年的39%支持度略好，卻也反映了拜登實際施政成績單和選民當初的想像有高度落差。聲譽下滑很容易為國家元首的治理帶來惡性循環，且愈急著扳回顏面愈常適得其反。「拜登民調落至四成出頭」，自然成為許多美國政論分析的焦點。 一年前，歷經川普執政下大流行病的破壞，美國民眾確實渴望把所有焦慮和不安透過一場選舉掃之殆盡。去年此時，美國曾經一度到處都是好消息，包括失業率下降、工資上漲，消費者信心回升，接連創造了零售業的增長，疫苗接種如火如荼，病毒威脅看似漸漸退散，到去年7月獨立紀念日，國家仿若重生，一片欣欣向榮，那時拜登的支持度仍穩定維持在五成以上。 直到去年8月，美國倉皇自阿富汗撤軍，拜登支持度開始出現大幅滑落。原本以為後續補救和說明已然「止血」，但沒想到變種病毒反撲，直接打破美國走出疫情的假象，並且還進一步暴露拜登政府在COVID-19危機處理上，原來並不比前任高明到哪去。撤軍風波攪和一池春水，緊接秋冬而至，就是疫情又再燒了起來，全國確診病例居高不下，去年聖誕節前後，還回到疫情初期最慘痛的水準，死亡數也持續累積到超過80萬人。於此同時，去年12月美國通貨膨脹率更創下近40年來新高（7%），這對疫情下的庶民生活，可謂雙重打擊。 偏偏，無論是要減緩通膨衝擊，還是要降低新型病毒omicron對各行各業造成的壓力，都非一蹴可幾。去年底，民主黨接連提出相應而來的社會支出計畫和基礎設施方案，對拜登的支持度都未有明顯加分，omicron短時間造成的新一波混亂局面，卻可能需要更長時間，甚至直到「COVID-19再次消退」和民眾經濟信心反彈，拜登此間劣勢才可能有所改變。 民調下滑副作用之一，就是原被視為拜登任內核心價值議題，且同時兼具民主黨選票實際利益的《投票自由法案》改革（Freedom to Vote Act） 注更多（另外還有《路易士投票權進步法案》（John Lewis Voting Rights Advancement Act），也都一併因拜登聲望下跌更顯困難重重。結果就是政策效果未至，政黨價值也無法讓選民埋單，因而才有政治評論者以1968年民主黨韓福瑞（民主黨／敗）對上尼克森（共和黨／勝：尼克森繞過政策論述，主談政黨價值）的案例對照拜登窘境。 而終歸必須一提的是，當初高齡78歲、起初少有人寄予厚望的拜登之所以能上台，除了大選年間病毒肆虐削弱現任優勢，更重要的則在種種社會變動下，「反川普」群眾被刺激集結，彼此極度渴望推翻一個不稱職、頻頻製造分裂，甚而被自由派媒體形容為糟糕至極的總統，拜登才得以破紀錄票數贏得勝選。但他上任後，很快就有人預言拜登瓶頸，也就是「一旦支持者共同抵抗的對象下台後，抵抗政治必然出現局限性，『反川紅利』沒了要怎麼辦？」。之後果不其然，包括拜登在內等民主黨人，很快就無法再靠「和川普對比」去贏得支持，當初選舉期間扛著「反川普」旗幟的民主黨候選人，無論老將還是新星，自川普下台後，多有失去個人聲量施力點的問題。 去年11月，當維吉尼亞州州長選舉由共和黨人拿下，新澤西州則由民主黨人險勝時，《紐時》資深政治記者Lisa Lerer便已撰文提到：這現象等於是對民主黨2022期中選舉敲響警鐘，因為「反川普」的浪潮曾為民主黨人贏得權力，如今選民恐怕已厭倦了抗議，甚至變得冷漠，更進一步，原本「反川普」的動力，則再被一種對國家現狀不滿的情緒所取代，那麼，美國的問題，當然就是拜登的問題，而拜登的問題，就在他讓支持者有希望破滅的感覺。 Lisa Lerer並引述一名受訪者的談話作為拜登（民主黨）危機的總結，即「以川普為中心的負面恐嚇競選策略，重要性已經下降，」同時，對一個希望贏得選民支持的政黨來說，「總不能永遠用嚇唬的方式讓人們去投票，而是必須提出一些真正會讓人把票投給你的理由」。 雖然川普仍對2024蠢蠢欲動，但在那天之前，「罵川普」應該也會適用邊際效用遞減法則，拜登是好是壞，和川普只會愈來愈沒關係。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北京冬奧在即，中國政府不顧民怨沸騰，竭盡全力要對疫情清零；但核酸檢測行業的龍頭企業金域醫藥卻被河南許昌市公安局通報，稱其「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實施引起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行為」，然後國內揭出這家企業與中國科學院院士鍾南山有利益關係。就在人們以為中國政府因無法清零準備找替罪羊祭旗之時，首屆「鍾南山青年科技創新獎」於 1月13日頒發，意在曉諭全國：鍾院士大人地位穩定，那點事放不倒這位科技新貴。 中國這場防疫戲劇究竟要怎樣唱？ 讓人浮想聯翩的「金域傳播病毒」 中國自2020年以來，成為WHO封賞的「世界戰疫大國」，世界各國也不斷有媒體表揚中國成功的抗疫經驗。因此，中國對一輪輪的病毒來襲都要採取清零政策。COVID-19變異株omicron（奧密克戎）在中國造成新一波疫情，西安、天津、河南紛紛傳出封城的消息，據說已經進京。北京當局已經對疫情大國美國航班果斷採取熔斷機制，杜絕境外「輸入」的可能。 在這當口，蹊蹺的事情發生了。中國河南省許昌市公安局1月12日通報，稱鄭州金域負責人張某「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實施引起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行為」，已經對其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偵查；並稱，「正對該案進一步辦理中」。1月13日，安徽省休寧縣海陽鎮女人街桂蘭水果店店主武某某，據說也違規「實施引起有新型冠狀病毒傳播嚴重危險的行為」，被休寧縣公安局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偵查並採取強制措施。 兩個都是警方通報，但少有人關注武某某傳播病毒事件，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金域醫學「引起病毒傳播」一事上了。畢竟，金域醫學涉及全國核酸檢測安全，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語。關於金域傳播病毒的說法有多種，其中最令人毛骨聳然的是這一傳聞：金域故意把檢測陽性的人報告成陰性，使其能夠回到社區傳播，並將檢測樣本成批銷毀。這樣做的目的，就是金域可以繼續依賴疫情檢測輕鬆賺錢。 用經濟學術語來說，這叫做「創造消費需求推動生產」。問題是，這是通過傳播病毒來創造消費，無論是市場倫理還是政治倫理，都不容這種做法。 揭的黑幕其實是灰色半透明幕 於是，中國國內出現好幾篇詳盡揭露金域醫學的文章，從金域醫學與鍾南山的關係、金域醫學如何利用檢疫迅速暴富、金域醫學與海外公司戰略合作的關係，每一條線看似深不見底，但細究之下，都是半公開的。平時公眾不關心，政府也睜隻眼閉隻眼，並未規範。 第一重灰幕：金域醫學與鍾南山的關係。 金域醫學在2003年正式命名，此前曾是廣州醫學院的校辦企業；是中國新冠肺炎核酸檢測的龍頭企業。從1992年到2002年，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曾擔任廣州醫學院院長。 《金域醫學和鍾南山、柳傳志以及君聯資本》一文中，根據截止2021年第三季報的公開資料，指出十大股東中第一大股東為自然人「梁耀銘」，持股比例達15.99%。這篇文章指出，1988年，梁耀銘從廣州醫學院畢業後留校工作，先後任職教務處和科研處。在那個市場經濟剛冒頭的年代，當時廣州醫學院正在籌建校辦企業，梁耀銘這段時期遇到的貴人就是鍾南山。1997年，梁耀銘決心轉型專門做醫學檢驗，並將校辦企業改名為「金域醫學檢驗中心」，這是中國第一家協力廠商醫療檢測機構。 鍾對梁的扶持表面上是體制內支持，真正灰色的是不為外人所知的利益關係。 第二重：鍾南山與多家公司有利益關係。 鍾南山的名聲雀起於2003年SARS時期，當時百譽加身，終成中國官方醫學殿堂的尊神，被政府加持的「國家級專家」在中國自然是該行業的通行證。但鍾南山畢竟是人，雖然具有神的地位，心性卻未必成神。只因中國內外兼修之名人不多，中國人感念其2003年之功，願意維持他的高大上形象。到了2020年covid-19流行之後，由於他對疫情的解說很快被看出與官方同調，於是民間對他也不再客氣，不斷挖出他利用自身聲望不當牟利的各種黑料。比如，2020年他兩度推薦以嶺葯業的「連花清瘟」等藥物治療新冠肺炎，媒體很快挖出內幕：鍾南山與該公司有利益關聯。鍾南山推薦的紅日葯業生產的「血必凈」，其關聯企業是天津紅日健達康醫藥科技有限公司（紅日葯業持股12.5%）。天眼查資料顯示，鍾南山是天津紅日健達康醫藥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中國經濟周刊》引述報導稱，該公司的抗腫瘤一類新葯PTS及衍生成果產業化專案，正是鍾南山團隊在天津的落地專案。 「天眼查」資料還顯示，鍾南山有3家公司，其中一家是廣州呼研所醫藥科技有限公司，鍾南山是董事長。該公司的副董事長周榮擁有34家公司，另一名副董事長張曉雷有20家公司。該公司全部的高管層合計擁有90家公司。 以上這些利益瓜葛，業界知道，公司所在地的工商局與政府有關部門也知道，算是對政、學、商關係的一種認可。 第三重，金域醫學從核酸檢測中的巨大獲利。 根據公開資料，截至2021年11月，金域醫學完成了2.2億份核酸檢測，屬全球第一，獲利巨大，股價飆升。 該公司官網稱，金域醫學目前已在內地及香港地區建立了38家中心實驗室，擁有遍布全國的遠端病理協作網，以及由600多名國內外病理醫生加盟組成的病理醫生團隊，為超過23000家醫療機構提供準確、及時、便捷的醫學檢驗及病理診斷服務；服務網路覆蓋全國90%以上人口所在區域，並以香港為橋頭堡，服務粵港澳大灣區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 金域員工張某東到底做了什麼，警方和金域方面均未明確，外界對此議論紛紛。出現的「主動傳播病毒」、「丟失樣本」、「偽造資料」、「瞞報數據」等傳言，金域醫學通過官方微博一一予以否認。現在，公眾深感擔憂的是：如果這並非一起員工利欲熏心的偶發事件，而是專業人士利用疫情策劃的事件，整個鏈條就成了這樣：傳播病毒疫情→核酸檢測→推進疫苗，成了一條完整的疫情經濟產業鏈，公司依靠疫情維持利潤，那這疫情還有完么？ 關於結局的猜想 與鍾南山有關聯的金域發生傳播病毒的醜聞，將使「大國戰疫」蒙上沉重的黑色陰影，這筆政治帳，無論習近平如何震怒，最後都得精密盤算。 中國國內的政治帳在可控範圍內，這筆帳難算在於難以控制的國際影響。 一是中國防疫物質的出口。中國近兩年外貿成績斐然，僅2021年3月至12月，出口主要疫情防控物資4385億元；同時，出口筆記型電腦等「宅經濟」產品2.51萬億元，增長8.5%。連中國商務部也承認：「在全球疫情發展的狀況下，疫苗和相關防疫物資的出口，都保持了較快增長，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帶來貿易順差的擴大。」如果金域的問題出在核酸檢測這個環節上，將嚴重影響中國防疫物質的國際市場。 二是對冬奧的影響。冬奧舉辦在即，疫情難控，既丟了戰疫大國的臉面，也將影響出席人數。本來就因外交抵制少了幾個大國，再有因疫情不來的外交官們，北京會覺得面子大大受損。 作為一位正受疫情影響的普通公眾來說，我其實希望中國這次認真抓，因為疫情催生的產業鏈不僅在中國，在其他國家也有。鍾南山這類防疫專家在其他國家也有，中國如果抓出這種發疫情財的專家，會有敲山震虎之作用。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距離在中國的北京舉行冬季奧運會，大約只有半個月多一點的時間，因此近日成為焦點的新聞，當然是因為Omicron變種病毒，不斷在中國大陸各地爆發，特別是近日連北京與天津等地，都出現變種病毒的個案，令人憂慮會否影響北京冬季奧運舉行。 自2019冠狀病毒在中國武漢爆發以來，中國大陸所採取的策略，就是當初北京政府批評外國的做法──堅壁清野、徹底封關以及「清零」，打算透過完全封鎖的策略，去阻止病毒入境；因此除了幾近與世隔絕，完全不與外界往來，以至連東京奧運與北京奧運都拒絕參加的朝鮮以外，中國作為一個全球重要經濟體系，幾乎採取了全世界最嚴格的封關鎖國策略，採取最嚴謹的入境隔離政策。 這種阻截病毒於境外的策略，相對於世界各國嚴重的染病與死亡個案而然，當然是成功而有效果的；但當疫情遲遲未完結，由武漢爆發至今已經兩年，疫情不但沒有平息，卻繼續有不同的變種病毒產生，然後繼續爆發下去，這種封鎖的策略持續下去，就必然會出現問題──封鎖，是否要變成長期封鎖？那些跨國的商業活動，可以無限期地停止嗎？如果來中國經商，繼續有如此的防疫與入境的困難，以至長時期的隔離政策，那麼是否要改變經商的地點嗎？ 以初期採取與中國一樣防疫政策的新加坡與紐西蘭為例，這些國家都在2021年國民大規模接種了疫苗之後，改變了防疫政策為「與病毒共存」，其原因就是經濟上無法維持長期封鎖。當然這種政策的結果，就是令染病率急升，會即時對醫療資源以至國民士氣造成沉重負擔；但如果無法繼續封鎖下去，而疫情仍然無法解決的話，長遠而言「共存」，或許會對經濟更有利。 因此目前中國採用了與其他國家不同的防疫策略；歐美國家採取「共存」的策略，即如果疫情繼續爆發幾年，或者變種病毒變得殺傷力很低的話，則對其更有利；反之疫情如果能夠儘快解決，例如最有效的疫苗能夠研發成功，或者病毒變種到自行滅絕的話，則中國的策略將會勝出。 然而鎖國策略最大的後果，就是嚴重阻礙貿易與經濟發展，例如作為「國際金融都會」的香港，亦被迫同樣要繼續採取堅壁清野的策略；早前因為機組人員違規，而引起變種病毒感染的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再次收緊機組人員檢疫隔離的安排後明言，政府收緊空運的後果，將會很快顯現，預告空運貨物如食材、電子產品以至奢侈品等，都很可能會價格上升以至出現缺貨，這正說明所謂「清零」要零感染，其經濟代價絕對沉重。 然而更令人失望的是，其實政府有更多事情可以做，去減輕檢疫的難度；例如打疫苗，為何不是以效率優先？上海復星買下德國BioNTech的「大中華」代理權，由當時預計上年七月可獲中國大陸的批文，卻至今仍然未有消息。而中國兩隻著名的滅活疫苗，對Omicron變種都幾乎沒有抵抗力，亦因此局限了政策的選擇；那麼究竟是甚麼原因，令到全球多國都最輕易獲批，可謂最受歡迎的疫苗，至今仍未能在中國大陸使用呢？為何自詡政治「靈活」的，卻仍然面對如此「政治化」的問題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新的一年，人人都有新的期望。作為一個野心勃勃大國獨裁者的習近平，當然也有他的新期望，而且一開始就會布局。2022年過了半個月，習近平做了什麼，可望看出他的「戰略部署」。 12月31日習近平有做新年獻詞，但是新年獻詞一般是祝賀性的、禮節性的，泛泛而談，要看實質內容，還得看新的一年他最先做了什麼事情。大致上有兩點比較引人注意： 第一點，習近平在1月4日發出軍委主席的一號命令。中共是槍杆子出政權、槍指揮黨，尤其習近平是迷信武力的紅二代，這個命令當然最值得重視。但是這個命令是「開訓」的動員令，而不是「戰鬥」的動員令，似乎稍微收斂伸出的狼爪。然而訓練是為打仗做準備，而且其訓練包括許多政治內容，因此「準備打仗」仍是其內容。此外這份命令的最後一句是「以昂揚精神面貌和一流練兵成效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可見習近平念茲在茲的還是今年晚些時候召開的中共20大。因為中共20大將決定他的政治生命能否延續，他的個人野心是否有足夠的時間去實現。（能否實現則是另一回事。） 第二點，中央政法工作會議1月15日在北京召開，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在會上傳達了習近平的指示及講話，習近平要求切實履行好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寧的重大責任，以實際行動迎接中共二十大召開。也就是以維安來迎接20大。在政法工作會議同時，央視推出反腐電視專題片《零容忍》第一集〈不負十四億〉。已落馬一年的公安部原副部長孫力軍不僅在片中亮相「悔罪」，還曝出其「政治團伙」的情況，涉及政法系統多名高官，包括原上海副市長、公安局長龔道安，原重慶副市長、公安局長鄧恢林等。 軍隊與政法是共產黨的兩個「刀把子」，習近平以緊緊抓住兩個刀把子來迎接中共20大，顯見他對自己的權力與安全很不放心。因為如此，可以預料，在20大以前，中共內部必然還有一次大清洗的行動，而且實際上，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清洗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包括現任政治局常委，黨內第三號把手栗戰書被迫隱匿有被迫亮相，當年周永康、徐才厚的舊戲碼又再重演。 其中最受人矚目的是孫力軍，這是由他原先職務的重要性以及被重用諸項因素決定的。去年9月，中紀委通報對孫立案審查調查時提到，孫為實現個人政治目的，不擇手段，操弄權術，在黨內大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培植個人勢力，形成利益集團，成伙作勢控制要害部門，嚴重破壞黨的團結統一，嚴重危害政治安全。這顯示他主要的是政治問題，類似組織毛時代的所謂「反黨集團」。但是這次卻成為「反腐」專題的主角，甚至被控「操縱證券市場」；到底他的主要問題是政治問題還是經濟問題？而且不是財經高幹而是政法高幹操縱證券市場，不但在中國，這在全球也許還是第一宗，被他操控的財經高官又是誰？必然有許多曲折離奇的情節，有待以後宣判時解惑。 也是在同時，有幾位高官已經成為今年頭半個月反腐敗的新祭品「老虎」，他們是西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張永澤、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董事長王濱之、廣西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劉宏武。接下來還有中紀委的會議。習近平已經強調對反腐敗鬥爭不能滋生厭倦情緒，看來今年又是腥風血雨的一年。 但是習近平在為自身權力奮戰的時候，中國經濟的滑坡、武漢肺炎的蔓延、冬奧能否順利舉行，都被晾在一邊了。
救不救恆大是前段時間國內財經圈和海外投資界熱議的話題，以高盛為代表的華爾街大佬自恃對中國認知深刻，也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恆大爆雷之後，高盛並不理會市場瀰漫的恐慌，而是在恆大債券節節敗退中，不斷接下大量垃圾債，坐等中國政府伸手拯救奄奄一息的恆大，讓華爾街投機客再次成為大贏家。他們或許萬萬沒有想到，疫情之後隨著出口數據的節節攀升，斬獲大量外匯的政府並不太在乎西方資本的感受了，讓恆大自生自滅的策略終於狠狠地搧了華爾街大佬們一記響亮的耳光！ 為什麼不救恆大？在西方資本看來，房地產是中國的支柱產業，又是地方財政的搖錢樹，房地產業牽一髮而動全身，一旦崩潰必然引發山呼海嘯的連鎖反應，直接影響到經濟、影響到銀行、影響到政府、甚至影響到社會穩定。而恆大是這個行業最有代表性的頭部企業，許家印更是長袖善舞的業界巨鱷，以往每一次面臨危機，他都能夠安然脫身帶領企業快速前進，正是基於這些認知，一眾投機客把賭注押在了恆大身上。 可悲的是這次偏偏看走了眼，沒錯，恆大資產規模龐大，土地儲備充裕，現金流也還可觀，不至於出現資不抵債的結局。然而恆大的債務也很驚人！公開的數據是1.97萬億，而隱形債務有多少外界並不清楚，其中美元債務超過200億美元，恆大爆雷之後，美元債一路下行，面值1美元的美債最低跌至0.20美元，也就是說至少跌去了八成，如果按照理想的重組方案優先解決美債的話，投機客或許還會賺得缽滿盆滿。 不救恆大顯然是高層博弈或權衡之後的一步險棋，不救恆大意味著不救房地產，不救房地產意味著不救銀行不救地方財政。以中國今天的財力救恆大應該不費吹灰之力，何況恆大銷售收入的絕大部分都貢獻給了地方政府。然而高層決策並不為外人所知，就像當年匆忙草率處理廣國投一樣，讓西方資本特別是國內剛剛起步的信託業一片狼藉，也讓廣東經濟遭到重創。事後反思，只要拿很少的錢就可以拯救廣國投，因為資本市場最重要的是信心。 今天的恆大又大踏步走上了廣國投走過的那條絕路，只是廣國投是單純的國企，恆大是背景複雜的民企。最新的消息是恆大集團已經將總部從深圳撤離，深圳總部大樓「恆大集團」的牌子也被拆掉。2017年6月1日，成立於1996年6月24日的恆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的註冊地從廣州變更為深圳，當時深圳的主政者對許家印特別青睞，肯定對恆大入駐深圳有過許多承諾，事後獲知恆大把總部搬走的廣州市領導大為惱怒，一口氣處分了廣州工商局批准放行的二十多個官員。 而此次恆大集團從深圳撤回廣州，也是基於廣州此前在南沙開發區提供了大片土地用於新能源汽車基地，如果新能源汽車項目進展不順，這塊土地的增值潛力還有巨大的想像空間，而深圳並沒有給恆大帶來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在廣州一直順風順水的許家應一到深圳就遭遇滑鐵盧，信奉風水命理的許家印在清算工作組入駐恆大後，將總部搬回廣州或許是最明智的一個選擇，至於廣州能不能讓他再一次化險為夷，許家應恐怕也無心去想。 恆大等頭部房企紛紛爆雷，意味著對房地產業敲響了喪鐘，也是對西方資本家的一次警示。據中國城市聯盟的統計，去年以來，有三分之一的房企爆雷，三分之一的房企處於爆雷邊緣，還有三分之一戰戰兢兢！克而瑞公布的2021年11月百強房企銷售額數據顯示，10強、50強、100強11月單月的銷售額同比增速分別為-28.46%、-37.84%、-37.63%。 有專家估算全國截止到2020年底，擁有商品房、小產權房、保障房、共有產權房等共計6.5億套，以每套房子住3人計算，全國的住房已能滿足近20億人的居住需求，遠超真實住房需求，房地產在數量上存在很嚴重的「泡沫」。截止到2021年底，全國的斷供房已經增加到200萬套，2017年全國法拍房數量僅7000餘套，這意味著短短4年法拍房數量就激增了285倍，斷供房的大規模出現，是樓市住房消費能力減弱的明顯信號，也是透支經濟能力強行買房的必然結果。 在銷售出現大幅下降的情況下，開發商在土地市場的表現愈發謹慎。數據寶追蹤的房企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11月，各路房企幾乎哀聲一片，全月僅拿了11塊地，拿地金額不過100億元，環比下降84%，同比下降89%。面對市場如此急驟的變化，各地政府都顯得慌亂無措，救市政策肯定會接踵而來，至於效果如何，最終會有哪些企業存活下去，還需要一段時間來觀察。 根據第一財經的最新消息，保利、華僑城、招商蛇口、華潤、中糧、五礦地產、中建、金茂和中國綠髮等9家大型地產央企，已經開始介入拯救地產巨頭，為中高風險的11家民營房企提供流動性支持。 這11家房企分別是「綠地控股、融創中國、世茂集團、中梁控股、榮盛發展、奧園、陽光城、融信中國、佳兆業、廣州富力、中南建設」。 政府「牽線搭橋」併購出險房企項目的專家透露，早在本月初廣東省政府就召集多家房企開會，與會房企包括奧園集團、富力地產、雅居樂、保利地產、中海地產、五礦地產、越秀地產、珠江實業等國企和民企。會議的目的是政府邀請部分央企和國企，為部分民營房企項目出售牽線搭橋。更準確地說，是為民營房地產企業紓困介紹買方。 從新世紀開始到現在，中國演繹了房價只漲不跌的神話，而房價暴漲的推手就是土地財政，土地財政又幾乎是完全照搬香港地產大佬為香港量身定製的開發模式，把財政收入跟土地出讓牢牢捆綁在一起，其結果除了高價賣地培植一批超級富豪之外，坑苦害慘了高達十多億國人。香港的財政收入曾經一半來自土地，如土地預付款、房產開發商上繳的稅收及房產稅等等。 香港為數不多的幾個富豪也牢牢控制了整個香港的政經體制，香港富豪與港人之間的關係類似封建時代的地主與佃農，港府不過是地產富豪的馬仔而已。香港這種扭曲而變態的土地政策，根源於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政策，換而言之，在於其殖民地經驗。眾所周知，鴉片戰爭之後，香港被大英帝國租借接管。從法理上講，香港的所有權從來不歸英國所有，一直屬於中國，英國只是租借而已。殖民地的本質造就了香港殖民地土地批租政策，而殖民地政策又造就了香港的高房價與高地價。 即便如此，香港殖民地時期也有40%的港人居住在港府提供的保障房中，這個比例在新加坡更高，近80%的新加坡國民住在政府提供的高標準組屋中。可悲的是，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依然照搬殖民地經驗，把土地出讓時間定為70年，這種對未來毫無信心毫無把握的土地政策，只是讓地產富豪憑空崛起一夜暴富，讓本該當家作主的國人淪為悲慘的房奴。甚至廉價徵用農業用地，把一批又一批農民忽悠進城或驅趕進城，導致城市房價輪番暴漲。 地方政府通過行政權力壓低拿地成本，通過規劃調整、土地變性，以「畫大餅」和「擠牙膏」式的供地方式，從銀行置換出貸款，滾動開發，如此循環往複。土地增值數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財富效應幻化出巨大能量，而這一切都以巨量貨幣超發作為燃料，使得中國經濟增長以土地貨幣互相循環，直接導致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大增。 如果按照人均收入來算，京滬深廣幾乎沒有什麼人買得起房了，房地產泡沫早就應該破滅了，之所以越吹越大甚至堅不可摧，是因為有複雜的政府背景，有銀行托底，房地產泡沫一旦破滅，首先倒掉的是銀行，然後受累的是政府，因而政府一直竭盡全力不讓泡沫破滅，房地產的興衰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涉及到社會穩定的政治問題。 從一個國家的發展趨勢來看，高地價高房價危害深遠，不僅阻礙經濟可持續發展，更重要的是，隨著家庭負擔的不斷增長，老百姓的幸福指數日趨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大大增加。因而房價的任何波動特別是下跌都會牽動政府的神經，一旦房地產泡沫被捅破，將導致中國金融體系、資本市場乃至地方財政出現系統性危機乃至癱瘓。 過去說房地產綁架了中國經濟，也綁架了各級政府、綁架了各家銀行乃至綁架了幾乎所有國人！現在看來，是地方政府是土地財政是銀行綁架了中國房地產綁架了中國10億國民！房地產在中國經濟結構中所佔的比重，是任何經濟發達國家未曾出現過的畸形現象。 在西方發達國家，房地產從來不是富豪的主要來源，在一個正常的市場經濟充分發達而政府不干預經濟的國家，房地產開發平均利潤率和其它工業製造業以及服務業基本上接近，更不可能出現像中國這樣通過大規模圈地囤地，或者開發幾個小區甚至幾幅樓就可以一夜暴富甚至富可敵國的案例。 中國真是一個特例，一個涉及十多億國民居所的民生領域卻變成了一個炮製富豪的行業，其財富的積累又完全取決於政府官員和房地產商之間的私下交易。這種交易必然導致一個結果……腐敗泛濫，即誰與政府有密切關係或與主要官員達成默契，就能夠獲得最廉價的土地，就能夠想建多少就建多少，就能夠獲得一夜暴富甚至富可敵國的機會。 雖然中國房地產市場價格形成不完全是買賣雙方討價還價、利益均衡的結果。房價運行機制中牽扯到了太多的利益博弈，因此價格形成遠遠不是供需平衡那麼簡單。但是總有一天市場的力量會強大到任何利益集團都無法抵擋的地步，即使沒有迫在眉睫的頭部房企爆雷，房地產業遲早要出大事，海嘯一旦發生，實際上誰也救不了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