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匯

1949年國民黨敗退到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深遠的一件大事。看似推翻了一個專制獨裁的政府，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但是建立這個政權的主要力量中國共產黨卻與人類的文明發展背道而馳，用更加極端的專制手段統治中國人民數十年，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給世人留下了很多疑惑。為什麼看似弱小的共產黨可以在那麼短的時間裡輕易取得政權。而得到美國幫助，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國民黨卻被共產黨打得一敗塗地，是共產黨毛澤東的英明偉大還是歷史的必然？幾十年來世人一直存在種種疑惑。要搞清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到近100年前，從共產主義在中國興起說起。 19世紀初，罪惡貫盈的滿清王朝隨同那統治中國2千多年的傳統信仰徹底奔潰了，科學和民主精神開始在中國傳播，中國人民努力向西方學習各種先進思想，世界上各種思潮都被傳播到中國來，湧現了各種各樣的學說和救國方案。 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無疑是得到了中國人民的衷心擁護的，孫中山想在中國推行美國式的民主也是很自然的事，然而，民主制度的建設卻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中國人民習慣於在聖人的領導下過一種平靜而有秩序的生活，民國時期的亂象似乎不是我們中國人民心中的理想模式。何況此時的西方世界也正在經歷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系列經濟和社會的危機，內部矛盾重重，對外不斷擴展。中國的知識分子十分苦悶和彷徨。正在這時，傳來了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馬克思列寧主義被傳入到了中國，給中國人民以極大的震撼。俄國和中國的情況有點類似，也屬於一個落後的國家，也正處於由專制帝國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階段，既然俄國可以通過這樣一場革命來迅速改變國家的民運，為什麼不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呢？ 墨爾本的孫中山銅像（圖：看傳媒） 中國的民主化是西方列強通過堅船利炮逐步向我們推銷的，中國人對西方列強從來沒有什麼好感，俄國人反對帝國主義，似乎我們有共同的敵人。俄國人要打倒地主和資本家，要消滅私有制完全符合我們中國人心中的道德觀念，至於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那不正是我們中國人民苦苦追求的大同世界嗎？勞工神聖，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些革命口號對苦悶中的知識分子和下層老百姓極具招感力。於是乎，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一種接近於我們傳統思維的共產主義藉助於蘇俄的推力在中國這個信仰真空地帶迅速傳播，中國似乎存在一種走俄國道路的可能性。在蘇聯的幫助下，組建了共產黨，孫中山也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然而，共產主義雖然美好，但其實踐卻是有問題的，中國人民接受的並不是純的馬克思主義，而是以暴力和專製為特徵的列寧主義，暴力革命是他的致命錯誤，它違背了人的基本道德準則，遭到世人唾棄。中國人本質是善良的，對暴力深惡痛絕，中國的情況也與西方資本主義相距甚遠，中國的資本主義因素和工人階級都不具備馬克思主義的典型意義。因此，中國的共產革命剛開始是很不成功的，學蘇聯的搞城市武裝起義明顯不可能，湖南等地的農民運動也因帶有暴力傾向而被人民反對。 在軍閥的爭鬥中脫穎而出的蔣介石用恐怖手段來對付共產黨，無形中幫助了共產黨，共產黨在城市中不能生存，只好轉到農村進行武裝鬥爭，而中國農村恰恰是中國社會問題的癥結所在，這就給了共產黨以土地革命名義的進行的農民起義有了一面革命的旗幟，有了生存空間。但即使如此，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革命的道路在中國是很難的，紅軍的蘇區的規模是很小的。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被迫長征，也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紅軍在廣西，貴州，雲南，四川，都沒有立足的空間，只能逃到偏遠落後的陝北，足可見這種暴力革命不是那麼容易的。民主和正常的社會秩序還是中國的主流。 蔣介石。（網路圖片） 此時，日本侵略中國，民族危機加重。面對國際國內錯綜複雜的局勢，蔣介石和他領導下的國民政府卻不能正確的應對，蔣介石採取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繼續加劇國內的矛盾，其結果是促使西安事變的發生，反而使共產黨處於政治上的有利地位。在以後的對日戰爭中，國民黨潰敗，在中國北方為共產黨的發展留下了廣大的活動空間，共產黨人有了一次改變自己的策略和反省自己的機會。抗日戰爭後期，共產黨發展壯大了自己的武裝力量。 1945年，抗日戰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中國人民歡欣鼓舞，民族覺悟空前高漲，各派政治力量也異常活躍，這正是中華民族實現民主政治走向現代化國家的最好時機。在打敗了日本軍國主義和德國法西斯後，和平，民主和民族獨立已成為世界主流，中國人民在民主化轉型的道路上已走了近百年，在屈辱的歷史和遭受日本帝國主義欺侮的事實面前，中國人民深刻的認識到，只有民主政治的道路才是唯一能救亡圖存的道路。經過八年的抗戰，中國人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中國要搞建設，要醫治戰爭創傷，全國人民要求和平厭惡戰爭的願望是迫切的，這是主流民意，誰要是發動戰爭，就必然違背主流民意和世界潮流。 美國是戰勝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力量，是中國人民的朋友，從國際戰略的角度出發，美國認為唯有一個民主的中國才能成為阻擋蘇聯在亞洲的擴張。中國的民主化符合美國及世界人民的利益，也必然會得到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的大力支持。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中國成為世界性的大國，蔣介石的威望也如日中天。一個聯合了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各民主黨派的聯合政府，是當時的最好選擇，可以得到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國民黨也可以在多黨派的牽制下克服自身的腐敗，從而確保其領導地位。蔣先生是完全可以成為中華民族開天闢地的一代偉人。 然而此時，蔣介石被突然到來的抗日戰爭的勝利沖昏了頭腦，陶醉在他那暫時的威望之中，自認為軍事實力大增，獨裁思想開始膨脹。國民黨的獨裁思想由來已久，在30年代，面對國家處於外憂內患的困難局面，國人普遍懷有一種法西斯主義救中國的迷夢，認為法西斯蒂是瀕於絕境的國家自救的唯一工具。這種只看到表面社會現象，對國家民族的落後狀況不從根本上分析的獨裁理論，結合著蔣介石舊式軍閥的成功路徑，一直是蔣介石治理中國的主導思想，他的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領袖的錯誤理論, 使國民黨在政治上陷入孤家寡人的地步，這正是爾後犯下了一系列的錯誤的思想根源。 擁有武裝力量的共產黨是他獨攬權力路上的最大障礙，但他並沒有真正認識他這個最大的對手，他沒有認真研究過共產主義理論，也沒有看清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的影響，在他看來，這不過是一群差點就被他剿滅了的一群土匪。共產黨看起來好像沒有國民黨強大，但有過多年和國民黨軍隊的對抗的經驗，抗戰中八路軍有了很大的發展，現在又有了蘇聯的支持，其軍事力量不可小看。更為重要的是共產主義思潮正在和中國的傳統結合，一種和中國的專制主義有著天然聯繫的共產主義正在悄悄的填補中國因專制王朝崩潰的的信仰真空。形成一種可怕的力量，在群眾中影響很大。 其次，他看不到戰後世界的新格局和不可阻擋的民主趨勢和飽經戰亂後中國老百姓迫切的和平需求，他也看不到國民黨積累的腐敗問題和因抗戰勝利帶來的使這種腐敗的惡性膨脹。他找不到處理中國複雜問題的正確方法。他也團結不到國內大多數的政治力量而陷入孤家寡人的地步。不僅群眾厭戰，而且軍隊也厭戰，違背民意，政治上陷入孤家寡人的地步，一個離心離德的集團，怎麼戰勝敵人。 他仍然用傳統的手法來處理中國的問題，一種居高臨下的和談掩蓋不了他迷信武力，迷信權力的本質。只看到他的軍事力量在數量上，裝備上的優勢，他以為憑此可以戰勝一切，他相信他的軍事力量，他相信他捭闔縱橫的手段，他相信他的軍閥鬥爭的成功經驗。他要用武力來消滅一切異己力量，建立他的獨裁政治，結果慘遭失敗，將大好河山拱手送給了自己的敵人，留下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以多敗少的軍事奇蹟，也給中華民族帶來了重大的災難隱患。 有人認為是共產黨挑起了戰爭，只要有共產黨的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這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抗日戰爭勝利後，共產黨的力量確實壯大了很多，但國民黨的力量更加強大，其軍事力量明顯高於共產黨，而且國民黨掌握了所有的國家資源，是戰是和，完全可以由國民黨主導。 蔣介石在逃亡到台灣以後，總結自己失敗的原因，認為軍隊的紀律渙散和政治動員不夠是自己失敗的主義原因，而這兩點恰好是共產黨軍隊的優點，但共產黨的軍隊為什麼紀律嚴明，為什麼會有強大的政治動員，恰恰是你蔣介石的獨裁將民主革命的大旗拱手送給了共產黨，成為共產黨動員民眾，聯合國內一切反蔣勢力組成統一戰線的最好的政治武器。 有人認為蘇聯共產黨的援助是共產黨成功的主要原因，這個說法也站不住腳，歷史在任何情況下，外因都不可能成為決定因素。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革命思潮傳入中國，這是客觀存在，是無法避免的歷史事實。如果我們將我們民族的災難歸咎於蘇俄和馬克思主義，那我們將落入歷史宿命主義和外因決定論的俗套，因此，我們不能怪蘇俄，更不能將我們民族的災難歸咎於一百多年前的馬克思。 馬克思主義在傳播到中國時，也夾帶了大量的西方的先進思想，諸如唯物辯證法等，這對啟迪中國人民的思想是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的。在國共的爭鬥中，我們看到共產黨的戰略和戰術明顯高於國民黨，這說明共產黨在方法論上明顯高於國民黨。共產黨在理論資源和思想深度上遠遠超出國民黨，這實際上是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結合的產物。 相反，國民黨在思想建設上是軟弱無力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理論資源和思想深度遠遠不能滿足中國現實的要求，三民主義只流於幾個空洞的口號，沒有具體落實到中國的措施，所謂軍政訓政的教條，成為蔣介石獨裁的理論依據，起了思想上的反作用。至於一直被蔣介石推崇的王陽明和曾國藩，他們的思想代表的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落後的一面，對解決中國近代的社會問題毫無幫助。理論上的軟弱無力是導致國民黨失敗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國民黨失敗不是在軍事上，而是在政治上，國民黨總是抱怨說共產黨的軍隊太厲害，共產黨的間諜太狡猾，這隻能說明國民黨太無能。無能的背後是政治上的被動導致的思想渙散，民心盡失，腐敗叢生。北伐戰爭表面上看取得了成功，統一了中國，實際上，國民黨政府逐步淪為蔣介石個人的軍事獨裁的工具。從1927年清共大屠殺開始，就埋下了國共爭鬥的禍根，西安事變的原因完全是蔣介石的錯誤造成的，不能歸罪於張學良等人，設身處地的站在張學良的立場上來想，他能丟下國恨家仇來為你蔣介石來打共產黨嗎，蔣介石那種攘外必須先安內的策略實在是缺乏智慧的表現，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用攘外來安內，利用外部的民族的矛盾來化解國內的矛盾，這樣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來團結全國人民共同抗日，在以後的抗日的戰爭中，蔣介石不僅在軍事上指揮無方，在外交上也屢屢犯錯，在美國對日海戰取得節節勝利，日本失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竟然允許蘇聯進入東北，既丟了外蒙大片領土，又損害了英美在中國的利益，更為不利的是東北爾後為中共提供了一塊可以讓他們任意發揮的天地，成為擊敗國民黨的重要力量。這些事態的發展有很多是可以預見的，這種一舉三失誤的事例，在國際事務中實不多見。 還有一種看法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因為沒有得到美國的援助，更有一些人還指責美國，是美國對華政策導致了國民黨的失敗，這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美國曾給與中國巨大的幫助，抗日戰爭勝利之後，美國人也明智的看到了只有一個民主的中國才能擋住蘇聯勢力的擴張，為此他們極力調停國共之間，但無奈蔣介石的一意孤行，他們也只得作出他們自己的選擇。事實上，如果不能阻止國民黨的腐敗，即使美國給國民黨再多的援助，也不能挽回他的敗局。 是蔣介石違背了中國的民意，錯誤的發動了戰爭，是國民黨蔣介石拱手將民主革命的大旗送給了共產黨，共產革命的暴力革命披上了民主革命的外衣，矇騙了人民群眾。他將美國人給他的用來打日本人的軍事裝備都送給了共產黨，被共產黨戲稱為「運輸大隊長」。是國民黨成全了共產黨，蔣介石成全了毛澤東，中國流行的口號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或者「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歷史的真相似乎是「沒有蔣介石，就沒有新中國」，雖然聽起來很滑稽，但這是一個很沉重的事實。 我們不否認蔣介石辛亥革命後重建中國的偉大貢獻和國民政府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也不否認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的領導作用，但就事論事，蔣介石和國民黨在丟失大陸政權上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40 年代，抗日戰爭勝利後的大好形勢被毀於一旦，中國人民再次與民主政治失之交臂，回憶這段歷史令人心酸不已。 我們可以假設，當時的蔣介石和國民黨如果能夠做出明智的選擇，能夠對民主的原理有應有的了解，能夠順應中國民眾的和平需求，中國完全有可能走向和平民主的新的發展道路。 對於中國共產黨人，儘管後來他的暴政給我們民族帶來就巨大的災難，但我們對歷史應當保持客觀和理性的分析，我們不能否認早期的共產黨人為振興國家的革命精神. 世界上沒有天生的聖人，也沒有天生的惡魔。共產黨後來的暴政是由於49年以後中國政局出現一邊倒，權力失去制約導致的。 民主是需要出現多種政治力量的相互角逐環境，中國共產黨的出現既是不可避免的事，同時它也是制衡當時的國民黨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在三四十年代，民主已經是中國的主流意識，如果國民黨能有容忍妥協的度量，不失時機的召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組成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各民主黨派參加的聯合政府，不僅能有效的掌控局勢，保持政權的穩定，同時也有利於國民黨自身的建設，馬列主義的暴力特徵也會在和平發展的環境中捉襟見肘，民族主義也可能轉化為抗衡俄國社會主義的思想力量，民主的政治條件哪怕是不完善的初級階段，也是對抗共產主義和暴力革命的最好方式。在四十年代那樣的政治環境下，共產黨要打土豪分田地是很困難的。如果他們使用武力來搞亂國民政府，就會違背民意而使自己處於政治上的不利地位。而國民政府是有足夠的力量來維持秩序的，只要有一段相對和平的階段，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的問題就會在社會的治理中暴露無疑而遭到人民的反對。設想一下，如果國共之間的相持能持續到五十年代初或斯大林逝世以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歧產生，共產主義的意思形態開始崩潰之時，國共之間的鬥爭的結果就會完全不同。 當然，這只是我們今天的假設，但歷史是可以假設的，我們可以從假設中吸取歷史的教訓，這個寶貴的歷史教訓就是，民主建設一定要用民主的力量。在形勢複雜的時代，一定要認清時代的特徵，審時度勢，順應歷史潮流，牢牢的把握住政治上的主動權，才能掌控時局，推動社會向前發展。 對這段歷史的研究也澄清了一些共產黨的謬誤，共產黨能取得中國的政權，並不是她的所謂土地革命得到了農民的支持，也不是什麼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偉大策略的成功，既不是人民的選擇也決非歷史的必然。國民政府的應對失誤導致的這場悲劇不過是歷史發展的一種偶然現象。歷史的必然是：暴力革命違背了人民的意願，靠暴力奪取的政權一定會土崩瓦解。 當今世界，極權主義已經發展到了赤裸裸的恐怖主義，極大的威脅世界和平，在如何有效的打擊恐怖主義的問題上，國際社會似乎還缺乏足夠的經驗，還存在著許多亟需解決的問題，而中國民主進程很多經驗和教訓無疑是極有參考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