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汇

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看似推翻了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但是建立这个政权的主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却与人类的文明发展背道而驰，用更加极端的专制手段统治中国人民数十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世人留下了很多疑惑。为什么看似弱小的共产党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轻易取得政权。而得到美国帮助，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国民党却被共产党打得一败涂地，是共产党毛泽东的英明伟大还是历史的必然？几十年来世人一直存在种种疑惑。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近100年前，从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说起。 19世纪初，罪恶贯盈的满清王朝随同那统治中国2千多年的传统信仰彻底奔溃了，科学和民主精神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人民努力向西方学习各种先进思想，世界上各种思潮都被传播到中国来，涌现了各种各样的学说和救国方案。 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无疑是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的，孙中山想在中国推行美国式的民主也是很自然的事，然而，民主制度的建设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中国人民习惯于在圣人的领导下过一种平静而有秩序的生活，民国时期的乱象似乎不是我们中国人民心中的理想模式。何况此时的西方世界也正在经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的危机，内部矛盾重重，对外不断扩展。中国的知识分子十分苦闷和彷徨。正在这时，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马克思列宁主义被传入到了中国，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震撼。俄国和中国的情况有点类似，也属于一个落后的国家，也正处于由专制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阶段，既然俄国可以通过这样一场革命来迅速改变国家的民运，为什么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呢？ 墨尔本的孙中山铜像（图：看传媒） 中国的民主化是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逐步向我们推销的，中国人对西方列强从来没有什么好感，俄国人反对帝国主义，似乎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俄国人要打倒地主和资本家，要消灭私有制完全符合我们中国人心中的道德观念，至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那不正是我们中国人民苦苦追求的大同世界吗？劳工神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些革命口号对苦闷中的知识分子和下层老百姓极具招感力。于是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种接近于我们传统思维的共产主义借助于苏俄的推力在中国这个信仰真空地带迅速传播，中国似乎存在一种走俄国道路的可能性。在苏联的帮助下，组建了共产党，孙中山也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然而，共产主义虽然美好，但其实践却是有问题的，中国人民接受的并不是纯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以暴力和专制为特征的列宁主义，暴力革命是他的致命错误，它违背了人的基本道德准则，遭到世人唾弃。中国人本质是善良的，对暴力深恶痛绝，中国的情况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相距甚远，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和工人阶级都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的典型意义。因此，中国的共产革命刚开始是很不成功的，学苏联的搞城市武装起义明显不可能，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也因带有暴力倾向而被人民反对。 在军阀的争斗中脱颖而出的蒋介石用恐怖手段来对付共产党，无形中帮助了共产党，共产党在城市中不能生存，只好转到农村进行武装斗争，而中国农村恰恰是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就给了共产党以土地革命名义的进行的农民起义有了一面革命的旗帜，有了生存空间。但即使如此，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革命的道路在中国是很难的，红军的苏区的规模是很小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被迫长征，也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红军在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都没有立足的空间，只能逃到偏远落后的陕北，足可见这种暴力革命不是那么容易的。民主和正常的社会秩序还是中国的主流。 蒋介石。（网络图片） 此时，日本侵略中国，民族危机加重。面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局势，蒋介石和他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却不能正确的应对，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继续加剧国内的矛盾，其结果是促使西安事变的发生，反而使共产党处于政治上的有利地位。在以后的对日战争中，国民党溃败，在中国北方为共产党的发展留下了广大的活动空间，共产党人有了一次改变自己的策略和反省自己的机会。抗日战争后期，共产党发展壮大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欢欣鼓舞，民族觉悟空前高涨，各派政治力量也异常活跃，这正是中华民族实现民主政治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最好时机。在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后，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已成为世界主流，中国人民在民主化转型的道路上已走了近百年，在屈辱的历史和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欺侮的事实面前，中国人民深刻的认识到，只有民主政治的道路才是唯一能救亡图存的道路。经过八年的抗战，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要搞建设，要医治战争创伤，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厌恶战争的愿望是迫切的，这是主流民意，谁要是发动战争，就必然违背主流民意和世界潮流。 美国是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力量，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从国际战略的角度出发，美国认为唯有一个民主的中国才能成为阻挡苏联在亚洲的扩张。中国的民主化符合美国及世界人民的利益，也必然会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的大力支持。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成为世界性的大国，蒋介石的威望也如日中天。一个联合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联合政府，是当时的最好选择，可以得到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国民党也可以在多党派的牵制下克服自身的腐败，从而确保其领导地位。蒋先生是完全可以成为中华民族开天辟地的一代伟人。 然而此时，蒋介石被突然到来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陶醉在他那暂时的威望之中，自认为军事实力大增，独裁思想开始膨胀。国民党的独裁思想由来已久，在30年代，面对国家处于外忧内患的困难局面，国人普遍怀有一种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迷梦，认为法西斯蒂是濒于绝境的国家自救的唯一工具。这种只看到表面社会现象，对国家民族的落后状况不从根本上分析的独裁理论，结合着蒋介石旧式军阀的成功路径，一直是蒋介石治理中国的主导思想，他的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错误理论, 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孤家寡人的地步，这正是尔后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的思想根源。 拥有武装力量的共产党是他独揽权力路上的最大障碍，但他并没有真正认识他这个最大的对手，他没有认真研究过共产主义理论，也没有看清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群差点就被他剿灭了的一群土匪。共产党看起来好像没有国民党强大，但有过多年和国民党军队的对抗的经验，抗战中八路军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又有了苏联的支持，其军事力量不可小看。更为重要的是共产主义思潮正在和中国的传统结合，一种和中国的专制主义有着天然联系的共产主义正在悄悄的填补中国因专制王朝崩溃的的信仰真空。形成一种可怕的力量，在群众中影响很大。 其次，他看不到战后世界的新格局和不可阻挡的民主趋势和饱经战乱后中国老百姓迫切的和平需求，他也看不到国民党积累的腐败问题和因抗战胜利带来的使这种腐败的恶性膨胀。他找不到处理中国复杂问题的正确方法。他也团结不到国内大多数的政治力量而陷入孤家寡人的地步。不仅群众厌战，而且军队也厌战，违背民意，政治上陷入孤家寡人的地步，一个离心离德的集团，怎么战胜敌人。 他仍然用传统的手法来处理中国的问题，一种居高临下的和谈掩盖不了他迷信武力，迷信权力的本质。只看到他的军事力量在数量上，装备上的优势，他以为凭此可以战胜一切，他相信他的军事力量，他相信他捭阖纵横的手段，他相信他的军阀斗争的成功经验。他要用武力来消灭一切异己力量，建立他的独裁政治，结果惨遭失败，将大好河山拱手送给了自己的敌人，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以多败少的军事奇迹，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重大的灾难隐患。 有人认为是共产党挑起了战争，只要有共产党的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的力量确实壮大了很多，但国民党的力量更加强大，其军事力量明显高于共产党，而且国民党掌握了所有的国家资源，是战是和，完全可以由国民党主导。 蒋介石在逃亡到台湾以后，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认为军队的纪律涣散和政治动员不够是自己失败的主义原因，而这两点恰好是共产党军队的优点，但共产党的军队为什么纪律严明，为什么会有强大的政治动员，恰恰是你蒋介石的独裁将民主革命的大旗拱手送给了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动员民众，联合国内一切反蒋势力组成统一战线的最好的政治武器。 有人认为苏联共产党的援助是共产党成功的主要原因，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历史在任何情况下，外因都不可能成为决定因素。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革命思潮传入中国，这是客观存在，是无法避免的历史事实。如果我们将我们民族的灾难归咎于苏俄和马克思主义，那我们将落入历史宿命主义和外因决定论的俗套，因此，我们不能怪苏俄，更不能将我们民族的灾难归咎于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在传播到中国时，也夹带了大量的西方的先进思想，诸如唯物辩证法等，这对启迪中国人民的思想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在国共的争斗中，我们看到共产党的战略和战术明显高于国民党，这说明共产党在方法论上明显高于国民党。共产党在理论资源和思想深度上远远超出国民党，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 相反，国民党在思想建设上是软弱无力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理论资源和思想深度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现实的要求，三民主义只流于几个空洞的口号，没有具体落实到中国的措施，所谓军政训政的教条，成为蒋介石独裁的理论依据，起了思想上的反作用。至于一直被蒋介石推崇的王阳明和曾国藩，他们的思想代表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的一面，对解决中国近代的社会问题毫无帮助。理论上的软弱无力是导致国民党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国民党失败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政治上，国民党总是抱怨说共产党的军队太厉害，共产党的间谍太狡猾，这只能说明国民党太无能。无能的背后是政治上的被动导致的思想涣散，民心尽失，腐败丛生。北伐战争表面上看取得了成功，统一了中国，实际上，国民党政府逐步沦为蒋介石个人的军事独裁的工具。从1927年清共大屠杀开始，就埋下了国共争斗的祸根，西安事变的原因完全是蒋介石的错误造成的，不能归罪于张学良等人，设身处地的站在张学良的立场上来想，他能丢下国恨家仇来为你蒋介石来打共产党吗，蒋介石那种攘外必须先安内的策略实在是缺乏智慧的表现，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攘外来安内，利用外部的民族的矛盾来化解国内的矛盾，这样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在以后的抗日的战争中，蒋介石不仅在军事上指挥无方，在外交上也屡屡犯错，在美国对日海战取得节节胜利，日本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竟然允许苏联进入东北，既丢了外蒙大片领土，又损害了英美在中国的利益，更为不利的是东北尔后为中共提供了一块可以让他们任意发挥的天地，成为击败国民党的重要力量。这些事态的发展有很多是可以预见的，这种一举三失误的事例，在国际事务中实不多见。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没有得到美国的援助，更有一些人还指责美国，是美国对华政策导致了国民党的失败，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美国曾给与中国巨大的帮助，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美国人也明智的看到了只有一个民主的中国才能挡住苏联势力的扩张，为此他们极力调停国共之间，但无奈蒋介石的一意孤行，他们也只得作出他们自己的选择。事实上，如果不能阻止国民党的腐败，即使美国给国民党再多的援助，也不能挽回他的败局。 是蒋介石违背了中国的民意，错误的发动了战争，是国民党蒋介石拱手将民主革命的大旗送给了共产党，共产革命的暴力革命披上了民主革命的外衣，蒙骗了人民群众。他将美国人给他的用来打日本人的军事装备都送给了共产党，被共产党戏称为“运输大队长”。是国民党成全了共产党，蒋介石成全了毛泽东，中国流行的口号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或者“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历史的真相似乎是“没有蒋介石，就没有新中国”，虽然听起来很滑稽，但这是一个很沉重的事实。 我们不否认蒋介石辛亥革命后重建中国的伟大贡献和国民政府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不否认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但就事论事，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丢失大陆政权上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40 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大好形势被毁于一旦，中国人民再次与民主政治失之交臂，回忆这段历史令人心酸不已。 我们可以假设，当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如果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能够对民主的原理有应有的了解，能够顺应中国民众的和平需求，中国完全有可能走向和平民主的新的发展道路。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尽管后来他的暴政给我们民族带来就巨大的灾难，但我们对历史应当保持客观和理性的分析，我们不能否认早期的共产党人为振兴国家的革命精神. 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也没有天生的恶魔。共产党后来的暴政是由于49年以后中国政局出现一边倒，权力失去制约导致的。 民主是需要出现多种政治力量的相互角逐环境，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既是不可避免的事，同时它也是制衡当时的国民党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在三四十年代，民主已经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如果国民党能有容忍妥协的度量，不失时机的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组成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不仅能有效的掌控局势，保持政权的稳定，同时也有利于国民党自身的建设，马列主义的暴力特征也会在和平发展的环境中捉襟见肘，民族主义也可能转化为抗衡俄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力量，民主的政治条件哪怕是不完善的初级阶段，也是对抗共产主义和暴力革命的最好方式。在四十年代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共产党要打土豪分田地是很困难的。如果他们使用武力来搞乱国民政府，就会违背民意而使自己处于政治上的不利地位。而国民政府是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持秩序的，只要有一段相对和平的阶段，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就会在社会的治理中暴露无疑而遭到人民的反对。设想一下，如果国共之间的相持能持续到五十年代初或斯大林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产生，共产主义的意思形态开始崩溃之时，国共之间的斗争的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当然，这只是我们今天的假设，但历史是可以假设的，我们可以从假设中吸取历史的教训，这个宝贵的历史教训就是，民主建设一定要用民主的力量。在形势复杂的时代，一定要认清时代的特征，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牢牢的把握住政治上的主动权，才能掌控时局，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澄清了一些共产党的谬误，共产党能取得中国的政权，并不是她的所谓土地革命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也不是什么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策略的成功，既不是人民的选择也决非历史的必然。国民政府的应对失误导致的这场悲剧不过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偶然现象。历史的必然是：暴力革命违背了人民的意愿，靠暴力夺取的政权一定会土崩瓦解。 当今世界，极权主义已经发展到了赤裸裸的恐怖主义，极大的威胁世界和平，在如何有效的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国际社会似乎还缺乏足够的经验，还存在着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而中国民主进程很多经验和教训无疑是极有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