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朝末世当官,既易又难,易者,管它朝纲颓毁,道德沦丧,能贪则贪,能捞则捞,管它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上有所好,下必恭奉,嬉笑怒骂由你,好官我自为之;难者,今上昏庸,奸宄当道,指鹿为马,有怨难言,郁郁乎抬头盼肺石风清,难安胸中之愤懑,戚戚然掩面哭苍生倒悬,难扶大厦之既倾……
顷读《民国笔记》,见有两则清末为官既难的小品,颇可玩味,现译成白话如下:
民国教育家胡子靖,召集一批优秀教师,于一九零三年在湖南创办明德学校,颇有声望,发动武昌起义的黄兴也在该校执教,时有小人向湖南学务处总办张鹤龄告密,说黄兴有匪党嫌疑。张鹤龄为了弄清究竟,责问胡子靖,胡子靖帮黄兴百般辩解,并将其介绍给张鹤龄。
张鹤龄和黄兴一见如故,非常赏识黄兴的才能,深信他是一个读书人,就此不再追究。后来黄兴利用学校做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并利用学校理化实验室试制炸药。一天协台(相当今天的警察局长),亲自带了几十个人来学校抓黄兴。黄兴和胡子靖连袂出逃,躲在朋友家中。嗣后,胡子靖去见张鹤龄,张鹤龄恼怒说:“我听信了你,在抚台面前说了黄某的好话,现今事败,抚台要发兵拿人,连我都牵连进去,如何是好?”
胡子靖从容不迫说:“这是我瞒了你,不过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若怕事,请你绑了我去见抚台,我的血可以染红你的顶子(清朝一、二品大员可戴红钉子帽子)。”胡子靖说完,等待张鹤龄发落。
不料张鹤龄出乎意外地猛击桌子喊:“世乱如此,谁愿意当这个狗官。你愣著干么,还不赶快走人。”说罢拿出三百银元,送胡子靖从后门出去。
那边胡子靖回到黄兴处,一同焚毁证据,连夜逃出长沙;这边张鹤龄严令部属,没有确实证据不能随便抓人,一场风波就算悄然度过。张鹤龄算是晚清末世为官的良知者,他为辛亥革命保护了一粒火种,功德无量。
辛亥革命女杰,有“鉴湖女侠”之称的秋瑾,准备在大通学堂跟徐锡麟起义一事被叛徒告发,绍兴知府贵福,立即派兵往山阴县捉拿。山阴县知县李钟岳进士出身,廉洁正派,出于对革命派的同情,求见贵福,恳求他为乡里著想,手下留情。贵福对李钟岳的请求,虽是不悦,但碍于李钟岳所求有理,不便明言拒绝,于是将事情搁下,暂缓追究。李钟岳归署后,使出“拖刀计”,尽量拖延时间,暗示大通学堂师生脱逃。
挨到一九零七年七月十三日下午,贵福终于动手了,他亲领三百多名清兵,挟持李钟岳前往大通学堂捉拿乱党,一场激战后,秋瑾等八名师生被捕,当晚贵福命李钟岳在绍兴府审讯秋瑾。
大堂上,秋瑾否认参与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第二天,贵福又令李钟岳率兵查抄秋瑾母家,李钟岳虚以应付,没有搜查。奸诈的贵福想借李钟岳之手杀害秋瑾,他下令再度将秋瑾押回山阴县审讯。
出身于书香世家的李钟岳,胸存正义,敬仰名流,同情革命,不忍对秋瑾下毒手,只对她谈了些宽慰的话,并请她题字留念,秋瑾见李钟岳态度诚恳,便题写了那句著名的“秋风秋雨愁煞人”诗句。
当贵福问及李钟岳审讯案情时,李钟岳再次求情,贵福大怒,质问他何以不用大刑?李
钟岳回答,秋瑾是读书女子,没有确凿证据,不便定其罪名,更不能动用大刑逼供。
贵福见李钟岳死磕,便立即起身赴杭州,向巡抚禀报,谎称秋瑾已经招认密谋革命之罪,从巡抚骗得处决秋瑾的手谕,返回绍兴,向李钟岳出示,命其立即处死秋瑾。
李钟岳大惊,愤然回绝:“案情尚未弄清就处死刑,人心必然不服,望大人三思而行!”贵福对李钟岳的规劝断然不理,断然严令按巡抚手谕执行。
一九零七年七月十五日凌晨,贵福亲自率兵前来监视行刑。李钟岳被迫押解秋瑾赴绍兴闹市轩亭口。临刑前,李钟岳问秋瑾还有什么遗言,秋瑾闭目摇头,从容就义。
秋瑾死后,李钟岳用高档棺木盛殓,将棺柩交秋瑾的盟姐徐自华处理。
秋瑾死后第三天,李钟岳以“庇护女犯”的罪名被革职。他解职后,终日忧伤,天良发现,寝食难安,于一九零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自缢身亡,距秋瑾被害仅隔六十八天。
李钟岳在中国近代史上也算是一个有天良的官员。
二零零一年,在北京郊区建筑工地,发现一座无头冢,经墓志铭记载和专家鉴定,这是贵福的坟冢。辛亥革命后,贵福因血债缠身,逃亡北方,隐名埋姓,逃避罪责,后来又投靠日本人做汉奸,被砍了头,这是他的下场。
历史告诉我们,凡逢末世,必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奸宄弹冠相庆,忠良受诬遭祸,但坚信不久就会否极泰来,改朝换代,到时必是《红楼梦》所云:“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
谁也逃不了上帝的“最后审判”,不信走著瞧!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八日于食薇斋北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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