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郵電大學15名研究生聯名舉報導師壓榨學生。在這份長達23頁的舉報材料中提到，被舉報的這位導師，在女兒中考前，先後派遣兩位同學為其女兒的科研創新比賽出謀劃策，但結果卻是失敗告終。 國內頂尖雙一流211的研究生，參加初中生科研比賽卻連榜單都沒上去，他們的對手得是什麼水平？一些網友找出了參賽的項目，發現很多題目及其專業和深奧，根本不是初中生能夠掌握的範圍，看上去有槍手代為參賽的嫌疑，因此這類小學生和中學生科技競賽甚至被認為是「代理人戰爭」。 姑且不論這些比賽中明顯的違規行為，即便是在公平競爭的前提下，這些科技含量超標的競賽背後需要的家庭資源，也讓普通人玩不起。 在當下的教育界，「學二代」現象正在悄然蔓延。 想進名校，先拼爹媽？ 「學二代」不是一個嚴謹的學術名詞，但它描述的現象確實存在。 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3年、2015年和2017年三期數據的一項研究，證實了高等教育中「學二代」現象的存在。這項研究發現中國存在著明顯的高等教育代際傳遞現象，父母輩接受高等教育等級越高，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就越高。 具體來說，父代最高學歷為專科、本科和研究生學歷時，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分別為46.31%、63.48%和83.33%。當父代最高學歷為專科時，子女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概率分別為22.66%和11.77%，但父母最高學歷如果是研究生，那子女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概率，就會增長為為49.06%和20.83%[1]。 這項研究從統計上指出了中國高等教育代際傳遞現象，這也符合大家通常的印象，父母學歷高的情況下，子女會更容易取得更好的成績，這些學生理所當然地被看作「學二代」。 可是，他們和同學的差距是如何拉開，從什麼時候拉開的？在這一點上，上海紐約大學御風全球社會科學講席教授吳曉剛和復旦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胡安寧的一項研究，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發現。 這項研究討論了文化資本如何影響中國學生進入精英大學的可能性。按照既有的研究，家庭出身（例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職業聲望和家庭收入）與文化資本佔有之間存在持久且正向的聯繫，越是優勢的家庭，文化資本越是豐厚。這種文化資本的分層可以歸因於許多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養育方式、家庭學術氛圍等。 來自優勢家庭的人擁有更優秀的文化資本，這種優勢隨後轉化為更好的學校成績。在這個從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到文化資本再到教育成果的因果鏈中，文化資本發揮著中介作用。 一項利用北大、清華和人大自主招生數據的研究就發現。自主招生破格錄取的學生更有可能來自父母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城市家庭和好的重點高中。可從人才選拔效率的角度來講，獲得自主招生破格錄取學生的學業表現、社會活動能力、非認知能力、畢業後的計劃和實際去向，卻和統招學生並無顯著差別[2]。 胡安寧在另一篇論文中也提到了文化資本在教育路線選擇上的作用。他認為到了高中階段，在相對封閉的校園環境中，其實無論是父母還是家庭背景對成績作用都會非常有限。但如果追溯到更早的階段，比如幼兒園和小學，文化資本的作用會更突出。它發揮作用的關鍵在於學生的教育過程的管道（pipeline），而不是在促進學生在某一階段發力完成躍遷。 用比較簡單的說法來解釋，如果都在標準化考試的框架下競爭，「學二代」們其實未必在實力上更優秀，他們的優勢在於父母更擅長為他們選擇賽道，去繞過高考這根獨木橋。而且這種賽道選擇是越早越好，甚至是從學前就開始了。 可以說「學二代」是真正贏在了起跑線上，因為他們的家庭會去選擇起跑線。我們看到各類中小學科技競賽里的神仙打架，是因為「學二代」太多，賽道已經不夠用了。因為高考外的升學方式的名額更為有限，所以註定會越來越卷。 不過這也算是一種奢侈的煩惱，因為對於很多家庭來說，這些競賽路線對他們都是封閉的，他們沒有參與這種新式內卷的機會，只能死磕高考。因為在更複雜的評估體系中，獲取許多關鍵材料的機會往往與家庭背景和文化資本密切相關，而這些資源對於弱勢家庭來說通常難以獲得。 文化資本更隱秘的影響在於，它與一個人的性格、價值觀和習慣密切相關，不是說改變就能改變的。有些家長意識不到還有其他選擇，或者意識到了也很難跟上新變化。 謝愛磊的研究表明，家庭在早期教育階段在文化資本上的投入，會影響學生在大學中探索，進而影響到他們的出路。不同家庭教養風格的不同，導向了不同的大學生活。比方說帶不帶孩子去博物館，去科技館或者去旅遊，會不會讓孩子去聽音樂會，去看體育賽事；家裡有沒有藏書，會不會帶孩子一塊閱讀。 這項研究發現：家庭的這些活動越多，文化資本的積累越多，這些孩子就越自信，在大學裡會越容易有歸屬感，他對大學的知識和認識就越多。越是相反，對大學的歸屬感就越差。現在城市父母在這些方面的投入不會少，但農村家庭就相對薄弱。這就無形中在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划出了難以跨越的文化邊界。 這道文化邊界在世界各國都存在。一項研究發現，即使在跨越多種文化的跨國比較中，文化資本在推動教育不平等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優勢和弱勢家庭的兒童之間的差距可能比以前更大，而且這種差距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文化上的差距也在拉大。 學術圈裡的學二代 如果說要進名校，更多的是家庭的文化資本的影響，學二代在學術圈的情況，可能是一種對教育不公平極端狀況的預演。 2022年8月發表於 Nature 的一項研究，考察了2017-2020年間美國7204名 STEM、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終身教職教師，發現他們父母擁有博士學位的可能性大概是平均水平的25倍。在各學科中，超過一半 (51.8%) 的教師至少擁有一位有碩士或博士學位的家長。 近年來，國內的學術界曾多次發生身為研究人員，利用手中資源為子女鋪路的案例。更有甚者，會通過手中的權力，剝奪權力下位者的成果放在自己子女身上。 2023年12月5日，中山大學乳腺腫瘤中心副主任、中山醫學院免疫教研室副主任蘇士成團隊團隊在Cell 在線發表題為「Choroid plexus mast cells drive tumor-associated hydrocephalus」的研究論文。 這篇論文發表後引發了大家的關注，不是因為論文的內容，而是因為署名。在12月5日發表的研究中，蘇士成是通訊作者，剛剛讀研的宋世鍵被列為共同第一作者。 蘇士成是前一段時間「中山二院乳腺外科課題組疑受實驗試劑影響多人致癌」事件的當事人。而宋世鍵正是蘇士成的導師中科院院士、中山大學醫學部主任宋爾衛之子。2022年，宋世鍵剛剛以初試最低分，複試最高分的成績錄取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的臨床醫學碩士生。本次發布的論文於2023年4月9日被接收，當時宋世鍵僅入學半年左右。 在此之前，宋世鍵在高中時期就發表了3篇SCI論文，單位均為廣東省實驗中學。2017年夏天，蘇士成團隊在《癌症研究》（Cancer Research）發表了一篇論文，將宋世鍵列為第二作者。在2017年8月和2018年1月，宋世鍵又被分別列為兩篇文章的第四作者和第五作者。 2017年6月，蘇士成和宋士鍵還共同申請了《CCL18或者CCL18受體作為靶點在特選或製備抑制鼻咽癌轉移的藥物中的用途》的專利，蘇士成為一作，宋士鍵為二作[4]。 2017年也是宋世鍵的高中畢業，升入大學的一年。中山大學公布的《中山大學2017年自主招生考核資格名單公示》顯示，宋士鍵於2017年獲得中山大學自主招生入選資格。宋士鍵入學後，還在蘇士成的指導下獲得第五屆全國大學生基礎醫學創新論壇暨實驗設計大賽一等獎，中山醫學院的新聞中提到，這項競賽的一等獎在部分高校作為推免的直接指標[5]。 2020年，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小學的兩名學生在第 33 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中榮獲小學組三等獎，獲獎項目名為「茶多酚的抗腫瘤實驗研究」。主要內容為用綠茶提取物中茶多酚的主要成分EGCG作為受試藥物，研究其在裸鼠肝臟腫瘤疾病模型中的體內藥效。 這兩位小學生的父親，是時任武漢大學基礎醫學院院長李紅良。雖然李紅良最初堅稱自己並未參與，孩子是在一位湖北省人民醫院一位技術員指導下獨立完成的，但他最終還是被免去武漢大學動物實驗中心主任和武漢大學ABSL-Ⅲ實驗室主任職務，並且辭去武漢大學基礎醫學院院長一職。 也是2020年，天津大學化工專業退學碩士研究生呂某，在網路實名舉報該校化工學院教授張裕卿實驗和論文造假。其中，張裕卿多次把其研究生的實驗成果、論文內容，署上其女兒的名字發表出來，甚至在其女兒還上高中時，以「女兒參與修改了論文」為由，在其研究生的論文中為女兒掛名[6]。 該事件在媒體上受到關注後，天津大學和張裕卿解除了聘用合同。 本次北郵舉報導師事件中，也有導師依仗權力，讓學生替自己的女兒參與科創比賽的嫌疑。在北郵舉報導師事件不久，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簡稱上海青創賽）的博士級別課題又遭到大家質疑，現在相關部門正在調查。 無獨有偶，這類學二代違規事件在全球範圍內時有發生，2018年，首爾國立大學的一位學者被發現為一名兒童掛名論文，隨後的政府調查揭示，在82篇學術論文中出現了學者將子女或親戚列為共同作者的情況，而這些所謂的「共同作者」大多數還是初中生或高中生。 後續調查中，韓國教育部利用幾大引文資料庫（SCI、Web of Science、Scopus）中的作者姓名數據，對7.6萬名韓國全職教職員工的親屬進行姓名交叉檢查。他們還將此數據提交給各高校的學術道德委員會[7]。 後續處理上。韓國教育部承諾，如果署名的學生未參與研究，則學者將面臨紀律處分，包括解僱。針對學生，任何未參加科研活動卻被列為合著者的學生，都將被取消大學錄取資格。 這是那些侵佔資源，靠掛名進入名校的學二代們應有的處罰。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
中國以國家安全為由，要求蘋果公司在中國的應用程式商店(App Store)下架包含WhatsApp、Threads等社群通訊應用程式，但不久後網路上開始流傳破解方法。對此，網路安全專家分析，中國選在此時動手很可能是針對美國禁用TikTok（海外版抖音）的反擊。不過這項看似網路審查緊縮的措施仍然無法全面切斷中國用戶和外界的聯繫。 《華爾街日報》19日報導，蘋果公司下架包括美國公司Meta旗下的多款社群通訊應用程式，蘋果發言人對此發表聲明表示：「即使我們不同意，我們仍有義務遵守業務所在國家的法律。」這是蘋果在其第二大市場再次面臨審查要求的最新例證。 中國「果粉」實測 社群通訊APP被消失 在下架消息公布後，位於中國的iPhone使用者沈先生實測回復美國之音，現在國行版（Made for China）手機開啟應用程式商店，果然已經無法搜尋到這些通訊應用。沈先生感嘆道，這是中國慣用的監管手段，「中國人如同在牢籠」，言論封閉、管制越趨嚴格。 而人在中國但使用的是海外版iPhone的方小姐實測後表示，若先前已經下載上述通訊應用，「翻牆」使用不受影響。但只有註冊在境外才能通過翻牆後正常下載使用，若蘋果帳戶註冊地點在中國，則找不到被下架的通訊應用。 同樣在中國，選擇使用小米手機的何先生表示，中國各品牌手機都有相應的應用商城，中國品牌通常不支持被官方封鎖的應用程式，但第三方應用商城十分普及，像是應用寶和哇塞，能搜到海外應用程式，藉助特定工具皆可直接下載安裝包檔案使用。 在蘋果下架海外通訊應用後，小紅書陸續釋出許多「解方教程」，像是註冊海外蘋果帳戶、改用企業版通訊應用程式、以及安裝第三方私域管理工具來使用被下架的應用程式。 何先生書面回復美國之音表示，99%的人可能對社群通訊應用下架無感知，因為本來就不知道海外社群應用，生活影響不大。可能只有留學生或外貿人員會使用。他表示「這種封鎖和防火牆差不多，意思意思，方法總比限制多，擋不住群眾的智慧。」 中國網路監控切斷源頭 針對中國對海外通訊應用開鍘，在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網路安全所副研究員曾怡碩指出，過去被封鎖的應用程式還能在海外下載並翻牆使用，但如今是直接從源頭切斷，讓中國使用者搜索不到，官方也樂得眼不見為凈。 曾怡碩對美國之音說：「它（中國政府）對於監控並不是說天衣無縫，而是在於說它也無力去處理這麼大量使用者所衍生的這個訊息。我不要讓你用，省得我監控不到還會出問題。有點像『沒有盲腸就沒有盲腸炎』的這種最簡化的一個思維。」 在北京當局嚴控網路下，使用者下載遭到中國封鎖的應用程式後，仍可透過虛擬網路（VPN）「翻牆」使用。據中國非營利組織GreatFire的調研網站蘋果審查（Apple Censorship）統計，臉書（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X、油管（YouTube）共5個全球流行但被北京禁止的社群應用程式，在過去10年里在中國總下載量超過1.7億次。 2024 年4月20日，美國眾議院議長邁克·約翰遜 (Mike Johnson) 在華盛頓特區美國國會大廈通過了針對烏克蘭、以色列和台灣的一項重大援助計劃，並投票禁止 TikTok 後向媒體發表講話。 美中戰線延伸至社群媒體？ 美國國會21日通過TikTok（海外版抖音）不從中國母公司分離出售，就全面禁用的法案。自由亞洲電台19日報導，輿論指出中國施壓蘋果下架措施是中國針對美國封殺TikTok（海外版抖音）的反擊，《紐約時報》19日也指出此舉可能會加劇中美之間的技術戰爭。 曾怡碩分析，抵制社群平台是美中貿易戰的一環，中國勢必會針對美國禁TikTok（海外版抖音）祭出報復性動作。至於美國做為TikTok（海外版抖音）最大的海外市場，現在借用了中國的手法對TikTok（海外版抖音）施壓，影響力可能擴及親美盟國，對中國傷害力會更大，尤其TikTok（海外版抖音）被中國視為向海外擴張影響的「武器」 專精中國研究、在台北的龍華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的賴榮偉則表示，中國欲向全世界宣告，只要跟中國交往，就必須按照中國規則。外商面對經濟投資利益的風險外，還有無法捉摸的政治風險，在中國領土內做任何交易都受到政府無形枷鎖的控制。 賴榮偉對美國之音說：「針對國際社會對它（中國）的制裁，比如說TikTok（海外版抖音）的禁用做的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這種報復。這個制裁的手段的使用當然也是要告訴國際社會說，我是會報復的；第二個也是告訴自己內部的老百姓，這個大內宣，我們的國家現在已經不是吳下阿蒙，國家很強盛，大家對國家要有信心。」 賴榮偉也指出，中國現階段形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閉關鎖國，內部與外部逐漸隔離，變成中國跟中國以外的兩個世界，長久下來恐失去創新與競爭能力。 國際人權組織自由之家異言網負責人史凱文（Kevin Slaten）呼籲包含蘋果公司在內的企業不應當為了保留市場准入而配合嚴重限制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的要求。 近年來，蘋果配合中國的審查制度，已採取一系列行動，包含2017年下架數十款VPN應用，2020年下架逾千款遊戲應用，以及2023年下架類似ChatGPT生成式AI。 黨國安全至上的網路主權 史凱文指出，中國的下架命令表面上是為了國家安全，實際上是為了共產黨本身的統治穩固。中共非常畏懼民間的組織能力，因此中國的通訊程式如QQ與微信沒有端到端加密功能，官方才能監控所有群聊，以防公民用其來組織不利於黨國的倡導行動。 而近期被下架的通訊程式都有加密群聊的功能，而且伺服器在國外，中國政府難以獲得相關資訊。 中國基層社會有很多集體抗爭，異言網近兩年已收集逾5200起抗議事件，初估75%是集體行動，且總案件數量被認為是低估。因應頻繁的集體行動，中共更重視要打擊有助於民眾組織的通訊應用程式。 史凱文告訴美國之音：「以國家安全的借口來壓縮中國公民的基本自由是習近平統治的核心組成部分，這十年以來政府用國家安全為由大量減少民間組織數量與活動空間，以及加強網上資訊審查。這次又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公民使用較有隱私的軟體，與習近平統治風格高度契合。」 賴榮偉指出，中國在建構網路主權，既擔心外部勢力與內部老百姓相結合，推翻政權；也害怕內部社會不滿的聲音或糟糕的真實現況通過通訊應用程式傳達至外界社會，因而要更改全球網路「個人壯大」的邏輯，控制民間社會。
應該是前天曝出來的視頻了，兩名身穿和服的女子在博覽館門外跳舞、拍攝，結果引發了「眾怒」，市民紛紛上前譴責並制止，發生肢體衝突。視頻里有市民把穿和服的女孩控制住了，大喊「不準走，間諜，快報警」，並動手打開女子的箱子找「證據」。 真的，實在不行就從源頭禁止和服生產吧，又要生產又要賣，穿到個人身上去了，開始鼓勵這些老紅衛兵來發瘋，這誰頂得住？ 穿和服就是間諜，那賣和服的人是什麼，特務嗎？賣和服的行為又算什麼，釣魚嗎？ 我無法想像，這些市民如此惡劣的行為居然能被允許，他們至少已經涉及至少兩項違法行為，其中一個還是犯罪。 「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行為是寫在刑法里的。而「未經公安部門批准，任何人均不得隨意搜查、沒收公民的私人物品」，也同樣也是明文規定的東西，把人控制住的同時去搜查她們的箱子，很顯然是涉嫌侵犯人格權與隱私權，寫在民法里。 當然，這些老人不必承擔任何責任，也令他們「安全之下最勇敢」。 因為他們佔據不容許說他錯的民族立場，誰說他們的行為有問題，誰就是背叛了民族立場，就站在日本人那邊。至於個體被他們侵犯了，那算個球，個體能跟民族相提並論嗎？ 我覺得警察幫不了那兩個女孩，頂多可以幫助她們離開，而無法討回公道。這是可怕的現象，因為那些路上連思維都不健全的「道德警察」，正在妄圖獲取、並試探獲取行使懲罰他人的權力。 然而可笑的是，他們連這種建立在本就違法的基礎上的行為，都做不到「公正」。 從明面上看，這些老人控制住兩個女孩的核心原因無非是「和服」，因為和服沾有「日本元素」。可國內沾有日本元素的東西那麼多，既然在他們眼裡「凡沾邊」即可能是「間諜」，那為何不去砸日系車，不去日企零元購？偏偏只對兩個弱女子下手？ 八九十年代，電視節目演員都可以穿和服公開表演，怎麼不見這群熱情的人砸電視機啊？ 說穿了，這群所謂「愛國」的人，只敢假這兩個字之名，對底層群眾發泄他們變態的怒氣。穿和服就是「間諜」，那日系警車考斯特算什麼？這麼有種去砸一個試試啊，你不是愛國嗎？ 很明顯，砸車和扣人都是錯誤的行為，更不是愛國的行為，它只是單純到極致的「犯罪行為」。 這種精神分裂的風氣令人悲哀，不知道持續下去，會不會到有一天我們因為穿西裝、襯衫、T恤也算「間諜」的程度，畢竟這些東西，都是舶來品。 或許是我多慮了，畢竟這群人的恨與愛，可以按需靈活，隨機分配。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劍客寫字的地方
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暮春的凄風冷雨中，國際知名病毒學家張永振在一眾保安的環伺下席地而睡，在自己領導的生物實驗室門口成了一名無家可歸的「流浪研究員」。 網路圖片 上海公衛中心聲明稱，要對部分實驗室進行改造升級，已妥善安排張永振他和研究團隊搬到其它實驗室，又因為安全原因必須封閉施工，所以才不讓人進入。 網路圖片 而根據張永振老師的說法，上海公衛中心用1分鐘時間通知了他P3實驗室改造的決定，勒令團隊在2天內搬離，卻不允許任何人進去拿走私人物品，也沒有讓團隊參與搬遷實驗樣品。 網路圖片 我們不知道上海公衛中心和張永振團隊之間到底有著怎樣難以調和的糾紛，才讓局面走到如此難堪的境地。 但我知道，這一出科研狗血劇如果處理不當，隨時有可能演變成地動山搖的災難劇。 網路圖片 沒有在生物實驗室工作過的人們可能很難想像，要給一座運行中的生物實驗室搬家是多麼複雜，以及，多麼危險的一件事。 光是那些零下七八十度的冰箱，斷電1小時就可能毀掉5個博士的3年青春。動輒價值數百萬的精密儀器，磕碰一下導致讀數不準，有時還得請國外廠家派人來檢修。 網路圖片 更別說生物實驗室里那些你永遠不想沾上一丁點的生物樣品和有毒致癌試劑……搬遷？如果不是科研人員自己動手，哪位貨拉拉師傅敢接？ 而要在2天時間內搬遷一座P3級別的，研究病毒的實驗室…… 網路圖片 范小紅主任，有話咱好好說，別玩兒命行嗎？！ 首先，P3級別的生物實驗室其實是「無法搬遷」的。 所謂P3級別實驗室，因為新冠疫情期間新聞反覆轟炸的緣故，很多人都有所了解，它指的是是一個生物安全防護級別。涉及到高度敏感的未知病原體實驗，涉及到對潔凈度要求極高的疫苗研發等實驗，必須要在P2以及P3以上級別的實驗室才能開展。 網路圖片 正是在張永振老師領導的這座P3實驗室里，他們團隊全球第一個測出了新冠病毒的RNA序列。假如此刻中國某家醫院發現新的不明病原體，人們第一時間想到的可能還是往張老師的實驗室里送樣本。 達到P3級別的生物實驗室，全上海只有4座。至於P4級別的實驗室，上海沒有，是的，一座都沒有。張老師所在的P3實驗室就是上海安全防護等級最高的實驗室。 P3實驗室涉及到一整套生物安全控制標準，不是簡單把儀器設備人員搬走就行的，換個空間環境，所有的評估認證都得重頭來一遍，等於是異地重建一座。 因此，上海公共衛生中心讓張永振的團隊搬個地方，實質上就是拆除撤銷這座P3實驗室。 然後，P3實驗室的變動必須要得到科研團隊的配合。 話說回來，也不是說P3實驗室級別高數量少就拆不得撤不掉。作為主管的科研單位，上海公共衛生中心當然有權做總體規劃調整，也有權撤銷這座實驗室。 但前提是，在這個過程中你得保障公共安全的底線，不能拿上海三千萬市民的健康開玩笑，不能拿全球80億人的安穩生活做賭注。 這就必須得保證實驗室的搬遷過程有著周密的計劃，細緻的執行，以及最重要的，在原有科研團隊的支持配合下開展搬遷工作。 幾十個液氮罐里保存的不同生物樣品，你要怎麼處置？負壓實驗室要對外開放，你知道消毒重點在哪裡？通風櫥里一塊96孔板，你知道它做過什麼實驗，該如何安全廢棄處理嗎？ 一座運轉中的生物實驗室，可能同時有數十個項目、數百項實驗、上千種樣品同時在這個空間里，除了本科研團隊的人員，還有誰能實現「安全有序」的搬遷？ 一旦因錯誤處置造成危險病原體泄露、珍貴實驗樣品滅失，這責任要幾顆腦袋才擔得起？ 最後，但凡還有一點點溝通的空間，張永振老師也不至於把自己變成席地而睡的流浪漢。 科學家，尤其是像張永振研究員這樣的頂級科學家是最不怕失業的。但凡他願意，全世界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會恭恭敬敬地奉上護照和工作。換到國內其它的大學或科研院所，也一樣能拿到教職。 張永振獲評《自然》雜誌2020年度十大科學人物 如果只是他自己幹得不開心，如果只是他自己被領導穿小鞋，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走就是了。 但團隊里還有年輕的老師，還有科研之路剛剛起步的碩士生博士生們，TA們也要被「掃地出門」，這才是張永振老師於心不忍的牽掛。 網路圖片 我沒法為張永振的人品做擔保，但我可以確信，放任局面走到這一步的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領導，對公共安全沒有絲毫敬畏之心。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建設性意見
2020年11月，43歲的美姐（化名）開上了滴滴，第一單跑了10塊2毛錢。儘管有十幾年駕齡，跑第一單時，美姐的心還是砰砰地像要跳出來似的。到了目的地，她不會收錢，好心的乘客告訴她該怎麼在APP上操作結算。第一天從下午一點跑到五點多，總共跑了143塊5毛錢。 美姐在杭州做了二十多年服裝批發生意。2018年她生了一場大病，2019年註冊新公司在抖音上直播賣服裝，趕上疫情生意完了，她還因此背上了債務。爸爸在疫情期間去世，人生的最後階段見證了她的「一事無成」。 她每天凌晨三點多出車，跑到上午十點多早高峰結束，然後收車回家休息。吃過晚飯後，她會再出來跑，跑到晚上十點或十一點，基本一天能跑八九個小時。雨天、雪天，她都會出來跑車，惡劣天氣時每一單平台都會額外發紅包。颱風天她也出車，可路上一個人都沒有，她就坐在車裡，看暴雨打擊樹葉，發出嘩啦啦的聲響。 熟悉業務後，一天下來，美姐的流水三百多塊是常態，最多時有五百多塊。流水是司機的純收入。同一單滴滴，乘客和司機看到的價格不同，司機看到的是扣除了平台抽成後的價格。外界分析網約車平台抽成一般在18%~30%之間。美姐覺得滴滴好就好在，門檻低，肯吃苦就會有收入，這讓她能重新來過。 第一天的流水，143.5元｜受訪者供圖 如此講述故事，則又是一個科技讓世界更美好的案例。只要努力，誰都有機會；只要下載APP，誰都可以嘗試，而且多勞多得。更美好的是，通過網路平台接單做零工，平台會一視同仁，派單不區分性別、核算收入也不區分性別，女性不會面臨同工不同酬等存在於傳統職場的性別歧視。零工經濟（gig economy）因此被塑造成提高女性地位、促進性別平等的靈丹妙藥。 然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謝富勝教授分析「2018年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2018）」的數據後發現，零工就業者工作收入平均比傳統就業者低14.8%左右。女性就業群體中，零工參與帶來約24.1%的工資下降效應，而男性就業者中這一數字僅為10.8%，兩者存在顯著不同。也就是說，通過像滴滴一樣的網路平台做零工，並沒有帶來性別平等，女性因此受到的負面影響要比男性大得多。 既然平台一視同仁，那是什麼導致了男女收入差距？又是誰在歧視女性？ 所謂靈活，所謂自由 杭州市內的公共廁所雖然不少，但周圍允許停車的不多，一次美姐送乘客到杭州東站，想著正好可以順便去趟廁所。美姐下車時沒關滴滴，由於不手動拒絕系統便會自動接單，她回來就發現有一單過了接客時間。乘客投訴，她因此被扣了12分服務分，原因是「長時間滯留未前往停車點去接乘客導致取消」。從此，美姐便有了個條件反射似的習慣——去廁所前，一定會先把滴滴的接單功能關了。 每位滴滴司機每天的工作流程都是相同的：打開滴滴客戶端，點擊接單按鈕，等待系統派單；接單後，去客戶端上顯示的目的地接客；乘客上車，滑動按鈕開始行程；到達目的地，滑動按鈕結束行程；系統自動計算費用；訂單結束，接受系統派發下一單；結束一天的工作，關閉滴滴客戶端。 一頭一尾，都由司機本人控制。打零工和朝9晚5、996甚至007等傳統僱傭模式的一個顯著不同之處在於，靈活自由。一天什麼時候開始工作、什麼時候結束工作、中間要不要休息，都由自己決定。在這條流程固定的「虛擬流水線」上，司機似乎成了自己的老闆，無需應付令社畜苦不堪言的制度、層級。 美姐當初選擇做滴滴司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時間靈活：「作為寶媽，當滴滴司機比較自由，能照顧家裡孩子。不然你哪裡找可以接孩子上下學、中間還能回家搞衛生的工作。」 不止是美姐一個人這麼想。根據滴滴2021年發布的《滴滴數字平台與女性生態研究報告》，237萬名女司機在滴滴平台獲得了收入，其中66%的女性選擇滴滴的原因也是「時間靈活」，41%的女性網約車司機認為開網約車增加了陪伴家人的時間。 然而，滴滴司機的自主性也只體現在時間上。除了時間表由自己安排外，能接到幾單、長途還是短途、一單多少錢都由平台的演算法決定。 2021年，因抽成過高被8部門約談後，滴滴公布了平台的收費定價機制。滴滴分時段計價，不同時段的起步價、里程費、時長費各不相同。其中司機分成包含：每筆訂單的基礎收入、其他收入（乘客支付的動態調價、調度費、感謝費、取消費、春節服務費等，平台支付的空駛補償等）；司機補貼包括：平台發放沖單獎、早晚高峰獎、節日補貼等。 令人眼花繚亂的費用和補償，統統由演算法來決定。 北京滴滴快車的價格表｜滴滴出行微信公眾號 至於為什麼一定要把機制弄得這麼複雜，滴滴的回應是：「為了激勵司機在雨雪天氣、早晚高峰、節假日出行高峰、需求旺盛的區域多出車接單，平台會通過補貼激勵司機多勞多得、優勞優得。如果完全按照『平均主義』，那意味著失去供需調節的彈性，高峰期和熱點區域就更難打到車了。」 因此，司機雖然掌握了出車與否、什麼時候出車的自由，但如果不順應滴滴的調控、不在系統想讓你出車的時候出車，結果就是收入的銳減。這就是美姐為什麼絕不會錯過早晚高峰的原因，也是她頂著颱風坐在車裡的原因。 為了鼓勵司機多接單，滴滴還會定期出台獎勵機制。獎勵的具體金額和形式在不斷變動，但其目的不曾改變——鼓勵司機多多上線、多多接單。 滴滴某個時期的獎勵措施｜《零工經濟勞動過程與控制機制研究》 對於希望看到的行為，平台予以獎勵；對於不鼓勵的行為，平台會予以懲罰。有一次美姐早晨去接乘客，到了目的地，乘客還沒起床。美姐取消了訂單，被系統判定為「違規」，取消的責任在她，這一單沒有空駛補償費。另一次，她晚上收車回家後，忘記關滴滴的客戶端，系統給她推了一單。她打電話過去告訴乘客她是女性，不想跑夜車，希望乘客取消訂單。乘客倒是挺和氣的，可這一單被滴滴判定為「誘導乘客取消訂單」。後來，美姐才了解其中的門道。碰到不想接的單子，要把車開到目的地附近，然後把車停在一個隱蔽的地方，盡量不讓乘客找到。與乘客「鬥智斗勇」後，乘客取消訂單，司機才不會被滴滴懲罰。在系統內能享受到的自由，也就如此程度而已。 不被青睞的女性，系統評分低 美姐曾因去廁所錯過忙不迭蹦出來的訂單，也曾在市區里等待一個多小時無單可接。她捉摸不透滴滴複雜艱深的派單機制，但有一點她是確定的：司機分數越高，越容易接到單。 每位滴滴司機在系統里都有一個分數，即口碑值。口碑值由出行分、服務分、安全分和合規分構成，分數越高，平台越青睞司機，其接到的單子也就越多。去廁所被扣的那12分，美姐差不多要跑500單才能補回來。 美姐羨慕那些可以一天連續開十幾個小時車的男司機。他們心無旁貸，收車回家後倒頭就睡，睡醒了接著出車，一個月收入一萬七八，多的能有兩萬多。（滴滴有預防疲勞駕駛的策略，司機連續出車一段時間將被系統強制休息，但在現實里，司機很可能會切換到其他共享車平台，繼續接單。） 美姐每天中午也會回家，名義上是休息，可這段時間其實是她做家務的時間。洗衣服、拖地、搞衛生，各種雜活兒都幹完，晚高峰再繼續出車。 然而在滴滴平台上，一位司機出車時間越長、接單越多，其出行分就越高。出行分越高，口碑值越高，單子也就越多。如果女司機在家裡做無償勞動的時間男司機用來跑車，兩者的出行分就會出現差距。 不僅如此，女性特殊的生理狀況還可能影響她們最終的口碑值。比如女司機如果因月經身體不適一兩天不出車，分數就會受到影響；可強忍不適出車，又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決定。滴滴平台還傾向於把空車調度到車少的地方，如果拒絕調度，司機的服務分會降低。女司機出於對自身安全的考慮，可能會拒絕偏遠地方的單子，特別是在晚上，這又會影響到她們的分數。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關曉立對滴滴女司機做過近兩年的田野調查。她指出，滴滴平台的理想員工是一名可以連續工作多個小時的司機，TA沒有家庭的累贅、無需照顧老人孩子。平台派TA到哪裡，TA就去哪裡，不會因為身體或其他原因拒絕派單。換句話說，這個「TA」更可能是一名男性。女司機不符合系統對「理想員工」的設想，雖然APP誰都可以使用，但是獲得單子的機會在男女司機間是不均等的。 美國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科迪·考克（Cody Cook）等抽取了100多萬名Uber司機的數據，發現男司機的小時收入比女司機多7%左右。除了跑車時間、對單子的偏好外，還有一個原因導致了性別收入差距——車速。男司機車速平均比女司機快，這導致他們完成一單的時間更快，因而能在單位時間內接到更多單子。 根據上文提到的《滴滴數字平台與女性生態研究報告》，女司機開網約車的前三大優勢是女性更細心、對女乘客更友好，以及駕駛更平穩。同時報告顯示，獲得經濟獨立從而更加自信的女性司機比例遠高於男性司機。也正是基於獲得經濟獨立這一點，外界將女滴滴司機的出現同女性地位提高聯繫到一起。 不同性別司機從事網約車工作帶來的改變丨《滴滴數字平台與女性生態研究報告》 然而，通過開滴滴獲得經濟獨立是否意味著女性地位的提高，是一個頗為複雜的問題。關曉立曾接觸到一對雙方都開滴滴的夫婦，丈夫一天能工作十六個小時，妻子由於得照顧孩子和婆婆，一天只能工作十個小時。經濟獨立並沒有改變無償的護理和家務勞動由女性來承擔的狀況。確實也會有女司機因為開滴滴有了收入，家庭地位得到提高，可以專心於工作。但一位女性擺脫了無償家務勞動的負擔，其後果可能是由另一位女性來承擔，比如家裡的活兒改由婆婆來做。因此，一位女性在家中地位上升的同時，可能意味著另一位女性地位的下降，後者被迫要為整個家庭做出更多犧牲。 無償家務勞動依舊由女性承擔，女性因而不被系統青睞，男女收入差距依然存在。零工經濟推崇的靈活，似乎只有女性在「靈活」。 除了要兼顧事業和家庭，同傳統職場一樣，通過網路平台做零工的女性依舊要應對可能的性騷擾。 摸大腿、言語騷擾、借酒裝瘋……經驗告訴女司機，不能指望平台來解決性騷擾問題。如果想要平台出面，她們得先上報遇到的狀況，平台會要求她們提供一系列支持性證據。折騰了一圈，平台也不一定能給出靠譜的解決方案，還耽誤了跑車賺錢的時間。於是，她們要麼忍氣吞聲咽了委屈，要麼強硬地頂回去。 事實上，就連滴滴公司的官方司機群，都瀰漫著「有毒」的氛圍。每個地區的滴滴司機有一個大群，管理員會在群里發布公司的通知安排等。群里絕大部分成員是男性，他們會肆無忌憚地講黃色笑話、發女性裸體照片，完全不顧及群里的女性成員。這種行為屬於典型的職場性騷擾，可在因打零工而拉起的群里，邊界就微妙了起來。 關曉立接觸到的女司機們單獨拉了一個只有女司機的群，進群要先發語音確認性別。在群里，大家會交流工作經驗，分享育兒心得、減肥秘籍，興緻來了還會唱會兒歌。哪位姐妹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其他人會團結起來為她說話；有哪位單親媽媽實在沒空照顧孩子，其他姐妹會幫她帶。即便如此，為了不錯過滴滴公司的重要通知，她們還是會留在公司的大群里。偶爾一個區域的滴滴司機會搞大聚會，女司機們一般不參加。用美姐的話說：「一群男的在那兒喝酒，有啥意思？」 自由、靈活、誰都有機會、只要努力就會有收入、越努力賺得越多，零工經濟聽起來美好得像烏托邦。因而，有人會想當然地認為一個人收入低完全是她個人的責任。誰讓她不多接單？誰讓她不增加出車時間？ 然而，把責任完全歸結於個人忽視了背後結構性的問題。關曉立認為，工作中的性騷擾和性別歧視會降低女司機工作的積極性，不得不顧家會影響她們在系統里的評分，安全因素局限了女司機工作的時間和地點等，這些都不是個人能決定的。 「我能決定男乘客不騷擾我嗎？我能讓系統給我派單嗎？我能不管孩子、不做家務嗎？如果女性能自己決定這些，你才可以說收入低可能是女性自己的選擇。」 女騎手，「男耕女織」性別分工下的越軌者 木子（化名）從16歲起便在外打工，在深圳富士康工作。2020年地攤經濟火了一陣，她擺地攤賣過辣條，邊賣邊在抖音直播。今年她又送起了外賣。晚上7點從富士康下班，她就會打開美團接單，騎著她的二手電筒動車在商家和小區間奔走，送到晚上十一二點左右再回家休息。 第一天送外賣，她4個小時跑了9單，收入46塊9毛。高檔小區不讓電動車進，綠化又做得好，樹木茂盛，燈光灰暗。木子看著一排排相似的公寓樓，完全找不到方向。總算送完外賣準備回家，她被突然啟動的轎車撞倒。情緒湧上來，木子坐在地上大哭了一場。雖然交警判對方負主要責任，但200塊錢的醫藥費木子到仍沒要回來。那天回到家已經快凌晨4點了，她幾乎沒怎麼睡，7點鐘便出門去富士康上班。 送了11天外賣，美團扣了她10天的商業保險費，只有第一天沒扣。外賣員不屬於美團員工，沒有社保，美團稱為了保障騎手權益，代為繳納保險，費用從外賣員的傭金中扣除。 11天外賣，木子總共跑了552塊錢。每天給電動車充電要花5塊錢，電話費算1塊錢，再扣掉一天2塊5的保險費，還剩大概470元。11天，每天跑約4個小時，平均算下來，時薪只有10塊錢左右。這還沒扣除200塊錢醫藥費。深圳2022年最低工資標準2360元/月，對應的非全日制職工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為22.2元/小時。 根據美團、餓了么兩大平台的數據，2020年以前，全國範圍內的外賣女騎手比例一般低於10%。疫情後，受經濟大形勢的影響，女騎手的人數逐漸增加。據媒體報道，北京等地區的女性外賣員比例已經超過10%。 外賣行業和網約車行業有許多相似之處：男性佔主導地位；男性車速更快、對路況更熟悉；送單量更多、用時更短的人，會擁有更高的系統評價從而得到更多單子，系統演算法的派單、考核、獎勵都對男性更友好。女性會因安全原因拒絕派單，也會因生理期的到來備受困擾，得不到系統的偏愛。 騎手等級越高，派單越多。在外賣的午晚高峰，系統會以運單效率為第一準則，優先對高等級騎手分派訂單，以提升配送效率。｜《成就單王：女性騎手的勞動過程及勞動策略研究》 普通男性騎手的日接單量在30~50單，而30單幾乎是普通女性騎手日單量的上限。和在其他行業一樣，想要趕上男性同行，女性只能更勤奮地工作。「單王騎手」指的是在某個站點當天或當月接單量第一名的騎手。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黃岩和庄麗賢統計發現，為了獲得同等水平的總單量，女性單王騎手日平均勞動時間為11小時左右，比男性單王騎手多1到2小時。 即便接單量相同，也不代表收入相同。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孫萍對女騎手進行過抽樣調查，發現女騎手的訂單里，配送費單價10元以上的佔20%，單價5~8元的佔22.45%，單價5元以下的則達到44.38%；相比之下，男騎手訂單的單價10元以上的佔30%，單價5~8元的佔33.07%，單價5元以下的僅為24.29%。 木子一天晚上最多接過14單，收入69塊9毛，平均一單5塊錢。14單看似不少，但一半以上都不是什麼好單——8樓、10樓、7樓，全沒有電梯。到家樓下後，她累得在路邊坐著緩了口氣，才鼓起勇氣爬向9樓的家。 系統不派單的時候，要拼手速搶單。幾乎只要猶豫一秒鐘，好單就沒了。木子搶單搶不過別人，只能撿別人剩下的單，比如送去醫院的訂單。搶單、爭單王、像遊戲一樣提升等級等平台設置都是為了激發外賣員的好勝心，讓騎手「自發」地多勞多得。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梁萌曾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送餐明明屬於服務業，服務業向來以女性從業者居多，為什麼轉移到網路平台上反而成了男性主導的行業？她對比外賣平台和家政平台後發現，兩個平台都有理想的勞動者，平台通過不同的勞動報酬機制、運營規則等吸引到想吸引來的人。 外賣平台強調競爭，類似升級打怪的騎手晉陞機制更符合年輕男性的口味；而在以中年女性為就業主體的家政平台上，所有訂單都是系統提前指派的，勞動者之間不需要競爭。後者的機制能保證相對穩定的工作量和收入、不確定性更低，更契合中年女性的訴求。 另外，家政平台會按家政工的居住地指派訂單，工作地點一般離家不遠；外賣員在路上，系統派什麼單，他就得接什麼單。想賺得多，外賣員需要全天候待命，特別是高峰時段，而就餐的高峰時段往往又是要接孩子、回家做飯的時段。家政平台的訂單不區分時段，又可以提前定好第二天接的單子，確定的時間表更方便女性兼顧家庭。 因此梁萌認為，雖然平台經濟下呈現出的職業性別隔離和線下傳統行業無甚區別，但這不是傳統的自然延續，而是平台的有意構建，以便吸納穩定一致的勞動力群體。 零工平台打破了舊的藩籬，築起了新的圍牆，不變的是「男耕女織」的性別分工。當然會有越軌者的存在，嚮往更自由、更靈活工作的不只有男性。在為男性量身定製的系統內打拚，女性經常有一套自我疏解的方法。一位外賣女騎手告訴果殼，「碰到點事兒，過後睡一覺，起來就沒什麼了」；還有一位女騎手甚至覺得不用區別男女騎手，她都這麼努力工作了，「比男人還男人」。 從16歲起外出打工到現在已經13年了，木子吃過很多苦，她也不覺得送外賣有多辛苦，更不覺得收入低，「自己也沒有多大能力，就只能賺那麼多錢」。 木子這個月上夜班，晚上八點到早上七點。一天夜班補助8塊錢，一個月26天補助208塊錢。上夜班時她不送外賣，回家倒頭就睡，睡到晚上上班時間。換回白班，她可能會繼續上班-送外賣-睡覺-上班-送外賣，可能會找其他的兼職做做。 從湘西大山裡走出來，木子曾為愛結婚生子，因沒要彩禮被家裡罵「賠錢貨」；離了婚，「婆家回不去，娘家也回不去」，她一個人無依無靠，只能靠自己。木子原計劃存夠了錢就回家鄉的縣城給自己買套房子，可現在她不確定了，縣城的房價太高了。沒了目標，她仍拚命賺錢。她清楚地知道再多的錢都不會帶來足夠的安全感，又覺得只有錢能給自己安全感。所以，她用工作填滿生活。 社會教做人： 從線下延伸到線上的性別歧視 學界普遍認為零工經濟主要有兩種類型：網約車、快遞、家政等按需服務經濟和眾包經濟。眾包經濟是將複雜工作進行拆解，然後分包給技能熟練但價格低廉的勞動力，遠程線上工作一般屬於這類，比如外包程序員、遠程翻譯等。按需服務經濟通常有地域性，即使通過網路平台接單，工作也只能線下完成；而眾包經濟在線運行，允許平台、客戶和勞動者在任何地方操作。 不像滴滴、美團等系統會自動判定一單的價格，在Upwork、Fiverr等自由職業者常用的眾包平台上，一單工作的薪水需要經過雙方同意，買賣才能成立。在眾包平台的構架下，確定歧視者是誰成了更複雜的問題。 Upwork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職業平台，擁有1200萬註冊用戶。卓卓（化名）是其中之一，她作為口譯員自2021年開始在Upwork上接單。Upwork給卓卓的感覺和淘寶類似，買家（用人方）會到賣家（自由職業者）的主頁（店鋪）看其提供的產品（技能）、價格以及曾經賣出去的服務、獲得的評價。如果店鋪一單都沒成交過，買家便會有所顧忌。同樣，卓卓也可以去到客戶的店鋪，看之前合作過的自由職業者對其的評價，包括客戶好不好溝通、薪水發放是否及時等。和任何一個行業一樣，賺第一桶金是最難的。為了累計信譽，卓卓一開始接了幾單5美元的生意（一小時5美元是Upwork的最低標準），她幫在中國台灣教中文的美國人錄過600個中文字，還做過越南新手人生導師的模擬客戶。 一名自由職業者看中Upwork上的一份工作後，要提出申請（proposal）進行投標，說明自己的經驗能力和這份工作相匹配。在全球經濟退行的大背景下，自由職業者也捲起來，一份工作有時會有幾十人申請。工作的薪水分兩種，一種是客戶給出固定的薪資，一種是自由職業者自己報價——「你覺得自己值多少錢，就報多少錢」。如果覺得客戶給出的固定薪水不合理，你也可以提出想要的數字和客戶溝通。Upwork會抽取自由職業者每單收入的10%作為傭金。 卓卓的Upwork頁面。如今卓卓給自己定的時薪是140美元，她一天工作三四個小時，其餘時間自由支配。｜受訪者提供 心儀的工作被別人搶走，卓卓會進行復盤，去查看拿到工作的人的主頁。有時，對方的能力、經驗確實令她心服口服，但有時，對方只是因為要價低而得到了這份工作。在Upwork上可以感受到世界的參差。卓卓現居澳大利亞，當地最低時薪是18澳元（差不多12美元），她一開始接的幾單，薪水連最低時薪都比不上。可同時，一份用中文寫郵件或者遠程客服的工作，東南亞地區的華人會以3美元一小時的價格申請。根據Upwork規定，用人方給出的固定價格最低是5美元/小時，但勞動者個人主動申請的最低報價是3美元/小時。從前，企業為了降低成本，把工廠轉移到中國，再轉移到勞動力更便宜的東南亞。現在，有了平台。 相對於滴滴、美團等平台，Upwork似乎更為平等，用人方和勞動者雙向選擇，沒有演算法在中間判定勞動者的所得。無論酬勞高低，都是個人選擇。然而數據顯示（來自6000位在Upwork接單超過100小時的用戶），Upwork上男性平均小時收入是68.58美元，女性平均小時收入僅為46.3美元，前者比後者高出48%。而根據美國的數據，全職工作模式下男性的小時工作收入僅比女性高出19%。 以色列海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阿里安娜·巴齊萊（Arianne Barzilay）和開放大學社會學資深講師阿納特·本-大衛（Anat Ben-David）將零工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平台上僱主的評價等干擾因素都剔除後，發現性別和小時收入仍顯示出相關性。換句話說，不論一個人學歷、工種、工齡、工作表現，只要她是女性，零工收入就會受到負面影響。 兩位學者認為，如今我們進入了職場歧視3.0時代。職場歧視1.0時代，女性直接被禁止從事某些行業；職場歧視2.0時代，女性會在收入、升職等方面遭受不公平待遇；到了職場歧視3.0時代，突出的特點是無法辨認出歧視者是誰。自由職業者為自己提供的服務定價，用人方和勞動者平等協商，不會強迫勞動者接受過低的價格。女性若認為沒得到足夠的尊重，通常可以選擇拒絕一份工作。在這套工作流程下，似乎很難指認出是誰在歧視女性。 對此巴齊萊給出的一種解釋是，女性已經在以往的職場中、成長曆程中「學習」到了不平等。女性在線下公司全職工作時，收入就比男性同行少，她們成為自由職業者轉移到網路平台接單後，會根據之前的工作收入給自己定價，標準就會低於男性。充滿歧視的工作環境影響了女性的自我評估和對工作的期待。用那句爛俗的話說，「社會教你做人」。 用人方也是如此。如果女性提出了和男性同樣的價格，用人方可能會認為女性要價過高，因為根據線下的數據，女性員工「不值」這個價格。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發布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2021》，在職場扮演相似的角色，女性的薪水比男性少37%左右。 而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數據，全世界每天164億小時的無償工作中，女性負擔了約75%（在亞太地區這一比例高達80%），是男性的3倍。同工不同酬、無償勞動時間長，都導致女性承受的經濟壓力相對男性更大，她們更迫切地需要工作，也就更容易接受較低的報價。線下的不平等就這麼傳導到了線上。巴齊萊認為，不改變線下的性別收入不平等，網路促成的工作模式的改變、工作渠道的多元也無法根本改變女性的處境。 無論是為了一單10塊錢收入而心跳不已的美姐，還是小時薪水過千元的卓卓，她們的處境都說明網路世界不是烏托邦，我們始終活在現實的陰影下。 成為合格的零件 在富士康里，木子隸屬質檢部門，每天的工作是把手機攝像頭放到儀器上，待儀器檢查攝像頭是否合格。合格放一邊，不合格放另一邊。同一個動作一天重複幾百次。工廠規定的工作量在合理的範圍內，不費勁兒就能完成。木子覺得，在富士康工作，「沒什麼壓力，也不用動腦子，像個機器人一樣」，但一天下來「很無聊，日子比較難熬」。送外賣自由，但身體累壓力也大，根本沒精神想亂七八糟的東西。一單又一單派下來，她只能不停地跑，時刻擔心會不會超時。 從16歲到箱包廠打工到現在，28歲的木子做過煙花、做過書，當過保安、收銀員，學過美容美髮。她覺得做過的最累的工作是另一種零工——快遞。當時她的工作是站在傳送帶旁翻轉包裹，讓每個包裹有快遞單子的一面朝上，以方便機器掃描錄入。傳送帶轉得快，快遞接連不停地來到，那感覺類似暈車，但比暈車要難受許多倍。 在1974年出版的《勞動與壟斷資本》一書中，美國經濟學家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認為，流水線將勞動過程拆解成一個個簡單的、機械的標準化動作，工人逐漸被「去技能化」，成為生產過程中的一個零件。誰來了都一樣、誰都能幹，意味著勞動力變得同質化、可替代，從而變得更廉價。 《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電影截圖 時代在變化，科技在進步，資本的訴求卻從未改變。在四十多年後的今天，無論是眾包經濟還是按需經濟，零工平台都致力於將生產服務鏈條中的勞動內容細化、簡化、標準化。木子在富士康的流水線上重複一個動作，在美團外賣的「虛擬流水線」上，她在重複「送」的動作，而美姐在重複「開車」，卓卓在重複「翻譯」。誠然，每項勞動的技術含量不同，但相同的是，勞動過程由機器掌握，勞動者必須配合機器的節奏，讓自己成為即插即用的零件。可用的零件越多，零件的「價格」自然越便宜。 網路圖片 裹上互聯網的外衣，零工經濟似乎鑲了一層金邊，然而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的劉皓琰和李明指出，沒有物質形態的工廠並不意味著沒有工廠。當勞工以散點的形式遍布全社會範圍內，整個企業會以網路平台為控制中心形成一個沒有實體邊界的「社會工廠」。 在「社會工廠」之中，個體勞動者工作不穩定，五險一金、加班費、帶薪病假、產假、職業培訓等福利統統沒有。與此同時，勞動者感受到的靈活自由不是源自科技帶來的經濟模式的變化，或者資本家的善意，而是因為資本已經不再需要為監控勞動者付出時空上的成本。 上下班打卡、KPI、OKR，白領身上的「枷鎖」，零工勞動者統統沒有，可在演算法、平台的推動下，美姐還是不會錯過早晚高峰，還會盡量滿足乘客的種種需求以維持自己在系統里的分數。剛開始用Upwork時，卓卓為了不錯過潛在的工作，經常刷Upwork到凌晨。為了與國外的客戶保持及時溝通，她也不得不熬夜。倘若回復不及時，會影響個人在系統內的參數；如果接到客戶消息後一兩個小時內回復，自由職業者主頁上會有「highly responsive」（響應迅速）的標籤。當初卓卓辭去全職工作的原因之一就是熬夜太多、身體吃不消，可做了自由職業者，自己反而主動熬起夜來。 有了平台，勞動者的處境沒有變好，女性的處境也沒有比以前更好。和在舊時的工廠一樣，打零工的女性不得不「靈活」利用時間，平衡家庭與工作。女性的小時收入更低、更容易退出勞動力市場，某臨工平台顯示62%的女性註冊者在十二個月內退出，男性的退出比例則為54%。同時職業性別分工依然存在，Upwork上平均小時工資最低的四個領域——寫作、翻譯、行政支持、客服——女性勞動者人數多於男性，而在薪水最高的領域（比如系統構建、軟體開發），男性的人數要多於女性。 在強調靈活自由的零工經濟模式下，勞動者收入比以前少、話語權更小，系統演算法對人的控制比以前更精準、更嚴苛，失去了保障的勞動者處境並沒有比以前更好，只是在0與1的遮掩下，壓迫與剝削更難被察覺。因此，克里斯緹娜·莫瑞妮（Cristina Morini）等女性主義學者認為，零工經濟具有明顯的「女性氣質」——不穩定，收入低，議價空間小，從工業革命時代的紡織廠女工起到現在，一直以來都是女性勞動者需要面臨的困境。然而，在「女性化」的零工模式下，女性依舊不被看見。 一半人生 疫情期間，為了增加收入，美姐擺攤賣起了雞蛋。沒賣兩天，她被封控在了家裡。車的後備箱里、后座上全是雞蛋，又趕上盛夏，朋友調侃等她解封，說不定都孵出小雞來了。雞蛋不賣了，美姐又干回老本行，兼職擺攤賣衣服。T恤15元1件，生意好的時候一天營業額也有小一千塊。 美姐有時直接在後備箱賣貨，有時會把攤子擺出來｜受訪者供圖 美姐侄子大學剛畢業，沒找到合適的工作，想租車開滴滴。美姐堅決拒絕，她覺得年輕人擺攤都比開滴滴強。「你說你到三四十歲了，真做不起來了，你跑滴滴我不反對，這是一份收入。只要你勤勞，你餓不著，生活不成問題。可前提是你在生活里拼搏過了、你已經努力過了。年輕輕的剛畢業，就跑滴滴，你能學到啥？」 在美姐看來，雖然誰都有機會、多勞多得，但開滴滴完全是靠體力賺錢：不用動腦子，吃飽了就出車；有單了就接，沒單就坐在車裡。不像自己做買賣，就算是擺攤，也得擔心庫存、琢磨選款，還要和各式各樣的人打交道，勞心勞力，可同時在一個領域裡的人脈關係就這麼累積起來了。開滴滴什麼都不用擔心，出賣體力就夠了，但得到的只有錢。 美姐就是這麼白手起家的。從山東遠嫁杭州，為了自己開店，她曾去服裝店做過半年多服務員，一個月600塊錢。後來她自己創業，打拚了二十多年，從北京百榮到廣州十三行，全國批發市場都曾賣過她生產的衣服，可一切已如過眼雲煙。提起自己做過的爆款，她沉默片刻，說：「別提了，想起來了我心裡難受。」 世界已經和她年輕時不一樣了。以前一個爆款能賣三年，現在一個爆款最多只能賣三個月。一條視頻可以讓一個人一夜之間成名，也可以讓一個人一夜之間如過街老鼠。可是什麼改變了服裝行業的節奏，又是什麼決定哪條視頻可以爆紅？美姐猜不透，就像她搞不懂滴滴的派單原則一樣。似乎越來越多東西不在個人的掌控之中。 美姐偶爾會在網上發發牢騷，抱怨滴滴平台不派單，總有人在評論里指責她不知感恩：「沒有滴滴，你能有工作？」作為研究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學者，關曉立認為評論者其實預設了兩個選項：「你是想被剝削，還是想連被剝削的資格都沒有？」這麼想，答案顯而易見，可問題出在選項本身。 所幸，二十幾年的經歷並非什麼都沒留下。年輕時，美姐會因為顧客的一句狠話哭鼻子，當時的老闆娘勸她不要每句話都往心裡去，這隻耳朵進那隻耳朵出，生意做成就夠了。二十多歲的她特別佩服老闆娘的老練，不知道她怎麼能如此淡定。如今，到了和老闆娘差不多的年紀，美姐也能淡定地應對各式各樣的滴滴乘客。對方態度不好也不生氣，投訴也不在意，碰到糟心事兒，就像篩子一樣漏掉。 朋友得知她成了網約車司機，都驚訝地問「你現在怎麼這樣了？」、「你怎麼能去開滴滴呢？」，連朋友都接受不了她身份的變化。她自己當然更難接受，都不敢想像自己在別人眼中的模樣。 「可你說怎麼辦？你要不要活？你要活，對不對？我也難受，我也不想這樣，可人的機遇和運氣怎麼說？沒法說。」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果殼
「杏花春雨江南」，在許多人心裡，南方是雨霧朦朦的。是呀，細軟的雨絲和綿柔的薄霧將南方人攏在懷裡，細細地養著，南方人是在煙雨中長大的。 南方人愛濕乎乎的空氣，覺得滋潤；南方人也怨濕乎乎的空氣，畢竟，濕氣可傷身哩。怎麼辦呢，南方人決定食療，故而川湘食辣、兩廣煲湯，南方的食物不提南邊卻道盡南邊景緻。因此，身在布里斯本的你若是想感受南國氣象，不妨前往主打南方風味的餐館坐坐，以下幾家，就是不錯的選擇哦！ 1.Little Rice Bowl Restaurant米麒麟餐廳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是對粵菜的最好詮釋，也正是這家開了四十多年、主打粵菜的餐館在努力傳承的一種文化。新鮮是粵菜的靈魂，店家每天在當地市場採買新鮮的食材，講究食物原味而擺盤精巧，將鮮、清、嫩的粵式美食呈在你面前。 腌制好的嫩牛肉和河粉一起猛火快炒，讓香嫩的牛肉和糯滑的河粉纏在一起，干炒牛河是這裡必點的粵菜招牌。當然，像沙嗲肉、蜜汁叉燒等粵式特色菜，在味道上也是毫不遜色。 吃粵菜當然不能錯過廣式點心。誰能拒絕包裹了一整個春天的素春卷呢，甜甜的醬料正合春天的味道，彷彿讓人置身於春雨落後翠瑩瑩的菜園。還有蝦餃啦、燒賣啦、包點啦、蝦多士啦、椒鹽豆腐啦，總會有一種惹人心顫，讓你輕盈地落在南國朦朧的煙雨氣里。 地址：175 Moggill Rd, Taringa, Taringa, QLD, Australia, Queensland 電話：+61 7 3371 5731 官網：https://www.littlericebowl.com.au/ 2.The Peak Dessert大排檔糖水鋪 南方喜歡煲糖水，尤其是兩廣。將水果、豆子、麵糰等和糖和在一塊兒，用文火慢燉，熬成甜甜的羹湯，夏秋解暑祛濕，冬春暖胃克涼，四季皆妙。 這家鋪子的糖水種類豐富，熬煮入味，空氣中都是甜絲絲的味道。 來一碗百合蓮子紅豆沙吧，熬煮出沙的紅豆借著百合和蓮子的清香，暖胃寧神，是南國特有的溫婉柔情。而將地里摘的新鮮芋頭切成塊，和紫米、西米燉在一起，便是鮮芋紫米西米露，捧一瓷碗在手裡，舀上一口，濃郁香甜，心裡是癢酥酥、暖融融的。而像楊枝甘露呀、海底椰燉梨呀、煉奶龜苓膏呀等等，也都是糖水愛好者的心頭好。 一直覺得，糖水鋪子是仙女給人間留的甜藥水鋪。無論遇到什麼事情，都可以在鋪子的眾多糖水碗里，找到一碗屬於你的解藥。 地址：158 Gowan Rd, Sunnybank Hills QLD 4109 電話：+61 4 4810 6668 （圖：谷歌地圖） 3.Dagu Rice Noodle大鼓米線 雲南是精靈生長的地方。那兒的人用鮮花做餅，用鮮奶作飲，在特定節日拿著盆互相潑水玩兒，連吃個米線，都是用罐罐捧著裝的。 最經典的當屬雞湯過橋米線，將白凈的米線倒入鮮美的湯罐中，再把自己喜歡的輔料放入湯內，比如蔬菜、豆皮、蝦仁、鵪鶉蛋等，便成了一道可口的美食。 「南方精飲食，菌筍鄙羔羊。」鮮嫩的筍尖在清香的泥土中長成，被南方的食客小心挖出，用流水洗凈了，就是天然美味的山珍。看著雪白的米線浸在金黃的酸湯中，面上還擺著鮮掉眉毛的脆爽筍尖，這樣正宗的雲南酸辣筍尖米線，是森林的味道呀。 地址：Pinelands Plaza Shopping Ctr, Beenleigh Rd, Sunnybank Hills QLD 4109 電話：+61 4 1131 1158 （圖：谷歌地圖） 4.New Shanghai Westfield Garden City 相似的地理條件使得江浙滬一帶的飲食都偏清淡，故而這家的店名雖叫新上海，菜色卻是將江浙滬三地的美食都攬了進來。 一定要試試這兒的熏魚呀，這是江浙滬都會做的家常菜。當你的舌尖剛觸到魚塊時，是甜甜的，輕輕往下咬，便咬著了酥脆焦香的外皮，再咬深一點點，就是嫩嫩的魚肉了。熏魚的味道就像江南人，清甜、細膩。 紹興醉雞也不能錯過。江南做菜愛放酒，何況盛產美酒的紹興。被香醪浸出來的雞肉酒香撲鼻、鮮美異常，最是誘人神魂。吃幾塊醉雞後歸家，與秋風共宿於月下，夢中定是要飛上雲端的。 這家的小吃也很地道，像生煎、鍋貼、桂花糖藕等，都是江浙滬必吃的點心呢。 地址：Shop 2027/8 Westfield Garden City 4029, Logan Rd, Upper Mount Gravatt QLD 4122 電話：+61 7 3161 1500 （圖：谷歌地圖） 5. 3 Kingdoms 冒菜是四川成都的特色，在小編心中就是一人食火鍋。自己一個人，或是和最好的朋友一起，在天氣漸涼的時節吃上這麼熱騰騰的一碗，胃和心都被捂得暖乎乎的。 店家早早就熬好了大骨高湯，你可以選擇清湯或是不同辣度的紅湯。 至於吃什麼菜品呢，若是選擇困難，可以從店家搭配好的菜品里選，樣樣都好；而若是想自選搭配，盡可以大膽嘗試，反正無論怎麼搭配，用鮮香麻辣的濃湯熬煮出來，都是一碗饞人的佳肴哇。 地址：Shop 32, 91 Queen St (Myer Centre Brisbane), Brisbane, QLD, Australia, Queensland 電話：+61 7 3190 0144 （圖：谷歌地圖） 6. 湘聚·小辣椒 說起南方菜肴，怎能落下湘菜。雖說和川菜同屬辣味菜系，但卻少了川菜的麻，專是在辣味上下工夫。而這家店名副其實，菜品幾乎都是湖南人餐桌上的私房菜。 像酸蘿蔔燉活魚中的酸蘿蔔、干鍋臘肉土豆片中的臘肉、爽口酸辣雞胗中的雞胗、紫蘇拍黃瓜中的紫蘇等，皆是湖南人常用的食材。更別提魚粉、豬油拌粉了，都是湖南人早起用搪瓷碗端在手裡的過早必備。 […]
想到海外學者「書寫中國」，簡單備忘一些書。肯定很多書，歡迎補充。 我的收藏夾裡頭放著一些書目，比如坂野正高《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此書台灣有引進，可惜久等不著身影。 網路圖片 再如，山室信一的《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之前看過電子版，想收藏一本紙版。 網路圖片 石川禎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大陸簡體版，如今成了珍本，在舊書網上千一本都是正常的。成立史後有港中大社版。石川禎浩的另一本《中國共產黨百年史》，台灣有引進出版。 網路圖片 港中大社出了列文森作品系列，其中以《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最為知名，此前內地出過簡體版，可惜早絕版，沒能再引進新版。中大社版為新譯本全本。再有沈艾娣《傳教士的詛咒》、周錫瑞《意外的聖地》等，都未能引進出版。 網路圖片 高馬可前兩年出了《帝國夾縫中的香港》，可惜他的《香港簡史》沒能引進出版。如只選一本了解香港歷史的著作，《香港簡史》會是我的首選。 網路圖片 想起史景遷的幾本作品，大陸引進《追尋現代中國》，可惜為節本，內容只到1949年。而另一本《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大陸1998年出過，現在沒能再出新版。 網路圖片 史景遷和妻子金安平合著的《近代中國百年圖像史》，前幾年台灣翻譯出版。 網路圖片 費正清的最後一本著作《中國新史》，台灣1994年出版，後來有新版。 網路圖片 由幾本絕版書，也想到了易社強的《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此書沒再印刷。 網路圖片 賀蕭的《記憶的性別》，大陸引進出版，引起挺大反響。她的《婦女與中國革命》，不知大陸什麼時候能引進了。 網路圖片 濮德培的巨著《中國西征》，台灣也出版了。再有如裴士鋒《帝國暮色》、梅爾清《躁動的亡魂》等，有聽說有大陸出版機構在考慮，但也沒下文。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反轉閱讀
「宇宙有多大呀」，進門處的紅磚照壁上，幾行工整的小字清晰記錄著，「飛機飛到太陽20年才能到。月亮體積有地球四十八分之一，星星有2000億顆。」再往裡走，這個普通農家院落的每一塊磚面、每一扇木門、每一條木質窗框，甚至鐵皮推車上，都爬滿了密密麻麻的文字。 寫字的人叫張福青，山西代縣峨口鎮上高陵村的一個留守老人。這個春天，在長滿文字的老宅里，他離開了。攝影師蔡山海途經上高陵村時，無意間闖入了他的葬禮。 福青在大門口的照壁上寫字，追問「宇宙有多大」 這些文字，寫在福青人生的最後20多年，小到如何種杏花，大到對宇宙的追問，間或夾雜著老人的願望，比如拍一張全家福，又或者想要在立冬節那天買羊肉，還特意註明，價格30元一斤。 葬禮過後，蔡山海將鏡頭對準滿牆文字，逐張拍下，再上傳到社交平台。 「這是一個多麼孤單卻又熱鬧的人」，網路上的陌生人懂得福青——這是老人在村裡很難獲得的共情。也有人借史鐵生的話發出感慨，「唯有文字能擔當此任，宣告生命曾經在場」；還有人感受到「碩大的孤獨」，「一棵杏樹，舒舒展展地開花、結結實實地結果，走過了樸實善良而又認真的一生」。 「宇宙有多大呀」 福青留下的最後一段影像是他在村頭照壁下晨練——這個78歲的瘦高老人戴著白手套和老花鏡，站在兩排裹著棉衣的老太太中間，跟著老年唱戲機的音樂一起拍手、跺腳。 在上高陵村，福青算是「異端」。他上過高小又讀了私塾，愛看書寫字、研究地圖，關心外面的世界，但終究囿於房院當了一輩子農民。這也讓他成了村裡最有文化的農民。唱戲機就是他帶去的，他常聽的《汴梁圖》《孫安動本》，其他老人也能跟著聽上幾段；可他聊的那些話題，比如「到2026年底川藏鐵路開通」「中國13億對印度13億人貿易來往非常重要」，就沒人願意聽了。大家更感興趣的是誰家老人過世了，誰家孩子結婚了——生老病死和婚育才是這裡的頭等大事，足夠拉拉雜雜、零零碎碎地絮叨一整個下午。 村頭寫著「為人民服務」幾個大字的照壁是老人們的據點。那些六十多歲身體好點兒的，有的還在種地，農閑時就聚在村子南邊下棋打牌；七八十歲的，則會在早上和午後坐在照壁下曬太陽，老頭們坐北邊的一溜墊子上，老太太們帶著馬扎坐南邊，「我們就是等死隊。」一個老頭打趣著。大夥掰著指頭算，「村裡最大的活到了100歲，78歲的最近兩年死了三四個，都快了。」 村頭照壁是老人們的據點 福青的離開在他們看來，突如其來又悄無聲息。 3月20日，春分，他帶著妻子杜中秀從家門口坐公交，去鄰近的繁峙縣城認證社保卡，一年要掃臉認證兩次，才能領每月100多塊錢的養老金。老兩口先在農業銀行門口和侄子張建平碰了面，再進銀行一打聽，人家不辦這個業務。兩人又回了侄子家，在縣城裡吃過午飯、理完髮，去興隆大酒店洗了澡。下午兩點半，坐上了回村的公交。 張建平記得，福青當時「特別精神」。 福青的電話號碼再次出現在他的手機上，是3月26日晚上，電話另一頭是繁峙縣醫院的急診室大夫。張建平帶著一萬元現金趕到醫院時，福青正躺在床上呻吟，話也講不利索，只說自己「難活（方言：難受）」。做完檢查，晚上九點多出了結果，醫生直接宣布沒法治了。 一切來得突然。身高一米八的福青體格健壯，雖然也有冠心病、高血壓、高血脂等基礎病，近兩年腿腳也沒那麼利索了，但他腰桿總是挺得筆直，一副整裝待發的樣子。 直到他去世，親友們才拼湊出福青患病的幾個片段——他突然「感冒了」，說嗓子不舒服，想讓村衛生院給他輸液。對方沒同意，他就自己找了個診所開了兩天的液體，第一天掛了5瓶葯，第二天人乾脆走不動路了，二侄子和同村的韓保倉趕緊把他送到繁峙的醫院。 福青有兩個兒子。他們和村裡大多數年輕人一樣，群鳥般離開巢穴，大兒子宏剛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做生意，小兒子宏英在北京當廚師，一年能回家三四次已經算頻繁。 被縣裡的醫院判了「死刑」，載著福青的救護車又開往省城太原。宏剛接到消息，開著車從鄂爾多斯往回趕。在山西省人民醫院做完檢查後，老人已經肝腎衰竭，醫生說是得換血，一次一萬多塊錢，但即便換血，「也沒多大希望了」。 宏剛凌晨兩點趕到時，福青已經說不出話，他的力氣只夠抬起頭來看兒子一眼。 他是被救護車送回家的，那時天剛蒙蒙亮，兩三個小時後，福青停止了呼吸。第二天，宏英趕回了家，他在北京打工，回老家最方便的交通方式只有每天晚上的過夜火車。 福青種的兩棵杏樹在他下葬後的第二天開花了 沒有人知道福青臨死前在想些什麼，他的想法總是讓人費解。比如那個關於宇宙的追問： 「宇宙有多大呀？太陽表面溫度6000度，中心1500萬度，體積是地球130萬倍，重量是地球的33萬倍。飛機飛到太陽20年才能到。月亮體積有地球四十八分之一，星星有2000億顆。」 他竟然會關心宇宙的維度。在村民們看來，這和說要上火星沒什麼區別。 「操的心太多了，宇宙世界、國家大事，這跟你有啥關係？」說起福青，哪怕是在他過世之後，村民們還是不能理解。福青說話習慣將尾音拉得老長，時不時夾雜些之乎者也，這也讓村裡人聽著不舒服，「就顯得他有文化，文縐縐」，甚至有人覺得他「神經病」。 宏剛從前也不理解父親的言行和滿院子的字，「就是一個普通農民，怎麼就這麼有志向，還會關注世界？」在他的記憶里，父親嚴格又正派，會用朱子家訓來要求晚輩，會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掛在嘴邊。在東房的牆面上，他寫下了「人生樂觀身心健，能孝養父母，教育子女如何做人」，算是對後代的期待。 「福青能去看看嗎」 福青是走出過上高陵村的。 老屋東房中間的牆上，貼著五張地圖——鄂爾多斯、廣西、太原，還有中國和世界，前幾個是福青一生中到過的地方。地圖貼了少說十來年，表面幾乎沒有灰塵。 鮮有的幾次遠行大多為了生計或辦事。上世紀80年代，他跟鄰居一起騎著自行車，馱著七八十斤辣椒去太原賣；1989年親戚在北京看病，他帶著宏剛去探望。2017年，宏英在北京的工作稍有起色，接爸媽過去逛了幾天。福青最喜歡故宮，從剛開門一直待到閉館，遲遲不願意離開。碩大的紫禁城裡，老人細細地研究每一處建築的防水、防火設施。 廣西是他到過最遠的地方。那是2013年，宏剛去廣西考察藥材生意，順便帶父親走了一趟。福青回來後，將當時的照片、航空意外險保單、機票小心翼翼夾在旅遊宣傳單里。那是他第一次坐飛機，出發前買的藍色襯衫上衣兜里，還揣著當年用的老年手機。 最久的一次遠行，則是去鄂爾多斯。2006年前後，宏剛在鄂爾多斯的客運站開超市，賣些雜貨和特產，福青便帶著妻子和初中還沒上完的小兒子一起過去幫忙。平日里，宏剛忙著其他業務和對外聯絡，店就交由福青和宏英照看。 福青在廣西旅遊時拍的照片 那段時日福青過得自在。他喜歡和人聊天，總能和顧客找到共同語言；他也愛看書，跟旁邊的書攤老闆混熟了，就每天去拿本書看，從早到晚能看上一天，有時看到一半就靠在椅子上睡著了。 一年後，客運站要搬到新區。車站周圍還沒發展起來，卻對商家提出了苛刻的入駐條件——要先交2-3年的費用。這意味著一兩年內基本掙不到錢，「不划算」，超市生意就此中斷。此後，宏剛另尋生意，宏英則找了家飯店學廚。為了不給孩子們添麻煩，福青帶著妻子回了老家。 中秀是第三任妻子。他的婚姻頗多坎坷——第一任妻子因性格不合離婚，第二任妻子生下宏剛後，次年病逝了。43歲那年，福青去了三趟四川，討回了金堂縣的姑娘杜中秀。 回到上高陵村，生活便又如故。沒過多久，2008年5月，福青進了醫院。診斷出冠心病時，醫生說已經堵到要命部位，得做支架手術；中秀則在回了趟四川老家後，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會突然神智不清，說些雲里霧裡的話。 上高陵村 自那之後，福青被困在了剛剛建好的房院里。四季井然有序，杏花開了又敗，白菜種上再摘，他就這樣年復一年守著痴痴傻傻的中秀，文字也便青苔般迅速長滿房院的每一處角落。 中秀需要靜養，不能獨自生活，福青就承擔起兩人的飲食起居，院門幾乎不再敞開。偶爾外出，他得先把門鎖好，再掐著點兒回來做飯。兒子禁止福青乾重體力活，把家裡的地租了出去，他便把幾乎全部心思用在了修整房院上。 院里的二分地種著些水果和蔬菜。栽種這些蔬果的時令、澆水施肥的方式以及產量和成果，也被他寫在了房院各處。 「立秋前十天，種上白菜。秋中期，種上冬菠菜。」 「杏花落果後剪果，距離四至五寸，遠果大甜。」 他是村裡最早種「紅姑娘」的。這種顏色鮮紅的野生水果，可以用作中藥，每年國慶節前後剛好全開紅。每到這時，宏剛會特地回老家幫父親把果實收了，帶到內蒙古去賣，能賣上六七千元。福青很滿意自己種的紅姑娘，會主動將種子分給相熟的鄰居，並教他們種植方法。 另一方面，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抵達遠方。 每次出了新地圖冊，他都要買。宏英隨手翻出一本中國地圖冊，裡面幾乎每一頁的空白處都被父親寫得密密麻麻。福青關心交通，從新聞里聽到有新的鐵路或是高速公路正在被規劃和修建，他都要用紅筆在地鐵上畫出路線並做下備註。 地圖冊每一頁的空白處都被福青寫得密密麻麻 在福青的認知里，交通線路意味著新的發展機遇，他也試圖在其中為自己和孩子們找到新的機會，去到更遠的遠方。比如2023年6月，他在大門上寫下： 「新疆喀什市到2026年後，將成為亞歐非三洲的30億人口，世界最大物流十萬畝市場，77歲的我，張福青將能去看看嗎？希望我兩個兒子去定居，大展宏圖，吸引很多鄉親去共同發展。」 東房的紅磚，則記錄了各大洲的面積和人口，以及2023年的五國峰會和中亞大通道的開工建設。福青走後，宏英解鎖了他的手機，把父親的微信名「福青」改為了「雲遊四海」。 「建房院才完美」 戛然而止的生命帶來了最後一場盛事。近段時間，院子每天都有人光顧，一撥接著一撥，有記者、出版社編輯，也有鄉里領導。那些之前很少來串門的村民，也圍過來看熱鬧，每個人都從邁進大門開始，舉起手機對著牆上的毛筆字一通拍。 福青留下的文字，大多與房屋修建和維護有關——退守鄉居後，房子成了他最大的寄託。 他會在院落和房屋的每個具體位置，寫上建成時間、用料，以及之後的維護計劃。西牆上寫著，「西牆至2017年建成已二十年整，但本牆已向西倒，該怎樣修好呢？」大門右側寫著，「大門將改寬3米」——他想為將來家裡有車做準備。 老屋從翻新重建到日常維護的歷史，也散落在院落各處的文字中。 老屋是福青的祖爺爺流傳下來的。200多平米的四合院式老宅子，用土磚夯起的土牆經過200多年，已經搖搖欲墜。天暖了愁下雨，經常是「外面下大雨，屋裡下小雨」；天冷了又四面透風，即使燒熱了火炕，也不保暖。 張家原本的老宅子 翻新祖宅始於1998年，先是改造了院牆和大門，第二年又改造了正房後牆和西房。宏剛記得，父親在牆上寫字的習慣也從那時開始。為了省錢，他會在磚塊上作標記，好精確計算每砌一面牆、蓋一間房要用多少塊紅磚。 宏剛彼時已經高中畢業，跟幾個老鄉「走西口」去了內蒙古做生意。他給自己留一少部分收入用於基本生活，其餘寄回家裡。父親把這些錢積攢下來，買了磚塊和水泥。 根據磚塊和牆壁上的記載，2005年4月23日，福青用了24天，翻新了正房，還提醒「住房人應有防火、水、害蟲法，維護好房牆」；2008年，他建了東正房、瓦房三間、照壁和新廁所西牆，並在牆上喃喃自語，「我福青已62歲，深感體力不佳……一生農民蓋幾間房院不容易，希後代維修好為盼。」 福青修建好的房子 宏剛一度不能理解父親對於建房的執著。村裡年輕人都出去了，好多房子空著，積年累月房子就廢了塌了，「建這個房，意義不大」；從投資來看，農村的房子也顯然沒有城市的更能保值，拿他所在的鄂爾多斯來說，頭些年花兩三萬買的房子，拆遷的時候能得大幾十萬。 於是在修房子這件事上，父子倆「不能談，一談就崩」。但「孝」字壓在頭上，宏剛最終妥協了，「沒辦法，我們這個家庭，傳統思想太重」。外出賺到的第一桶金，他既沒在城裡給自己買房，也沒用作擴大生意的本金，都被父親拿去建了老家的房。 房子和孝道是福青的執念，他少見地直觀表達感情均與此有關。 在東房門框右側的紅磚上，他寫道， 「77歲福青建房院才完美，希後代每年清明掃房壠，泥漏房處，冬掃小西房雪，鼠洞，鳥窩，鴿居點，不放燃火物，防洪水用大門封進法。」 正房外的紅磚上，則記錄著， 「福青43歲從四川省金堂縣娶回賢妻杜中秀，能耐心而細心地服侍我母90歲，我父87歲，同一年善終，使我高興。她服侍我父母期沒有請我兩位哥哥嫂子進屋服侍過一下，村民皆知，四個侄媳婦為證人。我更高興。」 正房外紅磚上的字 他也為父母沒能住上自己新建的房院而遺憾，「二老再能活15年也能住新房院，我高興極……」 福青走後，宏剛的同學帥秀平也走進院里「參觀」，他說自己能理解福青，「蓋房子對福青大爺來說是頭等大事，他想為子孫後代留點東西，代表這個世界上我來過。」 「何時照全家像」 中秀知道「男人死了」。院子里的人來人往，似乎跟她沒太大關係。絕大多數時間，她在炕上躺著，日頭好了，就出來曬著太陽打盹。同村女人進院「參觀」，她過去拉對方的手，想引進屋坐坐，拉呱（方言：聊天）幾句。可女人們忙著回家做飯，只捏了下她的手便走了。 福青走後，中秀狀態一直不好，血糖一度升至25，緊急送去了醫院。她的精神也恍惚，念叨著說是福青「過了百歲如果回來，說明還活著。如果不回來，我就拿主意，自己做飯，自己活」。 福青的棺木和遺像，是他自己多年前備好的——壽材是在2018年9月27日，花了4600元買的；遺像則是2014年有人來村裡給老人拍照時備好的，背景是摳圖的天安門。 他在正房中堂上的木板上交代了自己的身後事，落款是2018年11月： 「父逝後，請宏英注重你母親的思想波動，葬父後可找一位服侍她的人為伴，或送你們的母親住養老院，然後請一位誠實戶住我院東房開商店。父母活時已得到你們兄弟倆的孝順已滿意，希望你們兄弟倆走在一處，團結為主。育好你們的後代，成為有孝心會團結的一家之主。」 福青在2018年就交代了自己的身後事 正房的一輛鐵皮推車上，他發問， 「何時照全家像？」 而直到他離開，也沒能等到答案。看到這句話的時候，宏剛沉默了，他低頭坐在馬紮上，手裡的煙沒抽幾口，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燃盡，剩下的煙蒂被他用食指和拇指反覆揉捏。 宏英知道這是父親多年的期盼，但一家人總是很難湊在一起。今年春節，宏剛為了準備節後的生意，沒能回家，只托三哥家的孩子從鄂爾多斯捎回了父親心心念念的兩袋白面。等他再回家時，父親已經病危。 兩個孩子在外，福青習慣了獨自照顧土地和老伴兒。這些年，他的手沒了力氣，腿腳也沒那麼利索了，有時只能托住在隔壁的三侄子張計平幫忙擰鐵絲、接水管，在房門和廁所外焊上可以當扶手的欄杆，又搞來了一個馬桶，直接在下面錘了個洞，當坐便的旱廁。 2017年宏英帶父母在北京旅遊合影 那些電子產品相關的事，福青通常求助於村裡唯一的年輕人——小賣部老闆張志超。兒子通過微信轉賬給他的錢，他不會花，隔一陣就去找張志超幫忙掃碼、換現金；他不會打字，就把要說的話寫在紙片上，找張志超拍下來，通過微信對話框發給兩個兒子。 這些日常也被他記在了牆上： 「每年三月七月兩次找村中青年人給福青和中秀兩人刷臉各一次，才能領養老款」。 張計平知道福青孤獨，「孩子都不在身邊，連個拉呱的人都沒有。但又有什麼辦法呢？」張計平65歲了，還在縣城打工，兩個孩子也在外地。每天打工回來，張計平就打開電腦上的紙牌遊戲玩一個小時，「都孤獨，現在農村就這個情況。」 但生活總得有些盼頭。過年時，福青在東房外的牆上寫了來年的計劃： 「換裝黑布腰圈，裝小西房彩鋼瓦，並把所有彩鋼瓦面噴一次性紅漆，也噴大門面，加高照壁……」 他早年有胃病，總脹肚子，一直戴著黑色護腰保暖，夏天哪怕捂出痱子也照戴。宏英按照父親寫的計劃，幾天前剛網購了新的護腰，寄到鎮上的快遞站，老人沒來得及用就走了。 紅磚牆上好幾處都寫下了福青短期或長期的計劃。比如2024年春夏一定找彩鋼瓦漏水處修補上了漆；約兩子去趟新疆喀什市，找以後發展出路為要。 就在頭幾天，他還去找鄰居張二小借架子，說七八月份要修照壁；他跟朋友韓保倉約好，開車三四十公里去沙河鎮看晉劇名家詹麗華的戲，還打算去閻錫山的老家旅遊。韓保倉是村裡為數不多能和福青說得上話的老人之一，他從北京回來，見過世面。「就我倆能玩到一塊，天天和我耍，結果他死了。」韓保倉呷了一大口酒，雙手攤在飯桌上，愣了會兒神。他去年剛死了老伴兒，眼下朋友也死了，就剩了他自己。 「計劃干這麼多事，他（福青）就沒準備走。」張二小說。 福青78歲的一些計劃 直到這段時間收拾父親的遺物，翻看他私塾時的日記和滿牆文字，宏剛才第一次嘗試著了解父親。在蔡山海那條帖子的評論區，4000多條留言，他看了不止一遍。 其中，有網友說自己的爺爺也會在老房子的木板上寫字，記下所有人的電話號碼、耕地的時令，自己去北京旅遊的日期以及孫女大學的名字和地址。但按照當地的習俗，人死了，不留任何東西。木板跟著爺爺燒掉了，「感覺他沒有留下任何痕迹，就像沒存在過一樣」。也有人提到福青在2024年立冬節想買羊肉，「希望兩個兒子能記得幫他買了」。 網友們似乎能看懂他那句「宇宙有多大」的發問，認為這「像是向宇宙發出的光波」。 現實中，帥秀平恐怕是唯一跟福青討論過宇宙的人。當時福青在照壁上寫下這段話，又刷了一層清漆做保護時，帥秀平剛好路過。福青拿了個馬扎，招手喊他進來。坐在院子里，倆人拉了會兒呱—— 「你寫這些做甚？」 「因為量子糾纏。人死了，只是肉體離開了，他的靈魂會通過時空隧道進入平行宇宙。你知道，人死了，到底進了哪個空間？」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冷杉REC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