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簫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六月二日晨八時，王國維自其家赴研究院教授室，作遺囑一通，藏入衣袋中。九時許，僱人力車，赴頤和園，十時至十一時許抵達。後至佛香閣排雲殿西魚藻軒之石階下，躍赴昆明湖自盡。一代國學大師，就此隕落。 其遺囑外書「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啟」，內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藁葬於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託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於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晚七時，清華師生聞此噩耗。次日，吳宓同梁啟超等見校長，為王國維請恤金。吳宓與學生吳其昌等二十餘人步行至頤和園，抵王氏自沉之所。據《吳宓日記》，「王先生遺體臥磚地上，覆以破污之蘆席。揭席瞻視，衣裳面色如生，至為淒慘。」 王國維自沉兩日後，《順天時報》報導：「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歷史教授王國維前日下午一人獨赴頤和園，因悲觀時局，躍赴昆明湖自殺。」「王為浙江海寧人，年已五十餘歲，家有妻一及子女七人，治經史詞曲極精到。前清曾充宣統師傅，為保皇黨之一人，入民國後，仍留辮髮不肯去。平時對時局多抱悲觀，近南軍勢張，王頗慮將來於宣統有何不利，故憤而自戕雲。」「其學問之深，人格之高，無論復辟派抑國民黨，均相尊重。」 何以自戕 至若靜安先生自沉之因，眾說紛紜，要言之，有殉清說、殉文化說、逼債說、性格說，及《順天時報》所謂「悲觀時局」。該報謂靜安憂宣統帝恐遭不利，殆為其心態之一，然非其自沉之唯一原因也。竊以為最不足取者，係逼債說；性格原因似穩，顧不足以釋其何以自殺於是年。 欲探靜安之真實動機，當首析其遺言，而後聯繫時事及其立場、言論。他人之解雖可參考，然未必及靜安本人之言。 靜安遺書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吾人慾研究其自沉之因，當緊扣此十六字。 胡為曰「只欠一死」？是似用范質之典故。《宋史》卷二百四十九云：「太宗亦嘗稱之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爾。』」周帝待范質甚厚，世宗病時，入受顧命。趙宋代周，范質降階受命，有負世宗之託，故謂但欠一死。辛亥革命後，靜安仍忠於清，〈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歐洲〉云：「談深相與話興衰，回首神洲劇可哀。漢土由來貴忠節，至今文謝安在哉。」（見《觀堂集林》）「文」指文天祥，「謝」指謝枋得，文從容就義，謝不食而死，悉宋之忠臣也。靜安嘆當世忠於前朝者甚少，且其死志於一九二四年已露，時馮玉祥逐溥儀出故宮，羅振玉與靜安、柯邵忞約同死。羅振玉〈祭王忠慤公文〉云：「十月之變勢且殆，因與公及膠州柯蓼園學士約同死。……公則奉命就清華學校講師之聘，乃閱二年而竟死矣。」似有君辱臣死之意。 胡為謂「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顧炎武〈與葉訒菴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顧氏〈與史館諸君書〉曰：「先妣……謂不孝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義不可辱。』及聞兩京皆破，絕粒不食。」靜安所謂「義無再辱」，殆亦有此殉節之意。義者何也？《禮記》曰：「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臣死社稷，亦可謂之義。辱，猶辜負，《史記·蒙恬傳》曰：「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蓋靜安以為，本當捨生取義，今不可再延，故曰「義無再辱」。然靜安絕非僅有此動機，分析如下。 世變者何？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蔣介石就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革命軍於廣州誓師北伐。時國民政府遭共匪滲透，一九二七年三月，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後，其執監委暨候補委員中，中共黨員約佔三分之一，親共之左派亦逾三成。中共與國民黨左派於湖南等地發動「土地革命」，假除「土豪劣紳」之名，殺害無辜，掠奪財產。葉德輝見殺之事，對靜安影響頗大。 葉德輝學問淵博，藏書甚富。章太炎在上海軍民中宣言，對湖南葉煥彬，須竭加保護，苟殺此人，則讀書種子絕矣。葉氏笑曰我乃藏書家，非土豪劣紳也，民軍斷不殺我，土匪則殺我。後為共產黨所殺。 徐中舒〈王靜安先生傳〉云：「先是長沙葉德輝，武昌王葆心，均以宿學為暴徒槍殺於湘鄂。及奉軍戰敗於河南，北京震恐，……先生本為一精深謹嚴之學者，而晚年篤守儒家經義，尚自編髮，自矢為清室遺民。至是亦恐不能見容於黨人；又深鑒於葉王等之被執受辱，遂於民國十六年六月二日憤而自沉雲。」容庚《甲骨學概況》云：「自沉之前，曾過訪余，談及共產黨槍殺葉德輝事，頗致憂鬱。時先生方垂長辮，共軍來，不畏槍殺，而畏剪辮也。」文化人之受辱，於靜安若晴天霹靂，己之未來幾可預見矣。先生嘗語姜亮夫曰：不想再受辱，受不得一點辱。是亦似自沉之動機也。亮夫謂，靜安之自殺，乃完全因共產黨之迫害文人所致。 靜安厭惡共產黨與國民黨，其〈論政學疏稿〉曰：「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屢試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則以是為不足，於是有社會主義焉，有共產主義焉。然此均產之事，將使國人共均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均之乎？均產以後，將合全國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說，則萬萬無此理。由後之說，則不均之事俄頃即見矣。俄人行之，伏屍千萬，赤地萬里，而卒不能不承認私產之制度，則曩之洶洶，又奚為也！」靜安所言，迄今猶為灼見。先生深知共產主義之不可行，俄國行之，已致「伏屍千萬」。既不能實現，則必委託少數人而代理，故其實質為特權，進而成極權。一九二四年，孫文聯俄容共。迨一九二七年，中共猖獗，國民黨嚴重赤化，時局如是，良可哀也。 有亡國，有亡天下，使靜安絕望者，亡天下也。顧炎武《日知錄》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大清亡，易姓改號也，若靜安但為殉清，何不自戕於一九一二年？至於中共之階級鬥爭，不啻「仁義充塞」、「率獸食人」，苟共產行於全國，則必「伏屍千萬」，道德淪喪，可謂亡天下也。靜安雖不喜民國，猶能見容，任教於北大、清華，學界之自由可見矣。而共匪與赤化之國民黨能否容之，良可憂也。南方暴力革命，葉德輝之死，庶幾最後一根稻草，先生於國於己，均至絕望。 綜上，靜安先生之自沉也，應有殉節之意，先是之所以不死，殆以學術之途未竟，猶有望焉。及聞北伐之勢洶洶，指日可臨北京；又鑒於葉德輝之受戮，中共運動之酷烈，深受刺激，是以生欲盡斷。靜安《紅樓夢評論》云：「故苟有生活之欲存乎，則雖出世而無與於解脫；苟無此欲，則自殺亦未始非解脫之一者也。」先生觀念傳統，淡泊名利，一生所求者，道義也，學問也。苟學術難續，天下將亡，則其痛必甚於亡國，而過於生活之欲。蓋惟有一死，以成所欠之忠義，則解脫與殉節可同時實現。其自沉也，不獨殉清，亦為殉道。值文化式微、禮崩樂壞之世，他人或以傳統道德過時，而先生甘捨命衛之，此非囿於一家一姓之存亡焉。「漢土由來貴忠節，至今文謝安在哉。」古之忠節，先賢之道，靜安以為當有人繼之，故謂之殉道可也。 選擇保守，係人之自由，不應以落後論之。一九二九年，清華落成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陳寅恪撰文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靜安未睹二十年後，中共篡國，天下真亡矣，自由、道德俱遭蹂躪，使先生享百歲，恐時局更不堪見。
文/清簫 清初三大儒，前已論述顧炎武、黃宗羲之學。本期起講王夫之及其學術。 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衡陽人，學者稱船山先生。生於萬曆四十七年，聰穎過人，讀書一目十行，一字不遺。崇禎十五年，以《春秋》魁登鄉榜。時國勢難支，流寇猖獗，張獻忠陷衡州，船山匿南嶽，賊執其父，以為人質。船山欲忠孝兩全，自引刀遍刺肢體，舁至賊所以易父。賊見其重傷，遂免之。明亡，聞北都之變，數日涕泣不食，作悲憤詩一百韻。 順治二年，清軍下南京。船山堅守氣節，獻策抗清，亟走湘陰，上書指畫兵食，請調和南北。順治四年，清軍下湖南。船山走桂林，瞿式耜疏薦於桂王，授行人。時南明諸臣仍日相水火，船山圖救金堡，三劾王化澄，化澄恚甚，欲殺船山。幸得不死，返桂林，聞母病，間道歸衡，遂不復出。 緬甸覆沒，船山益自韜晦，晨夕杜門著書。自銘曰：「抱劉越石之孤忠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甕牖孤燈，飢寒交迫，苦讀十三經、廿一史與張、朱遺書，生死當前亦不變。暮年多病，指腕不勝筆硯，猶時置紙墨於臥榻旁。 自明統絕祀，船山著書凡四十年，所成雅富。《同治衡陽縣志·王夫之列傳》云： 「夫之天性高朗，自明亡匿居，無所為生，一力於經史。其所著書四百餘卷，幾八百餘萬言，無所不通，而大抵以張載、朱熹為宗。獨其論史，不隨眾好惡，要探人之情，若身處其時地，然後推論之，故其書久而盛行海內，材智聰明之士，以為發千古之晦昧，湔文士之弇陋。自夫之卒後二百年，名震天下矣。自康熙以來，名儒代興，《易》、《詩》、《禮》、《爾雅》、小學，皆求古訓，斥空言，而夫之先發之。」 鄧顯鶴云：「船山先生於勝國為遺老，於本朝為大儒，其志行之超潔，學問之正大，體用之明備，著述之精卓宏富，當與顧亭林、黃藜洲、李二曲諸老先相頡頏，而世鮮知者。其所著諸書采入欽定《四庫全書》，案《全書提要》凡當代儒碩纂著多斫斫辯論，獨於先生書推崇無異詞。」（《楚寶》道光九年重刊本） 又《清史稿》謂：「夫之論學，以漢儒為門戶，以宋五子為堂奧。」「於張子《正蒙》一書，尤有神契。」 清初諸儒，各有所長，如梨洲學術成果之最著者，在學案、史學、政治理想，而其哲學創見不大；船山於哲學之成就較卓，於張載之學尤精。周敦頤、張載重天道論，後儒愈重心性，益趨於內，迨船山而復重天道論。 重氣乃船山思想之要。《張子正蒙注》曰： 「虛空者，氣之量。氣彌淪無涯而希微不形，則人見虛空而不見氣。凡虛空皆氣也，聚則顯，顯則人謂之有；散則隱，隱則人謂之無。」 張載《正蒙》謂「虛空即氣」，船山承襲其說。氣者，宇宙萬物化生之原也。船山謂「凡虛空皆氣也」，以「虛空」非「無」也。人雖不能見氣，然氣無處不在。船山《禮記章句》謂：「色從何凝，聲從何合，理從何顯，皆太虛一實者為之，是兩間無太虛也，一實而已矣。」《張子正蒙注》云：「人之所見為太虛者，氣也，非虛也。」約言之，船山主「太虛一實」、「太虛即氣」。 《張子正蒙注》又云：「陰陽二氣充滿太虛，此外更無他物。」船山所謂氣，含形上、形下之氣，以為理在氣中，氣外無理。《讀四書大全說》曰： 「天下豈別有所謂理，氣得其理之謂理也。氣原是有理底，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 「理，行乎氣之中，而與氣為主持分劑者也。故質以函氣，而氣以函理。……質如笛之有笛身、有笛孔相似，氣則所以成聲者，理則吹之而合於律者也。以氣吹笛，則其清濁高下，固自有律在。特笛身之非其材，而製之不中於度，又或吹之者不善，而使氣過於輕重，則乖戾而不中於譜。故必得良笛而吹之抑善，然後其音律不爽。」 「蓋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氣上說，若無氣處則俱無也。」 「理與氣互相為體，而氣外無理，理外亦不能成其氣，善言理氣者必不判然離析之。」 「理即是氣之理，氣當得如此便是理，理不先而氣不後。」 要言之，船山以為理氣不可離析，不分先後。 在船山以前，朱熹嘗謂：「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朱子語類》）朱熹又云：「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朱子語類》）船山所謂「理不先而氣不後」，似同於朱熹「本無先後之可言」，而實異焉。夫理氣孰先孰後，固不必究，苟必究之，則朱熹定謂理先而氣後，視理高於氣。船山則視理氣平等，賦予氣以兼形上、形下之義。 理、氣、性乃中國思想史上之重要論題。船山言性，有獨特之見，謂性日生日成，分人性為先天之性與後天之性。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由天賦也，德生而具也。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云：「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未明言人性何如。《孟子·滕文公上》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荀子》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惡。 船山之論性，更贊同孔子性近習遠之說。《讀四書大全說》曰：「惟『性相近也』之言，為大公而至正也。」又《尚書引義》曰： 「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則日成也。則夫天命者，豈但初生之頃命之哉？但初生之頃命之，是持一物而予之於一日，俾牢持終身以不失。天且有心以勞勞於給與，而人之受之，一受其成形而無可損益矣。」 「夫天之生物，其化不息。初生之頃，非無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無所命，則仁、義、禮、智無其根也。幼而少，少而壯，壯而老，亦非無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則年逝而性亦日忘也。」 「形化者化醇也，氣化者化生也。二氣之運，五行之實，始以為胎孕，後以為長養，取精用物，一受於天產地產之精英，無以異也。形日以養，氣日以滋，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一日受之。受之者有所自授，豈非天哉？故天日命於人，而人日受命於天。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 船山亦認同天命，仁義禮智皆存於性中，然性非靜止不變也，人每日受天之所命，其性亦時變。《詩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思問錄》曰：「命不已，性不息矣。」故船山又云：「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性也者，豈一受成形，不受損益也哉？故君子之養性，行所無事，而非聽其自然，斯以擇善必精，執中必固，無敢馳驅而戲渝已。」（《尚書引義》）謂性無定形，故不可放縱，須擇善執中，持之以恆。 （下期續）
文/清簫 《明夷待訪錄》〈原法〉、〈置相〉之政論，本於「天下為主君為客」、「君臣名異而實同」之思想。蓋〈原君〉、〈原臣〉若先鋒利斧，斬棘開道，破除陋見，以便其後諸篇議論，如萬馬奔騰而至。 〈原法〉庶幾探得中國政治盛衰之根本。「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有治法而後有治人」，乃宗羲極透闢之見。 何以謂「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三代以上之法為公，三代以下之法為私。宗羲曰：「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明夷待訪錄·原法》） 西周以前之井田制，乃授田制度，〈原法〉曰：「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無養也，為之授田以耕之。」三代權力分散；秦漢以下，施行中央集權之郡縣制，官由中央任免。〈原法〉曰：「秦變封建而為郡縣，以郡縣得私於我也。」宗羲以為，三代以上之法「未嘗為一己而立也」，此真法也；而後世之法，乃「一家之法」，不可謂之法也。 三代以上之法疏，而天下必難安乎？堯舜禪讓，「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史記》）；舜在位三十九年，二帝悉深得民心，不能孚天下歟？夏享國祚四百餘年，商五百年，西周二百七十年，後世王朝鮮有能及者。三代以下之法益密，足以遏亂乎？〈原法〉謂： 「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鰓鰓然，日唯筐篋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 夫亂緣於人歟？抑緣於法歟？法與人固均為要因，而論者之偏重不同。《荀子》謂：「有治人，無治法。」以為治國不可但憑法律。宗羲謂先有治法，後有治人，非法之法可縛善治之人，故善法為根本。〈原法〉云： 「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苟非為之遠思深覽，一一通變，以復井田、封建、學校、卒乘之舊，雖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終無已時也。即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牽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苟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 上有猜忌，下輒苟安而不敢有大作為。治本勝於治標，宗羲主張於根處變革，不滿秦之郡縣制、漢之庶孽制、宋之解方鎮之兵、三代以下之學校，盼行為公之法度。 宗羲特為〈學校〉一長篇，既承傳統議政之風，又含選舉之新構想，縱在現代，亦不啻良策。〈學校〉曰： 「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 春秋時，鄉校乃鄉人議政之地，《左傳》云：「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子產尊重鄉校言論，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東漢末，太學生與士大夫針砭時弊，品評人物，形成清議。《後漢書》云：「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宗羲繼此精神，明言「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不得強加其是非於學校。 《明夷待訪錄·學校》又曰：「天之生斯民也，以教養託之於君。……學校之法廢，民蚩蚩而失教，猶勢利以誘之。」謂學校不當屈於皇帝、朝廷之威勢利誘。宗羲亦建言曰： 「郡縣學官，毋得出自選除。郡縣公議，請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謝事者，皆可當其任，不拘已仕未仕也。其人稍有干於清議，則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為吾師也。』」 郡縣學官不當由官府選除，而應由公眾議論選舉，倘學官干預輿論，學生可群起而罷之。是庶乎賦學生以罷免學官之權。 又曰：「若郡縣官少年無實學，妄自壓老儒而上之者，則士子譁而退之。」即謂士子有罷黜郡縣官之權。 宗羲提倡，學官講學時，郡縣官應處弟子之列，「師弟子各以疑義相質難。其以簿書期會，不至者罰之。郡縣官政事缺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眾。」（《明夷待訪錄·學校》）是有助公眾知情，政治透明。 限於篇幅，其餘數篇難以盡述。然是書最關鍵之〈原君〉、〈原臣〉、〈原法〉、〈學校〉，皆已論及。 該書於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尤為近人所關注，研究者多探討其觀點與西方近代思想之比較。是書成於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西學於中國影響尚微，英國《權利法案》、盧梭《民約論》未問世。宗羲之政論，應為中國本土民權思想之集大成者。清末，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云：「《明夷待訪錄》之〈原君〉、〈原臣〉諸篇，幾奪盧梭《民約》之席；〈原法〉以下諸篇，亦釐然有法治之精神。」陳天華《獅子吼》亦曰：「〈原君〉、〈原臣〉兩篇，雖不及《民約論》之完備，民約之理，卻已包括在內。」均以《民約論》較之。中國傳統思想可與近代西學合流，《明夷待訪錄》可謂一證也。 黃宗羲對後世之影響 宗羲《明夷待訪錄》對晚清思想驟變之助力，前已略敘。茲總結其史學觀念之要者：一曰注重文獻人物，表章氣節；二曰厝懷時事與相去未遠之史事。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云：「公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宗羲所撰之墓誌銘，本於見聞，乃明末清初之寶貴史料，使不載，恐後無知其風節者矣。碑傳即史傳、重人物氣節，為後之浙東史學派所繼，萬斯同著《明季兩浙忠義考》；祖望撰《鮚埼亭集》，多明人碑文，於南明忠義表章尤力；邵廷采《明遺民所知錄》、《東南紀事》、《西南紀事》記南明史甚詳，以明人氣節為中心。此輩皆上接宗羲也。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云：「此種重現代、尊文獻之精神，一傳為萬季野，再傳為全謝山，又傳為邵二雲、章實齋，浙東史學，遂皎然與吳皖漢學家以考證治古史者並峙焉。」 清代碑、傳頗多，學人傳在清尤盛，前代莫之能及。中國史學之學人傳，可溯至《史記·儒林傳》。正史外，有慧皎《高僧傳》、朱熹《伊洛淵源錄》等。至清初，宗羲《明儒學案》上承學人傳之傳統，下啟三百年之風氣。後祖望補《宋元學案》；錢大昕亦有頗多學人傳；江藩著《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唐鑑撰《國朝學案小識》。其中，宗羲《明儒學案》最佳。莫晉序是書曰：「言行並載，支派各分，擇精語詳，鉤玄提要，一代學術源流，瞭若指掌。」 （下期續）
文/清簫 清初大儒之學，多上接東林。宗羲之父係明御史黃尊素，名隸東林，教子以厝懷時政為重。明社既亡，魯陽難回，宗羲一腔政治理想，付諸《明夷待訪錄》。是書於清末民主思想之興頗有力焉。宗羲與顧炎武、王夫之悉重政治，皆有灼見，而宗羲最能探本溯源，「對政治理想之貢獻，則較同時諸老為宏深」（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惜乎是書遭禁，使早日廣傳，中國近三百年之軌跡殆迥然而變矣。 《明夷待訪錄》 明夷，《易經》卦名也。《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箕子，紂之親戚也。紂無道，箕子諫，弗聽。或曰可以去矣，箕子不忍，乃被髮佯狂，隱而鼓琴以自悲。周武王伐紂，既克殷，訪問箕子。宗羲自比箕子，著《明夷待訪錄》以待賢君採其說。 是書之論政頗完善精闢，分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建都、方鎮、田制、兵制、財計、胥吏、奄宦諸篇。 此書主旨，以二字蔽之，抑君也；以五字蔽之，乃復三代之治。其政治構想，乃於復古中創新。或謂此書之精神為反對傳統，謬也，當為恢復傳統。自堯舜以迄明季清初，君臣觀馴變，君愈尊而臣愈卑。是書首篇即〈原君〉，推究君之本源，曰： 「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君之職責，捨己而利天下也，其勤勞當千萬於天下之人。苟諳之，何庸爭君權耶？《禮記·禮運》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天下不當為一人之天下，儒家早已闡明。蓋宗羲旨在重申古人之觀，以俾世人不忘本義。 〈原君〉又曰：「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亦概述今昔之異：「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天下為主君為客，乃全書思想之關鍵。 《明夷待訪錄》第二篇〈原臣〉曰：「有人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資於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即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於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即立身於朝，未之敢許也，況於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慾，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為己死而為己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 宗羲以為，君臣之聯繫，但取決於社稷，臣非君之奴妾，亦非君之子也。無社稷之責，輒為路人；有社稷之責，則臣為君之師友。〈原臣〉曰：「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又豈知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耶？」視君臣實質無異。均為社稷，故曰同。 此論貌似大膽，實承先秦思想而來。昔晏子不死君難，謂：「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晏、孟均以民、社稷為先，按晏子之意，君不可凌駕於民，為治社稷而存也；臣非為祿而存，亦為養社稷也。若君不為社稷死，非其私暱，臣何須死之？宗羲之思想，與其出同一機杼。 君目臣為師友，早已有之。戰國時，騶子如燕，燕昭王請列弟子之座；費惠公師子思，友顏般。漢以降亦不乏，漢明帝以父禮事三老，以兄禮事五更。北周時，三老入門，皇帝迎拜，「三老升席，南面憑幾而坐，以師道自居。……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周書·於謹傳》）。迨及明清，皇權盛極，君臣愈懸。宗羲〈原臣〉舉帝師張居正之例，曰：「神宗之待張居正，其禮稍優，此於古之師傅，未能百一。當時論者駭然居正之受無人臣之禮。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師傅自待，聽指使於僕妾，而責之反是，何也？是則耳目浸淫於流俗之所謂臣者以為鵠矣！」 中國人對「忠」之認識，與時變遷，吾儕當明其本義。春秋時，據《左傳·桓公六年》，季梁云：「上思利民，忠也。」《左傳·昭公元年》云：「臨患不忘國，忠也。」《左傳·僖公九年》云：「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論語》所謂「忠」，多非臣對君，如「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漢代《說文解字》曰：「忠，敬也。」「忠」，猶盡心誠意也，其對象甚廣。君對民盡心盡力，亦可謂忠也。後世則愈側重臣之忠。 孔孟之君臣觀，不獨重單方之盡心。《論語·八佾》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孔子又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言君當守君道，臣當守臣道，君亦有其嚴格規範。《孟子》云：「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君失道，則不必目之為君。《孟子》又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後人苟熟讀之，深會之，定不致偏離甚遠，亦不致以宗羲之論為奇。而其可貴，正在繼前賢之精華，以淋漓直白之語，振聾發聵。守先不易，變世尤難，不思師古，遑論大業。 夫忠有真偽，儒有大小。儒家本為信仰，既信之，則應修心篤行。傳統中國素不乏勇士直臣，朱雲折檻，元達抱樹，海瑞市棺，皆先社稷而後上意也。傳統思想之主流，豈推易牙、豎刁之倫？倘逢亂世，楚材晉用乃常事，不宜一概目為失節。宗羲曰：「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原君〉）兩千年間，士人良莠不齊，吾儕亦當辨清於濁，毋以偏概全。 約言之，〈原君〉、〈原臣〉之要旨有二，一曰天下為主君為客，二曰君臣名異而實同。 （下期續）
文/清簫 清初學術有浙西、浙東兩大派，前文已論及顧炎武之著述，今期述浙東派之泰斗黃宗羲。 黃宗羲 黃宗羲，字太沖，號南雷，又號梨洲。明亡後，宗羲自發抗清，召里中子弟數百人，號世忠營。清廷累下捕檄，宗羲聞南明魯王在海上，赴之，授左副都御史。後海上傾覆，知復國無望，遂奉母返故里，傾力著述。 宗羲兼擅經史，而史學成就尤著，堪稱清代史學開山之祖。著《明儒學案》，述明代諸儒流派分合得失頗詳，乃中國學術思想史專著之始；又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撰《明夷待訪錄》一卷。顧炎武閱之，擊節讚嘆，謂三代之治可復也。《明夷待訪錄》若沉寂百年之火種，乾隆間列為禁書，而復燃於近代，推進清末民主思想之興。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云：「真極大膽之創論也」，「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 宗羲亦善天文，撰《大統法辨》、《西洋法假如》、《回回法假如》等。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人盛稱之，殊不知宗羲在其先。 康熙十七年，詔徵博學鴻儒，宗羲辭之。掌院學士葉方藹奉詔同徐元文監修《明史》，徵宗羲，督撫以禮聘之，又辭。宗羲熟稔明代掌故，雖絕意仕清，然亦志於存史，故於《明史》有間接之貢獻。朝廷詔浙撫鈔其關乎史事之書送入京，且史局大議必咨之。曆志出於吳任臣，總裁千里寄書，請宗羲審正而後定。宗羲謂《宋史》別立〈道學傳〉為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朱彝尊亦持此論，湯斌以宗羲書示眾，乃去之。《明史》〈儒林傳〉亦多本於《明儒學案》。 其子黃百家與門人萬斯同均參與修史。斯同以白衣參史局，所以報故國也。後人若以變節苛責，則謬矣。宗羲為斯同《補歷代史表》作序曰： 「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之贊。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眾矣，顧獨藉一草野之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 晚明遺老之心態近乎危素，史家之所以不死，以存國史也。彼時最嫻於明史者，莫過於宗羲，而斯同乃其得意門生。宗羲之肩，豈不如負泰山乎？ 宗羲之文，非以文學成就為的，而尤重詳存史事。其《南雷文定》云：「余多敘事之文。嘗讀姚牧菴、元明善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於此可考見。然牧菴、明善皆在廊廟，所載多戰功。余草野窮民，不得名公鉅卿之事以述之，所載多亡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於史事之缺文一也。」 非惟文為史，詩亦可補史之缺。宗羲〈萬履安先生詩序〉云： 「今之稱杜詩者，以為詩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 桑海之交，讀忠臣之詩，其情之深、事之細、肺腑之戚、浩然正氣，非史書所能盡也。如文天祥、汪元量、黃道周、張煌言之詩，詎非史之補哉？〈萬履安先生詩序〉曰： 「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為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宜中之契闊，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鶴年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亡，分國鮫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子、霞舟、希聲、蒼水、密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 又〈詩曆題辭〉云：「夫詩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亂，皆所藏納。」 中國以詩證史之法延續千年，明末清初以還，該理論愈加豐富。錢謙益〈胡致果詩序〉謂：「人知夫子之刪《詩》，不知其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為續《詩》。《詩》也，《書》也，《春秋》也，首尾為一書，離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詩自詩，而詩之義不能不本於史。曹之〈贈白馬〉，阮之〈詠懷〉，劉之〈扶風〉，張之〈七哀〉，千古之興亡升降，感歎悲憤，皆於詩發之。馴至於少陵，而詩中之史大備，天下稱之曰『詩史』。」《詩經》與《春秋》本為一體，三代以前，詩即國史；三代以下，史、詩雖分，然詩中自有興亡治亂，「詩史」至杜甫而大備。 以詩、文為史之觀，為浙東派之後繼者所襲。如全祖望以碑傳為史傳；章學誠《文史通義》謂：「傳狀誌述，一人之史也。」「《詩》類今之文選耳，而亦得與史相終始，何哉？士風殊異，人事興衰，紀傳所不及詳，編年所不能錄，而參互考驗。其合於是中者，如〈鴟梟〉之於〈金縢〉，〈乘舟〉之於《左傳》之類；其出於是外者，如〈七月〉追述周先，〈商頌〉兼及異代之類，豈非文章史事，固相終始者歟？」 以下敘宗羲之思想與治學精神。宗羲師承明末大儒劉宗周。《清史稿》謂：「宗羲之學，出於蕺山，聞誠意慎獨之說，縝密平實。嘗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故問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不為迂儒，必兼讀史。讀史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誌、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宗羲深諳束書游談之弊，以經世致用為志。讀史多與求於心，二者不可偏也。 客觀而不輕信，乃宗羲史學另一大精神。〈明名臣言行錄序〉曰： 「近時偽書流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死，則雜以俘戮；逆閹之難，則雜以牖死；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綏寇紀張其撻伐。高官美諡，子姓私加；野抄地誌，纖兒信筆。此錄出，庶幾收廓清之功矣。」 宗羲又考辨《實錄》與文集，選明文近千家，發掘其與《實錄》之異同。經史子集非互相割裂也，吾儕治史，亦可以私家文集為輔，考官家之可疑處。 其〈辯野史〉亦蘊求真精神：「近見王嶽《清流摘鏡》，謂李實睚眥於逆奄。先公實欲收逆奄之功，而不避形跡，則是獃人說夢矣。……逆奄之亂，去今五十餘年，耳目相接，其大者已牴牾如此。向後欲憑紙上之語，三寫成烏，豈復有實事哉？」時相去不遠，事已面目皆非，倘後人但憑紙上語，以訛傳訛，不啻遺害千年。 欲糾謬辨偽，無管窺蠡測之弊，所覽不可不博。博者，一曰博覽群書，二曰遍訪山川。宗羲〈談孺木墓表〉云：「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現代人喜言捷徑，殊不知學術尤需慢功夫，今之不及古也正如是。 （下期續）
文/清簫 前文已概述清初學術，以下擇數賢之著述，詳論其價值。 顧炎武 亭林先生顧炎武，係反清志士，亦儒林翹楚也。錢穆〈顧亭林學述〉曰：「清初學風，乃自性理轉向經史。顧、黃兩家，為其代表。」浙西派宗顧炎武，浙東派宗黃宗羲。章學誠《文史通義》謂：「世推顧亭林氏為開國儒宗」。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謂：「國初之學創於亭林」。 亭林於學術之功，首在下啟百年新風與門徑。清代樸學之盛肇自亭林，其重實證、摒空談之學風，及明流變、善歸納、躬考察之方法，皆為乾嘉學者所汲取。 顧氏親歷亡國，痛定思痛，主經世致用，重國計民生。《清史稿·顧炎武傳》云： 「炎武之學，大抵主於歛華就實。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原究委，考正得失，撰《天下郡國利病書》百二十卷；別有《肇域志》一編，則考索之餘，合圖經而成者。」 又曰：「《日知錄》三十卷，尤為精詣之書，蓋積三十餘年而後成。其論治綜覈名實，於禮教尤兢兢。謂風俗衰，廉恥之防潰，由無禮以權之，常欲以古制率天下。」 包世臣《藝舟雙楫》謂：「言學者必首推亭林，亭林書必首推《日知錄》。」《日知錄》本為讀書札記，然於治國亦甚有裨益，可謂清初學界之「資治通鑑」也。潘耒〈日知錄序〉曰： 「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 亭林論治道，常詳舉史實，見解鞭辟入裡。如《日知錄》論州縣賦稅：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平陽府言：所屬蒲、解二州距府闊遠，乞以直隸山西行省為便。未許。』至天啟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請以二州十縣分立河中府，治運城，以運使兼知府事，運同兼清軍，運副兼管糧，運判兼理刑。事下戶部，戶部下山西，山西下河東，河東下平陽府議之，竟寢不行。此所謂欲製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且商、雒之於關內，陳、許之於大梁，德、棣之於濟南，潁、亳之於鳳陽，自古不相統屬。去府既遠，更添司道。於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擾，職此之由矣。」 亭林深惡官多民擾，倡精簡機構，《日知錄·醫師》亦曰：「官多則亂，將多則敗。」《日知錄·省官》云：「今也文書日以繁，獄訟日以多，而為之上者主於裁省，則天下之事必將叢脞而不勝。不勝之極，必復增官，而事不可為矣。晉荀勖之論，以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真可謂探本之言也。清心省事，蕭規曹隨，治大國豈不若烹小鮮乎？ 論政事者，當能見其大，探其根，溯其制度之弊病，而不囿於一時一事。 如〈鄉亭之職〉謂：「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興亡之塗，罔不由此。」亭林尤重鄉以下之治，推崇三代之制，曰：「高帝紀：『二年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此其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侯兼併之始，而管仲、蒍敖、子產之倫，所以治其國者莫不皆然。而周禮地官，自州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鄙師、酇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為治，而況託之非人者乎？」善哉斯言！ 亭林亦崇唐制，謂府不宜多。《日知錄·府》云：「竊以為宜仍唐制，凡郡之連城數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統縣，惟京都乃稱府焉，豈不畫一而易遵乎？」 亭林反集權在上，是若釜底抽薪也。《日知錄·守令》云：「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又〈郡縣論〉曰：「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亭林文集》） 至於輿論監督，亭林亦有明見，《日知錄·清議》云：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於有位矣，而又為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 古之清議，出自鄉校。國家雖腐，風俗敗壞，倘清議猶存，尚能殘喘；苟清議無存，真岌岌矣。此理迄今猶不過時，觀中共國之亂象，可知矣。 《日知錄》尤重世風。潘耒〈序〉謂：「至於歎禮教之衰遲，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為深切著明。」 此書不啻言歷史、政治、社會，抑涉經學、理學、藝文、佛教、天象、術數、地理、外國。然博聞非該書之要旨也。潘耒〈序〉曰：「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抄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要之，旨在救世雲爾，不啻救一時一世，當於千百年後猶有益焉。 訖於乾嘉，學者雖欽亭林，而重心變矣，四庫館臣謂不當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為末。竊謂固當兼顧考據經世，然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術，國若累卵，喪亂之餘，烏能不辨輕重？洎乎清末，時人果復關注亭林之經世。於考據、文辭用力，悉筌也，非魚也。製筌而不用諸魚，無異於買櫝還珠。 雖然，敝筌何以得魚耶？故經世之著不可不工於研究。茲舉亭林之研究法，如下： 一曰實地考察。亭林「游歷所至，以騾馬載書自隨，凡西北阨塞，東南海陬，必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檢勘。」（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此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相濟也。鐘鼎碑碣，皆可以與經史互校，亭林〈金石文字記序〉曰：「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此乃以金石考證之法。《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云：「荒山頹址，遇有古碑遺蹟，必披蓁菅，拭斑蘚讀之，手錄其要以歸。……每有歐趙洪王所不及者。」治史者不可輕覷金石，考金石者當有此恆心。 二曰論必舉證，且證不孤。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曰：「論一事必舉證，尤不以孤證自足，必取之甚博，證備然後自表其所信。」茲引亭林《日知錄》一例，以觀其何以論證： 「《東觀餘論》引晉武帝、王右軍、陶隱居帖，及謝宣城傳，謂：『凡言信者，皆謂使人。』楊用修又引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為證，良是。然此語起於東漢以下，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曹公卞夫人書〉云：『輒付往信。』古詩〈為焦仲卿妻作〉：『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魏杜摯〈贈毌丘儉詩〉：『聞有韓眾藥，信來給一丸。』以使人為信，始見於此。若古人所謂信者，乃符驗之別名。《墨子》：『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史記·刺客傳》：『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漢書·石顯傳》：『迺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西域傳〉：『匈奴使持單於一信到國，國傳送食。』《後漢書·齊武王傳》：『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周禮·掌節》註：『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此如今人言『印信』、『信牌』之『信』，不得謂為使人也。故梁武帝賜到溉〈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豪以書信。』而今人遂有書信之名。」 後之乾嘉學者，其訓詁亦採此博證之法。吾儕亦當習之。 （下期續）
文/清簫 或謂：清代乃中國「文藝復興」之時代。此說未必允當，然有清一代，學術成就信然大放異彩。《清史稿·藝文志》曰：「經籍既盛，學術斯昌，文治之隆，漢、唐以來所未逮也。」又〈文苑傳〉云：「清代學術，超漢越宋。論者至欲特立『清學』之名，而文學並重，亦足於漢、唐、宋、明以外別樹一宗。」竊謂「超漢越宋」猶待商榷，而清學確能獨樹一宗。 洎乎晚季，歐艦叩關，西風東漸，若巨濤駭浪，人人無可遁避；舊學新知，猝然交融取捨，亦漢、唐以來所未有也。傳統與西學之關係，非相牴也；近人之歐化，實本於儒家思想。舊學之根柢，開放之胸懷，二者缺一不可，觀王韜、薛福成、康有為諸賢，可知矣。是以清末諸儒之著，亦有可觀者也。 清軍入關以後二百六十餘年間，儒林可觀之書浩繁無垠，吾人何由研治？必先知其綱要脈絡。王國維謂清代學術凡三變，見於〈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咸以降一變也。順康之世，天造草昧，學者多勝國遺老，離喪亂之後，志在經世，故多為致用之學，求之經史，得其本原，一掃明代苟且破碎之習，而實學以興。雍乾以後，紀綱既張，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復視為經世之具，而經、史、小學專門之業興焉。道咸以降，途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為前人所不為。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故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 順康之世乃清學之第一期，猶梁任公所謂「啟蒙期」也。明季遺老抱冠帶沉淪之隱，省王學末流之弊，志在經世致用，重在國計民生。《易經》曰：「窮則變，變則通」。蓋宋明心學向內窮極，遂須向外尋求新途。國何以亡，是亦遺老所探究者也。 乾嘉之世乃第二期，猶梁任公所謂「全盛期」也。天下承平日久，學者經世之志遂淡，專精於經史小學，旁及音韻、天算、地理、金石、校勘等。其治學方法為「實事求是」、「無徵不信」（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清初，漢學、宋學尚未水火不容；漢宋之爭，至乾嘉而愈烈。戴震、段玉裁、王念孫之輩不喜宋學，其志不在經世致用，為考據而考據爾。錢穆《國史大綱》謂彼時學術文化，漸與政治事業脫節。故乾嘉之學精而非大。 道咸以下乃第三期，猶梁任公所謂「蛻分期」與「衰落期」也。是時國勢衰頹，魏源、龔自珍之輩主求微言大義，以變乾嘉訓詁考據之風。雖復經世致用之志，然與清初迥異矣。晚清公羊今文學派，以舊瓶盛新酒，如康有為藉經學以倡變法。雖為救國，然亦有牽強之論。此時期之史學甚可稱道，如《海國圖志》、《瀛環志略》，開著述世界史地之先河。 以下詳論三期之學術，提煉清儒之得失。 清初 明末學術凋敝，心學風靡一時。陽明乃百年難遇之聖哲，然王學之流弊亦甚，學者或僅談性，求頓悟；或以謬論標新立異。此非陽明之過。舉凡學說，盛久必衰，或偏離遠矣，或因時取棄。《清史稿·儒林傳》謂：「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清興，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清儒矯前明空疏之病，其藥方可以一「實」字蔽之。 經史之考據訓詁乃清代學術之主流，此風肇始於國初顧炎武、閻若璩、胡渭諸儒。清初學者，以地域分，北有孫奇逢、李顒、顏元，南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浙西宗顧炎武，浙東宗黃宗羲。若以術業分，則如下： 經學與哲學： 顧炎武、閻若璩、胡渭經學成就斐然。炎武大倡「捨經學無理學」，「教學者脫宋明儒羈勒，直接反求之於古經」；若璩「喚起『求真』觀念」，善考證，辨《古文尚書》之偽；胡渭攻「河洛」，「掃架空說之根據」，「於是清學之規模立焉。」（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又《清史稿》云：「閻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誣。」 閻若璩已近漢學，而非清代漢學之揭旗人。揭漢學旗幟者，惠棟也。其著述極富，多前人所未及道者，撰《九經古義》、《周易述》、《周易本義辨證》等，於《易經》尤精。然惠棟非第一時期之學者，其父士奇係清初至乾嘉過渡之關鍵人，抑吳派經學先驅也。蓋清前期漢學興起之過程，乃惠士奇開之，而惠棟揚之。 另有一派較保守溫和，以孫奇逢為主。奇逢宗陽明，後以程朱之學調和，不立門戶。著《理學傳心纂要》，錄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朱子、陸九淵、薛瑄、王守仁 、羅洪先、顧憲成。梁任公雲，啟蒙期之復古，可謂由明以復於宋，而漸復於漢唐。 顏元尤尚實踐，以空談為恥，主躬行，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此派以為學問不當求諸書冊，惟應求諸日常行事。 李顒與孫奇逢、黃宗羲鼎足稱三大儒。康熙十八年，清廷薦舉，顒稱疾篤，絕食拒仕。康熙四十二年，聖祖召顒見，顒遣子以所著《四書反身錄》、《二曲集》奏進。聖祖特賜御書「操志高潔」。顒曰：「孔、曾、思、孟，立言垂訓，以成四書，蓋欲學者體諸身，見諸行。充之為天德，達之為王道，有體有用，有補於世。否則假途干進，於世無補，夫豈聖賢立言之初心，國家期望之本意耶？」（《清史稿·李顒傳》）明清之際學者多持經世致用、實踐躬行之觀，此本儒家之宗旨也。 史學： 黃宗羲、萬斯同乃清初史學巨擘。宗羲《明夷待訪錄》，於中國近代民主思想之興頗有助力。斯同以布衣參史局，《明史》前期之功，首推斯同。顧炎武《日知錄》析治亂興衰之因，亦可歸類於史學。又王夫之《讀通鑑論》，探秦至五代盛衰之教訓。學術思想史方面，宗羲撰《明儒學案》，晚年輯《宋元學案》，惜乎未竟而卒。後全祖望博採群書，為之補輯。地理方面，顧祖禹撰《讀史方輿紀要》，凡職方、廣輿諸書，訛謬之處，皆為糾正。 小學： 章太炎《國學概論》謂：「清代小學一門，大放異彩。」國初之成果，有顧炎武《音學五書》、方以智《通雅》、黃生《字詁》、吳穎芳《說文解字理董》等。《音學五書》曰：「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為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為也。」顧氏以聲音為文字、文學之本原，此音韻學之關鍵也。又黃氏《字詁》「因音求義」，乃訓詁之要徑。 文學： 《清史稿·文苑傳》云：「清運既興，文氣亦隨之而一振。」魏禧、侯方域、汪琬開文章風氣之先。方苞乃桐城派之宗主，善古文，嚴於義法，主文學經世。 評點學盛於明清，金聖歎以評點蓋世，著《左傳釋》、《天下才子必讀書》。又黃宗羲撰《明文授讀》，儲欣撰《唐宋八大家類選》，悉為清初古文評點學佳著。 清初詩話富學術價值。吳喬詩論，可謂袁枚性靈說之先聲也，其《圍爐詩話》與賀裳《載酒園詩話》、馮班《鈍吟雜錄》並為談詩三絕。葉燮《原詩》，見解獨到，發前人未及之論。漁洋山人王士禎，康熙間詩壇之領袖也，倡神韻說，撰《帶經堂詩話》。 清初詞學亦開新氣象，復得詞之美感特質。徐珂《清代詞學概論》曰：「清初之詞，最著者為朱竹垞、陳其年。」「論詞者，自明之末造以迄清之中葉，輒推臥子第一，容若次之，竹垞、其年、樊榭猶不得為上乘也。」陳子龍（臥子）係明末抗清英雄，其詞婉麗而有氣節。納蘭容若雖為旗人，而詞不遜漢人，王國維謂之「北宋以來，一人而已」（《人間詞話》）。朱彝尊（竹垞）開浙西派，其詞貴在情深，「高秀超詣，綿密精美，其蔽為餖飣」（《清代詞學概論》）。陳維崧（其年）開陽羨派，「詞至千八百首之多，尤前此未有也」（《清史稿》），惜乎貌豪放而欠沉鬱。 自然科學： 晚明已引入西方科學，易代之際亦不乏研究。方以智，明末清初之通才，《清史稿》云：「自天文、輿地、禮樂、律數、聲音、文字、書畫、醫藥、技勇之屬，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所著《物理小識》可謂百科全書也，多真知灼見。其〈自序〉曰： 「寂感之蘊，深究其所自來，是曰通幾；物有其故，實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螽蠕，類其性情，徵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 方氏揭櫫通幾、質測兩大研究方法。質測者，考察事物之特性而究其變化之理也。 《物理小識》又謂地球為圓：「地體實圜，在天之中。……地形如胡桃肉。」 且載金星、水星繞太陽而行： 「西國近以望遠鏡測太白，則有時晦，有時光滿，有時為上下弦，計太白附日而行，遠時僅得象限之半，與月異理。……辰星體小，去日更近，難見其晦明，而其運行，不異太白，度亦與之同理。」 方氏治學嚴謹，不盲從，以光肥影瘦之論，破太陽大於地球百十六餘倍之疑。《物理小識》云： 「利瑪竇曰：地周九萬里，徑二萬八千六百六十六里零三十六丈，日徑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愚者曰：前言日輪之大倍於離地之空，此算日離地三倍，足以破之矣。……皆因西學不一家，各以術取捷算，於理尚膜，詎可據乎？細考則以圭角長直線夾地於中，而取日影之盡處，故日大如此耳。不知日光常肥，地影自瘦，不可以圭角直線取也。何也？物為形礙，其影易盡。聲與光常溢於物之數，聲不可見矣，光可見，測而測不準也。屋漏小罅，日影如盤。嘗以紙徵之，刺一小孔，使日穿照一石，適如其分也。手漸移而高，光漸大於石矣。刺四、五穴，就地照之，四、五各為光影也。手漸移而高，光合為一，而四、五穴之影不可復得矣。光常肥而影瘦也。」 小結 以上所舉，不乏反清志士、布衣學者、山林遺逸，未遑述及官方學術。茲且論個人領域，要之，所貴者在實用、實踐、考證，能著眼於大處，亦於細處求真。此時期學者喜言成敗經世，至乾嘉而愈近學究；於宋學猶能因襲，惜乎後世正統派棄之若敝屣矣。
文/清簫 前兩期已講解況周頤的四首詞。本期先講最為王國維所欣賞的兩闋詞。 王氏《人間詞話·附錄》云：「蕙風〈洞仙歌〉秋日遊某氏園及〈蘇武慢〉寒夜聞角二闋，境似清真。集中他作，不能過之。」 先來讀況氏〈蘇武慢〉： 蘇武慢 寒夜聞角 愁入雲遙，寒禁霜重，紅燭淚深人倦。情高轉抑，思往難回，淒咽不成清變。風際斷時，迢遞天涯，但聞更點。枉教人回首，少年絲竹，玉容歌管。 憑作出、百緒淒涼，淒涼惟有，花冷月閒庭院。珠簾繡幕，可有人聽？聽也可曾腸斷？除卻塞鴻，遮莫城烏，替人驚慣。料南枝明日，應減紅香一半。 該詞作於1889年，亦得王鵬運讚賞。況周頤《蕙風詞話》對該詞有一段自評： 「余少作〈蘇武慢·寒夜聞角〉云：『憑作出、百緒淒涼，淒涼唯有，花冷月閒庭院。珠簾繡幕，可有人聽？聽也可曾腸斷？』半塘翁最為擊節。比閱《方壺詞〈點絳脣〉》云：『曉角霜天，畫簾卻是春天氣。』意與余詞略同。余詞特婉至耳。」 「半塘翁」即王鵬運，「方壺」即汪莘。況周頤這闋〈蘇武慢〉與汪莘「曉角霜天，畫簾卻是春天氣」意略同，而風格更婉。 葉恭綽《廣篋中詞》也有評語：「『珠簾繡幕』三句，乃夔翁所最得意之筆。」 下面詳細賞析這首詞好在哪裡。 況周頤家鄉在廣西臨桂，1885年到四川遊歷，1888年北上入京。1889年，擔任內閣中書。作此詞時，他正在遠離故鄉的北京，寒夜聽聞淒涼角聲，更加重思鄉之情。開頭便直接點出「愁」字，並化無形為有形，那愁情深入雲霄，望不到盡頭。詞人之愁穿過層雲，也許最終落在南方的故鄉。「紅燭淚深」也寫得很妙，燭淚深意味著夜已深。「愁入雲遙，寒禁霜重，紅燭淚深人倦」，從天上到地上，再從室外到室內，緊扣題目中的「寒夜」。 題目又說「聞角」，那角聲由高昂轉向低沉，彷彿吹角人和自己一樣，思緒難以收回，再也吹不出高昂的聲音。不知那吹角人是否也在思念故鄉？之後角聲又變得淒咽，似乎泣不成聲。「清變」的「變」指變聲，即變宮、變徵。變徵是高而悲壯的調，比如歷史上為荊軻送行時，在易水邊，荊軻唱的歌就是變徵之聲，《史記》曰：「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 最後，角聲徹底在風中停止，如天涯般遙遠的地方又傳來打更聲，更顯得寂靜淒涼。況周頤回憶起，年少時有歡樂的音樂與美人相伴，透過今昔對比，反襯今夜之孤寂。「枉」字用得好，縱回憶也無益，不能改變現實分毫。 換頭的要求是承上啟下，詞人繼續寫角聲，儘管角聲表達出「百緒淒涼」，然而相比之下，真正淒涼的只有「花冷月閒庭院」。我曾提及，填詞之句法有層深句和翻轉句，若一直只寫一層，便嫌單薄，可以更進一層或撇去一層。角聲已足以使人愁苦，但冷清的庭院更令人傷心，為何？因為看到庭院，就會想起家中的妻子在孤零零地等待丈夫。 「珠簾繡幕」指閨中少婦的住所。「珠簾」往往給人一種聯想，即男女離別相思。李白〈怨情〉詩曰：「美人捲珠簾，深坐顰蛾眉。」女子捲起珠簾，是為瞭望向離人遠去的方向和可能歸來的方向，期盼離人早日還鄉。在這闋詞中，「珠簾繡幕」指況周頤的愛妻嗎？他不明說，而是以兩個問句留白：「可有人聽？聽也可曾腸斷？」他不僅寫自己聞角的感受，也想像閨中女子聞角的感受，軍隊號角聲很容易使她們加倍思念徵人，如果聽到，大概也會腸斷。身在故鄉的愛妻雖聽不到角聲，但或許此刻也在牽掛自己。此種寫法近似東坡〈少年遊〉，設想妻子思己，實為作者思歸。 讀到這裡，如果你是作者，接下來會怎樣寫？填詞注重轉，不轉則無味。劉熙載《藝概》謂：「一轉一深，一深一妙，此騷人三昧，倚聲家得之，便自超出常境。」況周頤此詞，從角聲轉到庭院，從庭院轉到閨中少婦，不單寫自己聞角、設想他人聞角，還設想邊塞的鴻雁與城裡的烏鴉聞角。「塞鴻」、「城烏」也在聽聞角聲後驚怕，已經習以為常。「除卻塞鴻，遮莫城烏，替人驚慣」化自溫庭筠〈更漏子〉：「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鴻雁、烏鴉受驚，妻子或許也因思念而難寐。 結拍又從鳥轉到花：「料南枝明日，應減紅香一半。」亦為設想。淒涼的角聲驚起枝上的烏鴉，明日再看南枝，恐怕紅花將減少一半。紅花消瘦，暗喻妻子因愁思而憔悴。雖字面無人，而深寓關愛。 全詞不離「寒夜聞角」四字，很大篇幅圍繞角聲，但讀起來不乏味。這是因為寫聲、寫景富於變化，今昔對比，虛實相濟；且含蓄婉轉，不盡之意寓於言外。 況氏《蕙風詞話》有一經驗，亦值得學填詞者借鑑： 「吾蒼茫獨立於寂寞無人之區，忽有匪夷所思之一念，自沉冥杳靄中來，吾於是乎有詞。洎吾詞成，則於頃者之一念若相屬若不相屬也。而此一念，方緜邈引演於吾詞之外，而吾詞不能殫陳，斯為不盡之妙。非有意為是不盡，如書家所云無垂不縮，無往不復也。」 況氏將書法「無垂不縮，無往不復」的原則融入詞學，簡言之，填詞要留白，用縮筆，知停頓，為讀者留下想像空間。應有迷離之妙，而不同於晦澀。至於分寸如何掌握，好比在垂與縮之間尋找恰到好處的點，很難用理論概括，填詞、書法都需要多悟、多練。 不過我們可以總結一些寫法，如一首詞不宜全用直筆，應有側面、反面；又如上片歇拍與下片結拍應記得收，似盡而不盡。有時直抒情不如以景結，如李重元「欲黃昏。雨打梨花深閉門」、辛棄疾「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姜夔「西山外，晚來還捲，一簾秋霽」等，均是以景結的佳句。 下面講況周頤〈洞仙歌〉。全詞為： 洞仙歌 秋日獨遊某氏園 一曏閒緣借，便意行散緩，消愁聊且。有花迎徑曲，鳥呼林罅，秋光取次披圖畫。恣遠眺，登臨臺與榭，堪瀟灑。奈脈斷征鴻，幽恨翻縈惹。 忍把、鬢絲影裏，袖淚寒邊，露草煙蕪，付與杜牧狂吟，誤作少年遊冶。殘蟬肯共傷心話。問幾見，斜陽疏柳掛？誰慰藉？到重陽，插菊攜萸事真假。酒更貰，更有約東籬下。怕蹉跎霜訊，夢沈人悄西風乍。 此詞作於1916年，中華民國已建立。1916年至1917年發生府院之爭，總統黎元洪與總理段祺瑞相爭，黎元洪邀請安徽督軍張勳入京調停。張勳仍忠於清室，其部下兵將不剪辮子，被稱為「辮子軍」。張勳北上後，脅迫黎元洪解散國會，擁護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復位。但此次復辟只是曇花一現，段祺瑞出兵討伐張勳，段軍於1917年7月12日進京，張勳逃遁，溥儀再次退位。這就是著名的「張勳復辟」事件。況周頤寫這闋〈洞仙歌〉時，復辟尚處於密謀期，他既期待復辟成功，又對成功的機率感到擔憂。「斜陽疏柳掛」、「怕蹉跎霜訊，夢沈人悄西風乍」均體現他的這種心情。 第一期曾提到，清亡後，況周頤甘願為遺老，懷戀前朝。他搬遷至上海，生活艱苦，卻堅持不出仕。民初有不少學問淵博的知識分子順應時代，入職民國政府或在學校任教；況周頤曾在清朝做官、講學，其才華不局限於詞學，完全有能力在新時代謀得一官半職或重新教書，但他沒有這樣做。他心中有深深的亡國之痛，其晚年的情感近於南宋、明朝遺民的心態，不同的是，他效忠的並非漢人政權。在這首詞中，他登高遠眺，心情是非常複雜的——有鄉愁；有孤寂；有亡國之哀；有飄零落拓之感慨；隱約預感復辟不成，卻依然抱有一線希望。 他說：「奈脈斷征鴻，幽恨翻縈惹。」鴻雁這一意象常用於寄託對親人、故鄉的思念，因為雁可以傳書信。當鴻雁遠去，消失在看不見的天際，人會有無法寄出思念之意的失落感。晏幾道〈蝶戀花〉云：「浮雁沉魚，終了無憑據。」李清照〈念奴嬌〉云：「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縱然能寄，愁能消否？況周頤一生輾轉多地，清亡後，更覺無處為家。他1911年跑到上海時很倉促，那年辛亥革命爆發，他的前上司端方為革命軍所殺，況周頤想必也意識到自己不得不移居到更安全的地方。而今重陽節又至，「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怎不想念家鄉故國？ 他又道：「忍把、鬢絲影裏，袖淚寒邊，露草煙蕪，付與杜牧狂吟，誤作少年遊冶。」況周頤和杜牧很像，均放蕩不羈，王鵬運稱況周頤為「目空一切況舍人」。況、杜二人亦都是一生飄零、仕途失意的曠世奇才，其官職皆不足以滿足雄心壯志。杜牧晚年作〈題禪院〉，曰：「觥船一棹百分空，十歲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年輕時放浪，以酒為伴；暮年兩鬢斑白，以茶代酒，不復少年狂放。倘若年輕時能施展抱負，何必「落魄江南載酒行」？而今年老體衰，不僅暢飲美酒成了幻想，壯志也更難酬了。況周頤晚年的無奈與杜牧相似，不過還多了一層易代滄桑之感。詞中有「露草煙蕪」之景，使人聯想到改朝換代，昔日宮殿雜草叢生，如朱敬則〈陳後主論〉云：「龍盤虎踞之地，露草霑衣。」 「殘蟬肯共傷心話。問幾見，斜陽疏柳掛？」可見詞人當時之孤獨，以及料想到復辟成事之難。殘蟬即秋蟬，秋季是蟬的暮年。王沂孫〈齊天樂〉以詠蟬隱寓亡國遺民對故國的追憶與南宋復國無望，其中寫道：「病翼驚秋，枯形閱世，消得斜陽幾度？」病蟬已閱盡世事變遷，還能承受多少次夕陽西下？況周頤此詞與王沂孫有相近的情感。 以上就是況周頤兩首深得王國維欣賞的詞。限於篇幅，下面簡單講幾首況氏1911年以後作的詞。 他有不少詞反映時事，如這闋〈減字浣溪沙〉： 減字浣溪沙 舜水祠堂璨雪霞。廣平鐵石賦梅花。葛薇身世一枯槎。 紅樹仙源仍世外，綵旛春色換鄰家。過牆蜂蝶近紛拏。 況周頤於民國四年五月填了九首詠櫻花的〈減字浣溪沙〉，以上是第六首。 「紅樹仙源」指日本。清末民初，無論是革命黨，還是清朝遺民，都將日本視為避居之地。辛亥革命後，擁護清室的中國人如蜂蝶般遷至日本，例如升允，可謂是大清最後的忠臣之一。「葛薇」出自伯夷、叔齊的典故，《史記》稱：「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 況周頤觀賞過梅蘭芳的京劇《嫦娥奔月》，並寫下觀後感〈滿路花〉： 滿路花 蟲邊安枕簟，雁外夢山河。不成雙淚落、為聞歌。浮生何益，盡意付消磨。見說寰中秀，曼睩修蛾。舊家風度無過。 鳳城絲管，回首惜銅駝。看花餘老眼、重摩挲。香塵人海，唱徹定風波。點鬢霜如雨，未比愁多。問天還問嫦娥。 此詞從戲內寫到戲外，想到現實中經歷亡國的自己，不禁問上天與嫦娥。 壯志未酬，大清覆滅，況周頤難以接受時代的巨變，渴望夢見舊時山河；並感慨自己此生有何用，心中有萬千愁緒，於是聊且以聽歌消磨時間。道出看戲的背景與原因後，讚美表演之精彩：「見說寰中秀，曼睩修蛾。舊家風度無過。」 隨後他又回到現實，「鳳城絲管，回首惜銅駝」，懷念故國並感嘆易代。「鳳城」指京城；「銅駝」象徵繁華，有亡國之意。晉朝洛陽有銅駝街，冠蓋雲集。《晉書》記載，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 況周頤又想到自己眼花鬢白，想問這一切都是為甚麼。全詞至此戛然而止，無盡言語，俱融入兩個「問」字。 類似的問題，王國維也問過：「天以百凶成就一詞人，果何為哉！」（《人間詞話·附錄》） 1926年，詞學大師況周頤離開了這個似乎不屬於他的時代。至於如何評其政治立場，見仁見智。不過，其著作確實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價值。
文/清簫 本期繼續講解晚清詞學家況周頤的詞。關於況氏的生平，諸位可參看上期內容。 此前已講況周頤所作〈唐多令〉和〈摸魚兒〉，二詞均與中日甲午戰爭有關。以下講解作於甲午戰爭末期的一闋詞——〈水龍吟〉。 水龍吟 雪中過了花朝，憑誰問訊春來未。斜陽斂盡，層陰慘結，暮笳聲裏。九十韶光，無端輕付，玉龍遊戲。向危闌獨立，綈袍冰透，休道是，傷春淚。 聞說東皇瘦損，算春人、也應憔悴。凍雲休捲，晚來怕見，欃槍東指。嘶騎還驕，棲雅難穩，白茫茫地。正酒香羔熟，玉關消息，說將軍醉。 此詞作於1895年二月十八日，不久前清軍接連戰敗。1894年九月，中國海軍與日本海軍於大東溝激戰，清軍五艦沉沒，日軍四艦受創。同月，日軍渡鴨綠江。十月丁卯，日軍襲擊旅順船塢，後來旅順失守。次年正月，日軍進攻威海，清軍又敗。據《清史稿·李鴻章傳》，短短半年，「初敗於牙山，繼敗於平壤，日本乘勝內侵，連陷九連、鳳凰諸城，大連、旅順相繼失。復據威海衛、劉公島，奪我兵艦，海軍覆喪殆盡。」慈禧太后的「後黨」及李鴻章等主和派大臣一直未有戰到底的決心，加之慘敗且損失慘重，於是清廷授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赴日本議和。 了解當時的背景後，諸位再讀這首詞，應該不難理解況周頤的心情。我們先看開頭：「雪中過了花朝，憑誰問訊春來未」。寫作之時，剛過了花朝節，花朝在二月十五日，這天是百花生日。然而春天好像還沒到來，大雪紛飛，與期待的景象形成對比。春訊暗喻打勝仗的喜訊，清軍連敗，正如杳無春訊。看到的是「斜陽斂盡，層陰慘結」的景色，聽到的是淒涼的笳聲，視覺和聽覺皆籠罩於昏暗慘淡中。 「九十韶光，無端輕付，玉龍遊戲」寫得很妙。「九十韶光」即春光，因春季一共九十天，故稱。此三句是要表達：可惜春光在寒雪中流逝，美好的時光在戰爭中消耗。「玉龍」雙關，既形容下雪，亦可比喻劍和戰爭。諸位不妨回顧唐宋詩中的「玉龍」，都有哪些詩句？呂洞賓〈劍畫此詩於襄陽雪中〉寫道：「峴山一夜玉龍寒，鳳林千樹梨花老。」這裡「玉龍」是描寫雪景。張元也有一首寫雪的詩：「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空飛。」雪花紛紛飄落，就像天兵天將打敗白龍後，白龍身上無數鱗片從天上掉落。「玉龍」還能給讀者一種提劍殺敵報國的聯想，李賀〈雁門太守行〉曰：「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此詩中的「玉龍」指寶劍。現在我們回到「玉龍遊戲」這句，表面上是寫大雪飛舞嬉戲，實則蘊含豐富的言外之意：多少將士在戰場上捐軀，一旦慘敗，意味著他們的付出徒勞無功。「遊戲」二字用得好，清政府之輕率與腐敗不言而喻。 我們接著往下讀：「向危闌獨立，綈袍冰透，休道是，傷春淚。」況周頤獨自憑欄，濕透衣服的何止飛雪，還有自己悲傷的淚。而這淚，豈是為傷春小事而流！每一滴皆飽含對國事的傷感。 換頭處寫道：「聞說東皇瘦損，算春人、也應憔悴」。東皇即春神，此處暗指光緒帝；春人暗指百姓。此句言君民上下俱因甲午戰爭而痛苦。 「欃槍」即彗星。在中國古代，彗星預兆戰亂，不祥，如《大宋宣和遺事》云：「見毛頭星現於東北方，旺壬癸真人。此星現，主有刀兵喪國之危。」此處「欃槍東指」指日本侵略帶來的兵禍。詞人怕見戰爭，然而現實不可否認：「嘶騎還驕，棲雅難穩，白茫茫地」，日軍驕橫入侵，連棲鴉也不得安寧。雅即鴉，《說文解字》云：「雅，楚烏也。……秦謂之鴉。」 詞的結拍，尤須認真構思，以言有盡而意無窮者為佳。此詞結拍甚妙，輕輕一轉，堪比千鈞，諷刺之意若餘音繞樑：「正酒香羔熟，玉關消息，說將軍醉。」敵軍所到之處「嘶騎還驕，棲雅難穩」，而清軍某些將軍卻還在享樂，「酒香羔熟」。 在國危時享樂的，權力最高者乃慈禧太后。《清史稿·樂志》記載：「光緒二十年，皇太后六旬萬壽，喜起舞樂二十章。」據《清史稿·德宗本紀》，光緒二十年冬十月，中日戰爭正如火如荼，局勢堪憂，「壬子，日人陷金州，副都統連順棄城遁。徐邦道及日人戰，敗績。」「壬戌，日人陷岫巖州。」「丁卯，日人襲旅順船塢。」同在十月，慈禧卻鋪張高調地舉行六十大壽慶典，「各國使臣呈遞國書，賀皇太后六旬萬壽」。與慈禧相比，「酒香羔熟」的將領都是小巫見大巫。嗚呼哀哉！ 回顧〈水龍吟〉全詞，章法佈局亦佳。上片圍繞「雪」和「春」；下片明言時事；過拍承上啟下，過渡自然。從「休道是，傷春淚」轉至「東皇瘦損」，「春」之筋脈不斷，並巧妙帶起下片之意。 況周頤還填過一闋〈水龍吟〉，作於1895年四月，此時他的心情比兩個月前更沉痛。全詞如下（含序）： 水龍吟 己丑秋夜，賦角聲〈蘇武慢〉一闋，為半唐所擊賞。乙未四月，移寓校場五條衚衕，地偏宵警嗚嗚達曙，淒徹心脾。漫拈此解，頗不逮前作，而詞愈悲，亦天時人事為之也。 聲聲只在街南，夜深不管人憔悴。淒涼和併，更長漏短，彀人無寐。燈灺花殘，香消篆冷，悄然驚起。出簾櫳試望，半珪殘月，更堪在，煙林外。 愁入陣雲天末，費商音、無端淒戾。鬢絲搔短，壯懷空付，龍沙萬里。莫謾傷心，家山更在，杜鵑聲裏。有啼烏見我，空階獨立，下青衫淚。 序中說，況周頤曾在1889年秋夜作〈蘇武慢〉一闋，得到王鵬運的讚賞。1895年四月，況周頤移居宣武門外校場五條衚衕，警報聲徹夜達旦，心中倍感淒涼，遂寫下這首〈水龍吟〉。他認為，該詞雖比不上前作〈蘇武慢〉，但更為悲痛，這是由「天時人事」造成的。 「天時人事」指大清甲午戰敗，1895年三月，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會面，簽訂《馬關條約》，割地賠款。《清史稿·德宗本紀》記載：「和約成，定朝鮮為獨立自主國，割遼南地、臺灣、澎湖各島，償軍費二萬萬，增通商口岸，任日本商民從事工藝製造，暫行駐兵威海。」可想而知，這一結果對憂國憂民的況周頤造成多大的打擊。 《馬關條約》簽訂前後，清廷提心吊膽，怕日本攻至北京，因而全天警戒。深夜的警報聲使況周頤難眠，伴隨更聲與漏聲，更令人夜不能寐。「不管」二字，使宵警聲染上感情色彩，彷彿不顧人憔悴。 前五句寫聽覺，隨後寫視覺：「燈灺花殘，香消篆冷」，春花凋殘，燈燭已成灰，篆香也已焚盡。篆香即狀似篆文的盤香，點燃它可用於計測時間。燈熄篆冷，意味著夜已深。 詞人走出簾櫳，舉頭仰望半圓的殘月，此景已足以使人傷感，更不用說殘月掛在朦朧煙林之外。各位試想，為何看見「半珪殘月」和被煙霧籠罩的樹林會使詞人悲傷？月之殘缺，令他想到國土殘缺；樹林被蒙上煙霧，就像戰爭的煙塵遮蓋錦繡山河，中國的未來也如煙林般撲朔迷離。以月亮盈虧象徵國家興衰、山河破碎，宋詞中已有先例，王沂孫〈眉嫵〉云：「千古盈虧休問，嘆慢磨玉斧，難補金鏡。」彼時南宋已亡，王沂孫借詠月含蓄表達復國無望的哀痛。 現在我們回來看〈水龍吟〉的下片。詞人的目光先從室內轉到室外，現在從月、林轉向雲：「愁入陣雲天末」。「陣」字值得注意，層雲堆積，在況周頤眼中就像兵陣，他的心已對戰爭敏感，看見雲，也不禁再次聯想到時事。 我們從他的〈唐多令〉可以感受到他胸懷壯志，希望精忠報國。然而現實殘酷，他的職位無關緊要，無法大展身手，所以說：「鬢絲搔短，壯懷空付，龍沙萬里。」「龍沙」指白龍堆、沙漠兩地，也可泛指塞外。《後漢書·班梁列傳》云：「坦步蔥雪，咫尺龍沙。」這是評價班超的話，視白龍堆、沙漠為咫尺。況周頤志在如班超建立軍功，可惜報國無門。 既然壯志難酬，功業無成，不如回鄉。於是寫道：「莫謾傷心，家山更在，杜鵑聲裏。」杜鵑鳥的啼聲很像「不如歸去」，如今國破，朝廷官場令人失望，幸好家山仍在，杜鵑彷彿在催促他離開傷心之地。 他勸自己「莫謾傷心」，然而傷心淚豈是容易止住的？料將有啼烏看到，徹夜未眠的他孤獨地站在空蕩蕩的石階上，淚水沾溼青衫。「下青衫淚」的「青衫」，不僅指青色的衣服、學子穿的衣服，還指低階的官服，可借指官員失意。白居易〈琵琶行〉曰：「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白居易被貶為九江郡司馬，聽聞琵琶女演奏與自述，為她的身世感嘆，亦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不禁淚濕青衫。況周頤認為自己也是失意人，他的詞中常出現「青衫」。 兩闋〈水龍吟〉，本期就講到這裡。截至目前，已講解況周頤四首和甲午戰爭有關的詞，從中不難發現其關懷社稷的思想，這些詞可被視為歷史大事件的縮影。 清代是詞中興的朝代，期間有兩度復興，一次在明清易代之際；另一次始於嘉慶、道光年間，受常州派推動，其後在晚清亂世中重新找回託喻的深意及對世變的深切關懷。常州派周濟在《介存齋論詞雜著》中說： 「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饑，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 周濟將作詞與時代盛衰、國家興亡緊密結合，提倡關注潛伏的社稷危機，視他人受饑溺水如同自己受苦，期待詞人針砭時弊，且為後人留下參考價值。「詩有史，詞亦有史」，此句非常重要，所謂「詞史」，即詞可以反映大的時代。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因為他的詩是對唐代天寶之亂的折射；同樣，一些詞人的作品也可稱為「詞史」。 晚清湧現出許多這類反映時代的詞，蔣春霖、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等，他們的詞飽含經歷國破世變的沉痛。其中，況周頤的詞從1894年至1923年幾乎不斷地「記錄」時事，以比興寄託手法，無意間著成清末至民初的一部「詞史」。 況周頤重視詞中有寄託，諸位從以上我選的作品中也能發現，他的寄託自然真摯，值得我們學習。況氏《蕙風詞話》有一段論及寄託，亦值得學詞者參考： 「詞貴有寄託。所貴者流露於不自知，觸發於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於性靈。即性靈，即寄託，非二物相比附也。橫亙一寄託於搦管之先，此物此志，千首一律，則是門面語耳，略無變化之陳言耳。於無變化中求變化，而其所謂寄託，乃益非真。……夫詞如唐之《金荃》，宋之《珠玉》，何嘗有寄託，何嘗不卓絕千古，何庸為是非真之寄託耶？」 真正的寄託出自性靈，填詞之前不必確定要寄託甚麼，不可強為，而應「流露於不自知」。只要出於真性靈，即使沒有寄託，也可以寫出卓絕好詞。 完成一首詞很難，但發端並不複雜，情感往往在不經意間產生。如況氏〈水龍吟〉，就所見雪景，或就所聞之聲，湧起莫名之情，而將此情賦予景物聲色，如王國維所謂「物皆著我之色彩」。那情感，若能說得清、道得明，何必用詞來表達？所以張惠言《詞選·序》說： 「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 適宜以詞抒發的，不是一般的賢人君子之情，而是賢人君子心中極其幽深、隱約、哀怨、想說卻難以言說的情感。而且最好以「低徊要眇」的方式表達，婉轉精微，富含言外之意。詞之特質，正是如此。 下期續。
庚子年冬，予偕摯友游於雪梨安德森公園。霽空與海一色，漣漪隨風而漾。遠眺無山，樓分天水；近看鷗雀，或嬉戲於水，或停佇於岸。 舉目東望，白雲似有約在先，齊聚一堂；倏爾似酒罷筵散，各赴一方。 緣岸行數百步，行人多三兩相伴，解封之喜形於顏色，天倫之樂溢於言葉。 黃髮垂髫，七成無憂寡慮，六成享於當下。見有老者，靜坐讀書；亦有情侶，細語相訴。 孩童天真無邪，欲捉飛鳥，親於自然。澳國之冬，寒中有暖，陽光與笑靨同輝，微風與海景相融。 然身處碧海之畔，誰觸景而思？或思功名之事，或憂前路修遠，或憶過往之瑕。嘗有人日日靜立於此、心浸世外之境乎？ 或唯有草木，根入塵垢，心寄方外，年年如是。 百年後，海猶當年海，人非故時人。 孰為案牘所困，孰因欲壑而苦，孰為簞食而喜，孰因致遠而樂。 世人皆盼有海之胸懷，然所欲如海，所愛亦如海乎？ 得萬鍾而無愁，此乃小我； 為宏願而求索，此乃大我； 為社稷而辛勞，此乃舍我。海無他我之分，故海愛人如愛己； 心若減貪抑欲，則更近萬頃之海。 今夕何夕，安得謝公之屐？ 縱有良辰美景，青山碧水，豈可日夜醉游？ 吾逢汗漫終有日，助萬千人游太清。 雲有聚散，人有悲歡，花有開落，天有陰晴。物換星移，僅在須臾之間。永恆之美，在內而不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