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簫
先簡單回顧上期內容。上期提到歷史研究中可能出現的六個問題，應當儘量避免：
A：未能鑑別材料的真偽優劣或文字的正誤。
B：在有原始材料或接近原始材料者的情況下，對其忽視，而只參考改編後的材料。
C：材料中引用某書某段文字，而未查此書原文，考其異同。
D：所據材料未經精校，非善本。
E：未能理解或誤解原文。
F：嚴重斷章取義。
以及考據學的方法：
一曰博採群書
二曰精選善本
三曰尋究義例
四曰參考金石
這些方法能幫助我們減少及避免錯誤。上期已講過前兩種方法，下面繼續講三和四。
史書各有義例，用詞也有義例。作者可能不會向你解釋，因此讀者應當尋究，以免誤解。何為義例？有不同的意思：書的原則、主旨和體例；含義與例證；普遍規則與個例。在史書中，簡而言之，大致是作者的寫法。由例可推求義，如透過《春秋》的筆法探究孔子的大義。但有些地方並沒有深刻的義，只是著者採用某種寫法而已。
甚麼是史書的義？很複雜，一言難盡。姚永樸《史學研究法》將史義概括為六種：「一曰追遠之義」，「二曰合群之義」，「三曰資治之義」，「四曰徵實之義」，「五曰闡幽之義」，「六曰尚通之義」。比如古人敬天，正史中列天文志、五行志、律曆志，撰天文志的傳統一直延續至《明史》、《清史稿》，這是追遠之義的體現。
甚麼是史書的「例」？比如，《史記·項羽本紀》中，言及劉邦，起初稱他為沛公，因為那時他還不是漢王，更不是皇帝；從「故立沛公為漢王」往下，稱劉邦為漢王，不再稱沛公。《史記·淮陰侯列傳》中，起初稱劉邦為漢王，後來稱高祖。這樣稱謂比較符合史實，在甚麼時候是甚麼身份，分得清楚，不因劉邦後來當皇帝，而從頭到尾稱他為高祖。這是史書的「例」之一。還有哪些屬於「例」？又如「《春秋》王人必書於諸侯之上」，「《春秋》不書楚越之王喪之類是也。」（姚永樸《史學研究法》）讀者應當注意這些「例」，進而更好地理解史書。
再說另一種義例。例是個別的表現，義是普遍的規則。當我們看到例時，不妨尋找更多的例，透過大量證據總結出規則，近似於歸納法。然後可以用此規則衡量正誤。
掌握義例後，可以糾正一些讀者的誤讀。如《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亮與徐庶並從」這段記載下方，裴松之注曰：「《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有人以為「單家」的「單」是姓，這樣理解是否正確呢？需要考據，用證據來解釋。我們不妨查一查《魏略》或《三國志》裴松之的注釋中，其他出現「單家」的地方。按《三國志》卷十三，注曰：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閻、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
《三國志》卷二十三注曰：「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縣人也。馮翊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此段注還說，《魏略》列傳以徐福、嚴幹、李義等十人共卷。
《三國志》卷二十一注云：「《魏略》曰：質字季重，……始質為單家，少游遨貴戚間，蓋不與鄉里相沈浮。」
這些人當然不是都曾姓單。由語境可知，單家與冠族、貴戚相對，應指寒門。《後漢書》卷八十下云：「故法禁屈撓於埶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此處「單門」也是寒門的意思，和單家差不多。
以上過程，參考了錢大昕的方法。他得出結論：「凡云單家者，猶言寒門，非郡之著姓耳。」（《諸史拾遺》卷一）這就是透過多個例歸納出義，然後以義辨別正誤。此種義例法是清代學者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
錢大昕用此方法，所得學術成果斐然。再舉一例，當時有一個版本的《三國志》有誤，混淆了史書正文與裴松之的注，被錢大昕發現。《三國志》卷四十五〈楊戲傳〉中，「《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衞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于篇」，以及後面王嗣、常播、衞繼三人的傳，其實都是注釋，而非正文。有一刊本卻把注釋當成正文，誤升為大字。其實裴松之的注釋常附帶相關史料，王嗣三人的事蹟在原文中沒有記載，也沒提及他們的名字，因此裴松之引用並補充。這是依據常例而推斷出的。
又如，錢大昕透過《漢書》中的例，發現「〈地理志〉載侯國，皆據當時見存者。」「志皆不云侯國者，其時國已除也。」「志所書侯國，蓋終於成帝元延之末，惟博山一侯，或後人增加也。」（《二十二史考異》卷九）他歸納出《漢書》〈志〉記載侯國的截止時間，大概在漢成帝元延之末，不書哀帝、平帝間的侯國，只有博山侯例外，認為博山侯可能是後人補添的。
義例並非死板的，當我們歸納出一條通則後，最好不要教條化，如以上錢大昕的結論，不一定準確，他也未敢絕對化。
我再拿《春秋》舉例。諸位皆知《春秋》有微言大義，比如《穀梁傳·成公十二年》說：「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春秋》記載兩國交戰，通常先書「戰」，後書某國「敗績」。按《穀梁傳》，如果交戰雙方是中原之國與夷狄，則不書「戰」，都寫作打敗某國，反映出孔子尊華夏攘夷狄的大義，例如：「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但不全是如此，如楚國也被視為夷狄，和中原國家交戰，《春秋》有書「戰」而不僅書「敗」的例子，如：「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而且華夏國家間交戰，也有不書「戰」而只書「敗」的例子，如秦晉殽之戰，經曰：「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有兩種可能：孔子本無此義例；有特例之處另有一番用意。一個義例在同一部史書的某處成立，而在另一處不成立，有這樣的現象，可能是因為作者根本就沒有立此原則。又如《穀梁傳·文公九年》曰：「天子志崩不志葬。」但《春秋》天子書葬者不乏其例。
我們也應當考慮到，當一個常例變化時，或許有隱寓的褒貶變化。如《春秋》對楚國人稱謂的變化，可見楚國地位逐漸近於華夏。例：
莊公十年經曰：「荊敗蔡師于莘。」稱楚人為「荊」，蓋有視其為夷狄之意。又莊公十四年經曰：「荊入蔡。」
莊公二十三年經曰：「荊人來聘。」書「荊人」是一提升。
僖公元年經曰：「楚人伐鄭。」自此始稱「楚人」。
至文公九年，經曰：「楚子使椒來聘。」記聘的寫法始與華夏國家相同，即書國君使某某來聘。
《春秋》記載華夏之聘有一常例，如：「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天子使南季來聘。」「齊侯使國歸父來聘。」「衞侯使甯俞來聘。」而記夷狄之國的行動，不書君、大夫、人，往往只稱國名，如「狄伐晉」、「狄入衞」、「荊伐鄭」、「戎伐凡伯于楚丘」。若記夷狄之聘，亦不書君、大夫、人，不稱使。書「荊人來聘」，已表明對楚國的看法有細微的改變。陳傅良《春秋後傳》云：「聘未有書『人』者，其稱『人』何？荆未有大夫也。聘未有不稱『使』者，其不稱『使』何？荆未有君也。荆未有君、大夫也，而稱『人』於是始，蓋進之也。」
華夷之辨不只看地域、種族，主要取決於禮義和文化的程度，若華夏諸侯行失德之事，則可視其為夷狄。如上文提及的殽之戰，《穀梁傳》云：「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這個解釋不一定是孔子的原意，但也不排除有褒貶之意的可能性。
關於義例，就先講到這裡。讀史書，觀察並探究義例會有幫助，也是考據學的方法之一，我們可以透過它辨別一些史書的版本或觀點的正誤，正如錢大昕那樣。同時也應注意，尋例多多益善，義例要具普遍性，若著者沒有說明其義例，則不宜將自己發現的共性或常例絕對化，亦不宜牽強附會。
下期講金石考證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