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簫
考慮到便於更多讀者理解，本文以白話書寫。
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姚永樸《史學研究法》云：「古之人為史，未有無所資而能成者也。」當今人人可上網查資料，物質條件上看似有很好的基礎，實際上風險更高，因為在五花八門的信息裡，你找到的材料可能有誤或不值得參考。源頭不正，下游也會偏，最後得出的結論很可能是錯的。所以無論是學者還是講歷史故事的人，都要先在材料的篩選上下功夫。道理諸位都懂，可是具體搜索及選取時，學識高的會做得更好，這不是幾天練成的。那些推崇AI的人，相當可笑。學術之事何其嚴謹！即使寫的不是學術論文，也該為讀者、觀眾負責，這是最基本的良知！
而在心術正的作者中，雖然用功，卻仍可能出現以下問題：
A：未能鑑別材料的真偽優劣或文字的正誤。
B：在有原始材料或接近原始材料者的情況下，對其忽視，而只參考改編後的材料。
C：材料中引用某書某段文字，而未查此書原文，考其異同。
D：所據材料未經精校，非善本。
E：未能理解或誤解原文。
F：嚴重斷章取義。
其中，B、C、D可以說是A的具體表現，但為強調其重要性，所以單獨列出。以下分別舉例。
A
首先應確認真偽。真偽分書之真偽與事之真偽，或全部之真偽與局部之真偽。如某書真，其部份記載偽，猶有可取處；若書乃偽托，則其參考價值不言而喻。
漢朝修正史，已注重辨偽，《漢書·藝文志》列舉了不少依託之作，如《封胡》、《風后》、《力牧》等，班固自注曰：「依託也。」還有懷疑而未敢確定的，如《孔甲盤盂》，注曰：「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判定某書偽，不能武斷，若沒有極充足的反證，最好暫認其為真。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談到，如《山海經》、《穆天子傳》，「其書雖詭異，不宜憑武斷以吐棄之。」
我們或許更常遇到的，是某一歷史事件的真偽正誤，即使見於可信度很高的史料，也不宜盡信。通常是發現兩處記載相矛盾時，需要分辨真偽正誤，此種情況，只可能有兩種結果：一正一誤；兩者皆誤。例如西漢《古文尚書》出孔宅壁一事，《漢書》云漢武帝末年，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古文尚書》等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之難，未列學官。但《史記》說，孔安國早死，怎會獻書於武帝末年巫蠱之禍時？且魯共王死時，也非武帝末年，元朔元年就已離世了。來看原文，《漢書·藝文志》記載：
「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司馬遷〈太史公自序〉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孔安國卒時，應在太初以前。
《漢書·諸侯王表》記載：「魯共王餘……三月甲寅，立為淮陽王，二年，徙魯，二十八年薨。元朔元年，安王光嗣。」
不但《史記》與《漢書》相矛盾，《漢書》亦自相矛盾。那麼，孔安國究竟是早卒還是獻書於武帝末年？司馬遷所言早卒更可信，他和孔安國不僅是同時代的人，而且兩人相識，應該不會寫錯孔安國的生卒。現在《史記》和《漢書·諸侯王表》都可以用來反駁《漢書·藝文志》，大抵《漢書·藝文志》所記安國獻書一事不實。然而只知孰誤仍不足，還需盡力找出歷史的真相。荀悅《前漢紀》的記載，距真相更近一步：
「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及論語、孝經。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獻書者不是孔安國，而是其家人，大抵《漢書》漏掉一個「家」字。獻書時，孔安國已卒。
這一點，閻若璩與朱彝尊均論及，閻氏《尚書古文疏證》卷二曰：「讀荀悅《漢紀·成帝紀》……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朱氏〈尚書古文辨〉曰：「〈自序〉有云：『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又云：『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沒，當已久矣。《漢紀》：『孝成帝三年，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于《古文尚書》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則知安國已沒，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鋟本流傳，偶脫去『家』字爾。」（《曝書亭集》卷五十八）
史書每一個字都很重要，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在流傳過程中，很可能脫字，所以要對照不同史料，考異校勘。《漢書》這裡的問題，不單脫字，時間也有誤，魯共王壞孔宅不會發生在武帝末年。
上述此例，史書的參考價值本不劣，壁壞獻書一事大抵也非全偽全誤，只因發現矛盾之處，故不得不懷疑。假如沒有證據，則不可斷言此段記載錯誤。能論證其誤的情況下，是否應當修改《漢書》的文字？不可以。雖然在清代，閻若璩與朱彝尊已得出結論，但至今《漢書》中依然書作「安國獻之」，而非「安國家獻之」。如果某人想寫一部新的漢代史，那麼史料的取捨由自己決定；如果再印刷《漢書》，則須和原文一樣。你可以告訴後人，經過研究，發現哪裡錯了，但不能作為唯一的標準答案。
盲目相信是一忌，輕易改字亦是一忌。有人以為自己糾正了謬誤，殊不知是對讀者的限制，無異於宣告再無其他可能。孔子非常嚴謹，對待史料，儘量杜絕主觀、固執、武斷的態度。《論語·子罕》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公羊傳·昭公十二年》記載：「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
雖不宜妄改字，但學者有責任告訴讀者，哪處很可能有誤或闕文。可以在注釋中說明，也可以採用阮元的方法：「但加圈於誤字之旁，而別據校勘記，擇其說附載於每卷之末。俾後之學者，不疑於古籍之不可據，慎之至也。」（《揅經室集》卷二）
辨別正誤，不能憑臆測，所以需要嚴謹、專業的考據。考據學的方法，大致有四：
一曰博採群書
二曰精選善本
三曰尋究義例
四曰參考金石
先說第一點。治史者應以證據為先，觀點在後，證據越多，大抵越接近真相，所以所覽不可不博。這是硬功夫，豈可臨時抱佛腳？史料的範圍其實很大，不局限於乙部，不排斥經、子、集中的非虛構內容。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云：「常人向來不認為史料者，吾儕偏從此間覓出可貴之史料。」平時就可以多讀具有潛在參考價值的書，勤於動筆，記下你認為有意義的內容，我總結出「三勤」：手勤、思勤、筆勤。
有許多史料，是可以從文集中找出的。如唐人李華的〈中書政事堂記〉，是研究唐代君權與相權的重要證據之一，此文非李華的主觀理想，而是對唐代政治的記述。文中說：「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全唐文》卷三百一十六）中國古代有制約君權的制度，如門下省給事中可以駁回詔敕，但君權大到何種程度，比較模糊。史書中可以讀到較為自律的賢君，亦不乏大臣進諫指出君主的過失，那麼，是否有制度層面的規定，明確要求君主不能做甚麼，賦予大臣批評君主的權力？從〈中書政事堂記〉可知，唐初宰相在制度層面有議論皇帝的權力，皇帝不可以對社稷、百姓行無道之事。（按：《新唐書》卷一百一十七云：「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
再舉一例。明代嘉靖二十三年，民間發生一起謀殺案，嘉定有個婆婆與惡少串通，殘忍殺害了兒媳婦張氏。惡少胡巖行賄，驗屍官故意隱瞞，鎮民大怒，為張氏鳴冤。縣令亦辦案不公，後來有一群秀才紛紛勸善，縣令於是慚愧，遂下令將胡巖捉來，押送到安亭。歸有光當時恰巧在安亭，反覆核實，詳細記錄了此案的始末，寫成〈書張貞女死事〉、〈張貞女獄事〉。像這樣的記事文，就是非常寶貴的史料，時間地點近，且作者嚴謹。此事後來載入正史，《明史·張氏傳》參考的就是歸有光的文章。想了解或復述此事，不僅要讀《明史》，更該閱讀較原始的材料。
下面說史料的種類。姚永樸《史學研究法》謂：「大抵史之為料約有四：一曰實錄。……一曰郡志邑乘。……一曰雜家傳記。……一曰金石。」
皇帝生前，起居注記錄其言行；皇帝崩後，取起居注、詔令章奏等，彙成實錄。起居注和實錄要求善惡皆書，皇帝不能看自己的起居注。唐太宗有一次想看，遭到拒絕，褚遂良說：「未聞自取而觀之也！」（《資治通鑑》卷一九六）唐文宗也曾索要起居注，魏謩說：「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且後代何信哉？」（《新唐書》卷九十七）唐代起居注和實錄價值猶高，近世則不如前。
郡志邑乘，即風土。如《周禮·小行人》：「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這就是風。憑此五種書，可以掌握全國各地的情況。土，簡單說，就是地理。如《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一個地方的山澤、水源、特產、男女比例、農業，也是史料。金石放在後面講。
現在說第二點，精選善本。經博學之士精校、糾正訛誤、沒有刪減的舊本，可謂善本。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三曰：「經史當得善本。……若日讀誤書，妄生駮難，其不見笑於大方者鮮矣。」假如看到的材料錯漏百出，最後得出荒唐的結論，那還不如不讀。
有人說，現在上網查，甚麼都能找到，何必再讀紙質書呢？有的網站，不像校勘過的，怎能放心閱讀？至少該到圖書館尋找可靠的文獻，或購買口碑較佳的出版社的書，電子書也行。總之，宜精選。
（下期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