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簫 筆者近日在臉書等社群媒體上看到網友批評中國傳統文化，一部分觀點認為中國的政治從古至今都糟糕，每提及帝王都無好感。 對於這樣的觀點，筆者表示不苟同。應該分兩方面看： 首先，當今中共國的政治狀況確實糟糕。回顧古代，君權主體上呈強化趨勢，過程中確實生出一些受詬病的制度，如明之廢相，清之設軍機處。 但另一方面，需全面了解中國政治從古至今的變化以及傳統思想，應知古時大思想家與政治家們對君主有極高的標準，也努力約束君權，有時踐行得好，有時不好。實在不宜將所有髒水都潑到傳統文化上。特寫此文，為傳統文化辯護，簡評歷代治國，正說君臣之道，並列舉今人對歷史的一些誤讀。 物極必反，峰頂往往也是懸崖。中國政治發展到清朝時走向極端了，清亡是順應時代的需求，但有人以為以前的朝代都和清朝差不多，這是不對的。 （圖：Adobe Stock） 清末至民國初，有許多中國人陷入迷茫，甚至民族自卑。學習西方民主、思想、文化是應該的，但一部分學者過度批判中國傳統，造成文化自信缺失，20世紀初所謂「新文化運動」有一些主張是瘋狂且不合理的，引發很不好的影響，導致共產主義在中國膨脹。幸有一些國學大師及政治家看清「新文化運動」的惡劣，如錢穆和蔣介石，深知傳統文化的可貴並致力傳承。 中共竊國後，吹噓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並發動文革全面破壞傳統文化，後假借弘揚傳統文化之名加強所謂「愛國教育」，將愛黨與愛國捆綁在一起，迷惑國民。這相當於先放火再滅火的強盜行為，而且，中國古代的輝煌跟它有一毛錢關係嗎？ 現在一提起中國古代，有人就想到「奴才」，而且將政治視為貶義詞。實則不然。以前士大夫和百姓的責任包含糾正君主，中國古代一直都鼓勵並讚揚敢諫的精神，士大夫享有很高的尊嚴。 （圖：Adobe Stock） 君當為客 堯舜時施行禪讓制，虛心納言，言論自由。《呂氏春秋》記載：「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四千多年前，堯帝常擔憂自己執政有錯，設一面鼓在門外，任何人都可以擊鼓進諫；舜帝在路旁設立木牌，民眾都可以在上面寫意見，指出他的過失。 君為客，天下為主，這才是君道。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在《原君》中說：「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 君主的責任原本應是不顧自己的損失而為天下人貢獻，所以君位不該是一種誘惑。堯舜時代，賢士把權力看得很淡，那時有一位智者叫許由，堯想將天下讓給許由，他卻躲避到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後來想安排他擔任九州長，他覺得耳朵受到污染，於是跑到潁水邊洗耳。到商朝時，商王湯想讓位給務光，被務光拒絕。 早期的君主就像接了賠本產業的義工，且這一產業不屬於他們，其職責就是惠及全民、造福天下，吃力不討好，所以君主受天下人敬仰是不過分的。黃宗羲說：「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君主本來不該是貶義詞，是後人對權力的慾望扭曲了其內涵。打個比方，試問各位討厭金錢嗎？錢是每個人的生活必需品，人人都靠它吃飯，其中好人用它行善，貪婪者為求財而行惡，難道說錢是骯髒之物嗎？君權同理。關鍵在於對君權的制約有多大，君主是否達到應有的標準。 （圖：Adobe Stock） 黃宗羲也批評了後世的君主以及觀念的變異，稱：「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他並講到臣民對「不合格」君主的態度：「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古代儒家的有識之士不主張愚忠和小儒的迂腐觀點，若君主已到夏桀、商紂的地步，則應該受到討伐。 黃宗羲還說：「是故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如果真正明白作為君主的責任，自然會讓位於他人，拒絕接替君位的人也不算多麼超凡脫俗；而有些人正因為不明白做君主意味著什麼，才會爭權奪勢。 順便一提，先秦儒家雖尊君，卻也輕君，譬如《孟子》有一句名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主本來就是為社稷和百姓貢獻的。再舉《孟子》中非常有趣的一例，有一次孟子問齊宣王，有個人要去楚國，先將妻子和孩子託付給朋友，請他照顧，但回家後發現妻兒受凍飢餓，該怎麼辦？齊宣王回答：「棄之。」（和這個朋友絕交。）孟子接著問，士師若不能治士，該怎麼辦？齊宣王回答：「已之。」（撤掉他的職。）孟子又問，如果「四境之內不治」，該怎麼辦？這一問題意在引導齊宣王意識到君主的責任，若按照前面的邏輯，這樣失職的君主也應該下台。但齊宣王不敢回答，只是「顧左右而言他」。這從側面說明，儒家思想是對君主的約束，然而當時君主未必愛聽。 （圖：Adobe Stock） 簡論古代治國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中雖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主，但含有民本以及修身、德政理念，即使在近現代西方人眼中也是珍貴的，例如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就是孔子的「粉絲」。道德是政治與治國的本，道家、儒家均看重本，後世談政治的人往往捨本逐末，實在可惜。 關於治國的境界，筆者認為法家不如儒，儒不如道。以下梳理歷史脈絡： 堯舜禹之後，夏朝開啟世襲制，雖不如禪讓制的時代，但夏、商、西周三代統治鬆散，地域局限，政治和人心遠比後世純樸。西周之後，東周亂世是歷史上的一次大考驗，若將中華文明比喻為一個人，那麼春秋戰國好比一次修鍊過關的過程，有人堅守先賢的價值觀；有暴君亂臣不守，禮崩樂壞，在動蕩中看人心的擺放，考驗中華文化能否延續。幸運的是，文明得以延續，中原人不至於披髮左衽，儒家、道家、墨家、縱橫家、兵家、法家等百花齊放，東周可謂思想最活躍的時期。到戰國末，法家思想脫穎而出並為秦國統一六國起到重要作用。 （圖：Adobe Stock） 然而法家適合爭霸集權，它不同於今天民主國家的法治思想，其中包含帝王馭臣之術，主張嚴刑峻法、霸道、權謀，已距黃金時代的標準甚遠。宋代徐誼發表過一段言論：「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宋史》）如果人人能行大道，退而行德政、禮樂，何需靠術、勢治國？按老子《道德經》的觀點，「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需要孔儒呼籲恢復德政、仁義與禮的社會顯然已經退步，何況需要法家的時代。秦朝興於法家，也亡於法家。 應認可法家公正的一面，譬如即使是變法者商鞅本人也要嚴格遵守法規，但法家也包含加強君主集權的部分，不宜過分偏重。西漢吸取教訓，初期效道家無為而治，休養生息，開創文景之治。自漢武帝起，儒家與法家兼取，王道與霸道雜用。 有人可能會很快聯想到所謂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這正是現代常見的誤區，實際上漢武帝以後並未獨尊儒術。漢宣帝偏愛刑法，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住德教，用周政乎！」（《漢書》）而漢元帝則喜愛儒家。漢朝以後直至清朝，在治國方面嚴格而言也沒有獨尊儒術，很長時間是外儒內法，亂世往往行霸道，所以有些黑鍋不該由儒家來背。而且秦以後的儒家思想和先秦儒家有所不同。 假如中國歷代都能真正落實儒家治國，結果或許會更好。道家在後世看來過於理想，但道家確實最為高明。而法家一旦運用得心應手，若不注重修身，則易使帝王上癮，充當無形的利刃，和限制君權背道而馳。 （圖：Adobe Stock） 論君臣之關係 現在有人談中國古代史，提及君臣關係時喜愛片面渲染恐怖，且以為臣為君之奴才，這樣說是不準確的。五千年間，君臣和睦與君主高壓兩類例子都有，豈能以偏概全？ 儒家講的君臣之綱最初也非主奴關係。可參見董仲舒《春秋繁露》：「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此處提出三綱，臣如地，君如天，天覆蓋地，地持載天，這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好比水和舟。《春秋繁露》還稱：「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將君與臣比喻為陽與陰的關係。後世大儒講到三綱，往往強調作為皇帝的責任和表率，不是單方面的絕對服從，如南宋理學家真德秀《大學衍義》說：「君為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首先帝王自己要正，臣盡臣的本分，君也要盡君的本分。 秦以前不算大一統時代，君臣、君民距離較近，尤其周朝各諸侯國享有很強的獨立性，列國接近小國寡民的狀態。那時人才流動性強，「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左傳》），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人才大可不必巴結君主。即使在秦漢大一統時期，大臣在皇帝面前也不卑下。但後來總體上呈君強臣弱的趨勢，至明清尤為顯著。 君臣關係的一個重要表現在於皇帝和宰相的關係。中國傳統重視禮賢下士，求賢若渴，皇帝在宰相面前應當謙遜。漢朝君臣在上朝時，皇帝要站著和宰相議政，而不是坐在龍椅上。宋朝以前，宰相面見皇帝時都是坐著的，所謂三公坐而論道，唐朝還會為宰相賜茶。 （圖：Adobe Stock） 宋朝是宰相地位變化的重要節點，宰相上朝時必須站著。到了明代，朱元璋索性廢相，從此再無宰相，而且大臣見皇帝時要跪下，如果跪累了，允許坐著休息一會兒。清朝要求大臣一直跪著，連坐一會兒的機會也沒了。 以上是就禮儀變化而言，下面講制度。 譬如，漢朝的宰相對皇帝構成很大牽制，有一套完備的制度。提起宰相，人們往往聯想到一個人或一個職位，但其實宰相身後代表龐大的政府機構，皇帝怕宰相未必都是怕人，而是怕制度。漢朝宰相府以下有十三曹，一個曹類似一個部門，可謂是宰相的秘書處，當時全國政事都經過十三曹彙集於宰相一人。和宰相近乎平起平坐的是太尉和御史大夫，合稱三公，宰相負責行政；太尉負責軍事；御史大夫負責監察，相當於副宰相。 唐朝宰相制度不同於漢朝，最大的變化是將相權一分為三。漢朝宰相是一人在其他官員輔助下行政；唐朝宰相不是一個人，而是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大部門，合在一起才能稱為宰相。 儘管如此，唐朝宰相依然有很大的權力，其中，政府所有最高指令均由中書省發出，被稱為「敕」，須經過皇帝批准，卻不是皇帝寫的。其流程是，中書省擬稿後給皇帝看，皇帝如果同意就拿御印蓋個章，寫幾句批示。宰相所擬的旨已經是定稿。 （圖：Adobe Stock） 中書省發布的詔書不會立即執行，還須門下省審核，若覺得不合適，門下省可以將其駁回，稱作「塗歸」。只有當門下省通過後，詔令才算生效。這是又一層對皇帝的制約。 宋朝與唐朝不同之處在於，宰相不是將定稿交給皇帝，而是先寫札子向皇帝遞呈建議，被稱為「面取進止」，皇帝發表意見，之後宰相依照皇帝的意見擬旨。這意味著相權在宋朝削弱。 即便如此，只要有宰相，就會對皇帝構成很大制約。皇帝雖一直在萬人之上，但制度並沒有賦予其為所欲為的權力。譬如宋寧宗在位時，頻繁以手札下令，激起群臣不滿，因為依照制度，政令應出自中書省，就算是皇帝也要按流程辦事。那時有大臣批評宋寧宗繞過宰相府行事，「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宋史》） （圖：Adobe Stock） 君權與相權一直存在矛盾，時而配合和睦，時而結下深仇。明初發生胡惟庸案，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採取極端的方式解決君相矛盾——廢除宰相制度。至此，皇帝的障礙比往朝少了許多。明太祖雄才大略，治國勤政，包攬宰相原本要做的政務，是典型的工作狂，並要求子孫後代都像他一樣既當皇帝又當宰相。這當然不現實也不會長久。後來明成祖成立內閣，召解縉等才士參預機務，類似皇帝的顧問與秘書。儘管內閣大學士被俗稱為宰相，但權力比宰相小。內閣大學士本身只是五品，往往由六部中某位尚書或經筵講官兼任。 明成祖後，宣宗朝發生轉折，形成這一新流程：大臣議政，將題本交到內閣；之後內閣票擬，即起草聖旨；之後交給皇帝看，皇帝若採納，便用紅筆抄一遍，稱為批紅。此時聖旨尚不能生效，須經過六科審核，六科有權封駁聖旨，制約皇帝，聖旨必須經六科通過才能生效。通過後，六科若認為聖旨不足，發給六部時可以進行「科參」，即寫下執行時的注意事項，代表六科的意見。顧炎武《日知錄》稱：「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 明宣宗後，這一流程基本上一直延續。後來明世宗、神宗長年不上朝雖受詬病，但事出有因，當時的政府運行已不同於明初，政事交給內閣即可，期間內閣大學士近乎權傾朝野。 （圖：Adobe Stock） 明宣宗開啟這一輕鬆的決策模式有利有弊，不宜過於苛責，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明太祖廢相。世襲的皇帝德才參差不齊，如果能力平庸且精力不足，最好少折騰，宰相才應該在行政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清朝保留內閣，未恢復明以前的宰相制。雍正設立高度機密的軍機處、秘密建儲制，這是以前沒有的機構和制度。清朝的君臣關係牽涉滿漢矛盾，雖重用不少漢人，但最高機密文件由滿文書寫，滿官仍佔據不平等優勢。 整體風氣上，君臣關係越往前越好，具體因人因事而異，不能說絕對，只是概括。 秦始皇待大臣不差，不忘恩義，自知犯錯後對王翦謙遜道歉，能包容並重用李斯。 漢朝和大唐，筆者認為用「恢宏氣象」形容最貼切，政治、文化給人印象都是很大氣的。譬如漢文帝與周亞夫留下佳話，這是皇帝與武將關係的典範。隋唐的政治、文化、民族融合、民間風氣都有魏晉南北朝的影子，包容性強，可謂胡漢一家，唐代皇帝有時也行北方游牧民族的禮節。 （圖：Adobe Stock） 唐太宗治國放得很開，他的文臣武將個個充滿個性，魏徵是顯著代表，他的作風就是坦誠直言，不怕得罪。據《資治通鑒》，魏徵曾對唐太宗說：「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意思是他希望自己做良臣，而不做忠臣。需要忠臣出現的時代反而是不好的時代，因為要冒生命危險講出逆耳忠言，所以最好形成言論開放的政治環境，皇帝賢明不昏，大臣只需各做好工作即可，因此魏徵說：「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唐太宗確實也在君臣融洽上做得好。唐朝的皇帝整體上是不強勢的，甚至中晚唐藩鎮割據嚴重，君成為較弱一方。 北宋待文臣不錯，皇帝沒有暴戾的，但政壇人事變動頻繁，主要歸因於變法派和守舊派的對立。南宋、北宋都弊在抑武，明朝中期後也有此問題。 明、清變化最明顯，明太祖開了一個政治高壓的頭，到明仁宗時君臣關係有所緩和。明朝君臣關係最好的時期是仁宣之治以及弘治中興，明仁宗、宣宗既勤政精明也不剛愎，聽取「三楊」等良臣的獻策，君臣關係和睦；明孝宗朝中也充滿正氣。武宗、世宗、神宗君臣對立之激烈在整個古代史上都是突出的，問題主要出在皇帝上。明朝愛用廷杖極不好，俗話說刑不上大夫，廷杖、錦衣衛都是摧殘士大夫的。然而明朝長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為榮的風氣，越敢和皇帝爭辯，甚至寫奏疏批評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 （圖：Adobe Stock） 清代君強臣弱最顯著。有利的一面，譬如清朝皇帝普遍勤政盡責，平均水平算是歷朝最優秀之一，而且康乾盛世成就卓然。但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清朝政治風氣冷峭高壓。康熙帝寬仁，而雍正強化了高壓控制臣民的風氣。乾隆前十三年相對寬厚，十三年後改以鐵腕治國，嚴酷之風達到頂峰，導致大臣如履薄冰，敢言者少。即使是精明賢臣、三朝元老張廷玉，也在官場上活得戰戰兢兢，還險些晚節不保。 雍正、乾隆很精明，他們在位時，奸臣瞞不過他們，所以治國基本上沒出太大問題。但冷峭風氣的弊端到晚清就顯得格外突出，導致官場普遍圓滑，明哲保身，說套話、不說話居多。 清朝文字獄、強制剃髮留辮是對臣民身心的巨大摧殘，削弱士人骨氣，脊梁骨硬的文人往往隱藏民間。元朝雖也是征服漢人的外族政權，卻不至於如此高壓嚴酷，反而較鬆散開放。明清以前很少發生因文字獲罪的案件，清朝比明朝嚴重，明朝成祖以後政治氛圍已經變得寬鬆，晚明言論更奔放自由。清朝禁書也很嚴重，數據上看，清朝禁書總數是明朝的12.6倍。古代有此現象是不好，但我們也實在不應以為所有朝代都和清朝一樣。 論制度，最好的時期當推漢、唐。在秦以前，相原本是副官；自秦漢起，相變為皇帝的副官，同時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官。皇帝是全國最高元首，而實際管理國家的是宰相，原本應是這樣的關係。皇帝世襲註定子孫良莠不齊，即使英明也必然犯錯，所以最好不要過分干預宰相。再看唐太宗和唐玄宗，在鑄造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作用大過帝王的作用，唐太宗說他不贊同像隋文帝那樣「性至察而心不明」，事必躬親未必是好事，唐太宗的實際做法也是發揮各臣的配合作用。 北宋程頤有言：「天下治亂系宰相」，但在清代，崇拜程頤的乾隆卻說，治國最重要的怎麼是宰相呢，應該是皇帝才對。可見觀念的變化。 （圖：Adobe Stock） 現在中國大陸將中國傳統政治貶低為君主專制，這是不準確的。從上文對制度的介紹不難看出，在古代，權力並非集中於君主一人，也不算是獨裁，至少並非所有時期都是。說君權呈強化趨勢是爭議較小的，或者可以說存在特權與不平等。明清以前君主一直和宰相共治國家，雖君主是上級，宰相卻也享有很大的議政權，而且許多不太重要的政事無需請示君主。即使在明清，也不適宜一概貶為皇帝專制。 以上是就制度論，問題在於，過去如果皇帝違規或不賢，大臣往往不能換掉他或懲罰他，通常是勸諫，除非到極惡劣的地步。懲罰並非沒有，只是太少，往往需藉助朝中勢力、太后等，或直接以戰爭改朝換代。暫不論亂世特殊時期和奪位例，太平盛世中比較典型的是霍光廢帝，漢昭帝駕崩後，昌邑王劉賀繼位，荒淫無道，輔臣霍光因此報請太后廢掉其帝位，昌邑王在位僅27日。秦漢以前也有一例，商朝有個名叫太甲的王昏庸無能，宰相伊尹將其流放到桐地，讓他反省長達三年，後來太甲悔過自新，於是得以復辟，從此以德治國，改變為明君，這件流放君主的事幾千年來受文人稱讚。伊尹和霍光的條件非人人能具備，也非人人敢為。 然而君與臣孰強孰弱不能作為評判一段歷史時期的唯一標準，所以要看具有穩定性的制度。像漢獻帝、唐昭宗的情況屬於失勢，不能說明就該那樣，所以重點談普遍狀況，而不細說太多事例，因為有些事例牽涉手段和勢力，那不是制度。 道向何處求 可能有人會認為筆者將古代讚美得太好，而筆者想說的是，以前的制度在當時的環境確實有值得肯定之處，其制衡與監督並不差，但為何有黑暗的事發生？雖制度有漏洞，但歸根還是人心的問題。 通常一個朝代從開國到盛世政通人和，嚴守規章，後來流於形式，官場腐敗，走向衰落。法典和制度從頭到尾都差不多，怎麼從盛到衰變化如此大？大家知道唐玄宗前期善用賢相，姚崇、宋璟、張九齡等均德才兼備，後來任用能力同樣不差的李林甫，他表面上認真工作，也基本上遵守規章，卻喜愛諂媚，私下打聽玄宗日常，然後再順著玄宗的意思講話。玄宗本來是一精明皇帝，然而順耳的蜜語聽多了，對李林甫十分喜愛，縱容他誤國多年。試問，什麼能阻抑一個人的城府呢？ 中國傳統思想有個重要特點：對自覺的要求高，先修身，再齊家治國，且重視內省。它看似是一種理想化狀態，然而大道至簡，若能堅持實踐，其實是一條直接治本的捷徑。凡從政，修身在先，這個修不是單單讀書學知識技巧，而是長時間的修心，是時時不忘內省。 據《帝鑒圖說》，周武王聽大臣師尚父說，有一本丹書含有國家長治久安的道理，之後他齋戒三天，恭恭敬敬地站著聽師尚父講述丹書的道理，牢記於心，並在席上、桌上、鏡子上、洗臉盆上、殿柱上、門窗上銘刻，隨處提醒自己，還要讓子孫未來都看到。如此時時內省的毅力和謙遜向大臣請教的態度，是周武王能使周朝國祚長久的重要原因。 （圖：Adobe Stock） 修身和內省需要堅持，若一段時間修而後來懈怠，很容易前功盡棄。許多人爭當政客，卻不堅持修身，捨本逐末，終究成不了大政治家，過去讀書人都讀聖賢書，有人修心實踐，有人只求功名，結果一定是有差距的。明代王陽明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他悟到「致良知」、「知行合一」、「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他做官、解決棘手問題、打仗樣樣在行，近乎全能，與此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治國之道、聖人之道，最終要向自己的心裡求。
文/清簫 （接上期）母親節將至，筆者精選中國歷史上12對母子間的感人故事。這些孝子中有帝王將相，亦有平民百姓；有日夜陪伴的點點滴滴，亦有天人永隔的真情流露。 江革行佣供母 東漢有一位孝子名叫江革，《後漢書》與《二十四孝》都記載了他的孝行。 江革從小失去父親，只能和母親相依為命。彼時正值亂世，許多盜賊為非作歹，因此江革背著母親離家逃難。路上既危險又飢餓，歷經險阻，靠在野外採摘食物存活。母子二人數次遇到強盜，每次江革都哭著求情，說自己要繼續贍養老母，請求放他們一條生路。劫匪為此感動，於是不再傷害他們，甚至幫他們指引避難的方向。 後來江革逃到下邳，窮困到買不起衣服鞋子。但他不辭辛苦，勤奮打工掙錢，想盡辦法讓母親吃飽穿暖。《後漢書》稱：「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凡是母親需要的東西，一件都不會少。而他自己卻常常光腳。 （圖：Adobe Stock） 建武末年，江革與母親返回家鄉。每逢縣內核查戶口，江革都考慮到母親年邁，不能坐在搖晃劇烈的馬車中，於是親自在兩轅間拉車，代替牛馬。從此同鄉們給他起了個綽號——「江巨孝」，以表達對他的欽佩。 母親去世後，江革非常思念她，便住在母親墳墓旁，無論白天黑夜都不離開，睡覺時還不捨得脫下孝服。 他的孝心孝行被許多人看在眼裡。永平初年，有人舉薦他為孝廉。在漢朝，舉孝廉是推選人才做官的制度，這意味著江革將飛黃騰達。然而江革不慕名利，《後漢書》記載他「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後來，江革的高尚品行受到皇帝漢肅宗賞識，被提拔為五官中郎將。 李文耕曾這樣評價江革對母親的孝：「次翁之孝，於險阻艱難中，全人所不能全。然在次翁，初不敢料其必全，只盡其心力，而造次顛沛，必於是耳。孔明鞠躬盡瘁，寧俞薄鴆橐？正同此一副心事。忠臣孝子，所以爭光於日月也。」 陸績懷橘遺親 陸績是東漢末年大臣，六歲時就知孝敬母親。那年，年幼的他跟隨父親陸康謁見袁術，袁術以橘子款待，陸績悄悄拿走兩顆橘子藏進自己懷中。臨行辭別時，陸績屈膝跪拜，不慎使橘子從衣服中掉落。 陸績（圖：公有領域） 見場面如此尷尬，袁術笑道：「陸郎到我家作客，不當面吃個盡興，卻為何將橘子藏在懷裡帶走？」陸績回答道：「我母親喜歡吃橘子，所以想帶回去送給母親。」袁術十分驚訝，沒想到這小孩年僅六歲就如此孝順。 《二十四孝》有詩讚頌陸績：「孝悌皆天性，人間六歲兒。袖中懷橘實，遺母報深慈。」 朱壽昌千里尋母 朱壽昌是宋代文官，他辭官千里尋母的感人故事曾受大文豪蘇軾和宰相王安石撰文讚頌。 朱壽昌的生母劉氏是他父親的妾，他七歲時，劉氏離家，從此下落不明。朱壽昌長大後當了官，仕途順利，富貴之餘始終不忘尋找母親。母子分離後五十年間，他到處打聽消息，直到自己年老也不放棄。 在那個時代尋人不是一件容易事，數十年來杳無音訊，朱壽昌為此燒香拜佛，灼背燒頂，刺血書寫《金剛經》，祈求神明助他。熙寧初年，他聽說劉氏在秦地改嫁平民，立刻辭職，千里迢迢趕往秦地尋母，並發誓說：「不尋見母，誓不復還！」 （圖：Adobe Stock） 功夫不負有心人，朱壽昌終於在同州找到生母，此時劉氏已高齡七十歲，這一對老年母子相擁而泣，五十年的思念盡化作泉涌的淚水。後來皇帝宋神宗得知此事後也很感動，特許朱壽昌官復原職。 蘇軾專為朱壽昌母子重逢事作一首詩：「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升青天。愛君五十著彩服，兒啼卻得償當年。烹龍為炙玉為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花誥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蹙綉。感君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聞。長陵朅來見大姊，仲孺豈意逢將軍。開皇善桃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郡守誰復譏，潁谷封人羞自薦。」王安石也作詩道：「綵衣東笑上歸船，萊氏歡娛在晚年。嗟我白頭生意盡，看君今日更凄然。」 （圖：Adobe Stock） 歸有光追憶亡母 明代散文家歸有光筆下的《先妣事略》樸實情真，催人淚下，流芳百世。歸有光的母親去世時，他年僅八歲，雖然和母親相伴的時光很短，但他始終珍藏著那短暫生活中的溫暖點滴。平凡的家庭，平凡的小事，字字透露著偉大的母愛和兒子誠摯的思念。 歸有光在文中回憶母親在世時的點點滴滴，彷彿她仍在眼前，正以慈愛的目光注視著自己。歸母身有殘疾，自從喝下一杯泡有田螺的水後，就再不能說話了。在母親的原生家庭里，外祖父和哥哥們家境殷實，為人老實，節儉樸素，與村民們嘮家常時總是態度和藹，善待子弟甥侄。母親去吳家橋時，一有空就紡棉花；一回到城裡，就忙於緝纑。每到夜晚，常常看到母親在微弱的燭光中勞作。明明可以吃飽穿暖，母親仍然辛苦紡織，就像朝不謀夕似的。儘管家裡的婢女都非常忙碌，沒有一個閑著，大孩子在身後拉母親的衣襟，小嬰兒在她的懷裡吃奶，她卻還要同時騰出手來拿著針線。 （圖：Adobe Stock） 在歸有光的記憶中，屋子總是整潔乾淨，母親待僮奴們非常寬厚，即使有時責罰，大家也都不忍心埋怨母親。每過新年時有美味的魚蟹餅餌送來，全家無論主僕都有份。在母親的協調下，歸有光家庭和睦，繁忙卻也開心。 歸母對兒子的學習也盡心督促。有時她半夜醒來，如果歸有光還沒睡，她便督促孩子默讀《孝經》。每聽到兒子一字不錯地讀下來，母親漸老的面龐上都會添一分喜悅。 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歸母溘然離世。年幼的孩子們看到家人哭泣，模仿大人們哭，在他們那個年紀，怎會真正懂得生離死別之痛？心中還以為母親只是像往常一樣睡覺了。多麼令人悲傷！家人請畫師為母親畫遺像，囑咐說：「鼻子以上，照歸有光的臉畫；鼻子以下，照大姊的臉畫。」這兩個孩子長得多像母親呀，儘管她遠赴另一個世界了，卻永遠無法隔斷血緣關係，在他們的面容上留下永久的憑證。 歸母逝世多年後，歸有光娶妻生子，是母親在世時訂的婚，然而她再不能親眼看到了。光陰似箭，昔日年幼的歸有光如今成為身負家庭重擔的爸爸，每抱起女兒，他就會想到已故的母親。每逢深夜和妻子追憶先母，二人均不禁相視而泣。母親生前的瑣事，縱然相隔許久，依然恍如昨日。 （圖：Adobe Stock） 歸有光母子在人間雖只有八年交集，情卻重於山、深于海，鐫刻在每一片細微平淡的記憶中，這或許就是《先妣事略》感動世人五百年的原因之一。黃宗羲評價說：「予讀震川（歸有光）文之為女婦者，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細事見之，使人慾涕。蓋古今來事無巨細，唯此可歌可涕之精神，長留天壤。」 蔡順拾桑供母 蔡順是漢朝人，自幼喪父，對母親極孝。王莽竊政之時，正逢饑荒，糧食匱乏，甚至出現人相食的悲劇。蔡順母子在如此嚴重的天災中靠吃桑葚生存。 蔡順每次採摘桑葚時都用兩個不同的筐子裝，有一天碰巧遇到赤眉起義軍，赤眉兵好奇地問他為何分裝桑葚，他回答說：「黑色桑葚留給母親吃，紅色的給自己吃。」黑桑葚較甜；而紅桑葚未熟，較酸。若發生在豐衣足食的社會裡，如此行為不是什麼稀奇事，但在大饑荒的環境下，蔡順有這樣的孝舉可謂難能可貴。赤眉軍聽後十分感動，隨即送給蔡順三斗白米和一頭牛。 《二十四孝》有詩讚頌道：「黑桑奉萱幃，飢啼淚滿衣。赤眉知孝意，牛米贈君歸。」
文/清簫 上回說到，四月十八日，清軍兵臨揚州城下。這座曾見證大明皇朝二百餘年繁華的古城，此時儼然成為一座孤城。史可法、劉肇基與何剛誓與揚州共存亡。 就在不到一天前，南明軍與清軍已在揚州城外交戰。當時，明軍應廷吉部在瓦窖鋪紮營，何剛率領忠貫營兵趕來會合。不料中午突然冒出一隊清兵，放冷箭偷襲應廷吉的家丁。明軍大驚，隨即操起三眼火槍還擊。這隊偷襲的清兵撤退後，又有一隊清軍攻打邵伯鎮，被胡尚友、韓尚諒所率明軍擊退。 然而這兩場小仗不足以扭轉大局，揚州依然處於敵眾我寡的被動境地。明方劉良佐等將領率部投降清朝，更助長了敵軍的氣焰。由於清軍大炮尚未運到，考慮到儘可能將攻城損失最小化，清豫親王多鐸派人勸史可法投降，但他遠遠低估了史可法的堅定。 清軍的說客來到揚州城下約降，史可法派兵從城牆上縋下，將勸降信和勸降人一併丟入河中。之後多鐸一共寄來五、六封勸降信，史可法視而不見，也不拆啟，全都丟進火中燒毀。 揚州（圖：Adobe Stock） 當時史可法等守城將士面臨的狀況是：友軍坐視不救，「外援且絕，餉亦不繼」（《乙酉揚州城守紀略》），揚州內外籠罩在一片蕭瑟肅殺的氛圍中。能稍微給明軍一絲安慰的或許只是一次小勝，據《青磷屑》記載，四月二十日清軍駐紮在斑竹園，明軍中一員驍將單騎劫營，奪馬一匹、斬首一級。儘管只是杯水車薪，但勇氣可嘉，因此史可法賞賜該驍將蟒紗一襲、白金百兩。 內部的軍心動搖使局面對揚州更加不利。四月二十一日，李棲鳳、高岐鳳率兵四千人進入揚州，看似救援，其實心懷鬼胎。二十二日，李、高二人想要投降，打算劫持史可法，進而將整座城池獻給清軍。史可法得知後，毅然正色說：「此吾死所也！公等何為，如欲富貴，請各自便！」（《青磷屑》）李棲鳳和高岐鳳見奸計難以實施，於是放棄劫持，帶一部分明兵出城降清。此後，揚州的守備更為單薄，剩餘的將士在飢餓與絕望中度日如年。 （圖：Adobe Stock） 臨終託付 幾乎所有人都已預感到揚州城的命運。史可法召部下史得威來見，二人不禁悲從中來，相持痛哭。史得威表示要與史可法同死，被當即拒絕。史可法說：「我為國而死，請你為我家而活。我母親年邁，我無兒無女，希望你為我延續家業，照顧我的母親。我不負國，也請你不要負我！」 史得威聽後不敢答應，說：「我不敢辜負相國（史可法），但我出身於江南世族，和相國並非同宗，而且沒得到父母同意，怎敢做相國的子嗣？」 史可法（圖：公有領域） 此時，劉肇基在旁哭著勸道：「相國以後再也不能照顧他的親人，如果你不聽相國的話，就是嚴重辜負了相國啊！」 於是史得威含淚答應，下跪接受史可法遺令。之後史可法提筆寫下遺書，分别致南明弘光皇帝、太夫人、夫人、伯叔父及兄弟，函封后，全都交給史得威。 託付之際，史可法囑咐道：「我死後，請你將我埋葬在太祖高皇帝附近。如果不能，可葬在梅花嶺。」 隨後他又提筆寫道：「可法受先帝恩，不能雪仇恥；受今上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造，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從先帝於地下耳！」（《乙酉揚州城守紀略》） 城內的守將淚如雨下，城外的炮彈密如雨下。 （圖：Adobe Stock） 壯士英勇捐軀 揚州生靈塗炭 四月二十四日，清軍向揚州城牆開炮，每顆炮彈重達十斤四兩，有的炮彈甚至飛落郡堂，滿城百姓陷入惶恐之中。城牆多處損壞，堞已無法修復，明軍只得運來大袋泥填補缺口。 當天夜裡，二堵雉堞被紅衣大炮轟塌，一小部分清兵攀牆而上。城上明軍竭力抵抗，逐漸不支。 二十五日，清軍攻勢更加猛烈。史可法親自登陴，指揮明軍以大炮反擊，兩軍炮聲如雷，屍體堆積如山。儘管清兵損失數千人，但揚州城最終還是失守了。清軍攻入揚州後，與明軍展開激烈的巷戰。 當時劉肇基守北門，指揮部下開炮抵抗，致使清兵死傷慘重。城破後，劉肇基帶領四百壯士與敵巷戰，斬殺清軍數百人，直至己方全軍覆沒。 （圖：Adobe Stock） 明軍中有一位名叫馬應魁的副將，每次作戰都身披白甲，背上書有「盡忠報國」四字，在此次揚州巷戰中也奮力殺敵，堅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據《小腆紀年》記載，揚州有一位參軍吳爾塤也在壯烈殉國的名單中。早在揚州之戰前，他南歸拜見史可法，請纓從軍。為表決心，吳爾塤揮刀砍斷自己的一根手指，請朋友幫他寄回家中，並說：「他日我若戰死沙場，請以斷指代葬！」。 忠貫營的將領何剛也在揚州保衛戰中奮力堅守。當眼見無力回天時，何剛決定寧死也絕不淪為清軍俘虜，於是手持弓弦自縊而亡。（《青磷屑》曰：「剛以弓弦自經死。」《明史》云：「投井死。」） （圖：Adobe Stock） 隨著喊殺聲由遠而近，在一處安靜的角落裡，一位文官十分鎮定，他便是知府任民育。任民育身穿緋衣，就像往日工作時那樣端坐在官府堂上，泰然等候死亡的降臨。清兵殺至府內時，只見任民育正襟危坐，毫無懼色，將其殺害。與此同時，任民育的家人全都跳井自盡，無一投降。 揚州城內喪命的不僅有大明將士，還有眾多平民，令人痛惜！戰前，郊外百姓相互扶攜逃入城中，沒能進城的人們稽首悲號，史可法憐愛這些父老鄉親，因此下令開門將他們全部接納。然而城破後，這些平民依然沒能逃脫魔掌，清軍下令屠城。《乙酉揚州城守紀略》稱屠殺持續七天；計六奇《明季南略》和倖存者王秀楚的《揚州十日記》均記載屠殺持續十天，即「揚州十日」。 史可法就義 清兵攻入揚州後，史可法持刀正要自剄，參將許謹急衝上前阻止，噴出的血直濺許謹衣服上。史可法自盡未遂，又命令史得威動手，但史得威怎會忍心？他和許謹等數名將士一同拚命保護史可法，殺出一條血路，撤退至小東門。 許謹身中數十箭而死，其餘保護史可法的將士也都犧牲，惟有史得威倖存。清軍密密麻麻，將史可法、史得威包圍，史可法高喊道：「我史督師也！」清兵聽後喜出望外，因為捉住的是南明最高文官，便將他押至多鐸面前。 多鐸敬稱史可法「先生」，再度勸他投降：「之前寫信再三拜請，未有回應。如今忠義既成，請先生為我收拾江南，我大清必將重用先生。」 （圖：Adobe Stock） 史可法斷然拒絕，正色說道：「我乃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得罪萬世！？我願速死，到地下去見先帝。」隨後多鐸反覆勸降，都未能動搖史可法的決心。 見史可法如此堅定，多鐸說道：「既然你是忠臣，那就殺了你吧，以保全你的名節。」 史可法視死如歸，當然不怕，只是心中尚牽掛百姓，於是向多鐸提出不殺城民的請求：「城亡與亡，吾死豈有恨？但揚州既為爾有，當待以寬大。而死守者，我也。請無殺揚州人。」（《乙酉揚州城守紀略》） 然而多鐸沒有答應，隨即命令左右將史可法處死。清兵非常殘忍，由於攻城艱難，恨史可法入骨，將他的屍體分裂。可憐堂堂大明忠臣死無全屍，更可憐的是最後保全民眾的遺願也沒能實現。 史得威後來得以生還，急忙為史可法收屍，但由於天熱，屍體已不能辨識，只得大哭而去，將史可法衣冠葬於梅花嶺。 二十年前，史可法的恩師左光斗離世，如梅花凋謝，化作春泥，生出新的梅花，史可法繼承了左光斗的傲骨。如今史可法也去了，但無論多麼嚴寒，梅花還將繼續綻放，哪怕只有一朵、兩朵。 （圖：Adobe Stock） 南明眾位抗清志士的路還將繼續走下去，這一路上人越走越少，越往後，越可貴。 縱觀史可法一生，他勤政愛民，忠心盡責，「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寢不解衣。」（《明史》卷274）在道德上，他近乎完人，倘若生在太平盛世，一定是個完美的清官。然而生不逢時，明朝北廷滅亡後，復明重任便落在他肩上，而不僅僅是做一個地方官。命運猝不及防地交給他于謙的使命，他卻未能如于謙般力挽狂瀾，其中有環境的局限，也有他個人能力的局限。談遷在拜謁梅花嶺史可法衣冠冢時惋惜道：「豈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北游錄》）但評價歷史人物應看其主要方面，不宜以事後諸葛亮角度苛責。史可法的氣節長期激勵著反清復明的英雄們，其事迹令無數後人感動落淚。 （圖：Adobe Stock） 史可法死後，降清的前明朝重臣洪承疇被派遣至南京時，有反清志士在烏龍潭寫下一副對聯： 「史冊流芳，雖未滅奴猶可法；洪恩浩蕩，未能報國反成仇。」 不屈而死，總好過倒戈而生。 南京淪陷 史可法就義及揚州淪陷的消息傳至南京後，弘光朝廷陷入一片恐慌。回顧中國歷史，但凡丟失揚州和荊州，南京或早或晚都難逃一劫。南明弘光政權也不例外。 1645年五月十五日，清軍多鐸部攻至南京城外，錢謙益、趙之龍等南明高官公侯開門迎接，南京從此易主。五月十七日，多鐸驅逐了南京一部分漢人，空出的地方給滿清將士駐紮。不久後，弘光帝被俘，南明的第一個政權宣告覆滅。 不過，江南明朝殘餘勢力與清朝的戰爭遠未結束，還有許多英雄在史書上留下可歌可泣的事迹。欲知後事，請見下回。
文/清簫 （接上期）母親節將至，筆者精選中國歷史上12對母子間的感人故事。這些孝子中有帝王將相，亦有平民百姓；有日夜陪伴的點點滴滴，亦有天人永隔的真情流露。 閔損單衣順母 閔損是春秋時魯國人，孔子的弟子， 孔門七十二賢之一，以孝聞名青史，被尊稱為閔子。《二十四孝》記載了他「單衣順母」的感人故事，和舜的故事相似，二人皆能忍常人難忍之事。 閔損早年生母去世，父親娶了一位後媽，又生了兩個兒子。繼母偏心，待兩個弟弟很好，冬天給他們穿棉衣禦寒，卻故意虐待閔損，只給他穿蘆花做成的衣服，美其名曰「棉衣」。閔損每逢天寒時就會受凍，但從不向父母抱怨。 一日，父親叫閔損駕馬車，閔損因為衣服太薄，身體感到不適乏力，難以馭車。父親不知緣故，不分青紅皂白地罵他一頓：「你這孩子太沒出息！已經穿這麼厚還覺得冷。再看你弟弟，衣服比你薄，也不像你冷成這個樣子！」並揮起鞭子抽打閔損。 閔損的衣服被抽破後，父親驚訝地發現裡面掉出來的不是棉花，而是蘆花。再一摸弟弟的衣服，是厚實的真棉衣。父親此時恍然大悟，原來繼母給大兒子穿假棉衣。 （圖：Adobe Stock） 父親一怒之下要休妻，閔損卻以德報怨，跪下求父親原諒繼母，說：「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意思是「如果留下繼母，只有我自己受凍；如果趕走繼母，兩個弟弟和我都要承受失去母親的孤單。」因此父親不再驅逐繼母。 繼母聽到閔損的求情後羞愧動容，從此改過自新。 老萊子綵衣娛親 人年輕時孝敬父母較易，而堅持到老則難能可貴。老萊子七十歲時父母尚健在，他為使父母笑口常開，可謂細緻入微。有一次他特意製作一套五彩斑斕的衣服，穿上後在父母面前像兒童般戲耍跳舞，逗父母開心。老萊子還時常在父母身邊逗家裡的鶵鳥，鳥兒發出的悅耳叫聲使父母心情更加舒暢。 做爸媽的無論多老，總挂念著孩子的安危，而子女的孝心也體現在盡量不讓父母擔憂。老萊子某天為父母取漿，不小心跌倒在地，他不想令父母擔憂，所以裝作故意摔倒的樣子，模仿嬰兒啼哭聲，還在地上打起滾來，給人感覺很輕鬆搞笑。他的父母看到這般場景，以為老萊子是故意跌倒的，便笑著對他說：「萊子真好玩呀，行啦，快起來吧。」然而老萊子在地上「表演」了好一會兒還不爬起，或許當時摔得真疼，他卻可以在第一時間想到不讓父母難過。老萊子的將心比心真可謂浸透生活中每一處細節。 （圖：Adobe Stock） 後世有詩讚他：「戲舞學驕痴，春風動綵衣。雙親開口笑，喜氣滿庭幃。」 老萊子不僅以孝聞名，也是一位高尚的隱士，是春秋時期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史記》記載：「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雲。」 夏完淳獄中上母書 上文講到的老萊子及其父母皆長壽，年過古稀依然能陪在雙親身邊，可謂幸運至極。然而人間最不幸的事，莫過於白髮人送黑髮人，兒子原本想孝敬寡母一生，卻身死他鄉，臨終也不能見母親最後一面。如此悲痛的事，便發生在少年英雄夏完淳身上。 夏完淳生於明末亂世，他幸有一位嚴父夏允彝、兩位慈母盛氏和陸氏，以及多位良師陳子龍、張溥等，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嫡母盛氏對夏完淳照顧十分細心，儘管不是親生，仍非常疼愛。她每天給孩子精心烹飪，送上可口美食，也保持每天早晨嚴格監督夏完淳學習，為他講解詩書。從白天照顧到晚上，盛氏不辭辛勞，直至看到夏完淳進入甜美夢鄉，才起身悄悄離開。盛氏通情達理，總是默默地留足隱私空間讓夏完淳和生母陸氏單獨相處。 （圖：Adobe Stock） 童年的夏完淳不負父母之望，讀書刻苦，聰明伶俐，堪稱神童。江南的夏季很熱，盛氏有時不忍心看孩子一直讀書，便催促他下水游泳，勞逸結合。但夏完淳不喜歡玩，往往短暫玩一會兒後就跑回來繼續學習。盛氏還想叫他多玩會兒，夏允彝卻在一旁笑道：「別管他啦，他想看書就讓他去看吧。」 夏完淳六歲時就能揮筆寫出好文章，明是非，知忠孝，父親的好友們都不把他當娃娃看，非常認真地稱其為「小友」。這樣一個懂事博學的孩子，假若上天給他幾十年生命，必能做一番名垂青史的大事業。 悲劇是，他的人生只有17年；然而，他成功用這短短17年做到了名垂青史。 明朝滅亡後，年僅15歲的夏完淳隨父從軍抗清。可惜夏允彝兵敗，自殺殉國。夏完淳含淚牢記父親遺志，繼續投身戰事，力圖救國。1647年，他被清軍逮捕，寧死不降。在生命最後的時光里，夏完淳在獄中揮淚寫下致兩位慈母的遺書——《獄中上母書》。 夏允彝與夏完淳（圖：公有領域） 回想國恨父仇未報，再想二母未來無依無靠，母子天人永隔，再無法報謝大恩，怎不肝膽欲裂？他在信中哀嘆：「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報母矣。痛自嚴君見背，兩易春秋。冤酷日深，艱辛歷盡。本圖復見天日，以報大仇，恤死榮生，告成黃土。奈天不佑我，鍾虐先朝。一旅才興，便成齏粉。去年之舉，淳已自分必死，誰知不死，死於今日也！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養無一日焉。致慈君托跡於空門，生母寄生於別姓，一門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問。淳今日又溘然先從九京，不孝之罪，上通於天。」 「嗚呼！雙慈在堂，下有妹女，門祚衰薄，終鮮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為生？雖然，已矣。淳之身，父之所遺；淳之身，君之所用。為父為君，死亦何負於雙慈？但慈君推干就濕，教禮習詩，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難。大恩未酬，令人痛絕。慈君托之義融女兄，生母托之昭南女弟。淳死之後，新婦遺腹得雄，便以為家門之幸；如其不然，萬勿置後。會稽大望，至今而零極矣。節義文章，如我父子者幾人哉？立一不肖後如西銘先生，為人所詬笑，何如不立之為愈耶？嗚呼！大造茫茫，總歸無後，有一日中興再造，則廟食千秋，豈止麥飯豚蹄，不為餒鬼而已哉？若有妄言立後者，淳且與先文忠在冥冥誅殛頑嚚，決不肯舍！」 （圖：Adobe Stock） 「兵戈天地，淳死後，亂且未有定期。雙慈善保玉體，無以淳為念。二十年後，淳且與先文忠為北塞之舉矣。勿悲勿悲！相托之言，慎勿相負。武功甥將來大器，家事盡以委之。寒食盂蘭，一杯清酒，一盞寒燈，不至作若敖之鬼，則吾願畢矣。新婦結縭二年，賢孝素著，武功甥好為我善待之。亦武功渭陽情也。」 「語無倫次，將死言善。痛哉痛哉！人生孰無死？貴得死所耳。父得為忠臣，子得為孝子，含笑歸太虛，了我分內事。大道本無生，視身若敝屣。但為氣所激，緣悟天人理。惡夢十七年，報仇在來世。神遊天地間，可以無愧矣！」 1647年九月，夏完淳在南京西市受刑，英勇就義。他的一生，連同對母親無盡的牽掛，永遠定格在17歲。雖言不孝，卻是大孝；雖言有憾，卻也無愧，這位頂天立地的好男兒終究沒有辜負父母的培育。 （圖：Adobe Stock） 王祥卧冰求鯉 王祥是魏晉名臣，獲封公侯，官至司空、太尉，與司馬孚等並稱「八公」。《晉書》記載他「性至孝」，卧冰求鯉之舉感天動地，「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他的繼母朱氏喜歡吃鮮魚，但天寒地凍，江河都結了冰，實在太難捕魚，怎麼辦呢？王祥不畏嚴寒，脫掉衣服卧在冰面上，使冰加快融化。功夫不負有心人，冰融化後跳出兩條鯉魚，他便將魚帶回家孝敬母親。 正史中還記有一段王祥孝心引發神跡的傳說：「母又思黃雀灸，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焉。」母親想吃燒黃雀，但捕捉黃雀談何容易？王祥正在想辦法，忽然戶外飛進來幾十隻黃雀，彷彿上天將其送上門來，令人稱奇。 王祥（圖：公有領域） 他們家有棵紅沙果樹結了果，繼母叫王祥看守果樹，王祥非常認真地照做。每逢有大風大雨摧殘果樹，王祥都抱著樹哭泣，為不能使母親滿意而悲痛。 父母有病時，王祥日夜守候，衣不解帶，喂湯藥前必先親嘗。朱氏曾屢次在父親面前說王祥的壞話，導致父親越來越討厭他，常使喚他打掃牛圈，但始終未動搖王祥的孝心，其態度反而更加恭謹。 《晉書》以「篤」、「純」二字形容他孝的程度，《二十四孝》讚頌說：「繼母人間有，王祥天下無。至今河上水，留得卧冰模。」 （未完待續）
文/清簫 「百善孝為先」是我們每個人耳熟能詳的名言。無論古今，衡量一個人品行如何，從是否有孝心這一點就能窺大，若待自己的父母不好，怎會對別人好？相反，孝敬父母的人往往推己及人，值得信賴。《孝經》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孝道面前不分貴賤，在古代，孝是君主的基本標準之一，帝王孝順父母，以身作則，才能教化百姓，臣民也會更加信任他。 母親節將至，筆者精選中國歷史上12對母子間的感人故事。這些孝子中有帝王將相，亦有平民百姓；有日夜陪伴的點點滴滴，亦有天人永隔的真情流露。 （圖：Adobe Stock） 虞舜感化家人 大多數兒女都能善待慈母慈父，但若父母不慈，仍能堅守孝道，則相當可貴。舜就是這樣一位難得的孝子。 《尚書》記載：「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奸。」舜的父親是盲人，愚頑不明事理。他母親去世後，父親娶了一個後妻，性格暴虐。這繼母生了一個兒子，名叫象，長大後也兇狠無禮。 盲父、繼母和象三人心懷不軌，時常想殺害舜。而舜只是躲避，從不怨恨生父與繼母，堅持孝道，久而久之竟感化了一家人。 當時的帝王是堯，他有次問哪位賢德之士能繼承帝位，大臣向他舉薦舜，說舜善於和父母兄弟相處。堯於是將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舜，經過觀察，發現舜也能以德感染妻子。堯之後便將帝位禪讓給舜。 張居正《帝鑒圖說》對此評道：「自古聖賢，皆以孝行為本，然父母慈愛而子孝順，尚不為難。獨舜父母不慈，而終能感化，所以當時以為難能，而萬世稱為大孝也。」 舜（圖：公有領域） 漢文帝親嘗湯藥 漢文帝的孝在歷代皇帝中是最突出的，他待母親薄太后堪稱毫無懈怠。 薄太后有一次生病長達三年，漢文帝親自照料，《二十四孝》稱他「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親嘗弗進」，每次喂母親湯藥都親口嘗過後才放心給母親服用。 後來有詩讚頌漢文帝：「仁孝聞天下，巍巍冠百王。母后三載玻，湯藥必先嘗。」 漢文帝（圖：公有領域） 海瑞與賢母謝氏 說到明朝最著名的清官，當屬「海青天」海瑞。他一生不畏權貴，上級來訪學堂，唯獨他不跪；胡公子橫行霸道，他將這個紈絝子弟狠狠懲治一頓。其最大膽的行為莫過於上疏罵嘉靖皇帝，至今傳為佳話。 這樣一位剛正不阿的清官身後，離不開賢母謝氏的諄諄教誨。海瑞的父親去世早，母子二人相依為命，生活貧寒。謝氏平日做針裁活養家，非常辛苦，但絕不苦孩子的教育，省吃儉用的錢都用來請良師輔導海瑞。 （圖：Adobe Stock） 謝氏正直剛強，不僅嚴以律己，對孩子的家教也極為嚴格，自幼要求他一言一行都按照聖人的標準。海瑞年少時，某日嬉皮笑臉地跑到謝氏面前，不料謝氏當即嚴厲地教誨道：聖人會像這樣戲謔嗎？！從此海瑞對自己的一舉一動要求更加嚴格。 海瑞做官後生活依然勤儉節約，極為清廉，因此聞名官場。據《明史》，他平時「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給」，穿布袍，只吃糙米和僕人種的蔬菜。海瑞始終孝順母親，儘管自己寒酸，對母親卻毫不吝嗇。為謝氏祝壽時他破天荒般買了二斤肉，一時竟成為官場「重大新聞」，一向不苟言笑的胡宗憲也對海瑞買肉感到驚訝，和其他官員津津樂道地聊起此事。這二斤肉，在貪官權貴眼中和清官海瑞心中的重量，可謂大相徑庭。 然而有一天，孝子海瑞走到了人生最重大的十字路口，預感到自己再不能繼續贍養母親，心中十分愧疚，因為他在路口處做出的決定，註定自己將與母親生離死別。 （圖：Adobe Stock） 海瑞到北京擔任戶部主事後，十分憂心國事。眼看廟堂之上，嘉靖帝長期怠政，深居西苑；而底層社會民不聊生。自楊最、楊爵因言獲罪後，再沒人敢直言進諫。於是海瑞決心冒生命危險上疏批評嘉靖，揮筆寫下《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盡數嘉靖在位多年來種種弊病，並諷刺說，在他的統治下「家家皆凈而無財用也」。 海瑞提前為自己買了一口棺材，找到好友王弘誨，掏出平生省吃儉用攢下的微薄積蓄，將老母妻兒託付王弘誨照顧，並與家人訣別，視死如歸地向朝廷遞上這份即將引來殺身之禍的奏疏。 （圖：Adobe Stock） 以嘉靖睚眥必報的脾氣，看完海瑞的奏疏後自然龍顏大怒。他當即將奏疏摔在地上，大喊道：「快逮住他，別讓他跑了！」但得知海瑞早已買好棺材時，嘉靖沉默了片刻，待冷靜後，他又撿起地上的奏疏看，一天反覆閱讀多次，感慨道：「此人可比比干，但朕不做商紂王。」 儘管嘉靖下令將海瑞關進詔獄，卻一直沒有殺他。彷彿上天有意幫助海瑞，不久後嘉靖病死，海瑞得以出獄。上疏罵嘉靖一事從此名揚天下，海瑞成為天下人心中的英雄。 海瑞的忠孝、愛民、傲骨、自律和清風，正來自於早年母親嚴格的家教，如他本人所說：「盡母氏諄諄開我力也」（《與瓊鄉諸先生書》）。 （未完待續）
文/清簫 1644年十二月，一個名叫穆虎的男子自北方南下。他是鴻臚寺少卿高夢箕的僕人，當時家主不在他身邊。意想中，只要夠低調，他這一路上應該不會碰到什麼驚動全國的大人物，儘管北方兵荒馬亂，清軍與大順軍打得如火如荼，但滿清暫未將矛頭指向南明，所以越往南走越安全。 然而，大事還是被他碰上了。 南下途中，穆虎偶然遇到一位少年，此後兩人結伴而行。傍晚歇腳時，該少年不知是故意還是無意，脫掉了身上的外衣。穆虎定睛一瞧，大吃一驚，這少年衣服上竟織有龍紋！ （圖：Adobe Stock） 此時距明朝北廷滅亡已有九個月。衣有龍紋，流落民間，不禁讓人浮想聯翩。穆虎急詢問少年身份，他起初答道自己是大明某王子，但之後又改口說，自己其實是崇禎皇帝的太子！ 無論是真是假，這都是不得了的大事。穆虎於是帶他到南京找高夢箕辨認。高夢箕也沒見過太子，只能透過其他途徑識別。該少年在南京望見明孝陵時，伏地放聲大哭，儘管如此，其身份依然可疑。因此高夢箕將他留下詳談。 （圖：Adobe Stock） 二人說話間，每聊到先帝崇禎，該少年都哭號不止。高夢箕問他：「闖賊（李自成）攻進宮內時，是怎麼稱呼你的？」該少年頓時涕淚交下，說李自成羞辱他。對於宮中之事，他也能娓娓道來。 高夢箕逐漸相信他是太子，但依然沒有充足的證據，不敢貿然，便將這少年悄悄藏在杭州宅內。不料，該少年到達杭州後相當高調，「每酣飲則狂呼，間大言闊步」（李清《三垣筆記》）。民間一時對此議論紛紛。高夢箕非常害怕，於1645年正月上疏將此事告知南明朝廷。 弘光皇帝得知後，急派內臣追回該少年，並命令府部大小九卿科道、昔日東宮講官前去驗證。三月二日，弘光帝面諭群臣，說：「有一稚子言是先帝東宮，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當扶養優恤，不令失所。」（王鐸《擬山園選集》卷十一） 王鐸曾擔任崇禎太子朱慈烺的教官，自然熟知太子面貌，真假一見便知。看到該少年時，王鐸立即斷定是假冒太子。他說，先帝太子大眼方額，昂首厚背，走路端莊，立度肅穆，和這少年截然不同。 此外，講官劉正宗、李景濂說：「太子眉長於目。」（《三垣筆記》）又據西宮袁妃描述，太子有虎牙且腳下有痣。再驗看該少年，沒有一個特徵符合。 據明末儒學大師黃道周記載，當時關於該少年假冒太子一事，弘光朝廷各官員沒有異議，「諸講官侍從諗視，無一似東朝者」（《興元紀略》）。 （圖：Adobe Stock） 既已被拆穿，該少年跪地大哭，承認之前撒謊，稱自己真名叫王之明，被人玩弄，有人誘導他如此行騙。 這小孩原是個頑童，是前駙馬都尉王昺的侄孫，難怪了解許多宮中之事。那麼，到底是誰在幕後指使王之明假冒太子呢？儘管當時天下大亂，南明只佔據半壁江山，但這樣做依然有殺頭的風險啊。 有一些史料稱，王之明假冒太子其實是穆虎自導自演的騙局。據黃道周《興元紀略》的記載，王之明因途窮而依附穆虎，想逃到南方苟活，穆虎認為該少年身上有利可圖，所以撒謊。此外，應廷吉《青磷屑》也記載，高夢箕的僕人明知該少年不是太子，但故意設計，唆使該少年冒稱太子，之後向高夢箕謊報。另據《三垣筆記》記載：「跽地乞憐，自雲王昺孫之明，非太子，為穆虎所教」。 真相果真如此嗎？對弘光皇帝而言，誰是主謀已不是最重要的事，眼下最棘手的是輿論風浪，對外越說是假太子，越顯得可疑。對弘光帝不滿的文武官員和百姓議論紛紛，一時鬧得不可開交。弘光帝不敢殺這個假太子，因為一旦處決，外界一定會質疑他滅口。 筆者在第二回講到，弘光繼承皇位本身就充滿爭議，他是被馬士英和四鎮黃袍加身的。很多人主張迎立潞王，反對福王（弘光）繼統，而且史可法等南京高層後來決定要迎接桂王。假如太子朱慈烺就在南京，皇位自然輪不到弘光、潞王、桂王，諸文臣也不會爭來吵去。偽太子案的出現再度將繼統問題推到風口浪尖，矛盾再度激化。 圍繞弘光的繼統問題，幾乎同一時間還發生了兩起大案——大悲案、童妃案。三起案件合稱南渡三案，看似互不相關，實則有共同的政治背景。 朱由崧（圖：公有領域） 偽太子案引發的軒然大波不僅包括流言蜚語，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影響——成為左良玉叛變的借口。 左良玉掀起內戰 袁繼咸求死不成 崇禎皇帝在位時，左良玉已近乎獨立軍閥，但至少名義上服從崇禎。崇禎死後，左良玉更加肆無忌憚，他麾下的軍隊勢力強大，又處在武昌戰略重地，位於南京上游，如果他忠於南明，將是保護半壁江山的重要屏障。《明史》記載，左良玉「兵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為親軍，後五營為降軍。每春秋肄兵武昌諸山，一山幟一色，山谷為滿」，可見其雄師規模。值得一提的是，左良玉雖跋扈，但頗擅長打仗，有智謀。 然而他從弘光繼位之初起就對這個新朝廷不滿，勉強表示擁戴，尤其得知弘光寵信馬士英後，更加不快。雖然馬士英不是什麼好官，但左良玉的動機也不是為公。 1644年六月十八日，監軍御史黃澍痛斥馬士英。返回湖廣後，黃澍仍忿忿不平，敦促左良玉「清君側」，此時左良玉尚在猶豫，沒有答應。但不久後，「有北來太子事，澍藉此激眾以報己怨，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反意乃決，傳檄討馬士英」（《明史》卷273）。可見左良玉反叛前，黃澍煽風和偽太子案是兩個重要導火索。 1645年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以「清君側」為名率軍順長江東征，戰船列隊長達二百餘里。但他此時已患有疾病，且不久後病情加劇。到達九江時，他邀總督袁繼咸上船，從袖中取出所謂「太子密諭」，逼袁繼咸加盟。 （圖：Adobe Stock） 袁繼咸當即義正辭嚴地拒絕，說：「先帝舊德不可忘記，聖上新恩不可辜負！」並向諸將領下拜請求停戰，為百姓著想。隨後，左良玉依然試圖蠱惑袁繼咸。 袁繼咸返回九江城後，叮囑部下務必堅守，絕不許左軍進城。但他麾下一部將已經叛變，趁夜放火燒城。眼看左軍攻進城中，袁繼咸悲痛不已，正要自盡，卻被左良玉部將劫上船。袁繼咸決心一死，跳入江中，被左軍撈起，之後再跳，又不成。 左良玉繼續勸他加入「清君側」的隊伍，協助調兵。無奈之下，袁繼咸不再自盡，和左軍達成沿途嚴禁殺掠平民的約定。 就在此時又發生一起意外：四月初四，左良玉突然病死於船中。其子左夢庚代替管事，諸將領秘不發喪，繼續拘禁袁繼咸並向南京進軍。 南明內外受敵 史公八拜痛哭 南京朝廷接到左良玉叛變的情報後，登時陷入恐慌，此時南明正遭受左軍和清軍兩面夾擊，既要抵禦外敵又要應付內戰，十分被動。清軍由於已經擊敗李自成大順軍，所以現在有足夠精力攻打南明，四月初五清軍多鐸部自歸德府南下，勢如破竹，四月十三日就渡過了淮河。 面對如此危急的局勢，刑部侍郎姚思孝向弘光帝建議，左軍不是最主要的敵人，所以應該將重心放在江北，對抗清軍，不可調走江北兵馬。弘光帝也表示贊同。但這時馬士英勃然大怒，跳出來指著姚思孝的鼻子痛罵。 按理說姚思孝的建議是相當明智的，馬士英為何如此惱怒呢？因為左軍所謂「清君側」就是奔馬士英人頭來的，他認為跟清軍還有議和的選項，但若左軍殺來，自己必死無疑。國危之際，馬士英罔顧大局，慫恿弘光帝命令史可法調兵過江。 史可法奉命過江，突然前線來報，黃得功已擊敗左軍，所以沒必要再抽調兵馬。史可法請求入見弘光帝，希望說明現在國家的主要威脅來自清軍，萬萬不可從江北調走大量兵力。然而馬士英利欲熏心，又慫恿弘光帝下旨拒絕召見史可法。 史可法（圖：公有領域） 懷著失望悲痛的心情，史可法登上燕子磯，向南跪地八拜，放聲慟哭。 南京的未來彷彿籠罩於無盡烏雲之下，不願預見，也不敢預見。 左夢庚降清 袁繼咸就義 此前左良玉還在世時，眼看大順軍逃到湖北襄陽一帶，進入自己的範圍，他既不守武昌城，也不敢迎戰大順，卻也不投降大順，而是向東對自己人開刀。兒子左夢庚不單繼承父業，也繼承父膽，反叛南明時大軍氣勢洶洶，看到清軍南下時又不敢對抗，乾脆向清朝英親王阿濟格投降。之前慫恿左良玉叛變的黃澍也降了清。 與此同時，袁繼咸作為左軍船中「囚徒」，被裹挾進入清軍營中。袁繼咸誓死不降，執意效文天祥從容就義，提筆寫道：「臣在坎困中，不能申包生之義，惟有矢文山之節，以一死報二祖列宗，且不敢負所學也！」（《六柳堂遺集》） 袁繼咸原本不願見清軍頭領，後來被強押到英親王阿濟格面前，但堅持長揖不拜。 阿濟格再三勸他歸降，並許諾繼續讓他做九江總督，可保前程似錦。袁繼咸斷然拒絕，最終英勇殉節。 （圖：Adobe Stock） 揚州告急 南明弘光政權許多兵將要麼死於內亂，要麼望風而降。早在1645年正月就發生過一件荒唐事，鎮守睢州的總兵許定國暗中勾結滿清，大擺宴席引誘高傑進城，趁夜將其殺害。高傑的部下為報仇和睢州軍隊展開廝殺，一片混亂，許定國直接渡河降清。黃得功見高傑已死，還想將高傑兵馬佔為己有。史可法聞訊後大失所望，尚未平賊雪恥，內亂先死一波，還要耗大量精力穩定軍心。三月，左良玉叛變又雪上加霜。如此怎抵擋得了清軍南下？ 四月清軍南侵途中，明軍或望風投降，或戰敗身死。據《青磷屑》與戴名世《乙酉揚州城守紀略》，四月十一日史可法趕到天長，準備調兵援救盱眙，而且自己「單騎當先，不避風雨」。忽然聽聞盱眙、泗州均淪陷，局勢萬分危急。於是史可法在短短一日夜內冒雨火速奔到揚州，甚至顧不上吃飯。 （圖：Adobe Stock） 揚州城內人心惶惶，有人謠傳許定國率大軍將至，要殲滅原高傑部下。四月十四日，原高營兵斬關奪門逃出，牲畜舟楫全被搶空。 史可法下令各鎮速來救援，然而各鎮皆作壁上觀。但相對欣慰的是，劉肇基與何剛帶一部分明軍進城，願與史可法共守揚州。 四月十八日，清軍兵臨揚州城下。這座曾見證大明皇朝二百餘年繁華的古城，此時儼然成為一座孤城。史可法、劉肇基與何剛誓與揚州共存亡。 請見下回：忠膽流芳梅花嶺，英雄就義揚州城。
文/清簫 上期講到，1903年《蘇報》推介的兩部著作最令清朝政府恐懼，一是鄒容的《革命軍》，另一部是國學大師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前文介紹了《革命軍》，本文帶諸位走近《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章太炎為何寫《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起因是康有為於1902年發表《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堅稱中國要學習西方君主立憲制，宜保皇而不宜革命。章太炎則認為不應對清朝抱有幻想，於是針鋒相對地寫公開信駁康有為的觀點。 全文很長，筆者在此挑選幾處關鍵點。 駁立憲避免流血論： 康有為認為革命必會導致流血，「非一國之吉祥善事也」，考慮到中國人口多，土地廣，各懷私心，屆時必將大亂，「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復見於今日」。 章太炎對此駁斥說：「長素以為革命之慘，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則立憲可不以兵刃得之邪？」並舉例稱，英國、奧地利、德國、義大利也是在經過數起民變後才獲得自由議政；日本雖然維新成功，看似「徒以口舌成之」，但此前發生過倒幕戰爭，如果沒有血戰的鋪墊，立憲就不能實現。 章太炎又稱，如果按康有為的設想，「以君權變法，則歐美之政術器蓺可數年而盡舉之」，根本就不是真立憲，而依然是君權專制。 文中有一句比喻很形象，即民主革命對中國而言「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 章太炎（圖：公有領域） 革命比立憲易： 章太炎表示，革命比立憲容易，因為「立憲之舉，自上言之，則不獨專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萬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則不獨專恃萬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立憲有二難，而革命獨有一難」。 駁光緒可信論： 章太炎駁斥了康有為認為光緒皇帝英明的觀點，表示「事之成否，不獨視其志願，亦視其才略何如」，雖然光緒受慈禧太后和朝中勢力制約，銳意變法卻被架空，但遙想秦始皇「取太后、嫪毐、不韋而踣覆之」，當年嬴政能擺脫控制，為何光緒做不到？章太炎特意提到，八國聯軍侵華之際，慈禧太后和光緒帝西逃，這是光緒帝擺脫控制的好機會，然而事實是「已脫幽居之軛，尚不能轉移俄頃，以一身逃竄於南方，與太后分地而處」，因此章太炎認為，這說明光緒帝不過是漢獻帝、唐昭宗之流，孱弱寡斷。 章太炎還比喻說：「載湉亟言立憲，而長素信其必能立憲；然則今有一人執長素而告之曰『我當釀四大海水以為酒』，長素亦信其必能釀四大海水以為酒乎？」認為不應輕易相信光緒帝的話。立憲一方面需要光緒帝的解脫和能力，另一方面，章太炎認為人心叵測，康有為「雖與載湉久處，然而人心之不相知，猶挃一體而他體不知其痛也。」 光緒皇帝（圖：公有領域） 駁維護滿清統治論： 康有為稱，清朝「入關二百餘年，合為一國，團為一體」，滿漢已成為一家人，差別已變得很小，「所謂滿、漢者，不過如土籍、客籍」。在對待剃髮改制的態度方面，康有為認為：「若衣服辮髮，則漢人化而同之，雖復改為宋、明之服，反覺其不安」。 章太炎反駁說，清朝初年強制剃髮、留辮、改服，中原200多年來已經習以為常，不代表這樣做是對的，就像「禹入裸國，被發文身，墨子入楚，錦衣吹笙，非樂而為此也」。 多爾袞六大弊政包含薙髮、易服（圖：公有領域） 章太炎還稱，歐美和日本都以己族為主，「日本定法，夙有蕃別，歐美近制，亦許歸化。此皆以己族為主人，而使彼妥吾統治，故一切可無異視。今彼滿洲者，其為歸化漢人乎？其為陵制漢人乎？」在他看來，清朝尊孔子、奉儒家只是「不得已而為之」，目的是鞏固統治，令漢人以為文化受到尊重。 章太炎並提及揚州十日清軍屠殺的罪行以及文字獄對人的毒害，儘管清朝近乎廢除明朝廷杖，看似改善，但「詩案史禍，較諸廷杖，毒螫百倍」，諸如「名世之獄、嗣庭之獄、景祺之獄、周華之獄、中藻之獄、錫矦之獄，務以摧折漢人，使之噤不發語。雖李紱、孫嘉淦之無過，猶一切被赭貫木以挫辱之。」之後提到，康有為1898年親身經歷過戊戌變法夭折，言外之意是應該明白清政府本質上不會支持立憲。 最後章太炎提醒康有為不應排斥推翻清朝這一選項，對他抱有英雄惜英雄之意，希望他「躍然祗悔，奮厲朝氣，內量資望，外審時勢」。 康有為（圖：公有領域） 章太炎這封公開信影響力很大。客觀講，康有為的觀點也有一定道理。清朝有弊政，卻也並非糟糕透頂；光緒帝假若擺脫控制，或許能有大作為。然而政權已然腐朽，時代已變，當時情況下再維護便是逆天逆民了。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為辛亥革命及中華民國建立起到理論上的推動作用。後來章太炎和孫中山、黃興並稱為「辛亥三傑」，即是對章太炎啟蒙思想意義的認可。
文/清簫 1903年，上海一家小報社刊登的內容令清朝政府氣急敗壞。文中直呼光緒皇帝載湉的大名，寫道「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在清廷看來最為扎眼，視其為辱罵皇上的大逆之言。其餘文字也句句充滿反清與革命色彩。於是清廷在密電中催促官員：抓，一定要抓！ 這家報社名叫「蘇報」，最初在上海新聞界並不起眼，但自1900年起面貌一新；1903年，《蘇報》聘章士釗為主編，以及章太炎、蔡元培等撰稿人，內容驟變犀利，一時震動中外。 該報推介的兩部著作最令清政府恐懼，一是鄒容的《革命軍》，另一部是國學大師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上述「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八字即出自《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兩書不過是兩本小冊子，卻有劃時代的意義。《蘇報》將《革命軍》譽為「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還有人將《革命軍》比作中國的「人權宣言」。 當時《蘇報》位於上海租界內，清政府不便直接動手，需要求助於西方，於是走法律流程式控制訴報館人員，並要求美國人關閉該報館，希望租界當局交出這幾個「反賊」。倘若這幾位執筆人被引渡，後果可能不堪設想，因為依照《大清律例》，「凡謀反及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 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蘇報案」就此拉開序幕，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在法庭上打響。 （圖：modernhistory.org） 開庭後，代表清政府的律師古柏控告《蘇報》「污衊政府朝廷」及「大逆不道」罪，被告人為章太炎、鄒容、錢允生、程吉甫、龍積之、陳范六人。 章太炎精通文字學，自然不會輕易妥協。他辯護道，把光緒皇帝稱為「小丑」不算是辱罵，因為「丑」有「類」的意思，所謂「載湉小丑」意為「載湉這個年輕人」。 由於該案由外國人主要操作，而且按照西方民主國家的法律，這六名被告不會被重判，清政府便打起引渡的主意。但外方對中國司法不信任，因此引渡化為泡影。 不過清政府不甘放棄，於是尋找另一個突破口，即指控章太炎、鄒容「登報著書，擾亂人心」，希望能找到《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和《革命軍》危害中國社會的證據，卻依然行不通，而且意想不到的是證詞趨於對被告人有利。 案件處理期間，主審官中途換為上海縣令汪瑤庭。汪瑤庭急於重判，單方面宣布章太炎、鄒容被判永久監禁，激起英國副領事的抗議。之後外方駁回了汪瑤庭的判決書。 章太炎（圖：公有領域） 當時全球許多媒體都在關注此案，上海租界當局和外國大使面臨來自清廷和外國輿論兩邊的壓力，一方面他們和清廷有長期利益關係，另一方面也要考慮言論自由的價值觀。租界的西洋諸國及日本大使專為此案開會，討論是否要對章太炎、鄒容定罪；若定罪，又該如何判。中外雙方交涉長達數月，1904年5月21日最終宣判，清政府放棄重判要求，但外方也支持定罪，結果是：鄒容監禁二年，章太炎監禁三年，罰作苦工；錢允生、程吉甫、龍積之釋放。 總的來說，外國在蘇報案中的作用有功有過，至少避免了引渡的後果，但逮捕與判刑實在不是輿論所樂見。自蘇報案起，中國革命黨人名聲傳遍世界，比孫中山倫敦蒙難的影響更大。此案讓全世界都看到章太炎、鄒容的言論，外國民眾為二人因言獲罪抱不平。 清政府的打壓收到了反效果，《革命軍》一時成為暢銷書，銷售多達110萬冊，價格高達每本20多兩銀子。20兩不是小數目，要知道，清朝維持生活的開銷為平均每人每年5兩銀子。官方越想禁，民眾越好奇，輿論影響越廣，最終吃苦果的是政府自身。 獄中，章太炎與鄒容相互砥礪。章太炎吟詩贈鄒容：「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宜摻手，乾坤只兩頭。」讚揚鄒容廢寢忘食的反清救國精神，並表示一定要並肩撐住。鄒容隨後和道：「我兄章枚叔，憂國心如焚。並世無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淪地獄，何日掃妖氛！昨夜夢和爾，同興革命軍。」 鄒容（圖：公有領域） 可惜鄒容沒能撐到出獄，因飽受折磨而生病，於1905年逝世，年僅20歲。其死因至今仍是謎，疑似遭人下毒。章太炎在《鄒容傳》中稱：「往撫其屍，目不瞑。內外嘩言，西醫受賄，下毒藥殺之，疑不能明。」南京政府成立後，孫中山以陸軍大將軍陣亡例賜恤鄒容。 《革命軍》和《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相當於辛亥革命前的號角，以文字形式敲響了清朝的喪鐘。 《革命軍》簡介與評價 《革命軍》的宗旨、內容和特點是什麼呢？為何在當時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 在此引用《蘇報》對它的評價：「其宗旨專在驅除滿族，光復中國，筆極犀利，文極沉痛。若能以此書普及四萬萬人之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孫中山說，《革命軍》「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者大。」 全書可分為章太炎所作序、鄒容自序和七大章九個部分，淺顯易懂，熱血澎湃，雖然有不成熟之處，但列出了簡單而較完整的民主共和國綱領。書中說：「謹模擬美國革命獨立之義，約為數事」。其中筆者以為最關鍵的幾點是： 「各人不可奪之權利，皆由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屬天賦之權利。」「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論、思想、出版等事。」 「區分省分，於各省中投票公舉一總議員，由各省總議員中投票公舉一人為暫行大總統，為全國之代表人，又舉一人為副總統，各府州縣，又舉議員若干。」 「無論何時，政府所為，有干犯人民權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舊日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樂之心。」 「定名中華共和國。」「中華共和國，為自由獨立之國。」「自由獨立國中，所有宣戰、議和、訂盟、通商，及獨立國一切應為之事，俱有十分權利與各大國平等。」 「立憲法，悉照美國憲法，參照中國性質立定。」 可見鄒容在思想上確實為中華民國建立做了良好的鋪墊。 （圖：Flickr） 章太炎為《革命軍》作序 鄒容該書的文字適合大眾閱讀，但他擔心缺乏文采，受讀者詬病。所以寫完該書後，他特意請章太炎修飾。章太炎看後認為無需修飾，保留這般直率、豪放、通俗的文字，才能廣為流傳。 於是章太炎由鄒容對「不文」的擔憂談起，作了一篇精彩的序，為《革命軍》的通俗直率辯護。 該序開篇寫道：「蜀鄒容為《革命軍》，方二萬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辭多恣肆，無所迴避。然得無惡其不文耶？』余曰：『凡事之敗，在有其唱者而莫與為和，其攻擊者且千百輩。故仇敵之空言，足以墮吾實事。』」章太炎認為，仇敵的空言足以破壞實事。 其後講到滿清竊國二百六十年，施行文字獄打壓漢人，反清的骨氣逐漸消淡。原文寫道：「夫中國吞噬於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詐暴之工，人人所身受，當無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呂留良、曾靜、齊周華等，持正義以振聾俗，自爾遂寂泊無所聞。」 呂留良（圖：《清代學者像傳》） 呂留良、曾靜都是反清志士。呂留良是明末清初文人，明亡後不願入仕，削髮為僧。他去世後，其崇拜者曾靜傳播抗清思想，遊說將領謀反，被告發後入獄並被殺害。此事牽連呂留良的學生，呂留良因此遭開棺戮屍，著作也遭焚毀。齊周華是文字獄的受害者，他撰文稱讚呂留良，並指出清廷焚毀其著作不妥，卻因此入獄並遭受酷刑。乾隆年間出獄後，齊周華仍不放棄，遞交《為呂留良等獨抒己見奏稿》，後遭凌遲處死。章太炎稱，自乾隆以前還有這些勇士「持正義以振聾俗」，然而「自爾遂寂泊無所聞」。 章太炎隨後寫道：「吾觀洪氏之舉義師，起而與為敵者 ，曾、李則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樂戰事，徒欲為人策使，顧勿問其韙非枉直，斯固無足論者。乃如羅、彭、邵、劉之倫，皆篤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閩而金溪、餘姚，衡陽之黃書日在幾閣，孝弟之行、華戎之辨、仇國之痛、作亂犯上之戒，宜一切習聞之，卒其行事，乃相紾戾。如彼材者，張其角牙以覆宗國，其次即以身家殉滿州，樂文采者則相與鼓吹之，無他，悖德逆倫，並為一談，牢不可破。故雖有衡陽之書，而視之若無見也。然則洪氏之敗，不盡由計畫失所，正以空言足與為難耳。」 他提到的洪氏指引領太平天國起義的洪秀全。曾、李指鎮壓太平天國的曾國藩和李鴻章。羅、彭、邵、劉指羅澤南、彭玉麟、邵懿臣、劉蓉，這四人都參與過鎮壓太平天國。洛、閩指程朱理學；金溪、餘姚指陸王心學。衡陽指清初主張反清復明的思想家王夫之，《黃書》是其著作，強調華夷之辨，認為「華夏之於夷狄，骸竅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絕乎夷狄」。「日在幾閣」意思是每天放在書桌和書閣上。知曉這些字詞的含義後，以上段落就容易理解了，章太炎意在批評這群維護清朝的所謂人才，他們儘管受過良好的教育，經常讀王夫之的《黃書》，但實際行為跟所學完全不一致。洪秀全反清失敗，原因之一就是仇敵空言「足與為難」。 王夫之（圖：《清代學者像傳》） 之後章太炎感慨：「逐滿為職志者，慮不數人，數人者，文墨議論，又往往務為蘊籍，不欲以跳踉搏躍言之」，所以中國正需要鄒容《革命軍》這樣奔放、激昂、通俗的文章，就是要「震以雷霆之聲」，否則不足以喚醒嚚昧的世人；如果不易懂，則難以被市井群體接受。 該序結尾提到，革命的使命不僅包括驅逐滿清、光復中華，更重要的是改革制度。原文說：「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容之署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畫，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點出和以往改朝換代不同，也要改變政教學術、禮俗材性，學習西方民主。 最後寫道：「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餘杭章炳麟序。」為何說「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呢？這是因為章太炎不承認清朝年號，所以從西元前841年周朝周公、召公開始共同行政的時間算起，截至1903年5月，相隔2744年。《史記》記載：「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因為周厲王不行仁政，所以民眾揭竿而起，厲王出逃，此後國家大事由周公和召公共同執掌，直至周宣王即位。西元前841年那時叫共和元年，是中國歷史已知有確切紀年的開始。 章太炎故居（圖：公有領域） 章太炎此序恰好和鄒容的文字形成互補，面向不同文化水平的大眾，其實際效果正如章太炎序中所言「義師先聲」、「恢發智識」，啟發許多國人。
文/清簫 今天的新聞即未來的歷史。現在全球每天都有上萬條新聞值得關注，但不是所有事件都值得進入未來的史冊，我們今天回看史書，道理也是如此。 現代記者與過去兩類人相似，一是史家，二是聖人。記者負責向當代人傳遞社會的即時消息；史家負責向未來人傳遞歷史的鏡子；聖人負責傳遞神意。古人造字很有講究，早期甲骨文「聖」字由「耳」、「口」、「人」組成，本身就包含聖人的使命，即以耳聽上天之意（悟道），再以口講給人間。此三類人都承擔重要的溝通使命——人與人溝通、古與今溝通、天與人溝通。 （圖：Adobe Stock） 在許多人印象中，媒體的標準最主要是真實、公正、及時，實際上媒體應達到的標準比這些更高，媒體人應培養的素養也包含站在未來的角度看新聞，以敏銳的洞察力辨別影響歷史走向的事件與社會現象。某些事現在公眾都討論得熱火朝天，幾百年後將被遺忘；某些事現在不起眼，未來人卻可能寫在歷史教科書中，世代銘記。俗話說，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媒體亦是如此，深度文章或影片足以起到引導時代的作用。這便是以歷史角度思考當下的重要性。 有人說，萬卷史書是留給專業學者研究的，非史學家略知一二即可。確實，無需精通歷史當然也可成為成功人士，而且過去的事現在未必值得參考。但我們讀史，最重要的不是事本身，而是「道」和「變」，用司馬遷的話說，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優秀的史家著史，何取何舍，孰重孰輕，即反映其對歷史脈絡的洞見。「道」和「變」也是當今媒體應重視的，真正優秀的專題、人物訪談不會局限於事件本身，過許多年後也依然是珍寶，甚至價值翻倍。 史書的另一今用體現在寫作上。說到這，聊一聊「新新聞學」（New Journalism）與「非虛構寫作」（non-fiction）。 20世紀20 至 60 年代，美國興起「新新聞學」。和「純新聞」不同，「新新聞學」重點強調場景、生動的敘事和對話，向讀者傳遞資訊的同時也伴有美感體驗，可讀性高。「非虛構寫作」是「新新聞學」潮流下的產物，比普通新聞更具藝術性，但也要求真實。「非虛構寫作」可以寫現在，可以寫過去，可以寫社區內鮮為人知的普通人，允許靈活運用各種手法增強戲劇張力，使作品讀起來像小說，同時引導讀者深入往某方面思考。 這類作品的寫作固然不同於史書，但兩者有異曲同工之處，甚至可以借鑒史書。中國古代史書的顯著特點之一便是文學性強，所以說文史不分家，多數史家本身就是大文豪。部分記載吸引力強，無需浮誇，以看似平淡之語即可書寫鏗鏘有聲之文。著史者也一定會強調歷史事件的關鍵之處，正是這些關鍵之筆，引導讀者往深處思考。假如他們能穿越到現代，個個都會是傳媒界的高手。 以下從遠往近舉例。 （圖：Adobe Stock） 秦漢以前，《左傳》是史書佳作中的佳作，其戲劇性非常強，善長描述戰爭，而且戰事不單寫軍事本身，還點出了勝敗的關鍵原因。 譬如講城濮之戰，有一段重點寫晉文公教化百姓，子犯在旁提醒說：「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民未知禮，未生其共」。等到晉國百姓安居樂業、誠實不貪，且政府「正其官」，用人順應民意，才能獲勝。講述邲之戰時，《左傳》寫楚國治國有方，選拔有德之士，賞賜不漏功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所以晉國人認為無法抵擋楚國。可見作者洞察力極強，告誡後人影響戰爭的最重要因素。 敘事最重要的是選材、布局、抓重點，《左傳》在這三方面都做得很優秀。本來各種大小事錯綜複雜，像零散的碎片，《左傳》將它們井井有條地綜合在一起，而且寫得跌宕起伏，令人緊張。重耳從逃亡到回國的經歷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穿插寺人披告密以及豎頭須請見的片段，增添了神秘感和緊張感。此外，寫晉靈公不君以及他和趙盾的矛盾也非常精彩，尤其是刺客撞槐自盡那一段，既從側面表現趙盾勤政盡責，令人敬佩，也展現「刺亦有道」的精神。又如晉靈公放狗咬人、提彌明搏獒、靈輒倒戈報恩，寫得變化莫測。 （圖：Adobe Stock） 自秦漢起，後世最推崇的正史當屬《史記》。《史記》中最佳篇，依照梁啟超的觀點，是《項羽本紀》、《魏公子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魯仲連鄒陽列傳》、《淮陰侯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李將軍列傳》、《匈奴列傳》、《貨殖列傳》、《太史公自序》。梁啟超對此十篇評價極高：「肅括宏深，實敘事文永遠之模範」。 比如《項羽本紀》，細節豐富，驚心動魄。項羽一生有許多大事可寫，而司馬遷用筆最多的是巨鹿之戰、鴻門宴和垓下之戰，這三件事恰恰是最關鍵的三大轉折點。特別是鴻門宴，每個人物都很生動，躍然紙上，戲劇性強。 司馬遷還善於透過記載小事暗示人物的未來，前後呼應。《項羽本紀》開篇講到，項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並發表豪言壯語：「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之後學習兵法，然而「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寫他少年時的這些言行，是為了表現他胸懷大志卻性格粗獷，這是他未來成與敗的早期因素。我們看項羽後來打仗時的表現，確實相當英勇，善長布陣，但不長於謀略，這和小時候半途而廢密切相關。 《史記》中項羽破例列入本紀，排在秦始皇、漢高祖之間，反映司馬遷史識卓越。滅秦之功，首推項羽，這是肯定了項羽影響歷史演變的重要地位；但項羽也像秦朝的微縮版，驟興驟亡，所以重點突出他的盛衰經過，和秦朝興亡、西漢開國形成對比，以其為轉折點記敘從秦至漢的脈絡。 （圖：Adobe Stock） 再看《魏公子列傳》，其優點在於圍繞信陵君與門客交往的主線寫，相當高明。信陵君一生可寫之事很多，總要主次分明，不能寫成流水帳，司馬遷則重點選擇他最顯著的特點寫，表現他禮賢下士，正因如此，門客甘願拚命報答。 信陵君與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並稱「戰國四公子」，但《史記》為其他三公子立傳時都不稱「某公子列傳」，唯獨信陵君獲得「魏公子列傳」的待遇。該篇內共有一百四十多處稱「魏公子」或「公子」，字裡行間都流露著對信陵君的敬仰。 文中特意透過事實突顯信陵君關乎魏國存亡：「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信陵君死後，秦國快速蠶食魏國，十八年後就俘虜了魏王，這和《屈原賈生列傳》寫屈原死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異曲同工，均以亡國襯託人才的關鍵，也隱含對當權者的批評。 《史記》其餘名篇也非常精彩，不在此逐一細說，推薦閱讀原文。 （圖：Adobe Stock） 二十四史自《史記》始，《史記》之後，其餘諸史也有許多名篇佳作，這裡列舉千年來備受推崇的一段序，出自歐陽修《新五代史·伶官傳》。沈德潛稱讚該序「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 《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的敘事先從晉王臨終賜箭寫起，聚焦於小場景，將「鏡頭」對準代表三大遺恨的三支箭。「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於廟。」借晉王之言簡練敘述唐庄宗未來的使命，將過去之事壓縮於三支箭中。 之後繼續圍繞三支箭敘事。「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概括唐庄宗不忘父王遺命，征戰沙場，以雪前恥。 寫到大仇已報，依然沒脫離三支箭。「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講述唐庄宗捉拿仇人，持箭返回太廟告慰父王在天之靈，仍寫小場景，讀者可自然聯想到其軍隊橫掃敵軍之勢。此處一揚，之後陡然一抑：「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彷彿昨日還是盛世，今日竟身死國滅，從「可謂壯哉」到「何其衰也」，作者以濃墨重筆寫盡巨大反差。 （圖：Adobe Stock） 之後寫道：「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這是《伶官傳》中最精闢的一段總結，「方其盛也」揚，「及其衰也」抑，天下豪傑與數十伶人對比鮮明，與「得之難而失之易」呼應，一代英雄唐庄宗由盛轉衰的歷史好似上天給他開的玩笑，充滿戲劇感。他是一位音樂天才，與眾伶人在藝術史上留下華章，卻不是個合格的皇帝。 究其亡因，固然包括貪圖享樂，寵幸伶官，但歐陽修也深入思索，反問說：「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字字發人深省。正因唐庄宗這段興亡史令人感慨萬千，所以歐陽修專門在《新五代史》中記《伶官傳》，以引起後世千年警惕。 再看現代非虛構寫作，也離不開記人記事，和「倒三角」新聞不同，可以從任何一個時間、角度或故事切入，取決於作者擬定的主旨，以及想引導讀者思考什麼。 二十四史均依照《史記》體例編纂，有個問題也值得思考：古時史書分不同體，有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等，而二十四史為何均採用紀傳體？試想，若要方便讀者了解歷史大事的始末經過，紀事本末體才是最合適的，而紀傳體有割裂和重複敘事的弊端。 這就要提到過去史家最看重什麼。 （圖：Adobe Stock） 所謂紀傳體，即分為紀、志、表、傳四部分（二十四史中《史記》含世家，自《漢書》以後不再用世家，《五代史》除外）。紀、傳記載重要人物的生平，志重點記錄社會、經濟、交通、天文、學術的演變，表則按年代簡單列舉歷史大事。 馬端臨《文獻通考》解釋了紀、志、表、傳體例的重要性：「《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 治史者研究的範圍太廣，數不盡的材料中，需釐清重要性的先後。在古人眼中，理亂興衰和典章經制最重要，必須兼顧。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偏重於記理亂興衰。而紀傳體以紀、傳詳記理亂興衰，又以表、志記典章經制，是其一大長處。 某種程度上，對後世研究者而言，典章經制遠比歷史大事重要。如《文獻通考》所說：「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 （圖：Adobe Stock） 特殊大事固然重要，但再過幾百年後，人們更想看到的是文明發展中的變與襲，是山崩地裂前的潛移默化。某人做某件大事，必然受到環境的驅動或限制，一時代的政經制度、主流思想、文化風氣，甚至很久以前的，都會悄無聲息地影響社會中的每個人。近現代與古羅馬、古希臘無關嗎？現今許多國家法律體系都以羅馬法為基礎，「民法」和國際私法就是典型例子。 無論古人還是今人，都容易過於重視非常人與非常事，殊不知未來最需要的可能是常人常事。今人讀史時埋怨二十四史為何不把「志」記得更豐富些，現在還原古時社會全貌需要結合許多地方縣誌，很麻煩，實際上是太苛責古人。試想，今天社會上爭相關注的也都是非常事，未來人也必然會責怪今人目光短淺。但今人依然要盡量補充過去的不足，拓寬思維，洞察易被忽略的現象。 洞察社會，既要見著，亦要見微。1793年，英國馬加爾尼使團訪問中國，親眼目睹大清帝國的社會百態後，看出了多數清人意識不到的問題。當時正值乾隆盛世，大清堪稱世界第一強國，歐洲人對中國充滿好奇與敬仰，但馬加爾尼使團此行後，他們大失所望。怎麼回事呢？ 舉個例子，有一次，清朝地方官盛情送活禽畜招待英國使團，有些禽畜在運輸途中死了，無法食用，所以英國人將這些腐肉丟進海里。之後發生的一幕令他們十分驚訝：海岸上的中國百姓爭先恐後地跳海，只為撈搶發臭的腐肉。這至少說明當時的貧富差距很大。數據顯示，乾隆年間人均糧食佔有量確實不高，每人僅780市斤，遠低於明朝（1192市斤）、隋唐（988市斤），甚至不及秦漢（985市斤）。大唐開元盛世時，「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平民生活水平普遍高。而在乾隆盛世，平民勉強溫飽。客觀上這和乾隆年間人口爆炸性增長有關。 馬加爾尼覲見乾隆（圖源：William Alexander） 而從另一件事，英國人則看出了清朝官府作風和制度問題。此事發生在定海，英國使團請定海總兵找人在海上領路去天津。之後定海總兵立即派兵全城搜索，就像逮捕通緝犯一樣將百姓捉來，審問他們誰到過天津。待找到指路人後，官府命令他們為英國人帶路，卻不給任何報酬。英國使團大為震撼，他們原以為清政府會花錢僱人，沒想到方式如此粗暴。此次中國之行，他們發現中國辦事效率極高，然而這種「大清速度」卻不是建立在僱傭關係上。 馬加爾尼使團此行還覲見了乾隆皇帝，感受到大清的威儀與繁華，這是見大；又看到民間疾苦，透過小事發現大清帝國漏洞百出，這是以小見大。 乾隆皇帝（圖：公有領域） 今人說，那時未能解決盛世帶來的人口暴增問題，意識不到西歐民主化的進程，不懂得儘早改革制度。今人在總結二百年前大清的問題時，覺得思路清晰，並指責昔人沒能一針見血地指出，但再分析時事新聞時，也難免處在今天的迷局中。很大程度是因為整個社會都在按部就班地運行，出於慣性，會視諸多常事為不必聚焦之事。歷史上每一次大變革前夕，多數人都仍在按照慣性前行，確然值得我們深思。 史家與媒體，任重而道遠。
文/清簫 康熙九年十一月，才士魏禧從揚州返家途中，與一位名叫陳子燦的青年乘坐同一條船。陳子燦那年二十八歲，平時很喜歡舞槍弄棒。魏禧知他好武，便向他講授《左傳》中的兵謀、兵法。 談話間，魏禧順著話題問道：「你平時走南闖北，可曾遇到什麼奇人異士？」 陳子燦一回想，確實有！那是一位善使大鐵鎚的江湖豪俠，可惜不知他叫什麼名字，但他的故事實在令人難忘！暫且叫他「大鐵椎」吧。 魏禧聽罷「大鐵椎」的故事，覺得他果真是個傳奇人物，於是牢記於心，寫下著名的《大鐵椎傳》。 （圖：Adobe Stock） 這位俠客甚是神秘，沒有人知道他來自哪裡。陳子燦有次到訪河南，碰巧在宋將軍家中遇見他。 這宋將軍也是好武之人，聞名遐邇，七省同好都從四面八方趕來向他請教。他其實不是什麼將軍，只是因為身材健壯，所以得了個「宋將軍」的綽號。 宋將軍有個徒弟叫高信之，身強力壯，擅長射箭，和陳子燦是同學，因此他們一同拜訪宋將軍。 宋將軍家的諸多客人中，有個飯量很大的大力士吸引了眾人的目光，此人便是「大鐵椎」。他相貌醜陋，右腋下夾著一柄大鐵鎚，重達四、五十斤。奇怪的是，這俠客無論吃飯時還是拱手行禮時，一刻都不放下鐵鎚。 再細看那鐵鎚，柄上的鏈子摺疊數圈，若把鏈子拉開，竟長達一丈！ 雖然「大鐵椎」形象如此吸睛，卻很少跟其他客人說話，聽他口音像是楚人。有人問他家鄉在哪、姓甚名誰，他卻避而不答。 （圖：Adobe Stock） 更奇怪的事還在後面！半夜三更，眾人正在睡覺，「大鐵椎」突然喊道：「吾去矣！」隨即消失得無影無蹤，令陳子燦大吃一驚。明明門、窗都沒開，人怎麼不見了？！ 高信之說：「這人剛來的時候，不戴帽也不穿襪子，頭上裹著藍手巾，腳上纏著白布，除了那個大鎚子外，什麼行李都沒帶，但他腰帶裡面卻有很多銀子。我跟宋將軍都不敢問他。」 陳子燦只得帶著滿腹疑慮進入夢鄉。然而再醒來時，竟發現「大鐵椎」正躺在床上鼾睡！ （圖：Adobe Stock） 某天，「大鐵椎」打算離開此地，便向宋將軍告辭：「我最初聽說你的大名時，將你視為豪傑，但後來發現，原來你只是外強中乾。」又說道：「吾去矣！」 宋將軍趕忙挽留他，卻聽他解釋道：「我經常擊殺響馬賊，奪他們的不義之財，所以跟他們結了仇。如果我長期住在這，難免會牽連你。那群強盜已跟我約定，今天半夜到某地去決鬥。」 聽到「大鐵椎」這番話，宋將軍非常高興，說：「我今晚一定帶上弓箭，騎馬前去助戰！」 不料「大鐵椎」當即拒絕，並說：「你最好別去，那群強盜武功高強，人數眾多，我若要保護你，就不能殺個痛快。」 但宋將軍太過自負，而且也好奇「大鐵椎」的武功究竟多高，於是強烈要求同去。「大鐵椎」拗不過他，只得勉強答應。 走到距決鬥場所不遠處時，「大鐵椎」將宋將軍送到一座空堡上，叮囑說：「你就躲在這看，千萬別出聲，不要讓強盜發現你。」 （圖：Adobe Stock） 此時已能聽到雞鳴，空中月亮緩緩下沉，星光照亮曠野，百步之內，人影清晰可見。「大鐵椎」策馬奔騰而下，吹了幾聲觱篥，頃刻間，二十多個強盜從四面騎馬奔來，他們身後還有一百多個身背弓箭的步兵。 一強盜拍馬提刀，直向「大鐵椎」衝來。只見「大鐵椎」一聲怒吼，手中大鐵鎚一揮，那強盜便應聲落馬，連馬頭也被砸裂。 其餘強盜見狀，衝上前將「大鐵椎」環環圍住。「大鐵椎」絲毫不怕，奮力揮錘，左攻右擊，勢如破竹，打得強盜個個人仰馬翻，死了三十多人。 （圖：Adobe Stock） 再看另一頭，宋將軍正屏息凝氣看著這場激戰，雙腿止不住顫抖，險些跌落堡下。他還沒回過神，忽然聽到「大鐵椎」高喊一聲：「吾去矣！」只見塵煙滾滾，「大鐵椎」策馬朝東方馳去，之後再也沒回來。 以上大鐵椎決鬥響馬賊的故事出自魏禧的《大鐵椎傳》。無論怎樣用白話解說，都無法達到原文的高度。下面不妨一同欣賞原文，之後我將解讀這篇古文好在哪裡、其深層含義以及對當代人寫作的啟示。 《大鐵椎傳》： 庚戌十一月，予自廣陵歸，與陳子燦同舟。子燦年二十八，好武事，予授以左氏兵謀兵法，因問：「數游南北，逢異人乎？」子燦為述大鐵椎。作《大鐵椎傳》。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雲。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 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脅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復，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 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 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疆留之。乃曰：「吾數擊殺響馬賊，奪其物，故仇我。久居，禍且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鬥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眾，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為，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斗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弗聲，令賊知也！」 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觱篥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突奔客，客大呼揮椎，賊應聲落馬，馬首裂。眾賊環而進，客奮椎左右擊，人馬仆地，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慄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塵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圖：Adobe Stock） 魏禧論曰：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歟？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為人用歟？抑用之自有時歟？子燦遇大鐵椎為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年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賞析： 全文重點突出一個「異」字，由淺入深，前後緊密相連。開頭作者發問：「逢異人乎？」由此引出下文，之後對「大鐵椎」的描寫都圍繞「異」字——他的容貌、打扮、飯量、性格、語言、兵器、武功都異於常人，對人物形象的刻畫很全面。這些描摹與敘事，都為結尾的評論與升華鋪墊，引出「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的思考，之後感慨許多奇人異士未能得到重用，發人深思。 該文營造的吸引力極強。起初為主人公「大鐵椎」一層一層地蒙上神秘感，在餐桌上、夜深時、旁人睡醒後，他的表現都很神秘；之後再一層一層地剝開，「大鐵椎」的英雄形象逐步明顯，直到最後的決鬥，才知道他武藝高強，是真正的有膽有識之士。起初宋將軍的形象看似高大，相比下，「大鐵椎」顯得似乎醜陋而渺小。其後作者一層一層地揭開真相，在最後決鬥時，才知道宋將軍是真正的小丑。另寫強盜的武器、人數、聲勢，都反襯出「大鐵椎」的勇敢。全篇對比和襯托手法運用自然。 （圖：Adobe Stock） 三處「吾去矣」十分巧妙。第一處，「大鐵椎」說完「吾去矣」後突然消失，引人浮想聯翩。第二次說「吾去矣」時可見「大鐵椎」眼光高、志向遠，而宋將軍的形象有瓦解趨勢。第三處「吾去矣」最為豪邁，二人形象高下鮮明，尤其是搭配「塵滾滾東向馳去」的場景，頗有「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的俠氣。張潮《虞初新志》對此點評：「篇中點睛，在三稱『吾去矣』句。」 該文對景的描寫也值得注意。決戰前，「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營造出肅殺氛圍，如觀電影之感，特別是「百步見人」四字，使讀者身臨其境。 作者究竟為何寫這篇《大鐵椎傳》呢？難道只是因為這位俠客與眾不同嗎？並非這樣簡單。 魏禧在文末將「大鐵椎」比作在博浪沙持椎刺殺秦始皇未遂的大力士，意指這類異人本可以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然而在前文故事中，眾人對這類真正的英雄知之甚少，卻都爭相膜拜外強中乾的宋將軍。這裡的宋將軍暗指明末清初一部分無能且怯弱的明朝舊臣，徒有虛名，不敢對抗清廷。而像「大鐵椎」這樣英勇善戰、志存高遠的豪俠，則象徵魏禧心中期盼的反清復明的真英雄。 魏禧將滿腔理想都寄托在主人公身上，隱於字裡行間。他有意向陳子燦打聽江湖上的異人，是想發掘更多抗清豪傑。故事中，「大鐵椎」原打算投奔宋將軍，為的是結交能幹大事的英雄，但宋將軍「皆不足用」，因此失望告辭，「大鐵椎」何嘗不是魏禧的縮影？ （圖：Adobe Stock） 明朝覆滅後，魏禧一度悲痛欲絕，不思茶飯。他始終不忘復國大業，積極籌划起兵，參與抗清。清軍進攻贛南之際，魏禧隱居於翠微峰，在此與摯友讀史論經，同時計劃建立秘密抗清基地。為避免閉戶自封，他遊歷江淮吳越，廣結益友，尋找人才，史書記載他「於蘇州交徐枋、金俊明，杭州交汪沨，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常州交惲日初、楊瑀」（《清史稿》），這些朋友都是明朝遺民。魏禧還致力兵學，精通《左傳》，希望能為戰事效力。然而他發現許多人才或無大志，或不自知，不足以擔起複明重任。 《大鐵椎傳》文末提到魏禧讀陳亮《中興遺傳》而生慨嘆，也是暗指時局。南宋文人陳亮力主抗金，曾著《中興遺傳》為宋朝南渡前後死節、能臣、能將立傳，其中一些俠肝義膽、智勇雙全之士卻「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他們和俠客「大鐵椎」以及壯志難酬的反清志士有著相似的命運。 （圖：Adobe Stock） 魏禧一生不與清廷合作。康熙十八年，有人向清廷舉薦魏禧，希望他入仕做官，魏禧則以疾病為由拒絕了。 魏禧著有文集二十二卷、日錄三卷、詩八卷、左傳經世十卷，其散文風格凌厲雄健，造詣頗深。他與侯方域、汪琬合稱「清初三大家」。其兄魏祥、其弟魏禮亦才華橫溢，兄弟三人享有「寧都三魏」美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