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國總理李強訪問澳洲首都坎培拉，當時有華人歡迎，舉紅旗，唱紅歌；也有華人抗議中共，表達反迫害與維護人權的呼聲。事後一位朋友與我聊天，他說：「在支持者中也有人知道中國共產黨做過壞事，卻依然選擇助紂為虐，還有人非常霸道。已有不少中國人經歷過一系列政治運動，以及疫情清零，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而一些同胞卻仍執迷不悟，為什麼？似乎只要不觸及自己的利益，就麻木不仁。」隨後問道：「這部分人為何如此心甘情願地接受中共？」 我當時和他簡單聊了些歷史，並說：「你不必太過悲觀。許多人並不壞，冰凍三尺，觀念的改變絕非一蹴而就。」至於他的問題，確實值得深思。於是我打算寫一篇文章，以此問題為引子展開來談。 我認為根本原因在於價值觀的斷層，分為兩種表現：一是由於中共系統地破壞中國傳統文化，摧殘中國人原本就有的可貴精神；二是對現代普世價值觀的排斥，那些國內翻牆才能看的內容恰恰是非常珍貴的。後者很容易理解，本文重點講前者。 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人權等價值觀是不相對立的，中國人無需太看輕自己原本的精神財富，打個比方，原先手中就有黃金，謙虛地取長補短即可，且已建立中華民國屹立於亞洲，何必自卑自辱？但從1915年所謂「新文化運動」起，部分國人激進地反傳統，不辨良莠地以為外來一切都好，導致矯枉過正。五四運動後中國產生一種思潮，即：假定全球各國都必然走上同一條發展道路，此必然成為不可抗拒的規律，有的國家已然踏上新階段，而有些國家已然落後。此觀點且不論正確與否，首先它只是一個假定，有待證實，然而這一飄忽無根的觀念直接導致部分國人以為要立即學習西方所謂「最新階段」，奮起直追走捷徑。當時的時代背景是，俄國剛發生十月革命，列寧建立蘇維埃政權，若依據世界同道的假想，便以為蘇俄已領先世界進入「最新階段」社會主義。此後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宣傳加強，誕生了中國共產黨。這是誤入歧途的第一步，所憑藉的只是一個假定。 （圖：Adobe Stock） 中共起初是不入流的，抗日戰爭期間起主要作用的是國民黨，消耗很大，而共產黨趁機壯大，敵我不分，為難國民軍。這是有根據的，譬如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承認：抗日戰爭建立起來的「革命根據地」成為中國人民進行打敗國民黨的戰爭的出發點。國共內戰後，1949年中共篡國，之後系統地摧殘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人，文革是最著名的運動之一，它對中華文化的破壞空前絕後，力度遠比此前的「新文化運動」大，回頭看中國古代，也從未有如此規模的文化摧殘。 有人以為中共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是「一丘之貉」，其實不然。我們不妨思考一番，中共為何破壞中國傳統文化。以下詳說。 談及中國傳統文化，有人馬上就聯想到落後一詞。然而，我們今天普遍認同的民權、人文主義、言論自由、科學精神，中國自古有之。 孫中山、章太炎、康有為、王韜皆認為中國早有民權思想，比如現存最早的歷史文獻集《尚書》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也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另外，1941年胡適在美國做過一次題為「民主中國的歷史基礎」（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Democratic China）的演講，其中講到中國古代存在可以接引現代民主的基礎：兩千年前，中國已經沒有嚴格的階層之分；自漢朝起，已經建立了客觀、公平競爭的選拔制度；古代已非常重視批評的重要性且已形成批評制度，御史、監察官可以抨擊皇帝與宰相，這是言論自由的實踐。 胡適不僅在此演講中講過傳統中國的可取之處，他還一直強調中國古代已有科學精神。我們客觀來看，中國古代的科學主要體現在人文領域和考證方面，也有四大發明這樣的創造；西方科學主要在自然領域，近代西方發展出工業革命，此方面是中國不及的，應該謙虛學習西方。而在嚴謹程度上，中國古人不見得比近現代差。至於人文主義，儒家就是典型，重視人的尊嚴、仁愛、理性。 對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公平性，大概會有人表示疑問，我在此補充。 （圖：Adobe Stock） 自春秋戰國起貴族已受到衝擊，此時士發展壯大。自秦朝起中國進入郡縣制的大一統時代，普及郡縣制本身就是阻止壟斷的體現，可謂一大進步。從漢代起雖恢復分封，但諸世襲藩王已被削弱，所以兩千年來實際上都以郡縣製為主體，依照選官標準任免及升降官員，社會已形成很強的流動性。從秦至清的兩千年不宜被定義為封建社會。 漢朝選孝廉，自漢武帝起每年一舉，每郡都要推舉賢才。自漢昭帝、宣帝以後，宰相幾乎全來自地方，由努力得來，不是皇親壟斷。科舉制始於隋朝，唐、宋使其完善，宋朝最為關鍵。唐朝尚有門第；而到宋朝時，從魏晉傳下的門第已基本上消失。蘇轍有一句話：「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可見北宋的社會流動性，士、農、工、商已不固定。明朝的變化尤為顯著，有四民不分的趨勢，許多商人家庭培養孩子考科舉，也有許多儒生棄科舉而從商。有一件趣事，大文豪王世貞對朋友詹景鳳說，徽州商人看見蘇州文人就像蒼蠅追羊膻。之後詹景鳳回懟說，蘇州文人看見徽州商人也像蒼蠅追羊膻。王世貞聽後無言以對。明朝有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內，有多達60%的進士出身於三代未有人當官的普通家庭，政府的門已向百姓敞得很大。 （圖：Adobe Stock） 下面我重點講一講中國古代的言論。儘管自由有局限性，但在價值觀上，儒家思想一直追求言論自由，也有許多士付諸實踐，甚至不惜性命。這樣的精神也是現在中國人需要的，可惜中共不希望如此，其本質是極權主義。古人非常看重尊嚴，而中共文革、六四等暴行是對尊嚴的踐踏，使國民奴化，不敢有異議。儒家是反對奴化的，若傳統的議政精神得以延續，並深入融合西方自由理念，那麼中共的統治地位將受到極大威脅，這是毛澤東毀壞傳統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議政的傳統早自堯舜時代就有，那時施行禪讓制，君主虛心納言，言論自由。《呂氏春秋》記載：「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堯帝常擔憂自己執政有錯，設一面鼓在門外，任何人都可以擊鼓進諫；舜帝在路旁設立木牌，民眾都可以在上面寫意見，指出他的過失。 春秋時，師曠與晉悼公間的一段對話也反映出議政精神。《左傳》記載，衛獻公因性情暴虐而激起大臣反抗，被迫逃亡。晉悼公聽說此事後，覺得衛國人趕走君主的行為太過分。師曠的觀點則相反，他說：「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意思是，若國君逆天逆民，當然應該驅逐他。 師曠隨後說的一番話更精彩：「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昵，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又說：「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阻止君主做過分之事是輔臣的職責之一，正因此，天子要有公，諸侯要有卿，卿要設側室，大夫要有貳宗。史官、樂師、士、庶人、商人、工匠，不論身分，人人可議政，這正是言論自由的精神。 （圖：Adobe Stock） 民間議政也體現在學校里。春秋時，鄭國百姓在鄉校議論執政者政策的好壞，大夫然明覺得不舒服，便問子產是否要毀鄉校，子產立即反對，說：「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將批評政府的人視為己師。 士與百姓批評政府和君主的傳統此後一直努力傳遞，西漢的眭弘與蓋寬饒、東漢的清議、宋代太學生上書帶動百姓抗議，以及明代大禮議之爭、左順門抗議、海瑞上疏、東林書院，都付諸行動，造成很大影響或形成規模。讀歷史若受中共黨文化影響，將其皆視為階級鬥爭與權力鬥爭，便看不出其可貴之處。 譬如宋朝太學生上書，朝野上下皆對童貫、蔡京等奸臣不滿，《宋史》記載有一位太學生陳東正直敢言，與眾同學齊諫「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辭極為憤切，一呼百應，廣受支持。後來金軍兵臨城下，李綱主戰，宋欽宗卻要撤他的職，陳東帶領數百名太學生再度上書反對。《宋史》稱當時「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數萬人不約而同地聚集在宣德門前支持學生上書，可想其規模。眾抗議者「喧呼震地」，奮力敲擊登聞鼓，將鼓敲爛了也不肯停。見到主和派宰相李邦彥時，眾人激憤痛罵，撿起瓦礫向他身上砸。據《三朝北盟會編》，開封府尹趕來阻止抗議，呵斥他們怎敢脅迫皇帝，而學生們毫不畏懼，義正辭嚴地回道：「以忠義脅天子，不愈於奸佞脅之乎？！」之後宋欽宗在壓力之下妥協。 （圖：Adobe Stock） 過程中確實發生了傷亡，是民殺官，而非官殺民，抗議者「殺傷內侍二十餘人」，宋欽宗也沒有調軍隊屠殺學生。事後，欽宗下詔說：「深諒爾等忠義」，大多數官員也選擇站在學生一邊，最後只下令懲處殺人者。我不禁聯想到六四，雖時代與起因不同，學生的正義感、責任感與勇氣卻相似，然而結局大不相同。中共六四屠殺有多惡，不言而喻。 明朝長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為榮的風氣，越敢和皇帝爭辯，甚至寫奏疏批評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海瑞是最突出的例子。順便強調，中國古代制度雖有局限性，但一直不主張箝制言論自由，遵守與否是人的問題。譬如，明太祖朱元璋為明朝留下一個很好的制度，凡天下軍民寫信給皇帝，無論內容如何，一律不許阻攔。海瑞上疏批評明世宗嘉靖時距開國已近二百年，當時儘管嘉靖多年不上朝，國家有諸多問題，但至少這一規定得以延續及遵守，正因此，長年怠政的嘉靖能收到小官海瑞罵他的奏疏。 還有一制度可見明朝非常重視平民的訴求。自明太祖時就已規定，若官方渠道不能解決問題，百姓有權將貪官污吏捆綁，直接到京城交給皇帝判決，而且皇帝要補貼百姓的路費。這不是紙上空文，而是真正落實的。舉例說，宣德年間新淦縣發生過一起這類事件，縣丞厲中欺壓百姓，縣民忍無可忍，便將厲中捆綁，還殺死一名軍官。後來明宣宗親自審理此案，判縣丞死刑，公正為民。他所依據的法律內容也值得我們留意，見《大明律》卷第十四：「凡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變良民，因而聚眾反叛，失陷城池者，斬。」罪責在官。各位不妨對比一下現在的中國。 （圖：Adobe Stock） 中國古代在監察制度上也表現出權力制衡與保護言論自由，意識到這一傳統的不僅有胡適，還有孫中山。西方有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分立，孫中山曾提出五權分立的設想，即增加古代中國原有的監察權、考試權，保留傳統政治中的優點，中西合璧。 在漢朝，太尉、御史大夫近乎和宰相平起平坐，合稱三公，其中御史大夫就是負責監察的，相當於副宰相。而宰相負責行政，太尉負責軍事。御史大夫不僅能監察朝廷與地方政府，還能監察皇宮內的事。還有一個官職叫諫議大夫，專門監督並諷議皇帝的言行。唐朝時，散朝後皇帝若要與宰相單獨對話，諫官有權隨從，他可起到緩解皇帝與宰相矛盾的作用，因為，宰相有時想提意見卻不便直接對皇帝說，可以由諫官轉達意思，皇帝即使憤怒也無可奈何，諫官的職責就是提意見，皇帝不能禁止諫官說話。 古代還有一類對言論自由的實踐是史書。有人說，中國史書都為統治者服務，必然歪曲事實。此話言過其實。我們在閱讀時，若要了解哪些可信或不可信，應嚴謹考證，綜合參考其餘史料，就事論事，最好不帶先入為主的觀念。 應知史官是中國歷史上最正直勇敢的職業之一，道德標準很高，構成對君主和權臣的制約，像董狐直筆等事例，此類史官屬於良史。《禮記》稱：「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這是對天子的監督。某種程度上，帝王可謂歷史上最不自由的一類人，往往不敢隨意。有些記載連皇帝也不能看，譬如唐太宗有一次想看自己的《起居注》，史官斷然拒絕，足以說明史官享有很強的獨立性。 （圖：Adobe Stock） 約束執政者最有力的，除法律制度外，應屬社會上普遍堅守的價值觀，時代可能變得黑暗，但正義的價值觀絕不能丟。雖然中國古代發生過許多不好的事，但整體上大家都在爭取正義，即使道德不高尚的人也受著價值觀潛移默化的影響，促使他們醒悟。上文講到海瑞上疏，嘉靖雖不算稱職的君主，卻在看到奏疏後深有感慨。《明史》記載，嘉靖起初非常憤怒，旁邊的宦官黃錦想救海瑞，便說：「此人素有痴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嘉靖聽後沉默了，「復取讀之，日再三，為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這就是價值觀潛移默化地起到作用。比干之正氣人人認同，嘉靖也知，見海瑞如比干再世，他若尚有良心，或為名譽著想，自然不願做紂王。黃錦與徐階均以各自方式「哄」嘉靖，以保住海瑞性命，天下民眾皆敬佩海瑞，也是價值觀深入人心的表現。 中國古代最寶貴的，乃正人君子無論身處何境地都堅持原則。《詩經》說：「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君子慎獨，獨處猶能高標準要求，何況在外。縱然在戰場上，也有人堅守底線，絕不忘恩負義。公孫丁與庾公差師徒就是典型一例，《左傳》記載，公孫丁曾教庾公差射箭，但二人各為其主，一日兩軍交戰，庾公差面對昔日恩師，實在難以動手。他感嘆說：「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若他向公孫丁放箭，便是背棄師恩；然而身為軍人，這是他的職責，若不射，自己將喪命。最終他「射兩軥而還」，故意射偏。忠義難兩全，在國事與恩義之間抉擇，庾公差的選擇是堅守人性底線的。《孟子》也講到此類難以兩全的選擇，可見儒家的價值取向。 （圖：Adobe Stock） 古時還有忠孝之間的選擇問題。譬如魯國有個士兵經常當逃兵，孔子發現後問他原因，他說家中有年老的父親，若他戰死沙場，父親便沒人照顧了。孔子對他的孝心大加讚賞，並推薦他做官。法家《韓非子》藉這一事反對孔子的行為，說「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恩、孝和任務相比，當相互衝突時，究竟該孰先孰後？長遠看，孔孟的態度或許更值得選擇，儘管會一時妨礙國事，卻符合人性。儒家主張的順序是先家後國，現代人都很看重人情味，在這一點上，兩者不宜被視為對立關係。至於師恩，這是基本良知，即使淺一點說也是人之常情。若普遍都堅守儒家價值觀，怎會發生文革期間骨肉相殘、批鬥老師的悲劇？怎會有「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近代歐洲人在讀儒家經典時曾產生很深的共鳴，不是沒有原因的，實際上中國早已有人文主義，歐洲人文主義也是歷史悠久的，古希臘文化正是文藝復興的重要基礎，中西方價值觀的相通之處可謂交相輝映。儒家的民本、修身、德政理念，在近現代西方人眼中也很珍貴，例如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非常崇敬孔子，德國思想家萊布尼茲也非常喜愛中國古書。自明末隆慶開關後，許多歐洲傳教士將中國書籍帶到西方，引發了歐洲從17世紀初至18世紀末的「中國熱」。我們大可不必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化、現代化對立起來。 （圖：Adobe Stock） 近幾十年來一直有華人在國外反共，當然不等於反華和反中國文化。共產黨是真正的極權，它與中國幾千年來傳承的可貴精神對立，一系列運動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國人的骨氣、膽識、思辨、信仰、道德，經過思想「改造」後，使人變得聽話、唯利是圖、貪生怕死，當聽到異見時卻喪失理智，上綱上線扣上「不愛國」的帽子。文革看似已經遠去，現在看似開放，其實只是換了一種形式，誰充當紅衛兵已非表面容易識別。不久前有所謂「除三害」（莫言、清華、農夫山泉），此類例子早已不陌生，思維定式、風氣一旦形成便很難扭轉，影響一代又一代。 毛澤東知道文化人最不易被利用，尤其是從民國留下來的專家學者，有些人精通古今中西，以後極可能「不聽話」，所以他要將這些人馴化或踩在腳下。 民國之初本來非常開放自由，大師林立，挺共的學者尚不敢肆無忌憚，譬如那時范文瀾寫的《中國近代史》雖有共產黨的意識，卻也不敢太過分，畢竟學術界都在看著，且他自己曾跟隨黃侃學習，受教匪淺。但1949年後，中共愈發肆無忌憚，學術界被糟蹋得面目皆非，撒謊成為常態，並強行用馬克思主義洗腦且生搬硬套，一直影響到現在。 大陸研究者拿斯大林「五階段論」硬套中國歷史，奉為圭臬，不僅使學界思想僵化，且漏洞百出，以為世界各國都必經「原始共產、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道路，嚴重扭曲了歷史研究和真相。並非所有史學家都主張全拿馬列主義衡量，譬如陳寅恪。然而中共相當極端，要使所有人「統一」思想，且為政權唱讚歌，修改事實。西方研究可以有許多史觀，不會都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古代史家也有非常高的道德與學術標準，此傳統精神也一直流傳至民國，時代無論如何變，應有的品德卻絕不能變。可惜中共毀壞了學術，也帶偏了下一代學者。 中國傳統文化還有諸多正面作用，譬如借古諷今，憂世憂民，也能化筆為劍。古代戰爭有時文武並用，文人一揮筆堪比千軍萬馬，譬如徐敬業起兵討伐武則天時，駱賓王一篇《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如驚天雷電，氣吞萬里，此等文章有先聲奪人之效，怎不似千軍萬馬？毛澤東忌憚筆墨的威力與傳統文人的骨氣，所以他要將所有潛在「風險」除之而後快，經系統「改造」後，莫說駱賓王、徐敬業，連比干、眭弘、蓋寬饒、陳東、海瑞、顧憲成都不再出現。 （圖：Adobe Stock） 斷層一旦形成，便削弱了中國人的責任感，且中共有意過濾外來信息，欲使後人不知不覺間按照「改造」後的軌道行駛。六四鎮壓、網路審查、迫害異己、打壓香港，一步步隨時代變化而加固。現在抗議需要舉白紙，上網沒有隱私，新聞掩蓋真相，高壓審查使民習慣避開「紅線」，教育發展在剛好可以為黨利用的程度，讓人不敢多想多言。中國確實人才濟濟，可惜受環境所限，中共最想要的就是國民縱然成才卻降低底線，扭曲價值觀，並對敗壞的現象習以為常，甚至同流合污。 蘇聯的前車之鑒就在眼前。上世紀末蘇聯解體後，俄國史學家發現1917年以來的歷史書慘不忍睹，錯得離譜。中國的文化悲劇不知仍將持續多久。 遙想張煌言受刑前，眼見神州大地盡失，山河依舊壯麗，惟感嘆一聲「好山色」，三百多年過去，依然引發共鳴，然此心情又有幾人能知？但我並不悲觀，因現在越來越多華人已看清中共面目，且骨子裡都還保留著傳統與普世價值觀。回顧反清歷史，張煌言後有呂留良、曾靜、齊周華，其後有章太炎、孫中山，精神延續不息，便終有光復日，遺失的好山色終會回歸。以史鑒今，書籍猶在，精神猶在，台灣猶在，「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文/清簫 上期講到詩之本在於言志，詩可以起到興、觀、群、怨的作用，概括而言，作詩要有藝術感染力，使讀者產生聯想；同時反映現實生活，詩人可以透過詩諷諫時政。此外還談到性靈、氣象、體面、血脈、韻度。性靈即真性情，詩應是詩人真性情的表現，言志的同時自然包含詩人的真情實感與個性，字句由情志產生，而不能為造句而損害情志。氣象既在字句之內，也在字句之外，來自詩人的氣質，譬如李白，他的詩詞妙在氣象。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舉例說：「太白純以氣象勝。『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絕妙詩詞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 以上是簡單回顧。下面講的內容以上期為基礎，繼續探討詩的審美，以及我們怎樣作出好詩。 諸位或許已見到本期標題：「水中月，鏡中象」，可能看起來有點模糊，難道詩的最高水準是這樣的嗎？非也。在講什麼是「水中月，鏡中象」前，我們先聊一聊言外之意。 （圖：Adobe Stock） 諸位不妨回顧一下，當感到一首詩很好時，究竟詩的哪一部分令我們覺得好？文采或許是其一，但如果細想，會發現真正使你難忘的不在言內，而是言外之意、形外之神，是文字帶給你的聯想，這是中國古詩的一大魅力。詩是精華語言，註定不能將全部想表達的意思寫出，古體詩尚能寫很長，而絕句和律詩長度固定，終究十分有限，所以必有意在言外，必有神在形外。因此好詩都有一個共同點：「言有盡而意無窮」，意味深長，繞樑三日，使讀者回味無窮。 劉勰《文心雕龍》說：「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復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劉勰講的隱和秀，即文外與文內之美兼得，隱意為「重旨」，即能以簡約的辭表達豐富的意。唐代僧人皎然也談到文外之意，其《詩式》講道：「兩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中總結道：「超以象外，得其環中。」這是講詩貴在象外。《二十四詩品》還講：「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著的意思是粘著，此句也是談言外意味，提倡含蓄而餘味繞樑。梅堯臣論詩也頗重視言外無窮之意，他認為：「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言外、文外、象外都可以概括為神，和水中月、鏡中象異曲同工，寫詩只寫形是不夠的，有了神，詩才真正活起來。 （圖：Adobe Stock） 為何說詩的言外之意、形外之神是水中月、鏡中象呢？我們抬頭看月亮，天上的那個月是實體，倒映在水中的月是影子，人可以憑藉科技登陸月球，但水中月影永遠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景物本是客觀存在，當人帶有主觀情感看它時，景物便被賦予新的意義，詩人筆下的景物便是那一瞬間所感所見，將其以詩再現，而不是生硬的描述。水平高的詩人能將其寫得含蓄深遠，餘味無窮，介於可言與不可言之間。讀者讀後，雖心領神會，卻發現只可意會而難以言傳，如果想複述給別人，非用此詩句不可。水中月、鏡中象看似可用手摸到，實際上永遠都無法觸碰到，這種感覺與可言和不可言之間相似。不需要精確，應留給讀者餘味及聯想。 （圖：Adobe Stock） 嚴羽《滄浪詩話》對此講得很精闢：「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嚴羽所說的興趣不是指愛好和趣味，而是指詩人內心情感的興發，有時是看到某景物後的感悟，都是自己的真情實感，而非尋章摘句得來，所以無跡可求。因為抒發真情，獨一無二，所以有味可品，若功夫到位，自然達到言盡意永。 舉例詳說，譬如杜甫寫過一首〈冬日謁玄元皇帝廟〉，描繪老子廟的壯麗，其中一句寫道「碧瓦初寒外」，真可謂神來之筆。細想，為何碧瓦會在寒氣之外呢？冬季寒氣充滿天地間，任何一物都逃脫不了低溫，而且寒無象無形，怎能分內外？但這就是詩人感受到的，杜甫見到如此壯美的建築，心中覺得溫暖，碧瓦也顯得溫暖了。 （圖：Adobe Stock） 葉燮《原詩》有評：「初寒無象無形，碧瓦有物有質，合虛實而分內外，吾不知其寫碧瓦乎？寫初寒乎？寫近乎？寫遠乎？使必以理而實諸事以解之，雖稷下談天之辯，恐至此亦窮矣！然設身而處當時之境會，覺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設，呈於象、感於目、會於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碧瓦和初寒人人皆知，人人能言，但「碧瓦初寒外」只有杜甫感受到，是屬於他的想像。不需多言，讀者就可以領會到他當時的心境，若讀者轉述給別人，便失去味道，唯有「碧瓦初寒外」能表達他的意。葉燮還有一段觀點，說：「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詩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於前者也。」杜甫這句「碧瓦初寒外」就是典型的詩家語言，可意會而不可言傳。 （圖：Adobe Stock） 杜甫另有一首詩〈春望〉，家喻戶曉，我們來看前兩聯，也是言外意味深長——「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安史之亂爆發後，長安遭受蹂躪，杜甫眼見昔日繁華的國都破敗，觸景生情，寫下該詩。說「山河在」，言外之意是唯有山河仍在，其餘都蕩然無存。說「草木深」，雜草叢生，雖不直接寫人，但讀者可感受到人煙因戰亂而稀少。至於花鳥，本是樂景，卻令詩人傷感，以樂景更襯哀情。寥寥四句，寫得含蓄深沉，令人難忘，最觸動讀者的部分在言外。 （圖：Adobe Stock） 我們再看溫庭筠的〈商山早行〉，其中「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最經典。這兩句沒有一個生僻字，景物也是生活中常見的，看似平淡，卻讓人讀後如身臨其境。雞表現聲，月表現色，茅店反映遠離故鄉的山區，霜反映冷，人跡說明有比詩人更早出行的人，僅十個字就能使讀者腦海產生許多畫面，感受到早行辛苦與羈旅愁思。這是梅堯臣所謂「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的典範。 另有兩首詩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典範，即李白〈夜泊牛渚懷古〉和孟浩然〈晚泊潯陽望廬山〉。王士禎《帶經堂詩話》評道：「詩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為何評價如此高？以下分別賞析。 〈夜泊牛渚懷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 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 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 明朝掛帆去，楓葉落紛紛。 李白此詩抒發知音難逢、懷才不遇的傷感，自然而無雕琢痕迹，含蓄有味。「青天無片雲」寫開闊景色，這類環境容易激發懷古之情，詩人的思想自然地融入景中。之後借謝尚與袁宏的典故表達懷才不遇之感。結尾想像次日之景，掛帆離去，楓葉飄落，更襯未遇知音的寂寞冷清。 （圖：Adobe Stock） 〈晚泊潯陽望廬山〉 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 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 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 東林精舍近，日暮空聞鍾。 孟浩然這首也寫得自然無痕。「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不寫具體景，給讀者留下想像空間，「都未逢」用語平淡，委婉表露不滿之意。之後「始見香爐峰」，「始見」二字含蓄地表現驚喜之意。望見香爐峰，孟浩然不禁懷念起曾在廬山建造東林寺的高僧慧遠，他仰慕慧遠，但如今昔人已去，只餘夕陽之下，寺廟鐘聲。「日暮空聞鍾」憂鬱而深遠，一個「空」字暗指高僧已逝世，惆悵之情寓於景中，下筆素淡，卻情思悠遠，餘味無盡。孟浩然透過懷念慧遠，表達對隱居生活的嚮往，詩中未直說理想，而蘊含於字裡行間。 （圖：Adobe Stock） 〈夜泊牛渚懷古〉和〈晚泊潯陽望廬山〉都在寓情於景方面寫得好，情在景中，味在言外，露出一點引導讀者聯想和感悟，這一點足矣，如此才更值得品味。兩首詩都沒有驚奇文字，簡單易懂，佳作不靠文采，用語平淡也無妨，詩重在直奔上乘，形為輕。作詩不宜太實太滿，而要留白，講究虛活。字句就像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橋樑，真正溝通的是心靈，不同讀者的領會各不盡同，無關乎第三者，貴在心有靈犀，相視會意。嚴羽所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葉燮所謂「含蓄無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可謂上乘。這不等同於晦澀模糊，用語依然應使人易懂，「水中之月」在意境而不在表面。
文/清簫 談到詩和詩人，各位的印象是怎樣的呢？會否覺得詩很遙遠，詩人是社會上一個特殊的群體？其實詩並不神秘，也不是詩人特有的語言，而是大眾的語言。 現在我們都知道，詩學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然而詩的起源很平易近人，原是歌謠和口語。中國最早的古人當心有感想時，便將心志與情感訴說出來，這便是詩。如果覺得言語不足以表達，可以嗟嘆；如果嗟嘆仍不足，可以唱歌；若唱歌還不足以表達，可以盡情跳舞。如《毛詩序》所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與音樂本是一體，表達的有個人的悲喜，也有對天神與大地的信仰和感恩，譬如據《呂氏春秋》記載，「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我們再看《詩經》，各篇也都是可以歌唱的，許多出自民間，其中「國風」可謂是當時的流行歌曲。 （圖：Adobe Stock） 所以詩的本質為言志，最初是音樂的語言，每個人都可以透過詩表達思想情感，《禮記》也說：「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 先秦時代的詩言志與政治和教化緊密相關。舉例說，《左傳》記載了一個春秋時代在外交場合賦詩言志的故事：鄭國的國君鄭簡公在垂隴設宴款待晉使趙孟，有七位大夫作陪，宴會上趙孟請七人賦詩，「以觀七子之志」。這七名大夫各從《詩經》中挑選一首，委婉道出各自的心意，他們想表達的未必與詩的原意相同，只是借某一段意思最貼近的詩句用。趙孟聽後心中有數，宴會結束後，他預測其中一位大夫伯有將被殺害。為什麼呢？趙孟解釋道：「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原來，伯有引用的詩是《鶉之賁賁》，有諷刺君主的含義。 那時詩的言志帶有政治暗示的色彩，未必是自己創作詩，而是從他人的詩中斷章取義（此處斷章取義是中性詞，即字面意思）。如上所述，伯有想重點引用的是《鶉之賁賁》中「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人之無良，我以為君」這四句，該詩本來旨在譴責衛國國君，伯有斷章藉以批評鄭國國君。 （圖：Adobe Stock） 秦穆公和晉國公子重耳之間也有一場國宴，也體現出賦詩言志與外交的關係。席間，秦穆公選取《詩經》中的《小雅‧采菽》，唱道：「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該詩記述周天子親切接見諸侯、迎接諸侯來朝的盛況，天子要賞賜他們，雖然身邊沒有可賜之物，但也要贈給他們駿馬和車。秦穆公吟唱此詩的意思是即將向重耳贈禮，所以重耳隨後降拜表示感謝。 詩言志的另一重要作用是教化。《毛詩序》說：「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中國古代非常重視道德修養，詩最早也承擔助夫妻和睦、鼓勵孝道、矯正不良風氣的教化使命。《毛詩序》還解釋了詩的六義，即風、雅、頌、賦、比、興，對風的闡釋是：「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政府以風教化百姓，百姓以風諷刺政府，吟詩者不會因此獲罪，聽到詩的人將以此為戒，可見詩歸正社會的重大意義。不僅風，雅也有相似的作用，「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意思是闡述王政興衰的原因。 （圖：Adobe Stock） 如果國政衰敗，詩歌便會「變風變雅」，此時史官會為人倫敗壞而悲傷，也因刑法苛刻而哀嘆，進而吟詩諷喻君主，懷念舊風。然而詩的變化應當「發乎情，止乎禮義」，這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卻依然符合禮義規範，此七字也是後世詩應守住的文學標準之一。 綜上所述，詩原是和社會上每個人息息相關的語言，也是一種樂語，其本質為言志。「言志說」一直影響後世幾千年，不斷有文學家提醒作詩不宜偏離言志的傳統。在我們鑒賞古詩與學作詩之前，了解詩的起源與傳統是至關重要的，比學技巧方法更重要。詩不僅限於文學領域，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有各自的詩，就像開心或憂傷時哼幾首歌，情至深厚時可以手舞足蹈；或對政治現狀不滿時賦詩諷喻，為社稷盡一份責任。詩是自由而高尚的，詩人的靈魂也應如此。 評詩的標準與作詩的原則 衡量詩的高下，欣賞哪一類詩，永遠都不可能客觀，即使是名家也不能將其標準作為學者共同的準繩。 然而文學一定需要標準，可以主觀，但須嚴格。孔子刪定《詩經》，標準是「思無邪」；蕭統編纂《文選》，標準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選詩如用人才，門戶須寬，採取須嚴」，並總結了他的評詩標準：「聲憑宮征都須脆，味盡酸咸只要鮮。」不介意風格，只看重清新，並要求聲調清亮。各有門檻，不勝枚舉。 （圖：Adobe Stock） 觀點見仁見智，卻總要有最基本的原則。上述孔子所言「思無邪」便是一個最基本的門檻，與「發乎情，止乎禮義」相近，《詩經》三百篇皆如此。 另外還有四字，即興、觀、群、怨，頗受古人看重，有評者認為以此四字足以評價各代詩作的得失優劣。 興、觀、群、怨出自《論語·陽貨》，原話是：「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講的是詩對社會起到的作用。「興」指詩的藝術感染力，使讀者產生聯想，孔安國註解為「引譬連類」，朱熹註解為「感發志意」；「觀」指觀察社會盛衰與政治得失，鄭玄註解為「觀風俗之盛衰」，朱熹註解為「考見得失」，共同點是詩反映現實生活的意義；「群」指詩能使人聚在一起交流，或使社會團結和睦；至於「怨」的意思，不是單指抱怨，而是人能透過詩諷諫時政，這與「下以風刺上」意思相近。 （圖：Adobe Stock） 王夫之認為「興、觀、群、怨」是詩的最高準則，「辨漢、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王夫之還有一段論點：「於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於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摯。」意思是，一首詩如果能在感發志意的句子中反映社會或政治的盛衰得失，則更加深刻；能在反映社會的詩句中感發志意，則更加周密；具有團結作用的詩句若能諷刺時政，便會使讀者難忘；旨在諷刺的詩句若能使人團結，感情就會深摯。總之，詩的興、觀、群、怨是一體的關係，結合後可以發揮更好的效果。《詩經》是這方面最好的典範。 （圖：Adobe Stock） 寫近體詩時，嚴守格律當然也是最基本的要求，還要避免犯孤平、三平尾，若作律詩還要求對仗。但嚴守規則的同時，萬不可牽強附會，須知內容與思想為上，不應受妨礙。吳可《藏海詩話》甚至建議「寧對不工，不可使氣弱」，他的意思不是教人逃避對仗，而是對仗可以稍寬。近體詩的對仗分工對和寬對，有些詩雖未做到工對，但依然不失為佳作。譬如杜甫的七律〈蜀相〉，頸聯「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中「天下」和「老臣」是不對仗的，但「天下計」和「老臣心」可以構成對仗，都是2+1結構，這便是寬對。杜甫此詩堪稱千古絕唱，餘味不絕，字字珠璣，試問那一聯寬對影響到其價值了嗎？一切形式都為內容服務，一切字句都為情意服務。有追求辭藻華麗、堆砌典故者，和對仗求甚工都屬於本末倒置。即使鍊字，也要自然，不可害意，使氣變弱。 無論寫古體詩還是近體詩，有五點都非常關鍵：性靈、氣象、體面、血脈、韻度。詩就像詩人生命的延伸，也有靈魂、氣質、軀幹、脈絡、容貌。性靈即真性情，上文已提及詩的本質是言志，既然是詩人自己的志，自然包含詩人的真情實感與個性，字句由情志產生，而不能為造句而損害情志。氣象指人的氣質及詩的風格氣韻，體面即格局和面貌，血脈即貫穿詩的脈絡，韻度即韻味與氣度。 （圖：Adobe Stock） 姜白石《白石詩說》有一段精闢的總結：「氣象欲其渾厚，其失也俗；體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脈欲其貫穿，其失也露；韻度欲其飄逸，其失也輕。」值得學者參考。 詩的氣象來自詩人的氣質，每個詩人的氣各不相同，與性格、天賦、成長經歷、教育、見聞、境界、社會環境、時代背景等因素相關，非一年半載形成。若想作出好詩，不單要多讀書，還要養氣，培養獨一無二的氣質，切不可模仿他人。謝榛《四溟詩話》談到：「自古詩人養氣，各有主焉。」「熟讀初唐、盛唐諸家所作，有雄渾如大海奔濤，秀拔如孤峰峭壁，壯麗如層樓疊閣，古雅如瑤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橫雕，清逸如九皋鳴鶴，明凈如亂山積雪，高遠如長空片雲， 芳潤如露蕙春蘭，奇絕如鯨波蜃氣，此見諸家所養之不同也。」形容的是唐朝詩人不同的作品風格，反映各自的內在氣質。 提及盛唐，許多人都會想到李白，他的詩真可謂再無人超越，後人實在學不來。這大概是因為李白的作品主要妙在氣象，由天時、地利、人和多方面形成，與其豪放性格、超凡境界、仙風道骨、想像力、生活遊歷與時代環境密切相關，加之學識淵博，自然養成。後世只學到字句，卻學不到他的氣象。王國維《人間詞話》有一段評論：「太白純以氣象勝。『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後世唯範文正之〈漁家傲〉、夏英公之〈喜遷鶯〉，差足繼武，然氣象已不逮矣。」說的雖是詞，但詩也同理，貴在氣象。以後再欣賞李白詩時，不妨調整思路，不急於逐句解讀分析，先靜心感受氣象。好詩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
論作詞之法，分字法、句法、章法，亦需重視風格，重要之處太多，總得抓一處最要點。有人說，動字最重要，譬如「紅杏枝頭春意鬧」的「鬧」字，僅此一字，便使該句成為千古名句。不過，這是單論具體寫作，好比樹的枝葉，若僅僅枝繁葉美是不夠的，必然要有牢碩的根，先有根，才能有軀幹、枝葉。 那麼詞的根是什麼呢？若以一字概括，或許應是「真」字。況周頤《蕙風詞話》說：「真字是詞骨。情真、景真，所作為佳，且易脫稿。」作詞人可以藉助各種手法表達一種情感，主人公可以不寫自己，但情感一定要真。如果「為賦新詞強說愁」，即使寫得再美，也難免流入虛美。情真與否，讀者無需學問淵博也能體會出。 如果在「真」字基礎上再添一字，或許「真純」最能概括。這種真純反映在李後主身上便是「赤子之心」，像一個涉世未深的小孩，無論寫什麼，都不會刻意矯飾。王國維《人間詞話》云：「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從小在深宮中長大的李煜不擅長政治，在南唐諸皇子中排第六，本來皇冠不可能落在他頭上，命運卻給他開了個大玩笑。在繼統前，為遠離紛爭與猜忌，李煜無心參與政事，成日研究書籍，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赤子之心。王國維說：「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寫詞不像寫《水滸傳》、《紅樓夢》需要閱世很深，李煜不擅長做皇帝且閱世不深是他的短處，卻是作詞方面的長處。 （圖：Adobe Stock） 各位請看他亡國前作的一闋〈木蘭花〉，是其前期代表作，寫得直快奔放。「笙簫吹斷水雲間，重按霓裳歌遍徹。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味切」，毫不掩飾自己對歌舞欲罷不能以及手拍欄杆的狂歡。宴會結束後，由繁華熱鬧轉為浪漫淡雅，「歸時休放燭光紅，待踏馬蹄清夜月」，不想回房間睡覺，感覺仍未盡興，還想騎在馬上，踏在滿地月色上散步。這哪像個成熟的皇帝，分明是長不大的「夜貓子」，行為任性，下筆也任性，看不出什麼需要讀者細品的深意，卻不失美感，寫得俊逸神飛。 經歷亡國後的李煜依然不失其「真」，但此時「真」在詞作中更多地體現在深摯上，他仍是個稚嫩的孩子，曾經歡樂寫得任真，如今悲痛也寫得任真，無論悲歡，他落筆都沒有節制。 其〈破陣子〉詞云：「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句句寫實，對自己的安逸毫不掩飾，離別故國時的心情也寫得極真。後來蘇東坡讀到該詞時極不滿，指責道：後主應該在九廟之外慟哭請罪，向舉國百姓道歉後再走，卻對宮娥揮淚，聽著教坊曲離開故國。確實，李煜作為國君在道德上有諸多可詬病之處，但作為詞人，他深摯地寫下自己最真實的心理，這種真實恰恰是最能引起共鳴的。 （圖：Adobe Stock） 被大宋軟禁期間，他失去往日唾手可得的自由，曾經的歡樂而今只能夢裡去尋，正因親嘗到大起大落的滋味，才將回憶寫得凄涼至極。「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秋風庭院蘚侵階。一任珠簾閑不卷，終日誰來。金鎖已沉埋，壯氣蒿萊。晚涼天凈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南唐宮殿的豪華，故國山河的豪壯，一切都那麼真實而遙遠。「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游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不堪回首的哀痛，在李煜筆下如一江春水奔涌而出。「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這是他囚徒日常的真實寫照，多少次從美夢中醒來，又被無情的現實擊碎，循環往複，似無休止。 這種痛苦的循環最終由一闋〈虞美人〉了結，使他解脫。該詞是這位千古詞帝的絕命詞：「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煜七月七日過生日時寫下該詞，命令歌女作樂唱出，聲響之大，以至於宋太宗也聽到歌聲。宋太宗勃然大怒，命人取來李煜的詞，看到「小樓昨夜又東風」以及「一江春水向東流」後更堅定了殺害李煜的決心，遂賜毒酒將他毒死。 以階下囚身份毫無遮掩地書寫亡國之恨，無疑是大膽之舉，不知他到底是有意求死還是無所顧忌，但正是這種大膽的真情流露，造就了中國歷史上最光彩奪目的詞作。陳廷焯評道：「一聲慟歌，如聞哀猿，嗚咽纏綿，滿紙血淚。」王國維道：「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李煜詞有延綿千年的感染力，和滿紙血淚有密切的關係，彷彿可引起天下人的共鳴和同情，彷彿寫出天下人的哀痛。此種真情，唯有親身經歷過奢華與囚禁的反差才能寫得動人至極。 （圖：Adobe Stock） 李後主能有這樣的文學成就，當然也離不開博學與天賦，然而他主要憑藉的是真率，沒有溫庭筠的艷麗，也沒有南宋詞的曲晦寄託，也無需大量用典，只是純任性靈，就能打入讀者心靈深處。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對後主詞有一段比喻非常貼切：「李後主詞如生馬駒，不受控捉。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粗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端己，淡妝也；後主則粗服亂頭矣。」像西施那樣的美女，她們的美無關乎妝容與衣服，天然國色，即使粗服亂頭也美，李煜的詞就是粗服亂頭的絕代佳人，也像一匹生馬駒，靠的是天然本事。他和嚴妝的溫庭筠、淡妝的韋莊形成鮮明對比，雖不宜論孰高孰下，但詞確實從李煜起開啟新風。 （圖：Adobe Stock） 作詞之真體現在李煜作品上可謂真純、深摯、赤子之心、滿紙血淚；在另一位大詞人的作品上，則表現為自然之眼、自然之舌，也飽含深情與血淚，令人不忍卒讀。該詞人便是清初才子納蘭性德。 王國維對此二人評價均極高，他在《人間詞話》中如此評納蘭詞：「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況周頤《蕙風詞話》稱讚納蘭性德為「國初第一詞手」，「天分絕高，適承元明詞敝甚，欲推尊斯道，一洗雕蟲篆刻之譏。獨惜享年不永，力量未充，未能勝起衰之任。其所為詞，純任性靈，纖塵不染」。 詞的鼎盛時期在北宋，自南宋起風格變得深晦，元朝和明朝形成刻意求深的寫作風氣。不宜說南宋以降詞風不好，具體地說，是偏離了以真性情為最要的習氣，如況周頤所言「雕蟲篆刻」，過於追求詞藻麗句，縱然費盡心思，卻只是雕蟲小技、旁門左道。王國維稱納蘭性德「未染漢人風氣」，指未沾染元明以來刻意求深、雕蟲篆刻的風氣，並非指漢人全部文化。王國維給出「北宋以來，一人而已」的高度評價，看似誇大，卻實至名歸，主要針對納蘭詞重視性靈、落筆自然而言。 納蘭性德（圖：公有領域） 納蘭詞和後主詞有一相似之處——縱然在抒發悲情時均使用文學手法，卻彷彿沒有用過般，化於無痕，這是他們共同的高明之處。作詞無疑需要精，不可粗，然而選字造句後呈現出來的應是自然語句，純樸而動人；不可平庸，但可以平常，以尋常場景和語句抒發直擊讀者心靈的情感。納蘭性德甚擅長以尋常寫不尋常。 請欣賞他的一闋〈蝶戀花〉：「蕭瑟蘭成看老去。為怕多情，不作憐花句。閣淚倚花愁不語，暗香飄盡知何處。重到舊時明月路。袖口香寒，心比秋蓮苦。休說生生花里住，惜花人去花無主。」詞中出現多個「花」字，卻不因重複用字而影響美感。「為怕多情，不作憐花句」，這是只有經歷過亡妻之痛苦且日夜思念才會有的敏感。因愛生怖，怕作憐花句的心情是十分真切的。再讀「重到舊時明月路。袖口香寒，心比秋蓮苦」，他走到和妻子盧氏曾行過的小路上，當初妻子的袖口也沾染花香，如今物是人非，袖口的殘香隨之消逝，怎不悲苦？尋常的景物，尋常的回憶，最讓人心碎。 （圖：Adobe Stock） 再請欣賞一首〈浣溪沙〉：「誰念西風獨自涼。蕭蕭黃葉閉疏窗。沉思往事立殘陽。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假若沒有對妻子細緻入微的深愛，便不會有「莫驚」二字。試想，她酒後睡得正香，納蘭小心翼翼，生怕有一絲打擾到她。「賭書」引用李清照和趙明誠的典故，可想納蘭和盧氏也共度過無數快樂時光，誰能料到尋常往事竟成一種遙不可及的奢望呢？全詞只有一處用典，卻用得貼切自然，我們彷彿看到納蘭和盧氏夫妻，與趙明誠、李清照夫婦處在同一時空，有一樣的歡聲笑語，甚至就像同一對人。 （圖：Adobe Stock） 另有一首〈蝶戀花〉，情深之至，古今少有。該詞寫道：「辛苦最憐天上月，一昔如環，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輪終皎潔，不辭冰雪為卿熱。無那塵緣容易絕，燕子依然，軟踏簾鉤說。唱罷秋墳愁未歇，春叢認取雙棲蝶。」該詞與納蘭的一個夢有關，夢見亡妻淡妝素服，向他哽咽訴說，臨別時道：「銜恨願為天上月，年年猶得向郎圓。」詞中「一昔如環，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輪終皎潔」便來自此夢。該詞典故化得好，「不辭冰雪」指荀粲不怕冰雪嚴寒而為病重妻子降溫的典故。納蘭化用前人詩句也很自然，李賀有詩云：「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李商隱詩云：「春叢定是雙棲夜，飲罷莫持紅燭行。」納蘭「唱罷秋墳愁未歇，春叢認取雙棲蝶」將兩者融為一體，抒發新意：縱然面對妻墳，唱過鮑詩，愁情卻絲毫不減，多麼希望能和亡妻像雙飛的蝴蝶在草叢裡相守。 （圖：Adobe Stock） 以上寥舉幾例，後主與納蘭還有諸多佳作。概括而言，二人均有詞真、情真的優點，毫無虛偽和刻意。此外，史上還有許多詞人的抒情都是獨一無二的，蘇東坡、李清照、辛棄疾等，不勝枚舉。感受唯有親身經歷才能嘗到，真正感受過血淚的人才會寫出血淚文字。 技法和學識仍是必要的，大量讀書，文學功力深厚，方可下筆流暢，從而擁有自然之舌。佳作絕不是憑臨時學習、矯揉勉強而成，《蕙風詞話》在此方面多有強調，譬如「凡人學詞，功候有淺深，即淺亦非疵，功力未到而已。不安於淺而致飾焉，不恤顰眉、齲齒，楚楚作態，乃是大疵，最宜切忌。」又如「詞過經意，其蔽也斧琢。過不經意，其蔽也褦襶。不經意而經意，易。經意而不經意，難。」詞史上有許多精雕細琢的佳作，是我們應學習的內容之一，然學的越多，下筆反而越不自然，更甚者怕所用手法少，怕被讀者譏笑，這些心思都屬於偏離「真」。若尚未達到深，切不可刻意求深。 作詞需在過直和過曲間找到一個合適點。《蕙風詞話》說：「詞筆固不宜直率，尤切忌刻意為曲折。以曲折葯直率，即已落下乘。昔賢樸厚醇至之作，由性情學養中出，何至蹈直率之失。若錯認真率為直率，則尤大不可耳。」詞忌太露，但不妨礙真，水到渠成最好，一切自然出自你的性情和學養。
文/清簫 筆者近日在臉書等社群媒體上看到網友批評中國傳統文化，一部分觀點認為中國的政治從古至今都糟糕，每提及帝王都無好感。 對於這樣的觀點，筆者表示不苟同。應該分兩方面看： 首先，當今中共國的政治狀況確實糟糕。回顧古代，君權主體上呈強化趨勢，過程中確實生出一些受詬病的制度，如明之廢相，清之設軍機處。 但另一方面，需全面了解中國政治從古至今的變化以及傳統思想，應知古時大思想家與政治家們對君主有極高的標準，也努力約束君權，有時踐行得好，有時不好。實在不宜將所有髒水都潑到傳統文化上。特寫此文，為傳統文化辯護，簡評歷代治國，正說君臣之道，並列舉今人對歷史的一些誤讀。 物極必反，峰頂往往也是懸崖。中國政治發展到清朝時走向極端了，清亡是順應時代的需求，但有人以為以前的朝代都和清朝差不多，這是不對的。 （圖：Adobe Stock） 清末至民國初，有許多中國人陷入迷茫，甚至民族自卑。學習西方民主、思想、文化是應該的，但一部分學者過度批判中國傳統，造成文化自信缺失，20世紀初所謂「新文化運動」有一些主張是瘋狂且不合理的，引發很不好的影響，導致共產主義在中國膨脹。幸有一些國學大師及政治家看清「新文化運動」的惡劣，如錢穆和蔣介石，深知傳統文化的可貴並致力傳承。 中共竊國後，吹噓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並發動文革全面破壞傳統文化，後假借弘揚傳統文化之名加強所謂「愛國教育」，將愛黨與愛國捆綁在一起，迷惑國民。這相當於先放火再滅火的強盜行為，而且，中國古代的輝煌跟它有一毛錢關係嗎？ 現在一提起中國古代，有人就想到「奴才」，而且將政治視為貶義詞。實則不然。以前士大夫和百姓的責任包含糾正君主，中國古代一直都鼓勵並讚揚敢諫的精神，士大夫享有很高的尊嚴。 （圖：Adobe Stock） 君當為客 堯舜時施行禪讓制，虛心納言，言論自由。《呂氏春秋》記載：「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四千多年前，堯帝常擔憂自己執政有錯，設一面鼓在門外，任何人都可以擊鼓進諫；舜帝在路旁設立木牌，民眾都可以在上面寫意見，指出他的過失。 君為客，天下為主，這才是君道。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在《原君》中說：「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 君主的責任原本應是不顧自己的損失而為天下人貢獻，所以君位不該是一種誘惑。堯舜時代，賢士把權力看得很淡，那時有一位智者叫許由，堯想將天下讓給許由，他卻躲避到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後來想安排他擔任九州長，他覺得耳朵受到污染，於是跑到潁水邊洗耳。到商朝時，商王湯想讓位給務光，被務光拒絕。 早期的君主就像接了賠本產業的義工，且這一產業不屬於他們，其職責就是惠及全民、造福天下，吃力不討好，所以君主受天下人敬仰是不過分的。黃宗羲說：「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君主本來不該是貶義詞，是後人對權力的慾望扭曲了其內涵。打個比方，試問各位討厭金錢嗎？錢是每個人的生活必需品，人人都靠它吃飯，其中好人用它行善，貪婪者為求財而行惡，難道說錢是骯髒之物嗎？君權同理。關鍵在於對君權的制約有多大，君主是否達到應有的標準。 （圖：Adobe Stock） 黃宗羲也批評了後世的君主以及觀念的變異，稱：「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他並講到臣民對「不合格」君主的態度：「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古代儒家的有識之士不主張愚忠和小儒的迂腐觀點，若君主已到夏桀、商紂的地步，則應該受到討伐。 黃宗羲還說：「是故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如果真正明白作為君主的責任，自然會讓位於他人，拒絕接替君位的人也不算多麼超凡脫俗；而有些人正因為不明白做君主意味著什麼，才會爭權奪勢。 順便一提，先秦儒家雖尊君，卻也輕君，譬如《孟子》有一句名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主本來就是為社稷和百姓貢獻的。再舉《孟子》中非常有趣的一例，有一次孟子問齊宣王，有個人要去楚國，先將妻子和孩子託付給朋友，請他照顧，但回家後發現妻兒受凍飢餓，該怎麼辦？齊宣王回答：「棄之。」（和這個朋友絕交。）孟子接著問，士師若不能治士，該怎麼辦？齊宣王回答：「已之。」（撤掉他的職。）孟子又問，如果「四境之內不治」，該怎麼辦？這一問題意在引導齊宣王意識到君主的責任，若按照前面的邏輯，這樣失職的君主也應該下台。但齊宣王不敢回答，只是「顧左右而言他」。這從側面說明，儒家思想是對君主的約束，然而當時君主未必愛聽。 （圖：Adobe Stock） 簡論古代治國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中雖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主，但含有民本以及修身、德政理念，即使在近現代西方人眼中也是珍貴的，例如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就是孔子的「粉絲」。道德是政治與治國的本，道家、儒家均看重本，後世談政治的人往往捨本逐末，實在可惜。 關於治國的境界，筆者認為法家不如儒，儒不如道。以下梳理歷史脈絡： 堯舜禹之後，夏朝開啟世襲制，雖不如禪讓制的時代，但夏、商、西周三代統治鬆散，地域局限，政治和人心遠比後世純樸。西周之後，東周亂世是歷史上的一次大考驗，若將中華文明比喻為一個人，那麼春秋戰國好比一次修鍊過關的過程，有人堅守先賢的價值觀；有暴君亂臣不守，禮崩樂壞，在動蕩中看人心的擺放，考驗中華文化能否延續。幸運的是，文明得以延續，中原人不至於披髮左衽，儒家、道家、墨家、縱橫家、兵家、法家等百花齊放，東周可謂思想最活躍的時期。到戰國末，法家思想脫穎而出並為秦國統一六國起到重要作用。 （圖：Adobe Stock） 然而法家適合爭霸集權，它不同於今天民主國家的法治思想，其中包含帝王馭臣之術，主張嚴刑峻法、霸道、權謀，已距黃金時代的標準甚遠。宋代徐誼發表過一段言論：「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宋史》）如果人人能行大道，退而行德政、禮樂，何需靠術、勢治國？按老子《道德經》的觀點，「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需要孔儒呼籲恢復德政、仁義與禮的社會顯然已經退步，何況需要法家的時代。秦朝興於法家，也亡於法家。 應認可法家公正的一面，譬如即使是變法者商鞅本人也要嚴格遵守法規，但法家也包含加強君主集權的部分，不宜過分偏重。西漢吸取教訓，初期效道家無為而治，休養生息，開創文景之治。自漢武帝起，儒家與法家兼取，王道與霸道雜用。 有人可能會很快聯想到所謂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這正是現代常見的誤區，實際上漢武帝以後並未獨尊儒術。漢宣帝偏愛刑法，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住德教，用周政乎！」（《漢書》）而漢元帝則喜愛儒家。漢朝以後直至清朝，在治國方面嚴格而言也沒有獨尊儒術，很長時間是外儒內法，亂世往往行霸道，所以有些黑鍋不該由儒家來背。而且秦以後的儒家思想和先秦儒家有所不同。 假如中國歷代都能真正落實儒家治國，結果或許會更好。道家在後世看來過於理想，但道家確實最為高明。而法家一旦運用得心應手，若不注重修身，則易使帝王上癮，充當無形的利刃，和限制君權背道而馳。 （圖：Adobe Stock） 論君臣之關係 現在有人談中國古代史，提及君臣關係時喜愛片面渲染恐怖，且以為臣為君之奴才，這樣說是不準確的。五千年間，君臣和睦與君主高壓兩類例子都有，豈能以偏概全？ 儒家講的君臣之綱最初也非主奴關係。可參見董仲舒《春秋繁露》：「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此處提出三綱，臣如地，君如天，天覆蓋地，地持載天，這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好比水和舟。《春秋繁露》還稱：「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將君與臣比喻為陽與陰的關係。後世大儒講到三綱，往往強調作為皇帝的責任和表率，不是單方面的絕對服從，如南宋理學家真德秀《大學衍義》說：「君為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首先帝王自己要正，臣盡臣的本分，君也要盡君的本分。 秦以前不算大一統時代，君臣、君民距離較近，尤其周朝各諸侯國享有很強的獨立性，列國接近小國寡民的狀態。那時人才流動性強，「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左傳》），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人才大可不必巴結君主。即使在秦漢大一統時期，大臣在皇帝面前也不卑下。但後來總體上呈君強臣弱的趨勢，至明清尤為顯著。 君臣關係的一個重要表現在於皇帝和宰相的關係。中國傳統重視禮賢下士，求賢若渴，皇帝在宰相面前應當謙遜。漢朝君臣在上朝時，皇帝要站著和宰相議政，而不是坐在龍椅上。宋朝以前，宰相面見皇帝時都是坐著的，所謂三公坐而論道，唐朝還會為宰相賜茶。 （圖：Adobe Stock） 宋朝是宰相地位變化的重要節點，宰相上朝時必須站著。到了明代，朱元璋索性廢相，從此再無宰相，而且大臣見皇帝時要跪下，如果跪累了，允許坐著休息一會兒。清朝要求大臣一直跪著，連坐一會兒的機會也沒了。 以上是就禮儀變化而言，下面講制度。 譬如，漢朝的宰相對皇帝構成很大牽制，有一套完備的制度。提起宰相，人們往往聯想到一個人或一個職位，但其實宰相身後代表龐大的政府機構，皇帝怕宰相未必都是怕人，而是怕制度。漢朝宰相府以下有十三曹，一個曹類似一個部門，可謂是宰相的秘書處，當時全國政事都經過十三曹彙集於宰相一人。和宰相近乎平起平坐的是太尉和御史大夫，合稱三公，宰相負責行政；太尉負責軍事；御史大夫負責監察，相當於副宰相。 唐朝宰相制度不同於漢朝，最大的變化是將相權一分為三。漢朝宰相是一人在其他官員輔助下行政；唐朝宰相不是一個人，而是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大部門，合在一起才能稱為宰相。 儘管如此，唐朝宰相依然有很大的權力，其中，政府所有最高指令均由中書省發出，被稱為「敕」，須經過皇帝批准，卻不是皇帝寫的。其流程是，中書省擬稿後給皇帝看，皇帝如果同意就拿御印蓋個章，寫幾句批示。宰相所擬的旨已經是定稿。 （圖：Adobe Stock） 中書省發布的詔書不會立即執行，還須門下省審核，若覺得不合適，門下省可以將其駁回，稱作「塗歸」。只有當門下省通過後，詔令才算生效。這是又一層對皇帝的制約。 宋朝與唐朝不同之處在於，宰相不是將定稿交給皇帝，而是先寫札子向皇帝遞呈建議，被稱為「面取進止」，皇帝發表意見，之後宰相依照皇帝的意見擬旨。這意味著相權在宋朝削弱。 即便如此，只要有宰相，就會對皇帝構成很大制約。皇帝雖一直在萬人之上，但制度並沒有賦予其為所欲為的權力。譬如宋寧宗在位時，頻繁以手札下令，激起群臣不滿，因為依照制度，政令應出自中書省，就算是皇帝也要按流程辦事。那時有大臣批評宋寧宗繞過宰相府行事，「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宋史》） （圖：Adobe Stock） 君權與相權一直存在矛盾，時而配合和睦，時而結下深仇。明初發生胡惟庸案，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採取極端的方式解決君相矛盾——廢除宰相制度。至此，皇帝的障礙比往朝少了許多。明太祖雄才大略，治國勤政，包攬宰相原本要做的政務，是典型的工作狂，並要求子孫後代都像他一樣既當皇帝又當宰相。這當然不現實也不會長久。後來明成祖成立內閣，召解縉等才士參預機務，類似皇帝的顧問與秘書。儘管內閣大學士被俗稱為宰相，但權力比宰相小。內閣大學士本身只是五品，往往由六部中某位尚書或經筵講官兼任。 明成祖後，宣宗朝發生轉折，形成這一新流程：大臣議政，將題本交到內閣；之後內閣票擬，即起草聖旨；之後交給皇帝看，皇帝若採納，便用紅筆抄一遍，稱為批紅。此時聖旨尚不能生效，須經過六科審核，六科有權封駁聖旨，制約皇帝，聖旨必須經六科通過才能生效。通過後，六科若認為聖旨不足，發給六部時可以進行「科參」，即寫下執行時的注意事項，代表六科的意見。顧炎武《日知錄》稱：「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 明宣宗後，這一流程基本上一直延續。後來明世宗、神宗長年不上朝雖受詬病，但事出有因，當時的政府運行已不同於明初，政事交給內閣即可，期間內閣大學士近乎權傾朝野。 （圖：Adobe Stock） 明宣宗開啟這一輕鬆的決策模式有利有弊，不宜過於苛責，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明太祖廢相。世襲的皇帝德才參差不齊，如果能力平庸且精力不足，最好少折騰，宰相才應該在行政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清朝保留內閣，未恢復明以前的宰相制。雍正設立高度機密的軍機處、秘密建儲制，這是以前沒有的機構和制度。清朝的君臣關係牽涉滿漢矛盾，雖重用不少漢人，但最高機密文件由滿文書寫，滿官仍佔據不平等優勢。 整體風氣上，君臣關係越往前越好，具體因人因事而異，不能說絕對，只是概括。 秦始皇待大臣不差，不忘恩義，自知犯錯後對王翦謙遜道歉，能包容並重用李斯。 漢朝和大唐，筆者認為用「恢宏氣象」形容最貼切，政治、文化給人印象都是很大氣的。譬如漢文帝與周亞夫留下佳話，這是皇帝與武將關係的典範。隋唐的政治、文化、民族融合、民間風氣都有魏晉南北朝的影子，包容性強，可謂胡漢一家，唐代皇帝有時也行北方游牧民族的禮節。 （圖：Adobe Stock） 唐太宗治國放得很開，他的文臣武將個個充滿個性，魏徵是顯著代表，他的作風就是坦誠直言，不怕得罪。據《資治通鑒》，魏徵曾對唐太宗說：「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意思是他希望自己做良臣，而不做忠臣。需要忠臣出現的時代反而是不好的時代，因為要冒生命危險講出逆耳忠言，所以最好形成言論開放的政治環境，皇帝賢明不昏，大臣只需各做好工作即可，因此魏徵說：「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唐太宗確實也在君臣融洽上做得好。唐朝的皇帝整體上是不強勢的，甚至中晚唐藩鎮割據嚴重，君成為較弱一方。 北宋待文臣不錯，皇帝沒有暴戾的，但政壇人事變動頻繁，主要歸因於變法派和守舊派的對立。南宋、北宋都弊在抑武，明朝中期後也有此問題。 明、清變化最明顯，明太祖開了一個政治高壓的頭，到明仁宗時君臣關係有所緩和。明朝君臣關係最好的時期是仁宣之治以及弘治中興，明仁宗、宣宗既勤政精明也不剛愎，聽取「三楊」等良臣的獻策，君臣關係和睦；明孝宗朝中也充滿正氣。武宗、世宗、神宗君臣對立之激烈在整個古代史上都是突出的，問題主要出在皇帝上。明朝愛用廷杖極不好，俗話說刑不上大夫，廷杖、錦衣衛都是摧殘士大夫的。然而明朝長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為榮的風氣，越敢和皇帝爭辯，甚至寫奏疏批評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 （圖：Adobe Stock） 清代君強臣弱最顯著。有利的一面，譬如清朝皇帝普遍勤政盡責，平均水平算是歷朝最優秀之一，而且康乾盛世成就卓然。但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清朝政治風氣冷峭高壓。康熙帝寬仁，而雍正強化了高壓控制臣民的風氣。乾隆前十三年相對寬厚，十三年後改以鐵腕治國，嚴酷之風達到頂峰，導致大臣如履薄冰，敢言者少。即使是精明賢臣、三朝元老張廷玉，也在官場上活得戰戰兢兢，還險些晚節不保。 雍正、乾隆很精明，他們在位時，奸臣瞞不過他們，所以治國基本上沒出太大問題。但冷峭風氣的弊端到晚清就顯得格外突出，導致官場普遍圓滑，明哲保身，說套話、不說話居多。 清朝文字獄、強制剃髮留辮是對臣民身心的巨大摧殘，削弱士人骨氣，脊梁骨硬的文人往往隱藏民間。元朝雖也是征服漢人的外族政權，卻不至於如此高壓嚴酷，反而較鬆散開放。明清以前很少發生因文字獲罪的案件，清朝比明朝嚴重，明朝成祖以後政治氛圍已經變得寬鬆，晚明言論更奔放自由。清朝禁書也很嚴重，數據上看，清朝禁書總數是明朝的12.6倍。古代有此現象是不好，但我們也實在不應以為所有朝代都和清朝一樣。 論制度，最好的時期當推漢、唐。在秦以前，相原本是副官；自秦漢起，相變為皇帝的副官，同時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官。皇帝是全國最高元首，而實際管理國家的是宰相，原本應是這樣的關係。皇帝世襲註定子孫良莠不齊，即使英明也必然犯錯，所以最好不要過分干預宰相。再看唐太宗和唐玄宗，在鑄造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作用大過帝王的作用，唐太宗說他不贊同像隋文帝那樣「性至察而心不明」，事必躬親未必是好事，唐太宗的實際做法也是發揮各臣的配合作用。 北宋程頤有言：「天下治亂系宰相」，但在清代，崇拜程頤的乾隆卻說，治國最重要的怎麼是宰相呢，應該是皇帝才對。可見觀念的變化。 （圖：Adobe Stock） 現在中國大陸將中國傳統政治貶低為君主專制，這是不準確的。從上文對制度的介紹不難看出，在古代，權力並非集中於君主一人，也不算是獨裁，至少並非所有時期都是。說君權呈強化趨勢是爭議較小的，或者可以說存在特權與不平等。明清以前君主一直和宰相共治國家，雖君主是上級，宰相卻也享有很大的議政權，而且許多不太重要的政事無需請示君主。即使在明清，也不適宜一概貶為皇帝專制。 以上是就制度論，問題在於，過去如果皇帝違規或不賢，大臣往往不能換掉他或懲罰他，通常是勸諫，除非到極惡劣的地步。懲罰並非沒有，只是太少，往往需藉助朝中勢力、太后等，或直接以戰爭改朝換代。暫不論亂世特殊時期和奪位例，太平盛世中比較典型的是霍光廢帝，漢昭帝駕崩後，昌邑王劉賀繼位，荒淫無道，輔臣霍光因此報請太后廢掉其帝位，昌邑王在位僅27日。秦漢以前也有一例，商朝有個名叫太甲的王昏庸無能，宰相伊尹將其流放到桐地，讓他反省長達三年，後來太甲悔過自新，於是得以復辟，從此以德治國，改變為明君，這件流放君主的事幾千年來受文人稱讚。伊尹和霍光的條件非人人能具備，也非人人敢為。 然而君與臣孰強孰弱不能作為評判一段歷史時期的唯一標準，所以要看具有穩定性的制度。像漢獻帝、唐昭宗的情況屬於失勢，不能說明就該那樣，所以重點談普遍狀況，而不細說太多事例，因為有些事例牽涉手段和勢力，那不是制度。 道向何處求 可能有人會認為筆者將古代讚美得太好，而筆者想說的是，以前的制度在當時的環境確實有值得肯定之處，其制衡與監督並不差，但為何有黑暗的事發生？雖制度有漏洞，但歸根還是人心的問題。 通常一個朝代從開國到盛世政通人和，嚴守規章，後來流於形式，官場腐敗，走向衰落。法典和制度從頭到尾都差不多，怎麼從盛到衰變化如此大？大家知道唐玄宗前期善用賢相，姚崇、宋璟、張九齡等均德才兼備，後來任用能力同樣不差的李林甫，他表面上認真工作，也基本上遵守規章，卻喜愛諂媚，私下打聽玄宗日常，然後再順著玄宗的意思講話。玄宗本來是一精明皇帝，然而順耳的蜜語聽多了，對李林甫十分喜愛，縱容他誤國多年。試問，什麼能阻抑一個人的城府呢？ 中國傳統思想有個重要特點：對自覺的要求高，先修身，再齊家治國，且重視內省。它看似是一種理想化狀態，然而大道至簡，若能堅持實踐，其實是一條直接治本的捷徑。凡從政，修身在先，這個修不是單單讀書學知識技巧，而是長時間的修心，是時時不忘內省。 據《帝鑒圖說》，周武王聽大臣師尚父說，有一本丹書含有國家長治久安的道理，之後他齋戒三天，恭恭敬敬地站著聽師尚父講述丹書的道理，牢記於心，並在席上、桌上、鏡子上、洗臉盆上、殿柱上、門窗上銘刻，隨處提醒自己，還要讓子孫未來都看到。如此時時內省的毅力和謙遜向大臣請教的態度，是周武王能使周朝國祚長久的重要原因。 （圖：Adobe Stock） 修身和內省需要堅持，若一段時間修而後來懈怠，很容易前功盡棄。許多人爭當政客，卻不堅持修身，捨本逐末，終究成不了大政治家，過去讀書人都讀聖賢書，有人修心實踐，有人只求功名，結果一定是有差距的。明代王陽明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他悟到「致良知」、「知行合一」、「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他做官、解決棘手問題、打仗樣樣在行，近乎全能，與此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治國之道、聖人之道，最終要向自己的心裡求。
文/清簫 （接上期）母親節將至，筆者精選中國歷史上12對母子間的感人故事。這些孝子中有帝王將相，亦有平民百姓；有日夜陪伴的點點滴滴，亦有天人永隔的真情流露。 江革行佣供母 東漢有一位孝子名叫江革，《後漢書》與《二十四孝》都記載了他的孝行。 江革從小失去父親，只能和母親相依為命。彼時正值亂世，許多盜賊為非作歹，因此江革背著母親離家逃難。路上既危險又飢餓，歷經險阻，靠在野外採摘食物存活。母子二人數次遇到強盜，每次江革都哭著求情，說自己要繼續贍養老母，請求放他們一條生路。劫匪為此感動，於是不再傷害他們，甚至幫他們指引避難的方向。 後來江革逃到下邳，窮困到買不起衣服鞋子。但他不辭辛苦，勤奮打工掙錢，想盡辦法讓母親吃飽穿暖。《後漢書》稱：「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凡是母親需要的東西，一件都不會少。而他自己卻常常光腳。 （圖：Adobe Stock） 建武末年，江革與母親返回家鄉。每逢縣內核查戶口，江革都考慮到母親年邁，不能坐在搖晃劇烈的馬車中，於是親自在兩轅間拉車，代替牛馬。從此同鄉們給他起了個綽號——「江巨孝」，以表達對他的欽佩。 母親去世後，江革非常思念她，便住在母親墳墓旁，無論白天黑夜都不離開，睡覺時還不捨得脫下孝服。 他的孝心孝行被許多人看在眼裡。永平初年，有人舉薦他為孝廉。在漢朝，舉孝廉是推選人才做官的制度，這意味著江革將飛黃騰達。然而江革不慕名利，《後漢書》記載他「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後來，江革的高尚品行受到皇帝漢肅宗賞識，被提拔為五官中郎將。 李文耕曾這樣評價江革對母親的孝：「次翁之孝，於險阻艱難中，全人所不能全。然在次翁，初不敢料其必全，只盡其心力，而造次顛沛，必於是耳。孔明鞠躬盡瘁，寧俞薄鴆橐？正同此一副心事。忠臣孝子，所以爭光於日月也。」 陸績懷橘遺親 陸績是東漢末年大臣，六歲時就知孝敬母親。那年，年幼的他跟隨父親陸康謁見袁術，袁術以橘子款待，陸績悄悄拿走兩顆橘子藏進自己懷中。臨行辭別時，陸績屈膝跪拜，不慎使橘子從衣服中掉落。 陸績（圖：公有領域） 見場面如此尷尬，袁術笑道：「陸郎到我家作客，不當面吃個盡興，卻為何將橘子藏在懷裡帶走？」陸績回答道：「我母親喜歡吃橘子，所以想帶回去送給母親。」袁術十分驚訝，沒想到這小孩年僅六歲就如此孝順。 《二十四孝》有詩讚頌陸績：「孝悌皆天性，人間六歲兒。袖中懷橘實，遺母報深慈。」 朱壽昌千里尋母 朱壽昌是宋代文官，他辭官千里尋母的感人故事曾受大文豪蘇軾和宰相王安石撰文讚頌。 朱壽昌的生母劉氏是他父親的妾，他七歲時，劉氏離家，從此下落不明。朱壽昌長大後當了官，仕途順利，富貴之餘始終不忘尋找母親。母子分離後五十年間，他到處打聽消息，直到自己年老也不放棄。 在那個時代尋人不是一件容易事，數十年來杳無音訊，朱壽昌為此燒香拜佛，灼背燒頂，刺血書寫《金剛經》，祈求神明助他。熙寧初年，他聽說劉氏在秦地改嫁平民，立刻辭職，千里迢迢趕往秦地尋母，並發誓說：「不尋見母，誓不復還！」 （圖：Adobe Stock） 功夫不負有心人，朱壽昌終於在同州找到生母，此時劉氏已高齡七十歲，這一對老年母子相擁而泣，五十年的思念盡化作泉涌的淚水。後來皇帝宋神宗得知此事後也很感動，特許朱壽昌官復原職。 蘇軾專為朱壽昌母子重逢事作一首詩：「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升青天。愛君五十著彩服，兒啼卻得償當年。烹龍為炙玉為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花誥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蹙綉。感君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聞。長陵朅來見大姊，仲孺豈意逢將軍。開皇善桃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郡守誰復譏，潁谷封人羞自薦。」王安石也作詩道：「綵衣東笑上歸船，萊氏歡娛在晚年。嗟我白頭生意盡，看君今日更凄然。」 （圖：Adobe Stock） 歸有光追憶亡母 明代散文家歸有光筆下的《先妣事略》樸實情真，催人淚下，流芳百世。歸有光的母親去世時，他年僅八歲，雖然和母親相伴的時光很短，但他始終珍藏著那短暫生活中的溫暖點滴。平凡的家庭，平凡的小事，字字透露著偉大的母愛和兒子誠摯的思念。 歸有光在文中回憶母親在世時的點點滴滴，彷彿她仍在眼前，正以慈愛的目光注視著自己。歸母身有殘疾，自從喝下一杯泡有田螺的水後，就再不能說話了。在母親的原生家庭里，外祖父和哥哥們家境殷實，為人老實，節儉樸素，與村民們嘮家常時總是態度和藹，善待子弟甥侄。母親去吳家橋時，一有空就紡棉花；一回到城裡，就忙於緝纑。每到夜晚，常常看到母親在微弱的燭光中勞作。明明可以吃飽穿暖，母親仍然辛苦紡織，就像朝不謀夕似的。儘管家裡的婢女都非常忙碌，沒有一個閑著，大孩子在身後拉母親的衣襟，小嬰兒在她的懷裡吃奶，她卻還要同時騰出手來拿著針線。 （圖：Adobe Stock） 在歸有光的記憶中，屋子總是整潔乾淨，母親待僮奴們非常寬厚，即使有時責罰，大家也都不忍心埋怨母親。每過新年時有美味的魚蟹餅餌送來，全家無論主僕都有份。在母親的協調下，歸有光家庭和睦，繁忙卻也開心。 歸母對兒子的學習也盡心督促。有時她半夜醒來，如果歸有光還沒睡，她便督促孩子默讀《孝經》。每聽到兒子一字不錯地讀下來，母親漸老的面龐上都會添一分喜悅。 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歸母溘然離世。年幼的孩子們看到家人哭泣，模仿大人們哭，在他們那個年紀，怎會真正懂得生離死別之痛？心中還以為母親只是像往常一樣睡覺了。多麼令人悲傷！家人請畫師為母親畫遺像，囑咐說：「鼻子以上，照歸有光的臉畫；鼻子以下，照大姊的臉畫。」這兩個孩子長得多像母親呀，儘管她遠赴另一個世界了，卻永遠無法隔斷血緣關係，在他們的面容上留下永久的憑證。 歸母逝世多年後，歸有光娶妻生子，是母親在世時訂的婚，然而她再不能親眼看到了。光陰似箭，昔日年幼的歸有光如今成為身負家庭重擔的爸爸，每抱起女兒，他就會想到已故的母親。每逢深夜和妻子追憶先母，二人均不禁相視而泣。母親生前的瑣事，縱然相隔許久，依然恍如昨日。 （圖：Adobe Stock） 歸有光母子在人間雖只有八年交集，情卻重於山、深于海，鐫刻在每一片細微平淡的記憶中，這或許就是《先妣事略》感動世人五百年的原因之一。黃宗羲評價說：「予讀震川（歸有光）文之為女婦者，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細事見之，使人慾涕。蓋古今來事無巨細，唯此可歌可涕之精神，長留天壤。」 蔡順拾桑供母 蔡順是漢朝人，自幼喪父，對母親極孝。王莽竊政之時，正逢饑荒，糧食匱乏，甚至出現人相食的悲劇。蔡順母子在如此嚴重的天災中靠吃桑葚生存。 蔡順每次採摘桑葚時都用兩個不同的筐子裝，有一天碰巧遇到赤眉起義軍，赤眉兵好奇地問他為何分裝桑葚，他回答說：「黑色桑葚留給母親吃，紅色的給自己吃。」黑桑葚較甜；而紅桑葚未熟，較酸。若發生在豐衣足食的社會裡，如此行為不是什麼稀奇事，但在大饑荒的環境下，蔡順有這樣的孝舉可謂難能可貴。赤眉軍聽後十分感動，隨即送給蔡順三斗白米和一頭牛。 《二十四孝》有詩讚頌道：「黑桑奉萱幃，飢啼淚滿衣。赤眉知孝意，牛米贈君歸。」
文/清簫 上回說到，四月十八日，清軍兵臨揚州城下。這座曾見證大明皇朝二百餘年繁華的古城，此時儼然成為一座孤城。史可法、劉肇基與何剛誓與揚州共存亡。 就在不到一天前，南明軍與清軍已在揚州城外交戰。當時，明軍應廷吉部在瓦窖鋪紮營，何剛率領忠貫營兵趕來會合。不料中午突然冒出一隊清兵，放冷箭偷襲應廷吉的家丁。明軍大驚，隨即操起三眼火槍還擊。這隊偷襲的清兵撤退後，又有一隊清軍攻打邵伯鎮，被胡尚友、韓尚諒所率明軍擊退。 然而這兩場小仗不足以扭轉大局，揚州依然處於敵眾我寡的被動境地。明方劉良佐等將領率部投降清朝，更助長了敵軍的氣焰。由於清軍大炮尚未運到，考慮到儘可能將攻城損失最小化，清豫親王多鐸派人勸史可法投降，但他遠遠低估了史可法的堅定。 清軍的說客來到揚州城下約降，史可法派兵從城牆上縋下，將勸降信和勸降人一併丟入河中。之後多鐸一共寄來五、六封勸降信，史可法視而不見，也不拆啟，全都丟進火中燒毀。 揚州（圖：Adobe Stock） 當時史可法等守城將士面臨的狀況是：友軍坐視不救，「外援且絕，餉亦不繼」（《乙酉揚州城守紀略》），揚州內外籠罩在一片蕭瑟肅殺的氛圍中。能稍微給明軍一絲安慰的或許只是一次小勝，據《青磷屑》記載，四月二十日清軍駐紮在斑竹園，明軍中一員驍將單騎劫營，奪馬一匹、斬首一級。儘管只是杯水車薪，但勇氣可嘉，因此史可法賞賜該驍將蟒紗一襲、白金百兩。 內部的軍心動搖使局面對揚州更加不利。四月二十一日，李棲鳳、高岐鳳率兵四千人進入揚州，看似救援，其實心懷鬼胎。二十二日，李、高二人想要投降，打算劫持史可法，進而將整座城池獻給清軍。史可法得知後，毅然正色說：「此吾死所也！公等何為，如欲富貴，請各自便！」（《青磷屑》）李棲鳳和高岐鳳見奸計難以實施，於是放棄劫持，帶一部分明兵出城降清。此後，揚州的守備更為單薄，剩餘的將士在飢餓與絕望中度日如年。 （圖：Adobe Stock） 臨終託付 幾乎所有人都已預感到揚州城的命運。史可法召部下史得威來見，二人不禁悲從中來，相持痛哭。史得威表示要與史可法同死，被當即拒絕。史可法說：「我為國而死，請你為我家而活。我母親年邁，我無兒無女，希望你為我延續家業，照顧我的母親。我不負國，也請你不要負我！」 史得威聽後不敢答應，說：「我不敢辜負相國（史可法），但我出身於江南世族，和相國並非同宗，而且沒得到父母同意，怎敢做相國的子嗣？」 史可法（圖：公有領域） 此時，劉肇基在旁哭著勸道：「相國以後再也不能照顧他的親人，如果你不聽相國的話，就是嚴重辜負了相國啊！」 於是史得威含淚答應，下跪接受史可法遺令。之後史可法提筆寫下遺書，分别致南明弘光皇帝、太夫人、夫人、伯叔父及兄弟，函封后，全都交給史得威。 託付之際，史可法囑咐道：「我死後，請你將我埋葬在太祖高皇帝附近。如果不能，可葬在梅花嶺。」 隨後他又提筆寫道：「可法受先帝恩，不能雪仇恥；受今上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造，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從先帝於地下耳！」（《乙酉揚州城守紀略》） 城內的守將淚如雨下，城外的炮彈密如雨下。 （圖：Adobe Stock） 壯士英勇捐軀 揚州生靈塗炭 四月二十四日，清軍向揚州城牆開炮，每顆炮彈重達十斤四兩，有的炮彈甚至飛落郡堂，滿城百姓陷入惶恐之中。城牆多處損壞，堞已無法修復，明軍只得運來大袋泥填補缺口。 當天夜裡，二堵雉堞被紅衣大炮轟塌，一小部分清兵攀牆而上。城上明軍竭力抵抗，逐漸不支。 二十五日，清軍攻勢更加猛烈。史可法親自登陴，指揮明軍以大炮反擊，兩軍炮聲如雷，屍體堆積如山。儘管清兵損失數千人，但揚州城最終還是失守了。清軍攻入揚州後，與明軍展開激烈的巷戰。 當時劉肇基守北門，指揮部下開炮抵抗，致使清兵死傷慘重。城破後，劉肇基帶領四百壯士與敵巷戰，斬殺清軍數百人，直至己方全軍覆沒。 （圖：Adobe Stock） 明軍中有一位名叫馬應魁的副將，每次作戰都身披白甲，背上書有「盡忠報國」四字，在此次揚州巷戰中也奮力殺敵，堅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據《小腆紀年》記載，揚州有一位參軍吳爾塤也在壯烈殉國的名單中。早在揚州之戰前，他南歸拜見史可法，請纓從軍。為表決心，吳爾塤揮刀砍斷自己的一根手指，請朋友幫他寄回家中，並說：「他日我若戰死沙場，請以斷指代葬！」。 忠貫營的將領何剛也在揚州保衛戰中奮力堅守。當眼見無力回天時，何剛決定寧死也絕不淪為清軍俘虜，於是手持弓弦自縊而亡。（《青磷屑》曰：「剛以弓弦自經死。」《明史》云：「投井死。」） （圖：Adobe Stock） 隨著喊殺聲由遠而近，在一處安靜的角落裡，一位文官十分鎮定，他便是知府任民育。任民育身穿緋衣，就像往日工作時那樣端坐在官府堂上，泰然等候死亡的降臨。清兵殺至府內時，只見任民育正襟危坐，毫無懼色，將其殺害。與此同時，任民育的家人全都跳井自盡，無一投降。 揚州城內喪命的不僅有大明將士，還有眾多平民，令人痛惜！戰前，郊外百姓相互扶攜逃入城中，沒能進城的人們稽首悲號，史可法憐愛這些父老鄉親，因此下令開門將他們全部接納。然而城破後，這些平民依然沒能逃脫魔掌，清軍下令屠城。《乙酉揚州城守紀略》稱屠殺持續七天；計六奇《明季南略》和倖存者王秀楚的《揚州十日記》均記載屠殺持續十天，即「揚州十日」。 史可法就義 清兵攻入揚州後，史可法持刀正要自剄，參將許謹急衝上前阻止，噴出的血直濺許謹衣服上。史可法自盡未遂，又命令史得威動手，但史得威怎會忍心？他和許謹等數名將士一同拚命保護史可法，殺出一條血路，撤退至小東門。 許謹身中數十箭而死，其餘保護史可法的將士也都犧牲，惟有史得威倖存。清軍密密麻麻，將史可法、史得威包圍，史可法高喊道：「我史督師也！」清兵聽後喜出望外，因為捉住的是南明最高文官，便將他押至多鐸面前。 多鐸敬稱史可法「先生」，再度勸他投降：「之前寫信再三拜請，未有回應。如今忠義既成，請先生為我收拾江南，我大清必將重用先生。」 （圖：Adobe Stock） 史可法斷然拒絕，正色說道：「我乃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得罪萬世！？我願速死，到地下去見先帝。」隨後多鐸反覆勸降，都未能動搖史可法的決心。 見史可法如此堅定，多鐸說道：「既然你是忠臣，那就殺了你吧，以保全你的名節。」 史可法視死如歸，當然不怕，只是心中尚牽掛百姓，於是向多鐸提出不殺城民的請求：「城亡與亡，吾死豈有恨？但揚州既為爾有，當待以寬大。而死守者，我也。請無殺揚州人。」（《乙酉揚州城守紀略》） 然而多鐸沒有答應，隨即命令左右將史可法處死。清兵非常殘忍，由於攻城艱難，恨史可法入骨，將他的屍體分裂。可憐堂堂大明忠臣死無全屍，更可憐的是最後保全民眾的遺願也沒能實現。 史得威後來得以生還，急忙為史可法收屍，但由於天熱，屍體已不能辨識，只得大哭而去，將史可法衣冠葬於梅花嶺。 二十年前，史可法的恩師左光斗離世，如梅花凋謝，化作春泥，生出新的梅花，史可法繼承了左光斗的傲骨。如今史可法也去了，但無論多麼嚴寒，梅花還將繼續綻放，哪怕只有一朵、兩朵。 （圖：Adobe Stock） 南明眾位抗清志士的路還將繼續走下去，這一路上人越走越少，越往後，越可貴。 縱觀史可法一生，他勤政愛民，忠心盡責，「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寢不解衣。」（《明史》卷274）在道德上，他近乎完人，倘若生在太平盛世，一定是個完美的清官。然而生不逢時，明朝北廷滅亡後，復明重任便落在他肩上，而不僅僅是做一個地方官。命運猝不及防地交給他于謙的使命，他卻未能如于謙般力挽狂瀾，其中有環境的局限，也有他個人能力的局限。談遷在拜謁梅花嶺史可法衣冠冢時惋惜道：「豈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北游錄》）但評價歷史人物應看其主要方面，不宜以事後諸葛亮角度苛責。史可法的氣節長期激勵著反清復明的英雄們，其事迹令無數後人感動落淚。 （圖：Adobe Stock） 史可法死後，降清的前明朝重臣洪承疇被派遣至南京時，有反清志士在烏龍潭寫下一副對聯： 「史冊流芳，雖未滅奴猶可法；洪恩浩蕩，未能報國反成仇。」 不屈而死，總好過倒戈而生。 南京淪陷 史可法就義及揚州淪陷的消息傳至南京後，弘光朝廷陷入一片恐慌。回顧中國歷史，但凡丟失揚州和荊州，南京或早或晚都難逃一劫。南明弘光政權也不例外。 1645年五月十五日，清軍多鐸部攻至南京城外，錢謙益、趙之龍等南明高官公侯開門迎接，南京從此易主。五月十七日，多鐸驅逐了南京一部分漢人，空出的地方給滿清將士駐紮。不久後，弘光帝被俘，南明的第一個政權宣告覆滅。 不過，江南明朝殘餘勢力與清朝的戰爭遠未結束，還有許多英雄在史書上留下可歌可泣的事迹。欲知後事，請見下回。
文/清簫 （接上期）母親節將至，筆者精選中國歷史上12對母子間的感人故事。這些孝子中有帝王將相，亦有平民百姓；有日夜陪伴的點點滴滴，亦有天人永隔的真情流露。 閔損單衣順母 閔損是春秋時魯國人，孔子的弟子， 孔門七十二賢之一，以孝聞名青史，被尊稱為閔子。《二十四孝》記載了他「單衣順母」的感人故事，和舜的故事相似，二人皆能忍常人難忍之事。 閔損早年生母去世，父親娶了一位後媽，又生了兩個兒子。繼母偏心，待兩個弟弟很好，冬天給他們穿棉衣禦寒，卻故意虐待閔損，只給他穿蘆花做成的衣服，美其名曰「棉衣」。閔損每逢天寒時就會受凍，但從不向父母抱怨。 一日，父親叫閔損駕馬車，閔損因為衣服太薄，身體感到不適乏力，難以馭車。父親不知緣故，不分青紅皂白地罵他一頓：「你這孩子太沒出息！已經穿這麼厚還覺得冷。再看你弟弟，衣服比你薄，也不像你冷成這個樣子！」並揮起鞭子抽打閔損。 閔損的衣服被抽破後，父親驚訝地發現裡面掉出來的不是棉花，而是蘆花。再一摸弟弟的衣服，是厚實的真棉衣。父親此時恍然大悟，原來繼母給大兒子穿假棉衣。 （圖：Adobe Stock） 父親一怒之下要休妻，閔損卻以德報怨，跪下求父親原諒繼母，說：「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意思是「如果留下繼母，只有我自己受凍；如果趕走繼母，兩個弟弟和我都要承受失去母親的孤單。」因此父親不再驅逐繼母。 繼母聽到閔損的求情後羞愧動容，從此改過自新。 老萊子綵衣娛親 人年輕時孝敬父母較易，而堅持到老則難能可貴。老萊子七十歲時父母尚健在，他為使父母笑口常開，可謂細緻入微。有一次他特意製作一套五彩斑斕的衣服，穿上後在父母面前像兒童般戲耍跳舞，逗父母開心。老萊子還時常在父母身邊逗家裡的鶵鳥，鳥兒發出的悅耳叫聲使父母心情更加舒暢。 做爸媽的無論多老，總挂念著孩子的安危，而子女的孝心也體現在盡量不讓父母擔憂。老萊子某天為父母取漿，不小心跌倒在地，他不想令父母擔憂，所以裝作故意摔倒的樣子，模仿嬰兒啼哭聲，還在地上打起滾來，給人感覺很輕鬆搞笑。他的父母看到這般場景，以為老萊子是故意跌倒的，便笑著對他說：「萊子真好玩呀，行啦，快起來吧。」然而老萊子在地上「表演」了好一會兒還不爬起，或許當時摔得真疼，他卻可以在第一時間想到不讓父母難過。老萊子的將心比心真可謂浸透生活中每一處細節。 （圖：Adobe Stock） 後世有詩讚他：「戲舞學驕痴，春風動綵衣。雙親開口笑，喜氣滿庭幃。」 老萊子不僅以孝聞名，也是一位高尚的隱士，是春秋時期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史記》記載：「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雲。」 夏完淳獄中上母書 上文講到的老萊子及其父母皆長壽，年過古稀依然能陪在雙親身邊，可謂幸運至極。然而人間最不幸的事，莫過於白髮人送黑髮人，兒子原本想孝敬寡母一生，卻身死他鄉，臨終也不能見母親最後一面。如此悲痛的事，便發生在少年英雄夏完淳身上。 夏完淳生於明末亂世，他幸有一位嚴父夏允彝、兩位慈母盛氏和陸氏，以及多位良師陳子龍、張溥等，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嫡母盛氏對夏完淳照顧十分細心，儘管不是親生，仍非常疼愛。她每天給孩子精心烹飪，送上可口美食，也保持每天早晨嚴格監督夏完淳學習，為他講解詩書。從白天照顧到晚上，盛氏不辭辛勞，直至看到夏完淳進入甜美夢鄉，才起身悄悄離開。盛氏通情達理，總是默默地留足隱私空間讓夏完淳和生母陸氏單獨相處。 （圖：Adobe Stock） 童年的夏完淳不負父母之望，讀書刻苦，聰明伶俐，堪稱神童。江南的夏季很熱，盛氏有時不忍心看孩子一直讀書，便催促他下水游泳，勞逸結合。但夏完淳不喜歡玩，往往短暫玩一會兒後就跑回來繼續學習。盛氏還想叫他多玩會兒，夏允彝卻在一旁笑道：「別管他啦，他想看書就讓他去看吧。」 夏完淳六歲時就能揮筆寫出好文章，明是非，知忠孝，父親的好友們都不把他當娃娃看，非常認真地稱其為「小友」。這樣一個懂事博學的孩子，假若上天給他幾十年生命，必能做一番名垂青史的大事業。 悲劇是，他的人生只有17年；然而，他成功用這短短17年做到了名垂青史。 明朝滅亡後，年僅15歲的夏完淳隨父從軍抗清。可惜夏允彝兵敗，自殺殉國。夏完淳含淚牢記父親遺志，繼續投身戰事，力圖救國。1647年，他被清軍逮捕，寧死不降。在生命最後的時光里，夏完淳在獄中揮淚寫下致兩位慈母的遺書——《獄中上母書》。 夏允彝與夏完淳（圖：公有領域） 回想國恨父仇未報，再想二母未來無依無靠，母子天人永隔，再無法報謝大恩，怎不肝膽欲裂？他在信中哀嘆：「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報母矣。痛自嚴君見背，兩易春秋。冤酷日深，艱辛歷盡。本圖復見天日，以報大仇，恤死榮生，告成黃土。奈天不佑我，鍾虐先朝。一旅才興，便成齏粉。去年之舉，淳已自分必死，誰知不死，死於今日也！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養無一日焉。致慈君托跡於空門，生母寄生於別姓，一門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問。淳今日又溘然先從九京，不孝之罪，上通於天。」 「嗚呼！雙慈在堂，下有妹女，門祚衰薄，終鮮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為生？雖然，已矣。淳之身，父之所遺；淳之身，君之所用。為父為君，死亦何負於雙慈？但慈君推干就濕，教禮習詩，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難。大恩未酬，令人痛絕。慈君托之義融女兄，生母托之昭南女弟。淳死之後，新婦遺腹得雄，便以為家門之幸；如其不然，萬勿置後。會稽大望，至今而零極矣。節義文章，如我父子者幾人哉？立一不肖後如西銘先生，為人所詬笑，何如不立之為愈耶？嗚呼！大造茫茫，總歸無後，有一日中興再造，則廟食千秋，豈止麥飯豚蹄，不為餒鬼而已哉？若有妄言立後者，淳且與先文忠在冥冥誅殛頑嚚，決不肯舍！」 （圖：Adobe Stock） 「兵戈天地，淳死後，亂且未有定期。雙慈善保玉體，無以淳為念。二十年後，淳且與先文忠為北塞之舉矣。勿悲勿悲！相托之言，慎勿相負。武功甥將來大器，家事盡以委之。寒食盂蘭，一杯清酒，一盞寒燈，不至作若敖之鬼，則吾願畢矣。新婦結縭二年，賢孝素著，武功甥好為我善待之。亦武功渭陽情也。」 「語無倫次，將死言善。痛哉痛哉！人生孰無死？貴得死所耳。父得為忠臣，子得為孝子，含笑歸太虛，了我分內事。大道本無生，視身若敝屣。但為氣所激，緣悟天人理。惡夢十七年，報仇在來世。神遊天地間，可以無愧矣！」 1647年九月，夏完淳在南京西市受刑，英勇就義。他的一生，連同對母親無盡的牽掛，永遠定格在17歲。雖言不孝，卻是大孝；雖言有憾，卻也無愧，這位頂天立地的好男兒終究沒有辜負父母的培育。 （圖：Adobe Stock） 王祥卧冰求鯉 王祥是魏晉名臣，獲封公侯，官至司空、太尉，與司馬孚等並稱「八公」。《晉書》記載他「性至孝」，卧冰求鯉之舉感天動地，「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他的繼母朱氏喜歡吃鮮魚，但天寒地凍，江河都結了冰，實在太難捕魚，怎麼辦呢？王祥不畏嚴寒，脫掉衣服卧在冰面上，使冰加快融化。功夫不負有心人，冰融化後跳出兩條鯉魚，他便將魚帶回家孝敬母親。 正史中還記有一段王祥孝心引發神跡的傳說：「母又思黃雀灸，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焉。」母親想吃燒黃雀，但捕捉黃雀談何容易？王祥正在想辦法，忽然戶外飛進來幾十隻黃雀，彷彿上天將其送上門來，令人稱奇。 王祥（圖：公有領域） 他們家有棵紅沙果樹結了果，繼母叫王祥看守果樹，王祥非常認真地照做。每逢有大風大雨摧殘果樹，王祥都抱著樹哭泣，為不能使母親滿意而悲痛。 父母有病時，王祥日夜守候，衣不解帶，喂湯藥前必先親嘗。朱氏曾屢次在父親面前說王祥的壞話，導致父親越來越討厭他，常使喚他打掃牛圈，但始終未動搖王祥的孝心，其態度反而更加恭謹。 《晉書》以「篤」、「純」二字形容他孝的程度，《二十四孝》讚頌說：「繼母人間有，王祥天下無。至今河上水，留得卧冰模。」 （未完待續）
文/清簫 「百善孝為先」是我們每個人耳熟能詳的名言。無論古今，衡量一個人品行如何，從是否有孝心這一點就能窺大，若待自己的父母不好，怎會對別人好？相反，孝敬父母的人往往推己及人，值得信賴。《孝經》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孝道面前不分貴賤，在古代，孝是君主的基本標準之一，帝王孝順父母，以身作則，才能教化百姓，臣民也會更加信任他。 母親節將至，筆者精選中國歷史上12對母子間的感人故事。這些孝子中有帝王將相，亦有平民百姓；有日夜陪伴的點點滴滴，亦有天人永隔的真情流露。 （圖：Adobe Stock） 虞舜感化家人 大多數兒女都能善待慈母慈父，但若父母不慈，仍能堅守孝道，則相當可貴。舜就是這樣一位難得的孝子。 《尚書》記載：「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奸。」舜的父親是盲人，愚頑不明事理。他母親去世後，父親娶了一個後妻，性格暴虐。這繼母生了一個兒子，名叫象，長大後也兇狠無禮。 盲父、繼母和象三人心懷不軌，時常想殺害舜。而舜只是躲避，從不怨恨生父與繼母，堅持孝道，久而久之竟感化了一家人。 當時的帝王是堯，他有次問哪位賢德之士能繼承帝位，大臣向他舉薦舜，說舜善於和父母兄弟相處。堯於是將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舜，經過觀察，發現舜也能以德感染妻子。堯之後便將帝位禪讓給舜。 張居正《帝鑒圖說》對此評道：「自古聖賢，皆以孝行為本，然父母慈愛而子孝順，尚不為難。獨舜父母不慈，而終能感化，所以當時以為難能，而萬世稱為大孝也。」 舜（圖：公有領域） 漢文帝親嘗湯藥 漢文帝的孝在歷代皇帝中是最突出的，他待母親薄太后堪稱毫無懈怠。 薄太后有一次生病長達三年，漢文帝親自照料，《二十四孝》稱他「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親嘗弗進」，每次喂母親湯藥都親口嘗過後才放心給母親服用。 後來有詩讚頌漢文帝：「仁孝聞天下，巍巍冠百王。母后三載玻，湯藥必先嘗。」 漢文帝（圖：公有領域） 海瑞與賢母謝氏 說到明朝最著名的清官，當屬「海青天」海瑞。他一生不畏權貴，上級來訪學堂，唯獨他不跪；胡公子橫行霸道，他將這個紈絝子弟狠狠懲治一頓。其最大膽的行為莫過於上疏罵嘉靖皇帝，至今傳為佳話。 這樣一位剛正不阿的清官身後，離不開賢母謝氏的諄諄教誨。海瑞的父親去世早，母子二人相依為命，生活貧寒。謝氏平日做針裁活養家，非常辛苦，但絕不苦孩子的教育，省吃儉用的錢都用來請良師輔導海瑞。 （圖：Adobe Stock） 謝氏正直剛強，不僅嚴以律己，對孩子的家教也極為嚴格，自幼要求他一言一行都按照聖人的標準。海瑞年少時，某日嬉皮笑臉地跑到謝氏面前，不料謝氏當即嚴厲地教誨道：聖人會像這樣戲謔嗎？！從此海瑞對自己的一舉一動要求更加嚴格。 海瑞做官後生活依然勤儉節約，極為清廉，因此聞名官場。據《明史》，他平時「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給」，穿布袍，只吃糙米和僕人種的蔬菜。海瑞始終孝順母親，儘管自己寒酸，對母親卻毫不吝嗇。為謝氏祝壽時他破天荒般買了二斤肉，一時竟成為官場「重大新聞」，一向不苟言笑的胡宗憲也對海瑞買肉感到驚訝，和其他官員津津樂道地聊起此事。這二斤肉，在貪官權貴眼中和清官海瑞心中的重量，可謂大相徑庭。 然而有一天，孝子海瑞走到了人生最重大的十字路口，預感到自己再不能繼續贍養母親，心中十分愧疚，因為他在路口處做出的決定，註定自己將與母親生離死別。 （圖：Adobe Stock） 海瑞到北京擔任戶部主事後，十分憂心國事。眼看廟堂之上，嘉靖帝長期怠政，深居西苑；而底層社會民不聊生。自楊最、楊爵因言獲罪後，再沒人敢直言進諫。於是海瑞決心冒生命危險上疏批評嘉靖，揮筆寫下《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盡數嘉靖在位多年來種種弊病，並諷刺說，在他的統治下「家家皆凈而無財用也」。 海瑞提前為自己買了一口棺材，找到好友王弘誨，掏出平生省吃儉用攢下的微薄積蓄，將老母妻兒託付王弘誨照顧，並與家人訣別，視死如歸地向朝廷遞上這份即將引來殺身之禍的奏疏。 （圖：Adobe Stock） 以嘉靖睚眥必報的脾氣，看完海瑞的奏疏後自然龍顏大怒。他當即將奏疏摔在地上，大喊道：「快逮住他，別讓他跑了！」但得知海瑞早已買好棺材時，嘉靖沉默了片刻，待冷靜後，他又撿起地上的奏疏看，一天反覆閱讀多次，感慨道：「此人可比比干，但朕不做商紂王。」 儘管嘉靖下令將海瑞關進詔獄，卻一直沒有殺他。彷彿上天有意幫助海瑞，不久後嘉靖病死，海瑞得以出獄。上疏罵嘉靖一事從此名揚天下，海瑞成為天下人心中的英雄。 海瑞的忠孝、愛民、傲骨、自律和清風，正來自於早年母親嚴格的家教，如他本人所說：「盡母氏諄諄開我力也」（《與瓊鄉諸先生書》）。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