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总理李强访问澳洲首都坎培拉，当时有华人欢迎，举红旗，唱红歌；也有华人抗议中共，表达反迫害与维护人权的呼声。事后一位朋友与我聊天，他说：“在支持者中也有人知道中国共产党做过坏事，却依然选择助纣为虐，还有人非常霸道。已有不少中国人经历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疫情清零，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而一些同胞却仍执迷不悟，为什么？似乎只要不触及自己的利益，就麻木不仁。”随后问道：“这部分人为何如此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共？” 我当时和他简单聊了些历史，并说：“你不必太过悲观。许多人并不坏，冰冻三尺，观念的改变绝非一蹴而就。”至于他的问题，确实值得深思。于是我打算写一篇文章，以此问题为引子展开来谈。 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价值观的断层，分为两种表现：一是由于中共系统地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摧残中国人原本就有的可贵精神；二是对现代普世价值观的排斥，那些国内翻墙才能看的内容恰恰是非常珍贵的。后者很容易理解，本文重点讲前者。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人权等价值观是不相对立的，中国人无需太看轻自己原本的精神财富，打个比方，原先手中就有黄金，谦虚地取长补短即可，且已建立中华民国屹立于亚洲，何必自卑自辱？但从1915年所谓“新文化运动”起，部分国人激进地反传统，不辨良莠地以为外来一切都好，导致矫枉过正。五四运动后中国产生一种思潮，即：假定全球各国都必然走上同一条发展道路，此必然成为不可抗拒的规律，有的国家已然踏上新阶段，而有些国家已然落后。此观点且不论正确与否，首先它只是一个假定，有待证实，然而这一飘忽无根的观念直接导致部分国人以为要立即学习西方所谓“最新阶段”，奋起直追走捷径。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俄国刚发生十月革命，列宁建立苏维埃政权，若依据世界同道的假想，便以为苏俄已领先世界进入“最新阶段”社会主义。此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加强，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误入歧途的第一步，所凭借的只是一个假定。 （图：Adobe Stock） 中共起初是不入流的，抗日战争期间起主要作用的是国民党，消耗很大，而共产党趁机壮大，敌我不分，为难国民军。这是有根据的，譬如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承认：抗日战争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人民进行打败国民党的战争的出发点。国共内战后，1949年中共篡国，之后系统地摧残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人，文革是最著名的运动之一，它对中华文化的破坏空前绝后，力度远比此前的“新文化运动”大，回头看中国古代，也从未有如此规模的文化摧残。 有人以为中共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丘之貉”，其实不然。我们不妨思考一番，中共为何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以下详说。 谈及中国传统文化，有人马上就联想到落后一词。然而，我们今天普遍认同的民权、人文主义、言论自由、科学精神，中国自古有之。 孙中山、章太炎、康有为、王韬皆认为中国早有民权思想，比如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集《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也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另外，1941年胡适在美国做过一次题为“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Democratic China）的演讲，其中讲到中国古代存在可以接引现代民主的基础：两千年前，中国已经没有严格的阶层之分；自汉朝起，已经建立了客观、公平竞争的选拔制度；古代已非常重视批评的重要性且已形成批评制度，御史、监察官可以抨击皇帝与宰相，这是言论自由的实践。 胡适不仅在此演讲中讲过传统中国的可取之处，他还一直强调中国古代已有科学精神。我们客观来看，中国古代的科学主要体现在人文领域和考证方面，也有四大发明这样的创造；西方科学主要在自然领域，近代西方发展出工业革命，此方面是中国不及的，应该谦虚学习西方。而在严谨程度上，中国古人不见得比近现代差。至于人文主义，儒家就是典型，重视人的尊严、仁爱、理性。 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公平性，大概会有人表示疑问，我在此补充。 （图：Adobe Stock） 自春秋战国起贵族已受到冲击，此时士发展壮大。自秦朝起中国进入郡县制的大一统时代，普及郡县制本身就是阻止垄断的体现，可谓一大进步。从汉代起虽恢复分封，但诸世袭藩王已被削弱，所以两千年来实际上都以郡县制为主体，依照选官标准任免及升降官员，社会已形成很强的流动性。从秦至清的两千年不宜被定义为封建社会。 汉朝选孝廉，自汉武帝起每年一举，每郡都要推举贤才。自汉昭帝、宣帝以后，宰相几乎全来自地方，由努力得来，不是皇亲垄断。科举制始于隋朝，唐、宋使其完善，宋朝最为关键。唐朝尚有门第；而到宋朝时，从魏晋传下的门第已基本上消失。苏辙有一句话：“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可见北宋的社会流动性，士、农、工、商已不固定。明朝的变化尤为显著，有四民不分的趋势，许多商人家庭培养孩子考科举，也有许多儒生弃科举而从商。有一件趣事，大文豪王世贞对朋友詹景凤说，徽州商人看见苏州文人就像苍蝇追羊膻。之后詹景凤回怼说，苏州文人看见徽州商人也像苍蝇追羊膻。王世贞听后无言以对。明朝有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内，有多达60%的进士出身于三代未有人当官的普通家庭，政府的门已向百姓敞得很大。 （图：Adobe Stock） 下面我重点讲一讲中国古代的言论。尽管自由有局限性，但在价值观上，儒家思想一直追求言论自由，也有许多士付诸实践，甚至不惜性命。这样的精神也是现在中国人需要的，可惜中共不希望如此，其本质是极权主义。古人非常看重尊严，而中共文革、六四等暴行是对尊严的践踏，使国民奴化，不敢有异议。儒家是反对奴化的，若传统的议政精神得以延续，并深入融合西方自由理念，那么中共的统治地位将受到极大威胁，这是毛泽东毁坏传统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议政的传统早自尧舜时代就有，那时施行禅让制，君主虚心纳言，言论自由。《吕氏春秋》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尧帝常担忧自己执政有错，设一面鼓在门外，任何人都可以击鼓进谏；舜帝在路旁设立木牌，民众都可以在上面写意见，指出他的过失。 春秋时，师旷与晋悼公间的一段对话也反映出议政精神。《左传》记载，卫献公因性情暴虐而激起大臣反抗，被迫逃亡。晋悼公听说此事后，觉得卫国人赶走君主的行为太过分。师旷的观点则相反，他说：“或者其君实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意思是，若国君逆天逆民，当然应该驱逐他。 师旷随后说的一番话更精彩：“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阻止君主做过分之事是辅臣的职责之一，正因此，天子要有公，诸侯要有卿，卿要设侧室，大夫要有贰宗。史官、乐师、士、庶人、商人、工匠，不论身分，人人可议政，这正是言论自由的精神。 （图：Adobe Stock） 民间议政也体现在学校里。春秋时，郑国百姓在乡校议论执政者政策的好坏，大夫然明觉得不舒服，便问子产是否要毁乡校，子产立即反对，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将批评政府的人视为己师。 士与百姓批评政府和君主的传统此后一直努力传递，西汉的眭弘与盖宽饶、东汉的清议、宋代太学生上书带动百姓抗议，以及明代大礼议之争、左顺门抗议、海瑞上疏、东林书院，都付诸行动，造成很大影响或形成规模。读历史若受中共党文化影响，将其皆视为阶级斗争与权力斗争，便看不出其可贵之处。 譬如宋朝太学生上书，朝野上下皆对童贯、蔡京等奸臣不满，《宋史》记载有一位太学生陈东正直敢言，与众同学齐谏“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言辞极为愤切，一呼百应，广受支持。后来金军兵临城下，李纲主战，宋钦宗却要撤他的职，陈东带领数百名太学生再度上书反对。《宋史》称当时“军民不期而会者数万”，数万人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宣德门前支持学生上书，可想其规模。众抗议者“喧呼震地”，奋力敲击登闻鼓，将鼓敲烂了也不肯停。见到主和派宰相李邦彦时，众人激愤痛骂，捡起瓦砾向他身上砸。据《三朝北盟会编》，开封府尹赶来阻止抗议，呵斥他们怎敢胁迫皇帝，而学生们毫不畏惧，义正辞严地回道：“以忠义胁天子，不愈于奸佞胁之乎？！”之后宋钦宗在压力之下妥协。 （图：Adobe Stock） 过程中确实发生了伤亡，是民杀官，而非官杀民，抗议者“杀伤内侍二十馀人”，宋钦宗也没有调军队屠杀学生。事后，钦宗下诏说：“深谅尔等忠义”，大多数官员也选择站在学生一边，最后只下令惩处杀人者。我不禁联想到六四，虽时代与起因不同，学生的正义感、责任感与勇气却相似，然而结局大不相同。中共六四屠杀有多恶，不言而喻。 明朝长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为荣的风气，越敢和皇帝争辩，甚至写奏疏批评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海瑞是最突出的例子。顺便强调，中国古代制度虽有局限性，但一直不主张箝制言论自由，遵守与否是人的问题。譬如，明太祖朱元璋为明朝留下一个很好的制度，凡天下军民写信给皇帝，无论内容如何，一律不许阻拦。海瑞上疏批评明世宗嘉靖时距开国已近二百年，当时尽管嘉靖多年不上朝，国家有诸多问题，但至少这一规定得以延续及遵守，正因此，长年怠政的嘉靖能收到小官海瑞骂他的奏疏。 还有一制度可见明朝非常重视平民的诉求。自明太祖时就已规定，若官方渠道不能解决问题，百姓有权将贪官污吏捆绑，直接到京城交给皇帝判决，而且皇帝要补贴百姓的路费。这不是纸上空文，而是真正落实的。举例说，宣德年间新淦县发生过一起这类事件，县丞厉中欺压百姓，县民忍无可忍，便将厉中捆绑，还杀死一名军官。后来明宣宗亲自审理此案，判县丞死刑，公正为民。他所依据的法律内容也值得我们留意，见《大明律》卷第十四：“凡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罪责在官。各位不妨对比一下现在的中国。 （图：Adobe Stock） 中国古代在监察制度上也表现出权力制衡与保护言论自由，意识到这一传统的不仅有胡适，还有孙中山。西方有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孙中山曾提出五权分立的设想，即增加古代中国原有的监察权、考试权，保留传统政治中的优点，中西合璧。 在汉朝，太尉、御史大夫近乎和宰相平起平坐，合称三公，其中御史大夫就是负责监察的，相当于副宰相。而宰相负责行政，太尉负责军事。御史大夫不仅能监察朝廷与地方政府，还能监察皇宫内的事。还有一个官职叫谏议大夫，专门监督并讽议皇帝的言行。唐朝时，散朝后皇帝若要与宰相单独对话，谏官有权随从，他可起到缓解皇帝与宰相矛盾的作用，因为，宰相有时想提意见却不便直接对皇帝说，可以由谏官转达意思，皇帝即使愤怒也无可奈何，谏官的职责就是提意见，皇帝不能禁止谏官说话。 古代还有一类对言论自由的实践是史书。有人说，中国史书都为统治者服务，必然歪曲事实。此话言过其实。我们在阅读时，若要了解哪些可信或不可信，应严谨考证，综合参考其馀史料，就事论事，最好不带先入为主的观念。 应知史官是中国历史上最正直勇敢的职业之一，道德标准很高，构成对君主和权臣的制约，像董狐直笔等事例，此类史官属于良史。《礼记》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这是对天子的监督。某种程度上，帝王可谓历史上最不自由的一类人，往往不敢随意。有些记载连皇帝也不能看，譬如唐太宗有一次想看自己的《起居注》，史官断然拒绝，足以说明史官享有很强的独立性。 （图：Adobe Stock） 约束执政者最有力的，除法律制度外，应属社会上普遍坚守的价值观，时代可能变得黑暗，但正义的价值观绝不能丢。虽然中国古代发生过许多不好的事，但整体上大家都在争取正义，即使道德不高尚的人也受著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他们醒悟。上文讲到海瑞上疏，嘉靖虽不算称职的君主，却在看到奏疏后深有感慨。《明史》记载，嘉靖起初非常愤怒，旁边的宦官黄锦想救海瑞，便说：“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嘉靖听后沉默了，“复取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尝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这就是价值观潜移默化地起到作用。比干之正气人人认同，嘉靖也知，见海瑞如比干再世，他若尚有良心，或为名誉著想，自然不愿做纣王。黄锦与徐阶均以各自方式“哄”嘉靖，以保住海瑞性命，天下民众皆敬佩海瑞，也是价值观深入人心的表现。 中国古代最宝贵的，乃正人君子无论身处何境地都坚持原则。《诗经》说：“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君子慎独，独处犹能高标准要求，何况在外。纵然在战场上，也有人坚守底线，绝不忘恩负义。公孙丁与庾公差师徒就是典型一例，《左传》记载，公孙丁曾教庾公差射箭，但二人各为其主，一日两军交战，庾公差面对昔日恩师，实在难以动手。他感叹说：“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若他向公孙丁放箭，便是背弃师恩；然而身为军人，这是他的职责，若不射，自己将丧命。最终他“射两軥而还”，故意射偏。忠义难两全，在国事与恩义之间抉择，庾公差的选择是坚守人性底线的。《孟子》也讲到此类难以两全的选择，可见儒家的价值取向。 （图：Adobe Stock） 古时还有忠孝之间的选择问题。譬如鲁国有个士兵经常当逃兵，孔子发现后问他原因，他说家中有年老的父亲，若他战死沙场，父亲便没人照顾了。孔子对他的孝心大加赞赏，并推荐他做官。法家《韩非子》藉这一事反对孔子的行为，说“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恩、孝和任务相比，当相互冲突时，究竟该孰先孰后？长远看，孔孟的态度或许更值得选择，尽管会一时妨碍国事，却符合人性。儒家主张的顺序是先家后国，现代人都很看重人情味，在这一点上，两者不宜被视为对立关系。至于师恩，这是基本良知，即使浅一点说也是人之常情。若普遍都坚守儒家价值观，怎会发生文革期间骨肉相残、批斗老师的悲剧？怎会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近代欧洲人在读儒家经典时曾产生很深的共鸣，不是没有原因的，实际上中国早已有人文主义，欧洲人文主义也是历史悠久的，古希腊文化正是文艺复兴的重要基础，中西方价值观的相通之处可谓交相辉映。儒家的民本、修身、德政理念，在近现代西方人眼中也很珍贵，例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非常崇敬孔子，德国思想家莱布尼兹也非常喜爱中国古书。自明末隆庆开关后，许多欧洲传教士将中国书籍带到西方，引发了欧洲从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的“中国热”。我们大可不必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化、现代化对立起来。 （图：Adobe Stock） 近几十年来一直有华人在国外反共，当然不等于反华和反中国文化。共产党是真正的极权，它与中国几千年来传承的可贵精神对立，一系列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国人的骨气、胆识、思辨、信仰、道德，经过思想“改造”后，使人变得听话、唯利是图、贪生怕死，当听到异见时却丧失理智，上纲上线扣上“不爱国”的帽子。文革看似已经远去，现在看似开放，其实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谁充当红卫兵已非表面容易识别。不久前有所谓“除三害”（莫言、清华、农夫山泉），此类例子早已不陌生，思维定式、风气一旦形成便很难扭转，影响一代又一代。 毛泽东知道文化人最不易被利用，尤其是从民国留下来的专家学者，有些人精通古今中西，以后极可能“不听话”，所以他要将这些人驯化或踩在脚下。 民国之初本来非常开放自由，大师林立，挺共的学者尚不敢肆无忌惮，譬如那时范文澜写的《中国近代史》虽有共产党的意识，却也不敢太过分，毕竟学术界都在看著，且他自己曾跟随黄侃学习，受教匪浅。但1949年后，中共愈发肆无忌惮，学术界被糟蹋得面目皆非，撒谎成为常态，并强行用马克思主义洗脑且生搬硬套，一直影响到现在。 大陆研究者拿斯大林“五阶段论”硬套中国历史，奉为圭臬，不仅使学界思想僵化，且漏洞百出，以为世界各国都必经“原始共产、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道路，严重扭曲了历史研究和真相。并非所有史学家都主张全拿马列主义衡量，譬如陈寅恪。然而中共相当极端，要使所有人“统一”思想，且为政权唱赞歌，修改事实。西方研究可以有许多史观，不会都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史家也有非常高的道德与学术标准，此传统精神也一直流传至民国，时代无论如何变，应有的品德却绝不能变。可惜中共毁坏了学术，也带偏了下一代学者。 中国传统文化还有诸多正面作用，譬如借古讽今，忧世忧民，也能化笔为剑。古代战争有时文武并用，文人一挥笔堪比千军万马，譬如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时，骆宾王一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如惊天雷电，气吞万里，此等文章有先声夺人之效，怎不似千军万马？毛泽东忌惮笔墨的威力与传统文人的骨气，所以他要将所有潜在“风险”除之而后快，经系统“改造”后，莫说骆宾王、徐敬业，连比干、眭弘、盖宽饶、陈东、海瑞、顾宪成都不再出现。 （图：Adobe Stock） 断层一旦形成，便削弱了中国人的责任感，且中共有意过滤外来信息，欲使后人不知不觉间按照“改造”后的轨道行驶。六四镇压、网路审查、迫害异己、打压香港，一步步随时代变化而加固。现在抗议需要举白纸，上网没有隐私，新闻掩盖真相，高压审查使民习惯避开“红线”，教育发展在刚好可以为党利用的程度，让人不敢多想多言。中国确实人才济济，可惜受环境所限，中共最想要的就是国民纵然成才却降低底线，扭曲价值观，并对败坏的现象习以为常，甚至同流合污。 苏联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上世纪末苏联解体后，俄国史学家发现1917年以来的历史书惨不忍睹，错得离谱。中国的文化悲剧不知仍将持续多久。 遥想张煌言受刑前，眼见神州大地尽失，山河依旧壮丽，惟感叹一声“好山色”，三百多年过去，依然引发共鸣，然此心情又有几人能知？但我并不悲观，因现在越来越多华人已看清中共面目，且骨子里都还保留著传统与普世价值观。回顾反清历史，张煌言后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其后有章太炎、孙中山，精神延续不息，便终有光复日，遗失的好山色终会回归。以史鉴今，书籍犹在，精神犹在，台湾犹在，“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文/清箫 上期讲到诗之本在于言志，诗可以起到兴、观、群、怨的作用，概括而言，作诗要有艺术感染力，使读者产生联想；同时反映现实生活，诗人可以透过诗讽谏时政。此外还谈到性灵、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性灵即真性情，诗应是诗人真性情的表现，言志的同时自然包含诗人的真情实感与个性，字句由情志产生，而不能为造句而损害情志。气象既在字句之内，也在字句之外，来自诗人的气质，譬如李白，他的诗词妙在气象。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举例说：“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绝妙诗词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 以上是简单回顾。下面讲的内容以上期为基础，继续探讨诗的审美，以及我们怎样作出好诗。 诸位或许已见到本期标题：“水中月，镜中象”，可能看起来有点模糊，难道诗的最高水准是这样的吗？非也。在讲什么是“水中月，镜中象”前，我们先聊一聊言外之意。 （图：Adobe Stock） 诸位不妨回顾一下，当感到一首诗很好时，究竟诗的哪一部分令我们觉得好？文采或许是其一，但如果细想，会发现真正使你难忘的不在言内，而是言外之意、形外之神，是文字带给你的联想，这是中国古诗的一大魅力。诗是精华语言，注定不能将全部想表达的意思写出，古体诗尚能写很长，而绝句和律诗长度固定，终究十分有限，所以必有意在言外，必有神在形外。因此好诗都有一个共同点：“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味深长，绕梁三日，使读者回味无穷。 刘勰《文心雕龙》说：“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刘勰讲的隐和秀，即文外与文内之美兼得，隐意为“重旨”，即能以简约的辞表达丰富的意。唐代僧人皎然也谈到文外之意，其《诗式》讲道：“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总结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这是讲诗贵在象外。《二十四诗品》还讲：“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著的意思是粘著，此句也是谈言外意味，提倡含蓄而馀味绕梁。梅尧臣论诗也颇重视言外无穷之意，他认为：“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言外、文外、象外都可以概括为神，和水中月、镜中象异曲同工，写诗只写形是不够的，有了神，诗才真正活起来。 （图：Adobe Stock） 为何说诗的言外之意、形外之神是水中月、镜中象呢？我们抬头看月亮，天上的那个月是实体，倒映在水中的月是影子，人可以凭借科技登陆月球，但水中月影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景物本是客观存在，当人带有主观情感看它时，景物便被赋予新的意义，诗人笔下的景物便是那一瞬间所感所见，将其以诗再现，而不是生硬的描述。水平高的诗人能将其写得含蓄深远，馀味无穷，介于可言与不可言之间。读者读后，虽心领神会，却发现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如果想复述给别人，非用此诗句不可。水中月、镜中象看似可用手摸到，实际上永远都无法触碰到，这种感觉与可言和不可言之间相似。不需要精确，应留给读者馀味及联想。 （图：Adobe Stock） 严羽《沧浪诗话》对此讲得很精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所说的兴趣不是指爱好和趣味，而是指诗人内心情感的兴发，有时是看到某景物后的感悟，都是自己的真情实感，而非寻章摘句得来，所以无迹可求。因为抒发真情，独一无二，所以有味可品，若功夫到位，自然达到言尽意永。 举例详说，譬如杜甫写过一首〈冬日谒玄元皇帝庙〉，描绘老子庙的壮丽，其中一句写道“碧瓦初寒外”，真可谓神来之笔。细想，为何碧瓦会在寒气之外呢？冬季寒气充满天地间，任何一物都逃脱不了低温，而且寒无象无形，怎能分内外？但这就是诗人感受到的，杜甫见到如此壮美的建筑，心中觉得温暖，碧瓦也显得温暖了。 （图：Adobe Stock） 叶燮《原诗》有评：“初寒无象无形，碧瓦有物有质，合虚实而分内外，吾不知其写碧瓦乎？写初寒乎？写近乎？写远乎？使必以理而实诸事以解之，虽稷下谈天之辩，恐至此亦穷矣！然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碧瓦和初寒人人皆知，人人能言，但“碧瓦初寒外”只有杜甫感受到，是属于他的想象。不需多言，读者就可以领会到他当时的心境，若读者转述给别人，便失去味道，唯有“碧瓦初寒外”能表达他的意。叶燮还有一段观点，说：“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杜甫这句“碧瓦初寒外”就是典型的诗家语言，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图：Adobe Stock） 杜甫另有一首诗〈春望〉，家喻户晓，我们来看前两联，也是言外意味深长——“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遭受蹂躏，杜甫眼见昔日繁华的国都破败，触景生情，写下该诗。说“山河在”，言外之意是唯有山河仍在，其馀都荡然无存。说“草木深”，杂草丛生，虽不直接写人，但读者可感受到人烟因战乱而稀少。至于花鸟，本是乐景，却令诗人伤感，以乐景更衬哀情。寥寥四句，写得含蓄深沉，令人难忘，最触动读者的部分在言外。 （图：Adobe Stock） 我们再看温庭筠的〈商山早行〉，其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最经典。这两句没有一个生僻字，景物也是生活中常见的，看似平淡，却让人读后如身临其境。鸡表现声，月表现色，茅店反映远离故乡的山区，霜反映冷，人迹说明有比诗人更早出行的人，仅十个字就能使读者脑海产生许多画面，感受到早行辛苦与羁旅愁思。这是梅尧臣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典范。 另有两首诗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典范，即李白〈夜泊牛渚怀古〉和孟浩然〈晚泊浔阳望庐山〉。王士祯《带经堂诗话》评道：“诗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为何评价如此高？以下分别赏析。 〈夜泊牛渚怀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 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 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 李白此诗抒发知音难逢、怀才不遇的伤感，自然而无雕琢痕迹，含蓄有味。“青天无片云”写开阔景色，这类环境容易激发怀古之情，诗人的思想自然地融入景中。之后借谢尚与袁宏的典故表达怀才不遇之感。结尾想象次日之景，挂帆离去，枫叶飘落，更衬未遇知音的寂寞冷清。 （图：Adobe Stock） 〈晚泊浔阳望庐山〉 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 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 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 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 孟浩然这首也写得自然无痕。“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不写具体景，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都未逢”用语平淡，委婉表露不满之意。之后“始见香炉峰”，“始见”二字含蓄地表现惊喜之意。望见香炉峰，孟浩然不禁怀念起曾在庐山建造东林寺的高僧慧远，他仰慕慧远，但如今昔人已去，只馀夕阳之下，寺庙钟声。“日暮空闻钟”忧郁而深远，一个“空”字暗指高僧已逝世，惆怅之情寓于景中，下笔素淡，却情思悠远，馀味无尽。孟浩然透过怀念慧远，表达对隐居生活的向往，诗中未直说理想，而蕴含于字里行间。 （图：Adobe Stock） 〈夜泊牛渚怀古〉和〈晚泊浔阳望庐山〉都在寓情于景方面写得好，情在景中，味在言外，露出一点引导读者联想和感悟，这一点足矣，如此才更值得品味。两首诗都没有惊奇文字，简单易懂，佳作不靠文采，用语平淡也无妨，诗重在直奔上乘，形为轻。作诗不宜太实太满，而要留白，讲究虚活。字句就像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真正沟通的是心灵，不同读者的领会各不尽同，无关乎第三者，贵在心有灵犀，相视会意。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叶燮所谓“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可谓上乘。这不等同于晦涩模糊，用语依然应使人易懂，“水中之月”在意境而不在表面。
文/清箫 谈到诗和诗人，各位的印象是怎样的呢？会否觉得诗很遥远，诗人是社会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实诗并不神秘，也不是诗人特有的语言，而是大众的语言。 现在我们都知道，诗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然而诗的起源很平易近人，原是歌谣和口语。中国最早的古人当心有感想时，便将心志与情感诉说出来，这便是诗。如果觉得言语不足以表达，可以嗟叹；如果嗟叹仍不足，可以唱歌；若唱歌还不足以表达，可以尽情跳舞。如《毛诗序》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与音乐本是一体，表达的有个人的悲喜，也有对天神与大地的信仰和感恩，譬如据《吕氏春秋》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掺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我们再看《诗经》，各篇也都是可以歌唱的，许多出自民间，其中“国风”可谓是当时的流行歌曲。 （图：Adobe Stock） 所以诗的本质为言志，最初是音乐的语言，每个人都可以透过诗表达思想情感，《礼记》也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 先秦时代的诗言志与政治和教化紧密相关。举例说，《左传》记载了一个春秋时代在外交场合赋诗言志的故事：郑国的国君郑简公在垂陇设宴款待晋使赵孟，有七位大夫作陪，宴会上赵孟请七人赋诗，“以观七子之志”。这七名大夫各从《诗经》中挑选一首，委婉道出各自的心意，他们想表达的未必与诗的原意相同，只是借某一段意思最贴近的诗句用。赵孟听后心中有数，宴会结束后，他预测其中一位大夫伯有将被杀害。为什么呢？赵孟解释道：“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原来，伯有引用的诗是《鹑之贲贲》，有讽刺君主的含义。 那时诗的言志带有政治暗示的色彩，未必是自己创作诗，而是从他人的诗中断章取义（此处断章取义是中性词，即字面意思）。如上所述，伯有想重点引用的是《鹑之贲贲》中“人之无良，我以为兄”、“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这四句，该诗本来旨在谴责卫国国君，伯有断章借以批评郑国国君。 （图：Adobe Stock） 秦穆公和晋国公子重耳之间也有一场国宴，也体现出赋诗言志与外交的关系。席间，秦穆公选取《诗经》中的《小雅‧采菽》，唱道：“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该诗记述周天子亲切接见诸侯、迎接诸侯来朝的盛况，天子要赏赐他们，虽然身边没有可赐之物，但也要赠给他们骏马和车。秦穆公吟唱此诗的意思是即将向重耳赠礼，所以重耳随后降拜表示感谢。 诗言志的另一重要作用是教化。《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修养，诗最早也承担助夫妻和睦、鼓励孝道、矫正不良风气的教化使命。《毛诗序》还解释了诗的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对风的阐释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政府以风教化百姓，百姓以风讽刺政府，吟诗者不会因此获罪，听到诗的人将以此为戒，可见诗归正社会的重大意义。不仅风，雅也有相似的作用，“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意思是阐述王政兴衰的原因。 （图：Adobe Stock） 如果国政衰败，诗歌便会“变风变雅”，此时史官会为人伦败坏而悲伤，也因刑法苛刻而哀叹，进而吟诗讽喻君主，怀念旧风。然而诗的变化应当“发乎情，止乎礼义”，这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却依然符合礼义规范，此七字也是后世诗应守住的文学标准之一。 综上所述，诗原是和社会上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语言，也是一种乐语，其本质为言志。“言志说”一直影响后世几千年，不断有文学家提醒作诗不宜偏离言志的传统。在我们鉴赏古诗与学作诗之前，了解诗的起源与传统是至关重要的，比学技巧方法更重要。诗不仅限于文学领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各自的诗，就像开心或忧伤时哼几首歌，情至深厚时可以手舞足蹈；或对政治现状不满时赋诗讽喻，为社稷尽一份责任。诗是自由而高尚的，诗人的灵魂也应如此。 评诗的标准与作诗的原则 衡量诗的高下，欣赏哪一类诗，永远都不可能客观，即使是名家也不能将其标准作为学者共同的准绳。 然而文学一定需要标准，可以主观，但须严格。孔子删定《诗经》，标准是“思无邪”；萧统编纂《文选》，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选诗如用人才，门户须宽，采取须严”，并总结了他的评诗标准：“声凭宫征都须脆，味尽酸咸只要鲜。”不介意风格，只看重清新，并要求声调清亮。各有门槛，不胜枚举。 （图：Adobe Stock） 观点见仁见智，却总要有最基本的原则。上述孔子所言“思无邪”便是一个最基本的门槛，与“发乎情，止乎礼义”相近，《诗经》三百篇皆如此。 另外还有四字，即兴、观、群、怨，颇受古人看重，有评者认为以此四字足以评价各代诗作的得失优劣。 兴、观、群、怨出自《论语·阳货》，原话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讲的是诗对社会起到的作用。“兴”指诗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产生联想，孔安国注解为“引譬连类”，朱熹注解为“感发志意”；“观”指观察社会盛衰与政治得失，郑玄注解为“观风俗之盛衰”，朱熹注解为“考见得失”，共同点是诗反映现实生活的意义；“群”指诗能使人聚在一起交流，或使社会团结和睦；至于“怨”的意思，不是单指抱怨，而是人能透过诗讽谏时政，这与“下以风刺上”意思相近。 （图：Adobe Stock） 王夫之认为“兴、观、群、怨”是诗的最高准则，“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王夫之还有一段论点：“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意思是，一首诗如果能在感发志意的句子中反映社会或政治的盛衰得失，则更加深刻；能在反映社会的诗句中感发志意，则更加周密；具有团结作用的诗句若能讽刺时政，便会使读者难忘；旨在讽刺的诗句若能使人团结，感情就会深挚。总之，诗的兴、观、群、怨是一体的关系，结合后可以发挥更好的效果。《诗经》是这方面最好的典范。 （图：Adobe Stock） 写近体诗时，严守格律当然也是最基本的要求，还要避免犯孤平、三平尾，若作律诗还要求对仗。但严守规则的同时，万不可牵强附会，须知内容与思想为上，不应受妨碍。吴可《藏海诗话》甚至建议“宁对不工，不可使气弱”，他的意思不是教人逃避对仗，而是对仗可以稍宽。近体诗的对仗分工对和宽对，有些诗虽未做到工对，但依然不失为佳作。譬如杜甫的七律〈蜀相〉，颈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中“天下”和“老臣”是不对仗的，但“天下计”和“老臣心”可以构成对仗，都是2+1结构，这便是宽对。杜甫此诗堪称千古绝唱，馀味不绝，字字珠玑，试问那一联宽对影响到其价值了吗？一切形式都为内容服务，一切字句都为情意服务。有追求辞藻华丽、堆砌典故者，和对仗求甚工都属于本末倒置。即使炼字，也要自然，不可害意，使气变弱。 无论写古体诗还是近体诗，有五点都非常关键：性灵、气象、体面、血脉、韵度。诗就像诗人生命的延伸，也有灵魂、气质、躯干、脉络、容貌。性灵即真性情，上文已提及诗的本质是言志，既然是诗人自己的志，自然包含诗人的真情实感与个性，字句由情志产生，而不能为造句而损害情志。气象指人的气质及诗的风格气韵，体面即格局和面貌，血脉即贯穿诗的脉络，韵度即韵味与气度。 （图：Adobe Stock） 姜白石《白石诗说》有一段精辟的总结：“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值得学者参考。 诗的气象来自诗人的气质，每个诗人的气各不相同，与性格、天赋、成长经历、教育、见闻、境界、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等因素相关，非一年半载形成。若想作出好诗，不单要多读书，还要养气，培养独一无二的气质，切不可模仿他人。谢榛《四溟诗话》谈到：“自古诗人养气，各有主焉。”“熟读初唐、盛唐诸家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 芳润如露蕙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此见诸家所养之不同也。”形容的是唐朝诗人不同的作品风格，反映各自的内在气质。 提及盛唐，许多人都会想到李白，他的诗真可谓再无人超越，后人实在学不来。这大概是因为李白的作品主要妙在气象，由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形成，与其豪放性格、超凡境界、仙风道骨、想像力、生活游历与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加之学识渊博，自然养成。后世只学到字句，却学不到他的气象。王国维《人间词话》有一段评论：“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说的虽是词，但诗也同理，贵在气象。以后再欣赏李白诗时，不妨调整思路，不急于逐句解读分析，先静心感受气象。好诗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
论作词之法，分字法、句法、章法，亦需重视风格，重要之处太多，总得抓一处最要点。有人说，动字最重要，譬如“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仅此一字，便使该句成为千古名句。不过，这是单论具体写作，好比树的枝叶，若仅仅枝繁叶美是不够的，必然要有牢硕的根，先有根，才能有躯干、枝叶。 那么词的根是什么呢？若以一字概括，或许应是“真”字。况周颐《蕙风词话》说：“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为佳，且易脱稿。”作词人可以借助各种手法表达一种情感，主人公可以不写自己，但情感一定要真。如果“为赋新词强说愁”，即使写得再美，也难免流入虚美。情真与否，读者无需学问渊博也能体会出。 如果在“真”字基础上再添一字，或许“真纯”最能概括。这种真纯反映在李后主身上便是“赤子之心”，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孩，无论写什么，都不会刻意矫饰。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从小在深宫中长大的李煜不擅长政治，在南唐诸皇子中排第六，本来皇冠不可能落在他头上，命运却给他开了个大玩笑。在继统前，为远离纷争与猜忌，李煜无心参与政事，成日研究书籍，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赤子之心。王国维说：“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写词不像写《水浒传》、《红楼梦》需要阅世很深，李煜不擅长做皇帝且阅世不深是他的短处，却是作词方面的长处。 （图：Adobe Stock） 各位请看他亡国前作的一阕〈木兰花〉，是其前期代表作，写得直快奔放。“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临春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毫不掩饰自己对歌舞欲罢不能以及手拍栏杆的狂欢。宴会结束后，由繁华热闹转为浪漫淡雅，“归时休放烛光红，待踏马蹄清夜月”，不想回房间睡觉，感觉仍未尽兴，还想骑在马上，踏在满地月色上散步。这哪像个成熟的皇帝，分明是长不大的“夜猫子”，行为任性，下笔也任性，看不出什么需要读者细品的深意，却不失美感，写得俊逸神飞。 经历亡国后的李煜依然不失其“真”，但此时“真”在词作中更多地体现在深挚上，他仍是个稚嫩的孩子，曾经欢乐写得任真，如今悲痛也写得任真，无论悲欢，他落笔都没有节制。 其〈破阵子〉词云：“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句句写实，对自己的安逸毫不掩饰，离别故国时的心情也写得极真。后来苏东坡读到该词时极不满，指责道：后主应该在九庙之外恸哭请罪，向举国百姓道歉后再走，却对宫娥挥泪，听著教坊曲离开故国。确实，李煜作为国君在道德上有诸多可诟病之处，但作为词人，他深挚地写下自己最真实的心理，这种真实恰恰是最能引起共鸣的。 （图：Adobe Stock） 被大宋软禁期间，他失去往日唾手可得的自由，曾经的欢乐而今只能梦里去寻，正因亲尝到大起大落的滋味，才将回忆写得凄凉至极。“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南唐宫殿的豪华，故国山河的豪壮，一切都那么真实而遥远。“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不堪回首的哀痛，在李煜笔下如一江春水奔涌而出。“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这是他囚徒日常的真实写照，多少次从美梦中醒来，又被无情的现实击碎，循环往复，似无休止。 这种痛苦的循环最终由一阕〈虞美人〉了结，使他解脱。该词是这位千古词帝的绝命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七月七日过生日时写下该词，命令歌女作乐唱出，声响之大，以至于宋太宗也听到歌声。宋太宗勃然大怒，命人取来李煜的词，看到“小楼昨夜又东风”以及“一江春水向东流”后更坚定了杀害李煜的决心，遂赐毒酒将他毒死。 以阶下囚身份毫无遮掩地书写亡国之恨，无疑是大胆之举，不知他到底是有意求死还是无所顾忌，但正是这种大胆的真情流露，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光彩夺目的词作。陈廷焯评道：“一声恸歌，如闻哀猿，呜咽缠绵，满纸血泪。”王国维道：“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李煜词有延绵千年的感染力，和满纸血泪有密切的关系，仿佛可引起天下人的共鸣和同情，仿佛写出天下人的哀痛。此种真情，唯有亲身经历过奢华与囚禁的反差才能写得动人至极。 （图：Adobe Stock） 李后主能有这样的文学成就，当然也离不开博学与天赋，然而他主要凭借的是真率，没有温庭筠的艳丽，也没有南宋词的曲晦寄托，也无需大量用典，只是纯任性灵，就能打入读者心灵深处。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对后主词有一段比喻非常贴切：“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像西施那样的美女，她们的美无关乎妆容与衣服，天然国色，即使粗服乱头也美，李煜的词就是粗服乱头的绝代佳人，也像一匹生马驹，靠的是天然本事。他和严妆的温庭筠、淡妆的韦庄形成鲜明对比，虽不宜论孰高孰下，但词确实从李煜起开启新风。 （图：Adobe Stock） 作词之真体现在李煜作品上可谓真纯、深挚、赤子之心、满纸血泪；在另一位大词人的作品上，则表现为自然之眼、自然之舌，也饱含深情与血泪，令人不忍卒读。该词人便是清初才子纳兰性德。 王国维对此二人评价均极高，他在《人间词话》中如此评纳兰词：“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况周颐《蕙风词话》称赞纳兰性德为“国初第一词手”，“天分绝高，适承元明词敝甚，欲推尊斯道，一洗雕虫篆刻之讥。独惜享年不永，力量未充，未能胜起衰之任。其所为词，纯任性灵，纤尘不染”。 词的鼎盛时期在北宋，自南宋起风格变得深晦，元朝和明朝形成刻意求深的写作风气。不宜说南宋以降词风不好，具体地说，是偏离了以真性情为最要的习气，如况周颐所言“雕虫篆刻”，过于追求词藻丽句，纵然费尽心思，却只是雕虫小技、旁门左道。王国维称纳兰性德“未染汉人风气”，指未沾染元明以来刻意求深、雕虫篆刻的风气，并非指汉人全部文化。王国维给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高度评价，看似夸大，却实至名归，主要针对纳兰词重视性灵、落笔自然而言。 纳兰性德（图：公有领域） 纳兰词和后主词有一相似之处——纵然在抒发悲情时均使用文学手法，却仿佛没有用过般，化于无痕，这是他们共同的高明之处。作词无疑需要精，不可粗，然而选字造句后呈现出来的应是自然语句，纯朴而动人；不可平庸，但可以平常，以寻常场景和语句抒发直击读者心灵的情感。纳兰性德甚擅长以寻常写不寻常。 请欣赏他的一阕〈蝶恋花〉：“萧瑟兰成看老去。为怕多情，不作怜花句。阁泪倚花愁不语，暗香飘尽知何处。重到旧时明月路。袖口香寒，心比秋莲苦。休说生生花里住，惜花人去花无主。”词中出现多个“花”字，却不因重复用字而影响美感。“为怕多情，不作怜花句”，这是只有经历过亡妻之痛苦且日夜思念才会有的敏感。因爱生怖，怕作怜花句的心情是十分真切的。再读“重到旧时明月路。袖口香寒，心比秋莲苦”，他走到和妻子卢氏曾行过的小路上，当初妻子的袖口也沾染花香，如今物是人非，袖口的残香随之消逝，怎不悲苦？寻常的景物，寻常的回忆，最让人心碎。 （图：Adobe Stock） 再请欣赏一首〈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假若没有对妻子细致入微的深爱，便不会有“莫惊”二字。试想，她酒后睡得正香，纳兰小心翼翼，生怕有一丝打扰到她。“赌书”引用李清照和赵明诚的典故，可想纳兰和卢氏也共度过无数快乐时光，谁能料到寻常往事竟成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呢？全词只有一处用典，却用得贴切自然，我们仿佛看到纳兰和卢氏夫妻，与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处在同一时空，有一样的欢声笑语，甚至就像同一对人。 （图：Adobe Stock） 另有一首〈蝶恋花〉，情深之至，古今少有。该词写道：“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该词与纳兰的一个梦有关，梦见亡妻淡妆素服，向他哽咽诉说，临别时道：“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词中“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便来自此梦。该词典故化得好，“不辞冰雪”指荀粲不怕冰雪严寒而为病重妻子降温的典故。纳兰化用前人诗句也很自然，李贺有诗云：“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李商隐诗云：“春丛定是双栖夜，饮罢莫持红烛行。”纳兰“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将两者融为一体，抒发新意：纵然面对妻坟，唱过鲍诗，愁情却丝毫不减，多么希望能和亡妻像双飞的蝴蝶在草丛里相守。 （图：Adobe Stock） 以上寥举几例，后主与纳兰还有诸多佳作。概括而言，二人均有词真、情真的优点，毫无虚伪和刻意。此外，史上还有许多词人的抒情都是独一无二的，苏东坡、李清照、辛弃疾等，不胜枚举。感受唯有亲身经历才能尝到，真正感受过血泪的人才会写出血泪文字。 技法和学识仍是必要的，大量读书，文学功力深厚，方可下笔流畅，从而拥有自然之舌。佳作绝不是凭临时学习、矫揉勉强而成，《蕙风词话》在此方面多有强调，譬如“凡人学词，功候有浅深，即浅亦非疵，功力未到而已。不安于浅而致饰焉，不恤颦眉、龋齿，楚楚作态，乃是大疵，最宜切忌。”又如“词过经意，其蔽也斧琢。过不经意，其蔽也褦襶。不经意而经意，易。经意而不经意，难。”词史上有许多精雕细琢的佳作，是我们应学习的内容之一，然学的越多，下笔反而越不自然，更甚者怕所用手法少，怕被读者讥笑，这些心思都属于偏离“真”。若尚未达到深，切不可刻意求深。 作词需在过直和过曲间找到一个合适点。《蕙风词话》说：“词笔固不宜直率，尤切忌刻意为曲折。以曲折药直率，即已落下乘。昔贤朴厚醇至之作，由性情学养中出，何至蹈直率之失。若错认真率为直率，则尤大不可耳。”词忌太露，但不妨碍真，水到渠成最好，一切自然出自你的性情和学养。
文/清箫 笔者近日在脸书等社群媒体上看到网友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从古至今都糟糕，每提及帝王都无好感。 对于这样的观点，笔者表示不苟同。应该分两方面看： 首先，当今中共国的政治状况确实糟糕。回顾古代，君权主体上呈强化趋势，过程中确实生出一些受诟病的制度，如明之废相，清之设军机处。 但另一方面，需全面了解中国政治从古至今的变化以及传统思想，应知古时大思想家与政治家们对君主有极高的标准，也努力约束君权，有时践行得好，有时不好。实在不宜将所有脏水都泼到传统文化上。特写此文，为传统文化辩护，简评历代治国，正说君臣之道，并列举今人对历史的一些误读。 物极必反，峰顶往往也是悬崖。中国政治发展到清朝时走向极端了，清亡是顺应时代的需求，但有人以为以前的朝代都和清朝差不多，这是不对的。 （图：Adobe Stock） 清末至民国初，有许多中国人陷入迷茫，甚至民族自卑。学习西方民主、思想、文化是应该的，但一部分学者过度批判中国传统，造成文化自信缺失，20世纪初所谓“新文化运动”有一些主张是疯狂且不合理的，引发很不好的影响，导致共产主义在中国膨胀。幸有一些国学大师及政治家看清“新文化运动”的恶劣，如钱穆和蒋介石，深知传统文化的可贵并致力传承。 中共窃国后，吹嘘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发动文革全面破坏传统文化，后假借弘扬传统文化之名加强所谓“爱国教育”，将爱党与爱国捆绑在一起，迷惑国民。这相当于先放火再灭火的强盗行为，而且，中国古代的辉煌跟它有一毛钱关系吗？ 现在一提起中国古代，有人就想到“奴才”，而且将政治视为贬义词。实则不然。以前士大夫和百姓的责任包含纠正君主，中国古代一直都鼓励并赞扬敢谏的精神，士大夫享有很高的尊严。 （图：Adobe Stock） 君当为客 尧舜时施行禅让制，虚心纳言，言论自由。《吕氏春秋》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四千多年前，尧帝常担忧自己执政有错，设一面鼓在门外，任何人都可以击鼓进谏；舜帝在路旁设立木牌，民众都可以在上面写意见，指出他的过失。 君为客，天下为主，这才是君道。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中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 君主的责任原本应是不顾自己的损失而为天下人贡献，所以君位不该是一种诱惑。尧舜时代，贤士把权力看得很淡，那时有一位智者叫许由，尧想将天下让给许由，他却躲避到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后来想安排他担任九州长，他觉得耳朵受到污染，于是跑到颍水边洗耳。到商朝时，商王汤想让位给务光，被务光拒绝。 早期的君主就像接了赔本产业的义工，且这一产业不属于他们，其职责就是惠及全民、造福天下，吃力不讨好，所以君主受天下人敬仰是不过分的。黄宗羲说：“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君主本来不该是贬义词，是后人对权力的欲望扭曲了其内涵。打个比方，试问各位讨厌金钱吗？钱是每个人的生活必需品，人人都靠它吃饭，其中好人用它行善，贪婪者为求财而行恶，难道说钱是肮脏之物吗？君权同理。关键在于对君权的制约有多大，君主是否达到应有的标准。 （图：Adobe Stock） 黄宗羲也批评了后世的君主以及观念的变异，称：“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他并讲到臣民对“不合格”君主的态度：“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古代儒家的有识之士不主张愚忠和小儒的迂腐观点，若君主已到夏桀、商纣的地步，则应该受到讨伐。 黄宗羲还说：“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如果真正明白作为君主的责任，自然会让位于他人，拒绝接替君位的人也不算多么超凡脱俗；而有些人正因为不明白做君主意味著什么，才会争权夺势。 顺便一提，先秦儒家虽尊君，却也轻君，譬如《孟子》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本来就是为社稷和百姓贡献的。再举《孟子》中非常有趣的一例，有一次孟子问齐宣王，有个人要去楚国，先将妻子和孩子托付给朋友，请他照顾，但回家后发现妻儿受冻饥饿，该怎么办？齐宣王回答：“弃之。”（和这个朋友绝交。）孟子接著问，士师若不能治士，该怎么办？齐宣王回答：“已之。”（撤掉他的职。）孟子又问，如果“四境之内不治”，该怎么办？这一问题意在引导齐宣王意识到君主的责任，若按照前面的逻辑，这样失职的君主也应该下台。但齐宣王不敢回答，只是“顾左右而言他”。这从侧面说明，儒家思想是对君主的约束，然而当时君主未必爱听。 （图：Adobe Stock） 简论古代治国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含有民本以及修身、德政理念，即使在近现代西方人眼中也是珍贵的，例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是孔子的“粉丝”。道德是政治与治国的本，道家、儒家均看重本，后世谈政治的人往往舍本逐末，实在可惜。 关于治国的境界，笔者认为法家不如儒，儒不如道。以下梳理历史脉络： 尧舜禹之后，夏朝开启世袭制，虽不如禅让制的时代，但夏、商、西周三代统治松散，地域局限，政治和人心远比后世纯朴。西周之后，东周乱世是历史上的一次大考验，若将中华文明比喻为一个人，那么春秋战国好比一次修炼过关的过程，有人坚守先贤的价值观；有暴君乱臣不守，礼崩乐坏，在动荡中看人心的摆放，考验中华文化能否延续。幸运的是，文明得以延续，中原人不至于披发左衽，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兵家、法家等百花齐放，东周可谓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到战国末，法家思想脱颖而出并为秦国统一六国起到重要作用。 （图：Adobe Stock） 然而法家适合争霸集权，它不同于今天民主国家的法治思想，其中包含帝王驭臣之术，主张严刑峻法、霸道、权谋，已距黄金时代的标准甚远。宋代徐谊发表过一段言论：“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至诚不息，则可以达天德矣。”（《宋史》）如果人人能行大道，退而行德政、礼乐，何需靠术、势治国？按老子《道德经》的观点，“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需要孔儒呼吁恢复德政、仁义与礼的社会显然已经退步，何况需要法家的时代。秦朝兴于法家，也亡于法家。 应认可法家公正的一面，譬如即使是变法者商鞅本人也要严格遵守法规，但法家也包含加强君主集权的部分，不宜过分偏重。西汉吸取教训，初期效道家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开创文景之治。自汉武帝起，儒家与法家兼取，王道与霸道杂用。 有人可能会很快联想到所谓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正是现代常见的误区，实际上汉武帝以后并未独尊儒术。汉宣帝偏爱刑法，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住德教，用周政乎！”（《汉书》）而汉元帝则喜爱儒家。汉朝以后直至清朝，在治国方面严格而言也没有独尊儒术，很长时间是外儒内法，乱世往往行霸道，所以有些黑锅不该由儒家来背。而且秦以后的儒家思想和先秦儒家有所不同。 假如中国历代都能真正落实儒家治国，结果或许会更好。道家在后世看来过于理想，但道家确实最为高明。而法家一旦运用得心应手，若不注重修身，则易使帝王上瘾，充当无形的利刃，和限制君权背道而驰。 （图：Adobe Stock） 论君臣之关系 现在有人谈中国古代史，提及君臣关系时喜爱片面渲染恐怖，且以为臣为君之奴才，这样说是不准确的。五千年间，君臣和睦与君主高压两类例子都有，岂能以偏概全？ 儒家讲的君臣之纲最初也非主奴关系。可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此处提出三纲，臣如地，君如天，天覆盖地，地持载天，这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好比水和舟。《春秋繁露》还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将君与臣比喻为阳与阴的关系。后世大儒讲到三纲，往往强调作为皇帝的责任和表率，不是单方面的绝对服从，如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大学衍义》说：“君为臣纲，君正则臣亦正矣”，首先帝王自己要正，臣尽臣的本分，君也要尽君的本分。 秦以前不算大一统时代，君臣、君民距离较近，尤其周朝各诸侯国享有很强的独立性，列国接近小国寡民的状态。那时人才流动性强，“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才大可不必巴结君主。即使在秦汉大一统时期，大臣在皇帝面前也不卑下。但后来总体上呈君强臣弱的趋势，至明清尤为显著。 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皇帝和宰相的关系。中国传统重视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皇帝在宰相面前应当谦逊。汉朝君臣在上朝时，皇帝要站著和宰相议政，而不是坐在龙椅上。宋朝以前，宰相面见皇帝时都是坐著的，所谓三公坐而论道，唐朝还会为宰相赐茶。 （图：Adobe Stock） 宋朝是宰相地位变化的重要节点，宰相上朝时必须站著。到了明代，朱元璋索性废相，从此再无宰相，而且大臣见皇帝时要跪下，如果跪累了，允许坐著休息一会儿。清朝要求大臣一直跪著，连坐一会儿的机会也没了。 以上是就礼仪变化而言，下面讲制度。 譬如，汉朝的宰相对皇帝构成很大牵制，有一套完备的制度。提起宰相，人们往往联想到一个人或一个职位，但其实宰相身后代表庞大的政府机构，皇帝怕宰相未必都是怕人，而是怕制度。汉朝宰相府以下有十三曹，一个曹类似一个部门，可谓是宰相的秘书处，当时全国政事都经过十三曹汇集于宰相一人。和宰相近乎平起平坐的是太尉和御史大夫，合称三公，宰相负责行政；太尉负责军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相当于副宰相。 唐朝宰相制度不同于汉朝，最大的变化是将相权一分为三。汉朝宰相是一人在其他官员辅助下行政；唐朝宰相不是一个人，而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大部门，合在一起才能称为宰相。 尽管如此，唐朝宰相依然有很大的权力，其中，政府所有最高指令均由中书省发出，被称为“敕”，须经过皇帝批准，却不是皇帝写的。其流程是，中书省拟稿后给皇帝看，皇帝如果同意就拿御印盖个章，写几句批示。宰相所拟的旨已经是定稿。 （图：Adobe Stock） 中书省发布的诏书不会立即执行，还须门下省审核，若觉得不合适，门下省可以将其驳回，称作“涂归”。只有当门下省通过后，诏令才算生效。这是又一层对皇帝的制约。 宋朝与唐朝不同之处在于，宰相不是将定稿交给皇帝，而是先写札子向皇帝递呈建议，被称为“面取进止”，皇帝发表意见，之后宰相依照皇帝的意见拟旨。这意味著相权在宋朝削弱。 即便如此，只要有宰相，就会对皇帝构成很大制约。皇帝虽一直在万人之上，但制度并没有赋予其为所欲为的权力。譬如宋宁宗在位时，频繁以手札下令，激起群臣不满，因为依照制度，政令应出自中书省，就算是皇帝也要按流程办事。那时有大臣批评宋宁宗绕过宰相府行事，“谓事不出于中书，是谓乱政。”（《宋史》） （图：Adobe Stock） 君权与相权一直存在矛盾，时而配合和睦，时而结下深仇。明初发生胡惟庸案，因此明太祖朱元璋采取极端的方式解决君相矛盾——废除宰相制度。至此，皇帝的障碍比往朝少了许多。明太祖雄才大略，治国勤政，包揽宰相原本要做的政务，是典型的工作狂，并要求子孙后代都像他一样既当皇帝又当宰相。这当然不现实也不会长久。后来明成祖成立内阁，召解缙等才士参预机务，类似皇帝的顾问与秘书。尽管内阁大学士被俗称为宰相，但权力比宰相小。内阁大学士本身只是五品，往往由六部中某位尚书或经筵讲官兼任。 明成祖后，宣宗朝发生转折，形成这一新流程：大臣议政，将题本交到内阁；之后内阁票拟，即起草圣旨；之后交给皇帝看，皇帝若采纳，便用红笔抄一遍，称为批红。此时圣旨尚不能生效，须经过六科审核，六科有权封驳圣旨，制约皇帝，圣旨必须经六科通过才能生效。通过后，六科若认为圣旨不足，发给六部时可以进行“科参”，即写下执行时的注意事项，代表六科的意见。顾炎武《日知录》称：“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 明宣宗后，这一流程基本上一直延续。后来明世宗、神宗长年不上朝虽受诟病，但事出有因，当时的政府运行已不同于明初，政事交给内阁即可，期间内阁大学士近乎权倾朝野。 （图：Adobe Stock） 明宣宗开启这一轻松的决策模式有利有弊，不宜过于苛责，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明太祖废相。世袭的皇帝德才参差不齐，如果能力平庸且精力不足，最好少折腾，宰相才应该在行政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清朝保留内阁，未恢复明以前的宰相制。雍正设立高度机密的军机处、秘密建储制，这是以前没有的机构和制度。清朝的君臣关系牵涉满汉矛盾，虽重用不少汉人，但最高机密文件由满文书写，满官仍占据不平等优势。 整体风气上，君臣关系越往前越好，具体因人因事而异，不能说绝对，只是概括。 秦始皇待大臣不差，不忘恩义，自知犯错后对王翦谦逊道歉，能包容并重用李斯。 汉朝和大唐，笔者认为用“恢宏气象”形容最贴切，政治、文化给人印象都是很大气的。譬如汉文帝与周亚夫留下佳话，这是皇帝与武将关系的典范。隋唐的政治、文化、民族融合、民间风气都有魏晋南北朝的影子，包容性强，可谓胡汉一家，唐代皇帝有时也行北方游牧民族的礼节。 （图：Adobe Stock） 唐太宗治国放得很开，他的文臣武将个个充满个性，魏徵是显著代表，他的作风就是坦诚直言，不怕得罪。据《资治通鉴》，魏徵曾对唐太宗说：“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意思是他希望自己做良臣，而不做忠臣。需要忠臣出现的时代反而是不好的时代，因为要冒生命危险讲出逆耳忠言，所以最好形成言论开放的政治环境，皇帝贤明不昏，大臣只需各做好工作即可，因此魏徵说：“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唐太宗确实也在君臣融洽上做得好。唐朝的皇帝整体上是不强势的，甚至中晚唐藩镇割据严重，君成为较弱一方。 北宋待文臣不错，皇帝没有暴戾的，但政坛人事变动频繁，主要归因于变法派和守旧派的对立。南宋、北宋都弊在抑武，明朝中期后也有此问题。 明、清变化最明显，明太祖开了一个政治高压的头，到明仁宗时君臣关系有所缓和。明朝君臣关系最好的时期是仁宣之治以及弘治中兴，明仁宗、宣宗既勤政精明也不刚愎，听取“三杨”等良臣的献策，君臣关系和睦；明孝宗朝中也充满正气。武宗、世宗、神宗君臣对立之激烈在整个古代史上都是突出的，问题主要出在皇帝上。明朝爱用廷杖极不好，俗话说刑不上大夫，廷杖、锦衣卫都是摧残士大夫的。然而明朝长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为荣的风气，越敢和皇帝争辩，甚至写奏疏批评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 （图：Adobe Stock） 清代君强臣弱最显著。有利的一面，譬如清朝皇帝普遍勤政尽责，平均水平算是历朝最优秀之一，而且康乾盛世成就卓然。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清朝政治风气冷峭高压。康熙帝宽仁，而雍正强化了高压控制臣民的风气。乾隆前十三年相对宽厚，十三年后改以铁腕治国，严酷之风达到顶峰，导致大臣如履薄冰，敢言者少。即使是精明贤臣、三朝元老张廷玉，也在官场上活得战战兢兢，还险些晚节不保。 雍正、乾隆很精明，他们在位时，奸臣瞒不过他们，所以治国基本上没出太大问题。但冷峭风气的弊端到晚清就显得格外突出，导致官场普遍圆滑，明哲保身，说套话、不说话居多。 清朝文字狱、强制剃发留辫是对臣民身心的巨大摧残，削弱士人骨气，脊梁骨硬的文人往往隐藏民间。元朝虽也是征服汉人的外族政权，却不至于如此高压严酷，反而较松散开放。明清以前很少发生因文字获罪的案件，清朝比明朝严重，明朝成祖以后政治氛围已经变得宽松，晚明言论更奔放自由。清朝禁书也很严重，数据上看，清朝禁书总数是明朝的12.6倍。古代有此现象是不好，但我们也实在不应以为所有朝代都和清朝一样。 论制度，最好的时期当推汉、唐。在秦以前，相原本是副官；自秦汉起，相变为皇帝的副官，同时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官。皇帝是全国最高元首，而实际管理国家的是宰相，原本应是这样的关系。皇帝世袭注定子孙良莠不齐，即使英明也必然犯错，所以最好不要过分干预宰相。再看唐太宗和唐玄宗，在铸造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作用大过帝王的作用，唐太宗说他不赞同像隋文帝那样“性至察而心不明”，事必躬亲未必是好事，唐太宗的实际做法也是发挥各臣的配合作用。 北宋程颐有言：“天下治乱系宰相”，但在清代，崇拜程颐的乾隆却说，治国最重要的怎么是宰相呢，应该是皇帝才对。可见观念的变化。 （图：Adobe Stock） 现在中国大陆将中国传统政治贬低为君主专制，这是不准确的。从上文对制度的介绍不难看出，在古代，权力并非集中于君主一人，也不算是独裁，至少并非所有时期都是。说君权呈强化趋势是争议较小的，或者可以说存在特权与不平等。明清以前君主一直和宰相共治国家，虽君主是上级，宰相却也享有很大的议政权，而且许多不太重要的政事无需请示君主。即使在明清，也不适宜一概贬为皇帝专制。 以上是就制度论，问题在于，过去如果皇帝违规或不贤，大臣往往不能换掉他或惩罚他，通常是劝谏，除非到极恶劣的地步。惩罚并非没有，只是太少，往往需借助朝中势力、太后等，或直接以战争改朝换代。暂不论乱世特殊时期和夺位例，太平盛世中比较典型的是霍光废帝，汉昭帝驾崩后，昌邑王刘贺继位，荒淫无道，辅臣霍光因此报请太后废掉其帝位，昌邑王在位仅27日。秦汉以前也有一例，商朝有个名叫太甲的王昏庸无能，宰相伊尹将其流放到桐地，让他反省长达三年，后来太甲悔过自新，于是得以复辟，从此以德治国，改变为明君，这件流放君主的事几千年来受文人称赞。伊尹和霍光的条件非人人能具备，也非人人敢为。 然而君与臣孰强孰弱不能作为评判一段历史时期的唯一标准，所以要看具有稳定性的制度。像汉献帝、唐昭宗的情况属于失势，不能说明就该那样，所以重点谈普遍状况，而不细说太多事例，因为有些事例牵涉手段和势力，那不是制度。 道向何处求 可能有人会认为笔者将古代赞美得太好，而笔者想说的是，以前的制度在当时的环境确实有值得肯定之处，其制衡与监督并不差，但为何有黑暗的事发生？虽制度有漏洞，但归根还是人心的问题。 通常一个朝代从开国到盛世政通人和，严守规章，后来流于形式，官场腐败，走向衰落。法典和制度从头到尾都差不多，怎么从盛到衰变化如此大？大家知道唐玄宗前期善用贤相，姚崇、宋璟、张九龄等均德才兼备，后来任用能力同样不差的李林甫，他表面上认真工作，也基本上遵守规章，却喜爱谄媚，私下打听玄宗日常，然后再顺著玄宗的意思讲话。玄宗本来是一精明皇帝，然而顺耳的蜜语听多了，对李林甫十分喜爱，纵容他误国多年。试问，什么能阻抑一个人的城府呢？ 中国传统思想有个重要特点：对自觉的要求高，先修身，再齐家治国，且重视内省。它看似是一种理想化状态，然而大道至简，若能坚持实践，其实是一条直接治本的捷径。凡从政，修身在先，这个修不是单单读书学知识技巧，而是长时间的修心，是时时不忘内省。 据《帝鉴图说》，周武王听大臣师尚父说，有一本丹书含有国家长治久安的道理，之后他斋戒三天，恭恭敬敬地站著听师尚父讲述丹书的道理，牢记于心，并在席上、桌上、镜子上、洗脸盆上、殿柱上、门窗上铭刻，随处提醒自己，还要让子孙未来都看到。如此时时内省的毅力和谦逊向大臣请教的态度，是周武王能使周朝国祚长久的重要原因。 （图：Adobe Stock） 修身和内省需要坚持，若一段时间修而后来懈怠，很容易前功尽弃。许多人争当政客，却不坚持修身，舍本逐末，终究成不了大政治家，过去读书人都读圣贤书，有人修心实践，有人只求功名，结果一定是有差距的。明代王阳明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悟到“致良知”、“知行合一”、“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他做官、解决棘手问题、打仗样样在行，近乎全能，与此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治国之道、圣人之道，最终要向自己的心里求。
文/清箫 （接上期）母亲节将至，笔者精选中国历史上12对母子间的感人故事。这些孝子中有帝王将相，亦有平民百姓；有日夜陪伴的点点滴滴，亦有天人永隔的真情流露。 江革行佣供母 东汉有一位孝子名叫江革，《后汉书》与《二十四孝》都记载了他的孝行。 江革从小失去父亲，只能和母亲相依为命。彼时正值乱世，许多盗贼为非作歹，因此江革背著母亲离家逃难。路上既危险又饥饿，历经险阻，靠在野外采摘食物存活。母子二人数次遇到强盗，每次江革都哭著求情，说自己要继续赡养老母，请求放他们一条生路。劫匪为此感动，于是不再伤害他们，甚至帮他们指引避难的方向。 后来江革逃到下邳，穷困到买不起衣服鞋子。但他不辞辛苦，勤奋打工挣钱，想尽办法让母亲吃饱穿暖。《后汉书》称：“便身之物，莫不必给”，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凡是母亲需要的东西，一件都不会少。而他自己却常常光脚。 （图：Adobe Stock） 建武末年，江革与母亲返回家乡。每逢县内核查户口，江革都考虑到母亲年迈，不能坐在摇晃剧烈的马车中，于是亲自在两辕间拉车，代替牛马。从此同乡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江巨孝”，以表达对他的钦佩。 母亲去世后，江革非常思念她，便住在母亲坟墓旁，无论白天黑夜都不离开，睡觉时还不舍得脱下孝服。 他的孝心孝行被许多人看在眼里。永平初年，有人举荐他为孝廉。在汉朝，举孝廉是推选人才做官的制度，这意味著江革将飞黄腾达。然而江革不慕名利，《后汉书》记载他“月馀，自劾去。楚王英驰遣官属追之，遂不肯还。复使中傅赠送，辞不受。后数应三公命，辄去。”后来，江革的高尚品行受到皇帝汉肃宗赏识，被提拔为五官中郎将。 李文耕曾这样评价江革对母亲的孝：“次翁之孝，于险阻艰难中，全人所不能全。然在次翁，初不敢料其必全，只尽其心力，而造次颠沛，必于是耳。孔明鞠躬尽瘁，宁俞薄鸩橐？正同此一副心事。忠臣孝子，所以争光于日月也。” 陆绩怀橘遗亲 陆绩是东汉末年大臣，六岁时就知孝敬母亲。那年，年幼的他跟随父亲陆康谒见袁术，袁术以橘子款待，陆绩悄悄拿走两颗橘子藏进自己怀中。临行辞别时，陆绩屈膝跪拜，不慎使橘子从衣服中掉落。 陆绩（图：公有领域） 见场面如此尴尬，袁术笑道：“陆郎到我家作客，不当面吃个尽兴，却为何将橘子藏在怀里带走？”陆绩回答道：“我母亲喜欢吃橘子，所以想带回去送给母亲。”袁术十分惊讶，没想到这小孩年仅六岁就如此孝顺。 《二十四孝》有诗赞颂陆绩：“孝悌皆天性，人间六岁儿。袖中怀橘实，遗母报深慈。” 朱寿昌千里寻母 朱寿昌是宋代文官，他辞官千里寻母的感人故事曾受大文豪苏轼和宰相王安石撰文赞颂。 朱寿昌的生母刘氏是他父亲的妾，他七岁时，刘氏离家，从此下落不明。朱寿昌长大后当了官，仕途顺利，富贵之馀始终不忘寻找母亲。母子分离后五十年间，他到处打听消息，直到自己年老也不放弃。 在那个时代寻人不是一件容易事，数十年来杳无音讯，朱寿昌为此烧香拜佛，灼背烧顶，刺血书写《金刚经》，祈求神明助他。熙宁初年，他听说刘氏在秦地改嫁平民，立刻辞职，千里迢迢赶往秦地寻母，并发誓说：“不寻见母，誓不复还！” （图：Adobe Stock） 功夫不负有心人，朱寿昌终于在同州找到生母，此时刘氏已高龄七十岁，这一对老年母子相拥而泣，五十年的思念尽化作泉涌的泪水。后来皇帝宋神宗得知此事后也很感动，特许朱寿昌官复原职。 苏轼专为朱寿昌母子重逢事作一首诗：“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羡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不羡白衣作三公，不爱白日升青天。爱君五十著彩服，儿啼却得偿当年。烹龙为炙玉为酒，鹤发初生千万寿。金花诰书锦作囊，白藤肩舆帘蹙绣。感君离合我酸辛，此事今无古或闻。长陵朅来见大姊，仲孺岂意逢将军。开皇善桃空记面，建中天子终不见。西河郡守谁复讥，颍谷封人羞自荐。”王安石也作诗道：“彩衣东笑上归船，莱氏欢娱在晚年。嗟我白头生意尽，看君今日更凄然。” （图：Adobe Stock） 归有光追忆亡母 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笔下的《先妣事略》朴实情真，催人泪下，流芳百世。归有光的母亲去世时，他年仅八岁，虽然和母亲相伴的时光很短，但他始终珍藏著那短暂生活中的温暖点滴。平凡的家庭，平凡的小事，字字透露著伟大的母爱和儿子诚挚的思念。 归有光在文中回忆母亲在世时的点点滴滴，仿佛她仍在眼前，正以慈爱的目光注视著自己。归母身有残疾，自从喝下一杯泡有田螺的水后，就再不能说话了。在母亲的原生家庭里，外祖父和哥哥们家境殷实，为人老实，节俭朴素，与村民们唠家常时总是态度和蔼，善待子弟甥侄。母亲去吴家桥时，一有空就纺棉花；一回到城里，就忙于缉纑。每到夜晚，常常看到母亲在微弱的烛光中劳作。明明可以吃饱穿暖，母亲仍然辛苦纺织，就像朝不谋夕似的。尽管家里的婢女都非常忙碌，没有一个闲著，大孩子在身后拉母亲的衣襟，小婴儿在她的怀里吃奶，她却还要同时腾出手来拿著针线。 （图：Adobe Stock） 在归有光的记忆中，屋子总是整洁干净，母亲待僮奴们非常宽厚，即使有时责罚，大家也都不忍心埋怨母亲。每过新年时有美味的鱼蟹饼饵送来，全家无论主仆都有份。在母亲的协调下，归有光家庭和睦，繁忙却也开心。 归母对儿子的学习也尽心督促。有时她半夜醒来，如果归有光还没睡，她便督促孩子默读《孝经》。每听到儿子一字不错地读下来，母亲渐老的面庞上都会添一分喜悦。 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归母溘然离世。年幼的孩子们看到家人哭泣，模仿大人们哭，在他们那个年纪，怎会真正懂得生离死别之痛？心中还以为母亲只是像往常一样睡觉了。多么令人悲伤！家人请画师为母亲画遗像，嘱咐说：“鼻子以上，照归有光的脸画；鼻子以下，照大姊的脸画。”这两个孩子长得多像母亲呀，尽管她远赴另一个世界了，却永远无法隔断血缘关系，在他们的面容上留下永久的凭证。 归母逝世多年后，归有光娶妻生子，是母亲在世时订的婚，然而她再不能亲眼看到了。光阴似箭，昔日年幼的归有光如今成为身负家庭重担的爸爸，每抱起女儿，他就会想到已故的母亲。每逢深夜和妻子追忆先母，二人均不禁相视而泣。母亲生前的琐事，纵然相隔许久，依然恍如昨日。 （图：Adobe Stock） 归有光母子在人间虽只有八年交集，情却重于山、深于海，镌刻在每一片细微平淡的记忆中，这或许就是《先妣事略》感动世人五百年的原因之一。黄宗羲评价说：“予读震川（归有光）文之为女妇者，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盖古今来事无巨细，唯此可歌可涕之精神，长留天壤。” 蔡顺拾桑供母 蔡顺是汉朝人，自幼丧父，对母亲极孝。王莽窃政之时，正逢饥荒，粮食匮乏，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悲剧。蔡顺母子在如此严重的天灾中靠吃桑葚生存。 蔡顺每次采摘桑葚时都用两个不同的筐子装，有一天碰巧遇到赤眉起义军，赤眉兵好奇地问他为何分装桑葚，他回答说：“黑色桑葚留给母亲吃，红色的给自己吃。”黑桑葚较甜；而红桑葚未熟，较酸。若发生在丰衣足食的社会里，如此行为不是什么稀奇事，但在大饥荒的环境下，蔡顺有这样的孝举可谓难能可贵。赤眉军听后十分感动，随即送给蔡顺三斗白米和一头牛。 《二十四孝》有诗赞颂道：“黑桑奉萱帏，饥啼泪满衣。赤眉知孝意，牛米赠君归。”
文/清箫 上回说到，四月十八日，清军兵临扬州城下。这座曾见证大明皇朝二百馀年繁华的古城，此时俨然成为一座孤城。史可法、刘肇基与何刚誓与扬州共存亡。 就在不到一天前，南明军与清军已在扬州城外交战。当时，明军应廷吉部在瓦窖铺扎营，何刚率领忠贯营兵赶来会合。不料中午突然冒出一队清兵，放冷箭偷袭应廷吉的家丁。明军大惊，随即操起三眼火枪还击。这队偷袭的清兵撤退后，又有一队清军攻打邵伯镇，被胡尚友、韩尚谅所率明军击退。 然而这两场小仗不足以扭转大局，扬州依然处于敌众我寡的被动境地。明方刘良佐等将领率部投降清朝，更助长了敌军的气焰。由于清军大炮尚未运到，考虑到尽可能将攻城损失最小化，清豫亲王多铎派人劝史可法投降，但他远远低估了史可法的坚定。 清军的说客来到扬州城下约降，史可法派兵从城墙上缒下，将劝降信和劝降人一并丢入河中。之后多铎一共寄来五、六封劝降信，史可法视而不见，也不拆启，全都丢进火中烧毁。 扬州（图：Adobe Stock） 当时史可法等守城将士面临的状况是：友军坐视不救，“外援且绝，饷亦不继”（《乙酉扬州城守纪略》），扬州内外笼罩在一片萧瑟肃杀的氛围中。能稍微给明军一丝安慰的或许只是一次小胜，据《青磷屑》记载，四月二十日清军驻扎在斑竹园，明军中一员骁将单骑劫营，夺马一匹、斩首一级。尽管只是杯水车薪，但勇气可嘉，因此史可法赏赐该骁将蟒纱一袭、白金百两。 内部的军心动摇使局面对扬州更加不利。四月二十一日，李栖凤、高岐凤率兵四千人进入扬州，看似救援，其实心怀鬼胎。二十二日，李、高二人想要投降，打算劫持史可法，进而将整座城池献给清军。史可法得知后，毅然正色说：“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青磷屑》）李栖凤和高岐凤见奸计难以实施，于是放弃劫持，带一部分明兵出城降清。此后，扬州的守备更为单薄，剩馀的将士在饥饿与绝望中度日如年。 （图：Adobe Stock） 临终托付 几乎所有人都已预感到扬州城的命运。史可法召部下史得威来见，二人不禁悲从中来，相持痛哭。史得威表示要与史可法同死，被当即拒绝。史可法说：“我为国而死，请你为我家而活。我母亲年迈，我无儿无女，希望你为我延续家业，照顾我的母亲。我不负国，也请你不要负我！” 史得威听后不敢答应，说：“我不敢辜负相国（史可法），但我出身于江南世族，和相国并非同宗，而且没得到父母同意，怎敢做相国的子嗣？” 史可法（图：公有领域） 此时，刘肇基在旁哭著劝道：“相国以后再也不能照顾他的亲人，如果你不听相国的话，就是严重辜负了相国啊！” 于是史得威含泪答应，下跪接受史可法遗令。之后史可法提笔写下遗书，分别致南明弘光皇帝、太夫人、夫人、伯叔父及兄弟，函封后，全都交给史得威。 托付之际，史可法嘱咐道：“我死后，请你将我埋葬在太祖高皇帝附近。如果不能，可葬在梅花岭。” 随后他又提笔写道：“可法受先帝恩，不能雪仇耻；受今上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恩，不能备孝养。遭时不造，有志未伸，一死以报国家，固其分也。独恨不从先帝于地下耳！”（《乙酉扬州城守纪略》） 城内的守将泪如雨下，城外的炮弹密如雨下。 （图：Adobe Stock） 壮士英勇捐躯 扬州生灵涂炭 四月二十四日，清军向扬州城墙开炮，每颗炮弹重达十斤四两，有的炮弹甚至飞落郡堂，满城百姓陷入惶恐之中。城墙多处损坏，堞已无法修复，明军只得运来大袋泥填补缺口。 当天夜里，二堵雉堞被红衣大炮轰塌，一小部分清兵攀墙而上。城上明军竭力抵抗，逐渐不支。 二十五日，清军攻势更加猛烈。史可法亲自登陴，指挥明军以大炮反击，两军炮声如雷，尸体堆积如山。尽管清兵损失数千人，但扬州城最终还是失守了。清军攻入扬州后，与明军展开激烈的巷战。 当时刘肇基守北门，指挥部下开炮抵抗，致使清兵死伤惨重。城破后，刘肇基带领四百壮士与敌巷战，斩杀清军数百人，直至己方全军覆没。 （图：Adobe Stock） 明军中有一位名叫马应魁的副将，每次作战都身披白甲，背上书有“尽忠报国”四字，在此次扬州巷战中也奋力杀敌，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据《小腆纪年》记载，扬州有一位参军吴尔埙也在壮烈殉国的名单中。早在扬州之战前，他南归拜见史可法，请缨从军。为表决心，吴尔埙挥刀砍断自己的一根手指，请朋友帮他寄回家中，并说：“他日我若战死沙场，请以断指代葬！”。 忠贯营的将领何刚也在扬州保卫战中奋力坚守。当眼见无力回天时，何刚决定宁死也绝不沦为清军俘虏，于是手持弓弦自缢而亡。（《青磷屑》曰：“刚以弓弦自经死。”《明史》云：“投井死。”） （图：Adobe Stock） 随著喊杀声由远而近，在一处安静的角落里，一位文官十分镇定，他便是知府任民育。任民育身穿绯衣，就像往日工作时那样端坐在官府堂上，泰然等候死亡的降临。清兵杀至府内时，只见任民育正襟危坐，毫无惧色，将其杀害。与此同时，任民育的家人全都跳井自尽，无一投降。 扬州城内丧命的不仅有大明将士，还有众多平民，令人痛惜！战前，郊外百姓相互扶携逃入城中，没能进城的人们稽首悲号，史可法怜爱这些父老乡亲，因此下令开门将他们全部接纳。然而城破后，这些平民依然没能逃脱魔掌，清军下令屠城。《乙酉扬州城守纪略》称屠杀持续七天；计六奇《明季南略》和幸存者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均记载屠杀持续十天，即“扬州十日”。 史可法就义 清兵攻入扬州后，史可法持刀正要自刭，参将许谨急冲上前阻止，喷出的血直溅许谨衣服上。史可法自尽未遂，又命令史得威动手，但史得威怎会忍心？他和许谨等数名将士一同拼命保护史可法，杀出一条血路，撤退至小东门。 许谨身中数十箭而死，其馀保护史可法的将士也都牺牲，惟有史得威幸存。清军密密麻麻，将史可法、史得威包围，史可法高喊道：“我史督师也！”清兵听后喜出望外，因为捉住的是南明最高文官，便将他押至多铎面前。 多铎敬称史可法“先生”，再度劝他投降：“之前写信再三拜请，未有回应。如今忠义既成，请先生为我收拾江南，我大清必将重用先生。” （图：Adobe Stock） 史可法断然拒绝，正色说道：“我乃天朝重臣，岂可苟且偷生，得罪万世！？我愿速死，到地下去见先帝。”随后多铎反复劝降，都未能动摇史可法的决心。 见史可法如此坚定，多铎说道：“既然你是忠臣，那就杀了你吧，以保全你的名节。” 史可法视死如归，当然不怕，只是心中尚牵挂百姓，于是向多铎提出不杀城民的请求：“城亡与亡，吾死岂有恨？但扬州既为尔有，当待以宽大。而死守者，我也。请无杀扬州人。”（《乙酉扬州城守纪略》） 然而多铎没有答应，随即命令左右将史可法处死。清兵非常残忍，由于攻城艰难，恨史可法入骨，将他的尸体分裂。可怜堂堂大明忠臣死无全尸，更可怜的是最后保全民众的遗愿也没能实现。 史得威后来得以生还，急忙为史可法收尸，但由于天热，尸体已不能辨识，只得大哭而去，将史可法衣冠葬于梅花岭。 二十年前，史可法的恩师左光斗离世，如梅花凋谢，化作春泥，生出新的梅花，史可法继承了左光斗的傲骨。如今史可法也去了，但无论多么严寒，梅花还将继续绽放，哪怕只有一朵、两朵。 （图：Adobe Stock） 南明众位抗清志士的路还将继续走下去，这一路上人越走越少，越往后，越可贵。 纵观史可法一生，他勤政爱民，忠心尽责，“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寝不解衣。”（《明史》卷274）在道德上，他近乎完人，倘若生在太平盛世，一定是个完美的清官。然而生不逢时，明朝北廷灭亡后，复明重任便落在他肩上，而不仅仅是做一个地方官。命运猝不及防地交给他于谦的使命，他却未能如于谦般力挽狂澜，其中有环境的局限，也有他个人能力的局限。谈迁在拜谒梅花岭史可法衣冠冢时惋惜道：“岂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北游录》）但评价历史人物应看其主要方面，不宜以事后诸葛亮角度苛责。史可法的气节长期激励著反清复明的英雄们，其事迹令无数后人感动落泪。 （图：Adobe Stock） 史可法死后，降清的前明朝重臣洪承畴被派遣至南京时，有反清志士在乌龙潭写下一副对联： “史册流芳，虽未灭奴犹可法；洪恩浩荡，未能报国反成仇。” 不屈而死，总好过倒戈而生。 南京沦陷 史可法就义及扬州沦陷的消息传至南京后，弘光朝廷陷入一片恐慌。回顾中国历史，但凡丢失扬州和荆州，南京或早或晚都难逃一劫。南明弘光政权也不例外。 1645年五月十五日，清军多铎部攻至南京城外，钱谦益、赵之龙等南明高官公侯开门迎接，南京从此易主。五月十七日，多铎驱逐了南京一部分汉人，空出的地方给满清将士驻扎。不久后，弘光帝被俘，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宣告覆灭。 不过，江南明朝残馀势力与清朝的战争远未结束，还有许多英雄在史书上留下可歌可泣的事迹。欲知后事，请见下回。
文/清箫 （接上期）母亲节将至，笔者精选中国历史上12对母子间的感人故事。这些孝子中有帝王将相，亦有平民百姓；有日夜陪伴的点点滴滴，亦有天人永隔的真情流露。 闵损单衣顺母 闵损是春秋时鲁国人，孔子的弟子， 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以孝闻名青史，被尊称为闵子。《二十四孝》记载了他“单衣顺母”的感人故事，和舜的故事相似，二人皆能忍常人难忍之事。 闵损早年生母去世，父亲娶了一位后妈，又生了两个儿子。继母偏心，待两个弟弟很好，冬天给他们穿棉衣御寒，却故意虐待闵损，只给他穿芦花做成的衣服，美其名曰“棉衣”。闵损每逢天寒时就会受冻，但从不向父母抱怨。 一日，父亲叫闵损驾马车，闵损因为衣服太薄，身体感到不适乏力，难以驭车。父亲不知缘故，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他一顿：“你这孩子太没出息！已经穿这么厚还觉得冷。再看你弟弟，衣服比你薄，也不像你冷成这个样子！”并挥起鞭子抽打闵损。 闵损的衣服被抽破后，父亲惊讶地发现里面掉出来的不是棉花，而是芦花。再一摸弟弟的衣服，是厚实的真棉衣。父亲此时恍然大悟，原来继母给大儿子穿假棉衣。 （图：Adobe Stock） 父亲一怒之下要休妻，闵损却以德报怨，跪下求父亲原谅继母，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意思是“如果留下继母，只有我自己受冻；如果赶走继母，两个弟弟和我都要承受失去母亲的孤单。”因此父亲不再驱逐继母。 继母听到闵损的求情后羞愧动容，从此改过自新。 老莱子彩衣娱亲 人年轻时孝敬父母较易，而坚持到老则难能可贵。老莱子七十岁时父母尚健在，他为使父母笑口常开，可谓细致入微。有一次他特意制作一套五彩斑斓的衣服，穿上后在父母面前像儿童般戏耍跳舞，逗父母开心。老莱子还时常在父母身边逗家里的鶵鸟，鸟儿发出的悦耳叫声使父母心情更加舒畅。 做爸妈的无论多老，总挂念著孩子的安危，而子女的孝心也体现在尽量不让父母担忧。老莱子某天为父母取浆，不小心跌倒在地，他不想令父母担忧，所以装作故意摔倒的样子，模仿婴儿啼哭声，还在地上打起滚来，给人感觉很轻松搞笑。他的父母看到这般场景，以为老莱子是故意跌倒的，便笑著对他说：“莱子真好玩呀，行啦，快起来吧。”然而老莱子在地上“表演”了好一会儿还不爬起，或许当时摔得真疼，他却可以在第一时间想到不让父母难过。老莱子的将心比心真可谓浸透生活中每一处细节。 （图：Adobe Stock） 后世有诗赞他：“戏舞学骄痴，春风动彩衣。双亲开口笑，喜气满庭帏。” 老莱子不仅以孝闻名，也是一位高尚的隐士，是春秋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史记》记载：“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夏完淳狱中上母书 上文讲到的老莱子及其父母皆长寿，年过古稀依然能陪在双亲身边，可谓幸运至极。然而人间最不幸的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儿子原本想孝敬寡母一生，却身死他乡，临终也不能见母亲最后一面。如此悲痛的事，便发生在少年英雄夏完淳身上。 夏完淳生于明末乱世，他幸有一位严父夏允彝、两位慈母盛氏和陆氏，以及多位良师陈子龙、张溥等，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嫡母盛氏对夏完淳照顾十分细心，尽管不是亲生，仍非常疼爱。她每天给孩子精心烹饪，送上可口美食，也保持每天早晨严格监督夏完淳学习，为他讲解诗书。从白天照顾到晚上，盛氏不辞辛劳，直至看到夏完淳进入甜美梦乡，才起身悄悄离开。盛氏通情达理，总是默默地留足隐私空间让夏完淳和生母陆氏单独相处。 （图：Adobe Stock） 童年的夏完淳不负父母之望，读书刻苦，聪明伶俐，堪称神童。江南的夏季很热，盛氏有时不忍心看孩子一直读书，便催促他下水游泳，劳逸结合。但夏完淳不喜欢玩，往往短暂玩一会儿后就跑回来继续学习。盛氏还想叫他多玩会儿，夏允彝却在一旁笑道：“别管他啦，他想看书就让他去看吧。” 夏完淳六岁时就能挥笔写出好文章，明是非，知忠孝，父亲的好友们都不把他当娃娃看，非常认真地称其为“小友”。这样一个懂事博学的孩子，假若上天给他几十年生命，必能做一番名垂青史的大事业。 悲剧是，他的人生只有17年；然而，他成功用这短短17年做到了名垂青史。 明朝灭亡后，年仅15岁的夏完淳随父从军抗清。可惜夏允彝兵败，自杀殉国。夏完淳含泪牢记父亲遗志，继续投身战事，力图救国。1647年，他被清军逮捕，宁死不降。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夏完淳在狱中挥泪写下致两位慈母的遗书——《狱中上母书》。 夏允彝与夏完淳（图：公有领域） 回想国恨父仇未报，再想二母未来无依无靠，母子天人永隔，再无法报谢大恩，怎不肝胆欲裂？他在信中哀叹：“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报母矣。痛自严君见背，两易春秋。冤酷日深，艰辛历尽。本图复见天日，以报大仇，恤死荣生，告成黄土。奈天不佑我，钟虐先朝。一旅才兴，便成齑粉。去年之举，淳已自分必死，谁知不死，死于今日也！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养无一日焉。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淳今日又溘然先从九京，不孝之罪，上通于天。” “呜呼！双慈在堂，下有妹女，门祚衰薄，终鲜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为生？虽然，已矣。淳之身，父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但慈君推干就湿，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大恩未酬，令人痛绝。慈君托之义融女兄，生母托之昭南女弟。淳死之后，新妇遗腹得雄，便以为家门之幸；如其不然，万勿置后。会稽大望，至今而零极矣。节义文章，如我父子者几人哉？立一不肖后如西铭先生，为人所诟笑，何如不立之为愈耶？呜呼！大造茫茫，总归无后，有一日中兴再造，则庙食千秋，岂止麦饭豚蹄，不为馁鬼而已哉？若有妄言立后者，淳且与先文忠在冥冥诛殛顽嚚，决不肯舍！” （图：Adobe Stock） “兵戈天地，淳死后，乱且未有定期。双慈善保玉体，无以淳为念。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勿悲勿悲！相托之言，慎勿相负。武功甥将来大器，家事尽以委之。寒食盂兰，一杯清酒，一盏寒灯，不至作若敖之鬼，则吾愿毕矣。新妇结缡二年，贤孝素著，武功甥好为我善待之。亦武功渭阳情也。” “语无伦次，将死言善。痛哉痛哉！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大道本无生，视身若敝屣。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恶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 1647年九月，夏完淳在南京西市受刑，英勇就义。他的一生，连同对母亲无尽的牵挂，永远定格在17岁。虽言不孝，却是大孝；虽言有憾，却也无愧，这位顶天立地的好男儿终究没有辜负父母的培育。 （图：Adobe Stock） 王祥卧冰求鲤 王祥是魏晋名臣，获封公侯，官至司空、太尉，与司马孚等并称“八公”。《晋书》记载他“性至孝”，卧冰求鲤之举感天动地，“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他的继母朱氏喜欢吃鲜鱼，但天寒地冻，江河都结了冰，实在太难捕鱼，怎么办呢？王祥不畏严寒，脱掉衣服卧在冰面上，使冰加快融化。功夫不负有心人，冰融化后跳出两条鲤鱼，他便将鱼带回家孝敬母亲。 正史中还记有一段王祥孝心引发神迹的传说：“母又思黄雀灸，复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幕，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焉。”母亲想吃烧黄雀，但捕捉黄雀谈何容易？王祥正在想办法，忽然户外飞进来几十只黄雀，仿佛上天将其送上门来，令人称奇。 王祥（图：公有领域） 他们家有棵红沙果树结了果，继母叫王祥看守果树，王祥非常认真地照做。每逢有大风大雨摧残果树，王祥都抱著树哭泣，为不能使母亲满意而悲痛。 父母有病时，王祥日夜守候，衣不解带，喂汤药前必先亲尝。朱氏曾屡次在父亲面前说王祥的坏话，导致父亲越来越讨厌他，常使唤他打扫牛圈，但始终未动摇王祥的孝心，其态度反而更加恭谨。 《晋书》以“笃”、“纯”二字形容他孝的程度，《二十四孝》赞颂说：“继母人间有，王祥天下无。至今河上水，留得卧冰模。” （未完待续）
文/清箫 “百善孝为先”是我们每个人耳熟能详的名言。无论古今，衡量一个人品行如何，从是否有孝心这一点就能窥大，若待自己的父母不好，怎会对别人好？相反，孝敬父母的人往往推己及人，值得信赖。《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孝道面前不分贵贱，在古代，孝是君主的基本标准之一，帝王孝顺父母，以身作则，才能教化百姓，臣民也会更加信任他。 母亲节将至，笔者精选中国历史上12对母子间的感人故事。这些孝子中有帝王将相，亦有平民百姓；有日夜陪伴的点点滴滴，亦有天人永隔的真情流露。 （图：Adobe Stock） 虞舜感化家人 大多数儿女都能善待慈母慈父，但若父母不慈，仍能坚守孝道，则相当可贵。舜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孝子。 《尚书》记载：“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舜的父亲是盲人，愚顽不明事理。他母亲去世后，父亲娶了一个后妻，性格暴虐。这继母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象，长大后也凶狠无礼。 盲父、继母和象三人心怀不轨，时常想杀害舜。而舜只是躲避，从不怨恨生父与继母，坚持孝道，久而久之竟感化了一家人。 当时的帝王是尧，他有次问哪位贤德之士能继承帝位，大臣向他举荐舜，说舜善于和父母兄弟相处。尧于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经过观察，发现舜也能以德感染妻子。尧之后便将帝位禅让给舜。 张居正《帝鉴图说》对此评道：“自古圣贤，皆以孝行为本，然父母慈爱而子孝顺，尚不为难。独舜父母不慈，而终能感化，所以当时以为难能，而万世称为大孝也。” 舜（图：公有领域） 汉文帝亲尝汤药 汉文帝的孝在历代皇帝中是最突出的，他待母亲薄太后堪称毫无懈怠。 薄太后有一次生病长达三年，汉文帝亲自照料，《二十四孝》称他“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亲尝弗进”，每次喂母亲汤药都亲口尝过后才放心给母亲服用。 后来有诗赞颂汉文帝：“仁孝闻天下，巍巍冠百王。母后三载玻，汤药必先尝。” 汉文帝（图：公有领域） 海瑞与贤母谢氏 说到明朝最著名的清官，当属“海青天”海瑞。他一生不畏权贵，上级来访学堂，唯独他不跪；胡公子横行霸道，他将这个纨绔子弟狠狠惩治一顿。其最大胆的行为莫过于上疏骂嘉靖皇帝，至今传为佳话。 这样一位刚正不阿的清官身后，离不开贤母谢氏的谆谆教诲。海瑞的父亲去世早，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生活贫寒。谢氏平日做针裁活养家，非常辛苦，但绝不苦孩子的教育，省吃俭用的钱都用来请良师辅导海瑞。 （图：Adobe Stock） 谢氏正直刚强，不仅严以律己，对孩子的家教也极为严格，自幼要求他一言一行都按照圣人的标准。海瑞年少时，某日嬉皮笑脸地跑到谢氏面前，不料谢氏当即严厉地教诲道：圣人会像这样戏谑吗？！从此海瑞对自己的一举一动要求更加严格。 海瑞做官后生活依然勤俭节约，极为清廉，因此闻名官场。据《明史》，他平时“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穿布袍，只吃糙米和仆人种的蔬菜。海瑞始终孝顺母亲，尽管自己寒酸，对母亲却毫不吝啬。为谢氏祝寿时他破天荒般买了二斤肉，一时竟成为官场“重大新闻”，一向不苟言笑的胡宗宪也对海瑞买肉感到惊讶，和其他官员津津乐道地聊起此事。这二斤肉，在贪官权贵眼中和清官海瑞心中的重量，可谓大相径庭。 然而有一天，孝子海瑞走到了人生最重大的十字路口，预感到自己再不能继续赡养母亲，心中十分愧疚，因为他在路口处做出的决定，注定自己将与母亲生离死别。 （图：Adobe Stock） 海瑞到北京担任户部主事后，十分忧心国事。眼看庙堂之上，嘉靖帝长期怠政，深居西苑；而底层社会民不聊生。自杨最、杨爵因言获罪后，再没人敢直言进谏。于是海瑞决心冒生命危险上疏批评嘉靖，挥笔写下《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尽数嘉靖在位多年来种种弊病，并讽刺说，在他的统治下“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海瑞提前为自己买了一口棺材，找到好友王弘诲，掏出平生省吃俭用攒下的微薄积蓄，将老母妻儿托付王弘诲照顾，并与家人诀别，视死如归地向朝廷递上这份即将引来杀身之祸的奏疏。 （图：Adobe Stock） 以嘉靖睚眦必报的脾气，看完海瑞的奏疏后自然龙颜大怒。他当即将奏疏摔在地上，大喊道：“快逮住他，别让他跑了！”但得知海瑞早已买好棺材时，嘉靖沉默了片刻，待冷静后，他又捡起地上的奏疏看，一天反复阅读多次，感慨道：“此人可比比干，但朕不做商纣王。” 尽管嘉靖下令将海瑞关进诏狱，却一直没有杀他。仿佛上天有意帮助海瑞，不久后嘉靖病死，海瑞得以出狱。上疏骂嘉靖一事从此名扬天下，海瑞成为天下人心中的英雄。 海瑞的忠孝、爱民、傲骨、自律和清风，正来自于早年母亲严格的家教，如他本人所说：“尽母氏谆谆开我力也”（《与琼乡诸先生书》）。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