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箫 笔者近日在脸书等社群媒体上看到网友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从古至今都糟糕，每提及帝王都无好感。 对于这样的观点，笔者表示不苟同。应该分两方面看： 首先，当今中共国的政治状况确实糟糕。回顾古代，君权主体上呈强化趋势，过程中确实生出一些受诟病的制度，如明之废相，清之设军机处。 但另一方面，需全面了解中国政治从古至今的变化以及传统思想，应知古时大思想家与政治家们对君主有极高的标准，也努力约束君权，有时践行得好，有时不好。实在不宜将所有脏水都泼到传统文化上。特写此文，为传统文化辩护，简评历代治国，正说君臣之道，并列举今人对历史的一些误读。 物极必反，峰顶往往也是悬崖。中国政治发展到清朝时走向极端了，清亡是顺应时代的需求，但有人以为以前的朝代都和清朝差不多，这是不对的。 （图：Adobe Stock） 清末至民国初，有许多中国人陷入迷茫，甚至民族自卑。学习西方民主、思想、文化是应该的，但一部分学者过度批判中国传统，造成文化自信缺失，20世纪初所谓“新文化运动”有一些主张是疯狂且不合理的，引发很不好的影响，导致共产主义在中国膨胀。幸有一些国学大师及政治家看清“新文化运动”的恶劣，如钱穆和蒋介石，深知传统文化的可贵并致力传承。 中共窃国后，吹嘘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发动文革全面破坏传统文化，后假借弘扬传统文化之名加强所谓“爱国教育”，将爱党与爱国捆绑在一起，迷惑国民。这相当于先放火再灭火的强盗行为，而且，中国古代的辉煌跟它有一毛钱关系吗？ 现在一提起中国古代，有人就想到“奴才”，而且将政治视为贬义词。实则不然。以前士大夫和百姓的责任包含纠正君主，中国古代一直都鼓励并赞扬敢谏的精神，士大夫享有很高的尊严。 （图：Adobe Stock） 君当为客 尧舜时施行禅让制，虚心纳言，言论自由。《吕氏春秋》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四千多年前，尧帝常担忧自己执政有错，设一面鼓在门外，任何人都可以击鼓进谏；舜帝在路旁设立木牌，民众都可以在上面写意见，指出他的过失。 君为客，天下为主，这才是君道。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中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 君主的责任原本应是不顾自己的损失而为天下人贡献，所以君位不该是一种诱惑。尧舜时代，贤士把权力看得很淡，那时有一位智者叫许由，尧想将天下让给许由，他却躲避到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后来想安排他担任九州长，他觉得耳朵受到污染，于是跑到颍水边洗耳。到商朝时，商王汤想让位给务光，被务光拒绝。 早期的君主就像接了赔本产业的义工，且这一产业不属于他们，其职责就是惠及全民、造福天下，吃力不讨好，所以君主受天下人敬仰是不过分的。黄宗羲说：“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君主本来不该是贬义词，是后人对权力的欲望扭曲了其内涵。打个比方，试问各位讨厌金钱吗？钱是每个人的生活必需品，人人都靠它吃饭，其中好人用它行善，贪婪者为求财而行恶，难道说钱是肮脏之物吗？君权同理。关键在于对君权的制约有多大，君主是否达到应有的标准。 （图：Adobe Stock） 黄宗羲也批评了后世的君主以及观念的变异，称：“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他并讲到臣民对“不合格”君主的态度：“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古代儒家的有识之士不主张愚忠和小儒的迂腐观点，若君主已到夏桀、商纣的地步，则应该受到讨伐。 黄宗羲还说：“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如果真正明白作为君主的责任，自然会让位于他人，拒绝接替君位的人也不算多么超凡脱俗；而有些人正因为不明白做君主意味著什么，才会争权夺势。 顺便一提，先秦儒家虽尊君，却也轻君，譬如《孟子》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本来就是为社稷和百姓贡献的。再举《孟子》中非常有趣的一例，有一次孟子问齐宣王，有个人要去楚国，先将妻子和孩子托付给朋友，请他照顾，但回家后发现妻儿受冻饥饿，该怎么办？齐宣王回答：“弃之。”（和这个朋友绝交。）孟子接著问，士师若不能治士，该怎么办？齐宣王回答：“已之。”（撤掉他的职。）孟子又问，如果“四境之内不治”，该怎么办？这一问题意在引导齐宣王意识到君主的责任，若按照前面的逻辑，这样失职的君主也应该下台。但齐宣王不敢回答，只是“顾左右而言他”。这从侧面说明，儒家思想是对君主的约束，然而当时君主未必爱听。 （图：Adobe Stock） 简论古代治国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含有民本以及修身、德政理念，即使在近现代西方人眼中也是珍贵的，例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是孔子的“粉丝”。道德是政治与治国的本，道家、儒家均看重本，后世谈政治的人往往舍本逐末，实在可惜。 关于治国的境界，笔者认为法家不如儒，儒不如道。以下梳理历史脉络： 尧舜禹之后，夏朝开启世袭制，虽不如禅让制的时代，但夏、商、西周三代统治松散，地域局限，政治和人心远比后世纯朴。西周之后，东周乱世是历史上的一次大考验，若将中华文明比喻为一个人，那么春秋战国好比一次修炼过关的过程，有人坚守先贤的价值观；有暴君乱臣不守，礼崩乐坏，在动荡中看人心的摆放，考验中华文化能否延续。幸运的是，文明得以延续，中原人不至于披发左衽，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兵家、法家等百花齐放，东周可谓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到战国末，法家思想脱颖而出并为秦国统一六国起到重要作用。 （图：Adobe Stock） 然而法家适合争霸集权，它不同于今天民主国家的法治思想，其中包含帝王驭臣之术，主张严刑峻法、霸道、权谋，已距黄金时代的标准甚远。宋代徐谊发表过一段言论：“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至诚不息，则可以达天德矣。”（《宋史》）如果人人能行大道，退而行德政、礼乐，何需靠术、势治国？按老子《道德经》的观点，“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需要孔儒呼吁恢复德政、仁义与礼的社会显然已经退步，何况需要法家的时代。秦朝兴于法家，也亡于法家。 应认可法家公正的一面，譬如即使是变法者商鞅本人也要严格遵守法规，但法家也包含加强君主集权的部分，不宜过分偏重。西汉吸取教训，初期效道家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开创文景之治。自汉武帝起，儒家与法家兼取，王道与霸道杂用。 有人可能会很快联想到所谓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正是现代常见的误区，实际上汉武帝以后并未独尊儒术。汉宣帝偏爱刑法，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住德教，用周政乎！”（《汉书》）而汉元帝则喜爱儒家。汉朝以后直至清朝，在治国方面严格而言也没有独尊儒术，很长时间是外儒内法，乱世往往行霸道，所以有些黑锅不该由儒家来背。而且秦以后的儒家思想和先秦儒家有所不同。 假如中国历代都能真正落实儒家治国，结果或许会更好。道家在后世看来过于理想，但道家确实最为高明。而法家一旦运用得心应手，若不注重修身，则易使帝王上瘾，充当无形的利刃，和限制君权背道而驰。 （图：Adobe Stock） 论君臣之关系 现在有人谈中国古代史，提及君臣关系时喜爱片面渲染恐怖，且以为臣为君之奴才，这样说是不准确的。五千年间，君臣和睦与君主高压两类例子都有，岂能以偏概全？ 儒家讲的君臣之纲最初也非主奴关系。可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此处提出三纲，臣如地，君如天，天覆盖地，地持载天，这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好比水和舟。《春秋繁露》还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将君与臣比喻为阳与阴的关系。后世大儒讲到三纲，往往强调作为皇帝的责任和表率，不是单方面的绝对服从，如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大学衍义》说：“君为臣纲，君正则臣亦正矣”，首先帝王自己要正，臣尽臣的本分，君也要尽君的本分。 秦以前不算大一统时代，君臣、君民距离较近，尤其周朝各诸侯国享有很强的独立性，列国接近小国寡民的状态。那时人才流动性强，“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才大可不必巴结君主。即使在秦汉大一统时期，大臣在皇帝面前也不卑下。但后来总体上呈君强臣弱的趋势，至明清尤为显著。 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皇帝和宰相的关系。中国传统重视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皇帝在宰相面前应当谦逊。汉朝君臣在上朝时，皇帝要站著和宰相议政，而不是坐在龙椅上。宋朝以前，宰相面见皇帝时都是坐著的，所谓三公坐而论道，唐朝还会为宰相赐茶。 （图：Adobe Stock） 宋朝是宰相地位变化的重要节点，宰相上朝时必须站著。到了明代，朱元璋索性废相，从此再无宰相，而且大臣见皇帝时要跪下，如果跪累了，允许坐著休息一会儿。清朝要求大臣一直跪著，连坐一会儿的机会也没了。 以上是就礼仪变化而言，下面讲制度。 譬如，汉朝的宰相对皇帝构成很大牵制，有一套完备的制度。提起宰相，人们往往联想到一个人或一个职位，但其实宰相身后代表庞大的政府机构，皇帝怕宰相未必都是怕人，而是怕制度。汉朝宰相府以下有十三曹，一个曹类似一个部门，可谓是宰相的秘书处，当时全国政事都经过十三曹汇集于宰相一人。和宰相近乎平起平坐的是太尉和御史大夫，合称三公，宰相负责行政；太尉负责军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相当于副宰相。 唐朝宰相制度不同于汉朝，最大的变化是将相权一分为三。汉朝宰相是一人在其他官员辅助下行政；唐朝宰相不是一个人，而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大部门，合在一起才能称为宰相。 尽管如此，唐朝宰相依然有很大的权力，其中，政府所有最高指令均由中书省发出，被称为“敕”，须经过皇帝批准，却不是皇帝写的。其流程是，中书省拟稿后给皇帝看，皇帝如果同意就拿御印盖个章，写几句批示。宰相所拟的旨已经是定稿。 （图：Adobe Stock） 中书省发布的诏书不会立即执行，还须门下省审核，若觉得不合适，门下省可以将其驳回，称作“涂归”。只有当门下省通过后，诏令才算生效。这是又一层对皇帝的制约。 宋朝与唐朝不同之处在于，宰相不是将定稿交给皇帝，而是先写札子向皇帝递呈建议，被称为“面取进止”，皇帝发表意见，之后宰相依照皇帝的意见拟旨。这意味著相权在宋朝削弱。 即便如此，只要有宰相，就会对皇帝构成很大制约。皇帝虽一直在万人之上，但制度并没有赋予其为所欲为的权力。譬如宋宁宗在位时，频繁以手札下令，激起群臣不满，因为依照制度，政令应出自中书省，就算是皇帝也要按流程办事。那时有大臣批评宋宁宗绕过宰相府行事，“谓事不出于中书，是谓乱政。”（《宋史》） （图：Adobe Stock） 君权与相权一直存在矛盾，时而配合和睦，时而结下深仇。明初发生胡惟庸案，因此明太祖朱元璋采取极端的方式解决君相矛盾——废除宰相制度。至此，皇帝的障碍比往朝少了许多。明太祖雄才大略，治国勤政，包揽宰相原本要做的政务，是典型的工作狂，并要求子孙后代都像他一样既当皇帝又当宰相。这当然不现实也不会长久。后来明成祖成立内阁，召解缙等才士参预机务，类似皇帝的顾问与秘书。尽管内阁大学士被俗称为宰相，但权力比宰相小。内阁大学士本身只是五品，往往由六部中某位尚书或经筵讲官兼任。 明成祖后，宣宗朝发生转折，形成这一新流程：大臣议政，将题本交到内阁；之后内阁票拟，即起草圣旨；之后交给皇帝看，皇帝若采纳，便用红笔抄一遍，称为批红。此时圣旨尚不能生效，须经过六科审核，六科有权封驳圣旨，制约皇帝，圣旨必须经六科通过才能生效。通过后，六科若认为圣旨不足，发给六部时可以进行“科参”，即写下执行时的注意事项，代表六科的意见。顾炎武《日知录》称：“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 明宣宗后，这一流程基本上一直延续。后来明世宗、神宗长年不上朝虽受诟病，但事出有因，当时的政府运行已不同于明初，政事交给内阁即可，期间内阁大学士近乎权倾朝野。 （图：Adobe Stock） 明宣宗开启这一轻松的决策模式有利有弊，不宜过于苛责，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明太祖废相。世袭的皇帝德才参差不齐，如果能力平庸且精力不足，最好少折腾，宰相才应该在行政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清朝保留内阁，未恢复明以前的宰相制。雍正设立高度机密的军机处、秘密建储制，这是以前没有的机构和制度。清朝的君臣关系牵涉满汉矛盾，虽重用不少汉人，但最高机密文件由满文书写，满官仍占据不平等优势。 整体风气上，君臣关系越往前越好，具体因人因事而异，不能说绝对，只是概括。 秦始皇待大臣不差，不忘恩义，自知犯错后对王翦谦逊道歉，能包容并重用李斯。 汉朝和大唐，笔者认为用“恢宏气象”形容最贴切，政治、文化给人印象都是很大气的。譬如汉文帝与周亚夫留下佳话，这是皇帝与武将关系的典范。隋唐的政治、文化、民族融合、民间风气都有魏晋南北朝的影子，包容性强，可谓胡汉一家，唐代皇帝有时也行北方游牧民族的礼节。 （图：Adobe Stock） 唐太宗治国放得很开，他的文臣武将个个充满个性，魏徵是显著代表，他的作风就是坦诚直言，不怕得罪。据《资治通鉴》，魏徵曾对唐太宗说：“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意思是他希望自己做良臣，而不做忠臣。需要忠臣出现的时代反而是不好的时代，因为要冒生命危险讲出逆耳忠言，所以最好形成言论开放的政治环境，皇帝贤明不昏，大臣只需各做好工作即可，因此魏徵说：“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唐太宗确实也在君臣融洽上做得好。唐朝的皇帝整体上是不强势的，甚至中晚唐藩镇割据严重，君成为较弱一方。 北宋待文臣不错，皇帝没有暴戾的，但政坛人事变动频繁，主要归因于变法派和守旧派的对立。南宋、北宋都弊在抑武，明朝中期后也有此问题。 明、清变化最明显，明太祖开了一个政治高压的头，到明仁宗时君臣关系有所缓和。明朝君臣关系最好的时期是仁宣之治以及弘治中兴，明仁宗、宣宗既勤政精明也不刚愎，听取“三杨”等良臣的献策，君臣关系和睦；明孝宗朝中也充满正气。武宗、世宗、神宗君臣对立之激烈在整个古代史上都是突出的，问题主要出在皇帝上。明朝爱用廷杖极不好，俗话说刑不上大夫，廷杖、锦衣卫都是摧残士大夫的。然而明朝长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为荣的风气，越敢和皇帝争辩，甚至写奏疏批评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 （图：Adobe Stock） 清代君强臣弱最显著。有利的一面，譬如清朝皇帝普遍勤政尽责，平均水平算是历朝最优秀之一，而且康乾盛世成就卓然。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清朝政治风气冷峭高压。康熙帝宽仁，而雍正强化了高压控制臣民的风气。乾隆前十三年相对宽厚，十三年后改以铁腕治国，严酷之风达到顶峰，导致大臣如履薄冰，敢言者少。即使是精明贤臣、三朝元老张廷玉，也在官场上活得战战兢兢，还险些晚节不保。 雍正、乾隆很精明，他们在位时，奸臣瞒不过他们，所以治国基本上没出太大问题。但冷峭风气的弊端到晚清就显得格外突出，导致官场普遍圆滑，明哲保身，说套话、不说话居多。 清朝文字狱、强制剃发留辫是对臣民身心的巨大摧残，削弱士人骨气，脊梁骨硬的文人往往隐藏民间。元朝虽也是征服汉人的外族政权，却不至于如此高压严酷，反而较松散开放。明清以前很少发生因文字获罪的案件，清朝比明朝严重，明朝成祖以后政治氛围已经变得宽松，晚明言论更奔放自由。清朝禁书也很严重，数据上看，清朝禁书总数是明朝的12.6倍。古代有此现象是不好，但我们也实在不应以为所有朝代都和清朝一样。 论制度，最好的时期当推汉、唐。在秦以前，相原本是副官；自秦汉起，相变为皇帝的副官，同时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官。皇帝是全国最高元首，而实际管理国家的是宰相，原本应是这样的关系。皇帝世袭注定子孙良莠不齐，即使英明也必然犯错，所以最好不要过分干预宰相。再看唐太宗和唐玄宗，在铸造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作用大过帝王的作用，唐太宗说他不赞同像隋文帝那样“性至察而心不明”，事必躬亲未必是好事，唐太宗的实际做法也是发挥各臣的配合作用。 北宋程颐有言：“天下治乱系宰相”，但在清代，崇拜程颐的乾隆却说，治国最重要的怎么是宰相呢，应该是皇帝才对。可见观念的变化。 （图：Adobe Stock） 现在中国大陆将中国传统政治贬低为君主专制，这是不准确的。从上文对制度的介绍不难看出，在古代，权力并非集中于君主一人，也不算是独裁，至少并非所有时期都是。说君权呈强化趋势是争议较小的，或者可以说存在特权与不平等。明清以前君主一直和宰相共治国家，虽君主是上级，宰相却也享有很大的议政权，而且许多不太重要的政事无需请示君主。即使在明清，也不适宜一概贬为皇帝专制。 以上是就制度论，问题在于，过去如果皇帝违规或不贤，大臣往往不能换掉他或惩罚他，通常是劝谏，除非到极恶劣的地步。惩罚并非没有，只是太少，往往需借助朝中势力、太后等，或直接以战争改朝换代。暂不论乱世特殊时期和夺位例，太平盛世中比较典型的是霍光废帝，汉昭帝驾崩后，昌邑王刘贺继位，荒淫无道，辅臣霍光因此报请太后废掉其帝位，昌邑王在位仅27日。秦汉以前也有一例，商朝有个名叫太甲的王昏庸无能，宰相伊尹将其流放到桐地，让他反省长达三年，后来太甲悔过自新，于是得以复辟，从此以德治国，改变为明君，这件流放君主的事几千年来受文人称赞。伊尹和霍光的条件非人人能具备，也非人人敢为。 然而君与臣孰强孰弱不能作为评判一段历史时期的唯一标准，所以要看具有稳定性的制度。像汉献帝、唐昭宗的情况属于失势，不能说明就该那样，所以重点谈普遍状况，而不细说太多事例，因为有些事例牵涉手段和势力，那不是制度。 道向何处求 可能有人会认为笔者将古代赞美得太好，而笔者想说的是，以前的制度在当时的环境确实有值得肯定之处，其制衡与监督并不差，但为何有黑暗的事发生？虽制度有漏洞，但归根还是人心的问题。 通常一个朝代从开国到盛世政通人和，严守规章，后来流于形式，官场腐败，走向衰落。法典和制度从头到尾都差不多，怎么从盛到衰变化如此大？大家知道唐玄宗前期善用贤相，姚崇、宋璟、张九龄等均德才兼备，后来任用能力同样不差的李林甫，他表面上认真工作，也基本上遵守规章，却喜爱谄媚，私下打听玄宗日常，然后再顺著玄宗的意思讲话。玄宗本来是一精明皇帝，然而顺耳的蜜语听多了，对李林甫十分喜爱，纵容他误国多年。试问，什么能阻抑一个人的城府呢？ 中国传统思想有个重要特点：对自觉的要求高，先修身，再齐家治国，且重视内省。它看似是一种理想化状态，然而大道至简，若能坚持实践，其实是一条直接治本的捷径。凡从政，修身在先，这个修不是单单读书学知识技巧，而是长时间的修心，是时时不忘内省。 据《帝鉴图说》，周武王听大臣师尚父说，有一本丹书含有国家长治久安的道理，之后他斋戒三天，恭恭敬敬地站著听师尚父讲述丹书的道理，牢记于心，并在席上、桌上、镜子上、洗脸盆上、殿柱上、门窗上铭刻，随处提醒自己，还要让子孙未来都看到。如此时时内省的毅力和谦逊向大臣请教的态度，是周武王能使周朝国祚长久的重要原因。 （图：Adobe Stock） 修身和内省需要坚持，若一段时间修而后来懈怠，很容易前功尽弃。许多人争当政客，却不坚持修身，舍本逐末，终究成不了大政治家，过去读书人都读圣贤书，有人修心实践，有人只求功名，结果一定是有差距的。明代王阳明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悟到“致良知”、“知行合一”、“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他做官、解决棘手问题、打仗样样在行，近乎全能，与此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治国之道、圣人之道，最终要向自己的心里求。
文/清箫 （接上期）母亲节将至，笔者精选中国历史上12对母子间的感人故事。这些孝子中有帝王将相，亦有平民百姓；有日夜陪伴的点点滴滴，亦有天人永隔的真情流露。 江革行佣供母 东汉有一位孝子名叫江革，《后汉书》与《二十四孝》都记载了他的孝行。 江革从小失去父亲，只能和母亲相依为命。彼时正值乱世，许多盗贼为非作歹，因此江革背著母亲离家逃难。路上既危险又饥饿，历经险阻，靠在野外采摘食物存活。母子二人数次遇到强盗，每次江革都哭著求情，说自己要继续赡养老母，请求放他们一条生路。劫匪为此感动，于是不再伤害他们，甚至帮他们指引避难的方向。 后来江革逃到下邳，穷困到买不起衣服鞋子。但他不辞辛苦，勤奋打工挣钱，想尽办法让母亲吃饱穿暖。《后汉书》称：“便身之物，莫不必给”，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凡是母亲需要的东西，一件都不会少。而他自己却常常光脚。 （图：Adobe Stock） 建武末年，江革与母亲返回家乡。每逢县内核查户口，江革都考虑到母亲年迈，不能坐在摇晃剧烈的马车中，于是亲自在两辕间拉车，代替牛马。从此同乡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江巨孝”，以表达对他的钦佩。 母亲去世后，江革非常思念她，便住在母亲坟墓旁，无论白天黑夜都不离开，睡觉时还不舍得脱下孝服。 他的孝心孝行被许多人看在眼里。永平初年，有人举荐他为孝廉。在汉朝，举孝廉是推选人才做官的制度，这意味著江革将飞黄腾达。然而江革不慕名利，《后汉书》记载他“月馀，自劾去。楚王英驰遣官属追之，遂不肯还。复使中傅赠送，辞不受。后数应三公命，辄去。”后来，江革的高尚品行受到皇帝汉肃宗赏识，被提拔为五官中郎将。 李文耕曾这样评价江革对母亲的孝：“次翁之孝，于险阻艰难中，全人所不能全。然在次翁，初不敢料其必全，只尽其心力，而造次颠沛，必于是耳。孔明鞠躬尽瘁，宁俞薄鸩橐？正同此一副心事。忠臣孝子，所以争光于日月也。” 陆绩怀橘遗亲 陆绩是东汉末年大臣，六岁时就知孝敬母亲。那年，年幼的他跟随父亲陆康谒见袁术，袁术以橘子款待，陆绩悄悄拿走两颗橘子藏进自己怀中。临行辞别时，陆绩屈膝跪拜，不慎使橘子从衣服中掉落。 陆绩（图：公有领域） 见场面如此尴尬，袁术笑道：“陆郎到我家作客，不当面吃个尽兴，却为何将橘子藏在怀里带走？”陆绩回答道：“我母亲喜欢吃橘子，所以想带回去送给母亲。”袁术十分惊讶，没想到这小孩年仅六岁就如此孝顺。 《二十四孝》有诗赞颂陆绩：“孝悌皆天性，人间六岁儿。袖中怀橘实，遗母报深慈。” 朱寿昌千里寻母 朱寿昌是宋代文官，他辞官千里寻母的感人故事曾受大文豪苏轼和宰相王安石撰文赞颂。 朱寿昌的生母刘氏是他父亲的妾，他七岁时，刘氏离家，从此下落不明。朱寿昌长大后当了官，仕途顺利，富贵之馀始终不忘寻找母亲。母子分离后五十年间，他到处打听消息，直到自己年老也不放弃。 在那个时代寻人不是一件容易事，数十年来杳无音讯，朱寿昌为此烧香拜佛，灼背烧顶，刺血书写《金刚经》，祈求神明助他。熙宁初年，他听说刘氏在秦地改嫁平民，立刻辞职，千里迢迢赶往秦地寻母，并发誓说：“不寻见母，誓不复还！” （图：Adobe Stock） 功夫不负有心人，朱寿昌终于在同州找到生母，此时刘氏已高龄七十岁，这一对老年母子相拥而泣，五十年的思念尽化作泉涌的泪水。后来皇帝宋神宗得知此事后也很感动，特许朱寿昌官复原职。 苏轼专为朱寿昌母子重逢事作一首诗：“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羡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不羡白衣作三公，不爱白日升青天。爱君五十著彩服，儿啼却得偿当年。烹龙为炙玉为酒，鹤发初生千万寿。金花诰书锦作囊，白藤肩舆帘蹙绣。感君离合我酸辛，此事今无古或闻。长陵朅来见大姊，仲孺岂意逢将军。开皇善桃空记面，建中天子终不见。西河郡守谁复讥，颍谷封人羞自荐。”王安石也作诗道：“彩衣东笑上归船，莱氏欢娱在晚年。嗟我白头生意尽，看君今日更凄然。” （图：Adobe Stock） 归有光追忆亡母 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笔下的《先妣事略》朴实情真，催人泪下，流芳百世。归有光的母亲去世时，他年仅八岁，虽然和母亲相伴的时光很短，但他始终珍藏著那短暂生活中的温暖点滴。平凡的家庭，平凡的小事，字字透露著伟大的母爱和儿子诚挚的思念。 归有光在文中回忆母亲在世时的点点滴滴，仿佛她仍在眼前，正以慈爱的目光注视著自己。归母身有残疾，自从喝下一杯泡有田螺的水后，就再不能说话了。在母亲的原生家庭里，外祖父和哥哥们家境殷实，为人老实，节俭朴素，与村民们唠家常时总是态度和蔼，善待子弟甥侄。母亲去吴家桥时，一有空就纺棉花；一回到城里，就忙于缉纑。每到夜晚，常常看到母亲在微弱的烛光中劳作。明明可以吃饱穿暖，母亲仍然辛苦纺织，就像朝不谋夕似的。尽管家里的婢女都非常忙碌，没有一个闲著，大孩子在身后拉母亲的衣襟，小婴儿在她的怀里吃奶，她却还要同时腾出手来拿著针线。 （图：Adobe Stock） 在归有光的记忆中，屋子总是整洁干净，母亲待僮奴们非常宽厚，即使有时责罚，大家也都不忍心埋怨母亲。每过新年时有美味的鱼蟹饼饵送来，全家无论主仆都有份。在母亲的协调下，归有光家庭和睦，繁忙却也开心。 归母对儿子的学习也尽心督促。有时她半夜醒来，如果归有光还没睡，她便督促孩子默读《孝经》。每听到儿子一字不错地读下来，母亲渐老的面庞上都会添一分喜悦。 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归母溘然离世。年幼的孩子们看到家人哭泣，模仿大人们哭，在他们那个年纪，怎会真正懂得生离死别之痛？心中还以为母亲只是像往常一样睡觉了。多么令人悲伤！家人请画师为母亲画遗像，嘱咐说：“鼻子以上，照归有光的脸画；鼻子以下，照大姊的脸画。”这两个孩子长得多像母亲呀，尽管她远赴另一个世界了，却永远无法隔断血缘关系，在他们的面容上留下永久的凭证。 归母逝世多年后，归有光娶妻生子，是母亲在世时订的婚，然而她再不能亲眼看到了。光阴似箭，昔日年幼的归有光如今成为身负家庭重担的爸爸，每抱起女儿，他就会想到已故的母亲。每逢深夜和妻子追忆先母，二人均不禁相视而泣。母亲生前的琐事，纵然相隔许久，依然恍如昨日。 （图：Adobe Stock） 归有光母子在人间虽只有八年交集，情却重于山、深于海，镌刻在每一片细微平淡的记忆中，这或许就是《先妣事略》感动世人五百年的原因之一。黄宗羲评价说：“予读震川（归有光）文之为女妇者，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盖古今来事无巨细，唯此可歌可涕之精神，长留天壤。” 蔡顺拾桑供母 蔡顺是汉朝人，自幼丧父，对母亲极孝。王莽窃政之时，正逢饥荒，粮食匮乏，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悲剧。蔡顺母子在如此严重的天灾中靠吃桑葚生存。 蔡顺每次采摘桑葚时都用两个不同的筐子装，有一天碰巧遇到赤眉起义军，赤眉兵好奇地问他为何分装桑葚，他回答说：“黑色桑葚留给母亲吃，红色的给自己吃。”黑桑葚较甜；而红桑葚未熟，较酸。若发生在丰衣足食的社会里，如此行为不是什么稀奇事，但在大饥荒的环境下，蔡顺有这样的孝举可谓难能可贵。赤眉军听后十分感动，随即送给蔡顺三斗白米和一头牛。 《二十四孝》有诗赞颂道：“黑桑奉萱帏，饥啼泪满衣。赤眉知孝意，牛米赠君归。”
文/清箫 上回说到，四月十八日，清军兵临扬州城下。这座曾见证大明皇朝二百馀年繁华的古城，此时俨然成为一座孤城。史可法、刘肇基与何刚誓与扬州共存亡。 就在不到一天前，南明军与清军已在扬州城外交战。当时，明军应廷吉部在瓦窖铺扎营，何刚率领忠贯营兵赶来会合。不料中午突然冒出一队清兵，放冷箭偷袭应廷吉的家丁。明军大惊，随即操起三眼火枪还击。这队偷袭的清兵撤退后，又有一队清军攻打邵伯镇，被胡尚友、韩尚谅所率明军击退。 然而这两场小仗不足以扭转大局，扬州依然处于敌众我寡的被动境地。明方刘良佐等将领率部投降清朝，更助长了敌军的气焰。由于清军大炮尚未运到，考虑到尽可能将攻城损失最小化，清豫亲王多铎派人劝史可法投降，但他远远低估了史可法的坚定。 清军的说客来到扬州城下约降，史可法派兵从城墙上缒下，将劝降信和劝降人一并丢入河中。之后多铎一共寄来五、六封劝降信，史可法视而不见，也不拆启，全都丢进火中烧毁。 扬州（图：Adobe Stock） 当时史可法等守城将士面临的状况是：友军坐视不救，“外援且绝，饷亦不继”（《乙酉扬州城守纪略》），扬州内外笼罩在一片萧瑟肃杀的氛围中。能稍微给明军一丝安慰的或许只是一次小胜，据《青磷屑》记载，四月二十日清军驻扎在斑竹园，明军中一员骁将单骑劫营，夺马一匹、斩首一级。尽管只是杯水车薪，但勇气可嘉，因此史可法赏赐该骁将蟒纱一袭、白金百两。 内部的军心动摇使局面对扬州更加不利。四月二十一日，李栖凤、高岐凤率兵四千人进入扬州，看似救援，其实心怀鬼胎。二十二日，李、高二人想要投降，打算劫持史可法，进而将整座城池献给清军。史可法得知后，毅然正色说：“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青磷屑》）李栖凤和高岐凤见奸计难以实施，于是放弃劫持，带一部分明兵出城降清。此后，扬州的守备更为单薄，剩馀的将士在饥饿与绝望中度日如年。 （图：Adobe Stock） 临终托付 几乎所有人都已预感到扬州城的命运。史可法召部下史得威来见，二人不禁悲从中来，相持痛哭。史得威表示要与史可法同死，被当即拒绝。史可法说：“我为国而死，请你为我家而活。我母亲年迈，我无儿无女，希望你为我延续家业，照顾我的母亲。我不负国，也请你不要负我！” 史得威听后不敢答应，说：“我不敢辜负相国（史可法），但我出身于江南世族，和相国并非同宗，而且没得到父母同意，怎敢做相国的子嗣？” 史可法（图：公有领域） 此时，刘肇基在旁哭著劝道：“相国以后再也不能照顾他的亲人，如果你不听相国的话，就是严重辜负了相国啊！” 于是史得威含泪答应，下跪接受史可法遗令。之后史可法提笔写下遗书，分别致南明弘光皇帝、太夫人、夫人、伯叔父及兄弟，函封后，全都交给史得威。 托付之际，史可法嘱咐道：“我死后，请你将我埋葬在太祖高皇帝附近。如果不能，可葬在梅花岭。” 随后他又提笔写道：“可法受先帝恩，不能雪仇耻；受今上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恩，不能备孝养。遭时不造，有志未伸，一死以报国家，固其分也。独恨不从先帝于地下耳！”（《乙酉扬州城守纪略》） 城内的守将泪如雨下，城外的炮弹密如雨下。 （图：Adobe Stock） 壮士英勇捐躯 扬州生灵涂炭 四月二十四日，清军向扬州城墙开炮，每颗炮弹重达十斤四两，有的炮弹甚至飞落郡堂，满城百姓陷入惶恐之中。城墙多处损坏，堞已无法修复，明军只得运来大袋泥填补缺口。 当天夜里，二堵雉堞被红衣大炮轰塌，一小部分清兵攀墙而上。城上明军竭力抵抗，逐渐不支。 二十五日，清军攻势更加猛烈。史可法亲自登陴，指挥明军以大炮反击，两军炮声如雷，尸体堆积如山。尽管清兵损失数千人，但扬州城最终还是失守了。清军攻入扬州后，与明军展开激烈的巷战。 当时刘肇基守北门，指挥部下开炮抵抗，致使清兵死伤惨重。城破后，刘肇基带领四百壮士与敌巷战，斩杀清军数百人，直至己方全军覆没。 （图：Adobe Stock） 明军中有一位名叫马应魁的副将，每次作战都身披白甲，背上书有“尽忠报国”四字，在此次扬州巷战中也奋力杀敌，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据《小腆纪年》记载，扬州有一位参军吴尔埙也在壮烈殉国的名单中。早在扬州之战前，他南归拜见史可法，请缨从军。为表决心，吴尔埙挥刀砍断自己的一根手指，请朋友帮他寄回家中，并说：“他日我若战死沙场，请以断指代葬！”。 忠贯营的将领何刚也在扬州保卫战中奋力坚守。当眼见无力回天时，何刚决定宁死也绝不沦为清军俘虏，于是手持弓弦自缢而亡。（《青磷屑》曰：“刚以弓弦自经死。”《明史》云：“投井死。”） （图：Adobe Stock） 随著喊杀声由远而近，在一处安静的角落里，一位文官十分镇定，他便是知府任民育。任民育身穿绯衣，就像往日工作时那样端坐在官府堂上，泰然等候死亡的降临。清兵杀至府内时，只见任民育正襟危坐，毫无惧色，将其杀害。与此同时，任民育的家人全都跳井自尽，无一投降。 扬州城内丧命的不仅有大明将士，还有众多平民，令人痛惜！战前，郊外百姓相互扶携逃入城中，没能进城的人们稽首悲号，史可法怜爱这些父老乡亲，因此下令开门将他们全部接纳。然而城破后，这些平民依然没能逃脱魔掌，清军下令屠城。《乙酉扬州城守纪略》称屠杀持续七天；计六奇《明季南略》和幸存者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均记载屠杀持续十天，即“扬州十日”。 史可法就义 清兵攻入扬州后，史可法持刀正要自刭，参将许谨急冲上前阻止，喷出的血直溅许谨衣服上。史可法自尽未遂，又命令史得威动手，但史得威怎会忍心？他和许谨等数名将士一同拼命保护史可法，杀出一条血路，撤退至小东门。 许谨身中数十箭而死，其馀保护史可法的将士也都牺牲，惟有史得威幸存。清军密密麻麻，将史可法、史得威包围，史可法高喊道：“我史督师也！”清兵听后喜出望外，因为捉住的是南明最高文官，便将他押至多铎面前。 多铎敬称史可法“先生”，再度劝他投降：“之前写信再三拜请，未有回应。如今忠义既成，请先生为我收拾江南，我大清必将重用先生。” （图：Adobe Stock） 史可法断然拒绝，正色说道：“我乃天朝重臣，岂可苟且偷生，得罪万世！？我愿速死，到地下去见先帝。”随后多铎反复劝降，都未能动摇史可法的决心。 见史可法如此坚定，多铎说道：“既然你是忠臣，那就杀了你吧，以保全你的名节。” 史可法视死如归，当然不怕，只是心中尚牵挂百姓，于是向多铎提出不杀城民的请求：“城亡与亡，吾死岂有恨？但扬州既为尔有，当待以宽大。而死守者，我也。请无杀扬州人。”（《乙酉扬州城守纪略》） 然而多铎没有答应，随即命令左右将史可法处死。清兵非常残忍，由于攻城艰难，恨史可法入骨，将他的尸体分裂。可怜堂堂大明忠臣死无全尸，更可怜的是最后保全民众的遗愿也没能实现。 史得威后来得以生还，急忙为史可法收尸，但由于天热，尸体已不能辨识，只得大哭而去，将史可法衣冠葬于梅花岭。 二十年前，史可法的恩师左光斗离世，如梅花凋谢，化作春泥，生出新的梅花，史可法继承了左光斗的傲骨。如今史可法也去了，但无论多么严寒，梅花还将继续绽放，哪怕只有一朵、两朵。 （图：Adobe Stock） 南明众位抗清志士的路还将继续走下去，这一路上人越走越少，越往后，越可贵。 纵观史可法一生，他勤政爱民，忠心尽责，“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寝不解衣。”（《明史》卷274）在道德上，他近乎完人，倘若生在太平盛世，一定是个完美的清官。然而生不逢时，明朝北廷灭亡后，复明重任便落在他肩上，而不仅仅是做一个地方官。命运猝不及防地交给他于谦的使命，他却未能如于谦般力挽狂澜，其中有环境的局限，也有他个人能力的局限。谈迁在拜谒梅花岭史可法衣冠冢时惋惜道：“岂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北游录》）但评价历史人物应看其主要方面，不宜以事后诸葛亮角度苛责。史可法的气节长期激励著反清复明的英雄们，其事迹令无数后人感动落泪。 （图：Adobe Stock） 史可法死后，降清的前明朝重臣洪承畴被派遣至南京时，有反清志士在乌龙潭写下一副对联： “史册流芳，虽未灭奴犹可法；洪恩浩荡，未能报国反成仇。” 不屈而死，总好过倒戈而生。 南京沦陷 史可法就义及扬州沦陷的消息传至南京后，弘光朝廷陷入一片恐慌。回顾中国历史，但凡丢失扬州和荆州，南京或早或晚都难逃一劫。南明弘光政权也不例外。 1645年五月十五日，清军多铎部攻至南京城外，钱谦益、赵之龙等南明高官公侯开门迎接，南京从此易主。五月十七日，多铎驱逐了南京一部分汉人，空出的地方给满清将士驻扎。不久后，弘光帝被俘，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宣告覆灭。 不过，江南明朝残馀势力与清朝的战争远未结束，还有许多英雄在史书上留下可歌可泣的事迹。欲知后事，请见下回。
文/清箫 （接上期）母亲节将至，笔者精选中国历史上12对母子间的感人故事。这些孝子中有帝王将相，亦有平民百姓；有日夜陪伴的点点滴滴，亦有天人永隔的真情流露。 闵损单衣顺母 闵损是春秋时鲁国人，孔子的弟子， 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以孝闻名青史，被尊称为闵子。《二十四孝》记载了他“单衣顺母”的感人故事，和舜的故事相似，二人皆能忍常人难忍之事。 闵损早年生母去世，父亲娶了一位后妈，又生了两个儿子。继母偏心，待两个弟弟很好，冬天给他们穿棉衣御寒，却故意虐待闵损，只给他穿芦花做成的衣服，美其名曰“棉衣”。闵损每逢天寒时就会受冻，但从不向父母抱怨。 一日，父亲叫闵损驾马车，闵损因为衣服太薄，身体感到不适乏力，难以驭车。父亲不知缘故，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他一顿：“你这孩子太没出息！已经穿这么厚还觉得冷。再看你弟弟，衣服比你薄，也不像你冷成这个样子！”并挥起鞭子抽打闵损。 闵损的衣服被抽破后，父亲惊讶地发现里面掉出来的不是棉花，而是芦花。再一摸弟弟的衣服，是厚实的真棉衣。父亲此时恍然大悟，原来继母给大儿子穿假棉衣。 （图：Adobe Stock） 父亲一怒之下要休妻，闵损却以德报怨，跪下求父亲原谅继母，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意思是“如果留下继母，只有我自己受冻；如果赶走继母，两个弟弟和我都要承受失去母亲的孤单。”因此父亲不再驱逐继母。 继母听到闵损的求情后羞愧动容，从此改过自新。 老莱子彩衣娱亲 人年轻时孝敬父母较易，而坚持到老则难能可贵。老莱子七十岁时父母尚健在，他为使父母笑口常开，可谓细致入微。有一次他特意制作一套五彩斑斓的衣服，穿上后在父母面前像儿童般戏耍跳舞，逗父母开心。老莱子还时常在父母身边逗家里的鶵鸟，鸟儿发出的悦耳叫声使父母心情更加舒畅。 做爸妈的无论多老，总挂念著孩子的安危，而子女的孝心也体现在尽量不让父母担忧。老莱子某天为父母取浆，不小心跌倒在地，他不想令父母担忧，所以装作故意摔倒的样子，模仿婴儿啼哭声，还在地上打起滚来，给人感觉很轻松搞笑。他的父母看到这般场景，以为老莱子是故意跌倒的，便笑著对他说：“莱子真好玩呀，行啦，快起来吧。”然而老莱子在地上“表演”了好一会儿还不爬起，或许当时摔得真疼，他却可以在第一时间想到不让父母难过。老莱子的将心比心真可谓浸透生活中每一处细节。 （图：Adobe Stock） 后世有诗赞他：“戏舞学骄痴，春风动彩衣。双亲开口笑，喜气满庭帏。” 老莱子不仅以孝闻名，也是一位高尚的隐士，是春秋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史记》记载：“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夏完淳狱中上母书 上文讲到的老莱子及其父母皆长寿，年过古稀依然能陪在双亲身边，可谓幸运至极。然而人间最不幸的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儿子原本想孝敬寡母一生，却身死他乡，临终也不能见母亲最后一面。如此悲痛的事，便发生在少年英雄夏完淳身上。 夏完淳生于明末乱世，他幸有一位严父夏允彝、两位慈母盛氏和陆氏，以及多位良师陈子龙、张溥等，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嫡母盛氏对夏完淳照顾十分细心，尽管不是亲生，仍非常疼爱。她每天给孩子精心烹饪，送上可口美食，也保持每天早晨严格监督夏完淳学习，为他讲解诗书。从白天照顾到晚上，盛氏不辞辛劳，直至看到夏完淳进入甜美梦乡，才起身悄悄离开。盛氏通情达理，总是默默地留足隐私空间让夏完淳和生母陆氏单独相处。 （图：Adobe Stock） 童年的夏完淳不负父母之望，读书刻苦，聪明伶俐，堪称神童。江南的夏季很热，盛氏有时不忍心看孩子一直读书，便催促他下水游泳，劳逸结合。但夏完淳不喜欢玩，往往短暂玩一会儿后就跑回来继续学习。盛氏还想叫他多玩会儿，夏允彝却在一旁笑道：“别管他啦，他想看书就让他去看吧。” 夏完淳六岁时就能挥笔写出好文章，明是非，知忠孝，父亲的好友们都不把他当娃娃看，非常认真地称其为“小友”。这样一个懂事博学的孩子，假若上天给他几十年生命，必能做一番名垂青史的大事业。 悲剧是，他的人生只有17年；然而，他成功用这短短17年做到了名垂青史。 明朝灭亡后，年仅15岁的夏完淳随父从军抗清。可惜夏允彝兵败，自杀殉国。夏完淳含泪牢记父亲遗志，继续投身战事，力图救国。1647年，他被清军逮捕，宁死不降。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夏完淳在狱中挥泪写下致两位慈母的遗书——《狱中上母书》。 夏允彝与夏完淳（图：公有领域） 回想国恨父仇未报，再想二母未来无依无靠，母子天人永隔，再无法报谢大恩，怎不肝胆欲裂？他在信中哀叹：“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报母矣。痛自严君见背，两易春秋。冤酷日深，艰辛历尽。本图复见天日，以报大仇，恤死荣生，告成黄土。奈天不佑我，钟虐先朝。一旅才兴，便成齑粉。去年之举，淳已自分必死，谁知不死，死于今日也！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养无一日焉。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淳今日又溘然先从九京，不孝之罪，上通于天。” “呜呼！双慈在堂，下有妹女，门祚衰薄，终鲜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为生？虽然，已矣。淳之身，父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但慈君推干就湿，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大恩未酬，令人痛绝。慈君托之义融女兄，生母托之昭南女弟。淳死之后，新妇遗腹得雄，便以为家门之幸；如其不然，万勿置后。会稽大望，至今而零极矣。节义文章，如我父子者几人哉？立一不肖后如西铭先生，为人所诟笑，何如不立之为愈耶？呜呼！大造茫茫，总归无后，有一日中兴再造，则庙食千秋，岂止麦饭豚蹄，不为馁鬼而已哉？若有妄言立后者，淳且与先文忠在冥冥诛殛顽嚚，决不肯舍！” （图：Adobe Stock） “兵戈天地，淳死后，乱且未有定期。双慈善保玉体，无以淳为念。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勿悲勿悲！相托之言，慎勿相负。武功甥将来大器，家事尽以委之。寒食盂兰，一杯清酒，一盏寒灯，不至作若敖之鬼，则吾愿毕矣。新妇结缡二年，贤孝素著，武功甥好为我善待之。亦武功渭阳情也。” “语无伦次，将死言善。痛哉痛哉！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大道本无生，视身若敝屣。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恶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 1647年九月，夏完淳在南京西市受刑，英勇就义。他的一生，连同对母亲无尽的牵挂，永远定格在17岁。虽言不孝，却是大孝；虽言有憾，却也无愧，这位顶天立地的好男儿终究没有辜负父母的培育。 （图：Adobe Stock） 王祥卧冰求鲤 王祥是魏晋名臣，获封公侯，官至司空、太尉，与司马孚等并称“八公”。《晋书》记载他“性至孝”，卧冰求鲤之举感天动地，“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他的继母朱氏喜欢吃鲜鱼，但天寒地冻，江河都结了冰，实在太难捕鱼，怎么办呢？王祥不畏严寒，脱掉衣服卧在冰面上，使冰加快融化。功夫不负有心人，冰融化后跳出两条鲤鱼，他便将鱼带回家孝敬母亲。 正史中还记有一段王祥孝心引发神迹的传说：“母又思黄雀灸，复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幕，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焉。”母亲想吃烧黄雀，但捕捉黄雀谈何容易？王祥正在想办法，忽然户外飞进来几十只黄雀，仿佛上天将其送上门来，令人称奇。 王祥（图：公有领域） 他们家有棵红沙果树结了果，继母叫王祥看守果树，王祥非常认真地照做。每逢有大风大雨摧残果树，王祥都抱著树哭泣，为不能使母亲满意而悲痛。 父母有病时，王祥日夜守候，衣不解带，喂汤药前必先亲尝。朱氏曾屡次在父亲面前说王祥的坏话，导致父亲越来越讨厌他，常使唤他打扫牛圈，但始终未动摇王祥的孝心，其态度反而更加恭谨。 《晋书》以“笃”、“纯”二字形容他孝的程度，《二十四孝》赞颂说：“继母人间有，王祥天下无。至今河上水，留得卧冰模。” （未完待续）
文/清箫 “百善孝为先”是我们每个人耳熟能详的名言。无论古今，衡量一个人品行如何，从是否有孝心这一点就能窥大，若待自己的父母不好，怎会对别人好？相反，孝敬父母的人往往推己及人，值得信赖。《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孝道面前不分贵贱，在古代，孝是君主的基本标准之一，帝王孝顺父母，以身作则，才能教化百姓，臣民也会更加信任他。 母亲节将至，笔者精选中国历史上12对母子间的感人故事。这些孝子中有帝王将相，亦有平民百姓；有日夜陪伴的点点滴滴，亦有天人永隔的真情流露。 （图：Adobe Stock） 虞舜感化家人 大多数儿女都能善待慈母慈父，但若父母不慈，仍能坚守孝道，则相当可贵。舜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孝子。 《尚书》记载：“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舜的父亲是盲人，愚顽不明事理。他母亲去世后，父亲娶了一个后妻，性格暴虐。这继母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象，长大后也凶狠无礼。 盲父、继母和象三人心怀不轨，时常想杀害舜。而舜只是躲避，从不怨恨生父与继母，坚持孝道，久而久之竟感化了一家人。 当时的帝王是尧，他有次问哪位贤德之士能继承帝位，大臣向他举荐舜，说舜善于和父母兄弟相处。尧于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经过观察，发现舜也能以德感染妻子。尧之后便将帝位禅让给舜。 张居正《帝鉴图说》对此评道：“自古圣贤，皆以孝行为本，然父母慈爱而子孝顺，尚不为难。独舜父母不慈，而终能感化，所以当时以为难能，而万世称为大孝也。” 舜（图：公有领域） 汉文帝亲尝汤药 汉文帝的孝在历代皇帝中是最突出的，他待母亲薄太后堪称毫无懈怠。 薄太后有一次生病长达三年，汉文帝亲自照料，《二十四孝》称他“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亲尝弗进”，每次喂母亲汤药都亲口尝过后才放心给母亲服用。 后来有诗赞颂汉文帝：“仁孝闻天下，巍巍冠百王。母后三载玻，汤药必先尝。” 汉文帝（图：公有领域） 海瑞与贤母谢氏 说到明朝最著名的清官，当属“海青天”海瑞。他一生不畏权贵，上级来访学堂，唯独他不跪；胡公子横行霸道，他将这个纨绔子弟狠狠惩治一顿。其最大胆的行为莫过于上疏骂嘉靖皇帝，至今传为佳话。 这样一位刚正不阿的清官身后，离不开贤母谢氏的谆谆教诲。海瑞的父亲去世早，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生活贫寒。谢氏平日做针裁活养家，非常辛苦，但绝不苦孩子的教育，省吃俭用的钱都用来请良师辅导海瑞。 （图：Adobe Stock） 谢氏正直刚强，不仅严以律己，对孩子的家教也极为严格，自幼要求他一言一行都按照圣人的标准。海瑞年少时，某日嬉皮笑脸地跑到谢氏面前，不料谢氏当即严厉地教诲道：圣人会像这样戏谑吗？！从此海瑞对自己的一举一动要求更加严格。 海瑞做官后生活依然勤俭节约，极为清廉，因此闻名官场。据《明史》，他平时“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穿布袍，只吃糙米和仆人种的蔬菜。海瑞始终孝顺母亲，尽管自己寒酸，对母亲却毫不吝啬。为谢氏祝寿时他破天荒般买了二斤肉，一时竟成为官场“重大新闻”，一向不苟言笑的胡宗宪也对海瑞买肉感到惊讶，和其他官员津津乐道地聊起此事。这二斤肉，在贪官权贵眼中和清官海瑞心中的重量，可谓大相径庭。 然而有一天，孝子海瑞走到了人生最重大的十字路口，预感到自己再不能继续赡养母亲，心中十分愧疚，因为他在路口处做出的决定，注定自己将与母亲生离死别。 （图：Adobe Stock） 海瑞到北京担任户部主事后，十分忧心国事。眼看庙堂之上，嘉靖帝长期怠政，深居西苑；而底层社会民不聊生。自杨最、杨爵因言获罪后，再没人敢直言进谏。于是海瑞决心冒生命危险上疏批评嘉靖，挥笔写下《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尽数嘉靖在位多年来种种弊病，并讽刺说，在他的统治下“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海瑞提前为自己买了一口棺材，找到好友王弘诲，掏出平生省吃俭用攒下的微薄积蓄，将老母妻儿托付王弘诲照顾，并与家人诀别，视死如归地向朝廷递上这份即将引来杀身之祸的奏疏。 （图：Adobe Stock） 以嘉靖睚眦必报的脾气，看完海瑞的奏疏后自然龙颜大怒。他当即将奏疏摔在地上，大喊道：“快逮住他，别让他跑了！”但得知海瑞早已买好棺材时，嘉靖沉默了片刻，待冷静后，他又捡起地上的奏疏看，一天反复阅读多次，感慨道：“此人可比比干，但朕不做商纣王。” 尽管嘉靖下令将海瑞关进诏狱，却一直没有杀他。仿佛上天有意帮助海瑞，不久后嘉靖病死，海瑞得以出狱。上疏骂嘉靖一事从此名扬天下，海瑞成为天下人心中的英雄。 海瑞的忠孝、爱民、傲骨、自律和清风，正来自于早年母亲严格的家教，如他本人所说：“尽母氏谆谆开我力也”（《与琼乡诸先生书》）。 （未完待续）
文/清箫 1644年十二月，一个名叫穆虎的男子自北方南下。他是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仆人，当时家主不在他身边。意想中，只要够低调，他这一路上应该不会碰到什么惊动全国的大人物，尽管北方兵荒马乱，清军与大顺军打得如火如荼，但满清暂未将矛头指向南明，所以越往南走越安全。 然而，大事还是被他碰上了。 南下途中，穆虎偶然遇到一位少年，此后两人结伴而行。傍晚歇脚时，该少年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脱掉了身上的外衣。穆虎定睛一瞧，大吃一惊，这少年衣服上竟织有龙纹！ （图：Adobe Stock） 此时距明朝北廷灭亡已有九个月。衣有龙纹，流落民间，不禁让人浮想联翩。穆虎急询问少年身份，他起初答道自己是大明某王子，但之后又改口说，自己其实是崇祯皇帝的太子！ 无论是真是假，这都是不得了的大事。穆虎于是带他到南京找高梦箕辨认。高梦箕也没见过太子，只能透过其他途径识别。该少年在南京望见明孝陵时，伏地放声大哭，尽管如此，其身份依然可疑。因此高梦箕将他留下详谈。 （图：Adobe Stock） 二人说话间，每聊到先帝崇祯，该少年都哭号不止。高梦箕问他：“闯贼（李自成）攻进宫内时，是怎么称呼你的？”该少年顿时涕泪交下，说李自成羞辱他。对于宫中之事，他也能娓娓道来。 高梦箕逐渐相信他是太子，但依然没有充足的证据，不敢贸然，便将这少年悄悄藏在杭州宅内。不料，该少年到达杭州后相当高调，“每酣饮则狂呼，间大言阔步”（李清《三垣笔记》）。民间一时对此议论纷纷。高梦箕非常害怕，于1645年正月上疏将此事告知南明朝廷。 弘光皇帝得知后，急派内臣追回该少年，并命令府部大小九卿科道、昔日东宫讲官前去验证。三月二日，弘光帝面谕群臣，说：“有一稚子言是先帝东宫，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当扶养优恤，不令失所。”（王铎《拟山园选集》卷十一） 王铎曾担任崇祯太子朱慈烺的教官，自然熟知太子面貌，真假一见便知。看到该少年时，王铎立即断定是假冒太子。他说，先帝太子大眼方额，昂首厚背，走路端庄，立度肃穆，和这少年截然不同。 此外，讲官刘正宗、李景濂说：“太子眉长于目。”（《三垣笔记》）又据西宫袁妃描述，太子有虎牙且脚下有痣。再验看该少年，没有一个特征符合。 据明末儒学大师黄道周记载，当时关于该少年假冒太子一事，弘光朝廷各官员没有异议，“诸讲官侍从谂视，无一似东朝者”（《兴元纪略》）。 （图：Adobe Stock） 既已被拆穿，该少年跪地大哭，承认之前撒谎，称自己真名叫王之明，被人玩弄，有人诱导他如此行骗。 这小孩原是个顽童，是前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孙，难怪了解许多宫中之事。那么，到底是谁在幕后指使王之明假冒太子呢？尽管当时天下大乱，南明只占据半壁江山，但这样做依然有杀头的风险啊。 有一些史料称，王之明假冒太子其实是穆虎自导自演的骗局。据黄道周《兴元纪略》的记载，王之明因途穷而依附穆虎，想逃到南方苟活，穆虎认为该少年身上有利可图，所以撒谎。此外，应廷吉《青磷屑》也记载，高梦箕的仆人明知该少年不是太子，但故意设计，唆使该少年冒称太子，之后向高梦箕谎报。另据《三垣笔记》记载：“跽地乞怜，自云王昺孙之明，非太子，为穆虎所教”。 真相果真如此吗？对弘光皇帝而言，谁是主谋已不是最重要的事，眼下最棘手的是舆论风浪，对外越说是假太子，越显得可疑。对弘光帝不满的文武官员和百姓议论纷纷，一时闹得不可开交。弘光帝不敢杀这个假太子，因为一旦处决，外界一定会质疑他灭口。 笔者在第二回讲到，弘光继承皇位本身就充满争议，他是被马士英和四镇黄袍加身的。很多人主张迎立潞王，反对福王（弘光）继统，而且史可法等南京高层后来决定要迎接桂王。假如太子朱慈烺就在南京，皇位自然轮不到弘光、潞王、桂王，诸文臣也不会争来吵去。伪太子案的出现再度将继统问题推到风口浪尖，矛盾再度激化。 围绕弘光的继统问题，几乎同一时间还发生了两起大案——大悲案、童妃案。三起案件合称南渡三案，看似互不相关，实则有共同的政治背景。 朱由崧（图：公有领域） 伪太子案引发的轩然大波不仅包括流言蜚语，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影响——成为左良玉叛变的借口。 左良玉掀起内战 袁继咸求死不成 崇祯皇帝在位时，左良玉已近乎独立军阀，但至少名义上服从崇祯。崇祯死后，左良玉更加肆无忌惮，他麾下的军队势力强大，又处在武昌战略重地，位于南京上游，如果他忠于南明，将是保护半壁江山的重要屏障。《明史》记载，左良玉“兵八十万，号百万，前五营为亲军，后五营为降军。每春秋肄兵武昌诸山，一山帜一色，山谷为满”，可见其雄师规模。值得一提的是，左良玉虽跋扈，但颇擅长打仗，有智谋。 然而他从弘光继位之初起就对这个新朝廷不满，勉强表示拥戴，尤其得知弘光宠信马士英后，更加不快。虽然马士英不是什么好官，但左良玉的动机也不是为公。 1644年六月十八日，监军御史黄澍痛斥马士英。返回湖广后，黄澍仍忿忿不平，敦促左良玉“清君侧”，此时左良玉尚在犹豫，没有答应。但不久后，“有北来太子事，澍借此激众以报己怨，召三十六营大将与之盟。良玉反意乃决，传檄讨马士英”（《明史》卷273）。可见左良玉反叛前，黄澍煽风和伪太子案是两个重要导火索。 1645年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率军顺长江东征，战船列队长达二百馀里。但他此时已患有疾病，且不久后病情加剧。到达九江时，他邀总督袁继咸上船，从袖中取出所谓“太子密谕”，逼袁继咸加盟。 （图：Adobe Stock） 袁继咸当即义正辞严地拒绝，说：“先帝旧德不可忘记，圣上新恩不可辜负！”并向诸将领下拜请求停战，为百姓著想。随后，左良玉依然试图蛊惑袁继咸。 袁继咸返回九江城后，叮嘱部下务必坚守，绝不许左军进城。但他麾下一部将已经叛变，趁夜放火烧城。眼看左军攻进城中，袁继咸悲痛不已，正要自尽，却被左良玉部将劫上船。袁继咸决心一死，跳入江中，被左军捞起，之后再跳，又不成。 左良玉继续劝他加入“清君侧”的队伍，协助调兵。无奈之下，袁继咸不再自尽，和左军达成沿途严禁杀掠平民的约定。 就在此时又发生一起意外：四月初四，左良玉突然病死于船中。其子左梦庚代替管事，诸将领秘不发丧，继续拘禁袁继咸并向南京进军。 南明内外受敌 史公八拜痛哭 南京朝廷接到左良玉叛变的情报后，登时陷入恐慌，此时南明正遭受左军和清军两面夹击，既要抵御外敌又要应付内战，十分被动。清军由于已经击败李自成大顺军，所以现在有足够精力攻打南明，四月初五清军多铎部自归德府南下，势如破竹，四月十三日就渡过了淮河。 面对如此危急的局势，刑部侍郎姚思孝向弘光帝建议，左军不是最主要的敌人，所以应该将重心放在江北，对抗清军，不可调走江北兵马。弘光帝也表示赞同。但这时马士英勃然大怒，跳出来指著姚思孝的鼻子痛骂。 按理说姚思孝的建议是相当明智的，马士英为何如此恼怒呢？因为左军所谓“清君侧”就是奔马士英人头来的，他认为跟清军还有议和的选项，但若左军杀来，自己必死无疑。国危之际，马士英罔顾大局，怂恿弘光帝命令史可法调兵过江。 史可法奉命过江，突然前线来报，黄得功已击败左军，所以没必要再抽调兵马。史可法请求入见弘光帝，希望说明现在国家的主要威胁来自清军，万万不可从江北调走大量兵力。然而马士英利欲熏心，又怂恿弘光帝下旨拒绝召见史可法。 史可法（图：公有领域） 怀著失望悲痛的心情，史可法登上燕子矶，向南跪地八拜，放声恸哭。 南京的未来仿佛笼罩于无尽乌云之下，不愿预见，也不敢预见。 左梦庚降清 袁继咸就义 此前左良玉还在世时，眼看大顺军逃到湖北襄阳一带，进入自己的范围，他既不守武昌城，也不敢迎战大顺，却也不投降大顺，而是向东对自己人开刀。儿子左梦庚不单继承父业，也继承父胆，反叛南明时大军气势汹汹，看到清军南下时又不敢对抗，干脆向清朝英亲王阿济格投降。之前怂恿左良玉叛变的黄澍也降了清。 与此同时，袁继咸作为左军船中“囚徒”，被裹挟进入清军营中。袁继咸誓死不降，执意效文天祥从容就义，提笔写道：“臣在坎困中，不能申包生之义，惟有矢文山之节，以一死报二祖列宗，且不敢负所学也！”（《六柳堂遗集》） 袁继咸原本不愿见清军头领，后来被强押到英亲王阿济格面前，但坚持长揖不拜。 阿济格再三劝他归降，并许诺继续让他做九江总督，可保前程似锦。袁继咸断然拒绝，最终英勇殉节。 （图：Adobe Stock） 扬州告急 南明弘光政权许多兵将要么死于内乱，要么望风而降。早在1645年正月就发生过一件荒唐事，镇守睢州的总兵许定国暗中勾结满清，大摆宴席引诱高杰进城，趁夜将其杀害。高杰的部下为报仇和睢州军队展开厮杀，一片混乱，许定国直接渡河降清。黄得功见高杰已死，还想将高杰兵马占为己有。史可法闻讯后大失所望，尚未平贼雪耻，内乱先死一波，还要耗大量精力稳定军心。三月，左良玉叛变又雪上加霜。如此怎抵挡得了清军南下？ 四月清军南侵途中，明军或望风投降，或战败身死。据《青磷屑》与戴名世《乙酉扬州城守纪略》，四月十一日史可法赶到天长，准备调兵援救盱眙，而且自己“单骑当先，不避风雨”。忽然听闻盱眙、泗州均沦陷，局势万分危急。于是史可法在短短一日夜内冒雨火速奔到扬州，甚至顾不上吃饭。 （图：Adobe Stock） 扬州城内人心惶惶，有人谣传许定国率大军将至，要歼灭原高杰部下。四月十四日，原高营兵斩关夺门逃出，牲畜舟楫全被抢空。 史可法下令各镇速来救援，然而各镇皆作壁上观。但相对欣慰的是，刘肇基与何刚带一部分明军进城，愿与史可法共守扬州。 四月十八日，清军兵临扬州城下。这座曾见证大明皇朝二百馀年繁华的古城，此时俨然成为一座孤城。史可法、刘肇基与何刚誓与扬州共存亡。 请见下回：忠胆流芳梅花岭，英雄就义扬州城。
文/清箫 上期讲到，1903年《苏报》推介的两部著作最令清朝政府恐惧，一是邹容的《革命军》，另一部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前文介绍了《革命军》，本文带诸位走近《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太炎为何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起因是康有为于1902年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坚称中国要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宜保皇而不宜革命。章太炎则认为不应对清朝抱有幻想，于是针锋相对地写公开信驳康有为的观点。 全文很长，笔者在此挑选几处关键点。 驳立宪避免流血论： 康有为认为革命必会导致流血，“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考虑到中国人口多，土地广，各怀私心，届时必将大乱，“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复见于今日”。 章太炎对此驳斥说：“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邪？”并举例称，英国、奥地利、德国、义大利也是在经过数起民变后才获得自由议政；日本虽然维新成功，看似“徒以口舌成之”，但此前发生过倒幕战争，如果没有血战的铺垫，立宪就不能实现。 章太炎又称，如果按康有为的设想，“以君权变法，则欧美之政术器蓺可数年而尽举之”，根本就不是真立宪，而依然是君权专制。 文中有一句比喻很形象，即民主革命对中国而言“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章太炎（图：公有领域） 革命比立宪易： 章太炎表示，革命比立宪容易，因为“立宪之举，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万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则不独专恃万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立宪有二难，而革命独有一难”。 驳光绪可信论： 章太炎驳斥了康有为认为光绪皇帝英明的观点，表示“事之成否，不独视其志愿，亦视其才略何如”，虽然光绪受慈禧太后和朝中势力制约，锐意变法却被架空，但遥想秦始皇“取太后、嫪毐、不韦而踣覆之”，当年嬴政能摆脱控制，为何光绪做不到？章太炎特意提到，八国联军侵华之际，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逃，这是光绪帝摆脱控制的好机会，然而事实是“已脱幽居之轭，尚不能转移俄顷，以一身逃窜于南方，与太后分地而处”，因此章太炎认为，这说明光绪帝不过是汉献帝、唐昭宗之流，孱弱寡断。 章太炎还比喻说：“载湉亟言立宪，而长素信其必能立宪；然则今有一人执长素而告之曰‘我当酿四大海水以为酒’，长素亦信其必能酿四大海水以为酒乎？”认为不应轻易相信光绪帝的话。立宪一方面需要光绪帝的解脱和能力，另一方面，章太炎认为人心叵测，康有为“虽与载湉久处，然而人心之不相知，犹挃一体而他体不知其痛也。” 光绪皇帝（图：公有领域） 驳维护满清统治论： 康有为称，清朝“入关二百馀年，合为一国，团为一体”，满汉已成为一家人，差别已变得很小，“所谓满、汉者，不过如土籍、客籍”。在对待剃发改制的态度方面，康有为认为：“若衣服辫发，则汉人化而同之，虽复改为宋、明之服，反觉其不安”。 章太炎反驳说，清朝初年强制剃发、留辫、改服，中原200多年来已经习以为常，不代表这样做是对的，就像“禹入裸国，被发文身，墨子入楚，锦衣吹笙，非乐而为此也”。 多尔衮六大弊政包含薙发、易服（图：公有领域） 章太炎还称，欧美和日本都以己族为主，“日本定法，夙有蕃别，欧美近制，亦许归化。此皆以己族为主人，而使彼妥吾统治，故一切可无异视。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在他看来，清朝尊孔子、奉儒家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目的是巩固统治，令汉人以为文化受到尊重。 章太炎并提及扬州十日清军屠杀的罪行以及文字狱对人的毒害，尽管清朝近乎废除明朝廷杖，看似改善，但“诗案史祸，较诸廷杖，毒螫百倍”，诸如“名世之狱、嗣庭之狱、景祺之狱、周华之狱、中藻之狱、锡矦之狱，务以摧折汉人，使之噤不发语。虽李绂、孙嘉淦之无过，犹一切被赭贯木以挫辱之。”之后提到，康有为1898年亲身经历过戊戌变法夭折，言外之意是应该明白清政府本质上不会支持立宪。 最后章太炎提醒康有为不应排斥推翻清朝这一选项，对他抱有英雄惜英雄之意，希望他“跃然祗悔，奋厉朝气，内量资望，外审时势”。 康有为（图：公有领域） 章太炎这封公开信影响力很大。客观讲，康有为的观点也有一定道理。清朝有弊政，却也并非糟糕透顶；光绪帝假若摆脱控制，或许能有大作为。然而政权已然腐朽，时代已变，当时情况下再维护便是逆天逆民了。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为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建立起到理论上的推动作用。后来章太炎和孙中山、黄兴并称为“辛亥三杰”，即是对章太炎启蒙思想意义的认可。
文/清箫 1903年，上海一家小报社刊登的内容令清朝政府气急败坏。文中直呼光绪皇帝载湉的大名，写道“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在清廷看来最为扎眼，视其为辱骂皇上的大逆之言。其馀文字也句句充满反清与革命色彩。于是清廷在密电中催促官员：抓，一定要抓！ 这家报社名叫“苏报”，最初在上海新闻界并不起眼，但自1900年起面貌一新；1903年，《苏报》聘章士钊为主编，以及章太炎、蔡元培等撰稿人，内容骤变犀利，一时震动中外。 该报推介的两部著作最令清政府恐惧，一是邹容的《革命军》，另一部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上述“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八字即出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两书不过是两本小册子，却有划时代的意义。《苏报》将《革命军》誉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还有人将《革命军》比作中国的“人权宣言”。 当时《苏报》位于上海租界内，清政府不便直接动手，需要求助于西方，于是走法律流程控诉报馆人员，并要求美国人关闭该报馆，希望租界当局交出这几个“反贼”。倘若这几位执笔人被引渡，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因为依照《大清律例》，“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苏报案”就此拉开序幕，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法庭上打响。 （图：modernhistory.org） 开庭后，代表清政府的律师古柏控告《苏报》“污蔑政府朝廷”及“大逆不道”罪，被告人为章太炎、邹容、钱允生、程吉甫、龙积之、陈范六人。 章太炎精通文字学，自然不会轻易妥协。他辩护道，把光绪皇帝称为“小丑”不算是辱骂，因为“丑”有“类”的意思，所谓“载湉小丑”意为“载湉这个年轻人”。 由于该案由外国人主要操作，而且按照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这六名被告不会被重判，清政府便打起引渡的主意。但外方对中国司法不信任，因此引渡化为泡影。 不过清政府不甘放弃，于是寻找另一个突破口，即指控章太炎、邹容“登报著书，扰乱人心”，希望能找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危害中国社会的证据，却依然行不通，而且意想不到的是证词趋于对被告人有利。 案件处理期间，主审官中途换为上海县令汪瑶庭。汪瑶庭急于重判，单方面宣布章太炎、邹容被判永久监禁，激起英国副领事的抗议。之后外方驳回了汪瑶庭的判决书。 章太炎（图：公有领域） 当时全球许多媒体都在关注此案，上海租界当局和外国大使面临来自清廷和外国舆论两边的压力，一方面他们和清廷有长期利益关系，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言论自由的价值观。租界的西洋诸国及日本大使专为此案开会，讨论是否要对章太炎、邹容定罪；若定罪，又该如何判。中外双方交涉长达数月，1904年5月21日最终宣判，清政府放弃重判要求，但外方也支持定罪，结果是：邹容监禁二年，章太炎监禁三年，罚作苦工；钱允生、程吉甫、龙积之释放。 总的来说，外国在苏报案中的作用有功有过，至少避免了引渡的后果，但逮捕与判刑实在不是舆论所乐见。自苏报案起，中国革命党人名声传遍世界，比孙中山伦敦蒙难的影响更大。此案让全世界都看到章太炎、邹容的言论，外国民众为二人因言获罪抱不平。 清政府的打压收到了反效果，《革命军》一时成为畅销书，销售多达110万册，价格高达每本20多两银子。20两不是小数目，要知道，清朝维持生活的开销为平均每人每年5两银子。官方越想禁，民众越好奇，舆论影响越广，最终吃苦果的是政府自身。 狱中，章太炎与邹容相互砥砺。章太炎吟诗赠邹容：“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宜掺手，乾坤只两头。”赞扬邹容废寝忘食的反清救国精神，并表示一定要并肩撑住。邹容随后和道：“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邹容（图：公有领域） 可惜邹容没能撑到出狱，因饱受折磨而生病，于1905年逝世，年仅20岁。其死因至今仍是谜，疑似遭人下毒。章太炎在《邹容传》中称：“往抚其尸，目不瞑。内外哗言，西医受贿，下毒药杀之，疑不能明。”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以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邹容。 《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相当于辛亥革命前的号角，以文字形式敲响了清朝的丧钟。 《革命军》简介与评价 《革命军》的宗旨、内容和特点是什么呢？为何在当时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 在此引用《苏报》对它的评价：“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孙中山说，《革命军》“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者大。” 全书可分为章太炎所作序、邹容自序和七大章九个部分，浅显易懂，热血澎湃，虽然有不成熟之处，但列出了简单而较完整的民主共和国纲领。书中说：“谨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约为数事”。其中笔者以为最关键的几点是： “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 “区分省分，于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人为副总统，各府州县，又举议员若干。” “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 “定名中华共和国。”“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自由独立国中，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利与各大国平等。” “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定。” 可见邹容在思想上确实为中华民国建立做了良好的铺垫。 （图：Flickr） 章太炎为《革命军》作序 邹容该书的文字适合大众阅读，但他担心缺乏文采，受读者诟病。所以写完该书后，他特意请章太炎修饰。章太炎看后认为无需修饰，保留这般直率、豪放、通俗的文字，才能广为流传。 于是章太炎由邹容对“不文”的担忧谈起，作了一篇精彩的序，为《革命军》的通俗直率辩护。 该序开篇写道：“蜀邹容为《革命军》，方二万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然得无恶其不文耶？’余曰：‘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故仇敌之空言，足以堕吾实事。’”章太炎认为，仇敌的空言足以破坏实事。 其后讲到满清窃国二百六十年，施行文字狱打压汉人，反清的骨气逐渐消淡。原文写道：“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持正义以振聋俗，自尔遂寂泊无所闻。” 吕留良（图：《清代学者像传》） 吕留良、曾静都是反清志士。吕留良是明末清初文人，明亡后不愿入仕，削发为僧。他去世后，其崇拜者曾静传播抗清思想，游说将领谋反，被告发后入狱并被杀害。此事牵连吕留良的学生，吕留良因此遭开棺戮尸，著作也遭焚毁。齐周华是文字狱的受害者，他撰文称赞吕留良，并指出清廷焚毁其著作不妥，却因此入狱并遭受酷刑。乾隆年间出狱后，齐周华仍不放弃，递交《为吕留良等独抒己见奏稿》，后遭凌迟处死。章太炎称，自乾隆以前还有这些勇士“持正义以振聋俗”，然而“自尔遂寂泊无所闻”。 章太炎随后写道：“吾观洪氏之举义师，起而与为敌者 ，曾、李则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人策使，顾勿问其韪非枉直，斯固无足论者。乃如罗、彭、邵、刘之伦，皆笃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闽而金溪、馀姚，衡阳之黄书日在几阁，孝弟之行、华戎之辨、仇国之痛、作乱犯上之戒，宜一切习闻之，卒其行事，乃相紾戾。如彼材者，张其角牙以覆宗国，其次即以身家殉满州，乐文采者则相与鼓吹之，无他，悖德逆伦，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故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然则洪氏之败，不尽由计画失所，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 他提到的洪氏指引领太平天国起义的洪秀全。曾、李指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和李鸿章。罗、彭、邵、刘指罗泽南、彭玉麟、邵懿臣、刘蓉，这四人都参与过镇压太平天国。洛、闽指程朱理学；金溪、馀姚指陆王心学。衡阳指清初主张反清复明的思想家王夫之，《黄书》是其著作，强调华夷之辨，认为“华夏之于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日在几阁”意思是每天放在书桌和书阁上。知晓这些字词的含义后，以上段落就容易理解了，章太炎意在批评这群维护清朝的所谓人才，他们尽管受过良好的教育，经常读王夫之的《黄书》，但实际行为跟所学完全不一致。洪秀全反清失败，原因之一就是仇敌空言“足与为难”。 王夫之（图：《清代学者像传》） 之后章太炎感慨：“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数人者，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蕴籍，不欲以跳踉搏跃言之”，所以中国正需要邹容《革命军》这样奔放、激昂、通俗的文章，就是要“震以雷霆之声”，否则不足以唤醒嚚昧的世人；如果不易懂，则难以被市井群体接受。 该序结尾提到，革命的使命不仅包括驱逐满清、光复中华，更重要的是改革制度。原文说：“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点出和以往改朝换代不同，也要改变政教学术、礼俗材性，学习西方民主。 最后写道：“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馀杭章炳麟序。”为何说“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呢？这是因为章太炎不承认清朝年号，所以从西元前841年周朝周公、召公开始共同行政的时间算起，截至1903年5月，相隔2744年。《史记》记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因为周厉王不行仁政，所以民众揭竿而起，厉王出逃，此后国家大事由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掌，直至周宣王即位。西元前841年那时叫共和元年，是中国历史已知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章太炎故居（图：公有领域） 章太炎此序恰好和邹容的文字形成互补，面向不同文化水平的大众，其实际效果正如章太炎序中所言“义师先声”、“恢发智识”，启发许多国人。
文/清箫 今天的新闻即未来的历史。现在全球每天都有上万条新闻值得关注，但不是所有事件都值得进入未来的史册，我们今天回看史书，道理也是如此。 现代记者与过去两类人相似，一是史家，二是圣人。记者负责向当代人传递社会的即时消息；史家负责向未来人传递历史的镜子；圣人负责传递神意。古人造字很有讲究，早期甲骨文“圣”字由“耳”、“口”、“人”组成，本身就包含圣人的使命，即以耳听上天之意（悟道），再以口讲给人间。此三类人都承担重要的沟通使命——人与人沟通、古与今沟通、天与人沟通。 （图：Adobe Stock） 在许多人印象中，媒体的标准最主要是真实、公正、及时，实际上媒体应达到的标准比这些更高，媒体人应培养的素养也包含站在未来的角度看新闻，以敏锐的洞察力辨别影响历史走向的事件与社会现象。某些事现在公众都讨论得热火朝天，几百年后将被遗忘；某些事现在不起眼，未来人却可能写在历史教科书中，世代铭记。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媒体亦是如此，深度文章或影片足以起到引导时代的作用。这便是以历史角度思考当下的重要性。 有人说，万卷史书是留给专业学者研究的，非史学家略知一二即可。确实，无需精通历史当然也可成为成功人士，而且过去的事现在未必值得参考。但我们读史，最重要的不是事本身，而是“道”和“变”，用司马迁的话说，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优秀的史家著史，何取何舍，孰重孰轻，即反映其对历史脉络的洞见。“道”和“变”也是当今媒体应重视的，真正优秀的专题、人物访谈不会局限于事件本身，过许多年后也依然是珍宝，甚至价值翻倍。 史书的另一今用体现在写作上。说到这，聊一聊“新新闻学”（New Journalism）与“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20世纪20 至 60 年代，美国兴起“新新闻学”。和“纯新闻”不同，“新新闻学”重点强调场景、生动的叙事和对话，向读者传递资讯的同时也伴有美感体验，可读性高。“非虚构写作”是“新新闻学”潮流下的产物，比普通新闻更具艺术性，但也要求真实。“非虚构写作”可以写现在，可以写过去，可以写社区内鲜为人知的普通人，允许灵活运用各种手法增强戏剧张力，使作品读起来像小说，同时引导读者深入往某方面思考。 这类作品的写作固然不同于史书，但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处，甚至可以借鉴史书。中国古代史书的显著特点之一便是文学性强，所以说文史不分家，多数史家本身就是大文豪。部分记载吸引力强，无需浮夸，以看似平淡之语即可书写铿锵有声之文。著史者也一定会强调历史事件的关键之处，正是这些关键之笔，引导读者往深处思考。假如他们能穿越到现代，个个都会是传媒界的高手。 以下从远往近举例。 （图：Adobe Stock） 秦汉以前，《左传》是史书佳作中的佳作，其戏剧性非常强，善长描述战争，而且战事不单写军事本身，还点出了胜败的关键原因。 譬如讲城濮之战，有一段重点写晋文公教化百姓，子犯在旁提醒说：“民未知义，未安其居”；“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民未知礼，未生其共”。等到晋国百姓安居乐业、诚实不贪，且政府“正其官”，用人顺应民意，才能获胜。讲述邲之战时，《左传》写楚国治国有方，选拔有德之士，赏赐不漏功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所以晋国人认为无法抵挡楚国。可见作者洞察力极强，告诫后人影响战争的最重要因素。 叙事最重要的是选材、布局、抓重点，《左传》在这三方面都做得很优秀。本来各种大小事错综复杂，像零散的碎片，《左传》将它们井井有条地综合在一起，而且写得跌宕起伏，令人紧张。重耳从逃亡到回国的经历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穿插寺人披告密以及竖头须请见的片段，增添了神秘感和紧张感。此外，写晋灵公不君以及他和赵盾的矛盾也非常精彩，尤其是刺客撞槐自尽那一段，既从侧面表现赵盾勤政尽责，令人敬佩，也展现“刺亦有道”的精神。又如晋灵公放狗咬人、提弥明搏獒、灵辄倒戈报恩，写得变化莫测。 （图：Adobe Stock） 自秦汉起，后世最推崇的正史当属《史记》。《史记》中最佳篇，依照梁启超的观点，是《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梁启超对此十篇评价极高：“肃括宏深，实叙事文永远之模范”。 比如《项羽本纪》，细节丰富，惊心动魄。项羽一生有许多大事可写，而司马迁用笔最多的是巨鹿之战、鸿门宴和垓下之战，这三件事恰恰是最关键的三大转折点。特别是鸿门宴，每个人物都很生动，跃然纸上，戏剧性强。 司马迁还善于透过记载小事暗示人物的未来，前后呼应。《项羽本纪》开篇讲到，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并发表豪言壮语：“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之后学习兵法，然而“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写他少年时的这些言行，是为了表现他胸怀大志却性格粗犷，这是他未来成与败的早期因素。我们看项羽后来打仗时的表现，确实相当英勇，善长布阵，但不长于谋略，这和小时候半途而废密切相关。 《史记》中项羽破例列入本纪，排在秦始皇、汉高祖之间，反映司马迁史识卓越。灭秦之功，首推项羽，这是肯定了项羽影响历史演变的重要地位；但项羽也像秦朝的微缩版，骤兴骤亡，所以重点突出他的盛衰经过，和秦朝兴亡、西汉开国形成对比，以其为转折点记叙从秦至汉的脉络。 （图：Adobe Stock） 再看《魏公子列传》，其优点在于围绕信陵君与门客交往的主线写，相当高明。信陵君一生可写之事很多，总要主次分明，不能写成流水帐，司马迁则重点选择他最显著的特点写，表现他礼贤下士，正因如此，门客甘愿拼命报答。 信陵君与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并称“战国四公子”，但《史记》为其他三公子立传时都不称“某公子列传”，唯独信陵君获得“魏公子列传”的待遇。该篇内共有一百四十多处称“魏公子”或“公子”，字里行间都流露著对信陵君的敬仰。 文中特意透过事实突显信陵君关乎魏国存亡：“秦闻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信陵君死后，秦国快速蚕食魏国，十八年后就俘虏了魏王，这和《屈原贾生列传》写屈原死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异曲同工，均以亡国衬托人才的关键，也隐含对当权者的批评。 《史记》其馀名篇也非常精彩，不在此逐一细说，推荐阅读原文。 （图：Adobe Stock） 二十四史自《史记》始，《史记》之后，其馀诸史也有许多名篇佳作，这里列举千年来备受推崇的一段序，出自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沈德潜称赞该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 《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的叙事先从晋王临终赐箭写起，聚焦于小场景，将“镜头”对准代表三大遗恨的三支箭。“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借晋王之言简练叙述唐庄宗未来的使命，将过去之事压缩于三支箭中。 之后继续围绕三支箭叙事。“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概括唐庄宗不忘父王遗命，征战沙场，以雪前耻。 写到大仇已报，依然没脱离三支箭。“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讲述唐庄宗捉拿仇人，持箭返回太庙告慰父王在天之灵，仍写小场景，读者可自然联想到其军队横扫敌军之势。此处一扬，之后陡然一抑：“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仿佛昨日还是盛世，今日竟身死国灭，从“可谓壮哉”到“何其衰也”，作者以浓墨重笔写尽巨大反差。 （图：Adobe Stock） 之后写道：“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这是《伶官传》中最精辟的一段总结，“方其盛也”扬，“及其衰也”抑，天下豪杰与数十伶人对比鲜明，与“得之难而失之易”呼应，一代英雄唐庄宗由盛转衰的历史好似上天给他开的玩笑，充满戏剧感。他是一位音乐天才，与众伶人在艺术史上留下华章，却不是个合格的皇帝。 究其亡因，固然包括贪图享乐，宠幸伶官，但欧阳修也深入思索，反问说：“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字字发人深省。正因唐庄宗这段兴亡史令人感慨万千，所以欧阳修专门在《新五代史》中记《伶官传》，以引起后世千年警惕。 再看现代非虚构写作，也离不开记人记事，和“倒三角”新闻不同，可以从任何一个时间、角度或故事切入，取决于作者拟定的主旨，以及想引导读者思考什么。 二十四史均依照《史记》体例编纂，有个问题也值得思考：古时史书分不同体，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而二十四史为何均采用纪传体？试想，若要方便读者了解历史大事的始末经过，纪事本末体才是最合适的，而纪传体有割裂和重复叙事的弊端。 这就要提到过去史家最看重什么。 （图：Adobe Stock） 所谓纪传体，即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二十四史中《史记》含世家，自《汉书》以后不再用世家，《五代史》除外）。纪、传记载重要人物的生平，志重点记录社会、经济、交通、天文、学术的演变，表则按年代简单列举历史大事。 马端临《文献通考》解释了纪、志、表、传体例的重要性：“《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 治史者研究的范围太广，数不尽的材料中，需厘清重要性的先后。在古人眼中，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最重要，必须兼顾。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偏重于记理乱兴衰。而纪传体以纪、传详记理乱兴衰，又以表、志记典章经制，是其一大长处。 某种程度上，对后世研究者而言，典章经制远比历史大事重要。如《文献通考》所说：“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 （图：Adobe Stock） 特殊大事固然重要，但再过几百年后，人们更想看到的是文明发展中的变与袭，是山崩地裂前的潜移默化。某人做某件大事，必然受到环境的驱动或限制，一时代的政经制度、主流思想、文化风气，甚至很久以前的，都会悄无声息地影响社会中的每个人。近现代与古罗马、古希腊无关吗？现今许多国家法律体系都以罗马法为基础，“民法”和国际私法就是典型例子。 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容易过于重视非常人与非常事，殊不知未来最需要的可能是常人常事。今人读史时埋怨二十四史为何不把“志”记得更丰富些，现在还原古时社会全貌需要结合许多地方县志，很麻烦，实际上是太苛责古人。试想，今天社会上争相关注的也都是非常事，未来人也必然会责怪今人目光短浅。但今人依然要尽量补充过去的不足，拓宽思维，洞察易被忽略的现象。 洞察社会，既要见著，亦要见微。1793年，英国马加尔尼使团访问中国，亲眼目睹大清帝国的社会百态后，看出了多数清人意识不到的问题。当时正值乾隆盛世，大清堪称世界第一强国，欧洲人对中国充满好奇与敬仰，但马加尔尼使团此行后，他们大失所望。怎么回事呢？ 举个例子，有一次，清朝地方官盛情送活禽畜招待英国使团，有些禽畜在运输途中死了，无法食用，所以英国人将这些腐肉丢进海里。之后发生的一幕令他们十分惊讶：海岸上的中国百姓争先恐后地跳海，只为捞抢发臭的腐肉。这至少说明当时的贫富差距很大。数据显示，乾隆年间人均粮食占有量确实不高，每人仅780市斤，远低于明朝（1192市斤）、隋唐（988市斤），甚至不及秦汉（985市斤）。大唐开元盛世时，“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平民生活水平普遍高。而在乾隆盛世，平民勉强温饱。客观上这和乾隆年间人口爆炸性增长有关。 马加尔尼觐见乾隆（图源：William Alexander） 而从另一件事，英国人则看出了清朝官府作风和制度问题。此事发生在定海，英国使团请定海总兵找人在海上领路去天津。之后定海总兵立即派兵全城搜索，就像逮捕通缉犯一样将百姓捉来，审问他们谁到过天津。待找到指路人后，官府命令他们为英国人带路，却不给任何报酬。英国使团大为震撼，他们原以为清政府会花钱雇人，没想到方式如此粗暴。此次中国之行，他们发现中国办事效率极高，然而这种“大清速度”却不是建立在雇佣关系上。 马加尔尼使团此行还觐见了乾隆皇帝，感受到大清的威仪与繁华，这是见大；又看到民间疾苦，透过小事发现大清帝国漏洞百出，这是以小见大。 乾隆皇帝（图：公有领域） 今人说，那时未能解决盛世带来的人口暴增问题，意识不到西欧民主化的进程，不懂得尽早改革制度。今人在总结二百年前大清的问题时，觉得思路清晰，并指责昔人没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但再分析时事新闻时，也难免处在今天的迷局中。很大程度是因为整个社会都在按部就班地运行，出于惯性，会视诸多常事为不必聚焦之事。历史上每一次大变革前夕，多数人都仍在按照惯性前行，确然值得我们深思。 史家与媒体，任重而道远。
文/清箫 康熙九年十一月，才士魏禧从扬州返家途中，与一位名叫陈子灿的青年乘坐同一条船。陈子灿那年二十八岁，平时很喜欢舞枪弄棒。魏禧知他好武，便向他讲授《左传》中的兵谋、兵法。 谈话间，魏禧顺著话题问道：“你平时走南闯北，可曾遇到什么奇人异士？” 陈子灿一回想，确实有！那是一位善使大铁锤的江湖豪侠，可惜不知他叫什么名字，但他的故事实在令人难忘！暂且叫他“大铁椎”吧。 魏禧听罢“大铁椎”的故事，觉得他果真是个传奇人物，于是牢记于心，写下著名的《大铁椎传》。 （图：Adobe Stock） 这位侠客甚是神秘，没有人知道他来自哪里。陈子灿有次到访河南，碰巧在宋将军家中遇见他。 这宋将军也是好武之人，闻名遐迩，七省同好都从四面八方赶来向他请教。他其实不是什么将军，只是因为身材健壮，所以得了个“宋将军”的绰号。 宋将军有个徒弟叫高信之，身强力壮，擅长射箭，和陈子灿是同学，因此他们一同拜访宋将军。 宋将军家的诸多客人中，有个饭量很大的大力士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此人便是“大铁椎”。他相貌丑陋，右腋下夹著一柄大铁锤，重达四、五十斤。奇怪的是，这侠客无论吃饭时还是拱手行礼时，一刻都不放下铁锤。 再细看那铁锤，柄上的链子折叠数圈，若把链子拉开，竟长达一丈！ 虽然“大铁椎”形象如此吸睛，却很少跟其他客人说话，听他口音像是楚人。有人问他家乡在哪、姓甚名谁，他却避而不答。 （图：Adobe Stock） 更奇怪的事还在后面！半夜三更，众人正在睡觉，“大铁椎”突然喊道：“吾去矣！”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令陈子灿大吃一惊。明明门、窗都没开，人怎么不见了？！ 高信之说：“这人刚来的时候，不戴帽也不穿袜子，头上裹著蓝手巾，脚上缠著白布，除了那个大锤子外，什么行李都没带，但他腰带里面却有很多银子。我跟宋将军都不敢问他。” 陈子灿只得带著满腹疑虑进入梦乡。然而再醒来时，竟发现“大铁椎”正躺在床上鼾睡！ （图：Adobe Stock） 某天，“大铁椎”打算离开此地，便向宋将军告辞：“我最初听说你的大名时，将你视为豪杰，但后来发现，原来你只是外强中干。”又说道：“吾去矣！” 宋将军赶忙挽留他，却听他解释道：“我经常击杀响马贼，夺他们的不义之财，所以跟他们结了仇。如果我长期住在这，难免会牵连你。那群强盗已跟我约定，今天半夜到某地去决斗。” 听到“大铁椎”这番话，宋将军非常高兴，说：“我今晚一定带上弓箭，骑马前去助战！” 不料“大铁椎”当即拒绝，并说：“你最好别去，那群强盗武功高强，人数众多，我若要保护你，就不能杀个痛快。” 但宋将军太过自负，而且也好奇“大铁椎”的武功究竟多高，于是强烈要求同去。“大铁椎”拗不过他，只得勉强答应。 走到距决斗场所不远处时，“大铁椎”将宋将军送到一座空堡上，叮嘱说：“你就躲在这看，千万别出声，不要让强盗发现你。” （图：Adobe Stock） 此时已能听到鸡鸣，空中月亮缓缓下沉，星光照亮旷野，百步之内，人影清晰可见。“大铁椎”策马奔腾而下，吹了几声觱篥，顷刻间，二十多个强盗从四面骑马奔来，他们身后还有一百多个身背弓箭的步兵。 一强盗拍马提刀，直向“大铁椎”冲来。只见“大铁椎”一声怒吼，手中大铁锤一挥，那强盗便应声落马，连马头也被砸裂。 其馀强盗见状，冲上前将“大铁椎”环环围住。“大铁椎”丝毫不怕，奋力挥锤，左攻右击，势如破竹，打得强盗个个人仰马翻，死了三十多人。 （图：Adobe Stock） 再看另一头，宋将军正屏息凝气看著这场激战，双腿止不住颤抖，险些跌落堡下。他还没回过神，忽然听到“大铁椎”高喊一声：“吾去矣！”只见尘烟滚滚，“大铁椎”策马朝东方驰去，之后再也没回来。 以上大铁椎决斗响马贼的故事出自魏禧的《大铁椎传》。无论怎样用白话解说，都无法达到原文的高度。下面不妨一同欣赏原文，之后我将解读这篇古文好在哪里、其深层含义以及对当代人写作的启示。 《大铁椎传》： 庚戌十一月，予自广陵归，与陈子灿同舟。子灿年二十八，好武事，予授以左氏兵谋兵法，因问：“数游南北，逢异人乎？”子灿为述大铁椎。作《大铁椎传》。 大铁椎，不知何许人。北平陈子灿省兄河南，与遇宋将军家。宋，怀庆青华镇人，工技击，七省好事者皆来学，人以其雄健，呼“宋将军”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怀庆人，多力善射，长子灿七岁，少同学，故尝与过宋将军。 时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寝，右胁夹大铁椎，重四五十斤，饮食拱揖不暂去；柄铁折叠环复，如锁上练，引之长丈许。与人罕言语，语类楚声。扣其乡及姓字，皆不答。 既同寝，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讫不见。子灿见窗户皆闭，惊问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袜，以蓝手巾裹头，足缠白布，大铁椎外，一物无所持，而腰多白金。吾与将军俱不敢问也。”子灿寐而醒，客则鼾睡炕上矣。 一日，辞宋将军曰：“吾始闻汝名，以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将军疆留之。乃曰：“吾数击杀响马贼，夺其物，故仇我。久居，祸且及汝。今夜半，方期我决斗某所。”宋将军欣然曰：“吾骑马挟矢以助战。”客曰：“止！贼能且众，吾欲护汝，则不快吾意。”宋将军故自负，且欲观客所为，力请客。客不得已，与偕行。将至斗处，送将军登空堡上，曰：“但观之，慎弗声，令贼知也！” 时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百步见人。客驰下，吹觱篥数声。顷之，贼二十馀骑四面集，步行负弓矢从者百许人。一贼提刀突奔客，客大呼挥椎，贼应声落马，马首裂。众贼环而进，客奋椎左右击，人马仆地，杀三十许人。宋将军屏息观之，股栗欲堕。忽闻客大呼曰：“吾去矣！”尘滚滚东向驰去。后遂不复至。 （图：Adobe Stock） 魏禧论曰：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铁椎，其人欤？天生异人，必有所用之。予读陈同甫《中兴遗传》，豪俊、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见功名于世者，又何多也？岂天之生才，不必为人用欤？抑用之自有时欤？子灿遇大铁椎为壬寅岁，视其貌，当年三十。然则大铁椎今年四十耳。子灿又尝见其写市物帖子，甚工楷书也。 赏析： 全文重点突出一个“异”字，由浅入深，前后紧密相连。开头作者发问：“逢异人乎？”由此引出下文，之后对“大铁椎”的描写都围绕“异”字——他的容貌、打扮、饭量、性格、语言、兵器、武功都异于常人，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很全面。这些描摹与叙事，都为结尾的评论与升华铺垫，引出“天生异人，必有所用之”的思考，之后感慨许多奇人异士未能得到重用，发人深思。 该文营造的吸引力极强。起初为主人公“大铁椎”一层一层地蒙上神秘感，在餐桌上、夜深时、旁人睡醒后，他的表现都很神秘；之后再一层一层地剥开，“大铁椎”的英雄形象逐步明显，直到最后的决斗，才知道他武艺高强，是真正的有胆有识之士。起初宋将军的形象看似高大，相比下，“大铁椎”显得似乎丑陋而渺小。其后作者一层一层地揭开真相，在最后决斗时，才知道宋将军是真正的小丑。另写强盗的武器、人数、声势，都反衬出“大铁椎”的勇敢。全篇对比和衬托手法运用自然。 （图：Adobe Stock） 三处“吾去矣”十分巧妙。第一处，“大铁椎”说完“吾去矣”后突然消失，引人浮想联翩。第二次说“吾去矣”时可见“大铁椎”眼光高、志向远，而宋将军的形象有瓦解趋势。第三处“吾去矣”最为豪迈，二人形象高下鲜明，尤其是搭配“尘滚滚东向驰去”的场景，颇有“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侠气。张潮《虞初新志》对此点评：“篇中点睛，在三称‘吾去矣’句。” 该文对景的描写也值得注意。决战前，“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百步见人”营造出肃杀氛围，如观电影之感，特别是“百步见人”四字，使读者身临其境。 作者究竟为何写这篇《大铁椎传》呢？难道只是因为这位侠客与众不同吗？并非这样简单。 魏禧在文末将“大铁椎”比作在博浪沙持椎刺杀秦始皇未遂的大力士，意指这类异人本可以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而在前文故事中，众人对这类真正的英雄知之甚少，却都争相膜拜外强中干的宋将军。这里的宋将军暗指明末清初一部分无能且怯弱的明朝旧臣，徒有虚名，不敢对抗清廷。而像“大铁椎”这样英勇善战、志存高远的豪侠，则象征魏禧心中期盼的反清复明的真英雄。 魏禧将满腔理想都寄托在主人公身上，隐于字里行间。他有意向陈子灿打听江湖上的异人，是想发掘更多抗清豪杰。故事中，“大铁椎”原打算投奔宋将军，为的是结交能干大事的英雄，但宋将军“皆不足用”，因此失望告辞，“大铁椎”何尝不是魏禧的缩影？ （图：Adobe Stock） 明朝覆灭后，魏禧一度悲痛欲绝，不思茶饭。他始终不忘复国大业，积极筹划起兵，参与抗清。清军进攻赣南之际，魏禧隐居于翠微峰，在此与挚友读史论经，同时计划建立秘密抗清基地。为避免闭户自封，他游历江淮吴越，广结益友，寻找人才，史书记载他“于苏州交徐枋、金俊明，杭州交汪沨，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顾祖禹，常州交恽日初、杨瑀”（《清史稿》），这些朋友都是明朝遗民。魏禧还致力兵学，精通《左传》，希望能为战事效力。然而他发现许多人才或无大志，或不自知，不足以担起复明重任。 《大铁椎传》文末提到魏禧读陈亮《中兴遗传》而生慨叹，也是暗指时局。南宋文人陈亮力主抗金，曾著《中兴遗传》为宋朝南渡前后死节、能臣、能将立传，其中一些侠肝义胆、智勇双全之士却“泯泯然不见功名于世”，他们和侠客“大铁椎”以及壮志难酬的反清志士有著相似的命运。 （图：Adobe Stock） 魏禧一生不与清廷合作。康熙十八年，有人向清廷举荐魏禧，希望他入仕做官，魏禧则以疾病为由拒绝了。 魏禧著有文集二十二卷、日录三卷、诗八卷、左传经世十卷，其散文风格凌厉雄健，造诣颇深。他与侯方域、汪琬合称“清初三大家”。其兄魏祥、其弟魏礼亦才华横溢，兄弟三人享有“宁都三魏”美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