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澳洲朋友問我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議，此前我也與其他朋友聊過該話題。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涵蓋儒、道、釋、兵、墨、法等各家思想；經、史、詩、賦、詞、小說、音樂、書法、繪畫；以及禮儀、服飾、飲食等，有精神，有文藝，有器物。學多少，學哪些，取決於孩子或大人興趣在哪方面，或願意下多大功夫。限於能力與篇幅，不能全涉及，在此整理部分建議，供諸君參考。 （圖：Adobe Stock） 現在很多古代經典書籍都能買到，西方國家有些學校也教。如果有興趣，不應只求學到一點表面，因為有許多深層的問題值得學生和老師思考。再者是看待歷史人物、事件、書籍、文章的角度和觀點，這比讀書本身重要太多。現代許多人讀古書的視角和思維都出了問題，譬如將馬克思主義定於一尊，硬套中國文化，或以進化論看歷史，還過度以自然科學視角分析，鑽到事件、數字的牛角尖里，卻輕視或不理解古人思想，或以理論框架框死。中國大陸受中共和馬克思主義洗腦嚴重，香港、台灣、國外好一些，但也有尚待改進之處。 學中國傳統文化，受近現代與西方理論影響過大不一定是好事，這畢竟不像經濟學、自然科學。打個比方，彈古箏、拉二胡總不能以鋼琴、小提琴為指導。以史學為例，清朝道光、咸豐以前都很好，道咸以後走下坡路；西方史學近三百年才像樣，而中國古代史學著作三千年間璀璨奪目，延綿不絕。外國專門研究中國史的學者著作未必優質，譬如日本史學家稻葉岩吉於1914年寫成《清朝全史》，民國史學家蕭一山少年時讀過此書，批評其疏漏錯誤頗多。 清末民初雖大量引進洋學，大師林立，其觀點卻未必正確。譬如今人採用自梁啟超以來之見解，以為中國傳統政治一概為君主專制，但若你仔細研究，不難發現此說法不準確。另外，馬克思主義信徒以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定義中國古代，更是荒唐。中國古人絕大多數都是自由公民，沒有奴隸社會。封建一詞古已有之，在中國古代指天子分封諸侯，《左傳》稱「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意義不同於馬克思主義之說。自秦朝起，中國不再適宜被稱為封建。錢穆是對此問題認識較清晰的史學家之一，此外，梁漱溟也反對以馬克思主義史觀看中國歷史，這兩位均是民國學術界的大人物。民國初年以來，中國一些激進分子缺少對傳統的敬意，要打倒孔家店，反理學，將外來文化皆捧上神壇，其破壞程度雖不及後來中共邪黨發起的文革，卻也扮演先鋒角色。那時與激進潮流對抗的有錢穆、梅光迪、吳宓等人，堅持捍衛中國傳統文化。建議各位謹慎對待民初以來的著作和人物，有些雖不是共產黨，但其過度批判傳統的觀點亦不足取，不宜默認1949年前的著作都能放心閱讀。比如魯迅徒有虛名，不僅品德不好，文章也不如被吹捧的那樣厲害，且對傳統猛烈批判，過猶不及。中共很喜歡他，他曾罵誰，誰在大陸就被批鬥。 錢穆（圖：公有領域） 我推薦錢穆於1939年撰成的《國史大綱》，這可謂是每位華人應讀的史學巨著，其觀點中正，內容嚴謹，深入淺出，黃仁宇評價他為「將中國寫歷史的傳統承前接後帶到現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師」。錢穆後因反共南下香港，對中共邪惡本質與中國傳統文化之珍貴認識頗深，他另著有《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史學名著》等，都值得一看。另外，我建議大家了解一下以梅光迪、吳宓為代表的學衡派，這兩位學者均留學於哈佛大學，民國初期擔任教授，與新文化運動唱反調。學衡派相對保守，捍衛文言文與儒家精神，可惜在中共篡國後遭到打壓。但學衡派的價值和影響非凡，他們是活躍於香港、台灣的新儒家的源頭。 以上我簡單講述了近一百多年來學術文化圈良莠不齊的狀況以及對傳統與歷史的歪曲。各位切莫以為專家知名度高就一定可信，現代迄今才短短一百年，以後評價怎樣尚不可知，很多經過千百年時間考驗的大師都在古代。下面我主要講書籍方面，談一談學傳統文化讀原典原文的重要性和博學通學的重要性，以及怎樣學。 （圖：Adobe Stock） 重原著 博且通 中國古書自《隋書·經籍志》開始正式分類為經、史、子、集四大部。以下參考清代《四庫全書》逐一簡介。 經主要指儒家推崇的經典，含《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樂經》、《孝經》、《論語》、《孟子》以及小學等。 史指不同體裁的歷史著作，包括正史、政書、編年、傳記、紀事本末、史鈔、史評、載記、別史、雜史、目錄、職官、詔令奏議、地理。 子指諸子百家，如道家、墨家、法家、兵家、醫家、農家、釋家、小說家等，還包含天文演演算法、術數、藝術、譜錄、類書。 至於集，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文集，包括楚辭、詩文評、詞曲、別集、總集。比如《文選》、《詩品》、《文心雕龍》、《東坡詞》等均歸類於集。 （圖：Adobe Stock） 古人治學一向重視通，現在人說文史哲不分家，也是這道理。讀中國古代史時需學經，先有思想上的共情，否則難以理解古人的行為，因為兩千年來經書都可作為做事前的參考。現代人忽視經學，再去讀古代史，一定會有損失。就連古人，若經學功夫不夠，也會導致自己的著作有缺。 唐代劉知幾寫過一本《史通》，史學價值高，卻不夠理想，熟稔經學的人讀後會發現作者不擅長經學。果然，劉知幾小時候不喜歡讀《尚書》，而特別喜歡《左傳》。據《新唐書》記載，「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嘆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逾年，遂通覽群史。」劉知幾擅長史學，可惜因學問有偏，終究在寫作時暴露了短板。 經學對文學而言同樣重要，南朝劉勰《文心雕龍》講文學評論，稱各種文體都起源於經書：「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盟檄，則《春秋》為根」。劉勰學識卓越，能看到本源與大處。學問做得越廣越好，盡量閱讀四書五經、文學、史學的原典原文，比泛泛地聽別人轉述好許多，若只聽老師講個大概，則不能算得上真正學會。或許會覺得文言文有點難，但不必擔心，許多都有注釋，一步一步來。 （圖：Adobe Stock） 讀原文可以品味出許多背後的思想和精神，尤其是史書中微言大義的文字。譬如讀《春秋》，孔子為何寫「鄭伯克段於鄢」？這段歷史事件講鄭莊公與弟弟共叔段之間的戰爭，用白話說，即鄭伯在鄢這個地方打敗了共叔段。試想，為什麼不稱「庄公」，而稱「鄭伯」？為什麼要用「克」字？為何不寫作「克其弟於鄢」？ 《左傳》講解得很清楚：「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共叔段為爭奪權力而造反，不像弟弟該有的樣子，所以不稱他為弟。鄭莊公與共叔段如兩個國君交戰，「克」是用於敵人的，鄭莊公視弟弟為敵，所以說「克段」。鄭莊公身為君主兼哥哥，當看到共叔段有反叛跡象時未及時阻止並引導他歸正，這屬於沒盡到兄的責任，所以稱「鄭伯」，諷刺鄭莊公失教。不寫「出奔」，是因為鄭莊公有殺弟弟的意圖，這也是作者對庄公的譴責。「鄭伯克段於鄢」短短六字隱含褒貶，而作者態度卻不是直白表達的，所述的確是事實，而非議論和說教。 孔子作《春秋》時周道衰頹，他有歸正道德的目的在其中。司馬遷《太史公自序》稱：「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錶，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上至天子，下至大夫，無論地位多高，都可以批評，而立場則藏於事與文中。《孟子》說：「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史書最重要的部分是義，文字和文體是史書傳遞義的橋樑，各家記載的事件基本上一致，讀書的功夫不應只下在字面和事件上。我們衡量作者，重點是透過其義看其史識，未必認同，但應分清主次。在史識之前，先要有史德。清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講道：「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有立場是很正常的，現在許多媒體也都有，好的媒體能儘力保持客觀中立。面對某些人和事，如希特勒、納粹集中營、中共迫害異見人士，若仍保持所謂「中立」，則是良知問題。什麼是真正的中立？與其說摒除主觀成分，不如說摒除私心。任何一個作者都不可能做到100%沒有主觀，只能最大程度抑制主觀的干預。若要給受迫害者發聲的機會，則屬於站在公道的一邊，無可厚非。 （圖：Adobe Stock） 公道，用古人的話說，屬於天。天、人本就合一，人心符合天的時候，天與人便是完美的一個整體。當產生違背公道的私心時，人的部分就妨礙了天。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歷代治史與著史者追求的最高目標便是如此，其中「究天人之際」最耐人尋味。天與人的關係到什麼程度最合適？又如何將天人之際客觀展現給讀者？在天道面前，人有其所能為，有其不能為，亦有其無能為力之處。章學誠《文史通義》談史德，也講天人之際，認為「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在寫史書過程中，私盡量不妨礙天，這也是要求客觀。客觀不是一種空洞的標準，而是需要很謹慎、平和、公正且專業的文字表達，《文史通義》稱：「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好文重在氣和情，「氣貴於平」，「情貴於正」，「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氣不能過激，思想和情緒不能不正。我們現在評價媒體文章，也可參考此見解，看其是否私的部分過多。 章學誠（圖：公有領域） 司馬遷《史記》就是「究天人之際」的典範，他提出這一說，實際上自己也是致力這樣做，盡量不以人礙天，保護歷史的本來面目和純度，既求真，更求道，班固《漢書》評價《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史學家若能同時具備很好的史德、史才、史學、史識，相當不易，司馬遷就是這樣千年難遇的人，我們讀《史記》，不該只鑽進字眼裡、事件里，更要看作者的史識。 在深入《史記》前，可以先了解此書好在哪裡，他創立紀傳體的意義，透過《報任少卿書》和《太史公自序》走近他的內心和生平；之後再細讀他怎樣寫項羽、韓信、貨殖列傳，思考他為何在世家中將吳太伯放在第一位，在列傳中將伯夷排在第一。他把項羽破例列入本紀，排在秦始皇、漢高祖之間，便是其史識卓越之處。滅秦之功，首推項羽，這是肯定了項羽影響歷史演變的重要地位；但項羽也像秦朝的微縮版，驟興驟亡，所以重點突出他的盛衰經過，和秦朝興亡、西漢開國形成對比，以其為轉折點記敘從秦到漢的脈絡。吳太伯和伯夷的作為都是無為之為，雖無驚天動地之大事，然其精神影響後世千年——以讓權為賢，以高節為美。吳太伯是兄，本有望繼承王位，卻淡泊權力，走到荊蠻之地，「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既是智慧也是美德。在吳太伯下方，司馬遷還記敘了讓位季札之事，這也是不爭之美德。他的敘述很客觀平和，同時隱約讓讀者感受到強調這些事的意義。紀傳體的優點也在於此，可以保留大事件容易漏掉而對後人思想影響頗大的所謂小事，兼顧到無形之精神。倘若我們只看一個縮減的白話翻譯版，只知道《史記》寫了哪些重大事件，就容易漏掉許多關鍵的地方。 （圖：Adobe Stock） 以上我簡單舉例講了學古書時讀原文的重要性；重點關注什麼；經學、文學、史學是難以割裂的一個整體。按照《文心雕龍》觀點，文學源於經學。在漢朝，史學尚未獨立於經學之外，《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將史書歸於春秋一類，唐代《隋書·經籍志》正式以經、史、子、集分類，可見學術的變化。我們做學問，應當知其大，探其源，從基礎學起，從源頭學起。 從源頭學，包含按時間順序自遠到近學。如讀歷史，從盤古開天、女媧造人的神話開始了解，以及三皇五帝的故事，明代張居正為萬曆皇帝講的歷史課本《通鑒直解》便是從三皇五帝開始的。《尚書》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史書，體裁為記言。其次是編年體，以時間為順序編撰，以《春秋》為代表，通常需結合《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讀。再往下到第一部紀傳體史書《史記》，之後《漢書》等正史均效《史記》體裁。從《尚書》起，一路下來到《漢書》，都是最重要的，不宜略過，而後面的正史可以挑著讀，如果精力不夠。到唐朝又有一大創新，即杜佑《通典》，是政書體的先河。記言體、編年體、紀傳體、政書四大體例的代表作我們應當熟悉。再往後有宋代鄭樵《通志》、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與《通典》合稱「三通」，也非常重要，讀「三通」有助掌握古代政治制度。宋代司馬光《資治通鑒》可謂寫得最成功的編年體通史，他和司馬遷合稱「兩司馬」，在史學界地位非凡。相信大家多少讀過《資治通鑒》，建議同時參考張居正的《通鑒直解》，淺顯易懂，很適合小孩看，畢竟張居正的講稿針對的就是10歲的小皇帝。清初王夫之《讀通鑒論》也可作為輔助。 （圖：Adobe Stock） 學經、學文，通常先從四書五經開始，讀經的同時，已經在潛移默化地提升文言文能力。讀文學的朋友們應留意，假設你對唐詩宋詞感興趣，不宜只關注唐宋，最好先對時間靠前的作品有些了解，至少讀過《詩經》、《楚辭》、《古詩十九首》、漢魏五言，以及蕭統《文選》。應先了解風、雅、頌、賦、比、興六義，以及詩興、觀、群、怨的作用，《論語·陽貨》稱：「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這是《詩經》和社會、政治緊密相關的意義。 讀四書五經不應忽略《易經》。對於神話和《易經》，讀者或許不全信，但這些是中國文化的重要部分，有些內容不能因為科學未能證實就跳過。中國古人一向重視人與天、神的關係，最早的教育與宗教信仰緊密相關。古代有一個重要官職叫作太常，主管祭祀和宗廟，兼管教育，這是信仰、政治、教育緊密相聯的體現之一。古人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國家最重要的大事就是祭祀和軍事，祭祀屬於常事，代表對神、天地和祖先的敬意。即使在現代，此話同樣有啟迪意義，一個國家想強大，不單要富國強兵，更需要堅守信仰。 （圖：Adobe Stock） 此外，《道德經》、《齊物論》、《孫子兵法》、《高僧傳》、《傳燈錄》等也建議看一看，懂得道家、兵家，以及將外來佛教漢化後的文化，還有其他百家。中國古代的思想絕非一成不變，自漢武帝後儒家影響雖大，但東漢後衰微，而老莊思想再興，魏晉時流行玄學；隋唐時佛教達到鼎盛；宋明發展出新的儒家，理學大興。可讀的書太多，盡情自由選擇，同時應注意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轉折點。 由博返約 有一個問題，想必中外皆有人思索過，即如何以簡練的語言概括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精神。此問題確難回答，學者多在廣博與細節處下功夫，但由博返約同樣重要，得學會提煉和總結。錢穆曾以「道德精神」概括，即「自求其人一己內心之所安」，既不是在理論上探討是非，更不是較量利害。錢穆所說內心所安或可理解為順從自己的良心。 我試總結，中國傳統文化，或許可概括為天人合一的修鍊文化；中國傳統思想和精神重視心中堅守之道不輕易為外界所動，視內在勝過外在。儒、佛、道三家均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回顧歷史，佛家、道家通常要遠離世俗修鍊，最終要成神；儒家所言修身則是在世俗中，最終要以天下為己任，在做事的過程中也在修鍊。儒、佛、道三家修鍊都要向內修心，心正，向外表現自然也正。儒家的禮，其本質也是修心，外禮需有內德的支撐。《禮記》曰：「行修言道，禮之質也。」「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孝經》曰：「禮者，敬而已矣。」無論忠信、義理、敬，還是行為有修養、言談符合道，都需向內在心性上修。《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先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再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內向外，自下而上，自小至大，一切基礎在於個人的內心。 （圖：Adobe Stock） 但中國古代有許多類人，不單儒、佛、道三家，更大範圍看，思想有怎樣鮮明的特點？《詩經》序中說：「發乎情，止乎禮義」，本是用於文學評論的話，卻也非常適合概括中國古人的思想與言行。人類當然有好有壞，但人性本善，皆有愛親人之心與惻隱之心，中國人的孝道其實是人性的體現之一。現代有人將忠、孝、仁、義、禮、信視為束縛，這是一種曲解，本來天與人為一體，人心即是天心，美好的品德為人自帶。對他人仁愛，孝敬父母，是發乎情；看到小孩即將掉入井中，無論是誰家的孩子，是否能給自己帶來好處，目擊者都該產生憐憫之心，上前救人，如《孟子》所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這也是發乎情。如果人心處在道德水準未下滑的狀態，那麼發乎情幾乎等同於符合禮義。中國古人的精神有一特點，即在生命與道德之間抉擇時，寧願捨生取義，在利益面前亦然，這也是止乎禮義的體現。 以春秋時代的刺客鉏麑為例，他既非聖人，也非英雄，只是歷史上處於特殊處境的一個普通人。晉靈公派鉏麑暗殺大臣趙盾，鉏麑抵達趙家後悄悄觀察，發現趙盾很早就起床了，穿好官服後坐著假寐，等候上朝。鉏麑見趙盾如此盡職勤政，不忍心殺這樣一位賢臣，但自己肩負任務，既已答應國君，若不殺趙盾，便是違背君命，不守信用。進退兩難之際，鉏麑撞槐自盡。中國人說盜亦有道，鉏麑之事可謂刺亦有道，他的選擇也是「發乎情，止乎禮義」。他非儒家、道家、佛家，亦談不上高尚，卻能堅守自己心中的原則，這種原則既非法律規定，亦非宗教要求。 （圖：Adobe Stock） 無論夏商周還是秦漢以降，都可見自覺自律守義之人。春秋時衛國發生劫持孔悝的兵變，子路身為其下屬，立即趕去救援。子羔勸子路沒必要送死，子路卻非常堅定，說食人俸祿，大難臨頭時不能逃避。此可謂在生命危險前保持超強的責任感。在打鬥時，子路的帽纓被敵人斬斷，他說，君子就算死，也不能讓帽子丟掉。之後他彎下身撿起帽子重新綁上，同時被敵人殺死。子路本可以拋棄禮義，卻在臨死之際堅持不失禮。又譬如南宋文天祥、陸秀夫，明末夏完淳，可謂捨命堅守氣節與民族大義。 以上自覺取義之舉發生於動蕩環境下，詮釋了「雖千萬人吾往矣」。也有一些處於日常生活中，不牽涉生死抉擇。如男人皆有愛美女之心，這是發乎情，元代畫家趙孟?想納妾，妻子管道升以《我儂詞》委婉勸阻，趙孟?被感動，打消了納妾的念頭。此可謂夫妻之恩義勝過納妾之情慾。又如季札之自律與誠信，記載於正史中，傳為佳話。有一次他與徐君見面，徐君很喜愛他的劍，但不好意思開口表示。季札當時看出徐君心意，因還有其他事要做，來不及將劍贈給徐君。待季札再回到徐國時，不幸徐君已經去世，他便將劍掛在徐君墳墓旁的樹上。隨從人員覺得不可思議，認為徐君已經死了，不必把劍送給他。季札回道：「我在心裡已經許諾了。」在一般人看來，許諾往往都需說出，心裡答應怎能算數？但季札就是如此自覺守信，不因外界變化而改變心中原則。 古代類似的事不勝枚舉，可以為，可以不為，即使不這般做，也能找理由為自己辯護，但他們終究選擇不隨波逐流。人固有求利求生之心，亦有仁、義、禮、信、忠、孝存於心間，當不可兼得時，甘願選擇後者。唯有平日有意或無意間修身，才會做出如此選擇。 （圖：Adobe Stock） 早在儒家之前，中國人就已形成浸入骨子裡的道德標準。後世的新思想，如孔孟、董仲舒、陸九淵、朱熹、王陽明的學說，無一不是建立在復古的基礎上。 所有大儒皆嚮往以前的聖人。孔子敬仰周公，他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然而聖人不是一個遙遠的概念，人人均可經過修身達到，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孟子》說：「聖人與我同類者。」「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人性本善，聖人之心和普通人之心本是同一類心，在受污染前，可通於天。宋儒陸九淵說：「心只是一個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明儒王陽明悟到：「聖人之道，吾性自足」，聖人就在每個人自己心裡，每個人都可以經過修身成為聖人。他又說：「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在王陽明看來，天下沒有心外的理，向內心摒除私慾就可以獲得理，若內心純凈，表現出來自然就包含忠、孝、仁、信。從先秦至宋明，都可見儒家一脈相承的修鍊內涵，修的方向即向內返回本性。 下期我將進一步展開講更多書籍與心得。
文/清簫 上回說到，1645年五月十五日，清軍攻至南京城外，南明高官公侯開門迎接，南京從此易主。不久後，弘光帝被俘，南明第一個政權宣告覆滅。 此時形勢對滿清而言一片大好，天下一統似乎指日可待，但實際上清廷對戰局估計過於樂觀。六月初五，清廷下令強制漢人薙髮，「儻有不從，以軍法從事」（《清世祖實錄》卷17）。七月又通知禮部：「近見京城內外軍民衣冠遵滿式者甚少，仍著舊時巾帽者甚多」（《清世祖實錄》卷19），於是下令統一服裝，要求改用滿人衣制。剃髮留辮、改穿滿服實在不得民心，旋即激起抗議，江南多地紛紛揭竿反清。 三千年來，中原人一向重視髮式與衣冠。《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漢人成年後，往往只有在必要時才修剪頭髮。服裝同樣重要，儘管不同朝代不盡相同，但往往都能保留漢人服飾的特色，儒者尤其講究穿戴縫掖之服、章甫之冠。滿清統治者「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既是對漢民族文化的不尊重，更是對生命與人格的踐踏。 清攝政王多爾袞（圖：公有領域） 剃髮令強制推行後，孔子的後裔、原陝西河西道孔聞謤試圖保住三代遺規，因而上奏說：「但念先聖為典禮之宗，顏、曾、孟三大賢並起而羽翼之。其定禮之大者莫要於冠服。先聖之章甫縫掖，子孫世世守之，是以自漢暨明，制度雖各有損益，獨臣家服制三千年來未之有改。今一旦變更，恐於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備也。應否蓄髮，以復先世衣冠，統惟聖裁。」（《清世祖實錄》卷21）卻沒想到清廷連孔聖人的後代也不放過，留下一條冷酷回復：「剃髮嚴旨，違者無赦。孔聞謤疏求蓄髮，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況孔子聖之時，似此違制，有玷伊祖時中之道。著革職永不敘用。」清朝統治者借時中之道混淆視聽，而行暴政之實。 高壓之下，許多原本打算或已歸順滿清的士民改變立場，寧願選擇「留髮不留頭」，一時掀起軒然大波。其中最可歌可泣者，當屬堅守江陰八十多天的平民英雄們，以一芝麻小縣之力，抵抗清軍洪水般的進攻，戰到生命最後一刻，無一人投降。 明朝服飾（圖：公有領域） 頭可斷 發決不可薙 明朝南都覆滅後，清政府命令降臣劉光斗前往常州「安撫」。檄文在常州各屬傳遞時，唯有江陰縣不應。江陰的前明朝知縣林之驥被解職，取而代之的是清朝派遣的新官方亨。 據《江陰城守紀》記載，方亨於六月二十四日抵達江陰，當時穿戴紗帽藍袍，尚未換掉明朝衣冠。只見官署里空蕩蕩的，外面有八名耆老入見，方亨責問他們：「其他各縣都已經獻冊了，你們為何還不獻？」耆老於是聽從指示，通知獻冊，代表已經歸順清朝。很快就傳來要剃髮的消息，頓時民心惶惶。 豫親王多鐸下令江陰限三日內完成剃髮。二十八日，方亨警告縣民此法令極其嚴厲，必須遵守，但縣民不願，紛紛懇請留髮。方亨見狀大罵不止，百姓也不禁憤怒，其中有人罵他：「你是明朝進士，頭戴紗帽，身穿圓領，卻來做清朝知縣，羞不羞！丑不醜！」方亨無言以對，之後權當沒聽見。 《道德經》有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此時的江陰怨聲載道，百姓已不懼死，一場大戰一觸即發。閏六月初一日，生員許用等人在明倫堂聚集，高喊：「頭可斷，發決不可薙！」碰巧此時府中檄文傳來，寫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方亨叫書吏把這段話抄下並張貼出去。書吏看後義憤填膺，當即擲筆於地，說：「就死也罷！」 當日下午，一群好武的少年聽聞此事後非常生氣，奮袂而起，手持兵器，一邊敲鑼一邊吶喊著向縣衙進發，應聲而來的百姓多達萬人。正巧，方亨的老師派家人來賀喜，看到抗議人群，便破口大罵：「你們這些奴才，個個都該砍頭！」眾抗議者回擊：「你們是降賊的奴才！」一擁而上將其打死。方亨見狀，威脅說要抓人，民眾毫不畏懼，索性一鼓作氣，衝上前將方亨的衣服撕裂，嚇得他趕忙答應申請免剃髮。但這只是緩兵之計，民眾一散去，他便急寫信請派清軍來鎮壓。 閏六月初二日，百姓反抗的隊伍更加壯大，《江陰城守紀》載：「闔邑聞風響應，四鄉居民不約而至者數十萬計。三尺童子，皆以蹈白刃無憾」。全城罷市，街道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眾士民在明倫堂聚集，設明太祖牌位，正式誓師反清。 （圖：Adobe Stock） 八十日堅守孤城 有一位名叫陳明遇的典史素來寬厚，與民無怨，於是被推舉為首。民眾議論道：「我等應誓死守城，老弱婦孺以及志不同道不合的，最好馬上離開！」並議請原任典史閻應元為主將。閻應元有勇有謀，曾於崇禎年間擔任典史，當時有海盜率數百艘船來犯，閻應元集兵拒守，手射三箭，敵人應弦而倒，不敢再犯。他不僅是條好漢，也擅長組織軍隊，非常適合肩負守衛江陰的大任。可惜此時他不在城內。 在迎閻應元回城前，江陰義兵已取得小勝。閏六月初八日，清軍水師和田夫交鋒，鄉民們用最樸素的兵器鐋、鋤頭擊殺不少清兵。這些鄉民雖然散亂，未受訓練，但一旦遇到清兵，至少敢於盡力對抗，即使不勝，也從不俯首投降。其中有人被清軍擒獲，被逼剃髮，寧死不屈。清軍通常被義兵騷擾得不得安寧，多面露苦色。 陳明遇愛兵如子，每次巡城，對搏戰至城下的勇夫定開城獎勵，有功必賞。若有義兵能獻一顆清兵首級，便賞銀三兩，或對其下拜。 清軍由於連日不能攻克，便請求增援，援軍騎兵與步兵加起來多達十餘萬人，浩浩蕩蕩向江陰進發。二十一日，清軍圍城，雙方激烈交戰，清兵從東門到北門分十六營包圍，放火燒東城，大肆劫掠城外富戶。鄉民拚死抗敵，雖然戰敗，但清軍也損失了一員騎將。二十三日，清軍又焚毀民居，大肆殺戮。隨著城外的敵軍越來越多，江陰的百姓越來越艱難。 （圖：Adobe Stock） 二十四日，清軍企圖招降。此時劉良佐已是清朝將領，他曾是南明跋扈的四鎮之一，外強中乾，見風使舵降了清。如今他帶兵攻打江陰，想軟硬兼施，便寫了一封勸降信射進城中。翌日，陳明遇及城內士民回信，堅決不降。信中寫道：「江陰禮樂之邦，忠義素著，止以變革大故，隨時從俗。方謂雖經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舊；豈意剃髮一令，大拂人心。是以鄉城老幼，誓死不從，堅持不二。」「縱百萬臨城，江陰死守之志已決，斷不苟且求生也！」 見江陰人不屈，劉良佐毫不手軟，於七月初一日猛烈攻城，又命令清兵搜殺散落在外的鄉民。城外萬箭齊發，如暴雨傾注城中，城牆上的民兵沒有盾牌，就手舉鍋蓋擋箭。初九日，江陰百姓終於等來閻應元的支援。閻應元雖然帶來的人數不多，但他本人有打仗經驗，後來事實證明，他的確將江陰的守城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條，且人盡其才。 閻應元剛到，便命令原任兵使使用火藥，並請富人出資助餉，統計城內戶口，了解有多少壯年和老年人。之後他安排不同人負責守不同城門，親自監察，日夜巡歷。城內共有鄉兵二十多萬人，閻應元叫他們分工輪班，每一垛派十人守衛，按時更替，周而復始。諸鄉兵從此再度充滿信心。 江陰的非正規軍憑藉忠義、毅力與智慧，出乎意料打得清軍屢屢失利。如七月十五日一戰，劉良佐指揮清兵在西南角用大炮轟，同時在東北角掘城，城內鄉兵以火球、火箭反擊，並往城下投擲磚石，許多清兵來不及躲避，數百人喪命。鄉兵又拿滾燙的桐油往城下澆，嚇得清兵驚慌逃散。 （圖：Adobe Stock） 但這樣的抵抗難以持續太久。十六日，鄉兵外出乞求支援，但援軍不爭氣，有的逃跑，有的戰敗。江陰無疑成了一座孤城。之後劉良佐再度勸降，閻應元斬釘截鐵地回復：「應元乃大明典史，義不得事二君。將軍位為侯伯，身擁重兵，進不能恢復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何面目見我江陰忠義士民乎？」「有降將軍，無降典史！」諷刺劉良佐是叛徒。 江陰小城久攻不下，引起清朝高層不滿，連王爺貝勒級別的大人物也趕來援助攻城。綜合《清史稿》、《清世祖實錄》、《江陰城守紀》，參與江陰之戰的還有貝勒博洛和尼堪，以及恭順王孔有德。其中，博洛率清兵約二十萬抵達江陰，見劉良佐如此無能，便將其捆責。博洛登山觀察後，稱找到了江陰城的弱點：「此城是船的形狀，南為首，北為尾，如果攻南北必不能破，只有攻中間才行。」隨後，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清軍不斷以大炮猛轟，炮彈如流星雷電，城垣五處崩裂。江陰鄉兵急用鐵葉和大鐵索填堵裂處；在空棺里裝滿土，擋在牆破之處；又用棉絮浸水覆蓋在牆上，以防火攻。可想守軍多麼艱辛。 閻應元作戰非常英勇，一次他右臂中彈，仍以左手格殺數名清兵。閻應元本就身材壯碩，加之眼睛細長，面赤紅，有鬍鬚，每次巡城時都有一人執大刀跟隨，遠看很像關公，令清軍望而生畏。他號令嚴明，城中凡有違法者，必當眾懲罰；也充滿溫情，關心戰士困苦，必以暖言慰勞；面對戰死的將士，他痛哭著為其收殮；每遇敢死之士，均稱兄道弟。他與陳明遇都深得民心，百姓甘願一直追隨他們，縱死無悔。 （圖：Adobe Stock） 時人認為江陰有神仙相助。一次清兵大舉進攻時，忽見一少年持戟，在千軍萬馬中左衝右突，銳不可當，戰後竟無影無蹤。民眾懷疑是土神來助他們守城，連忙虔誠祭祀。 雙方鬥智斗勇，直到八月，清軍眼看仍不能攻陷，又要招安。勸降信稱：「明已亡，何苦死守？」江陰人回復：「願受炮打，寧死不降。」初八日，天降瓢潑大雨，城外炮聲隆隆，鄉兵在雨中守城，仍無屈服之意。 小小江陰令滿清上下煞費苦心，以至於動用國師親來獻策。這位國師每天繞城細看，終於恍然大悟，說：「江陰城形似芙蓉，若在瓣上攻打，越打越緊；其蒂在東北角，打花家壩，花蒂既碎，花瓣自落。」 八月二十日，清兵進攻東北角，又從南京運來二十四座大炮，比之前用的更大。二十一日，清軍共搬運二百餘座大炮到花家壩，專打東北城，炮彈落在地上深達數尺，威力巨大，此時的江陰城危如累卵。城上的鄉兵見炮火猛烈，就避伏在垣內，等炮聲過後再登上城牆繼續堅守。清軍因而故意放空炮，煙霧遮天蔽日，咫尺難辨。鄉兵聽到炮聲響起，且看不見城下狀況，以為清兵一時不會攻入，但此時清兵已悄悄渡過護城河，在煙霧的掩護下蜂擁而上，鄉兵來不及防禦便被擊潰。午刻，一道紅光直射入城，正對祥符寺，江陰城很快被攻陷。 清兵攀上城後，害怕下面有埋伏，持刀注視，很長時間不敢向下推進。直到晚上城內鄉兵陣形大亂，清兵才敢繼續進攻。之後便展開慘烈的巷戰。 （圖：Adobe Stock） 壯士絕筆 閻應元誓與江陰共存亡，提筆在門上寫道：「八十日帶發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死義，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題罷，帶領上千鄉兵與清軍浴血奮戰。 眼見無法突圍，閻應元對身邊戰士說：「請代我謝百姓，我報國之事畢矣！」旋即拔出短刀刺向自己胸部，並跳入湖中。不料自盡未遂，一位義民衝上前要將他從水中救起，恰逢劉良佐遣兵到來。劉良佐說自己與閻應元有舊，一定要生擒他。 清兵將閻應元撈出水面，此時他尚未斷氣，劉良佐見到他，不禁流涕。閻應元道：「哭什麼？事已至此，只有一死。快殺我！」之後清兵押閻應元去見貝勒，閻應元挺立不屈，背對貝勒，罵不絕口。日暮時，閻應元被押至棲霞庵，夜裡仍高呼「速殺我！」天明後，發現他已遇害。他的家丁還有十餘人存活，後皆因不肯投降而被殺。 （圖：Adobe Stock） 陳明遇也堅持到生命最後一刻。他手提大刀，下馬步行與清軍近身搏戰，身受重傷，臨死之際，緊握大刀靠在牆壁上，直到斷氣，依舊保持站立之姿。 另有中書舍人戚勛，死前寫道「非敢殉難為死忠之臣，聊求完發為大明之鬼」（張岱《石匱書後集》）。江陰城破後，戚勛舉火焚屋，隨後自縊。 次日，巷戰依然持續。清軍展開屠殺並採用火攻，城內百姓無一人屈服，爭以先死為榮。屠殺直到八月二十三日為止，據《江陰城守紀》，百姓僅五十三人倖存，城內死者多達九萬七千餘人，城外死者有七萬五千餘人，「男女老少赴水、蹈火、自刎、投環者，不能悉記」。《明史》亦記載：「男婦投池井皆滿」。自盡殉城者不計其數。 江陰人守城八十一日，不僅對清軍造成重創，也令無數時人與後人感動。南明隆武帝聽聞後說，子孫若有誰遇見江陰人，即使是三尺童子，也要尊敬。
楊貴妃是中國四大美女之一，她和唐玄宗的愛情故事婦孺皆知。白居易《長恨歌》中，他們二人「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昭陽殿里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這種跨越生死的情感成為一段千年傳唱的佳話，古往今來許多人同情楊貴妃香消玉殞，可憐她最終留下「此恨綿綿無絕期」的無盡遺憾。那麼，她和唐玄宗這位浪漫的皇帝間有過哪些有趣和感人的故事呢？ 楊貴妃本名楊玉環，開元二十三年嫁給壽王李瑁，從一個七品官的女兒一躍成為王妃。壽王李瑁是何許人也？他是唐玄宗和武惠妃的兒子，所以楊玉環起初只是唐玄宗的兒媳婦。 李瑁和楊玉環堪稱天造地設的俊男靚女，相當般配。卻不料，這兩口子結婚才五年時間，就遇到了婚姻中的一大變故，而且這個變故還難以違抗。原來，唐玄宗看上了自己的兒媳婦。 （圖：Adobe Stock） 在中國古代，爹娶兒媳婦屬於「醜聞」，當時身為明君的唐玄宗肯定知道倫理綱常的道理，但他為什麼要「搶」兒媳婦呢？ 這裡要提到其歷史背景： 隋唐之前中華大地剛經歷多民族碰撞交融的時代——南北朝，所以唐代很大程度上受胡人風氣影響，而且開國皇帝李淵有鮮卑血統。北方少數民族文化與觀念並不排斥父納子妻或子納父妾。 此外，與唐玄宗感情頗深的武惠妃突然去世，他深受刺激，思念過度，當時剛好是開元二十五年年底，唐玄宗已經打造了一個全面盛世，處於功成名就後想要懈怠的狀態，也不像以前那麼忙碌，所以這種心態下失去伴侶後內心更容易脆弱寂寞，急於尋找第二個武惠妃。需要強調一點：唐玄宗此時期盼的並不是後宮佳麗三千中挑選出的美貌女子，而是能與自己心有靈犀、相濡以沫的生活與精神伴侶。武惠妃死後，玄宗的消沉狀態持續了三年，直至開元二十八年十月，楊玉環宛如一縷春風走進他冰封已久的內心。 唐玄宗以為竇太后祈福的名義，令楊玉環出家當道姑，道號「太真」。天寶四年，楊玉環還俗，之後玄宗冊封她為貴妃。 於是，文化、心理和歷史三大因素，促成了唐玄宗與楊玉環的夫妻情緣。 （圖：Adobe Stock） 比翼雙飛 有趣的是，和普通人家的夫妻很像，他們也吵過架，又重歸於好。天寶年間，通過兩次矛盾，兩人都更加認識到在彼此心中的位置。楊貴妃兩次被趕出皇宮，但每次都順利返回皇宮，而且從此唐玄宗對她更加寵愛。 第一次楊貴妃被趕回娘家發生在天寶五年七月。《資治通鑒》記載：「妃以妒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兄銛之第。是日，上不懌，比日中，猶未食。左右動不稱旨，橫被棰撻。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載院中儲偫送貴妃，凡百餘車；上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可以看出，楊貴妃當時態度不遜，玄宗一怒之下叫她回哥哥家去，但楊貴妃走後還不到一天，玄宗就開始想她，甚至不思茶飯，侍從們稍有不順他的意，他就發脾氣打人。幸虧高力士懂得皇帝的心意，在他一番建議之下，當晚楊貴妃就被接回來。自從這件事後，玄宗對楊貴妃更加專情。 第二次趕回娘家發生在天寶九年二月。《資治通鑒》記載：「楊貴妃復忤旨」，她又不聽皇上的話了。玄宗沒有像上次那樣馬上接回楊貴妃，不過吉溫站出來使了個激將法，提醒唐玄宗不要忘記家庭內部糾紛要在家裡處理，不管矛盾有多大，楊貴妃畢竟不是外人。於是楊貴妃再度返宮，兩口子再次和好。《資治通鑒》稱：「上遽使高力士召還，寵待益深。」從「寵待益深」可以看出，在唐玄宗和楊貴妃身上，矛盾反而是升華感情的催化劑。 詩仙李白曾為楊貴妃寫下流傳千古的《清平調》，使楊貴妃的美貌躍然紙上：「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如天上纖雲，帶露牡丹，瑤台仙子，不似人間之美；又寫道：「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也表現出唐玄宗對楊貴妃寵愛之深。 《長恨歌》里有句詩——「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想必諸位也都聽過。玄宗在位後期基本就沉醉於華清宮內了。華清宮原名溫泉宮，在他執政前期他也會到這裡放鬆，但那段時間沒有影響工作，屬於皇帝勞逸結合的正常度假。但從開元二十八年他與楊貴妃在此定情，他在溫泉宮的享樂時間明顯增長了。天寶六年，溫泉宮改名華清宮，進行了大規模擴建。《明皇雜錄》說：「嘗於宮中置長湯屋數十間，環回甃以文石，為銀鏤漆船及白香木船置於其中，至於楫櫓，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壘瑟瑟及丁香為山，以狀瀛洲方丈。」以瑟瑟和丁香等貴重香料堆成假山，以白香木製作成小船並塗上銀鏤放在溫泉上，船槳上還飾有珠玉寶石。 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圖：Adobe Stock） 樂極生悲 之前的相識、相愛到更愛，更襯托出馬嵬坡之變中生離死別之悲。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安祿山以討伐楊國忠為由發動叛亂，拉開了安史之亂的序幕，大唐王朝也在此時到達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天寶十五年六月初九，安祿山攻入長安東面的最後一道屏障——潼關。唐玄宗六月十二日決定放棄長安，向蜀地逃亡。 一路上不單吃不飽，還十分辛苦，禁軍士兵既有精神上的思鄉之痛，對未來感到絕望，也因身體受苦怨聲載道。駐入馬嵬坡驛站後，禁軍大將陳玄禮呼籲把楊國忠這個奸臣殺掉，恰巧有吐蕃的使臣攔住楊國忠的馬，士兵便大喊楊國忠勾通蕃使有謀反之意，接著就有士兵上前將楊國忠斬首。 得知楊國忠死後，唐玄宗並沒有生氣，一方面因為他知道楊國忠是奸相，雖然明知他不會謀反，但殺之不可惜；另一方面為了安撫軍心並保住自己的性命，這種危險局面下他不能跟禁軍較真。他說，既然人已經殺了，大家就散去吧。 （圖：Adobe Stock） 不料禁軍一動不動，直盯著唐玄宗。他問諸將士為何還不散去，禁軍回答說：「賊本尚在」（《舊唐書》），指楊國忠的妹妹楊貴妃。陳玄禮解釋說：「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資治通鑒》）這話對唐玄宗而言簡直如萬箭穿心。 他愣了好一會兒，內心當然捨不得殺楊貴妃。之後高力士在旁提醒：貴妃誠然無罪，但只有安撫軍心，皇上才能安全。唐玄宗無奈，只得同意賜死楊貴妃。 據《楊太真外傳》，訣別之際，楊貴妃對唐玄宗說：「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所恨。」禮佛之後，高力士便把楊貴妃勒死在佛堂之中。《長恨歌》對這一生離死別的場景描寫道：「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 《長恨歌》有文學誇張的成分，但今天我們仍可以推斷的是，唐玄宗與楊貴妃之間確實情深意濃，超越了一般的君妃關係，他們有吵有鬧還能和好。楊貴妃死前說「死無所恨」，也反映出她本質不壞，不是跟妲己相提並論的妖女，而且她甘願捨命成全所愛之人，說明她對唐玄宗的愛相當真摯。馬嵬坡之變矛頭所指原不是楊貴妃，她本無須死，卻成了眾將士心中「不得不死」的對象，著實令人同情憐憫。 （圖：Adobe Stock） 很多人一直有個誤區，覺得楊貴妃是引發安史之亂及盛世衰落的禍源，但如果真正了解正史，就不難發現，楊貴妃根本不該背大唐衰落的鍋。奸臣楊國忠跟楊貴妃有親緣關係，但並不近，只是楊貴妃的從祖兄。楊國忠年輕時是個酒徒賭棍，沒什麼文化，四十多歲仍然不成器。這樣的人怎麼會被選為宰相呢？許多人說是因為楊貴妃。但事實上是楊國忠利用了親戚關係，而非楊貴妃主動請求提拔楊國忠。天寶四年，長安突然傳出消息說楊玉環被冊封為貴妃，楊家親戚大都隨之「雞犬升天」，而作為哥哥的楊國忠當時是被遺忘的，並沒有立即因為楊貴妃加官晉爵。恰巧他認識了同樣有攀關係需求的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是章仇兼瓊「贊助」他進京去拜會楊貴妃。楊國忠雖然當時沒能拜見貴妃本人，但找到了貴妃的二姐虢國夫人幫忙引薦，之後玄宗才安排他做了金吾衛的一個小官。 楊國忠能夠步步高升到宰相位置，其實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唐玄宗。一方面楊國忠跟李林甫的套路差不多，花言巧語皆順皇帝的意，玄宗晚年愛聽這些話，愈發重視楊國忠；另一方面，玄宗那時個人享樂需要大量錢財，楊國忠的斂財能力很強，也符合玄宗的喜好和需求；第三點同樣是出於私利，楊國忠既是聽話的奴才，亦在朝廷中沒有威望，對玄宗權力構不成威脅。 玄宗在逃亡之中反思了自己的怠政與過失。在逃至劍門天險後，他昭告天下「伊朕薄德，不能守厥位，貽禍海內，負玆蒼生，是用罪己責躬。」（《全唐文》）在得知太子李亨將自己「尊」為太上皇后，玄宗縱然心裡不情願，但仍以大局為重，說「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資治通鑒》），以免內亂影響平息外叛。 唐代國都長安（圖：Adobe Stock） 浮生若夢 人生輝煌時有多風光，落魄時就有多凄涼。回到長安後，在生命最後的時光里，玄宗孤苦伶仃地被軟禁於太極宮，身邊無一親信，在憂鬱寡歡、無盡思念中書寫最後的感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 他的一生是大唐盛世的縮影，走過了一個時代的春夏秋冬——在朝氣蓬勃的春季開創震古鑠今的功業，在繁華似錦的夏季享盡人間福分，在寒風蕭瑟的秋季嘗遍滄桑炎涼，在孤苦無依的冬季歸於寂靜。楊貴妃在最繁華的季節來到他身邊，他們有過比翼連理的憧憬，但待到流水落花春去也，終究一個去了天上，一個留在人間。離開的人已然解脫，活著的人仍在夢中。盛世風流多少事，而今只付笑談中。 神韻藝術團2023年以精湛的舞蹈和音樂演繹了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故事。在交響樂團扣人心弦的渲染加持下，「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這段生死訣別之凄痛彷彿擊碎千年的時空間隔，瀰漫眼前，沁入觀眾心中。 神韻演出對唐玄宗落寞相思的重現也相當傳神動人——池苑依舊在，卻是改了朱顏，白了頭髮，物是人非。昔日桃李花開，佳人常伴；今宵梧桐葉落，任秋風掃，孤影難眠。月色成了傷心色，風聲成了斷腸聲，玄宗的相思如漫漫長夜沒有盡頭，朦朧中彷彿見到了「雲想衣裳花想容」的楊貴妃，她自畫中翩翩而來，一切是那麼真實，一切又彷若一場大夢；夢醒後，仍只餘白髮蒼蒼的他，黯然流連，不知又要經歷多少個「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看完神韻舞蹈演員的演繹，觀眾席上的人們也彷彿徘徊於某個時空，久久難忘，沉醉流連。 延伸看： https://www.shenyuncollections.com/zh/blogs/blog/emperor-xuanzong-and-lady-yang-part-1 https://www.shenyuncollections.com/zh/blogs/blog/emperor-xuanzong-and-lady-yang-part-2 https://www.ganjingworld.com/s/leRMMnzAny https://www.ganjingworld.com/s/oNoMMr1wo8 https://www.ganjingworld.com/s/NA29BQy8DG
不久前，中國總理李強訪問澳洲首都坎培拉，當時有華人歡迎，舉紅旗，唱紅歌；也有華人抗議中共，表達反迫害與維護人權的呼聲。事後一位朋友與我聊天，他說：「在支持者中也有人知道中國共產黨做過壞事，卻依然選擇助紂為虐，還有人非常霸道。已有不少中國人經歷過一系列政治運動，以及疫情清零，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而一些同胞卻仍執迷不悟，為什麼？似乎只要不觸及自己的利益，就麻木不仁。」隨後問道：「這部分人為何如此心甘情願地接受中共？」 我當時和他簡單聊了些歷史，並說：「你不必太過悲觀。許多人並不壞，冰凍三尺，觀念的改變絕非一蹴而就。」至於他的問題，確實值得深思。於是我打算寫一篇文章，以此問題為引子展開來談。 我認為根本原因在於價值觀的斷層，分為兩種表現：一是由於中共系統地破壞中國傳統文化，摧殘中國人原本就有的可貴精神；二是對現代普世價值觀的排斥，那些國內翻牆才能看的內容恰恰是非常珍貴的。後者很容易理解，本文重點講前者。 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人權等價值觀是不相對立的，中國人無需太看輕自己原本的精神財富，打個比方，原先手中就有黃金，謙虛地取長補短即可，且已建立中華民國屹立於亞洲，何必自卑自辱？但從1915年所謂「新文化運動」起，部分國人激進地反傳統，不辨良莠地以為外來一切都好，導致矯枉過正。五四運動後中國產生一種思潮，即：假定全球各國都必然走上同一條發展道路，此必然成為不可抗拒的規律，有的國家已然踏上新階段，而有些國家已然落後。此觀點且不論正確與否，首先它只是一個假定，有待證實，然而這一飄忽無根的觀念直接導致部分國人以為要立即學習西方所謂「最新階段」，奮起直追走捷徑。當時的時代背景是，俄國剛發生十月革命，列寧建立蘇維埃政權，若依據世界同道的假想，便以為蘇俄已領先世界進入「最新階段」社會主義。此後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宣傳加強，誕生了中國共產黨。這是誤入歧途的第一步，所憑藉的只是一個假定。 （圖：Adobe Stock） 中共起初是不入流的，抗日戰爭期間起主要作用的是國民黨，消耗很大，而共產黨趁機壯大，敵我不分，為難國民軍。這是有根據的，譬如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承認：抗日戰爭建立起來的「革命根據地」成為中國人民進行打敗國民黨的戰爭的出發點。國共內戰後，1949年中共篡國，之後系統地摧殘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人，文革是最著名的運動之一，它對中華文化的破壞空前絕後，力度遠比此前的「新文化運動」大，回頭看中國古代，也從未有如此規模的文化摧殘。 有人以為中共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是「一丘之貉」，其實不然。我們不妨思考一番，中共為何破壞中國傳統文化。以下詳說。 談及中國傳統文化，有人馬上就聯想到落後一詞。然而，我們今天普遍認同的民權、人文主義、言論自由、科學精神，中國自古有之。 孫中山、章太炎、康有為、王韜皆認為中國早有民權思想，比如現存最早的歷史文獻集《尚書》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也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另外，1941年胡適在美國做過一次題為「民主中國的歷史基礎」（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Democratic China）的演講，其中講到中國古代存在可以接引現代民主的基礎：兩千年前，中國已經沒有嚴格的階層之分；自漢朝起，已經建立了客觀、公平競爭的選拔制度；古代已非常重視批評的重要性且已形成批評制度，御史、監察官可以抨擊皇帝與宰相，這是言論自由的實踐。 胡適不僅在此演講中講過傳統中國的可取之處，他還一直強調中國古代已有科學精神。我們客觀來看，中國古代的科學主要體現在人文領域和考證方面，也有四大發明這樣的創造；西方科學主要在自然領域，近代西方發展出工業革命，此方面是中國不及的，應該謙虛學習西方。而在嚴謹程度上，中國古人不見得比近現代差。至於人文主義，儒家就是典型，重視人的尊嚴、仁愛、理性。 對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公平性，大概會有人表示疑問，我在此補充。 （圖：Adobe Stock） 自春秋戰國起貴族已受到衝擊，此時士發展壯大。自秦朝起中國進入郡縣制的大一統時代，普及郡縣制本身就是阻止壟斷的體現，可謂一大進步。從漢代起雖恢復分封，但諸世襲藩王已被削弱，所以兩千年來實際上都以郡縣製為主體，依照選官標準任免及升降官員，社會已形成很強的流動性。從秦至清的兩千年不宜被定義為封建社會。 漢朝選孝廉，自漢武帝起每年一舉，每郡都要推舉賢才。自漢昭帝、宣帝以後，宰相幾乎全來自地方，由努力得來，不是皇親壟斷。科舉制始於隋朝，唐、宋使其完善，宋朝最為關鍵。唐朝尚有門第；而到宋朝時，從魏晉傳下的門第已基本上消失。蘇轍有一句話：「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可見北宋的社會流動性，士、農、工、商已不固定。明朝的變化尤為顯著，有四民不分的趨勢，許多商人家庭培養孩子考科舉，也有許多儒生棄科舉而從商。有一件趣事，大文豪王世貞對朋友詹景鳳說，徽州商人看見蘇州文人就像蒼蠅追羊膻。之後詹景鳳回懟說，蘇州文人看見徽州商人也像蒼蠅追羊膻。王世貞聽後無言以對。明朝有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內，有多達60%的進士出身於三代未有人當官的普通家庭，政府的門已向百姓敞得很大。 （圖：Adobe Stock） 下面我重點講一講中國古代的言論。儘管自由有局限性，但在價值觀上，儒家思想一直追求言論自由，也有許多士付諸實踐，甚至不惜性命。這樣的精神也是現在中國人需要的，可惜中共不希望如此，其本質是極權主義。古人非常看重尊嚴，而中共文革、六四等暴行是對尊嚴的踐踏，使國民奴化，不敢有異議。儒家是反對奴化的，若傳統的議政精神得以延續，並深入融合西方自由理念，那麼中共的統治地位將受到極大威脅，這是毛澤東毀壞傳統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議政的傳統早自堯舜時代就有，那時施行禪讓制，君主虛心納言，言論自由。《呂氏春秋》記載：「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堯帝常擔憂自己執政有錯，設一面鼓在門外，任何人都可以擊鼓進諫；舜帝在路旁設立木牌，民眾都可以在上面寫意見，指出他的過失。 春秋時，師曠與晉悼公間的一段對話也反映出議政精神。《左傳》記載，衛獻公因性情暴虐而激起大臣反抗，被迫逃亡。晉悼公聽說此事後，覺得衛國人趕走君主的行為太過分。師曠的觀點則相反，他說：「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意思是，若國君逆天逆民，當然應該驅逐他。 師曠隨後說的一番話更精彩：「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昵，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又說：「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阻止君主做過分之事是輔臣的職責之一，正因此，天子要有公，諸侯要有卿，卿要設側室，大夫要有貳宗。史官、樂師、士、庶人、商人、工匠，不論身分，人人可議政，這正是言論自由的精神。 （圖：Adobe Stock） 民間議政也體現在學校里。春秋時，鄭國百姓在鄉校議論執政者政策的好壞，大夫然明覺得不舒服，便問子產是否要毀鄉校，子產立即反對，說：「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將批評政府的人視為己師。 士與百姓批評政府和君主的傳統此後一直努力傳遞，西漢的眭弘與蓋寬饒、東漢的清議、宋代太學生上書帶動百姓抗議，以及明代大禮議之爭、左順門抗議、海瑞上疏、東林書院，都付諸行動，造成很大影響或形成規模。讀歷史若受中共黨文化影響，將其皆視為階級鬥爭與權力鬥爭，便看不出其可貴之處。 譬如宋朝太學生上書，朝野上下皆對童貫、蔡京等奸臣不滿，《宋史》記載有一位太學生陳東正直敢言，與眾同學齊諫「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辭極為憤切，一呼百應，廣受支持。後來金軍兵臨城下，李綱主戰，宋欽宗卻要撤他的職，陳東帶領數百名太學生再度上書反對。《宋史》稱當時「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數萬人不約而同地聚集在宣德門前支持學生上書，可想其規模。眾抗議者「喧呼震地」，奮力敲擊登聞鼓，將鼓敲爛了也不肯停。見到主和派宰相李邦彥時，眾人激憤痛罵，撿起瓦礫向他身上砸。據《三朝北盟會編》，開封府尹趕來阻止抗議，呵斥他們怎敢脅迫皇帝，而學生們毫不畏懼，義正辭嚴地回道：「以忠義脅天子，不愈於奸佞脅之乎？！」之後宋欽宗在壓力之下妥協。 （圖：Adobe Stock） 過程中確實發生了傷亡，是民殺官，而非官殺民，抗議者「殺傷內侍二十餘人」，宋欽宗也沒有調軍隊屠殺學生。事後，欽宗下詔說：「深諒爾等忠義」，大多數官員也選擇站在學生一邊，最後只下令懲處殺人者。我不禁聯想到六四，雖時代與起因不同，學生的正義感、責任感與勇氣卻相似，然而結局大不相同。中共六四屠殺有多惡，不言而喻。 明朝長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為榮的風氣，越敢和皇帝爭辯，甚至寫奏疏批評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海瑞是最突出的例子。順便強調，中國古代制度雖有局限性，但一直不主張箝制言論自由，遵守與否是人的問題。譬如，明太祖朱元璋為明朝留下一個很好的制度，凡天下軍民寫信給皇帝，無論內容如何，一律不許阻攔。海瑞上疏批評明世宗嘉靖時距開國已近二百年，當時儘管嘉靖多年不上朝，國家有諸多問題，但至少這一規定得以延續及遵守，正因此，長年怠政的嘉靖能收到小官海瑞罵他的奏疏。 還有一制度可見明朝非常重視平民的訴求。自明太祖時就已規定，若官方渠道不能解決問題，百姓有權將貪官污吏捆綁，直接到京城交給皇帝判決，而且皇帝要補貼百姓的路費。這不是紙上空文，而是真正落實的。舉例說，宣德年間新淦縣發生過一起這類事件，縣丞厲中欺壓百姓，縣民忍無可忍，便將厲中捆綁，還殺死一名軍官。後來明宣宗親自審理此案，判縣丞死刑，公正為民。他所依據的法律內容也值得我們留意，見《大明律》卷第十四：「凡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變良民，因而聚眾反叛，失陷城池者，斬。」罪責在官。各位不妨對比一下現在的中國。 （圖：Adobe Stock） 中國古代在監察制度上也表現出權力制衡與保護言論自由，意識到這一傳統的不僅有胡適，還有孫中山。西方有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分立，孫中山曾提出五權分立的設想，即增加古代中國原有的監察權、考試權，保留傳統政治中的優點，中西合璧。 在漢朝，太尉、御史大夫近乎和宰相平起平坐，合稱三公，其中御史大夫就是負責監察的，相當於副宰相。而宰相負責行政，太尉負責軍事。御史大夫不僅能監察朝廷與地方政府，還能監察皇宮內的事。還有一個官職叫諫議大夫，專門監督並諷議皇帝的言行。唐朝時，散朝後皇帝若要與宰相單獨對話，諫官有權隨從，他可起到緩解皇帝與宰相矛盾的作用，因為，宰相有時想提意見卻不便直接對皇帝說，可以由諫官轉達意思，皇帝即使憤怒也無可奈何，諫官的職責就是提意見，皇帝不能禁止諫官說話。 古代還有一類對言論自由的實踐是史書。有人說，中國史書都為統治者服務，必然歪曲事實。此話言過其實。我們在閱讀時，若要了解哪些可信或不可信，應嚴謹考證，綜合參考其餘史料，就事論事，最好不帶先入為主的觀念。 應知史官是中國歷史上最正直勇敢的職業之一，道德標準很高，構成對君主和權臣的制約，像董狐直筆等事例，此類史官屬於良史。《禮記》稱：「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這是對天子的監督。某種程度上，帝王可謂歷史上最不自由的一類人，往往不敢隨意。有些記載連皇帝也不能看，譬如唐太宗有一次想看自己的《起居注》，史官斷然拒絕，足以說明史官享有很強的獨立性。 （圖：Adobe Stock） 約束執政者最有力的，除法律制度外，應屬社會上普遍堅守的價值觀，時代可能變得黑暗，但正義的價值觀絕不能丟。雖然中國古代發生過許多不好的事，但整體上大家都在爭取正義，即使道德不高尚的人也受著價值觀潛移默化的影響，促使他們醒悟。上文講到海瑞上疏，嘉靖雖不算稱職的君主，卻在看到奏疏後深有感慨。《明史》記載，嘉靖起初非常憤怒，旁邊的宦官黃錦想救海瑞，便說：「此人素有痴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嘉靖聽後沉默了，「復取讀之，日再三，為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這就是價值觀潛移默化地起到作用。比干之正氣人人認同，嘉靖也知，見海瑞如比干再世，他若尚有良心，或為名譽著想，自然不願做紂王。黃錦與徐階均以各自方式「哄」嘉靖，以保住海瑞性命，天下民眾皆敬佩海瑞，也是價值觀深入人心的表現。 中國古代最寶貴的，乃正人君子無論身處何境地都堅持原則。《詩經》說：「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君子慎獨，獨處猶能高標準要求，何況在外。縱然在戰場上，也有人堅守底線，絕不忘恩負義。公孫丁與庾公差師徒就是典型一例，《左傳》記載，公孫丁曾教庾公差射箭，但二人各為其主，一日兩軍交戰，庾公差面對昔日恩師，實在難以動手。他感嘆說：「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若他向公孫丁放箭，便是背棄師恩；然而身為軍人，這是他的職責，若不射，自己將喪命。最終他「射兩軥而還」，故意射偏。忠義難兩全，在國事與恩義之間抉擇，庾公差的選擇是堅守人性底線的。《孟子》也講到此類難以兩全的選擇，可見儒家的價值取向。 （圖：Adobe Stock） 古時還有忠孝之間的選擇問題。譬如魯國有個士兵經常當逃兵，孔子發現後問他原因，他說家中有年老的父親，若他戰死沙場，父親便沒人照顧了。孔子對他的孝心大加讚賞，並推薦他做官。法家《韓非子》藉這一事反對孔子的行為，說「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恩、孝和任務相比，當相互衝突時，究竟該孰先孰後？長遠看，孔孟的態度或許更值得選擇，儘管會一時妨礙國事，卻符合人性。儒家主張的順序是先家後國，現代人都很看重人情味，在這一點上，兩者不宜被視為對立關係。至於師恩，這是基本良知，即使淺一點說也是人之常情。若普遍都堅守儒家價值觀，怎會發生文革期間骨肉相殘、批鬥老師的悲劇？怎會有「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近代歐洲人在讀儒家經典時曾產生很深的共鳴，不是沒有原因的，實際上中國早已有人文主義，歐洲人文主義也是歷史悠久的，古希臘文化正是文藝復興的重要基礎，中西方價值觀的相通之處可謂交相輝映。儒家的民本、修身、德政理念，在近現代西方人眼中也很珍貴，例如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非常崇敬孔子，德國思想家萊布尼茲也非常喜愛中國古書。自明末隆慶開關後，許多歐洲傳教士將中國書籍帶到西方，引發了歐洲從17世紀初至18世紀末的「中國熱」。我們大可不必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化、現代化對立起來。 （圖：Adobe Stock） 近幾十年來一直有華人在國外反共，當然不等於反華和反中國文化。共產黨是真正的極權，它與中國幾千年來傳承的可貴精神對立，一系列運動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國人的骨氣、膽識、思辨、信仰、道德，經過思想「改造」後，使人變得聽話、唯利是圖、貪生怕死，當聽到異見時卻喪失理智，上綱上線扣上「不愛國」的帽子。文革看似已經遠去，現在看似開放，其實只是換了一種形式，誰充當紅衛兵已非表面容易識別。不久前有所謂「除三害」（莫言、清華、農夫山泉），此類例子早已不陌生，思維定式、風氣一旦形成便很難扭轉，影響一代又一代。 毛澤東知道文化人最不易被利用，尤其是從民國留下來的專家學者，有些人精通古今中西，以後極可能「不聽話」，所以他要將這些人馴化或踩在腳下。 民國之初本來非常開放自由，大師林立，挺共的學者尚不敢肆無忌憚，譬如那時范文瀾寫的《中國近代史》雖有共產黨的意識，卻也不敢太過分，畢竟學術界都在看著，且他自己曾跟隨黃侃學習，受教匪淺。但1949年後，中共愈發肆無忌憚，學術界被糟蹋得面目皆非，撒謊成為常態，並強行用馬克思主義洗腦且生搬硬套，一直影響到現在。 大陸研究者拿斯大林「五階段論」硬套中國歷史，奉為圭臬，不僅使學界思想僵化，且漏洞百出，以為世界各國都必經「原始共產、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道路，嚴重扭曲了歷史研究和真相。並非所有史學家都主張全拿馬列主義衡量，譬如陳寅恪。然而中共相當極端，要使所有人「統一」思想，且為政權唱讚歌，修改事實。西方研究可以有許多史觀，不會都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古代史家也有非常高的道德與學術標準，此傳統精神也一直流傳至民國，時代無論如何變，應有的品德卻絕不能變。可惜中共毀壞了學術，也帶偏了下一代學者。 中國傳統文化還有諸多正面作用，譬如借古諷今，憂世憂民，也能化筆為劍。古代戰爭有時文武並用，文人一揮筆堪比千軍萬馬，譬如徐敬業起兵討伐武則天時，駱賓王一篇《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如驚天雷電，氣吞萬里，此等文章有先聲奪人之效，怎不似千軍萬馬？毛澤東忌憚筆墨的威力與傳統文人的骨氣，所以他要將所有潛在「風險」除之而後快，經系統「改造」後，莫說駱賓王、徐敬業，連比干、眭弘、蓋寬饒、陳東、海瑞、顧憲成都不再出現。 （圖：Adobe Stock） 斷層一旦形成，便削弱了中國人的責任感，且中共有意過濾外來信息，欲使後人不知不覺間按照「改造」後的軌道行駛。六四鎮壓、網路審查、迫害異己、打壓香港，一步步隨時代變化而加固。現在抗議需要舉白紙，上網沒有隱私，新聞掩蓋真相，高壓審查使民習慣避開「紅線」，教育發展在剛好可以為黨利用的程度，讓人不敢多想多言。中國確實人才濟濟，可惜受環境所限，中共最想要的就是國民縱然成才卻降低底線，扭曲價值觀，並對敗壞的現象習以為常，甚至同流合污。 蘇聯的前車之鑒就在眼前。上世紀末蘇聯解體後，俄國史學家發現1917年以來的歷史書慘不忍睹，錯得離譜。中國的文化悲劇不知仍將持續多久。 遙想張煌言受刑前，眼見神州大地盡失，山河依舊壯麗，惟感嘆一聲「好山色」，三百多年過去，依然引發共鳴，然此心情又有幾人能知？但我並不悲觀，因現在越來越多華人已看清中共面目，且骨子裡都還保留著傳統與普世價值觀。回顧反清歷史，張煌言後有呂留良、曾靜、齊周華，其後有章太炎、孫中山，精神延續不息，便終有光復日，遺失的好山色終會回歸。以史鑒今，書籍猶在，精神猶在，台灣猶在，「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文/清簫 上期講到詩之本在於言志，詩可以起到興、觀、群、怨的作用，概括而言，作詩要有藝術感染力，使讀者產生聯想；同時反映現實生活，詩人可以透過詩諷諫時政。此外還談到性靈、氣象、體面、血脈、韻度。性靈即真性情，詩應是詩人真性情的表現，言志的同時自然包含詩人的真情實感與個性，字句由情志產生，而不能為造句而損害情志。氣象既在字句之內，也在字句之外，來自詩人的氣質，譬如李白，他的詩詞妙在氣象。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舉例說：「太白純以氣象勝。『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絕妙詩詞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 以上是簡單回顧。下面講的內容以上期為基礎，繼續探討詩的審美，以及我們怎樣作出好詩。 諸位或許已見到本期標題：「水中月，鏡中象」，可能看起來有點模糊，難道詩的最高水準是這樣的嗎？非也。在講什麼是「水中月，鏡中象」前，我們先聊一聊言外之意。 （圖：Adobe Stock） 諸位不妨回顧一下，當感到一首詩很好時，究竟詩的哪一部分令我們覺得好？文采或許是其一，但如果細想，會發現真正使你難忘的不在言內，而是言外之意、形外之神，是文字帶給你的聯想，這是中國古詩的一大魅力。詩是精華語言，註定不能將全部想表達的意思寫出，古體詩尚能寫很長，而絕句和律詩長度固定，終究十分有限，所以必有意在言外，必有神在形外。因此好詩都有一個共同點：「言有盡而意無窮」，意味深長，繞樑三日，使讀者回味無窮。 劉勰《文心雕龍》說：「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復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劉勰講的隱和秀，即文外與文內之美兼得，隱意為「重旨」，即能以簡約的辭表達豐富的意。唐代僧人皎然也談到文外之意，其《詩式》講道：「兩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中總結道：「超以象外，得其環中。」這是講詩貴在象外。《二十四詩品》還講：「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著的意思是粘著，此句也是談言外意味，提倡含蓄而餘味繞樑。梅堯臣論詩也頗重視言外無窮之意，他認為：「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言外、文外、象外都可以概括為神，和水中月、鏡中象異曲同工，寫詩只寫形是不夠的，有了神，詩才真正活起來。 （圖：Adobe Stock） 為何說詩的言外之意、形外之神是水中月、鏡中象呢？我們抬頭看月亮，天上的那個月是實體，倒映在水中的月是影子，人可以憑藉科技登陸月球，但水中月影永遠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景物本是客觀存在，當人帶有主觀情感看它時，景物便被賦予新的意義，詩人筆下的景物便是那一瞬間所感所見，將其以詩再現，而不是生硬的描述。水平高的詩人能將其寫得含蓄深遠，餘味無窮，介於可言與不可言之間。讀者讀後，雖心領神會，卻發現只可意會而難以言傳，如果想複述給別人，非用此詩句不可。水中月、鏡中象看似可用手摸到，實際上永遠都無法觸碰到，這種感覺與可言和不可言之間相似。不需要精確，應留給讀者餘味及聯想。 （圖：Adobe Stock） 嚴羽《滄浪詩話》對此講得很精闢：「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嚴羽所說的興趣不是指愛好和趣味，而是指詩人內心情感的興發，有時是看到某景物後的感悟，都是自己的真情實感，而非尋章摘句得來，所以無跡可求。因為抒發真情，獨一無二，所以有味可品，若功夫到位，自然達到言盡意永。 舉例詳說，譬如杜甫寫過一首〈冬日謁玄元皇帝廟〉，描繪老子廟的壯麗，其中一句寫道「碧瓦初寒外」，真可謂神來之筆。細想，為何碧瓦會在寒氣之外呢？冬季寒氣充滿天地間，任何一物都逃脫不了低溫，而且寒無象無形，怎能分內外？但這就是詩人感受到的，杜甫見到如此壯美的建築，心中覺得溫暖，碧瓦也顯得溫暖了。 （圖：Adobe Stock） 葉燮《原詩》有評：「初寒無象無形，碧瓦有物有質，合虛實而分內外，吾不知其寫碧瓦乎？寫初寒乎？寫近乎？寫遠乎？使必以理而實諸事以解之，雖稷下談天之辯，恐至此亦窮矣！然設身而處當時之境會，覺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設，呈於象、感於目、會於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碧瓦和初寒人人皆知，人人能言，但「碧瓦初寒外」只有杜甫感受到，是屬於他的想像。不需多言，讀者就可以領會到他當時的心境，若讀者轉述給別人，便失去味道，唯有「碧瓦初寒外」能表達他的意。葉燮還有一段觀點，說：「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詩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於前者也。」杜甫這句「碧瓦初寒外」就是典型的詩家語言，可意會而不可言傳。 （圖：Adobe Stock） 杜甫另有一首詩〈春望〉，家喻戶曉，我們來看前兩聯，也是言外意味深長——「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安史之亂爆發後，長安遭受蹂躪，杜甫眼見昔日繁華的國都破敗，觸景生情，寫下該詩。說「山河在」，言外之意是唯有山河仍在，其餘都蕩然無存。說「草木深」，雜草叢生，雖不直接寫人，但讀者可感受到人煙因戰亂而稀少。至於花鳥，本是樂景，卻令詩人傷感，以樂景更襯哀情。寥寥四句，寫得含蓄深沉，令人難忘，最觸動讀者的部分在言外。 （圖：Adobe Stock） 我們再看溫庭筠的〈商山早行〉，其中「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最經典。這兩句沒有一個生僻字，景物也是生活中常見的，看似平淡，卻讓人讀後如身臨其境。雞表現聲，月表現色，茅店反映遠離故鄉的山區，霜反映冷，人跡說明有比詩人更早出行的人，僅十個字就能使讀者腦海產生許多畫面，感受到早行辛苦與羈旅愁思。這是梅堯臣所謂「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的典範。 另有兩首詩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典範，即李白〈夜泊牛渚懷古〉和孟浩然〈晚泊潯陽望廬山〉。王士禎《帶經堂詩話》評道：「詩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為何評價如此高？以下分別賞析。 〈夜泊牛渚懷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 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 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 明朝掛帆去，楓葉落紛紛。 李白此詩抒發知音難逢、懷才不遇的傷感，自然而無雕琢痕迹，含蓄有味。「青天無片雲」寫開闊景色，這類環境容易激發懷古之情，詩人的思想自然地融入景中。之後借謝尚與袁宏的典故表達懷才不遇之感。結尾想像次日之景，掛帆離去，楓葉飄落，更襯未遇知音的寂寞冷清。 （圖：Adobe Stock） 〈晚泊潯陽望廬山〉 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 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 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 東林精舍近，日暮空聞鍾。 孟浩然這首也寫得自然無痕。「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不寫具體景，給讀者留下想像空間，「都未逢」用語平淡，委婉表露不滿之意。之後「始見香爐峰」，「始見」二字含蓄地表現驚喜之意。望見香爐峰，孟浩然不禁懷念起曾在廬山建造東林寺的高僧慧遠，他仰慕慧遠，但如今昔人已去，只餘夕陽之下，寺廟鐘聲。「日暮空聞鍾」憂鬱而深遠，一個「空」字暗指高僧已逝世，惆悵之情寓於景中，下筆素淡，卻情思悠遠，餘味無盡。孟浩然透過懷念慧遠，表達對隱居生活的嚮往，詩中未直說理想，而蘊含於字裡行間。 （圖：Adobe Stock） 〈夜泊牛渚懷古〉和〈晚泊潯陽望廬山〉都在寓情於景方面寫得好，情在景中，味在言外，露出一點引導讀者聯想和感悟，這一點足矣，如此才更值得品味。兩首詩都沒有驚奇文字，簡單易懂，佳作不靠文采，用語平淡也無妨，詩重在直奔上乘，形為輕。作詩不宜太實太滿，而要留白，講究虛活。字句就像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橋樑，真正溝通的是心靈，不同讀者的領會各不盡同，無關乎第三者，貴在心有靈犀，相視會意。嚴羽所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葉燮所謂「含蓄無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可謂上乘。這不等同於晦澀模糊，用語依然應使人易懂，「水中之月」在意境而不在表面。
文/清簫 談到詩和詩人，各位的印象是怎樣的呢？會否覺得詩很遙遠，詩人是社會上一個特殊的群體？其實詩並不神秘，也不是詩人特有的語言，而是大眾的語言。 現在我們都知道，詩學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然而詩的起源很平易近人，原是歌謠和口語。中國最早的古人當心有感想時，便將心志與情感訴說出來，這便是詩。如果覺得言語不足以表達，可以嗟嘆；如果嗟嘆仍不足，可以唱歌；若唱歌還不足以表達，可以盡情跳舞。如《毛詩序》所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與音樂本是一體，表達的有個人的悲喜，也有對天神與大地的信仰和感恩，譬如據《呂氏春秋》記載，「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我們再看《詩經》，各篇也都是可以歌唱的，許多出自民間，其中「國風」可謂是當時的流行歌曲。 （圖：Adobe Stock） 所以詩的本質為言志，最初是音樂的語言，每個人都可以透過詩表達思想情感，《禮記》也說：「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 先秦時代的詩言志與政治和教化緊密相關。舉例說，《左傳》記載了一個春秋時代在外交場合賦詩言志的故事：鄭國的國君鄭簡公在垂隴設宴款待晉使趙孟，有七位大夫作陪，宴會上趙孟請七人賦詩，「以觀七子之志」。這七名大夫各從《詩經》中挑選一首，委婉道出各自的心意，他們想表達的未必與詩的原意相同，只是借某一段意思最貼近的詩句用。趙孟聽後心中有數，宴會結束後，他預測其中一位大夫伯有將被殺害。為什麼呢？趙孟解釋道：「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原來，伯有引用的詩是《鶉之賁賁》，有諷刺君主的含義。 那時詩的言志帶有政治暗示的色彩，未必是自己創作詩，而是從他人的詩中斷章取義（此處斷章取義是中性詞，即字面意思）。如上所述，伯有想重點引用的是《鶉之賁賁》中「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人之無良，我以為君」這四句，該詩本來旨在譴責衛國國君，伯有斷章藉以批評鄭國國君。 （圖：Adobe Stock） 秦穆公和晉國公子重耳之間也有一場國宴，也體現出賦詩言志與外交的關係。席間，秦穆公選取《詩經》中的《小雅‧采菽》，唱道：「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該詩記述周天子親切接見諸侯、迎接諸侯來朝的盛況，天子要賞賜他們，雖然身邊沒有可賜之物，但也要贈給他們駿馬和車。秦穆公吟唱此詩的意思是即將向重耳贈禮，所以重耳隨後降拜表示感謝。 詩言志的另一重要作用是教化。《毛詩序》說：「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中國古代非常重視道德修養，詩最早也承擔助夫妻和睦、鼓勵孝道、矯正不良風氣的教化使命。《毛詩序》還解釋了詩的六義，即風、雅、頌、賦、比、興，對風的闡釋是：「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政府以風教化百姓，百姓以風諷刺政府，吟詩者不會因此獲罪，聽到詩的人將以此為戒，可見詩歸正社會的重大意義。不僅風，雅也有相似的作用，「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意思是闡述王政興衰的原因。 （圖：Adobe Stock） 如果國政衰敗，詩歌便會「變風變雅」，此時史官會為人倫敗壞而悲傷，也因刑法苛刻而哀嘆，進而吟詩諷喻君主，懷念舊風。然而詩的變化應當「發乎情，止乎禮義」，這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卻依然符合禮義規範，此七字也是後世詩應守住的文學標準之一。 綜上所述，詩原是和社會上每個人息息相關的語言，也是一種樂語，其本質為言志。「言志說」一直影響後世幾千年，不斷有文學家提醒作詩不宜偏離言志的傳統。在我們鑒賞古詩與學作詩之前，了解詩的起源與傳統是至關重要的，比學技巧方法更重要。詩不僅限於文學領域，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有各自的詩，就像開心或憂傷時哼幾首歌，情至深厚時可以手舞足蹈；或對政治現狀不滿時賦詩諷喻，為社稷盡一份責任。詩是自由而高尚的，詩人的靈魂也應如此。 評詩的標準與作詩的原則 衡量詩的高下，欣賞哪一類詩，永遠都不可能客觀，即使是名家也不能將其標準作為學者共同的準繩。 然而文學一定需要標準，可以主觀，但須嚴格。孔子刪定《詩經》，標準是「思無邪」；蕭統編纂《文選》，標準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選詩如用人才，門戶須寬，採取須嚴」，並總結了他的評詩標準：「聲憑宮征都須脆，味盡酸咸只要鮮。」不介意風格，只看重清新，並要求聲調清亮。各有門檻，不勝枚舉。 （圖：Adobe Stock） 觀點見仁見智，卻總要有最基本的原則。上述孔子所言「思無邪」便是一個最基本的門檻，與「發乎情，止乎禮義」相近，《詩經》三百篇皆如此。 另外還有四字，即興、觀、群、怨，頗受古人看重，有評者認為以此四字足以評價各代詩作的得失優劣。 興、觀、群、怨出自《論語·陽貨》，原話是：「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講的是詩對社會起到的作用。「興」指詩的藝術感染力，使讀者產生聯想，孔安國註解為「引譬連類」，朱熹註解為「感發志意」；「觀」指觀察社會盛衰與政治得失，鄭玄註解為「觀風俗之盛衰」，朱熹註解為「考見得失」，共同點是詩反映現實生活的意義；「群」指詩能使人聚在一起交流，或使社會團結和睦；至於「怨」的意思，不是單指抱怨，而是人能透過詩諷諫時政，這與「下以風刺上」意思相近。 （圖：Adobe Stock） 王夫之認為「興、觀、群、怨」是詩的最高準則，「辨漢、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王夫之還有一段論點：「於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於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摯。」意思是，一首詩如果能在感發志意的句子中反映社會或政治的盛衰得失，則更加深刻；能在反映社會的詩句中感發志意，則更加周密；具有團結作用的詩句若能諷刺時政，便會使讀者難忘；旨在諷刺的詩句若能使人團結，感情就會深摯。總之，詩的興、觀、群、怨是一體的關係，結合後可以發揮更好的效果。《詩經》是這方面最好的典範。 （圖：Adobe Stock） 寫近體詩時，嚴守格律當然也是最基本的要求，還要避免犯孤平、三平尾，若作律詩還要求對仗。但嚴守規則的同時，萬不可牽強附會，須知內容與思想為上，不應受妨礙。吳可《藏海詩話》甚至建議「寧對不工，不可使氣弱」，他的意思不是教人逃避對仗，而是對仗可以稍寬。近體詩的對仗分工對和寬對，有些詩雖未做到工對，但依然不失為佳作。譬如杜甫的七律〈蜀相〉，頸聯「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中「天下」和「老臣」是不對仗的，但「天下計」和「老臣心」可以構成對仗，都是2+1結構，這便是寬對。杜甫此詩堪稱千古絕唱，餘味不絕，字字珠璣，試問那一聯寬對影響到其價值了嗎？一切形式都為內容服務，一切字句都為情意服務。有追求辭藻華麗、堆砌典故者，和對仗求甚工都屬於本末倒置。即使鍊字，也要自然，不可害意，使氣變弱。 無論寫古體詩還是近體詩，有五點都非常關鍵：性靈、氣象、體面、血脈、韻度。詩就像詩人生命的延伸，也有靈魂、氣質、軀幹、脈絡、容貌。性靈即真性情，上文已提及詩的本質是言志，既然是詩人自己的志，自然包含詩人的真情實感與個性，字句由情志產生，而不能為造句而損害情志。氣象指人的氣質及詩的風格氣韻，體面即格局和面貌，血脈即貫穿詩的脈絡，韻度即韻味與氣度。 （圖：Adobe Stock） 姜白石《白石詩說》有一段精闢的總結：「氣象欲其渾厚，其失也俗；體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脈欲其貫穿，其失也露；韻度欲其飄逸，其失也輕。」值得學者參考。 詩的氣象來自詩人的氣質，每個詩人的氣各不相同，與性格、天賦、成長經歷、教育、見聞、境界、社會環境、時代背景等因素相關，非一年半載形成。若想作出好詩，不單要多讀書，還要養氣，培養獨一無二的氣質，切不可模仿他人。謝榛《四溟詩話》談到：「自古詩人養氣，各有主焉。」「熟讀初唐、盛唐諸家所作，有雄渾如大海奔濤，秀拔如孤峰峭壁，壯麗如層樓疊閣，古雅如瑤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橫雕，清逸如九皋鳴鶴，明凈如亂山積雪，高遠如長空片雲， 芳潤如露蕙春蘭，奇絕如鯨波蜃氣，此見諸家所養之不同也。」形容的是唐朝詩人不同的作品風格，反映各自的內在氣質。 提及盛唐，許多人都會想到李白，他的詩真可謂再無人超越，後人實在學不來。這大概是因為李白的作品主要妙在氣象，由天時、地利、人和多方面形成，與其豪放性格、超凡境界、仙風道骨、想像力、生活遊歷與時代環境密切相關，加之學識淵博，自然養成。後世只學到字句，卻學不到他的氣象。王國維《人間詞話》有一段評論：「太白純以氣象勝。『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後世唯範文正之〈漁家傲〉、夏英公之〈喜遷鶯〉，差足繼武，然氣象已不逮矣。」說的雖是詞，但詩也同理，貴在氣象。以後再欣賞李白詩時，不妨調整思路，不急於逐句解讀分析，先靜心感受氣象。好詩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
論作詞之法，分字法、句法、章法，亦需重視風格，重要之處太多，總得抓一處最要點。有人說，動字最重要，譬如「紅杏枝頭春意鬧」的「鬧」字，僅此一字，便使該句成為千古名句。不過，這是單論具體寫作，好比樹的枝葉，若僅僅枝繁葉美是不夠的，必然要有牢碩的根，先有根，才能有軀幹、枝葉。 那麼詞的根是什麼呢？若以一字概括，或許應是「真」字。況周頤《蕙風詞話》說：「真字是詞骨。情真、景真，所作為佳，且易脫稿。」作詞人可以藉助各種手法表達一種情感，主人公可以不寫自己，但情感一定要真。如果「為賦新詞強說愁」，即使寫得再美，也難免流入虛美。情真與否，讀者無需學問淵博也能體會出。 如果在「真」字基礎上再添一字，或許「真純」最能概括。這種真純反映在李後主身上便是「赤子之心」，像一個涉世未深的小孩，無論寫什麼，都不會刻意矯飾。王國維《人間詞話》云：「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從小在深宮中長大的李煜不擅長政治，在南唐諸皇子中排第六，本來皇冠不可能落在他頭上，命運卻給他開了個大玩笑。在繼統前，為遠離紛爭與猜忌，李煜無心參與政事，成日研究書籍，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赤子之心。王國維說：「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寫詞不像寫《水滸傳》、《紅樓夢》需要閱世很深，李煜不擅長做皇帝且閱世不深是他的短處，卻是作詞方面的長處。 （圖：Adobe Stock） 各位請看他亡國前作的一闋〈木蘭花〉，是其前期代表作，寫得直快奔放。「笙簫吹斷水雲間，重按霓裳歌遍徹。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味切」，毫不掩飾自己對歌舞欲罷不能以及手拍欄杆的狂歡。宴會結束後，由繁華熱鬧轉為浪漫淡雅，「歸時休放燭光紅，待踏馬蹄清夜月」，不想回房間睡覺，感覺仍未盡興，還想騎在馬上，踏在滿地月色上散步。這哪像個成熟的皇帝，分明是長不大的「夜貓子」，行為任性，下筆也任性，看不出什麼需要讀者細品的深意，卻不失美感，寫得俊逸神飛。 經歷亡國後的李煜依然不失其「真」，但此時「真」在詞作中更多地體現在深摯上，他仍是個稚嫩的孩子，曾經歡樂寫得任真，如今悲痛也寫得任真，無論悲歡，他落筆都沒有節制。 其〈破陣子〉詞云：「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句句寫實，對自己的安逸毫不掩飾，離別故國時的心情也寫得極真。後來蘇東坡讀到該詞時極不滿，指責道：後主應該在九廟之外慟哭請罪，向舉國百姓道歉後再走，卻對宮娥揮淚，聽著教坊曲離開故國。確實，李煜作為國君在道德上有諸多可詬病之處，但作為詞人，他深摯地寫下自己最真實的心理，這種真實恰恰是最能引起共鳴的。 （圖：Adobe Stock） 被大宋軟禁期間，他失去往日唾手可得的自由，曾經的歡樂而今只能夢裡去尋，正因親嘗到大起大落的滋味，才將回憶寫得凄涼至極。「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秋風庭院蘚侵階。一任珠簾閑不卷，終日誰來。金鎖已沉埋，壯氣蒿萊。晚涼天凈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南唐宮殿的豪華，故國山河的豪壯，一切都那麼真實而遙遠。「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游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不堪回首的哀痛，在李煜筆下如一江春水奔涌而出。「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這是他囚徒日常的真實寫照，多少次從美夢中醒來，又被無情的現實擊碎，循環往複，似無休止。 這種痛苦的循環最終由一闋〈虞美人〉了結，使他解脫。該詞是這位千古詞帝的絕命詞：「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煜七月七日過生日時寫下該詞，命令歌女作樂唱出，聲響之大，以至於宋太宗也聽到歌聲。宋太宗勃然大怒，命人取來李煜的詞，看到「小樓昨夜又東風」以及「一江春水向東流」後更堅定了殺害李煜的決心，遂賜毒酒將他毒死。 以階下囚身份毫無遮掩地書寫亡國之恨，無疑是大膽之舉，不知他到底是有意求死還是無所顧忌，但正是這種大膽的真情流露，造就了中國歷史上最光彩奪目的詞作。陳廷焯評道：「一聲慟歌，如聞哀猿，嗚咽纏綿，滿紙血淚。」王國維道：「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李煜詞有延綿千年的感染力，和滿紙血淚有密切的關係，彷彿可引起天下人的共鳴和同情，彷彿寫出天下人的哀痛。此種真情，唯有親身經歷過奢華與囚禁的反差才能寫得動人至極。 （圖：Adobe Stock） 李後主能有這樣的文學成就，當然也離不開博學與天賦，然而他主要憑藉的是真率，沒有溫庭筠的艷麗，也沒有南宋詞的曲晦寄託，也無需大量用典，只是純任性靈，就能打入讀者心靈深處。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對後主詞有一段比喻非常貼切：「李後主詞如生馬駒，不受控捉。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粗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端己，淡妝也；後主則粗服亂頭矣。」像西施那樣的美女，她們的美無關乎妝容與衣服，天然國色，即使粗服亂頭也美，李煜的詞就是粗服亂頭的絕代佳人，也像一匹生馬駒，靠的是天然本事。他和嚴妝的溫庭筠、淡妝的韋莊形成鮮明對比，雖不宜論孰高孰下，但詞確實從李煜起開啟新風。 （圖：Adobe Stock） 作詞之真體現在李煜作品上可謂真純、深摯、赤子之心、滿紙血淚；在另一位大詞人的作品上，則表現為自然之眼、自然之舌，也飽含深情與血淚，令人不忍卒讀。該詞人便是清初才子納蘭性德。 王國維對此二人評價均極高，他在《人間詞話》中如此評納蘭詞：「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況周頤《蕙風詞話》稱讚納蘭性德為「國初第一詞手」，「天分絕高，適承元明詞敝甚，欲推尊斯道，一洗雕蟲篆刻之譏。獨惜享年不永，力量未充，未能勝起衰之任。其所為詞，純任性靈，纖塵不染」。 詞的鼎盛時期在北宋，自南宋起風格變得深晦，元朝和明朝形成刻意求深的寫作風氣。不宜說南宋以降詞風不好，具體地說，是偏離了以真性情為最要的習氣，如況周頤所言「雕蟲篆刻」，過於追求詞藻麗句，縱然費盡心思，卻只是雕蟲小技、旁門左道。王國維稱納蘭性德「未染漢人風氣」，指未沾染元明以來刻意求深、雕蟲篆刻的風氣，並非指漢人全部文化。王國維給出「北宋以來，一人而已」的高度評價，看似誇大，卻實至名歸，主要針對納蘭詞重視性靈、落筆自然而言。 納蘭性德（圖：公有領域） 納蘭詞和後主詞有一相似之處——縱然在抒發悲情時均使用文學手法，卻彷彿沒有用過般，化於無痕，這是他們共同的高明之處。作詞無疑需要精，不可粗，然而選字造句後呈現出來的應是自然語句，純樸而動人；不可平庸，但可以平常，以尋常場景和語句抒發直擊讀者心靈的情感。納蘭性德甚擅長以尋常寫不尋常。 請欣賞他的一闋〈蝶戀花〉：「蕭瑟蘭成看老去。為怕多情，不作憐花句。閣淚倚花愁不語，暗香飄盡知何處。重到舊時明月路。袖口香寒，心比秋蓮苦。休說生生花里住，惜花人去花無主。」詞中出現多個「花」字，卻不因重複用字而影響美感。「為怕多情，不作憐花句」，這是只有經歷過亡妻之痛苦且日夜思念才會有的敏感。因愛生怖，怕作憐花句的心情是十分真切的。再讀「重到舊時明月路。袖口香寒，心比秋蓮苦」，他走到和妻子盧氏曾行過的小路上，當初妻子的袖口也沾染花香，如今物是人非，袖口的殘香隨之消逝，怎不悲苦？尋常的景物，尋常的回憶，最讓人心碎。 （圖：Adobe Stock） 再請欣賞一首〈浣溪沙〉：「誰念西風獨自涼。蕭蕭黃葉閉疏窗。沉思往事立殘陽。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假若沒有對妻子細緻入微的深愛，便不會有「莫驚」二字。試想，她酒後睡得正香，納蘭小心翼翼，生怕有一絲打擾到她。「賭書」引用李清照和趙明誠的典故，可想納蘭和盧氏也共度過無數快樂時光，誰能料到尋常往事竟成一種遙不可及的奢望呢？全詞只有一處用典，卻用得貼切自然，我們彷彿看到納蘭和盧氏夫妻，與趙明誠、李清照夫婦處在同一時空，有一樣的歡聲笑語，甚至就像同一對人。 （圖：Adobe Stock） 另有一首〈蝶戀花〉，情深之至，古今少有。該詞寫道：「辛苦最憐天上月，一昔如環，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輪終皎潔，不辭冰雪為卿熱。無那塵緣容易絕，燕子依然，軟踏簾鉤說。唱罷秋墳愁未歇，春叢認取雙棲蝶。」該詞與納蘭的一個夢有關，夢見亡妻淡妝素服，向他哽咽訴說，臨別時道：「銜恨願為天上月，年年猶得向郎圓。」詞中「一昔如環，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輪終皎潔」便來自此夢。該詞典故化得好，「不辭冰雪」指荀粲不怕冰雪嚴寒而為病重妻子降溫的典故。納蘭化用前人詩句也很自然，李賀有詩云：「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李商隱詩云：「春叢定是雙棲夜，飲罷莫持紅燭行。」納蘭「唱罷秋墳愁未歇，春叢認取雙棲蝶」將兩者融為一體，抒發新意：縱然面對妻墳，唱過鮑詩，愁情卻絲毫不減，多麼希望能和亡妻像雙飛的蝴蝶在草叢裡相守。 （圖：Adobe Stock） 以上寥舉幾例，後主與納蘭還有諸多佳作。概括而言，二人均有詞真、情真的優點，毫無虛偽和刻意。此外，史上還有許多詞人的抒情都是獨一無二的，蘇東坡、李清照、辛棄疾等，不勝枚舉。感受唯有親身經歷才能嘗到，真正感受過血淚的人才會寫出血淚文字。 技法和學識仍是必要的，大量讀書，文學功力深厚，方可下筆流暢，從而擁有自然之舌。佳作絕不是憑臨時學習、矯揉勉強而成，《蕙風詞話》在此方面多有強調，譬如「凡人學詞，功候有淺深，即淺亦非疵，功力未到而已。不安於淺而致飾焉，不恤顰眉、齲齒，楚楚作態，乃是大疵，最宜切忌。」又如「詞過經意，其蔽也斧琢。過不經意，其蔽也褦襶。不經意而經意，易。經意而不經意，難。」詞史上有許多精雕細琢的佳作，是我們應學習的內容之一，然學的越多，下筆反而越不自然，更甚者怕所用手法少，怕被讀者譏笑，這些心思都屬於偏離「真」。若尚未達到深，切不可刻意求深。 作詞需在過直和過曲間找到一個合適點。《蕙風詞話》說：「詞筆固不宜直率，尤切忌刻意為曲折。以曲折葯直率，即已落下乘。昔賢樸厚醇至之作，由性情學養中出，何至蹈直率之失。若錯認真率為直率，則尤大不可耳。」詞忌太露，但不妨礙真，水到渠成最好，一切自然出自你的性情和學養。
文/清簫 筆者近日在臉書等社群媒體上看到網友批評中國傳統文化，一部分觀點認為中國的政治從古至今都糟糕，每提及帝王都無好感。 對於這樣的觀點，筆者表示不苟同。應該分兩方面看： 首先，當今中共國的政治狀況確實糟糕。回顧古代，君權主體上呈強化趨勢，過程中確實生出一些受詬病的制度，如明之廢相，清之設軍機處。 但另一方面，需全面了解中國政治從古至今的變化以及傳統思想，應知古時大思想家與政治家們對君主有極高的標準，也努力約束君權，有時踐行得好，有時不好。實在不宜將所有髒水都潑到傳統文化上。特寫此文，為傳統文化辯護，簡評歷代治國，正說君臣之道，並列舉今人對歷史的一些誤讀。 物極必反，峰頂往往也是懸崖。中國政治發展到清朝時走向極端了，清亡是順應時代的需求，但有人以為以前的朝代都和清朝差不多，這是不對的。 （圖：Adobe Stock） 清末至民國初，有許多中國人陷入迷茫，甚至民族自卑。學習西方民主、思想、文化是應該的，但一部分學者過度批判中國傳統，造成文化自信缺失，20世紀初所謂「新文化運動」有一些主張是瘋狂且不合理的，引發很不好的影響，導致共產主義在中國膨脹。幸有一些國學大師及政治家看清「新文化運動」的惡劣，如錢穆和蔣介石，深知傳統文化的可貴並致力傳承。 中共竊國後，吹噓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並發動文革全面破壞傳統文化，後假借弘揚傳統文化之名加強所謂「愛國教育」，將愛黨與愛國捆綁在一起，迷惑國民。這相當於先放火再滅火的強盜行為，而且，中國古代的輝煌跟它有一毛錢關係嗎？ 現在一提起中國古代，有人就想到「奴才」，而且將政治視為貶義詞。實則不然。以前士大夫和百姓的責任包含糾正君主，中國古代一直都鼓勵並讚揚敢諫的精神，士大夫享有很高的尊嚴。 （圖：Adobe Stock） 君當為客 堯舜時施行禪讓制，虛心納言，言論自由。《呂氏春秋》記載：「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四千多年前，堯帝常擔憂自己執政有錯，設一面鼓在門外，任何人都可以擊鼓進諫；舜帝在路旁設立木牌，民眾都可以在上面寫意見，指出他的過失。 君為客，天下為主，這才是君道。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在《原君》中說：「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 君主的責任原本應是不顧自己的損失而為天下人貢獻，所以君位不該是一種誘惑。堯舜時代，賢士把權力看得很淡，那時有一位智者叫許由，堯想將天下讓給許由，他卻躲避到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後來想安排他擔任九州長，他覺得耳朵受到污染，於是跑到潁水邊洗耳。到商朝時，商王湯想讓位給務光，被務光拒絕。 早期的君主就像接了賠本產業的義工，且這一產業不屬於他們，其職責就是惠及全民、造福天下，吃力不討好，所以君主受天下人敬仰是不過分的。黃宗羲說：「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君主本來不該是貶義詞，是後人對權力的慾望扭曲了其內涵。打個比方，試問各位討厭金錢嗎？錢是每個人的生活必需品，人人都靠它吃飯，其中好人用它行善，貪婪者為求財而行惡，難道說錢是骯髒之物嗎？君權同理。關鍵在於對君權的制約有多大，君主是否達到應有的標準。 （圖：Adobe Stock） 黃宗羲也批評了後世的君主以及觀念的變異，稱：「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他並講到臣民對「不合格」君主的態度：「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古代儒家的有識之士不主張愚忠和小儒的迂腐觀點，若君主已到夏桀、商紂的地步，則應該受到討伐。 黃宗羲還說：「是故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如果真正明白作為君主的責任，自然會讓位於他人，拒絕接替君位的人也不算多麼超凡脫俗；而有些人正因為不明白做君主意味著什麼，才會爭權奪勢。 順便一提，先秦儒家雖尊君，卻也輕君，譬如《孟子》有一句名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主本來就是為社稷和百姓貢獻的。再舉《孟子》中非常有趣的一例，有一次孟子問齊宣王，有個人要去楚國，先將妻子和孩子託付給朋友，請他照顧，但回家後發現妻兒受凍飢餓，該怎麼辦？齊宣王回答：「棄之。」（和這個朋友絕交。）孟子接著問，士師若不能治士，該怎麼辦？齊宣王回答：「已之。」（撤掉他的職。）孟子又問，如果「四境之內不治」，該怎麼辦？這一問題意在引導齊宣王意識到君主的責任，若按照前面的邏輯，這樣失職的君主也應該下台。但齊宣王不敢回答，只是「顧左右而言他」。這從側面說明，儒家思想是對君主的約束，然而當時君主未必愛聽。 （圖：Adobe Stock） 簡論古代治國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中雖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主，但含有民本以及修身、德政理念，即使在近現代西方人眼中也是珍貴的，例如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就是孔子的「粉絲」。道德是政治與治國的本，道家、儒家均看重本，後世談政治的人往往捨本逐末，實在可惜。 關於治國的境界，筆者認為法家不如儒，儒不如道。以下梳理歷史脈絡： 堯舜禹之後，夏朝開啟世襲制，雖不如禪讓制的時代，但夏、商、西周三代統治鬆散，地域局限，政治和人心遠比後世純樸。西周之後，東周亂世是歷史上的一次大考驗，若將中華文明比喻為一個人，那麼春秋戰國好比一次修鍊過關的過程，有人堅守先賢的價值觀；有暴君亂臣不守，禮崩樂壞，在動蕩中看人心的擺放，考驗中華文化能否延續。幸運的是，文明得以延續，中原人不至於披髮左衽，儒家、道家、墨家、縱橫家、兵家、法家等百花齊放，東周可謂思想最活躍的時期。到戰國末，法家思想脫穎而出並為秦國統一六國起到重要作用。 （圖：Adobe Stock） 然而法家適合爭霸集權，它不同於今天民主國家的法治思想，其中包含帝王馭臣之術，主張嚴刑峻法、霸道、權謀，已距黃金時代的標準甚遠。宋代徐誼發表過一段言論：「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宋史》）如果人人能行大道，退而行德政、禮樂，何需靠術、勢治國？按老子《道德經》的觀點，「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需要孔儒呼籲恢復德政、仁義與禮的社會顯然已經退步，何況需要法家的時代。秦朝興於法家，也亡於法家。 應認可法家公正的一面，譬如即使是變法者商鞅本人也要嚴格遵守法規，但法家也包含加強君主集權的部分，不宜過分偏重。西漢吸取教訓，初期效道家無為而治，休養生息，開創文景之治。自漢武帝起，儒家與法家兼取，王道與霸道雜用。 有人可能會很快聯想到所謂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這正是現代常見的誤區，實際上漢武帝以後並未獨尊儒術。漢宣帝偏愛刑法，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住德教，用周政乎！」（《漢書》）而漢元帝則喜愛儒家。漢朝以後直至清朝，在治國方面嚴格而言也沒有獨尊儒術，很長時間是外儒內法，亂世往往行霸道，所以有些黑鍋不該由儒家來背。而且秦以後的儒家思想和先秦儒家有所不同。 假如中國歷代都能真正落實儒家治國，結果或許會更好。道家在後世看來過於理想，但道家確實最為高明。而法家一旦運用得心應手，若不注重修身，則易使帝王上癮，充當無形的利刃，和限制君權背道而馳。 （圖：Adobe Stock） 論君臣之關係 現在有人談中國古代史，提及君臣關係時喜愛片面渲染恐怖，且以為臣為君之奴才，這樣說是不準確的。五千年間，君臣和睦與君主高壓兩類例子都有，豈能以偏概全？ 儒家講的君臣之綱最初也非主奴關係。可參見董仲舒《春秋繁露》：「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此處提出三綱，臣如地，君如天，天覆蓋地，地持載天，這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好比水和舟。《春秋繁露》還稱：「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將君與臣比喻為陽與陰的關係。後世大儒講到三綱，往往強調作為皇帝的責任和表率，不是單方面的絕對服從，如南宋理學家真德秀《大學衍義》說：「君為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首先帝王自己要正，臣盡臣的本分，君也要盡君的本分。 秦以前不算大一統時代，君臣、君民距離較近，尤其周朝各諸侯國享有很強的獨立性，列國接近小國寡民的狀態。那時人才流動性強，「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左傳》），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人才大可不必巴結君主。即使在秦漢大一統時期，大臣在皇帝面前也不卑下。但後來總體上呈君強臣弱的趨勢，至明清尤為顯著。 君臣關係的一個重要表現在於皇帝和宰相的關係。中國傳統重視禮賢下士，求賢若渴，皇帝在宰相面前應當謙遜。漢朝君臣在上朝時，皇帝要站著和宰相議政，而不是坐在龍椅上。宋朝以前，宰相面見皇帝時都是坐著的，所謂三公坐而論道，唐朝還會為宰相賜茶。 （圖：Adobe Stock） 宋朝是宰相地位變化的重要節點，宰相上朝時必須站著。到了明代，朱元璋索性廢相，從此再無宰相，而且大臣見皇帝時要跪下，如果跪累了，允許坐著休息一會兒。清朝要求大臣一直跪著，連坐一會兒的機會也沒了。 以上是就禮儀變化而言，下面講制度。 譬如，漢朝的宰相對皇帝構成很大牽制，有一套完備的制度。提起宰相，人們往往聯想到一個人或一個職位，但其實宰相身後代表龐大的政府機構，皇帝怕宰相未必都是怕人，而是怕制度。漢朝宰相府以下有十三曹，一個曹類似一個部門，可謂是宰相的秘書處，當時全國政事都經過十三曹彙集於宰相一人。和宰相近乎平起平坐的是太尉和御史大夫，合稱三公，宰相負責行政；太尉負責軍事；御史大夫負責監察，相當於副宰相。 唐朝宰相制度不同於漢朝，最大的變化是將相權一分為三。漢朝宰相是一人在其他官員輔助下行政；唐朝宰相不是一個人，而是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大部門，合在一起才能稱為宰相。 儘管如此，唐朝宰相依然有很大的權力，其中，政府所有最高指令均由中書省發出，被稱為「敕」，須經過皇帝批准，卻不是皇帝寫的。其流程是，中書省擬稿後給皇帝看，皇帝如果同意就拿御印蓋個章，寫幾句批示。宰相所擬的旨已經是定稿。 （圖：Adobe Stock） 中書省發布的詔書不會立即執行，還須門下省審核，若覺得不合適，門下省可以將其駁回，稱作「塗歸」。只有當門下省通過後，詔令才算生效。這是又一層對皇帝的制約。 宋朝與唐朝不同之處在於，宰相不是將定稿交給皇帝，而是先寫札子向皇帝遞呈建議，被稱為「面取進止」，皇帝發表意見，之後宰相依照皇帝的意見擬旨。這意味著相權在宋朝削弱。 即便如此，只要有宰相，就會對皇帝構成很大制約。皇帝雖一直在萬人之上，但制度並沒有賦予其為所欲為的權力。譬如宋寧宗在位時，頻繁以手札下令，激起群臣不滿，因為依照制度，政令應出自中書省，就算是皇帝也要按流程辦事。那時有大臣批評宋寧宗繞過宰相府行事，「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宋史》） （圖：Adobe Stock） 君權與相權一直存在矛盾，時而配合和睦，時而結下深仇。明初發生胡惟庸案，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採取極端的方式解決君相矛盾——廢除宰相制度。至此，皇帝的障礙比往朝少了許多。明太祖雄才大略，治國勤政，包攬宰相原本要做的政務，是典型的工作狂，並要求子孫後代都像他一樣既當皇帝又當宰相。這當然不現實也不會長久。後來明成祖成立內閣，召解縉等才士參預機務，類似皇帝的顧問與秘書。儘管內閣大學士被俗稱為宰相，但權力比宰相小。內閣大學士本身只是五品，往往由六部中某位尚書或經筵講官兼任。 明成祖後，宣宗朝發生轉折，形成這一新流程：大臣議政，將題本交到內閣；之後內閣票擬，即起草聖旨；之後交給皇帝看，皇帝若採納，便用紅筆抄一遍，稱為批紅。此時聖旨尚不能生效，須經過六科審核，六科有權封駁聖旨，制約皇帝，聖旨必須經六科通過才能生效。通過後，六科若認為聖旨不足，發給六部時可以進行「科參」，即寫下執行時的注意事項，代表六科的意見。顧炎武《日知錄》稱：「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 明宣宗後，這一流程基本上一直延續。後來明世宗、神宗長年不上朝雖受詬病，但事出有因，當時的政府運行已不同於明初，政事交給內閣即可，期間內閣大學士近乎權傾朝野。 （圖：Adobe Stock） 明宣宗開啟這一輕鬆的決策模式有利有弊，不宜過於苛責，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明太祖廢相。世襲的皇帝德才參差不齊，如果能力平庸且精力不足，最好少折騰，宰相才應該在行政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清朝保留內閣，未恢復明以前的宰相制。雍正設立高度機密的軍機處、秘密建儲制，這是以前沒有的機構和制度。清朝的君臣關係牽涉滿漢矛盾，雖重用不少漢人，但最高機密文件由滿文書寫，滿官仍佔據不平等優勢。 整體風氣上，君臣關係越往前越好，具體因人因事而異，不能說絕對，只是概括。 秦始皇待大臣不差，不忘恩義，自知犯錯後對王翦謙遜道歉，能包容並重用李斯。 漢朝和大唐，筆者認為用「恢宏氣象」形容最貼切，政治、文化給人印象都是很大氣的。譬如漢文帝與周亞夫留下佳話，這是皇帝與武將關係的典範。隋唐的政治、文化、民族融合、民間風氣都有魏晉南北朝的影子，包容性強，可謂胡漢一家，唐代皇帝有時也行北方游牧民族的禮節。 （圖：Adobe Stock） 唐太宗治國放得很開，他的文臣武將個個充滿個性，魏徵是顯著代表，他的作風就是坦誠直言，不怕得罪。據《資治通鑒》，魏徵曾對唐太宗說：「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意思是他希望自己做良臣，而不做忠臣。需要忠臣出現的時代反而是不好的時代，因為要冒生命危險講出逆耳忠言，所以最好形成言論開放的政治環境，皇帝賢明不昏，大臣只需各做好工作即可，因此魏徵說：「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唐太宗確實也在君臣融洽上做得好。唐朝的皇帝整體上是不強勢的，甚至中晚唐藩鎮割據嚴重，君成為較弱一方。 北宋待文臣不錯，皇帝沒有暴戾的，但政壇人事變動頻繁，主要歸因於變法派和守舊派的對立。南宋、北宋都弊在抑武，明朝中期後也有此問題。 明、清變化最明顯，明太祖開了一個政治高壓的頭，到明仁宗時君臣關係有所緩和。明朝君臣關係最好的時期是仁宣之治以及弘治中興，明仁宗、宣宗既勤政精明也不剛愎，聽取「三楊」等良臣的獻策，君臣關係和睦；明孝宗朝中也充滿正氣。武宗、世宗、神宗君臣對立之激烈在整個古代史上都是突出的，問題主要出在皇帝上。明朝愛用廷杖極不好，俗話說刑不上大夫，廷杖、錦衣衛都是摧殘士大夫的。然而明朝長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為榮的風氣，越敢和皇帝爭辯，甚至寫奏疏批評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 （圖：Adobe Stock） 清代君強臣弱最顯著。有利的一面，譬如清朝皇帝普遍勤政盡責，平均水平算是歷朝最優秀之一，而且康乾盛世成就卓然。但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清朝政治風氣冷峭高壓。康熙帝寬仁，而雍正強化了高壓控制臣民的風氣。乾隆前十三年相對寬厚，十三年後改以鐵腕治國，嚴酷之風達到頂峰，導致大臣如履薄冰，敢言者少。即使是精明賢臣、三朝元老張廷玉，也在官場上活得戰戰兢兢，還險些晚節不保。 雍正、乾隆很精明，他們在位時，奸臣瞞不過他們，所以治國基本上沒出太大問題。但冷峭風氣的弊端到晚清就顯得格外突出，導致官場普遍圓滑，明哲保身，說套話、不說話居多。 清朝文字獄、強制剃髮留辮是對臣民身心的巨大摧殘，削弱士人骨氣，脊梁骨硬的文人往往隱藏民間。元朝雖也是征服漢人的外族政權，卻不至於如此高壓嚴酷，反而較鬆散開放。明清以前很少發生因文字獲罪的案件，清朝比明朝嚴重，明朝成祖以後政治氛圍已經變得寬鬆，晚明言論更奔放自由。清朝禁書也很嚴重，數據上看，清朝禁書總數是明朝的12.6倍。古代有此現象是不好，但我們也實在不應以為所有朝代都和清朝一樣。 論制度，最好的時期當推漢、唐。在秦以前，相原本是副官；自秦漢起，相變為皇帝的副官，同時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官。皇帝是全國最高元首，而實際管理國家的是宰相，原本應是這樣的關係。皇帝世襲註定子孫良莠不齊，即使英明也必然犯錯，所以最好不要過分干預宰相。再看唐太宗和唐玄宗，在鑄造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作用大過帝王的作用，唐太宗說他不贊同像隋文帝那樣「性至察而心不明」，事必躬親未必是好事，唐太宗的實際做法也是發揮各臣的配合作用。 北宋程頤有言：「天下治亂系宰相」，但在清代，崇拜程頤的乾隆卻說，治國最重要的怎麼是宰相呢，應該是皇帝才對。可見觀念的變化。 （圖：Adobe Stock） 現在中國大陸將中國傳統政治貶低為君主專制，這是不準確的。從上文對制度的介紹不難看出，在古代，權力並非集中於君主一人，也不算是獨裁，至少並非所有時期都是。說君權呈強化趨勢是爭議較小的，或者可以說存在特權與不平等。明清以前君主一直和宰相共治國家，雖君主是上級，宰相卻也享有很大的議政權，而且許多不太重要的政事無需請示君主。即使在明清，也不適宜一概貶為皇帝專制。 以上是就制度論，問題在於，過去如果皇帝違規或不賢，大臣往往不能換掉他或懲罰他，通常是勸諫，除非到極惡劣的地步。懲罰並非沒有，只是太少，往往需藉助朝中勢力、太后等，或直接以戰爭改朝換代。暫不論亂世特殊時期和奪位例，太平盛世中比較典型的是霍光廢帝，漢昭帝駕崩後，昌邑王劉賀繼位，荒淫無道，輔臣霍光因此報請太后廢掉其帝位，昌邑王在位僅27日。秦漢以前也有一例，商朝有個名叫太甲的王昏庸無能，宰相伊尹將其流放到桐地，讓他反省長達三年，後來太甲悔過自新，於是得以復辟，從此以德治國，改變為明君，這件流放君主的事幾千年來受文人稱讚。伊尹和霍光的條件非人人能具備，也非人人敢為。 然而君與臣孰強孰弱不能作為評判一段歷史時期的唯一標準，所以要看具有穩定性的制度。像漢獻帝、唐昭宗的情況屬於失勢，不能說明就該那樣，所以重點談普遍狀況，而不細說太多事例，因為有些事例牽涉手段和勢力，那不是制度。 道向何處求 可能有人會認為筆者將古代讚美得太好，而筆者想說的是，以前的制度在當時的環境確實有值得肯定之處，其制衡與監督並不差，但為何有黑暗的事發生？雖制度有漏洞，但歸根還是人心的問題。 通常一個朝代從開國到盛世政通人和，嚴守規章，後來流於形式，官場腐敗，走向衰落。法典和制度從頭到尾都差不多，怎麼從盛到衰變化如此大？大家知道唐玄宗前期善用賢相，姚崇、宋璟、張九齡等均德才兼備，後來任用能力同樣不差的李林甫，他表面上認真工作，也基本上遵守規章，卻喜愛諂媚，私下打聽玄宗日常，然後再順著玄宗的意思講話。玄宗本來是一精明皇帝，然而順耳的蜜語聽多了，對李林甫十分喜愛，縱容他誤國多年。試問，什麼能阻抑一個人的城府呢？ 中國傳統思想有個重要特點：對自覺的要求高，先修身，再齊家治國，且重視內省。它看似是一種理想化狀態，然而大道至簡，若能堅持實踐，其實是一條直接治本的捷徑。凡從政，修身在先，這個修不是單單讀書學知識技巧，而是長時間的修心，是時時不忘內省。 據《帝鑒圖說》，周武王聽大臣師尚父說，有一本丹書含有國家長治久安的道理，之後他齋戒三天，恭恭敬敬地站著聽師尚父講述丹書的道理，牢記於心，並在席上、桌上、鏡子上、洗臉盆上、殿柱上、門窗上銘刻，隨處提醒自己，還要讓子孫未來都看到。如此時時內省的毅力和謙遜向大臣請教的態度，是周武王能使周朝國祚長久的重要原因。 （圖：Adobe Stock） 修身和內省需要堅持，若一段時間修而後來懈怠，很容易前功盡棄。許多人爭當政客，卻不堅持修身，捨本逐末，終究成不了大政治家，過去讀書人都讀聖賢書，有人修心實踐，有人只求功名，結果一定是有差距的。明代王陽明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他悟到「致良知」、「知行合一」、「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他做官、解決棘手問題、打仗樣樣在行，近乎全能，與此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治國之道、聖人之道，最終要向自己的心裡求。
文/清簫 （接上期）母親節將至，筆者精選中國歷史上12對母子間的感人故事。這些孝子中有帝王將相，亦有平民百姓；有日夜陪伴的點點滴滴，亦有天人永隔的真情流露。 江革行佣供母 東漢有一位孝子名叫江革，《後漢書》與《二十四孝》都記載了他的孝行。 江革從小失去父親，只能和母親相依為命。彼時正值亂世，許多盜賊為非作歹，因此江革背著母親離家逃難。路上既危險又飢餓，歷經險阻，靠在野外採摘食物存活。母子二人數次遇到強盜，每次江革都哭著求情，說自己要繼續贍養老母，請求放他們一條生路。劫匪為此感動，於是不再傷害他們，甚至幫他們指引避難的方向。 後來江革逃到下邳，窮困到買不起衣服鞋子。但他不辭辛苦，勤奮打工掙錢，想盡辦法讓母親吃飽穿暖。《後漢書》稱：「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凡是母親需要的東西，一件都不會少。而他自己卻常常光腳。 （圖：Adobe Stock） 建武末年，江革與母親返回家鄉。每逢縣內核查戶口，江革都考慮到母親年邁，不能坐在搖晃劇烈的馬車中，於是親自在兩轅間拉車，代替牛馬。從此同鄉們給他起了個綽號——「江巨孝」，以表達對他的欽佩。 母親去世後，江革非常思念她，便住在母親墳墓旁，無論白天黑夜都不離開，睡覺時還不捨得脫下孝服。 他的孝心孝行被許多人看在眼裡。永平初年，有人舉薦他為孝廉。在漢朝，舉孝廉是推選人才做官的制度，這意味著江革將飛黃騰達。然而江革不慕名利，《後漢書》記載他「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後來，江革的高尚品行受到皇帝漢肅宗賞識，被提拔為五官中郎將。 李文耕曾這樣評價江革對母親的孝：「次翁之孝，於險阻艱難中，全人所不能全。然在次翁，初不敢料其必全，只盡其心力，而造次顛沛，必於是耳。孔明鞠躬盡瘁，寧俞薄鴆橐？正同此一副心事。忠臣孝子，所以爭光於日月也。」 陸績懷橘遺親 陸績是東漢末年大臣，六歲時就知孝敬母親。那年，年幼的他跟隨父親陸康謁見袁術，袁術以橘子款待，陸績悄悄拿走兩顆橘子藏進自己懷中。臨行辭別時，陸績屈膝跪拜，不慎使橘子從衣服中掉落。 陸績（圖：公有領域） 見場面如此尷尬，袁術笑道：「陸郎到我家作客，不當面吃個盡興，卻為何將橘子藏在懷裡帶走？」陸績回答道：「我母親喜歡吃橘子，所以想帶回去送給母親。」袁術十分驚訝，沒想到這小孩年僅六歲就如此孝順。 《二十四孝》有詩讚頌陸績：「孝悌皆天性，人間六歲兒。袖中懷橘實，遺母報深慈。」 朱壽昌千里尋母 朱壽昌是宋代文官，他辭官千里尋母的感人故事曾受大文豪蘇軾和宰相王安石撰文讚頌。 朱壽昌的生母劉氏是他父親的妾，他七歲時，劉氏離家，從此下落不明。朱壽昌長大後當了官，仕途順利，富貴之餘始終不忘尋找母親。母子分離後五十年間，他到處打聽消息，直到自己年老也不放棄。 在那個時代尋人不是一件容易事，數十年來杳無音訊，朱壽昌為此燒香拜佛，灼背燒頂，刺血書寫《金剛經》，祈求神明助他。熙寧初年，他聽說劉氏在秦地改嫁平民，立刻辭職，千里迢迢趕往秦地尋母，並發誓說：「不尋見母，誓不復還！」 （圖：Adobe Stock） 功夫不負有心人，朱壽昌終於在同州找到生母，此時劉氏已高齡七十歲，這一對老年母子相擁而泣，五十年的思念盡化作泉涌的淚水。後來皇帝宋神宗得知此事後也很感動，特許朱壽昌官復原職。 蘇軾專為朱壽昌母子重逢事作一首詩：「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升青天。愛君五十著彩服，兒啼卻得償當年。烹龍為炙玉為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花誥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蹙綉。感君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聞。長陵朅來見大姊，仲孺豈意逢將軍。開皇善桃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郡守誰復譏，潁谷封人羞自薦。」王安石也作詩道：「綵衣東笑上歸船，萊氏歡娛在晚年。嗟我白頭生意盡，看君今日更凄然。」 （圖：Adobe Stock） 歸有光追憶亡母 明代散文家歸有光筆下的《先妣事略》樸實情真，催人淚下，流芳百世。歸有光的母親去世時，他年僅八歲，雖然和母親相伴的時光很短，但他始終珍藏著那短暫生活中的溫暖點滴。平凡的家庭，平凡的小事，字字透露著偉大的母愛和兒子誠摯的思念。 歸有光在文中回憶母親在世時的點點滴滴，彷彿她仍在眼前，正以慈愛的目光注視著自己。歸母身有殘疾，自從喝下一杯泡有田螺的水後，就再不能說話了。在母親的原生家庭里，外祖父和哥哥們家境殷實，為人老實，節儉樸素，與村民們嘮家常時總是態度和藹，善待子弟甥侄。母親去吳家橋時，一有空就紡棉花；一回到城裡，就忙於緝纑。每到夜晚，常常看到母親在微弱的燭光中勞作。明明可以吃飽穿暖，母親仍然辛苦紡織，就像朝不謀夕似的。儘管家裡的婢女都非常忙碌，沒有一個閑著，大孩子在身後拉母親的衣襟，小嬰兒在她的懷裡吃奶，她卻還要同時騰出手來拿著針線。 （圖：Adobe Stock） 在歸有光的記憶中，屋子總是整潔乾淨，母親待僮奴們非常寬厚，即使有時責罰，大家也都不忍心埋怨母親。每過新年時有美味的魚蟹餅餌送來，全家無論主僕都有份。在母親的協調下，歸有光家庭和睦，繁忙卻也開心。 歸母對兒子的學習也盡心督促。有時她半夜醒來，如果歸有光還沒睡，她便督促孩子默讀《孝經》。每聽到兒子一字不錯地讀下來，母親漸老的面龐上都會添一分喜悅。 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歸母溘然離世。年幼的孩子們看到家人哭泣，模仿大人們哭，在他們那個年紀，怎會真正懂得生離死別之痛？心中還以為母親只是像往常一樣睡覺了。多麼令人悲傷！家人請畫師為母親畫遺像，囑咐說：「鼻子以上，照歸有光的臉畫；鼻子以下，照大姊的臉畫。」這兩個孩子長得多像母親呀，儘管她遠赴另一個世界了，卻永遠無法隔斷血緣關係，在他們的面容上留下永久的憑證。 歸母逝世多年後，歸有光娶妻生子，是母親在世時訂的婚，然而她再不能親眼看到了。光陰似箭，昔日年幼的歸有光如今成為身負家庭重擔的爸爸，每抱起女兒，他就會想到已故的母親。每逢深夜和妻子追憶先母，二人均不禁相視而泣。母親生前的瑣事，縱然相隔許久，依然恍如昨日。 （圖：Adobe Stock） 歸有光母子在人間雖只有八年交集，情卻重於山、深于海，鐫刻在每一片細微平淡的記憶中，這或許就是《先妣事略》感動世人五百年的原因之一。黃宗羲評價說：「予讀震川（歸有光）文之為女婦者，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細事見之，使人慾涕。蓋古今來事無巨細，唯此可歌可涕之精神，長留天壤。」 蔡順拾桑供母 蔡順是漢朝人，自幼喪父，對母親極孝。王莽竊政之時，正逢饑荒，糧食匱乏，甚至出現人相食的悲劇。蔡順母子在如此嚴重的天災中靠吃桑葚生存。 蔡順每次採摘桑葚時都用兩個不同的筐子裝，有一天碰巧遇到赤眉起義軍，赤眉兵好奇地問他為何分裝桑葚，他回答說：「黑色桑葚留給母親吃，紅色的給自己吃。」黑桑葚較甜；而紅桑葚未熟，較酸。若發生在豐衣足食的社會裡，如此行為不是什麼稀奇事，但在大饑荒的環境下，蔡順有這樣的孝舉可謂難能可貴。赤眉軍聽後十分感動，隨即送給蔡順三斗白米和一頭牛。 《二十四孝》有詩讚頌道：「黑桑奉萱幃，飢啼淚滿衣。赤眉知孝意，牛米贈君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