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澳洲朋友问我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议，此前我也与其他朋友聊过该话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涵盖儒、道、释、兵、墨、法等各家思想；经、史、诗、赋、词、小说、音乐、书法、绘画；以及礼仪、服饰、饮食等，有精神，有文艺，有器物。学多少，学哪些，取决于孩子或大人兴趣在哪方面，或愿意下多大功夫。限于能力与篇幅，不能全涉及，在此整理部分建议，供诸君参考。 （图：Adobe Stock） 现在很多古代经典书籍都能买到，西方国家有些学校也教。如果有兴趣，不应只求学到一点表面，因为有许多深层的问题值得学生和老师思考。再者是看待历史人物、事件、书籍、文章的角度和观点，这比读书本身重要太多。现代许多人读古书的视角和思维都出了问题，譬如将马克思主义定于一尊，硬套中国文化，或以进化论看历史，还过度以自然科学视角分析，钻到事件、数字的牛角尖里，却轻视或不理解古人思想，或以理论框架框死。中国大陆受中共和马克思主义洗脑严重，香港、台湾、国外好一些，但也有尚待改进之处。 学中国传统文化，受近现代与西方理论影响过大不一定是好事，这毕竟不像经济学、自然科学。打个比方，弹古筝、拉二胡总不能以钢琴、小提琴为指导。以史学为例，清朝道光、咸丰以前都很好，道咸以后走下坡路；西方史学近三百年才像样，而中国古代史学著作三千年间璀璨夺目，延绵不绝。外国专门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著作未必优质，譬如日本史学家稻叶岩吉于1914年写成《清朝全史》，民国史学家萧一山少年时读过此书，批评其疏漏错误颇多。 清末民初虽大量引进洋学，大师林立，其观点却未必正确。譬如今人采用自梁启超以来之见解，以为中国传统政治一概为君主专制，但若你仔细研究，不难发现此说法不准确。另外，马克思主义信徒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定义中国古代，更是荒唐。中国古人绝大多数都是自由公民，没有奴隶社会。封建一词古已有之，在中国古代指天子分封诸侯，《左传》称“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意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之说。自秦朝起，中国不再适宜被称为封建。钱穆是对此问题认识较清晰的史学家之一，此外，梁漱溟也反对以马克思主义史观看中国历史，这两位均是民国学术界的大人物。民国初年以来，中国一些激进分子缺少对传统的敬意，要打倒孔家店，反理学，将外来文化皆捧上神坛，其破坏程度虽不及后来中共邪党发起的文革，却也扮演先锋角色。那时与激进潮流对抗的有钱穆、梅光迪、吴宓等人，坚持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建议各位谨慎对待民初以来的著作和人物，有些虽不是共产党，但其过度批判传统的观点亦不足取，不宜默认1949年前的著作都能放心阅读。比如鲁迅徒有虚名，不仅品德不好，文章也不如被吹捧的那样厉害，且对传统猛烈批判，过犹不及。中共很喜欢他，他曾骂谁，谁在大陆就被批斗。 钱穆（图：公有领域） 我推荐钱穆于1939年撰成的《国史大纲》，这可谓是每位华人应读的史学巨著，其观点中正，内容严谨，深入浅出，黄仁宇评价他为“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钱穆后因反共南下香港，对中共邪恶本质与中国传统文化之珍贵认识颇深，他另著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史学名著》等，都值得一看。另外，我建议大家了解一下以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这两位学者均留学于哈佛大学，民国初期担任教授，与新文化运动唱反调。学衡派相对保守，捍卫文言文与儒家精神，可惜在中共篡国后遭到打压。但学衡派的价值和影响非凡，他们是活跃于香港、台湾的新儒家的源头。 以上我简单讲述了近一百多年来学术文化圈良莠不齐的状况以及对传统与历史的歪曲。各位切莫以为专家知名度高就一定可信，现代迄今才短短一百年，以后评价怎样尚不可知，很多经过千百年时间考验的大师都在古代。下面我主要讲书籍方面，谈一谈学传统文化读原典原文的重要性和博学通学的重要性，以及怎样学。 （图：Adobe Stock） 重原著 博且通 中国古书自《隋书·经籍志》开始正式分类为经、史、子、集四大部。以下参考清代《四库全书》逐一简介。 经主要指儒家推崇的经典，含《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乐经》、《孝经》、《论语》、《孟子》以及小学等。 史指不同体裁的历史著作，包括正史、政书、编年、传记、纪事本末、史钞、史评、载记、别史、杂史、目录、职官、诏令奏议、地理。 子指诸子百家，如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医家、农家、释家、小说家等，还包含天文演算法、术数、艺术、谱录、类书。 至于集，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文集，包括楚辞、诗文评、词曲、别集、总集。比如《文选》、《诗品》、《文心雕龙》、《东坡词》等均归类于集。 （图：Adobe Stock） 古人治学一向重视通，现在人说文史哲不分家，也是这道理。读中国古代史时需学经，先有思想上的共情，否则难以理解古人的行为，因为两千年来经书都可作为做事前的参考。现代人忽视经学，再去读古代史，一定会有损失。就连古人，若经学功夫不够，也会导致自己的著作有缺。 唐代刘知几写过一本《史通》，史学价值高，却不够理想，熟稔经学的人读后会发现作者不擅长经学。果然，刘知几小时候不喜欢读《尚书》，而特别喜欢《左传》。据《新唐书》记载，“年十二，父藏器为授《古文尚书》，业不进，父怒，楚督之。及闻为诸兄讲《春秋左氏》，冒往听，退辄辨析所疑，叹曰：‘书如是，儿何怠！’父奇其意，许授《左氏》。逾年，遂通览群史。”刘知几擅长史学，可惜因学问有偏，终究在写作时暴露了短板。 经学对文学而言同样重要，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讲文学评论，称各种文体都起源于经书：“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刘勰学识卓越，能看到本源与大处。学问做得越广越好，尽量阅读四书五经、文学、史学的原典原文，比泛泛地听别人转述好许多，若只听老师讲个大概，则不能算得上真正学会。或许会觉得文言文有点难，但不必担心，许多都有注释，一步一步来。 （图：Adobe Stock） 读原文可以品味出许多背后的思想和精神，尤其是史书中微言大义的文字。譬如读《春秋》，孔子为何写“郑伯克段于鄢”？这段历史事件讲郑庄公与弟弟共叔段之间的战争，用白话说，即郑伯在鄢这个地方打败了共叔段。试想，为什么不称“庄公”，而称“郑伯”？为什么要用“克”字？为何不写作“克其弟于鄢”？ 《左传》讲解得很清楚：“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共叔段为争夺权力而造反，不像弟弟该有的样子，所以不称他为弟。郑庄公与共叔段如两个国君交战，“克”是用于敌人的，郑庄公视弟弟为敌，所以说“克段”。郑庄公身为君主兼哥哥，当看到共叔段有反叛迹象时未及时阻止并引导他归正，这属于没尽到兄的责任，所以称“郑伯”，讽刺郑庄公失教。不写“出奔”，是因为郑庄公有杀弟弟的意图，这也是作者对庄公的谴责。“郑伯克段于鄢”短短六字隐含褒贬，而作者态度却不是直白表达的，所述的确是事实，而非议论和说教。 孔子作《春秋》时周道衰颓，他有归正道德的目的在其中。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上至天子，下至大夫，无论地位多高，都可以批评，而立场则藏于事与文中。《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史书最重要的部分是义，文字和文体是史书传递义的桥梁，各家记载的事件基本上一致，读书的功夫不应只下在字面和事件上。我们衡量作者，重点是透过其义看其史识，未必认同，但应分清主次。在史识之前，先要有史德。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讲道：“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有立场是很正常的，现在许多媒体也都有，好的媒体能尽力保持客观中立。面对某些人和事，如希特勒、纳粹集中营、中共迫害异见人士，若仍保持所谓“中立”，则是良知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中立？与其说摒除主观成分，不如说摒除私心。任何一个作者都不可能做到100%没有主观，只能最大程度抑制主观的干预。若要给受迫害者发声的机会，则属于站在公道的一边，无可厚非。 （图：Adobe Stock） 公道，用古人的话说，属于天。天、人本就合一，人心符合天的时候，天与人便是完美的一个整体。当产生违背公道的私心时，人的部分就妨碍了天。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历代治史与著史者追求的最高目标便是如此，其中“究天人之际”最耐人寻味。天与人的关系到什么程度最合适？又如何将天人之际客观展现给读者？在天道面前，人有其所能为，有其不能为，亦有其无能为力之处。章学诚《文史通义》谈史德，也讲天人之际，认为“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在写史书过程中，私尽量不妨碍天，这也是要求客观。客观不是一种空洞的标准，而是需要很谨慎、平和、公正且专业的文字表达，《文史通义》称：“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好文重在气和情，“气贵于平”，“情贵于正”，“夫气胜而情偏，犹曰动于天而参于人也”，气不能过激，思想和情绪不能不正。我们现在评价媒体文章，也可参考此见解，看其是否私的部分过多。 章学诚（图：公有领域） 司马迁《史记》就是“究天人之际”的典范，他提出这一说，实际上自己也是致力这样做，尽量不以人碍天，保护历史的本来面目和纯度，既求真，更求道，班固《汉书》评价《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史学家若能同时具备很好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相当不易，司马迁就是这样千年难遇的人，我们读《史记》，不该只钻进字眼里、事件里，更要看作者的史识。 在深入《史记》前，可以先了解此书好在哪里，他创立纪传体的意义，透过《报任少卿书》和《太史公自序》走近他的内心和生平；之后再细读他怎样写项羽、韩信、货殖列传，思考他为何在世家中将吴太伯放在第一位，在列传中将伯夷排在第一。他把项羽破例列入本纪，排在秦始皇、汉高祖之间，便是其史识卓越之处。灭秦之功，首推项羽，这是肯定了项羽影响历史演变的重要地位；但项羽也像秦朝的微缩版，骤兴骤亡，所以重点突出他的盛衰经过，和秦朝兴亡、西汉开国形成对比，以其为转折点记叙从秦到汉的脉络。吴太伯和伯夷的作为都是无为之为，虽无惊天动地之大事，然其精神影响后世千年——以让权为贤，以高节为美。吴太伯是兄，本有望继承王位，却淡泊权力，走到荆蛮之地，“文身断发，示不可用”，既是智慧也是美德。在吴太伯下方，司马迁还记叙了让位季札之事，这也是不争之美德。他的叙述很客观平和，同时隐约让读者感受到强调这些事的意义。纪传体的优点也在于此，可以保留大事件容易漏掉而对后人思想影响颇大的所谓小事，兼顾到无形之精神。倘若我们只看一个缩减的白话翻译版，只知道《史记》写了哪些重大事件，就容易漏掉许多关键的地方。 （图：Adobe Stock） 以上我简单举例讲了学古书时读原文的重要性；重点关注什么；经学、文学、史学是难以割裂的一个整体。按照《文心雕龙》观点，文学源于经学。在汉朝，史学尚未独立于经学之外，《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将史书归于春秋一类，唐代《隋书·经籍志》正式以经、史、子、集分类，可见学术的变化。我们做学问，应当知其大，探其源，从基础学起，从源头学起。 从源头学，包含按时间顺序自远到近学。如读历史，从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的神话开始了解，以及三皇五帝的故事，明代张居正为万历皇帝讲的历史课本《通鉴直解》便是从三皇五帝开始的。《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体裁为记言。其次是编年体，以时间为顺序编撰，以《春秋》为代表，通常需结合《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读。再往下到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之后《汉书》等正史均效《史记》体裁。从《尚书》起，一路下来到《汉书》，都是最重要的，不宜略过，而后面的正史可以挑著读，如果精力不够。到唐朝又有一大创新，即杜佑《通典》，是政书体的先河。记言体、编年体、纪传体、政书四大体例的代表作我们应当熟悉。再往后有宋代郑樵《通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与《通典》合称“三通”，也非常重要，读“三通”有助掌握古代政治制度。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可谓写得最成功的编年体通史，他和司马迁合称“两司马”，在史学界地位非凡。相信大家多少读过《资治通鉴》，建议同时参考张居正的《通鉴直解》，浅显易懂，很适合小孩看，毕竟张居正的讲稿针对的就是10岁的小皇帝。清初王夫之《读通鉴论》也可作为辅助。 （图：Adobe Stock） 学经、学文，通常先从四书五经开始，读经的同时，已经在潜移默化地提升文言文能力。读文学的朋友们应留意，假设你对唐诗宋词感兴趣，不宜只关注唐宋，最好先对时间靠前的作品有些了解，至少读过《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汉魏五言，以及萧统《文选》。应先了解风、雅、颂、赋、比、兴六义，以及诗兴、观、群、怨的作用，《论语·阳货》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是《诗经》和社会、政治紧密相关的意义。 读四书五经不应忽略《易经》。对于神话和《易经》，读者或许不全信，但这些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有些内容不能因为科学未能证实就跳过。中国古人一向重视人与天、神的关系，最早的教育与宗教信仰紧密相关。古代有一个重要官职叫作太常，主管祭祀和宗庙，兼管教育，这是信仰、政治、教育紧密相联的体现之一。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重要的大事就是祭祀和军事，祭祀属于常事，代表对神、天地和祖先的敬意。即使在现代，此话同样有启迪意义，一个国家想强大，不单要富国强兵，更需要坚守信仰。 （图：Adobe Stock） 此外，《道德经》、《齐物论》、《孙子兵法》、《高僧传》、《传灯录》等也建议看一看，懂得道家、兵家，以及将外来佛教汉化后的文化，还有其他百家。中国古代的思想绝非一成不变，自汉武帝后儒家影响虽大，但东汉后衰微，而老庄思想再兴，魏晋时流行玄学；隋唐时佛教达到鼎盛；宋明发展出新的儒家，理学大兴。可读的书太多，尽情自由选择，同时应注意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由博返约 有一个问题，想必中外皆有人思索过，即如何以简练的语言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精神。此问题确难回答，学者多在广博与细节处下功夫，但由博返约同样重要，得学会提炼和总结。钱穆曾以“道德精神”概括，即“自求其人一己内心之所安”，既不是在理论上探讨是非，更不是较量利害。钱穆所说内心所安或可理解为顺从自己的良心。 我试总结，中国传统文化，或许可概括为天人合一的修炼文化；中国传统思想和精神重视心中坚守之道不轻易为外界所动，视内在胜过外在。儒、佛、道三家均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回顾历史，佛家、道家通常要远离世俗修炼，最终要成神；儒家所言修身则是在世俗中，最终要以天下为己任，在做事的过程中也在修炼。儒、佛、道三家修炼都要向内修心，心正，向外表现自然也正。儒家的礼，其本质也是修心，外礼需有内德的支撑。《礼记》曰：“行修言道，礼之质也。”“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孝经》曰：“礼者，敬而已矣。”无论忠信、义理、敬，还是行为有修养、言谈符合道，都需向内在心性上修。《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先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再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内向外，自下而上，自小至大，一切基础在于个人的内心。 （图：Adobe Stock） 但中国古代有许多类人，不单儒、佛、道三家，更大范围看，思想有怎样鲜明的特点？《诗经》序中说：“发乎情，止乎礼义”，本是用于文学评论的话，却也非常适合概括中国古人的思想与言行。人类当然有好有坏，但人性本善，皆有爱亲人之心与恻隐之心，中国人的孝道其实是人性的体现之一。现代有人将忠、孝、仁、义、礼、信视为束缚，这是一种曲解，本来天与人为一体，人心即是天心，美好的品德为人自带。对他人仁爱，孝敬父母，是发乎情；看到小孩即将掉入井中，无论是谁家的孩子，是否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目击者都该产生怜悯之心，上前救人，如《孟子》所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也是发乎情。如果人心处在道德水准未下滑的状态，那么发乎情几乎等同于符合礼义。中国古人的精神有一特点，即在生命与道德之间抉择时，宁愿舍生取义，在利益面前亦然，这也是止乎礼义的体现。 以春秋时代的刺客鉏麑为例，他既非圣人，也非英雄，只是历史上处于特殊处境的一个普通人。晋灵公派鉏麑暗杀大臣赵盾，鉏麑抵达赵家后悄悄观察，发现赵盾很早就起床了，穿好官服后坐著假寐，等候上朝。鉏麑见赵盾如此尽职勤政，不忍心杀这样一位贤臣，但自己肩负任务，既已答应国君，若不杀赵盾，便是违背君命，不守信用。进退两难之际，鉏麑撞槐自尽。中国人说盗亦有道，鉏麑之事可谓刺亦有道，他的选择也是“发乎情，止乎礼义”。他非儒家、道家、佛家，亦谈不上高尚，却能坚守自己心中的原则，这种原则既非法律规定，亦非宗教要求。 （图：Adobe Stock） 无论夏商周还是秦汉以降，都可见自觉自律守义之人。春秋时卫国发生劫持孔悝的兵变，子路身为其下属，立即赶去救援。子羔劝子路没必要送死，子路却非常坚定，说食人俸禄，大难临头时不能逃避。此可谓在生命危险前保持超强的责任感。在打斗时，子路的帽缨被敌人斩断，他说，君子就算死，也不能让帽子丢掉。之后他弯下身捡起帽子重新绑上，同时被敌人杀死。子路本可以抛弃礼义，却在临死之际坚持不失礼。又譬如南宋文天祥、陆秀夫，明末夏完淳，可谓舍命坚守气节与民族大义。 以上自觉取义之举发生于动荡环境下，诠释了“虽千万人吾往矣”。也有一些处于日常生活中，不牵涉生死抉择。如男人皆有爱美女之心，这是发乎情，元代画家赵孟?想纳妾，妻子管道升以《我侬词》委婉劝阻，赵孟?被感动，打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可谓夫妻之恩义胜过纳妾之情欲。又如季札之自律与诚信，记载于正史中，传为佳话。有一次他与徐君见面，徐君很喜爱他的剑，但不好意思开口表示。季札当时看出徐君心意，因还有其他事要做，来不及将剑赠给徐君。待季札再回到徐国时，不幸徐君已经去世，他便将剑挂在徐君坟墓旁的树上。随从人员觉得不可思议，认为徐君已经死了，不必把剑送给他。季札回道：“我在心里已经许诺了。”在一般人看来，许诺往往都需说出，心里答应怎能算数？但季札就是如此自觉守信，不因外界变化而改变心中原则。 古代类似的事不胜枚举，可以为，可以不为，即使不这般做，也能找理由为自己辩护，但他们终究选择不随波逐流。人固有求利求生之心，亦有仁、义、礼、信、忠、孝存于心间，当不可兼得时，甘愿选择后者。唯有平日有意或无意间修身，才会做出如此选择。 （图：Adobe Stock） 早在儒家之前，中国人就已形成浸入骨子里的道德标准。后世的新思想，如孔孟、董仲舒、陆九渊、朱熹、王阳明的学说，无一不是建立在复古的基础上。 所有大儒皆向往以前的圣人。孔子敬仰周公，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然而圣人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人人均可经过修身达到，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孟子》说：“圣人与我同类者。”“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人性本善，圣人之心和普通人之心本是同一类心，在受污染前，可通于天。宋儒陆九渊说：“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明儒王阳明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圣人就在每个人自己心里，每个人都可以经过修身成为圣人。他又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在王阳明看来，天下没有心外的理，向内心摒除私欲就可以获得理，若内心纯净，表现出来自然就包含忠、孝、仁、信。从先秦至宋明，都可见儒家一脉相承的修炼内涵，修的方向即向内返回本性。 下期我将进一步展开讲更多书籍与心得。
文/清箫 上回说到，1645年五月十五日，清军攻至南京城外，南明高官公侯开门迎接，南京从此易主。不久后，弘光帝被俘，南明第一个政权宣告覆灭。 此时形势对满清而言一片大好，天下一统似乎指日可待，但实际上清廷对战局估计过于乐观。六月初五，清廷下令强制汉人薙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清世祖实录》卷17）。七月又通知礼部：“近见京城内外军民衣冠遵满式者甚少，仍著旧时巾帽者甚多”（《清世祖实录》卷19），于是下令统一服装，要求改用满人衣制。剃发留辫、改穿满服实在不得民心，旋即激起抗议，江南多地纷纷揭竿反清。 三千年来，中原人一向重视发式与衣冠。《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汉人成年后，往往只有在必要时才修剪头发。服装同样重要，尽管不同朝代不尽相同，但往往都能保留汉人服饰的特色，儒者尤其讲究穿戴缝掖之服、章甫之冠。满清统治者“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既是对汉民族文化的不尊重，更是对生命与人格的践踏。 清摄政王多尔衮（图：公有领域） 剃发令强制推行后，孔子的后裔、原陕西河西道孔闻謤试图保住三代遗规，因而上奏说：“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者莫要于冠服。先圣之章甫缝掖，子孙世世守之，是以自汉暨明，制度虽各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来未之有改。今一旦变更，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先世衣冠，统惟圣裁。”（《清世祖实录》卷21）却没想到清廷连孔圣人的后代也不放过，留下一条冷酷回复：“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清朝统治者借时中之道混淆视听，而行暴政之实。 高压之下，许多原本打算或已归顺满清的士民改变立场，宁愿选择“留发不留头”，一时掀起轩然大波。其中最可歌可泣者，当属坚守江阴八十多天的平民英雄们，以一芝麻小县之力，抵抗清军洪水般的进攻，战到生命最后一刻，无一人投降。 明朝服饰（图：公有领域） 头可断 发决不可薙 明朝南都覆灭后，清政府命令降臣刘光斗前往常州“安抚”。檄文在常州各属传递时，唯有江阴县不应。江阴的前明朝知县林之骥被解职，取而代之的是清朝派遣的新官方亨。 据《江阴城守纪》记载，方亨于六月二十四日抵达江阴，当时穿戴纱帽蓝袍，尚未换掉明朝衣冠。只见官署里空荡荡的，外面有八名耆老入见，方亨责问他们：“其他各县都已经献册了，你们为何还不献？”耆老于是听从指示，通知献册，代表已经归顺清朝。很快就传来要剃发的消息，顿时民心惶惶。 豫亲王多铎下令江阴限三日内完成剃发。二十八日，方亨警告县民此法令极其严厉，必须遵守，但县民不愿，纷纷恳请留发。方亨见状大骂不止，百姓也不禁愤怒，其中有人骂他：“你是明朝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却来做清朝知县，羞不羞！丑不丑！”方亨无言以对，之后权当没听见。 《道德经》有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时的江阴怨声载道，百姓已不惧死，一场大战一触即发。闰六月初一日，生员许用等人在明伦堂聚集，高喊：“头可断，发决不可薙！”碰巧此时府中檄文传来，写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方亨叫书吏把这段话抄下并张贴出去。书吏看后义愤填膺，当即掷笔于地，说：“就死也罢！” 当日下午，一群好武的少年听闻此事后非常生气，奋袂而起，手持兵器，一边敲锣一边呐喊著向县衙进发，应声而来的百姓多达万人。正巧，方亨的老师派家人来贺喜，看到抗议人群，便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奴才，个个都该砍头！”众抗议者回击：“你们是降贼的奴才！”一拥而上将其打死。方亨见状，威胁说要抓人，民众毫不畏惧，索性一鼓作气，冲上前将方亨的衣服撕裂，吓得他赶忙答应申请免剃发。但这只是缓兵之计，民众一散去，他便急写信请派清军来镇压。 闰六月初二日，百姓反抗的队伍更加壮大，《江阴城守纪》载：“阖邑闻风响应，四乡居民不约而至者数十万计。三尺童子，皆以蹈白刃无憾”。全城罢市，街道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众士民在明伦堂聚集，设明太祖牌位，正式誓师反清。 （图：Adobe Stock） 八十日坚守孤城 有一位名叫陈明遇的典史素来宽厚，与民无怨，于是被推举为首。民众议论道：“我等应誓死守城，老弱妇孺以及志不同道不合的，最好马上离开！”并议请原任典史阎应元为主将。阎应元有勇有谋，曾于崇祯年间担任典史，当时有海盗率数百艘船来犯，阎应元集兵拒守，手射三箭，敌人应弦而倒，不敢再犯。他不仅是条好汉，也擅长组织军队，非常适合肩负守卫江阴的大任。可惜此时他不在城内。 在迎阎应元回城前，江阴义兵已取得小胜。闰六月初八日，清军水师和田夫交锋，乡民们用最朴素的兵器铴、锄头击杀不少清兵。这些乡民虽然散乱，未受训练，但一旦遇到清兵，至少敢于尽力对抗，即使不胜，也从不俯首投降。其中有人被清军擒获，被逼剃发，宁死不屈。清军通常被义兵骚扰得不得安宁，多面露苦色。 陈明遇爱兵如子，每次巡城，对搏战至城下的勇夫定开城奖励，有功必赏。若有义兵能献一颗清兵首级，便赏银三两，或对其下拜。 清军由于连日不能攻克，便请求增援，援军骑兵与步兵加起来多达十馀万人，浩浩荡荡向江阴进发。二十一日，清军围城，双方激烈交战，清兵从东门到北门分十六营包围，放火烧东城，大肆劫掠城外富户。乡民拼死抗敌，虽然战败，但清军也损失了一员骑将。二十三日，清军又焚毁民居，大肆杀戮。随著城外的敌军越来越多，江阴的百姓越来越艰难。 （图：Adobe Stock） 二十四日，清军企图招降。此时刘良佐已是清朝将领，他曾是南明跋扈的四镇之一，外强中干，见风使舵降了清。如今他带兵攻打江阴，想软硬兼施，便写了一封劝降信射进城中。翌日，陈明遇及城内士民回信，坚决不降。信中写道：“江阴礼乐之邦，忠义素著，止以变革大故，随时从俗。方谓虽经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旧；岂意剃发一令，大拂人心。是以乡城老幼，誓死不从，坚持不二。”“纵百万临城，江阴死守之志已决，断不苟且求生也！” 见江阴人不屈，刘良佐毫不手软，于七月初一日猛烈攻城，又命令清兵搜杀散落在外的乡民。城外万箭齐发，如暴雨倾注城中，城墙上的民兵没有盾牌，就手举锅盖挡箭。初九日，江阴百姓终于等来阎应元的支援。阎应元虽然带来的人数不多，但他本人有打仗经验，后来事实证明，他的确将江阴的守城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且人尽其才。 阎应元刚到，便命令原任兵使使用火药，并请富人出资助饷，统计城内户口，了解有多少壮年和老年人。之后他安排不同人负责守不同城门，亲自监察，日夜巡历。城内共有乡兵二十多万人，阎应元叫他们分工轮班，每一垛派十人守卫，按时更替，周而复始。诸乡兵从此再度充满信心。 江阴的非正规军凭借忠义、毅力与智慧，出乎意料打得清军屡屡失利。如七月十五日一战，刘良佐指挥清兵在西南角用大炮轰，同时在东北角掘城，城内乡兵以火球、火箭反击，并往城下投掷砖石，许多清兵来不及躲避，数百人丧命。乡兵又拿滚烫的桐油往城下浇，吓得清兵惊慌逃散。 （图：Adobe Stock） 但这样的抵抗难以持续太久。十六日，乡兵外出乞求支援，但援军不争气，有的逃跑，有的战败。江阴无疑成了一座孤城。之后刘良佐再度劝降，阎应元斩钉截铁地回复：“应元乃大明典史，义不得事二君。将军位为侯伯，身拥重兵，进不能恢复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何面目见我江阴忠义士民乎？”“有降将军，无降典史！”讽刺刘良佐是叛徒。 江阴小城久攻不下，引起清朝高层不满，连王爷贝勒级别的大人物也赶来援助攻城。综合《清史稿》、《清世祖实录》、《江阴城守纪》，参与江阴之战的还有贝勒博洛和尼堪，以及恭顺王孔有德。其中，博洛率清兵约二十万抵达江阴，见刘良佐如此无能，便将其捆责。博洛登山观察后，称找到了江阴城的弱点：“此城是船的形状，南为首，北为尾，如果攻南北必不能破，只有攻中间才行。”随后，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清军不断以大炮猛轰，炮弹如流星雷电，城垣五处崩裂。江阴乡兵急用铁叶和大铁索填堵裂处；在空棺里装满土，挡在墙破之处；又用棉絮浸水覆盖在墙上，以防火攻。可想守军多么艰辛。 阎应元作战非常英勇，一次他右臂中弹，仍以左手格杀数名清兵。阎应元本就身材壮硕，加之眼睛细长，面赤红，有胡须，每次巡城时都有一人执大刀跟随，远看很像关公，令清军望而生畏。他号令严明，城中凡有违法者，必当众惩罚；也充满温情，关心战士困苦，必以暖言慰劳；面对战死的将士，他痛哭著为其收殓；每遇敢死之士，均称兄道弟。他与陈明遇都深得民心，百姓甘愿一直追随他们，纵死无悔。 （图：Adobe Stock） 时人认为江阴有神仙相助。一次清兵大举进攻时，忽见一少年持戟，在千军万马中左冲右突，锐不可当，战后竟无影无踪。民众怀疑是土神来助他们守城，连忙虔诚祭祀。 双方斗智斗勇，直到八月，清军眼看仍不能攻陷，又要招安。劝降信称：“明已亡，何苦死守？”江阴人回复：“愿受炮打，宁死不降。”初八日，天降瓢泼大雨，城外炮声隆隆，乡兵在雨中守城，仍无屈服之意。 小小江阴令满清上下煞费苦心，以至于动用国师亲来献策。这位国师每天绕城细看，终于恍然大悟，说：“江阴城形似芙蓉，若在瓣上攻打，越打越紧；其蒂在东北角，打花家坝，花蒂既碎，花瓣自落。” 八月二十日，清兵进攻东北角，又从南京运来二十四座大炮，比之前用的更大。二十一日，清军共搬运二百馀座大炮到花家坝，专打东北城，炮弹落在地上深达数尺，威力巨大，此时的江阴城危如累卵。城上的乡兵见炮火猛烈，就避伏在垣内，等炮声过后再登上城墙继续坚守。清军因而故意放空炮，烟雾遮天蔽日，咫尺难辨。乡兵听到炮声响起，且看不见城下状况，以为清兵一时不会攻入，但此时清兵已悄悄渡过护城河，在烟雾的掩护下蜂拥而上，乡兵来不及防御便被击溃。午刻，一道红光直射入城，正对祥符寺，江阴城很快被攻陷。 清兵攀上城后，害怕下面有埋伏，持刀注视，很长时间不敢向下推进。直到晚上城内乡兵阵形大乱，清兵才敢继续进攻。之后便展开惨烈的巷战。 （图：Adobe Stock） 壮士绝笔 阎应元誓与江阴共存亡，提笔在门上写道：“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题罢，带领上千乡兵与清军浴血奋战。 眼见无法突围，阎应元对身边战士说：“请代我谢百姓，我报国之事毕矣！”旋即拔出短刀刺向自己胸部，并跳入湖中。不料自尽未遂，一位义民冲上前要将他从水中救起，恰逢刘良佐遣兵到来。刘良佐说自己与阎应元有旧，一定要生擒他。 清兵将阎应元捞出水面，此时他尚未断气，刘良佐见到他，不禁流涕。阎应元道：“哭什么？事已至此，只有一死。快杀我！”之后清兵押阎应元去见贝勒，阎应元挺立不屈，背对贝勒，骂不绝口。日暮时，阎应元被押至栖霞庵，夜里仍高呼“速杀我！”天明后，发现他已遇害。他的家丁还有十馀人存活，后皆因不肯投降而被杀。 （图：Adobe Stock） 陈明遇也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他手提大刀，下马步行与清军近身搏战，身受重伤，临死之际，紧握大刀靠在墙壁上，直到断气，依旧保持站立之姿。 另有中书舍人戚勋，死前写道“非敢殉难为死忠之臣，聊求完发为大明之鬼”（张岱《石匮书后集》）。江阴城破后，戚勋举火焚屋，随后自缢。 次日，巷战依然持续。清军展开屠杀并采用火攻，城内百姓无一人屈服，争以先死为荣。屠杀直到八月二十三日为止，据《江阴城守纪》，百姓仅五十三人幸存，城内死者多达九万七千馀人，城外死者有七万五千馀人，“男女老少赴水、蹈火、自刎、投环者，不能悉记”。《明史》亦记载：“男妇投池井皆满”。自尽殉城者不计其数。 江阴人守城八十一日，不仅对清军造成重创，也令无数时人与后人感动。南明隆武帝听闻后说，子孙若有谁遇见江阴人，即使是三尺童子，也要尊敬。
杨贵妃是中国四大美女之一，她和唐玄宗的爱情故事妇孺皆知。白居易《长恨歌》中，他们二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这种跨越生死的情感成为一段千年传唱的佳话，古往今来许多人同情杨贵妃香消玉殒，可怜她最终留下“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无尽遗憾。那么，她和唐玄宗这位浪漫的皇帝间有过哪些有趣和感人的故事呢？ 杨贵妃本名杨玉环，开元二十三年嫁给寿王李瑁，从一个七品官的女儿一跃成为王妃。寿王李瑁是何许人也？他是唐玄宗和武惠妃的儿子，所以杨玉环起初只是唐玄宗的儿媳妇。 李瑁和杨玉环堪称天造地设的俊男靓女，相当般配。却不料，这两口子结婚才五年时间，就遇到了婚姻中的一大变故，而且这个变故还难以违抗。原来，唐玄宗看上了自己的儿媳妇。 （图：Adobe Stock） 在中国古代，爹娶儿媳妇属于“丑闻”，当时身为明君的唐玄宗肯定知道伦理纲常的道理，但他为什么要“抢”儿媳妇呢？ 这里要提到其历史背景： 隋唐之前中华大地刚经历多民族碰撞交融的时代——南北朝，所以唐代很大程度上受胡人风气影响，而且开国皇帝李渊有鲜卑血统。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观念并不排斥父纳子妻或子纳父妾。 此外，与唐玄宗感情颇深的武惠妃突然去世，他深受刺激，思念过度，当时刚好是开元二十五年年底，唐玄宗已经打造了一个全面盛世，处于功成名就后想要懈怠的状态，也不像以前那么忙碌，所以这种心态下失去伴侣后内心更容易脆弱寂寞，急于寻找第二个武惠妃。需要强调一点：唐玄宗此时期盼的并不是后宫佳丽三千中挑选出的美貌女子，而是能与自己心有灵犀、相濡以沫的生活与精神伴侣。武惠妃死后，玄宗的消沉状态持续了三年，直至开元二十八年十月，杨玉环宛如一缕春风走进他冰封已久的内心。 唐玄宗以为窦太后祈福的名义，令杨玉环出家当道姑，道号“太真”。天宝四年，杨玉环还俗，之后玄宗册封她为贵妃。 于是，文化、心理和历史三大因素，促成了唐玄宗与杨玉环的夫妻情缘。 （图：Adobe Stock） 比翼双飞 有趣的是，和普通人家的夫妻很像，他们也吵过架，又重归于好。天宝年间，通过两次矛盾，两人都更加认识到在彼此心中的位置。杨贵妃两次被赶出皇宫，但每次都顺利返回皇宫，而且从此唐玄宗对她更加宠爱。 第一次杨贵妃被赶回娘家发生在天宝五年七月。《资治通鉴》记载：“妃以妒悍不逊，上怒，命送归兄铦之第。是日，上不怿，比日中，犹未食。左右动不称旨，横被棰挞。高力士欲尝上意，请悉载院中储偫送贵妃，凡百馀车；上自分御膳以赐之。及夜，力士伏奏请迎贵妃归院，遂开禁门而入。自是恩遇愈隆，后宫莫得进矣。”可以看出，杨贵妃当时态度不逊，玄宗一怒之下叫她回哥哥家去，但杨贵妃走后还不到一天，玄宗就开始想她，甚至不思茶饭，侍从们稍有不顺他的意，他就发脾气打人。幸亏高力士懂得皇帝的心意，在他一番建议之下，当晚杨贵妃就被接回来。自从这件事后，玄宗对杨贵妃更加专情。 第二次赶回娘家发生在天宝九年二月。《资治通鉴》记载：“杨贵妃复忤旨”，她又不听皇上的话了。玄宗没有像上次那样马上接回杨贵妃，不过吉温站出来使了个激将法，提醒唐玄宗不要忘记家庭内部纠纷要在家里处理，不管矛盾有多大，杨贵妃毕竟不是外人。于是杨贵妃再度返宫，两口子再次和好。《资治通鉴》称：“上遽使高力士召还，宠待益深。”从“宠待益深”可以看出，在唐玄宗和杨贵妃身上，矛盾反而是升华感情的催化剂。 诗仙李白曾为杨贵妃写下流传千古的《清平调》，使杨贵妃的美貌跃然纸上：“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如天上纤云，带露牡丹，瑶台仙子，不似人间之美；又写道：“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也表现出唐玄宗对杨贵妃宠爱之深。 《长恨歌》里有句诗——“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想必诸位也都听过。玄宗在位后期基本就沉醉于华清宫内了。华清宫原名温泉宫，在他执政前期他也会到这里放松，但那段时间没有影响工作，属于皇帝劳逸结合的正常度假。但从开元二十八年他与杨贵妃在此定情，他在温泉宫的享乐时间明显增长了。天宝六年，温泉宫改名华清宫，进行了大规模扩建。《明皇杂录》说：“尝于宫中置长汤屋数十间，环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至于楫橹，皆饰以珠玉。又于汤中垒瑟瑟及丁香为山，以状瀛洲方丈。”以瑟瑟和丁香等贵重香料堆成假山，以白香木制作成小船并涂上银镂放在温泉上，船桨上还饰有珠玉宝石。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图：Adobe Stock） 乐极生悲 之前的相识、相爱到更爱，更衬托出马嵬坡之变中生离死别之悲。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由发动叛乱，拉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大唐王朝也在此时到达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天宝十五年六月初九，安禄山攻入长安东面的最后一道屏障——潼关。唐玄宗六月十二日决定放弃长安，向蜀地逃亡。 一路上不单吃不饱，还十分辛苦，禁军士兵既有精神上的思乡之痛，对未来感到绝望，也因身体受苦怨声载道。驻入马嵬坡驿站后，禁军大将陈玄礼呼吁把杨国忠这个奸臣杀掉，恰巧有吐蕃的使臣拦住杨国忠的马，士兵便大喊杨国忠勾通蕃使有谋反之意，接著就有士兵上前将杨国忠斩首。 得知杨国忠死后，唐玄宗并没有生气，一方面因为他知道杨国忠是奸相，虽然明知他不会谋反，但杀之不可惜；另一方面为了安抚军心并保住自己的性命，这种危险局面下他不能跟禁军较真。他说，既然人已经杀了，大家就散去吧。 （图：Adobe Stock） 不料禁军一动不动，直盯著唐玄宗。他问诸将士为何还不散去，禁军回答说：“贼本尚在”（《旧唐书》），指杨国忠的妹妹杨贵妃。陈玄礼解释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资治通鉴》）这话对唐玄宗而言简直如万箭穿心。 他愣了好一会儿，内心当然舍不得杀杨贵妃。之后高力士在旁提醒：贵妃诚然无罪，但只有安抚军心，皇上才能安全。唐玄宗无奈，只得同意赐死杨贵妃。 据《杨太真外传》，诀别之际，杨贵妃对唐玄宗说：“愿大家好住，妾诚负国恩，死无所恨。”礼佛之后，高力士便把杨贵妃勒死在佛堂之中。《长恨歌》对这一生离死别的场景描写道：“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长恨歌》有文学夸张的成分，但今天我们仍可以推断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确实情深意浓，超越了一般的君妃关系，他们有吵有闹还能和好。杨贵妃死前说“死无所恨”，也反映出她本质不坏，不是跟妲己相提并论的妖女，而且她甘愿舍命成全所爱之人，说明她对唐玄宗的爱相当真挚。马嵬坡之变矛头所指原不是杨贵妃，她本无须死，却成了众将士心中“不得不死”的对象，著实令人同情怜悯。 （图：Adobe Stock） 很多人一直有个误区，觉得杨贵妃是引发安史之乱及盛世衰落的祸源，但如果真正了解正史，就不难发现，杨贵妃根本不该背大唐衰落的锅。奸臣杨国忠跟杨贵妃有亲缘关系，但并不近，只是杨贵妃的从祖兄。杨国忠年轻时是个酒徒赌棍，没什么文化，四十多岁仍然不成器。这样的人怎么会被选为宰相呢？许多人说是因为杨贵妃。但事实上是杨国忠利用了亲戚关系，而非杨贵妃主动请求提拔杨国忠。天宝四年，长安突然传出消息说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杨家亲戚大都随之“鸡犬升天”，而作为哥哥的杨国忠当时是被遗忘的，并没有立即因为杨贵妃加官晋爵。恰巧他认识了同样有攀关系需求的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是章仇兼琼“赞助”他进京去拜会杨贵妃。杨国忠虽然当时没能拜见贵妃本人，但找到了贵妃的二姐虢国夫人帮忙引荐，之后玄宗才安排他做了金吾卫的一个小官。 杨国忠能够步步高升到宰相位置，其实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唐玄宗。一方面杨国忠跟李林甫的套路差不多，花言巧语皆顺皇帝的意，玄宗晚年爱听这些话，愈发重视杨国忠；另一方面，玄宗那时个人享乐需要大量钱财，杨国忠的敛财能力很强，也符合玄宗的喜好和需求；第三点同样是出于私利，杨国忠既是听话的奴才，亦在朝廷中没有威望，对玄宗权力构不成威胁。 玄宗在逃亡之中反思了自己的怠政与过失。在逃至剑门天险后，他昭告天下“伊朕薄德，不能守厥位，贻祸海内，负玆苍生，是用罪己责躬。”（《全唐文》）在得知太子李亨将自己“尊”为太上皇后，玄宗纵然心里不情愿，但仍以大局为重，说“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资治通鉴》），以免内乱影响平息外叛。 唐代国都长安（图：Adobe Stock） 浮生若梦 人生辉煌时有多风光，落魄时就有多凄凉。回到长安后，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玄宗孤苦伶仃地被软禁于太极宫，身边无一亲信，在忧郁寡欢、无尽思念中书写最后的感悟：“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他的一生是大唐盛世的缩影，走过了一个时代的春夏秋冬——在朝气蓬勃的春季开创震古铄今的功业，在繁华似锦的夏季享尽人间福分，在寒风萧瑟的秋季尝遍沧桑炎凉，在孤苦无依的冬季归于寂静。杨贵妃在最繁华的季节来到他身边，他们有过比翼连理的憧憬，但待到流水落花春去也，终究一个去了天上，一个留在人间。离开的人已然解脱，活著的人仍在梦中。盛世风流多少事，而今只付笑谈中。 神韵艺术团2023年以精湛的舞蹈和音乐演绎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在交响乐团扣人心弦的渲染加持下，“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这段生死诀别之凄痛仿佛击碎千年的时空间隔，弥漫眼前，沁入观众心中。 神韵演出对唐玄宗落寞相思的重现也相当传神动人——池苑依旧在，却是改了朱颜，白了头发，物是人非。昔日桃李花开，佳人常伴；今宵梧桐叶落，任秋风扫，孤影难眠。月色成了伤心色，风声成了断肠声，玄宗的相思如漫漫长夜没有尽头，朦胧中仿佛见到了“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杨贵妃，她自画中翩翩而来，一切是那么真实，一切又彷若一场大梦；梦醒后，仍只馀白发苍苍的他，黯然流连，不知又要经历多少个“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看完神韵舞蹈演员的演绎，观众席上的人们也仿佛徘徊于某个时空，久久难忘，沉醉流连。 延伸看： https://www.shenyuncollections.com/zh/blogs/blog/emperor-xuanzong-and-lady-yang-part-1 https://www.shenyuncollections.com/zh/blogs/blog/emperor-xuanzong-and-lady-yang-part-2 https://www.ganjingworld.com/s/leRMMnzAny https://www.ganjingworld.com/s/oNoMMr1wo8 https://www.ganjingworld.com/s/NA29BQy8DG
不久前，中国总理李强访问澳洲首都坎培拉，当时有华人欢迎，举红旗，唱红歌；也有华人抗议中共，表达反迫害与维护人权的呼声。事后一位朋友与我聊天，他说：“在支持者中也有人知道中国共产党做过坏事，却依然选择助纣为虐，还有人非常霸道。已有不少中国人经历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疫情清零，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而一些同胞却仍执迷不悟，为什么？似乎只要不触及自己的利益，就麻木不仁。”随后问道：“这部分人为何如此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共？” 我当时和他简单聊了些历史，并说：“你不必太过悲观。许多人并不坏，冰冻三尺，观念的改变绝非一蹴而就。”至于他的问题，确实值得深思。于是我打算写一篇文章，以此问题为引子展开来谈。 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价值观的断层，分为两种表现：一是由于中共系统地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摧残中国人原本就有的可贵精神；二是对现代普世价值观的排斥，那些国内翻墙才能看的内容恰恰是非常珍贵的。后者很容易理解，本文重点讲前者。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人权等价值观是不相对立的，中国人无需太看轻自己原本的精神财富，打个比方，原先手中就有黄金，谦虚地取长补短即可，且已建立中华民国屹立于亚洲，何必自卑自辱？但从1915年所谓“新文化运动”起，部分国人激进地反传统，不辨良莠地以为外来一切都好，导致矫枉过正。五四运动后中国产生一种思潮，即：假定全球各国都必然走上同一条发展道路，此必然成为不可抗拒的规律，有的国家已然踏上新阶段，而有些国家已然落后。此观点且不论正确与否，首先它只是一个假定，有待证实，然而这一飘忽无根的观念直接导致部分国人以为要立即学习西方所谓“最新阶段”，奋起直追走捷径。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俄国刚发生十月革命，列宁建立苏维埃政权，若依据世界同道的假想，便以为苏俄已领先世界进入“最新阶段”社会主义。此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加强，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误入歧途的第一步，所凭借的只是一个假定。 （图：Adobe Stock） 中共起初是不入流的，抗日战争期间起主要作用的是国民党，消耗很大，而共产党趁机壮大，敌我不分，为难国民军。这是有根据的，譬如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承认：抗日战争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人民进行打败国民党的战争的出发点。国共内战后，1949年中共篡国，之后系统地摧残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人，文革是最著名的运动之一，它对中华文化的破坏空前绝后，力度远比此前的“新文化运动”大，回头看中国古代，也从未有如此规模的文化摧残。 有人以为中共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丘之貉”，其实不然。我们不妨思考一番，中共为何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以下详说。 谈及中国传统文化，有人马上就联想到落后一词。然而，我们今天普遍认同的民权、人文主义、言论自由、科学精神，中国自古有之。 孙中山、章太炎、康有为、王韬皆认为中国早有民权思想，比如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集《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也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另外，1941年胡适在美国做过一次题为“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Democratic China）的演讲，其中讲到中国古代存在可以接引现代民主的基础：两千年前，中国已经没有严格的阶层之分；自汉朝起，已经建立了客观、公平竞争的选拔制度；古代已非常重视批评的重要性且已形成批评制度，御史、监察官可以抨击皇帝与宰相，这是言论自由的实践。 胡适不仅在此演讲中讲过传统中国的可取之处，他还一直强调中国古代已有科学精神。我们客观来看，中国古代的科学主要体现在人文领域和考证方面，也有四大发明这样的创造；西方科学主要在自然领域，近代西方发展出工业革命，此方面是中国不及的，应该谦虚学习西方。而在严谨程度上，中国古人不见得比近现代差。至于人文主义，儒家就是典型，重视人的尊严、仁爱、理性。 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公平性，大概会有人表示疑问，我在此补充。 （图：Adobe Stock） 自春秋战国起贵族已受到冲击，此时士发展壮大。自秦朝起中国进入郡县制的大一统时代，普及郡县制本身就是阻止垄断的体现，可谓一大进步。从汉代起虽恢复分封，但诸世袭藩王已被削弱，所以两千年来实际上都以郡县制为主体，依照选官标准任免及升降官员，社会已形成很强的流动性。从秦至清的两千年不宜被定义为封建社会。 汉朝选孝廉，自汉武帝起每年一举，每郡都要推举贤才。自汉昭帝、宣帝以后，宰相几乎全来自地方，由努力得来，不是皇亲垄断。科举制始于隋朝，唐、宋使其完善，宋朝最为关键。唐朝尚有门第；而到宋朝时，从魏晋传下的门第已基本上消失。苏辙有一句话：“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可见北宋的社会流动性，士、农、工、商已不固定。明朝的变化尤为显著，有四民不分的趋势，许多商人家庭培养孩子考科举，也有许多儒生弃科举而从商。有一件趣事，大文豪王世贞对朋友詹景凤说，徽州商人看见苏州文人就像苍蝇追羊膻。之后詹景凤回怼说，苏州文人看见徽州商人也像苍蝇追羊膻。王世贞听后无言以对。明朝有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内，有多达60%的进士出身于三代未有人当官的普通家庭，政府的门已向百姓敞得很大。 （图：Adobe Stock） 下面我重点讲一讲中国古代的言论。尽管自由有局限性，但在价值观上，儒家思想一直追求言论自由，也有许多士付诸实践，甚至不惜性命。这样的精神也是现在中国人需要的，可惜中共不希望如此，其本质是极权主义。古人非常看重尊严，而中共文革、六四等暴行是对尊严的践踏，使国民奴化，不敢有异议。儒家是反对奴化的，若传统的议政精神得以延续，并深入融合西方自由理念，那么中共的统治地位将受到极大威胁，这是毛泽东毁坏传统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议政的传统早自尧舜时代就有，那时施行禅让制，君主虚心纳言，言论自由。《吕氏春秋》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尧帝常担忧自己执政有错，设一面鼓在门外，任何人都可以击鼓进谏；舜帝在路旁设立木牌，民众都可以在上面写意见，指出他的过失。 春秋时，师旷与晋悼公间的一段对话也反映出议政精神。《左传》记载，卫献公因性情暴虐而激起大臣反抗，被迫逃亡。晋悼公听说此事后，觉得卫国人赶走君主的行为太过分。师旷的观点则相反，他说：“或者其君实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意思是，若国君逆天逆民，当然应该驱逐他。 师旷随后说的一番话更精彩：“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阻止君主做过分之事是辅臣的职责之一，正因此，天子要有公，诸侯要有卿，卿要设侧室，大夫要有贰宗。史官、乐师、士、庶人、商人、工匠，不论身分，人人可议政，这正是言论自由的精神。 （图：Adobe Stock） 民间议政也体现在学校里。春秋时，郑国百姓在乡校议论执政者政策的好坏，大夫然明觉得不舒服，便问子产是否要毁乡校，子产立即反对，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将批评政府的人视为己师。 士与百姓批评政府和君主的传统此后一直努力传递，西汉的眭弘与盖宽饶、东汉的清议、宋代太学生上书带动百姓抗议，以及明代大礼议之争、左顺门抗议、海瑞上疏、东林书院，都付诸行动，造成很大影响或形成规模。读历史若受中共党文化影响，将其皆视为阶级斗争与权力斗争，便看不出其可贵之处。 譬如宋朝太学生上书，朝野上下皆对童贯、蔡京等奸臣不满，《宋史》记载有一位太学生陈东正直敢言，与众同学齐谏“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言辞极为愤切，一呼百应，广受支持。后来金军兵临城下，李纲主战，宋钦宗却要撤他的职，陈东带领数百名太学生再度上书反对。《宋史》称当时“军民不期而会者数万”，数万人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宣德门前支持学生上书，可想其规模。众抗议者“喧呼震地”，奋力敲击登闻鼓，将鼓敲烂了也不肯停。见到主和派宰相李邦彦时，众人激愤痛骂，捡起瓦砾向他身上砸。据《三朝北盟会编》，开封府尹赶来阻止抗议，呵斥他们怎敢胁迫皇帝，而学生们毫不畏惧，义正辞严地回道：“以忠义胁天子，不愈于奸佞胁之乎？！”之后宋钦宗在压力之下妥协。 （图：Adobe Stock） 过程中确实发生了伤亡，是民杀官，而非官杀民，抗议者“杀伤内侍二十馀人”，宋钦宗也没有调军队屠杀学生。事后，钦宗下诏说：“深谅尔等忠义”，大多数官员也选择站在学生一边，最后只下令惩处杀人者。我不禁联想到六四，虽时代与起因不同，学生的正义感、责任感与勇气却相似，然而结局大不相同。中共六四屠杀有多恶，不言而喻。 明朝长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为荣的风气，越敢和皇帝争辩，甚至写奏疏批评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海瑞是最突出的例子。顺便强调，中国古代制度虽有局限性，但一直不主张箝制言论自由，遵守与否是人的问题。譬如，明太祖朱元璋为明朝留下一个很好的制度，凡天下军民写信给皇帝，无论内容如何，一律不许阻拦。海瑞上疏批评明世宗嘉靖时距开国已近二百年，当时尽管嘉靖多年不上朝，国家有诸多问题，但至少这一规定得以延续及遵守，正因此，长年怠政的嘉靖能收到小官海瑞骂他的奏疏。 还有一制度可见明朝非常重视平民的诉求。自明太祖时就已规定，若官方渠道不能解决问题，百姓有权将贪官污吏捆绑，直接到京城交给皇帝判决，而且皇帝要补贴百姓的路费。这不是纸上空文，而是真正落实的。举例说，宣德年间新淦县发生过一起这类事件，县丞厉中欺压百姓，县民忍无可忍，便将厉中捆绑，还杀死一名军官。后来明宣宗亲自审理此案，判县丞死刑，公正为民。他所依据的法律内容也值得我们留意，见《大明律》卷第十四：“凡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罪责在官。各位不妨对比一下现在的中国。 （图：Adobe Stock） 中国古代在监察制度上也表现出权力制衡与保护言论自由，意识到这一传统的不仅有胡适，还有孙中山。西方有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孙中山曾提出五权分立的设想，即增加古代中国原有的监察权、考试权，保留传统政治中的优点，中西合璧。 在汉朝，太尉、御史大夫近乎和宰相平起平坐，合称三公，其中御史大夫就是负责监察的，相当于副宰相。而宰相负责行政，太尉负责军事。御史大夫不仅能监察朝廷与地方政府，还能监察皇宫内的事。还有一个官职叫谏议大夫，专门监督并讽议皇帝的言行。唐朝时，散朝后皇帝若要与宰相单独对话，谏官有权随从，他可起到缓解皇帝与宰相矛盾的作用，因为，宰相有时想提意见却不便直接对皇帝说，可以由谏官转达意思，皇帝即使愤怒也无可奈何，谏官的职责就是提意见，皇帝不能禁止谏官说话。 古代还有一类对言论自由的实践是史书。有人说，中国史书都为统治者服务，必然歪曲事实。此话言过其实。我们在阅读时，若要了解哪些可信或不可信，应严谨考证，综合参考其馀史料，就事论事，最好不带先入为主的观念。 应知史官是中国历史上最正直勇敢的职业之一，道德标准很高，构成对君主和权臣的制约，像董狐直笔等事例，此类史官属于良史。《礼记》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这是对天子的监督。某种程度上，帝王可谓历史上最不自由的一类人，往往不敢随意。有些记载连皇帝也不能看，譬如唐太宗有一次想看自己的《起居注》，史官断然拒绝，足以说明史官享有很强的独立性。 （图：Adobe Stock） 约束执政者最有力的，除法律制度外，应属社会上普遍坚守的价值观，时代可能变得黑暗，但正义的价值观绝不能丢。虽然中国古代发生过许多不好的事，但整体上大家都在争取正义，即使道德不高尚的人也受著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他们醒悟。上文讲到海瑞上疏，嘉靖虽不算称职的君主，却在看到奏疏后深有感慨。《明史》记载，嘉靖起初非常愤怒，旁边的宦官黄锦想救海瑞，便说：“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嘉靖听后沉默了，“复取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尝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这就是价值观潜移默化地起到作用。比干之正气人人认同，嘉靖也知，见海瑞如比干再世，他若尚有良心，或为名誉著想，自然不愿做纣王。黄锦与徐阶均以各自方式“哄”嘉靖，以保住海瑞性命，天下民众皆敬佩海瑞，也是价值观深入人心的表现。 中国古代最宝贵的，乃正人君子无论身处何境地都坚持原则。《诗经》说：“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君子慎独，独处犹能高标准要求，何况在外。纵然在战场上，也有人坚守底线，绝不忘恩负义。公孙丁与庾公差师徒就是典型一例，《左传》记载，公孙丁曾教庾公差射箭，但二人各为其主，一日两军交战，庾公差面对昔日恩师，实在难以动手。他感叹说：“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若他向公孙丁放箭，便是背弃师恩；然而身为军人，这是他的职责，若不射，自己将丧命。最终他“射两軥而还”，故意射偏。忠义难两全，在国事与恩义之间抉择，庾公差的选择是坚守人性底线的。《孟子》也讲到此类难以两全的选择，可见儒家的价值取向。 （图：Adobe Stock） 古时还有忠孝之间的选择问题。譬如鲁国有个士兵经常当逃兵，孔子发现后问他原因，他说家中有年老的父亲，若他战死沙场，父亲便没人照顾了。孔子对他的孝心大加赞赏，并推荐他做官。法家《韩非子》藉这一事反对孔子的行为，说“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恩、孝和任务相比，当相互冲突时，究竟该孰先孰后？长远看，孔孟的态度或许更值得选择，尽管会一时妨碍国事，却符合人性。儒家主张的顺序是先家后国，现代人都很看重人情味，在这一点上，两者不宜被视为对立关系。至于师恩，这是基本良知，即使浅一点说也是人之常情。若普遍都坚守儒家价值观，怎会发生文革期间骨肉相残、批斗老师的悲剧？怎会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近代欧洲人在读儒家经典时曾产生很深的共鸣，不是没有原因的，实际上中国早已有人文主义，欧洲人文主义也是历史悠久的，古希腊文化正是文艺复兴的重要基础，中西方价值观的相通之处可谓交相辉映。儒家的民本、修身、德政理念，在近现代西方人眼中也很珍贵，例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非常崇敬孔子，德国思想家莱布尼兹也非常喜爱中国古书。自明末隆庆开关后，许多欧洲传教士将中国书籍带到西方，引发了欧洲从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的“中国热”。我们大可不必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化、现代化对立起来。 （图：Adobe Stock） 近几十年来一直有华人在国外反共，当然不等于反华和反中国文化。共产党是真正的极权，它与中国几千年来传承的可贵精神对立，一系列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国人的骨气、胆识、思辨、信仰、道德，经过思想“改造”后，使人变得听话、唯利是图、贪生怕死，当听到异见时却丧失理智，上纲上线扣上“不爱国”的帽子。文革看似已经远去，现在看似开放，其实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谁充当红卫兵已非表面容易识别。不久前有所谓“除三害”（莫言、清华、农夫山泉），此类例子早已不陌生，思维定式、风气一旦形成便很难扭转，影响一代又一代。 毛泽东知道文化人最不易被利用，尤其是从民国留下来的专家学者，有些人精通古今中西，以后极可能“不听话”，所以他要将这些人驯化或踩在脚下。 民国之初本来非常开放自由，大师林立，挺共的学者尚不敢肆无忌惮，譬如那时范文澜写的《中国近代史》虽有共产党的意识，却也不敢太过分，毕竟学术界都在看著，且他自己曾跟随黄侃学习，受教匪浅。但1949年后，中共愈发肆无忌惮，学术界被糟蹋得面目皆非，撒谎成为常态，并强行用马克思主义洗脑且生搬硬套，一直影响到现在。 大陆研究者拿斯大林“五阶段论”硬套中国历史，奉为圭臬，不仅使学界思想僵化，且漏洞百出，以为世界各国都必经“原始共产、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道路，严重扭曲了历史研究和真相。并非所有史学家都主张全拿马列主义衡量，譬如陈寅恪。然而中共相当极端，要使所有人“统一”思想，且为政权唱赞歌，修改事实。西方研究可以有许多史观，不会都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史家也有非常高的道德与学术标准，此传统精神也一直流传至民国，时代无论如何变，应有的品德却绝不能变。可惜中共毁坏了学术，也带偏了下一代学者。 中国传统文化还有诸多正面作用，譬如借古讽今，忧世忧民，也能化笔为剑。古代战争有时文武并用，文人一挥笔堪比千军万马，譬如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时，骆宾王一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如惊天雷电，气吞万里，此等文章有先声夺人之效，怎不似千军万马？毛泽东忌惮笔墨的威力与传统文人的骨气，所以他要将所有潜在“风险”除之而后快，经系统“改造”后，莫说骆宾王、徐敬业，连比干、眭弘、盖宽饶、陈东、海瑞、顾宪成都不再出现。 （图：Adobe Stock） 断层一旦形成，便削弱了中国人的责任感，且中共有意过滤外来信息，欲使后人不知不觉间按照“改造”后的轨道行驶。六四镇压、网路审查、迫害异己、打压香港，一步步随时代变化而加固。现在抗议需要举白纸，上网没有隐私，新闻掩盖真相，高压审查使民习惯避开“红线”，教育发展在刚好可以为党利用的程度，让人不敢多想多言。中国确实人才济济，可惜受环境所限，中共最想要的就是国民纵然成才却降低底线，扭曲价值观，并对败坏的现象习以为常，甚至同流合污。 苏联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上世纪末苏联解体后，俄国史学家发现1917年以来的历史书惨不忍睹，错得离谱。中国的文化悲剧不知仍将持续多久。 遥想张煌言受刑前，眼见神州大地尽失，山河依旧壮丽，惟感叹一声“好山色”，三百多年过去，依然引发共鸣，然此心情又有几人能知？但我并不悲观，因现在越来越多华人已看清中共面目，且骨子里都还保留著传统与普世价值观。回顾反清历史，张煌言后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其后有章太炎、孙中山，精神延续不息，便终有光复日，遗失的好山色终会回归。以史鉴今，书籍犹在，精神犹在，台湾犹在，“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文/清箫 上期讲到诗之本在于言志，诗可以起到兴、观、群、怨的作用，概括而言，作诗要有艺术感染力，使读者产生联想；同时反映现实生活，诗人可以透过诗讽谏时政。此外还谈到性灵、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性灵即真性情，诗应是诗人真性情的表现，言志的同时自然包含诗人的真情实感与个性，字句由情志产生，而不能为造句而损害情志。气象既在字句之内，也在字句之外，来自诗人的气质，譬如李白，他的诗词妙在气象。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举例说：“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绝妙诗词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 以上是简单回顾。下面讲的内容以上期为基础，继续探讨诗的审美，以及我们怎样作出好诗。 诸位或许已见到本期标题：“水中月，镜中象”，可能看起来有点模糊，难道诗的最高水准是这样的吗？非也。在讲什么是“水中月，镜中象”前，我们先聊一聊言外之意。 （图：Adobe Stock） 诸位不妨回顾一下，当感到一首诗很好时，究竟诗的哪一部分令我们觉得好？文采或许是其一，但如果细想，会发现真正使你难忘的不在言内，而是言外之意、形外之神，是文字带给你的联想，这是中国古诗的一大魅力。诗是精华语言，注定不能将全部想表达的意思写出，古体诗尚能写很长，而绝句和律诗长度固定，终究十分有限，所以必有意在言外，必有神在形外。因此好诗都有一个共同点：“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味深长，绕梁三日，使读者回味无穷。 刘勰《文心雕龙》说：“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刘勰讲的隐和秀，即文外与文内之美兼得，隐意为“重旨”，即能以简约的辞表达丰富的意。唐代僧人皎然也谈到文外之意，其《诗式》讲道：“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总结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这是讲诗贵在象外。《二十四诗品》还讲：“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著的意思是粘著，此句也是谈言外意味，提倡含蓄而馀味绕梁。梅尧臣论诗也颇重视言外无穷之意，他认为：“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言外、文外、象外都可以概括为神，和水中月、镜中象异曲同工，写诗只写形是不够的，有了神，诗才真正活起来。 （图：Adobe Stock） 为何说诗的言外之意、形外之神是水中月、镜中象呢？我们抬头看月亮，天上的那个月是实体，倒映在水中的月是影子，人可以凭借科技登陆月球，但水中月影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景物本是客观存在，当人带有主观情感看它时，景物便被赋予新的意义，诗人笔下的景物便是那一瞬间所感所见，将其以诗再现，而不是生硬的描述。水平高的诗人能将其写得含蓄深远，馀味无穷，介于可言与不可言之间。读者读后，虽心领神会，却发现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如果想复述给别人，非用此诗句不可。水中月、镜中象看似可用手摸到，实际上永远都无法触碰到，这种感觉与可言和不可言之间相似。不需要精确，应留给读者馀味及联想。 （图：Adobe Stock） 严羽《沧浪诗话》对此讲得很精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所说的兴趣不是指爱好和趣味，而是指诗人内心情感的兴发，有时是看到某景物后的感悟，都是自己的真情实感，而非寻章摘句得来，所以无迹可求。因为抒发真情，独一无二，所以有味可品，若功夫到位，自然达到言尽意永。 举例详说，譬如杜甫写过一首〈冬日谒玄元皇帝庙〉，描绘老子庙的壮丽，其中一句写道“碧瓦初寒外”，真可谓神来之笔。细想，为何碧瓦会在寒气之外呢？冬季寒气充满天地间，任何一物都逃脱不了低温，而且寒无象无形，怎能分内外？但这就是诗人感受到的，杜甫见到如此壮美的建筑，心中觉得温暖，碧瓦也显得温暖了。 （图：Adobe Stock） 叶燮《原诗》有评：“初寒无象无形，碧瓦有物有质，合虚实而分内外，吾不知其写碧瓦乎？写初寒乎？写近乎？写远乎？使必以理而实诸事以解之，虽稷下谈天之辩，恐至此亦穷矣！然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碧瓦和初寒人人皆知，人人能言，但“碧瓦初寒外”只有杜甫感受到，是属于他的想象。不需多言，读者就可以领会到他当时的心境，若读者转述给别人，便失去味道，唯有“碧瓦初寒外”能表达他的意。叶燮还有一段观点，说：“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杜甫这句“碧瓦初寒外”就是典型的诗家语言，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图：Adobe Stock） 杜甫另有一首诗〈春望〉，家喻户晓，我们来看前两联，也是言外意味深长——“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遭受蹂躏，杜甫眼见昔日繁华的国都破败，触景生情，写下该诗。说“山河在”，言外之意是唯有山河仍在，其馀都荡然无存。说“草木深”，杂草丛生，虽不直接写人，但读者可感受到人烟因战乱而稀少。至于花鸟，本是乐景，却令诗人伤感，以乐景更衬哀情。寥寥四句，写得含蓄深沉，令人难忘，最触动读者的部分在言外。 （图：Adobe Stock） 我们再看温庭筠的〈商山早行〉，其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最经典。这两句没有一个生僻字，景物也是生活中常见的，看似平淡，却让人读后如身临其境。鸡表现声，月表现色，茅店反映远离故乡的山区，霜反映冷，人迹说明有比诗人更早出行的人，仅十个字就能使读者脑海产生许多画面，感受到早行辛苦与羁旅愁思。这是梅尧臣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典范。 另有两首诗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典范，即李白〈夜泊牛渚怀古〉和孟浩然〈晚泊浔阳望庐山〉。王士祯《带经堂诗话》评道：“诗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为何评价如此高？以下分别赏析。 〈夜泊牛渚怀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 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 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 李白此诗抒发知音难逢、怀才不遇的伤感，自然而无雕琢痕迹，含蓄有味。“青天无片云”写开阔景色，这类环境容易激发怀古之情，诗人的思想自然地融入景中。之后借谢尚与袁宏的典故表达怀才不遇之感。结尾想象次日之景，挂帆离去，枫叶飘落，更衬未遇知音的寂寞冷清。 （图：Adobe Stock） 〈晚泊浔阳望庐山〉 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 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 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 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 孟浩然这首也写得自然无痕。“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不写具体景，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都未逢”用语平淡，委婉表露不满之意。之后“始见香炉峰”，“始见”二字含蓄地表现惊喜之意。望见香炉峰，孟浩然不禁怀念起曾在庐山建造东林寺的高僧慧远，他仰慕慧远，但如今昔人已去，只馀夕阳之下，寺庙钟声。“日暮空闻钟”忧郁而深远，一个“空”字暗指高僧已逝世，惆怅之情寓于景中，下笔素淡，却情思悠远，馀味无尽。孟浩然透过怀念慧远，表达对隐居生活的向往，诗中未直说理想，而蕴含于字里行间。 （图：Adobe Stock） 〈夜泊牛渚怀古〉和〈晚泊浔阳望庐山〉都在寓情于景方面写得好，情在景中，味在言外，露出一点引导读者联想和感悟，这一点足矣，如此才更值得品味。两首诗都没有惊奇文字，简单易懂，佳作不靠文采，用语平淡也无妨，诗重在直奔上乘，形为轻。作诗不宜太实太满，而要留白，讲究虚活。字句就像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真正沟通的是心灵，不同读者的领会各不尽同，无关乎第三者，贵在心有灵犀，相视会意。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叶燮所谓“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可谓上乘。这不等同于晦涩模糊，用语依然应使人易懂，“水中之月”在意境而不在表面。
文/清箫 谈到诗和诗人，各位的印象是怎样的呢？会否觉得诗很遥远，诗人是社会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实诗并不神秘，也不是诗人特有的语言，而是大众的语言。 现在我们都知道，诗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然而诗的起源很平易近人，原是歌谣和口语。中国最早的古人当心有感想时，便将心志与情感诉说出来，这便是诗。如果觉得言语不足以表达，可以嗟叹；如果嗟叹仍不足，可以唱歌；若唱歌还不足以表达，可以尽情跳舞。如《毛诗序》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与音乐本是一体，表达的有个人的悲喜，也有对天神与大地的信仰和感恩，譬如据《吕氏春秋》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掺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我们再看《诗经》，各篇也都是可以歌唱的，许多出自民间，其中“国风”可谓是当时的流行歌曲。 （图：Adobe Stock） 所以诗的本质为言志，最初是音乐的语言，每个人都可以透过诗表达思想情感，《礼记》也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 先秦时代的诗言志与政治和教化紧密相关。举例说，《左传》记载了一个春秋时代在外交场合赋诗言志的故事：郑国的国君郑简公在垂陇设宴款待晋使赵孟，有七位大夫作陪，宴会上赵孟请七人赋诗，“以观七子之志”。这七名大夫各从《诗经》中挑选一首，委婉道出各自的心意，他们想表达的未必与诗的原意相同，只是借某一段意思最贴近的诗句用。赵孟听后心中有数，宴会结束后，他预测其中一位大夫伯有将被杀害。为什么呢？赵孟解释道：“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原来，伯有引用的诗是《鹑之贲贲》，有讽刺君主的含义。 那时诗的言志带有政治暗示的色彩，未必是自己创作诗，而是从他人的诗中断章取义（此处断章取义是中性词，即字面意思）。如上所述，伯有想重点引用的是《鹑之贲贲》中“人之无良，我以为兄”、“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这四句，该诗本来旨在谴责卫国国君，伯有断章借以批评郑国国君。 （图：Adobe Stock） 秦穆公和晋国公子重耳之间也有一场国宴，也体现出赋诗言志与外交的关系。席间，秦穆公选取《诗经》中的《小雅‧采菽》，唱道：“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该诗记述周天子亲切接见诸侯、迎接诸侯来朝的盛况，天子要赏赐他们，虽然身边没有可赐之物，但也要赠给他们骏马和车。秦穆公吟唱此诗的意思是即将向重耳赠礼，所以重耳随后降拜表示感谢。 诗言志的另一重要作用是教化。《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修养，诗最早也承担助夫妻和睦、鼓励孝道、矫正不良风气的教化使命。《毛诗序》还解释了诗的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对风的阐释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政府以风教化百姓，百姓以风讽刺政府，吟诗者不会因此获罪，听到诗的人将以此为戒，可见诗归正社会的重大意义。不仅风，雅也有相似的作用，“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意思是阐述王政兴衰的原因。 （图：Adobe Stock） 如果国政衰败，诗歌便会“变风变雅”，此时史官会为人伦败坏而悲伤，也因刑法苛刻而哀叹，进而吟诗讽喻君主，怀念旧风。然而诗的变化应当“发乎情，止乎礼义”，这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却依然符合礼义规范，此七字也是后世诗应守住的文学标准之一。 综上所述，诗原是和社会上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语言，也是一种乐语，其本质为言志。“言志说”一直影响后世几千年，不断有文学家提醒作诗不宜偏离言志的传统。在我们鉴赏古诗与学作诗之前，了解诗的起源与传统是至关重要的，比学技巧方法更重要。诗不仅限于文学领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各自的诗，就像开心或忧伤时哼几首歌，情至深厚时可以手舞足蹈；或对政治现状不满时赋诗讽喻，为社稷尽一份责任。诗是自由而高尚的，诗人的灵魂也应如此。 评诗的标准与作诗的原则 衡量诗的高下，欣赏哪一类诗，永远都不可能客观，即使是名家也不能将其标准作为学者共同的准绳。 然而文学一定需要标准，可以主观，但须严格。孔子删定《诗经》，标准是“思无邪”；萧统编纂《文选》，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选诗如用人才，门户须宽，采取须严”，并总结了他的评诗标准：“声凭宫征都须脆，味尽酸咸只要鲜。”不介意风格，只看重清新，并要求声调清亮。各有门槛，不胜枚举。 （图：Adobe Stock） 观点见仁见智，却总要有最基本的原则。上述孔子所言“思无邪”便是一个最基本的门槛，与“发乎情，止乎礼义”相近，《诗经》三百篇皆如此。 另外还有四字，即兴、观、群、怨，颇受古人看重，有评者认为以此四字足以评价各代诗作的得失优劣。 兴、观、群、怨出自《论语·阳货》，原话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讲的是诗对社会起到的作用。“兴”指诗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产生联想，孔安国注解为“引譬连类”，朱熹注解为“感发志意”；“观”指观察社会盛衰与政治得失，郑玄注解为“观风俗之盛衰”，朱熹注解为“考见得失”，共同点是诗反映现实生活的意义；“群”指诗能使人聚在一起交流，或使社会团结和睦；至于“怨”的意思，不是单指抱怨，而是人能透过诗讽谏时政，这与“下以风刺上”意思相近。 （图：Adobe Stock） 王夫之认为“兴、观、群、怨”是诗的最高准则，“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王夫之还有一段论点：“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意思是，一首诗如果能在感发志意的句子中反映社会或政治的盛衰得失，则更加深刻；能在反映社会的诗句中感发志意，则更加周密；具有团结作用的诗句若能讽刺时政，便会使读者难忘；旨在讽刺的诗句若能使人团结，感情就会深挚。总之，诗的兴、观、群、怨是一体的关系，结合后可以发挥更好的效果。《诗经》是这方面最好的典范。 （图：Adobe Stock） 写近体诗时，严守格律当然也是最基本的要求，还要避免犯孤平、三平尾，若作律诗还要求对仗。但严守规则的同时，万不可牵强附会，须知内容与思想为上，不应受妨碍。吴可《藏海诗话》甚至建议“宁对不工，不可使气弱”，他的意思不是教人逃避对仗，而是对仗可以稍宽。近体诗的对仗分工对和宽对，有些诗虽未做到工对，但依然不失为佳作。譬如杜甫的七律〈蜀相〉，颈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中“天下”和“老臣”是不对仗的，但“天下计”和“老臣心”可以构成对仗，都是2+1结构，这便是宽对。杜甫此诗堪称千古绝唱，馀味不绝，字字珠玑，试问那一联宽对影响到其价值了吗？一切形式都为内容服务，一切字句都为情意服务。有追求辞藻华丽、堆砌典故者，和对仗求甚工都属于本末倒置。即使炼字，也要自然，不可害意，使气变弱。 无论写古体诗还是近体诗，有五点都非常关键：性灵、气象、体面、血脉、韵度。诗就像诗人生命的延伸，也有灵魂、气质、躯干、脉络、容貌。性灵即真性情，上文已提及诗的本质是言志，既然是诗人自己的志，自然包含诗人的真情实感与个性，字句由情志产生，而不能为造句而损害情志。气象指人的气质及诗的风格气韵，体面即格局和面貌，血脉即贯穿诗的脉络，韵度即韵味与气度。 （图：Adobe Stock） 姜白石《白石诗说》有一段精辟的总结：“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值得学者参考。 诗的气象来自诗人的气质，每个诗人的气各不相同，与性格、天赋、成长经历、教育、见闻、境界、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等因素相关，非一年半载形成。若想作出好诗，不单要多读书，还要养气，培养独一无二的气质，切不可模仿他人。谢榛《四溟诗话》谈到：“自古诗人养气，各有主焉。”“熟读初唐、盛唐诸家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 芳润如露蕙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此见诸家所养之不同也。”形容的是唐朝诗人不同的作品风格，反映各自的内在气质。 提及盛唐，许多人都会想到李白，他的诗真可谓再无人超越，后人实在学不来。这大概是因为李白的作品主要妙在气象，由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形成，与其豪放性格、超凡境界、仙风道骨、想像力、生活游历与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加之学识渊博，自然养成。后世只学到字句，却学不到他的气象。王国维《人间词话》有一段评论：“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说的虽是词，但诗也同理，贵在气象。以后再欣赏李白诗时，不妨调整思路，不急于逐句解读分析，先静心感受气象。好诗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
论作词之法，分字法、句法、章法，亦需重视风格，重要之处太多，总得抓一处最要点。有人说，动字最重要，譬如“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仅此一字，便使该句成为千古名句。不过，这是单论具体写作，好比树的枝叶，若仅仅枝繁叶美是不够的，必然要有牢硕的根，先有根，才能有躯干、枝叶。 那么词的根是什么呢？若以一字概括，或许应是“真”字。况周颐《蕙风词话》说：“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为佳，且易脱稿。”作词人可以借助各种手法表达一种情感，主人公可以不写自己，但情感一定要真。如果“为赋新词强说愁”，即使写得再美，也难免流入虚美。情真与否，读者无需学问渊博也能体会出。 如果在“真”字基础上再添一字，或许“真纯”最能概括。这种真纯反映在李后主身上便是“赤子之心”，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孩，无论写什么，都不会刻意矫饰。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从小在深宫中长大的李煜不擅长政治，在南唐诸皇子中排第六，本来皇冠不可能落在他头上，命运却给他开了个大玩笑。在继统前，为远离纷争与猜忌，李煜无心参与政事，成日研究书籍，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赤子之心。王国维说：“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写词不像写《水浒传》、《红楼梦》需要阅世很深，李煜不擅长做皇帝且阅世不深是他的短处，却是作词方面的长处。 （图：Adobe Stock） 各位请看他亡国前作的一阕〈木兰花〉，是其前期代表作，写得直快奔放。“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临春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毫不掩饰自己对歌舞欲罢不能以及手拍栏杆的狂欢。宴会结束后，由繁华热闹转为浪漫淡雅，“归时休放烛光红，待踏马蹄清夜月”，不想回房间睡觉，感觉仍未尽兴，还想骑在马上，踏在满地月色上散步。这哪像个成熟的皇帝，分明是长不大的“夜猫子”，行为任性，下笔也任性，看不出什么需要读者细品的深意，却不失美感，写得俊逸神飞。 经历亡国后的李煜依然不失其“真”，但此时“真”在词作中更多地体现在深挚上，他仍是个稚嫩的孩子，曾经欢乐写得任真，如今悲痛也写得任真，无论悲欢，他落笔都没有节制。 其〈破阵子〉词云：“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句句写实，对自己的安逸毫不掩饰，离别故国时的心情也写得极真。后来苏东坡读到该词时极不满，指责道：后主应该在九庙之外恸哭请罪，向举国百姓道歉后再走，却对宫娥挥泪，听著教坊曲离开故国。确实，李煜作为国君在道德上有诸多可诟病之处，但作为词人，他深挚地写下自己最真实的心理，这种真实恰恰是最能引起共鸣的。 （图：Adobe Stock） 被大宋软禁期间，他失去往日唾手可得的自由，曾经的欢乐而今只能梦里去寻，正因亲尝到大起大落的滋味，才将回忆写得凄凉至极。“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南唐宫殿的豪华，故国山河的豪壮，一切都那么真实而遥远。“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不堪回首的哀痛，在李煜笔下如一江春水奔涌而出。“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这是他囚徒日常的真实写照，多少次从美梦中醒来，又被无情的现实击碎，循环往复，似无休止。 这种痛苦的循环最终由一阕〈虞美人〉了结，使他解脱。该词是这位千古词帝的绝命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七月七日过生日时写下该词，命令歌女作乐唱出，声响之大，以至于宋太宗也听到歌声。宋太宗勃然大怒，命人取来李煜的词，看到“小楼昨夜又东风”以及“一江春水向东流”后更坚定了杀害李煜的决心，遂赐毒酒将他毒死。 以阶下囚身份毫无遮掩地书写亡国之恨，无疑是大胆之举，不知他到底是有意求死还是无所顾忌，但正是这种大胆的真情流露，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光彩夺目的词作。陈廷焯评道：“一声恸歌，如闻哀猿，呜咽缠绵，满纸血泪。”王国维道：“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李煜词有延绵千年的感染力，和满纸血泪有密切的关系，仿佛可引起天下人的共鸣和同情，仿佛写出天下人的哀痛。此种真情，唯有亲身经历过奢华与囚禁的反差才能写得动人至极。 （图：Adobe Stock） 李后主能有这样的文学成就，当然也离不开博学与天赋，然而他主要凭借的是真率，没有温庭筠的艳丽，也没有南宋词的曲晦寄托，也无需大量用典，只是纯任性灵，就能打入读者心灵深处。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对后主词有一段比喻非常贴切：“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像西施那样的美女，她们的美无关乎妆容与衣服，天然国色，即使粗服乱头也美，李煜的词就是粗服乱头的绝代佳人，也像一匹生马驹，靠的是天然本事。他和严妆的温庭筠、淡妆的韦庄形成鲜明对比，虽不宜论孰高孰下，但词确实从李煜起开启新风。 （图：Adobe Stock） 作词之真体现在李煜作品上可谓真纯、深挚、赤子之心、满纸血泪；在另一位大词人的作品上，则表现为自然之眼、自然之舌，也饱含深情与血泪，令人不忍卒读。该词人便是清初才子纳兰性德。 王国维对此二人评价均极高，他在《人间词话》中如此评纳兰词：“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况周颐《蕙风词话》称赞纳兰性德为“国初第一词手”，“天分绝高，适承元明词敝甚，欲推尊斯道，一洗雕虫篆刻之讥。独惜享年不永，力量未充，未能胜起衰之任。其所为词，纯任性灵，纤尘不染”。 词的鼎盛时期在北宋，自南宋起风格变得深晦，元朝和明朝形成刻意求深的写作风气。不宜说南宋以降词风不好，具体地说，是偏离了以真性情为最要的习气，如况周颐所言“雕虫篆刻”，过于追求词藻丽句，纵然费尽心思，却只是雕虫小技、旁门左道。王国维称纳兰性德“未染汉人风气”，指未沾染元明以来刻意求深、雕虫篆刻的风气，并非指汉人全部文化。王国维给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高度评价，看似夸大，却实至名归，主要针对纳兰词重视性灵、落笔自然而言。 纳兰性德（图：公有领域） 纳兰词和后主词有一相似之处——纵然在抒发悲情时均使用文学手法，却仿佛没有用过般，化于无痕，这是他们共同的高明之处。作词无疑需要精，不可粗，然而选字造句后呈现出来的应是自然语句，纯朴而动人；不可平庸，但可以平常，以寻常场景和语句抒发直击读者心灵的情感。纳兰性德甚擅长以寻常写不寻常。 请欣赏他的一阕〈蝶恋花〉：“萧瑟兰成看老去。为怕多情，不作怜花句。阁泪倚花愁不语，暗香飘尽知何处。重到旧时明月路。袖口香寒，心比秋莲苦。休说生生花里住，惜花人去花无主。”词中出现多个“花”字，却不因重复用字而影响美感。“为怕多情，不作怜花句”，这是只有经历过亡妻之痛苦且日夜思念才会有的敏感。因爱生怖，怕作怜花句的心情是十分真切的。再读“重到旧时明月路。袖口香寒，心比秋莲苦”，他走到和妻子卢氏曾行过的小路上，当初妻子的袖口也沾染花香，如今物是人非，袖口的残香随之消逝，怎不悲苦？寻常的景物，寻常的回忆，最让人心碎。 （图：Adobe Stock） 再请欣赏一首〈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假若没有对妻子细致入微的深爱，便不会有“莫惊”二字。试想，她酒后睡得正香，纳兰小心翼翼，生怕有一丝打扰到她。“赌书”引用李清照和赵明诚的典故，可想纳兰和卢氏也共度过无数快乐时光，谁能料到寻常往事竟成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呢？全词只有一处用典，却用得贴切自然，我们仿佛看到纳兰和卢氏夫妻，与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处在同一时空，有一样的欢声笑语，甚至就像同一对人。 （图：Adobe Stock） 另有一首〈蝶恋花〉，情深之至，古今少有。该词写道：“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该词与纳兰的一个梦有关，梦见亡妻淡妆素服，向他哽咽诉说，临别时道：“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词中“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便来自此梦。该词典故化得好，“不辞冰雪”指荀粲不怕冰雪严寒而为病重妻子降温的典故。纳兰化用前人诗句也很自然，李贺有诗云：“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李商隐诗云：“春丛定是双栖夜，饮罢莫持红烛行。”纳兰“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将两者融为一体，抒发新意：纵然面对妻坟，唱过鲍诗，愁情却丝毫不减，多么希望能和亡妻像双飞的蝴蝶在草丛里相守。 （图：Adobe Stock） 以上寥举几例，后主与纳兰还有诸多佳作。概括而言，二人均有词真、情真的优点，毫无虚伪和刻意。此外，史上还有许多词人的抒情都是独一无二的，苏东坡、李清照、辛弃疾等，不胜枚举。感受唯有亲身经历才能尝到，真正感受过血泪的人才会写出血泪文字。 技法和学识仍是必要的，大量读书，文学功力深厚，方可下笔流畅，从而拥有自然之舌。佳作绝不是凭临时学习、矫揉勉强而成，《蕙风词话》在此方面多有强调，譬如“凡人学词，功候有浅深，即浅亦非疵，功力未到而已。不安于浅而致饰焉，不恤颦眉、龋齿，楚楚作态，乃是大疵，最宜切忌。”又如“词过经意，其蔽也斧琢。过不经意，其蔽也褦襶。不经意而经意，易。经意而不经意，难。”词史上有许多精雕细琢的佳作，是我们应学习的内容之一，然学的越多，下笔反而越不自然，更甚者怕所用手法少，怕被读者讥笑，这些心思都属于偏离“真”。若尚未达到深，切不可刻意求深。 作词需在过直和过曲间找到一个合适点。《蕙风词话》说：“词笔固不宜直率，尤切忌刻意为曲折。以曲折药直率，即已落下乘。昔贤朴厚醇至之作，由性情学养中出，何至蹈直率之失。若错认真率为直率，则尤大不可耳。”词忌太露，但不妨碍真，水到渠成最好，一切自然出自你的性情和学养。
文/清箫 笔者近日在脸书等社群媒体上看到网友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从古至今都糟糕，每提及帝王都无好感。 对于这样的观点，笔者表示不苟同。应该分两方面看： 首先，当今中共国的政治状况确实糟糕。回顾古代，君权主体上呈强化趋势，过程中确实生出一些受诟病的制度，如明之废相，清之设军机处。 但另一方面，需全面了解中国政治从古至今的变化以及传统思想，应知古时大思想家与政治家们对君主有极高的标准，也努力约束君权，有时践行得好，有时不好。实在不宜将所有脏水都泼到传统文化上。特写此文，为传统文化辩护，简评历代治国，正说君臣之道，并列举今人对历史的一些误读。 物极必反，峰顶往往也是悬崖。中国政治发展到清朝时走向极端了，清亡是顺应时代的需求，但有人以为以前的朝代都和清朝差不多，这是不对的。 （图：Adobe Stock） 清末至民国初，有许多中国人陷入迷茫，甚至民族自卑。学习西方民主、思想、文化是应该的，但一部分学者过度批判中国传统，造成文化自信缺失，20世纪初所谓“新文化运动”有一些主张是疯狂且不合理的，引发很不好的影响，导致共产主义在中国膨胀。幸有一些国学大师及政治家看清“新文化运动”的恶劣，如钱穆和蒋介石，深知传统文化的可贵并致力传承。 中共窃国后，吹嘘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发动文革全面破坏传统文化，后假借弘扬传统文化之名加强所谓“爱国教育”，将爱党与爱国捆绑在一起，迷惑国民。这相当于先放火再灭火的强盗行为，而且，中国古代的辉煌跟它有一毛钱关系吗？ 现在一提起中国古代，有人就想到“奴才”，而且将政治视为贬义词。实则不然。以前士大夫和百姓的责任包含纠正君主，中国古代一直都鼓励并赞扬敢谏的精神，士大夫享有很高的尊严。 （图：Adobe Stock） 君当为客 尧舜时施行禅让制，虚心纳言，言论自由。《吕氏春秋》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四千多年前，尧帝常担忧自己执政有错，设一面鼓在门外，任何人都可以击鼓进谏；舜帝在路旁设立木牌，民众都可以在上面写意见，指出他的过失。 君为客，天下为主，这才是君道。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中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 君主的责任原本应是不顾自己的损失而为天下人贡献，所以君位不该是一种诱惑。尧舜时代，贤士把权力看得很淡，那时有一位智者叫许由，尧想将天下让给许由，他却躲避到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后来想安排他担任九州长，他觉得耳朵受到污染，于是跑到颍水边洗耳。到商朝时，商王汤想让位给务光，被务光拒绝。 早期的君主就像接了赔本产业的义工，且这一产业不属于他们，其职责就是惠及全民、造福天下，吃力不讨好，所以君主受天下人敬仰是不过分的。黄宗羲说：“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君主本来不该是贬义词，是后人对权力的欲望扭曲了其内涵。打个比方，试问各位讨厌金钱吗？钱是每个人的生活必需品，人人都靠它吃饭，其中好人用它行善，贪婪者为求财而行恶，难道说钱是肮脏之物吗？君权同理。关键在于对君权的制约有多大，君主是否达到应有的标准。 （图：Adobe Stock） 黄宗羲也批评了后世的君主以及观念的变异，称：“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他并讲到臣民对“不合格”君主的态度：“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古代儒家的有识之士不主张愚忠和小儒的迂腐观点，若君主已到夏桀、商纣的地步，则应该受到讨伐。 黄宗羲还说：“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如果真正明白作为君主的责任，自然会让位于他人，拒绝接替君位的人也不算多么超凡脱俗；而有些人正因为不明白做君主意味著什么，才会争权夺势。 顺便一提，先秦儒家虽尊君，却也轻君，譬如《孟子》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本来就是为社稷和百姓贡献的。再举《孟子》中非常有趣的一例，有一次孟子问齐宣王，有个人要去楚国，先将妻子和孩子托付给朋友，请他照顾，但回家后发现妻儿受冻饥饿，该怎么办？齐宣王回答：“弃之。”（和这个朋友绝交。）孟子接著问，士师若不能治士，该怎么办？齐宣王回答：“已之。”（撤掉他的职。）孟子又问，如果“四境之内不治”，该怎么办？这一问题意在引导齐宣王意识到君主的责任，若按照前面的逻辑，这样失职的君主也应该下台。但齐宣王不敢回答，只是“顾左右而言他”。这从侧面说明，儒家思想是对君主的约束，然而当时君主未必爱听。 （图：Adobe Stock） 简论古代治国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含有民本以及修身、德政理念，即使在近现代西方人眼中也是珍贵的，例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是孔子的“粉丝”。道德是政治与治国的本，道家、儒家均看重本，后世谈政治的人往往舍本逐末，实在可惜。 关于治国的境界，笔者认为法家不如儒，儒不如道。以下梳理历史脉络： 尧舜禹之后，夏朝开启世袭制，虽不如禅让制的时代，但夏、商、西周三代统治松散，地域局限，政治和人心远比后世纯朴。西周之后，东周乱世是历史上的一次大考验，若将中华文明比喻为一个人，那么春秋战国好比一次修炼过关的过程，有人坚守先贤的价值观；有暴君乱臣不守，礼崩乐坏，在动荡中看人心的摆放，考验中华文化能否延续。幸运的是，文明得以延续，中原人不至于披发左衽，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兵家、法家等百花齐放，东周可谓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到战国末，法家思想脱颖而出并为秦国统一六国起到重要作用。 （图：Adobe Stock） 然而法家适合争霸集权，它不同于今天民主国家的法治思想，其中包含帝王驭臣之术，主张严刑峻法、霸道、权谋，已距黄金时代的标准甚远。宋代徐谊发表过一段言论：“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至诚不息，则可以达天德矣。”（《宋史》）如果人人能行大道，退而行德政、礼乐，何需靠术、势治国？按老子《道德经》的观点，“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需要孔儒呼吁恢复德政、仁义与礼的社会显然已经退步，何况需要法家的时代。秦朝兴于法家，也亡于法家。 应认可法家公正的一面，譬如即使是变法者商鞅本人也要严格遵守法规，但法家也包含加强君主集权的部分，不宜过分偏重。西汉吸取教训，初期效道家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开创文景之治。自汉武帝起，儒家与法家兼取，王道与霸道杂用。 有人可能会很快联想到所谓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正是现代常见的误区，实际上汉武帝以后并未独尊儒术。汉宣帝偏爱刑法，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住德教，用周政乎！”（《汉书》）而汉元帝则喜爱儒家。汉朝以后直至清朝，在治国方面严格而言也没有独尊儒术，很长时间是外儒内法，乱世往往行霸道，所以有些黑锅不该由儒家来背。而且秦以后的儒家思想和先秦儒家有所不同。 假如中国历代都能真正落实儒家治国，结果或许会更好。道家在后世看来过于理想，但道家确实最为高明。而法家一旦运用得心应手，若不注重修身，则易使帝王上瘾，充当无形的利刃，和限制君权背道而驰。 （图：Adobe Stock） 论君臣之关系 现在有人谈中国古代史，提及君臣关系时喜爱片面渲染恐怖，且以为臣为君之奴才，这样说是不准确的。五千年间，君臣和睦与君主高压两类例子都有，岂能以偏概全？ 儒家讲的君臣之纲最初也非主奴关系。可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此处提出三纲，臣如地，君如天，天覆盖地，地持载天，这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好比水和舟。《春秋繁露》还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将君与臣比喻为阳与阴的关系。后世大儒讲到三纲，往往强调作为皇帝的责任和表率，不是单方面的绝对服从，如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大学衍义》说：“君为臣纲，君正则臣亦正矣”，首先帝王自己要正，臣尽臣的本分，君也要尽君的本分。 秦以前不算大一统时代，君臣、君民距离较近，尤其周朝各诸侯国享有很强的独立性，列国接近小国寡民的状态。那时人才流动性强，“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才大可不必巴结君主。即使在秦汉大一统时期，大臣在皇帝面前也不卑下。但后来总体上呈君强臣弱的趋势，至明清尤为显著。 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皇帝和宰相的关系。中国传统重视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皇帝在宰相面前应当谦逊。汉朝君臣在上朝时，皇帝要站著和宰相议政，而不是坐在龙椅上。宋朝以前，宰相面见皇帝时都是坐著的，所谓三公坐而论道，唐朝还会为宰相赐茶。 （图：Adobe Stock） 宋朝是宰相地位变化的重要节点，宰相上朝时必须站著。到了明代，朱元璋索性废相，从此再无宰相，而且大臣见皇帝时要跪下，如果跪累了，允许坐著休息一会儿。清朝要求大臣一直跪著，连坐一会儿的机会也没了。 以上是就礼仪变化而言，下面讲制度。 譬如，汉朝的宰相对皇帝构成很大牵制，有一套完备的制度。提起宰相，人们往往联想到一个人或一个职位，但其实宰相身后代表庞大的政府机构，皇帝怕宰相未必都是怕人，而是怕制度。汉朝宰相府以下有十三曹，一个曹类似一个部门，可谓是宰相的秘书处，当时全国政事都经过十三曹汇集于宰相一人。和宰相近乎平起平坐的是太尉和御史大夫，合称三公，宰相负责行政；太尉负责军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相当于副宰相。 唐朝宰相制度不同于汉朝，最大的变化是将相权一分为三。汉朝宰相是一人在其他官员辅助下行政；唐朝宰相不是一个人，而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大部门，合在一起才能称为宰相。 尽管如此，唐朝宰相依然有很大的权力，其中，政府所有最高指令均由中书省发出，被称为“敕”，须经过皇帝批准，却不是皇帝写的。其流程是，中书省拟稿后给皇帝看，皇帝如果同意就拿御印盖个章，写几句批示。宰相所拟的旨已经是定稿。 （图：Adobe Stock） 中书省发布的诏书不会立即执行，还须门下省审核，若觉得不合适，门下省可以将其驳回，称作“涂归”。只有当门下省通过后，诏令才算生效。这是又一层对皇帝的制约。 宋朝与唐朝不同之处在于，宰相不是将定稿交给皇帝，而是先写札子向皇帝递呈建议，被称为“面取进止”，皇帝发表意见，之后宰相依照皇帝的意见拟旨。这意味著相权在宋朝削弱。 即便如此，只要有宰相，就会对皇帝构成很大制约。皇帝虽一直在万人之上，但制度并没有赋予其为所欲为的权力。譬如宋宁宗在位时，频繁以手札下令，激起群臣不满，因为依照制度，政令应出自中书省，就算是皇帝也要按流程办事。那时有大臣批评宋宁宗绕过宰相府行事，“谓事不出于中书，是谓乱政。”（《宋史》） （图：Adobe Stock） 君权与相权一直存在矛盾，时而配合和睦，时而结下深仇。明初发生胡惟庸案，因此明太祖朱元璋采取极端的方式解决君相矛盾——废除宰相制度。至此，皇帝的障碍比往朝少了许多。明太祖雄才大略，治国勤政，包揽宰相原本要做的政务，是典型的工作狂，并要求子孙后代都像他一样既当皇帝又当宰相。这当然不现实也不会长久。后来明成祖成立内阁，召解缙等才士参预机务，类似皇帝的顾问与秘书。尽管内阁大学士被俗称为宰相，但权力比宰相小。内阁大学士本身只是五品，往往由六部中某位尚书或经筵讲官兼任。 明成祖后，宣宗朝发生转折，形成这一新流程：大臣议政，将题本交到内阁；之后内阁票拟，即起草圣旨；之后交给皇帝看，皇帝若采纳，便用红笔抄一遍，称为批红。此时圣旨尚不能生效，须经过六科审核，六科有权封驳圣旨，制约皇帝，圣旨必须经六科通过才能生效。通过后，六科若认为圣旨不足，发给六部时可以进行“科参”，即写下执行时的注意事项，代表六科的意见。顾炎武《日知录》称：“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 明宣宗后，这一流程基本上一直延续。后来明世宗、神宗长年不上朝虽受诟病，但事出有因，当时的政府运行已不同于明初，政事交给内阁即可，期间内阁大学士近乎权倾朝野。 （图：Adobe Stock） 明宣宗开启这一轻松的决策模式有利有弊，不宜过于苛责，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明太祖废相。世袭的皇帝德才参差不齐，如果能力平庸且精力不足，最好少折腾，宰相才应该在行政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清朝保留内阁，未恢复明以前的宰相制。雍正设立高度机密的军机处、秘密建储制，这是以前没有的机构和制度。清朝的君臣关系牵涉满汉矛盾，虽重用不少汉人，但最高机密文件由满文书写，满官仍占据不平等优势。 整体风气上，君臣关系越往前越好，具体因人因事而异，不能说绝对，只是概括。 秦始皇待大臣不差，不忘恩义，自知犯错后对王翦谦逊道歉，能包容并重用李斯。 汉朝和大唐，笔者认为用“恢宏气象”形容最贴切，政治、文化给人印象都是很大气的。譬如汉文帝与周亚夫留下佳话，这是皇帝与武将关系的典范。隋唐的政治、文化、民族融合、民间风气都有魏晋南北朝的影子，包容性强，可谓胡汉一家，唐代皇帝有时也行北方游牧民族的礼节。 （图：Adobe Stock） 唐太宗治国放得很开，他的文臣武将个个充满个性，魏徵是显著代表，他的作风就是坦诚直言，不怕得罪。据《资治通鉴》，魏徵曾对唐太宗说：“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意思是他希望自己做良臣，而不做忠臣。需要忠臣出现的时代反而是不好的时代，因为要冒生命危险讲出逆耳忠言，所以最好形成言论开放的政治环境，皇帝贤明不昏，大臣只需各做好工作即可，因此魏徵说：“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唐太宗确实也在君臣融洽上做得好。唐朝的皇帝整体上是不强势的，甚至中晚唐藩镇割据严重，君成为较弱一方。 北宋待文臣不错，皇帝没有暴戾的，但政坛人事变动频繁，主要归因于变法派和守旧派的对立。南宋、北宋都弊在抑武，明朝中期后也有此问题。 明、清变化最明显，明太祖开了一个政治高压的头，到明仁宗时君臣关系有所缓和。明朝君臣关系最好的时期是仁宣之治以及弘治中兴，明仁宗、宣宗既勤政精明也不刚愎，听取“三杨”等良臣的献策，君臣关系和睦；明孝宗朝中也充满正气。武宗、世宗、神宗君臣对立之激烈在整个古代史上都是突出的，问题主要出在皇帝上。明朝爱用廷杖极不好，俗话说刑不上大夫，廷杖、锦衣卫都是摧残士大夫的。然而明朝长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为荣的风气，越敢和皇帝争辩，甚至写奏疏批评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 （图：Adobe Stock） 清代君强臣弱最显著。有利的一面，譬如清朝皇帝普遍勤政尽责，平均水平算是历朝最优秀之一，而且康乾盛世成就卓然。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清朝政治风气冷峭高压。康熙帝宽仁，而雍正强化了高压控制臣民的风气。乾隆前十三年相对宽厚，十三年后改以铁腕治国，严酷之风达到顶峰，导致大臣如履薄冰，敢言者少。即使是精明贤臣、三朝元老张廷玉，也在官场上活得战战兢兢，还险些晚节不保。 雍正、乾隆很精明，他们在位时，奸臣瞒不过他们，所以治国基本上没出太大问题。但冷峭风气的弊端到晚清就显得格外突出，导致官场普遍圆滑，明哲保身，说套话、不说话居多。 清朝文字狱、强制剃发留辫是对臣民身心的巨大摧残，削弱士人骨气，脊梁骨硬的文人往往隐藏民间。元朝虽也是征服汉人的外族政权，却不至于如此高压严酷，反而较松散开放。明清以前很少发生因文字获罪的案件，清朝比明朝严重，明朝成祖以后政治氛围已经变得宽松，晚明言论更奔放自由。清朝禁书也很严重，数据上看，清朝禁书总数是明朝的12.6倍。古代有此现象是不好，但我们也实在不应以为所有朝代都和清朝一样。 论制度，最好的时期当推汉、唐。在秦以前，相原本是副官；自秦汉起，相变为皇帝的副官，同时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官。皇帝是全国最高元首，而实际管理国家的是宰相，原本应是这样的关系。皇帝世袭注定子孙良莠不齐，即使英明也必然犯错，所以最好不要过分干预宰相。再看唐太宗和唐玄宗，在铸造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作用大过帝王的作用，唐太宗说他不赞同像隋文帝那样“性至察而心不明”，事必躬亲未必是好事，唐太宗的实际做法也是发挥各臣的配合作用。 北宋程颐有言：“天下治乱系宰相”，但在清代，崇拜程颐的乾隆却说，治国最重要的怎么是宰相呢，应该是皇帝才对。可见观念的变化。 （图：Adobe Stock） 现在中国大陆将中国传统政治贬低为君主专制，这是不准确的。从上文对制度的介绍不难看出，在古代，权力并非集中于君主一人，也不算是独裁，至少并非所有时期都是。说君权呈强化趋势是争议较小的，或者可以说存在特权与不平等。明清以前君主一直和宰相共治国家，虽君主是上级，宰相却也享有很大的议政权，而且许多不太重要的政事无需请示君主。即使在明清，也不适宜一概贬为皇帝专制。 以上是就制度论，问题在于，过去如果皇帝违规或不贤，大臣往往不能换掉他或惩罚他，通常是劝谏，除非到极恶劣的地步。惩罚并非没有，只是太少，往往需借助朝中势力、太后等，或直接以战争改朝换代。暂不论乱世特殊时期和夺位例，太平盛世中比较典型的是霍光废帝，汉昭帝驾崩后，昌邑王刘贺继位，荒淫无道，辅臣霍光因此报请太后废掉其帝位，昌邑王在位仅27日。秦汉以前也有一例，商朝有个名叫太甲的王昏庸无能，宰相伊尹将其流放到桐地，让他反省长达三年，后来太甲悔过自新，于是得以复辟，从此以德治国，改变为明君，这件流放君主的事几千年来受文人称赞。伊尹和霍光的条件非人人能具备，也非人人敢为。 然而君与臣孰强孰弱不能作为评判一段历史时期的唯一标准，所以要看具有稳定性的制度。像汉献帝、唐昭宗的情况属于失势，不能说明就该那样，所以重点谈普遍状况，而不细说太多事例，因为有些事例牵涉手段和势力，那不是制度。 道向何处求 可能有人会认为笔者将古代赞美得太好，而笔者想说的是，以前的制度在当时的环境确实有值得肯定之处，其制衡与监督并不差，但为何有黑暗的事发生？虽制度有漏洞，但归根还是人心的问题。 通常一个朝代从开国到盛世政通人和，严守规章，后来流于形式，官场腐败，走向衰落。法典和制度从头到尾都差不多，怎么从盛到衰变化如此大？大家知道唐玄宗前期善用贤相，姚崇、宋璟、张九龄等均德才兼备，后来任用能力同样不差的李林甫，他表面上认真工作，也基本上遵守规章，却喜爱谄媚，私下打听玄宗日常，然后再顺著玄宗的意思讲话。玄宗本来是一精明皇帝，然而顺耳的蜜语听多了，对李林甫十分喜爱，纵容他误国多年。试问，什么能阻抑一个人的城府呢？ 中国传统思想有个重要特点：对自觉的要求高，先修身，再齐家治国，且重视内省。它看似是一种理想化状态，然而大道至简，若能坚持实践，其实是一条直接治本的捷径。凡从政，修身在先，这个修不是单单读书学知识技巧，而是长时间的修心，是时时不忘内省。 据《帝鉴图说》，周武王听大臣师尚父说，有一本丹书含有国家长治久安的道理，之后他斋戒三天，恭恭敬敬地站著听师尚父讲述丹书的道理，牢记于心，并在席上、桌上、镜子上、洗脸盆上、殿柱上、门窗上铭刻，随处提醒自己，还要让子孙未来都看到。如此时时内省的毅力和谦逊向大臣请教的态度，是周武王能使周朝国祚长久的重要原因。 （图：Adobe Stock） 修身和内省需要坚持，若一段时间修而后来懈怠，很容易前功尽弃。许多人争当政客，却不坚持修身，舍本逐末，终究成不了大政治家，过去读书人都读圣贤书，有人修心实践，有人只求功名，结果一定是有差距的。明代王阳明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悟到“致良知”、“知行合一”、“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他做官、解决棘手问题、打仗样样在行，近乎全能，与此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治国之道、圣人之道，最终要向自己的心里求。
文/清箫 （接上期）母亲节将至，笔者精选中国历史上12对母子间的感人故事。这些孝子中有帝王将相，亦有平民百姓；有日夜陪伴的点点滴滴，亦有天人永隔的真情流露。 江革行佣供母 东汉有一位孝子名叫江革，《后汉书》与《二十四孝》都记载了他的孝行。 江革从小失去父亲，只能和母亲相依为命。彼时正值乱世，许多盗贼为非作歹，因此江革背著母亲离家逃难。路上既危险又饥饿，历经险阻，靠在野外采摘食物存活。母子二人数次遇到强盗，每次江革都哭著求情，说自己要继续赡养老母，请求放他们一条生路。劫匪为此感动，于是不再伤害他们，甚至帮他们指引避难的方向。 后来江革逃到下邳，穷困到买不起衣服鞋子。但他不辞辛苦，勤奋打工挣钱，想尽办法让母亲吃饱穿暖。《后汉书》称：“便身之物，莫不必给”，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凡是母亲需要的东西，一件都不会少。而他自己却常常光脚。 （图：Adobe Stock） 建武末年，江革与母亲返回家乡。每逢县内核查户口，江革都考虑到母亲年迈，不能坐在摇晃剧烈的马车中，于是亲自在两辕间拉车，代替牛马。从此同乡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江巨孝”，以表达对他的钦佩。 母亲去世后，江革非常思念她，便住在母亲坟墓旁，无论白天黑夜都不离开，睡觉时还不舍得脱下孝服。 他的孝心孝行被许多人看在眼里。永平初年，有人举荐他为孝廉。在汉朝，举孝廉是推选人才做官的制度，这意味著江革将飞黄腾达。然而江革不慕名利，《后汉书》记载他“月馀，自劾去。楚王英驰遣官属追之，遂不肯还。复使中傅赠送，辞不受。后数应三公命，辄去。”后来，江革的高尚品行受到皇帝汉肃宗赏识，被提拔为五官中郎将。 李文耕曾这样评价江革对母亲的孝：“次翁之孝，于险阻艰难中，全人所不能全。然在次翁，初不敢料其必全，只尽其心力，而造次颠沛，必于是耳。孔明鞠躬尽瘁，宁俞薄鸩橐？正同此一副心事。忠臣孝子，所以争光于日月也。” 陆绩怀橘遗亲 陆绩是东汉末年大臣，六岁时就知孝敬母亲。那年，年幼的他跟随父亲陆康谒见袁术，袁术以橘子款待，陆绩悄悄拿走两颗橘子藏进自己怀中。临行辞别时，陆绩屈膝跪拜，不慎使橘子从衣服中掉落。 陆绩（图：公有领域） 见场面如此尴尬，袁术笑道：“陆郎到我家作客，不当面吃个尽兴，却为何将橘子藏在怀里带走？”陆绩回答道：“我母亲喜欢吃橘子，所以想带回去送给母亲。”袁术十分惊讶，没想到这小孩年仅六岁就如此孝顺。 《二十四孝》有诗赞颂陆绩：“孝悌皆天性，人间六岁儿。袖中怀橘实，遗母报深慈。” 朱寿昌千里寻母 朱寿昌是宋代文官，他辞官千里寻母的感人故事曾受大文豪苏轼和宰相王安石撰文赞颂。 朱寿昌的生母刘氏是他父亲的妾，他七岁时，刘氏离家，从此下落不明。朱寿昌长大后当了官，仕途顺利，富贵之馀始终不忘寻找母亲。母子分离后五十年间，他到处打听消息，直到自己年老也不放弃。 在那个时代寻人不是一件容易事，数十年来杳无音讯，朱寿昌为此烧香拜佛，灼背烧顶，刺血书写《金刚经》，祈求神明助他。熙宁初年，他听说刘氏在秦地改嫁平民，立刻辞职，千里迢迢赶往秦地寻母，并发誓说：“不寻见母，誓不复还！” （图：Adobe Stock） 功夫不负有心人，朱寿昌终于在同州找到生母，此时刘氏已高龄七十岁，这一对老年母子相拥而泣，五十年的思念尽化作泉涌的泪水。后来皇帝宋神宗得知此事后也很感动，特许朱寿昌官复原职。 苏轼专为朱寿昌母子重逢事作一首诗：“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羡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不羡白衣作三公，不爱白日升青天。爱君五十著彩服，儿啼却得偿当年。烹龙为炙玉为酒，鹤发初生千万寿。金花诰书锦作囊，白藤肩舆帘蹙绣。感君离合我酸辛，此事今无古或闻。长陵朅来见大姊，仲孺岂意逢将军。开皇善桃空记面，建中天子终不见。西河郡守谁复讥，颍谷封人羞自荐。”王安石也作诗道：“彩衣东笑上归船，莱氏欢娱在晚年。嗟我白头生意尽，看君今日更凄然。” （图：Adobe Stock） 归有光追忆亡母 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笔下的《先妣事略》朴实情真，催人泪下，流芳百世。归有光的母亲去世时，他年仅八岁，虽然和母亲相伴的时光很短，但他始终珍藏著那短暂生活中的温暖点滴。平凡的家庭，平凡的小事，字字透露著伟大的母爱和儿子诚挚的思念。 归有光在文中回忆母亲在世时的点点滴滴，仿佛她仍在眼前，正以慈爱的目光注视著自己。归母身有残疾，自从喝下一杯泡有田螺的水后，就再不能说话了。在母亲的原生家庭里，外祖父和哥哥们家境殷实，为人老实，节俭朴素，与村民们唠家常时总是态度和蔼，善待子弟甥侄。母亲去吴家桥时，一有空就纺棉花；一回到城里，就忙于缉纑。每到夜晚，常常看到母亲在微弱的烛光中劳作。明明可以吃饱穿暖，母亲仍然辛苦纺织，就像朝不谋夕似的。尽管家里的婢女都非常忙碌，没有一个闲著，大孩子在身后拉母亲的衣襟，小婴儿在她的怀里吃奶，她却还要同时腾出手来拿著针线。 （图：Adobe Stock） 在归有光的记忆中，屋子总是整洁干净，母亲待僮奴们非常宽厚，即使有时责罚，大家也都不忍心埋怨母亲。每过新年时有美味的鱼蟹饼饵送来，全家无论主仆都有份。在母亲的协调下，归有光家庭和睦，繁忙却也开心。 归母对儿子的学习也尽心督促。有时她半夜醒来，如果归有光还没睡，她便督促孩子默读《孝经》。每听到儿子一字不错地读下来，母亲渐老的面庞上都会添一分喜悦。 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归母溘然离世。年幼的孩子们看到家人哭泣，模仿大人们哭，在他们那个年纪，怎会真正懂得生离死别之痛？心中还以为母亲只是像往常一样睡觉了。多么令人悲伤！家人请画师为母亲画遗像，嘱咐说：“鼻子以上，照归有光的脸画；鼻子以下，照大姊的脸画。”这两个孩子长得多像母亲呀，尽管她远赴另一个世界了，却永远无法隔断血缘关系，在他们的面容上留下永久的凭证。 归母逝世多年后，归有光娶妻生子，是母亲在世时订的婚，然而她再不能亲眼看到了。光阴似箭，昔日年幼的归有光如今成为身负家庭重担的爸爸，每抱起女儿，他就会想到已故的母亲。每逢深夜和妻子追忆先母，二人均不禁相视而泣。母亲生前的琐事，纵然相隔许久，依然恍如昨日。 （图：Adobe Stock） 归有光母子在人间虽只有八年交集，情却重于山、深于海，镌刻在每一片细微平淡的记忆中，这或许就是《先妣事略》感动世人五百年的原因之一。黄宗羲评价说：“予读震川（归有光）文之为女妇者，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盖古今来事无巨细，唯此可歌可涕之精神，长留天壤。” 蔡顺拾桑供母 蔡顺是汉朝人，自幼丧父，对母亲极孝。王莽窃政之时，正逢饥荒，粮食匮乏，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悲剧。蔡顺母子在如此严重的天灾中靠吃桑葚生存。 蔡顺每次采摘桑葚时都用两个不同的筐子装，有一天碰巧遇到赤眉起义军，赤眉兵好奇地问他为何分装桑葚，他回答说：“黑色桑葚留给母亲吃，红色的给自己吃。”黑桑葚较甜；而红桑葚未熟，较酸。若发生在丰衣足食的社会里，如此行为不是什么稀奇事，但在大饥荒的环境下，蔡顺有这样的孝举可谓难能可贵。赤眉军听后十分感动，随即送给蔡顺三斗白米和一头牛。 《二十四孝》有诗赞颂道：“黑桑奉萱帏，饥啼泪满衣。赤眉知孝意，牛米赠君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