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攻略：清零的代价

上海封城逾一个多月仍未解封，北京和杭州等地陆续浮现疫情难遏止的升温迹象，次生灾害不计其数，包括医院拒收急重症，导致病患死亡，更有人因难挨病痛轻生。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最新数据，中国上月流失外资175亿美元。

不过，中国坚持清零的政策没有动摇，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29日说，动态清零“路子是对的，效果是好的，是中国防控疫情的致胜法宝。”

中国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付出了哪些代价?

中国独立政治观察家唯辛表示，清零政策的代价从2020年初到现在，这个问题在发生变化，2020年整年，当疫情影响各国的经济社会时，中国采取清零政策相当程度以某种代价保证了中国内部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状况，政治和社会都比较稳定，供应链和经济也比较正常运行。但是当病毒发生变异，毒性愈来愈弱，全世界的疫情和疫苗研发都已进入后疫情时代，2022年初开始，全球陆续解除各种禁令，人类开始与病毒共存，虽不排除未来病毒变异的可能性，但现在的情况已经类似1921年的状况，1918年发生西班牙大流感，到了1920和1921年逐渐缓解适应，现在世界可以说是重复了1918到1921年的状况，恢复正常化。但是中国还是继续，甚至采取比2020年初更严格强制的动态清零政策，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和代价是多方面的。

中国坚持清零 持续与全球脱钩

他说: “最大的代价是中国多坚持一天这样的动态清零，就意味着中国和国际社会的脱钩、分离、这种闭关锁国的状态加深，中国和国际社会的隔阂、封闭随着每一天而加深，这种闭关锁国的状态，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系，在中国的社会三个层面上，跟国际社会脱钩，每一天都造成了根本的一种分岔，这种分岔让中国往孤立化发展，往闭关锁国的状态发展。”这影响到中国和全球化的关连，例如上海的集装箱吞吐港已大量拥塞，中国经济下行，政治封闭，社会动荡开始，这是第一层面的代价，就是“中国和国际社会的脱钩已经开始了”。

第二个代价是中国经济受巨大影响，因为坚持动态清零，2021年底中国经济开始下滑，唯辛认为可能要持续十二个月，也就是可能要持续到今年二十大之后，“这一年的动态清零可能使中国从此陷入经济连续下行，并且持久跟国际社会供应链、全球化脱钩当中，而且这是不可逆的”，各国企业都考虑重新调整供应链，在受打击最严重的上海，有些公司人员打算永久搬离中国。

清零最大政治代价 中产阶级对过去十年的执政路线幻灭

第三个代价，对中产阶级和资本的信心打击是巨大的，尤其对上海中产阶级打击巨大，唯辛说上海动态清零的模式其实不是武汉模式的继续，而是2020年在新疆所采取模式的翻版，“我们现在看到的上海模式是新疆在2017年之后，对所谓极端主义的控制而实行的一种强力社会控制，一种集中营加上社会半封闭全封闭的冻结状态，就是集中营加上社会冻结这两种模式，在2020年夏天在新疆发展出来，用于当时对付当时的新冠疫情在新疆的传播，这模式推广到上海。”

他说，这对上海信心的打击第一是，最初支持最高领导人过去十年政治转向的四个群体，包括老人、底层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动态清零下首当其冲的四大受害群体，对他们的信心打击最大。第二，集中营在新疆是关所谓恐怖分子、极端主义分子，方舱是关阳性病人，方舱变成集中营化了，对中产阶级来讲，意味着“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所谓用经济自由来交换没有政治自由、没有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等等这种社会契约破产了，对中国人民来讲，这代价是最严重的。“对中产阶级来讲，他们仅存的最后一个社会契约破产了，被摧毁了。”在白衣人接管上海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最发达的城市之后，40年改革开放最后剩下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契约破产了，这是最严重的。由此产生的对过去十年的中国梦，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所有跟习近平路线相关的也都破产了。从上海模式作为转折点，中国民众应该是前所未有、普遍的，对过去十年习近平的执政路线，走向了一个理想的破灭。对北京来讲，这个政治代价最大，中产阶级“对过去十年的执政路线幻灭”，更不用说对改革开放的幻灭，“这幻灭感是最大的政治代价”。

菁英意识到无法和绝对主义化的个人威权共存

唯辛分析，清零的第四点影响是让中国的资产阶级、官僚、菁英群体都意识到无法共存。上海和广东本来拥有相对灵活的精准防控这种比较务实主义的路线，中国官僚的灵活性、韧性和弹性本来是过去三四十年改革开放邓小平时代的政治遗产，但是在动态清零下，他们意识到无法跟绝对主义的动态清零和绝对主义的个人威权主义共存。当北京在批判人与病毒共存时，中国的政治社会菁英，包括大资本家和务实派官僚已意识到无法和绝对主义化的个人威权共存了。这个政治代价是一种清醒的认识，这代价对未来的影响是微妙也是重大的。清零是政治上的清零，一种绝对主义的清零。

清零政策就是二十大后想建立的社会控制权威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二十大是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必须保证二十大召开的政治安全。唯辛说，动态清零是绝对主义化的政治安全体现，在防疫上就是把病毒当做阶级敌人、潜在的极端主义，过去十年中国消灭了公民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像任志强这样的党内异议声音，和互联网上不和谐的言论，通通消灭之后，对北京来讲，病毒是二十大前最大的威胁。二十大想确立的是绝对主义化的个人威权制度，这极权主义经过这两年半来，现在提前预演了，现在的动态清零政策就是二十大后想建立起来的一套社会控制权威，一种绝对主义的政绩。二十大之后是极权主义，对北京来讲提早实现，防疫正好是机会。北京认为这些代价是值得的，是为二十大之后中国社会的改造其实创造了难得的机会。这在过去两年半形成了新的验证和试验，提早实现共产主义一样，就像毛在五八年三面红旗大跃进之下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现在看到二十大之前的三年，现在是以大跃进的方式提前进入二十大之后的体制，就是新举国体制，就是极权主义的制度。所以我们可以把过去三年的抗疫、防疫，跟1959到61年中国的三年饥荒相提并论，是一个三年的大跃进。它想确立的，在过去两年半已经开始通过疫情防控的方式建立起来。

中共高层孤勇的自信 显现体制性的亚斯柏格症

中共在四个自信的情况下，采取不计代价方式，不在乎国际资本撤走、供应链调整转移，尽管经济官僚努力挽回，例如李克强提出统一大市场扶持中小微企业，各种安慰性的讲话，甚至跟外资一对一的协助解决问题，但是对中产阶级和资本来说，过去一个月的事态发展让他们的信心已被击穿。对他们来讲，无论基层或经济官僚如何挽救，根本性的变化已经开始。唯辛说中共高层处于一种孤勇的状态，这种自我审美的自信已上升到孤勇状态，心理上自闭封闭的倾向已经出来，不太在乎这些代价和国际批评，体制性的亚斯柏格综合症已经显现出来，类似一种自闭症。当局看不到人民的痛苦和经济上付出的代价。前面所述的四个方面代价意味着社会结构在过去两年半经历的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社会是自毁性的现象，但是中央理解不了，它得不到充分信息，无视人民痛苦，理解不了这种社会的变化意味着自毁性的倾向。

中共清零防疫政策骑虎难下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王信贤表示，中国的防疫不是公共卫生问题，是政治价值和意识型态的问题。他说2020年疫情爆发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疫情非常严重，中国进行大外宣那时就骑虎难下了。“中国把防疫跟制度优势和制度自信绑在一起，就已经上升到政治价值和意识型态。”

他说中国坚持动态清零的原因，第一，习近平为了区隔中国模式和其他国家的不同，第二是中国认为采取与病毒共存的国家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守不住疫情，中共认为在它的体制下有能力可以守住。另外是疫苗效力，从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香港的情况看来，科兴和国药疫苗的效力没这么好。

至于清零的代价，王信贤说就是像上海这样忽视人权，还有民众对政府不信任，这个代价的成本比较高，例如上海一开始说不封城，后来还是封城，说很快可以清零却没有清零，物资发放运送也出现很大问题，反而民众自发组的团购，还比较发挥作用。社会有自己的能动性跟灵活性，在这次疫情中发挥了作用，相对于过去习近平对公民社会的压制，他让社会的能动性慢慢消失，民众开始反省，能信得过政府吗？

王信贤认为习近平应该清楚当前的形势，但现在离二十大召开不到半年，不能出乱子，所以中共认为根本没有办法与病毒共存，它的疫苗施打率和科兴国药的疫苗效力，中共不敢赌，二十大的政治稳定跟社会稳定十分关键，与病毒共存的风险太高，一旦疫情失控，整个社会就不稳定，连带的究责更难处理。

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舍近求远 无助挽救社会崩解

习近平25日前往中国人民大学考察，强调要传承“红色基因”，要青年听党话、跟党走。26日习近平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1次会议，表示加大财政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唯辛指出，习近平去人民大学视察试图表明四个自信，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则是试图挽救因为过于自信而造成的经济问题。但是投入基础建设是舍近求远，从过于自信到基础建设的刺激这当中，中国社会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绕开了所有中间的社会政治经济所有问题，从最远端的基础建设，用“铁公基”的方式，用温家宝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采取的办法，可看出习近平意识到社会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他用最远端的方法，绕开了当中一切要进行社会康复，包括对公民社会的支持、医疗卫生系统的重建等等，绕开所有这些问题，从最远端的基建刺激，这是一种逃避主义方式，用温家宝的老办法，他没有面对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两年半防疫中，对于社会的坍塌、退缩、崩解所付的所有责任，而是以逃避的方式，用经济手段试图解决社会和政治的问题。

两岸防疫差异显示台湾和大陆的分离正在扩大加速

相较于中国大陆坚持清零，台湾面临奥米克戎大爆发，正在试图与病毒共存。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7日针对媒体询问这是否是一场两岸的“制度之争”答复表示，两岸关系本质上是统一与台独分裂的斗争，不是“制度之争”。

唯辛认为，中共以前很乐于谈制度竞争，但国台办现在说不是制度之争，是没有自信，等于是承认在防疫方面中国输给了台湾。第二点，国台办提所谓统一和分裂，是试图在大一统的思想下，回答清零和共存的问题。台湾的防疫与西方比较起来其实过于严格，但与中国的防疫仍有差异，任何微小的差异都是大一统是否伸延到台湾的问题，从北京看来，疫情的防控差异是对于大一统的挑战。国台办这种说法是动态清零政策背后的政治逻辑。

第三点，国台办的说法显示了它的担忧，中国和国际社会愈来愈脱钩和闭关锁国，在俄乌战争爆发60天后，台湾在西太平洋地区角色的上升，对北京看来威胁最大，台湾任何的差异化和差异化的分离倾向，与北京渐行渐远，中共都特别担忧而且无法容忍，它眼睁睁看着台湾和大陆的分离，是一个正在扩大和加速的趋势。

中国历史学者、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吴仁华则表示，两岸不同的防疫方式是制度优劣的比较，台湾显然比较成功，大陆专制政策和效果比较失败。吴仁华说在他居住的新北市，在去年和现在两次疫情的爆发，确诊数都是最高的，但他说:“我没有感觉到个人的生活和自由受到限制。”民主制度的优势考虑人道、人性，上海的防疫措施没有考虑人性，产生了大量次生人道灾难。一党专制下的很多措施都是政治考量，只考虑执政党的形象和治理的绩效，不像民主体制在防疫过程中确实顾及民生和人道。

对于马晓光谈到两岸的本质是统独斗争，吴仁华说，这不符合历史和现实。他说台湾独立的潮流是在台湾民主转型之后才出现，主要是1996年中华民国举行第一次总统大选之后，或202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之后，台湾在民主转型之前，没有明显的台独潮流。但是在那之前，两岸的竞争已经存在，所以两岸核心问题并不是像马晓光说的是统一和独立的问题，而是中共一直要解放台湾，要武力统一台湾的问题。

“台湾交换乌克兰”? 北京忧台湾纳入亚洲版北约

美中防长20号通话，日本资深媒体人分析，台湾问题才是会谈的主题，中方希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以交换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协助。

唯辛认为，北京最担心的就是台湾的分离倾向，以及在普京政治军事双重失败的情形下，中国对于采取武装统一可能失败的担忧。北京担心俄乌战争后，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局势重构，台湾可能被纳入到重构的集体安全体制中，比如亚洲的北约等，也包括美日进一步强化协防台湾的义务，亚洲北约的军事架构也可能在未来形成。北京担心美日或QUAD四国提前在北京动手前，就把台湾纳入亚洲版的北约中，这是北京最担心也最不愿见到的，北京担忧俄乌战后印太安全格局出现激进变化。然而中国恐怕对此无可奈何，因为中国在防疫和俄乌战争两方面，包括中欧中美关系都陷入了全面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