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2022年12月7日下午17时许，全国解封。 病毒就地消失，从此告别动态清零。 两年了，恍然如梦。 早在前一天，我们还在为封楼与物业、社区抗争。 2022年12月6日凌晨7时许，我所住楼栋一名邻居被发现新冠阳性。 不就是感染个新冠嘛，现在看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 可当时他们却如临大敌，物业、社区、街道、疾控紧急出动，大批人马把小区围得水泄不通，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又是消杀，又是搭棚子，又是拉警戒线，终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把整栋楼给封了。 没有任何文件，没有任何手续，仅仅只有物业在群里发了一段落款为区疾控的文字：要求大家足不出户，不准串门，配合医护人员上门做核酸。 出了门的，回不了家；没出门的，出不了门。 上班的急着上班，上学的急着上学，买菜的急着买菜，看病的急着看病。 大家都着急上火，业主群里吵成了一锅粥。 有人要求社区提供正式封禁文件。 有人援引《传染病防治法》质疑社区违法。 有人说老人生病，需要出门看病。 有人说连续封控，自己会下岗失业。 有人说要上班养家，手停口停。 有人说病毒并不可怕，就像感冒一样。 当然，也有赞同封控的。 有人说为了生命安全，少上两天班也没什么。 有人说要相信政府，要配合好社区。 有人说质疑的人是在没事找事。 两派人互相攻击，吵得不可开交，一个小时不到，群里就有了上千条消息。 就这样一直吵吵到傍晚，社区一直没人出来回应质疑，甚至到12月7日解封，都没有看到正式封控文件。 当天19点左右，有邻居发了物业用铁棍封堵消防门的视频和图片。 群里顿时炸开了锅。 有邻居@社区网格员说，你们这样把消防门封死，要是发生火灾怎么办？ 我当时没在家，看到消息后非常气愤：门封死了，根本没法逃，你们难道忘记不久前发生的乌鲁木齐大火吗？ 有人发出质疑，各地都开始放开了，连检测核酸都不做了，这样封控有什么意义？ 有人说社区的做法违反了中央的九不准、20条。 有人说中央反复强调要精准防控，不要层层加码，不能动不动封整栋楼。 有人质疑检测结果，毕竟核酸造假太多，西安、重庆、银川多地都有出现。 有人提醒邻居不要惊慌，并转发了国家卫健委、人民日报的文章，文章表示：奥密克戎病毒只感染上呼吸道，不感染肺部，属于自限性疾病，可以自愈。 当然，也有一些人阴阳怪气，说质疑者是在煽动情绪。 有人说相信社区，大家静候结果就好。 有人说物业、社区也很辛苦，要理解体谅，不要为难她们。 有邻居看不下去了，反问道：一个个都说要体谅，难道封消防通道也要体谅？ 有人予以声援：提出问题不就是希望解决问题吗？都默不吭声，问题就自动解决了？ 有人连连附和，并发了一段很有深度的话：有人说你敬候佳音的处理方式能够解决问题，你可以躲在角落里沉默，但不要诋毁和嘲笑比你勇敢的人，因为他们争取到的光明也许会照耀到你。 一时间，群情激愤，好不热闹。 这时，有邻居在群里喊了一句：为了生命安全，大家下楼去拆围挡啦！ 很多邻居响应，纷纷下楼。 有两个健壮男士直接冲上去拆围挡，众多邻居在旁边加油助威，人群中发出一片叫好之声。 物业和社区听到消息，赶紧灰溜溜地派人一起把拦在消防门前的围挡和铁棍拆掉了。 消防通道通畅了，但楼栋的封控仍没有解除，很多人一夜未眠，一直在群里抗争。 第二天上午，很多邻居拨打了12345投诉。 社区扛不住压力，不得不于12月7日下午14：33发布通知：除了发现阳性病例的楼层居家5天，该楼层上下3层自行居家隔离3天，不再对整栋楼进行封控。 不久，好消息接踵而至。 下午17时37分，社区转发疾控消息，宣布所有封控全部解除。 不光我们，从那天开始，全国所有地方全都解封。 仿佛一切从未发生。 当然，病毒并不会因为你解封就真的消失。 从那天开始，阳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同事纷纷中招，办公室的工位越来越空，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 就在我以为已经躲过一劫时，我也中招了。 2022年12月12日，早上起来，我就感到有点不对劲，喉咙发痛，头发沉。 但自我感觉问题不大，还是坚持去了公司。 但到了10点左右，头重得像灌满了铅，喉咙疼痛难忍，嘴里发苦，浑身无力。 实在无法坚持，只好请假。 回到家，先是猛灌了一大杯水，然后倒头就睡。期间特别口渴，反复喝了很多次水，连出了几身汗，衣服都湿透了。 就这样昏天黑地，一直睡到晚上8点多，才感觉轻松一些，起来熬了一锅粥。但嘴里仍旧发苦，没有一丁点食欲。为了能快速恢复，逼迫自己勉强喝了一碗。 喝完粥又倒头就睡。 一直睡到13日中午，这时嘴里没那么苦了，食欲也恢复了一些，喝了一点粥又吃了几个橙子后继续昏睡。 14号凌晨，收到领导发来的消息，领导问我有没有抗原，老板想测一下。 这个时候抗原到处缺货，我也没用抗原，但能断定自己已经感染。 知道有个同事之前感染了，发朋友圈说自己用过抗原，于是微信问她是否还有剩余。得到确认后，赶紧打车前往。 出门前，做足了防护措施，不光戴了N95口罩，还戴了防护镜和手套。 因为怕司机不敢拉我，在车上强忍着没剧烈咳嗽，就这样一路憋着，好不容易赶到同事的小区。同事也是全副武装出来迎接我，不但给了我几瓶抗原，还给了一些口罩。 拿到后打车回公司，将抗原交给领导，顺利完成任务。 这时的我已基本恢复，除了食欲不好，没有嗅觉外，其他不适已全部消失。 可就在当天晚上，老婆发信息告诉我，她和女儿都感染了。 我放下电话，立马买票，连夜赶回长沙，记得那晚刮着很大的风，我拖着箱子，差点都被风刮倒。 赶到家，发现老婆躺在床上直哼哼，声音沙哑，小得像蚊子叫，说自己浑身疼，像被人毒打了一顿。 女儿倒没那么重，不过也有些发烧。 我给她们熬了粥，强迫她们喝下，然后又让一人吃了个橙子，才招呼她们睡去。 接下来的时日，就在照顾老婆和女儿中度过。 女儿恢复得很快，第2天烧就退了。 老婆比较严重，在床上躺了1个礼拜才恢复。期间真是受尽了罪。 好在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从此不用担心封小区，不用时刻做核酸，不用被迫打疫苗，不再处处查健康码，不再经常停课，不再动不动停工…… 但愿这种闹剧不再重演，但愿……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神不隆通
2022年12月7日下午17时许，全国解封。 病毒就地消失，从此告别动态清零。 两年了，恍然如梦。 早在前一天，我们还在为封楼与物业、社区抗争。 2022年12月6日凌晨7时许，我所住楼栋一名邻居被发现新冠阳性。 不就是感染个新冠嘛，现在看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 可当时他们却如临大敌，物业、社区、街道、疾控紧急出动，大批人马把小区围得水泄不通，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又是消杀，又是搭棚子，又是拉警戒线，终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把整栋楼给封了。 没有任何文件，没有任何手续，仅仅只有物业在群里发了一段落款为区疾控的文字：要求大家足不出户，不准串门，配合医护人员上门做核酸。 出了门的，回不了家；没出门的，出不了门。 上班的急着上班，上学的急着上学，买菜的急着买菜，看病的急着看病。 大家都着急上火，业主群里吵成了一锅粥。 有人要求社区提供正式封禁文件。 有人援引《传染病防治法》质疑社区违法。 有人说老人生病，需要出门看病。 有人说连续封控，自己会下岗失业。 有人说要上班养家，手停口停。 有人说病毒并不可怕，就像感冒一样。 当然，也有赞同封控的。 有人说为了生命安全，少上两天班也没什么。 有人说要相信政府，要配合好社区。 有人说质疑的人是在没事找事。 两派人互相攻击，吵得不可开交，一个小时不到，群里就有了上千条消息。 就这样一直吵吵到傍晚，社区一直没人出来回应质疑，甚至到12月7日解封，都没有看到正式封控文件。 当天19点左右，有邻居发了物业用铁棍封堵消防门的视频和图片。 群里顿时炸开了锅。 有邻居@社区网格员说，你们这样把消防门封死，要是发生火灾怎么办？ 我当时没在家，看到消息后非常气愤：门封死了，根本没法逃，你们难道忘记不久前发生的乌鲁木齐大火吗？ 有人发出质疑，各地都开始放开了，连检测核酸都不做了，这样封控有什么意义？ 有人说社区的做法违反了中央的九不准、20条。 有人说中央反复强调要精准防控，不要层层加码，不能动不动封整栋楼。 有人质疑检测结果，毕竟核酸造假太多，西安、重庆、银川多地都有出现。 有人提醒邻居不要惊慌，并转发了国家卫健委、人民日报的文章，文章表示：奥密克戎病毒只感染上呼吸道，不感染肺部，属于自限性疾病，可以自愈。 当然，也有一些人阴阳怪气，说质疑者是在煽动情绪。 有人说相信社区，大家静候结果就好。 有人说物业、社区也很辛苦，要理解体谅，不要为难她们。 有邻居看不下去了，反问道：一个个都说要体谅，难道封消防通道也要体谅？ 有人予以声援：提出问题不就是希望解决问题吗？都默不吭声，问题就自动解决了？ 有人连连附和，并发了一段很有深度的话：有人说你敬候佳音的处理方式能够解决问题，你可以躲在角落里沉默，但不要诋毁和嘲笑比你勇敢的人，因为他们争取到的光明也许会照耀到你。 一时间，群情激愤，好不热闹。 这时，有邻居在群里喊了一句：为了生命安全，大家下楼去拆围挡啦！ 很多邻居响应，纷纷下楼。 有两个健壮男士直接冲上去拆围挡，众多邻居在旁边加油助威，人群中发出一片叫好之声。 物业和社区听到消息，赶紧灰溜溜地派人一起把拦在消防门前的围挡和铁棍拆掉了。 消防通道通畅了，但楼栋的封控仍没有解除，很多人一夜未眠，一直在群里抗争。 第二天上午，很多邻居拨打了12345投诉。 社区扛不住压力，不得不于12月7日下午14：33发布通知：除了发现阳性病例的楼层居家5天，该楼层上下3层自行居家隔离3天，不再对整栋楼进行封控。 不久，好消息接踵而至。 下午17时37分，社区转发疾控消息，宣布所有封控全部解除。 不光我们，从那天开始，全国所有地方全都解封。 仿佛一切从未发生。 当然，病毒并不会因为你解封就真的消失。 从那天开始，阳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同事纷纷中招，办公室的工位越来越空，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 就在我以为已经躲过一劫时，我也中招了。 2022年12月12日，早上起来，我就感到有点不对劲，喉咙发痛，头发沉。 但自我感觉问题不大，还是坚持去了公司。 但到了10点左右，头重得像灌满了铅，喉咙疼痛难忍，嘴里发苦，浑身无力。 实在无法坚持，只好请假。 回到家，先是猛灌了一大杯水，然后倒头就睡。期间特别口渴，反复喝了很多次水，连出了几身汗，衣服都湿透了。 就这样昏天黑地，一直睡到晚上8点多，才感觉轻松一些，起来熬了一锅粥。但嘴里仍旧发苦，没有一丁点食欲。为了能快速恢复，逼迫自己勉强喝了一碗。 喝完粥又倒头就睡。 一直睡到13日中午，这时嘴里没那么苦了，食欲也恢复了一些，喝了一点粥又吃了几个橙子后继续昏睡。 14号凌晨，收到领导发来的消息，领导问我有没有抗原，老板想测一下。 这个时候抗原到处缺货，我也没用抗原，但能断定自己已经感染。 知道有个同事之前感染了，发朋友圈说自己用过抗原，于是微信问她是否还有剩余。得到确认后，赶紧打车前往。 出门前，做足了防护措施，不光戴了N95口罩，还戴了防护镜和手套。 因为怕司机不敢拉我，在车上强忍着没剧烈咳嗽，就这样一路憋着，好不容易赶到同事的小区。同事也是全副武装出来迎接我，不但给了我几瓶抗原，还给了一些口罩。 拿到后打车回公司，将抗原交给领导，顺利完成任务。 这时的我已基本恢复，除了食欲不好，没有嗅觉外，其他不适已全部消失。 可就在当天晚上，老婆发信息告诉我，她和女儿都感染了。 我放下电话，立马买票，连夜赶回长沙，记得那晚刮着很大的风，我拖着箱子，差点都被风刮倒。 赶到家，发现老婆躺在床上直哼哼，声音沙哑，小得像蚊子叫，说自己浑身疼，像被人毒打了一顿。 女儿倒没那么重，不过也有些发烧。 我给她们熬了粥，强迫她们喝下，然后又让一人吃了个橙子，才招呼她们睡去。 接下来的时日，就在照顾老婆和女儿中度过。 女儿恢复得很快，第2天烧就退了。 老婆比较严重，在床上躺了1个礼拜才恢复。期间真是受尽了罪。 好在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从此不用担心封小区，不用时刻做核酸，不用被迫打疫苗，不再处处查健康码，不再经常停课，不再动不动停工…… 但愿这种闹剧不再重演，但愿……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神不隆通
将近年底，上海滩的气氛有些过分正常了：万圣节的热闹刚过去，年轻人又认真地过着美国的感恩节。相比几年前还到处封杀“洋节”的气氛，这一点儿变化或许算是疫情后最有意思的社会心态反映。 就那么突然之间，在经历了疫情后一年充满戏剧性的动荡之后，人民意识到了生活的珍贵，或许是1970年代改开以来最后的平静，犹如不久前李克强在沪猝逝的微澜，中国大都会的人们在感恩一个镀金时代和它的结束。 不过，对那些上海和北京市民来说，他们还在感恩一年前那些勇敢的年轻人。是他们走上街头，用无声的呐喊，结束了三年动态清零，重启了社会。而且，经过了一年疫情后的时局纷乱，也许全世界都还欠他们一个感谢：可能正是凭借这些勇敢年轻人的行动，不仅让中国回复到了最低限度的正常轨道，而且可能暂时阻止了一场战争。 甚至，在长久的未来，只要这代“白纸”青年还在，那么西太地区的和平继续就有希望。这或许才是刚刚结束的旧金山峰会背后推动美中缓和的关键力量，也是台湾人民最终将为之感恩的。因为，北京政权未来任何可能面向美国、日本、台湾的军事行动，哪怕未来极可能发生如同1930年代类似日本的大规模失业、经济萧条和军国主义冒险，渴望自由、爱与和平的白纸青年一代才是让中国统治者保持清醒、不敢盲动的唯一内部因素，也就是和平的力量，而非党内可能的主和派。 1. 白纸革命 如果再回首，对很多人来说疫情三年的记忆几乎就是模糊、错乱的，但是对中国几个大都市的人民来说，一年前发生的事情却是历历在目，仿佛疫情并未结束，每隔一段时间都在重现。例如，最近半个月北京大流行的支原体肺炎，重点袭击在新冠病毒流行中侥幸避开的儿童，让无数父母痛苦于儿童医院的匮乏、也对新冠疫苗的副作用再次感到怀疑和愤怒。 中国人民的这种怀疑和愤怒，在“动态清零”的三年间逐渐积累，最终在一年前的此时此刻爆发出来。从去年11月初广州海珠区康乐鹭江也是服装厂密集区的“清理”开始，11月22日郑州富士康工厂工人与警察的大规模冲突正式拉开了全民对“动态清零”的抗议序幕。随后11月24日发生在乌鲁木齐吉祥苑的火灾则让内地人民破防，有关维吾尔族的不能说的故事瞬间演变为巨大的悲痛和共情，第二天夜里上海青年就走上街头，在上海的乌鲁木齐街点起了蜡烛、放上白花。当天白天，北京各中产社区居民开始冲破关卡、封锁，与保安和基层政府人员发生冲突，人们喊着要自由的口号走上大街，呼吸自由的空气，也带动了武汉、重庆、广州等多地居民的共振。 到11月26日白天，上海青年继续聚集在乌鲁木齐路，举着空白的A4纸抗议。到晚间，北京的青年人开始聚集在昔日热闹商区也是使馆区的新源里并转向亮马桥，同样举着白纸和手机，还有人大声演讲，斥责动态清零，要求中国领导人为此负责。 这一抗议也迅速出现在南京、北京的大学校园。这些抗议行动最初往往只有一个人，在初冬的冷风里孤独地站立着、举着白纸，逐渐变成大规模的围观和抗议，迅速蔓延至全国近百所大专院校。一场由工人率先抗议、青年和学生先后和平示威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就这么形成了，根本改变了中国政治，也改变了青年一代。因此，虽然这场抗议仅仅持续几天，在镇压之下迅速结束，却堪称一场未遂的革命，所谓白纸革命。 2. 社会觉醒 从2011茉莉花革命以来，防止颜色革命、防范青年人的反抗成为中共政权的中心任务，中共也因此愈益个人集权化，在过去十年剿杀了几乎所有公民社会和独立青年团体，连“团派”最终也在“二十大”后被彻底清除。 而对这场革命的主角——大都市的青年来说，动态清零的三年可谓他们的“三年再教育”，感同身受地体验了新疆“再教育营”的社会集中营模式。或许，这对其他年龄段的公民来说，只是生活不便的问题，但对青年却意味着宝贵的青春的流失和生命的虚无，这种心理创伤才是永久和根本的，也将伴随着一整代“疫情青年”或者“白纸青年”的终生。 或许因为清零模式对自由和生命价值的否定，根本上暴露了青年一代与政权的矛盾，尤其当他们意识到未来面对的是中共领导人可能终身执政的政治悲剧，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永远得不到补偿、甚至无法像文革受害者那样被平反，那么，选择决裂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在那些有勇气走上街头抗议的少数之外，更多沉默的青年人越来越多地正在选择“无车无房无后代”的“三无青年”模式，选择了集体躺平；还有更多普通青年人如新近案例郑州青年夫妇亮亮和丽君，在遭遇融创地产拖房之后选择了离开。 亮亮和丽君这一代青年，他们正在背叛、反抗、离开他们的领袖和梦想。这是一场社会大觉醒，其深刻和广度或许不亚于黑死病之后欧洲出现的觉醒。 3. 财富清零 对更多的普通人来说，他们生活和嵌入的社会结构也在分裂。所有的改变都发生在一年前那几天的大规模抗议之后。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人民的不满和抗议，言犹在耳的政策迅速被放弃，中国各地政府陷入了口头“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实际上什么都不做的躺平状态，人为制造了随后一个月的大规模死亡悲剧。 这最后一波死亡规模，据估计可能高达500万之多，不仅摧毁了广大中产阶级对政权治理能力的信心，在中国政治社会内部也造成了结构性分裂，也就是内部脱钩的开始，以所谓走线潮、资本外流等形式表现。其中，尤以历经改开三十年积累形成的中产阶级为主体，在疫情后的一念间逐渐破产、陷入贫困和绝望。 三年的动态清零不仅展现了一个可怕的未来统治模式，所谓2035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而且，随着恒大等地产公司的破产，过去三十年改开时代的中国模式特别是中国的财富模式被否定，中国社会和中产阶级积累三十余年的财富正在渐渐清零。 如果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如果过去十年中国政治的所有迹象都指向消灭财富、消灭中产阶级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一个统治体制的末路。即使在政治上他们可能无力反抗，但是，过去一年间，他们已经窥破了“帝政成功、君政废坠”的混乱，才有当下中国政情虽然无人挑战，但是清议四起、人心思变。他们固然相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的保守主义宿命，却不妨碍寄希望于他们的下一代，也就是“白纸一代”。 4. 青年力量 换言之，当改开时代的社会契约彻底瓦解、当中国社会结构从内部发生着脱钩、当中共的“二十大”试图建立一个永久的极权体制，中国青年就成为这个可能是全世界最虚伪体制的掘墓人，也反向被这个表面强大实则脆弱的体制赋予了无与伦比的力量。 一方面，白纸革命之所以成为革命，哪怕未遂，全赖中国统治术的极端虚伪、以及这种虚伪特性的极端脆弱，然后青年人不过如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一般，轻易地就能让这个虚伪体制穿帮，让过去十年强化的防范颜色革命的控制体制破功。 这种体制的虚伪在动态清零的闭关锁国和疫后一年的政策反复中已经反复展现、教育了人民：从鼓吹自主研发大跃进到病毒实验室泄漏、从自制疫苗的虚假副作用到从莲花清瘟和整个中医药的反科学，从拒绝西方现代科技到假模假式的高质量开放、从把私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到滥捕企业家等等不一而足。在每天的铁拳和荒诞之后，普通人如亮亮和丽君夫妇尚且从小粉红变成被驱逐者，何况整个社会中产和青年一代？ 另一方面，当年轻人在一个月前万圣节的狂欢中体验到了自由，没有什么再能摧毁或者剥夺他们对自由的感受。当他们意识到国家将渐渐老去，而他们将是仅存的劳动者，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通过劳动（甚至不劳动）成为权力的主体。这就是一个老年社会、老人政体内部最强大的反结构、和反结构的力量，也是白纸革命之后尽管当局大肆追捕却不敢声张的关键。他们不担心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或者民主异议人士、访民群体，他们只害怕这些nobody的普通青年。 在这个意义上，白纸革命不过是一代中国青年人终身革命的序幕，却是中国统治者的终身噩梦。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白纸革命”像一场突然而至的飓风。 2022年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一幢高层公寓发生火灾，至少10人丧生，9人受伤。许多目击者直指严厉的封控防疫措施阻碍了消防队及时救火。次日，这座全中国维稳最严厉的维吾尔自治区省会，爆发了全城抗议。 严厉的封控防疫措施有一个官方名称：坚决清零不动摇! 这是习近平党中央的防疫政策，尽管当时流行的奥米克戎变异病毒已被专家公认传播迅猛，病毒很轻，许多国家先后采取开放防疫，中国却变本加厉。 各地的官僚仍在严格地执行最高指示：坚决清零不动摇。西安封城、郑州封城、上海封城，东北封省，经济凋敝，人民受到广泛地压制。渐渐有人明白，清零不动摇已经不是医学意义上的防疫举措，而是习近平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所有人之上，谁不坚决执行，谁就可能被指不够忠诚，不仅升官无望，且有丢掉乌纱帽的风险。而去年更是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年，习近平为了绝对保证党内没有人对他废除党规开启第三任异议，层层压制，处处封锁的动态清零形同于“异议清零”、“反对派清零”。 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的这场火灾惨案，终于挑动了中国人愤怒的神经，悲伤中悼念死难者的人们立即把愤怒的矛头指向“清零”政策。从乌鲁木齐到上海，从北京到南京，在全国数十座城市罕见地爆发了自1989年六四运动以来绝无仅有的全国性抗议风潮。 清零残酷，中国的政治环境更残酷，因言犯罪轻而易举，以青年人为主的反抗者发明了白纸抗议，于无声中，于死一般的沉寂中，在街角，在路口，在校园，举起手中一张白纸抗议， 简洁、明了，一切都在不言中。 上海民众选择在乌鲁木齐中路悼念，11月26日深夜，消息灵通，理念趋同的人们巧妙地选择了这个与新疆乌鲁木齐同名的繁华大道。深夜，人越聚越多，从无声变有声，人们齐声高喊口号，表达政治诉求。 那个晚上中国人在乌鲁木齐中路喊出的口号让世界震惊，因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几乎没有听到过这样众口一声要求中共及其最高领导人下台的口号：“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白纸运动虽然迅速从场面上消失，但它留下了巨大的震撼力。在一些观察家看来，首先，它公开揭露了三年“动态清零”的荒唐荒诞；其次，它挑战了坚持这一政策的在二十大登上权力顶峰、独断专行的习近平；第三，上海深夜的激烈抗议凸显了这座中国的经济首都如何沦为动态清零的牺牲品：上海主政的李强百分之百遵从习近平的旨意，采取了比其他任何城市还要残酷的清零措施，几万乃至十几万追赶人们强制其隔离的“大白”成了这座城市耻辱的记号……而这一切都未影响李强担任政治局常委并在几个月后担任总理。 11月27日晚上，数百名北京青年人聚集在亮马河畔点烛追思乌鲁木齐死者，守夜的人越聚越多，超过千人，人们开始集体念诵几周前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贴出横幅标语：“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 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从26日起至28日晚，共有至少22个中国城市爆发了至少43起抗议活动。 白纸运动发生十余日后，中共于12月7日左右悄悄取消了清零，11月29日还发表评论要求“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的人民日报，突然得了健忘症。抗议者们没有给当局一个“体面”的按照自己的日程表宣布“清零取得全面胜利”的机会，习近平从此再也没有在任何一次会议上提到“清零”二字，好像清零已成为一个耻辱的记号。 清零在抗议声中突然终结了，当局没有为此做好任何准备，疫情雪崩式席卷，一时药物奇缺，医疗资源远不够用，年老体衰者得不到及时治疗，死人无数，殡仪馆尸满为患，火葬场外排着长队……官方只承认八万多人死亡，但包括西雅图的福瑞德哈金森肿瘤研究中心及其他海外研究机构保守评估，仅在突然取消清零后的两个月内就有将近两百万人超额死亡。 清零带来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后遗症是深重的，“白纸革命”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李强接手中国总理半年了。然而，中国经济非但没有好转，反在继续恶化。这估计出乎他的预料。对他来讲，如何在年终交出一份合格的成绩单，是一大考验。 疫情三年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不只在于社会面，人们行动的受限和对未来前景的覆灭；也在于或者更在于经济面。经济的萧条会导致一系列严峻后果，乃至动摇中共统治。党或许并不在乎人民对它的评价和所谓的人心向背，但是，经济一旦出了严重问题，不但会直接减少人们的收入，而且会造成国库的空虚，党国这架庞大机器的运转，单单它几千万甚至上亿规模的干部和行政管理队伍，就需要庞大经费的支出，这还不论它那些宏大目标都需要钱作支撑。在经济出现停滞的状态下，要维持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和目标的实现，只能是搜刮民脂民膏，竭泽而渔，可如此一来，又担心引发民变。正是在此意义上，党把经济的不断增长，看作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 经济未见开门红，李强能力受质疑 不过，眼下一时半会还不至于让党国的国库空虚，民众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的事情暂时不会出现，毕竟有过去30多年高增长打下的底子，存量还在。然而，这并不表明习近平和李强就可以轻松片刻：一是因为经济好转的迹象尚未有明显表现；二是对习李这师徒俩，他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倘若年底不能实现年初定下的5%的增长目标，这届政府的“开门红”就没有做好，大众就有理由质疑，习二十大组建一个亲信权力班子特别是挑选李强这个因上海封城而被上海市民诟病的争议性人物做总理，理由何在，两人如何向国人交代。 中国人讲究“开门红”，讨头彩，开局不好，会落下一个心理阴影，如果经济未达预期目标，人们就会把李强看作是个无能的总理，把这届政府看作是个无能的政府，以后的工作就更不好做。这对习近平特别是李强会构成很大压力，因为习还可以把责任推给李强，但是李不能把责任推给他的副手。习之所以挑选李做总理，原本以为师徒同心，可以放心使用，把经济搞上去，然而，半年过去，现在再回头看，显而易见，外界和党国内部，包括李强自己，对清零废除后中国经济的韧性一度有些乐观，低估了疫情对经济的重创程度，认为三年疫情压抑了人们的需求，疫情放开后，消费和投资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头两月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这种趋势，可紧接着，重陷萧条，市场的信心依然低迷。这就说明，此轮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单纯是由疫情造成的，它实际是周期性危机、结构性危机和系统性危机的共振结果。 中国经济萧条，三种问题的结合 周期性指的是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某种危机的规律性，过去中国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市场经济确实每隔一段时间会来一场或大或小的危机，以缓解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但中国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没有遇到像样的危机，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特别健康，而是它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高度干预会拖延危机的发生，但不可能消灭危机本身，所以，三年疫情终于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危机。 结构性指的是在所谓升级换挡过程中出现的危机。中国经济要摆脱过去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低端水平，向中高级阶段转换，并克服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实体经济空虚化以及金融泡沫化，这个方向没错，错就错在习近平采取的经济政策和手段过于粗暴，不讲究经济规律，简单地用政治指令和工具达成目的，致使经济内在的各种比例关系失调，并伤及市场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信心。 系统性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指经济的各个子系统出现了严重故障，尤其表现在房地产、金融和地方债务方面；二是经济和社会及政治的联动，经济影响到社会和政治，后两者也反馈到经济，出现一个联动反应，特别是习近平第二任期以来在政治上的一系列反自由和资本的极权做法，严重挫伤了国民对他的信任，疫情三年对国民的控制更是走向一个极端，再加上外部地缘政治环境的不友好，终导致系统性危机的出现。 可以说，中国经济此轮危机，是这三者的共振，并在疫情三年达到顶点，然而，疫情解除后并没有让情况得以缓解，反而在社会回归正常状态后全面爆发出来。个中原因就在于，疫情不是这轮危机的起源，它只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即便没有疫情，这种状况也不可能持久，危机还是会出现。此亦党国在上半年出台那么多经济扶持措施，进行信心喊话，却收效不大的根源。因为危机的根源特别具有政治性，根本上是对习近平和中共政权的信任危机，在这种信任危机面前，如果不在政治上下手，单纯就经济救经济，哪怕力度很大，也难以起到应有效果。 激活民众信心，李强该怎么做 李强通过这半年的“当家”，应该体验到了这点，但是他不能对习近平点破，所以外界看到，他不断对外资对民企信心喊话，出台了在政治上把民企提到更高程度的“新31条”和鼓励外商投资的“24条”文件，几乎将习近平过去的经济政策悉数修正或放弃。然而，这或许是习能够容忍的最大限度，再进一步就触碰到政治红线，因此，李强必须找到一种恰当的方式，在不引起习疑虑的情况下，说服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放松政治控制，做出某些让民间和社会产生良好联想的政治宣示，以重建市场信心。 习会不会这样做，外界不知道。一个可以观察的点是在今年十月或十一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出台一个深化改革开放的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曾经出台了一个这样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一扫之前社会对习会走回头路的担忧，尽管习后来并没有按照这个文件确立的改革路径去做。今天的情形当然和8年前大不同，人们对习几乎完全丧失信心，可对李强来说，或许他会认为，今秋召开的三中全会如能再次就深化改革作出部署，认真回应社会和市场的关切，人们对党国的信心也许会再次激活。 比如，三中全会的文件如能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改为私有经济和私有企业，重新定义民营经济的私有性质，并载入宪法和法律，让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这两个词成为历史；同时明确宣布对历年企业家的案件进行审查和甄别，该减刑的减刑，该平反的平反，该赔偿的赔偿，市场信心焉有不恢复之理？ 中国的经济问题从来不只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必须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否则，从当下的状况来看，神仙也救不了中国经济。但对李强，这是一个比经济困境更大的难题。然而，如果他不去说服习近平这样做，不仅他本人将成为一个平庸的总理，而且也基本可以确定，中国社会会进一步失去活力，很可能会北朝鲜化，经济则是半死不活，至少出现失落的十年。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新冠疫情结束仅仅半年多，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就处于巨大的动荡之中，几乎自我实现了中国人过去几年有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预言。不过，与国际社会对中国越加排斥的厌恶感相比，例如德国外长贝尔伯克8月22日在一次演讲中质疑是否能与中国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的一些人似乎毫无觉察，对变局似乎乐观许多。 几年前，他们还在谈论中国的供应链霸权，以为可以凭借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控制世界，就像新冠疫情之初以为中国生产的口罩和疫苗对世界人民来说无可替代。当从建立伊始至今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联盟意义的金砖组织扩大到11个成员国后，他们又开始憧憬所谓“世界新秩序”，以为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半年提出的三个全球倡议可能重塑俄乌战争之后的世界秩序。 这些认知的可笑性，自然不是当事人能够意识到的。或许也因此，他们对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脱钩遮遮掩掩，不愿意承认或者去理解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悄然转变。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急剧下滑，国际社会发现他们可能正在见证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可以用诸如中国经济的“僵尸化”、“四十年增长模式的终结”、或者“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换挡”等来形容。这些从中国封闭体制传出来的声音，符合无数中国人民过去半年多以来的日常感受，用中国人更熟悉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大势已去。 中国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分裂才是危机所在 然而，相较经济层面的外部脱钩和大萧条迹象，中国内部深层结构正在发生的巨变，即内部脱钩的进程已经展开，也就是在中国社会和深层政治层面发生的大分裂。这恐怕才是中共难以直面的真正危机，且其危机性质和程度远超外部想象。 所谓内部脱钩，自然比外部脱钩隐蔽的多，也不比中美、中欧之间围绕脱钩问题的吵吵嚷嚷，或者以去风险化的话语掩盖，也没有确定的半导体和其他敏感技术和资本限制那样可明确划分的“小院高墙”，却都有一个共同点：政治信任的丧失。这是中国经济系统崩溃的起点，也是经济与政治分离的起点，还是政治系统崩塌的起点。 当然，这个互信的丧失，不止发生在一个群体或者一个阶级身上，也不是发生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半年，而是过去十数年以来不断积累、强化的，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系统的结构性的自我毁灭造成的。这种自毁型倾向，不仅以否定改革开放的政策路线和“新历史决议”体现出来，更在新冠疫情的三年“动态清零”期间充分暴露，彻底击垮了几乎所有人的对未来的信心和对体制的最后一点信任。 自毁倾向从何而来？ 换言之，三年“动态清零”对新冠病毒最多只能有限地阻隔传播，对中国社会来说却是毁灭性的。最近一些中国经济学者轻描淡写地以所谓新冠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来形容清零政策的长远后果，不过是自欺欺人。当然，如果相比苏联体制的自毁型倾向，即内生于国企模式并充满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自我耗竭倾向，如果仅仅将中国现在的经济、政治的僵化与苏联1970年代后的停滞相比较，只能说这些经济学者以及相关政策是多么颟顸守旧、犹豫无能。 只要将过去十余年中国政治的复辟放在两千年的政治传统脉络中，这种自毁机制的源头和历史就很容易自动浮现出来，那就是中国两千年以来未曾改变的儒家政治内核，先后贯穿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相隔千年的变局之中。始作俑者，当然非王莽莫属。其中关键，就是号称大儒王莽的大伪品格，在今文盛行的西汉末年，以激进的复古主义话语和政策招致内政和外交、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失败。 以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的历史评价来看，习从古文的王莽也是中国儒家“模仿政治”的开始，甚至是今天中国现代极权主义政治的原型，而它如此穿越性的“完美失败”可谓前无古人，这一失败甚至带来了东亚体系的形成，例如高句丽的独立，也大大超越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或者，只有王安石身后的今日中国，以无论性质、还是规模或者颠覆性均可匹敌王莽新政的模式，重演着一场“千年变局”。 也因此，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大半年里，面临着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经济下行和社会停滞，特别是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民营企业破产和外资撤离浪潮，以及反映大众心态的集体躺平和消费-投资意愿低迷的通缩现象，都指向一场酝酿中的政治总危机，也就是内部脱钩。其中所包含的结构性矛盾与王莽时期几无二致。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过去十余年中国形成的新毛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王莽式的激进复古主义。只不过，在当下中国，这种复古，是以毛泽东的文革乌托邦为范本，试图统一所谓“前后三十年”，并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与市场经济基础上转型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内含改革开放和闭关锁国两条基本路线的矛盾，类似王莽时代的“古今文之争”，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萧条背景下愈加趋向不可调和。 其次，却是根本的，类似王莽主政时期推行的“王田”制度，中国过去十余年在“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口号指引下进行的激进国有化，正在重蹈王莽政策带来的混乱，分离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经济与政治的互相嵌入和吸纳，也切断了广大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甚至青年人与统治集团的关系。 这种控制一切、断绝协商的态度，不仅从2012年以来先后针对公民社会、知识分子、人权律师和企业家等新兴社会精英，也在三年“动态清零”期间覆盖了所有人民，更表现在对外协商的贫困，对日、韩、澳、美等国视同敌国断交一般，以至于在中美贸易战、台海关系等重大问题、或者如孟晚舟、福岛核电站排放等诸多偶发问题上，都几无例外地趋向高度对抗和关系脱钩。 然而，更深层的分裂还发生在领导人和官僚集团之间，发生在强大列宁主义政党控制下的官僚体制内部。如内藤湖南的总结，中国历史上但凡权力过度集中在王者身上，缺乏王权与儒家官僚集团之间的平衡和制约，必然大乱。事实上，在新冠疫情后的大半年里，中国的官僚集团被卡在强调安全的“底线思维”与经济恶化现实的缝隙里，计无所出，近乎躺平。 结果，为稳住外资、民企、促进内需而颁布的“31条、20条、24条”，不敌一条造成精英恐慌的《反间谍法》和煽动民众恐慌的反对福岛核电站排放的宣传外交，包括企业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集团在内的几大社会集团似乎全体躺平，中国政治气氛陷入了仿佛西线无战事一般的虚假寂静。而在这一微妙僵局的背后，一场深刻的、结构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内部脱钩正在悄悄发生。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立秋之后，华北大水终于消退，灾民们开始返家。不过，这不是终点，随着卡努台风的到来，风灾和水灾还在中国东北继续，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满目苍夷，人们在问，谁应为这场灾难负责？季节台风还是气候变化，水利机构还是应急部门，或者是“消失的他”？ 从7月底杜苏芮台风登陆到8月立秋洪水退去，华北水灾持续了整整两周，大半个河北都陷入汪洋。然而，在灾害来临后的一周时间里，《人民日报》对这场灾难也几乎只字不提；在受灾最重的涿州，人民见不到党政负责人出面指挥救灾或者安抚人心；中国的领导高层则躲在北戴河度假，一副哪管身边洪水滔天的超然姿态。 与32年前华东水灾成天壤之别 这和32年前的华东水灾形成天壤之别。1991年的初夏，一场洪水席卷华东18个省，时任总书记江泽民乘坐简陋的冲锋舟亲自视察灾情，港台人民争相捐款捐物，国际NGO第一次进入封闭的中国社会。这一切都发生在1989后三年的“治理整顿”期间的凋敝气氛中，中国领导人还算明白治水政治关系政权的根基，把一场洪水救灾变成了冷战后中国引入公民社会组织的起点，也让中共看到了港台民心可用，在社会心理意义上对中国全面开放的推动意义甚至超过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 然而，与华东水灾令人振奋的救灾动员和不期然的政治巨变截然相反。在华北腹地的这场大水过后，没有民众自发捐款，没有国际社会支援，也没有广大公民社会组织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进入灾区救援，仅存一些地方公益性专业救援队到达灾区后长时间不得而入、被要求出示所谓“救灾邀请”和“救灾批准”文件。少量在京的国际媒体也彻底放弃了灾区采访，他们或许没有得到采访许可，或许不愿意重复去年采访郑州大水时遭受的无端排斥。 当然，在广大灾区，人们更难得看到大规模的政府救援。对灾区内外的中国人民来说，看到更多的是“动态清零”的影子。仿佛在三年新冠疫情结束之后，“动态清零”的准戒严体制并未放弃，至少在各级党政治理手段和他们对待民众的态度方面丝毫没有改变。这种不对人民生命财产负责的僵化体制或许正是华北洪灾的真正根源，在未来还将继续制造类似的人为灾难。 救灾过程再现疫情管理的僵化体制 也就是说，从这次华北水灾的灾难发生和救灾过程来看，几乎重复着新冠疫情和动态清零的模式，中国无论地方政府还是高层，相比三年的新冠疫情，毫无纠错，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反思和改进，反而充分地再现体制僵化和治理失灵。似乎，“动态清零”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和治理的核心密码，每遇灾难即自我强化并且放大灾难的危害，再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灾难发生机制，恍若新旧历史悲剧——“三年饥荒”和“三年疫情”——的叠加。 因为，在华北，有一头大象在那里，就是雄安，那是华北平原的最低点，雄安三县的白洋淀是传统也是法定的蓄洪洼地，但是从它变成雄安新区的所谓“千年大计”的那一刻起，华北水灾就注定要发生，已经城市化的华北平原就将变成分洪区、泄洪区。 这种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人为颠倒，根本改变了华北平原的地貌，也要比1958年“大跃进”人定胜天的狂热更持久，就是人祸吧。而当气候变化，太平洋的台风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容易影响中高纬度地区，这头大象便成了所谓大局、所谓“江山”的象征，改变了雄安和河北其他城市的关系、也颠倒了中共意识形态里面人民和江山的关系。三分天灾合并七分人祸，就成为中国自然灾害、甚至所有意外灾害的放大机制，轻易地将灾害转为灾难，而不是相反。 这也是刚刚结束的“动态清零”的灾难机制：为了防范新冠病毒如看不见的洪水一般扩散，所有城市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雄安，画地为牢、与邻为壑，人民被分隔在城市、乡村、方舱、住家、汽车、工厂、办公室、甚至电话亭里，处在饥饿贫困、无医无药的无助境地长达三年。两周的华北水灾不过是重现了三年“动态清零”的“全过程”：从河北领导宣布为雄安筑起“护城河”，不让一滴洪水流入雄安，河北人民就陷入了水深火热的人为灾难。 官员躺平，不顾民生疾苦 例如，从水灾一开始，人们就看到惊人相似的一幕：面对突如其来、也是1963年以来最大的河北大雨，河北地方官员普遍躺平，在大水高涨中似乎都在等待来自最高领袖的指令。而不巧的是，如同新冠病毒爆发与2020年初的高层外访和会议冲突，今年华北大水也遭遇中央的暑期休假，铁桶一般的北戴河自然毫无反应，河北主政官员也只能继续新冠疫情期间的“守土有责”，把河北大地当作北京和雄安的“护城河”，只会严防死守，哪里在乎民生疾苦。 如此“护城河”政策，无视人的尊严、无视人的平等，甚至也无视过去三十年华北地区的城市化，今天的华北虽然不及江南富庶，却也普遍小康，已非几十年前一穷二白的农村，却在一夕之间被任意淹没，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倡导之“中国式现代化”的自我否定。这种否定已经通过“动态清零”发生了，尤其在2022年上半年以三个月“封城”粉碎了上海人民所有的现代化幻觉，其悲剧性后果才刚刚开始显现，也就是人民的“润出”和经济的通缩。 在“动态清零”体制被白纸革命暂时推翻后，年轻人转向革命后的”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子”的“四不青年”模式，中国人民则以不投资、不消费的集体选择抵抗官僚集团促进私企的“31条”和促进消费的“20条”。那么，在华北水灾过后，“动态清零”体制向何处去？是彻底永久化，迎接未来更多的天灾人祸和“艰辛探索”，还是改弦易辙向人民让步？便成为一个考验中南海，也是所有中国人民的紧迫问题。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接见比尔盖茨，北京盛大欢迎马斯克，日前又出台31条给民企打气，然后，7月24日政治局开会分析“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感觉要拿出一套挽救经济的大计，结果似乎无计可施。倒是剥去官式说辞，显出当局可以说难得的或者无奈的坦承：“中国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法新社分析，会议语调反映出最高层的某种“忧虑”，应是问题十分的严重了。 以官媒形式报道的会议公报以熟悉的方式开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民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但如果把所谓“持续恢复”与刚刚公布的二季度经济增长系列数据挂钩，可以视为是一种“大病初愈”之后的疲弱无力，何时能真正恢复元气？看不到地平线？“总体回升向好”，更多的是“鼓舞士气”的安慰。 细究起来，其实很无奈，承认形势严峻，“面临新的困难挑战”，“国内需求不足，一些经济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这是坦承，也是在推诿责任。中国经济在取消清零后出现的短暂复苏在二季度迅速消退，经济增长远低于分析人士普遍的评估。消费不振，房产危机加重，出口逆转，通膨幽灵显现，主要的原因与中国持续三年的严酷的防疫政策，即习近平的“坚决清零不动摇”有重大关系，三年清零，破坏了经济活力，严重打击了民间企业发展，吓走了国际企业和外国投资，更重要的是，信心严重受挫。 自从去年12月7日北京抛弃坚决清零不动摇之后，习近平从此不再提起“清零”，但当局还在以转弯抹角的方式予以粉饰。中共政治局会议在强调风险、隐患、外部形势严峻之后，强调“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终结清零政策后，清零后果才逐渐显现出来，所谓“平稳转段”只是自我粉饰，“曲折式前进”，是一种无奈的承认现状，但没有承认根源，根源在于三年清零政策对经济基础造成的惨重破坏。 究竟如何具体地恢复和发展经济呢？给人的感觉是无计可施。“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普里查德对法新社表示：中共政治局会议“没有宣布任何重大消息”，但语调反映了政府的“担忧”，政府在四月份还在为“好于预期”的经济复苏而沾沾自喜。但是，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从5月份的20.8%增至21.3%。就业问题很严重，政治局会议提了一句：“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 除了泛泛强调下半年要“着力扩大内需、提振信心、防范风险”，唯一具体的似乎是增加国际航班以及有关房地产的表述，关于后者，2019年每次政治局会议必提的“房住不炒”不提了，被认为是政策风向转变的信号，提出“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盘活改造各类闲置房产”。被视为中国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泡沫已濒临爆破，引发经济震荡，政治局的几句带有“认错”性质的表述有多大刺激效力，值得怀疑。 为了刺激经济，北京当局近来推出多项政策并明确表示支持中国经济活力的主要来源—私有企业。中国政府上周三公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31条，要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鼓励民间发展。纽约时报分析，中国政府在打压民企、压制创新、推崇国企三年后公布这份文件差不多相当于一种妥协，即承认之前的做法已惨败告终。 总算认错了，好事吧，有人称赞，更多的民营企业家私下不买账，他们对纽时表示：这都是“说给傻瓜听的”。政府如真想挽回局面，至少要为自己的错误道歉，至少应释放任志强和孙大午，退还民企的罚款。 有分析说，通观31条，最关键的是第29条，“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中央对民营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老大哥盯着私企不放，别天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