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攻略：清零的代價

上海封城逾一個多月仍未解封，北京和杭州等地陸續浮現疫情難遏止的升溫跡象，次生災害不計其數，包括醫院拒收急重症，導致病患死亡，更有人因難挨病痛輕生。國際金融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最新數據，中國上月流失外資175億美元。

不過，中國堅持清零的政策沒有動搖，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李斌29日說，動態清零「路子是對的，效果是好的，是中國防控疫情的致勝法寶。」

中國堅持動態清零的政策付出了哪些代價?

中國獨立政治觀察家唯辛表示，清零政策的代價從2020年初到現在，這個問題在發生變化，2020年整年，當疫情影響各國的經濟社會時，中國採取清零政策相當程度以某種代價保證了中國內部相對來說比較穩定的狀況，政治和社會都比較穩定，供應鏈和經濟也比較正常運行。但是當病毒發生變異，毒性愈來愈弱，全世界的疫情和疫苗研發都已進入後疫情時代，2022年初開始，全球陸續解除各種禁令，人類開始與病毒共存，雖不排除未來病毒變異的可能性，但現在的情況已經類似1921年的狀況，1918年發生西班牙大流感，到了1920和1921年逐漸緩解適應，現在世界可以說是重複了1918到1921年的狀況，恢復正常化。但是中國還是繼續，甚至採取比2020年初更嚴格強制的動態清零政策，所造成的直接後果和代價是多方面的。

中國堅持清零 持續與全球脫鈎

他說: 「最大的代價是中國多堅持一天這樣的動態清零，就意味着中國和國際社會的脫鈎、分離、這種閉關鎖國的狀態加深，中國和國際社會的隔閡、封閉隨着每一天而加深，這種閉關鎖國的狀態，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關係，在中國的社會三個層面上，跟國際社會脫鈎，每一天都造成了根本的一種分岔，這種分岔讓中國往孤立化發展，往閉關鎖國的狀態發展。」這影響到中國和全球化的關連，例如上海的集裝箱吞吐港已大量擁塞，中國經濟下行，政治封閉，社會動盪開始，這是第一層面的代價，就是「中國和國際社會的脫鈎已經開始了」。

第二個代價是中國經濟受巨大影響，因為堅持動態清零，2021年底中國經濟開始下滑，唯辛認為可能要持續十二個月，也就是可能要持續到今年二十大之後，「這一年的動態清零可能使中國從此陷入經濟連續下行，並且持久跟國際社會供應鏈、全球化脫鈎當中，而且這是不可逆的」，各國企業都考慮重新調整供應鏈，在受打擊最嚴重的上海，有些公司人員打算永久搬離中國。

清零最大政治代價 中產階級對過去十年的執政路線幻滅

第三個代價，對中產階級和資本的信心打擊是巨大的，尤其對上海中產階級打擊巨大，唯辛說上海動態清零的模式其實不是武漢模式的繼續，而是2020年在新疆所採取模式的翻版，「我們現在看到的上海模式是新疆在2017年之後，對所謂極端主義的控制而實行的一種強力社會控制，一種集中營加上社會半封閉全封閉的凍結狀態，就是集中營加上社會凍結這兩種模式，在2020年夏天在新疆發展出來，用於當時對付當時的新冠疫情在新疆的傳播，這模式推廣到上海。」

他說，這對上海信心的打擊第一是，最初支持最高領導人過去十年政治轉向的四個群體，包括老人、底層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是動態清零下首當其衝的四大受害群體，對他們的信心打擊最大。第二，集中營在新疆是關所謂恐怖分子、極端主義分子，方艙是關陽性病人，方艙變成集中營化了，對中產階級來講，意味着「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所有的幻想都破滅了」，所謂用經濟自由來交換沒有政治自由、沒有表達自由和言論自由等等這種社會契約破產了，對中國人民來講，這代價是最嚴重的。「對中產階級來講，他們僅存的最後一個社會契約破產了，被摧毀了。」在白衣人接管上海這個中國改革開放最發達的城市之後，40年改革開放最後剩下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契約破產了，這是最嚴重的。由此產生的對過去十年的中國夢，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所有跟習近平路線相關的也都破產了。從上海模式作為轉折點，中國民眾應該是前所未有、普遍的，對過去十年習近平的執政路線，走向了一個理想的破滅。對北京來講，這個政治代價最大，中產階級「對過去十年的執政路線幻滅」，更不用說對改革開放的幻滅，「這幻滅感是最大的政治代價」。

菁英意識到無法和絕對主義化的個人威權共存

唯辛分析，清零的第四點影響是讓中國的資產階級、官僚、菁英群體都意識到無法共存。上海和廣東本來擁有相對靈活的精準防控這種比較務實主義的路線，中國官僚的靈活性、韌性和彈性本來是過去三四十年改革開放鄧小平時代的政治遺產，但是在動態清零下，他們意識到無法跟絕對主義的動態清零和絕對主義的個人威權主義共存。當北京在批判人與病毒共存時，中國的政治社會菁英，包括大資本家和務實派官僚已意識到無法和絕對主義化的個人威權共存了。這個政治代價是一種清醒的認識，這代價對未來的影響是微妙也是重大的。清零是政治上的清零，一種絕對主義的清零。

清零政策就是二十大後想建立的社會控制權威

對中國領導人來說，二十大是最重要的政治目標，必須保證二十大召開的政治安全。唯辛說，動態清零是絕對主義化的政治安全體現，在防疫上就是把病毒當做階級敵人、潛在的極端主義，過去十年中國消滅了公民社會、公共知識分子、像任志強這樣的黨內異議聲音，和互聯網上不和諧的言論，通通消滅之後，對北京來講，病毒是二十大前最大的威脅。二十大想確立的是絕對主義化的個人威權制度，這極權主義經過這兩年半來，現在提前預演了，現在的動態清零政策就是二十大後想建立起來的一套社會控制權威，一種絕對主義的政績。二十大之後是極權主義，對北京來講提早實現，防疫正好是機會。北京認為這些代價是值得的，是為二十大之後中國社會的改造其實創造了難得的機會。這在過去兩年半形成了新的驗證和試驗，提早實現共產主義一樣，就像毛在五八年三面紅旗大躍進之下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現在看到二十大之前的三年，現在是以大躍進的方式提前進入二十大之後的體制，就是新舉國體制，就是極權主義的制度。所以我們可以把過去三年的抗疫、防疫，跟1959到61年中國的三年饑荒相提並論，是一個三年的大躍進。它想確立的，在過去兩年半已經開始通過疫情防控的方式建立起來。

中共高層孤勇的自信 顯現體制性的亞斯柏格症

中共在四個自信的情況下，採取不計代價方式，不在乎國際資本撤走、供應鏈調整轉移，儘管經濟官僚努力挽回，例如李克強提出統一大市場扶持中小微企業，各種安慰性的講話，甚至跟外資一對一的協助解決問題，但是對中產階級和資本來說，過去一個月的事態發展讓他們的信心已被擊穿。對他們來講，無論基層或經濟官僚如何挽救，根本性的變化已經開始。唯辛說中共高層處於一種孤勇的狀態，這種自我審美的自信已上升到孤勇狀態，心理上自閉封閉的傾向已經出來，不太在乎這些代價和國際批評，體制性的亞斯柏格綜合症已經顯現出來，類似一種自閉症。當局看不到人民的痛苦和經濟上付出的代價。前面所述的四個方面代價意味着社會結構在過去兩年半經歷的根本變化，這種變化對中國社會是自毀性的現象，但是中央理解不了，它得不到充分信息，無視人民痛苦，理解不了這種社會的變化意味着自毀性的傾向。

中共清零防疫政策騎虎難下

台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王信賢表示，中國的防疫不是公共衛生問題，是政治價值和意識型態的問題。他說2020年疫情爆發後，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疫情非常嚴重，中國進行大外宣那時就騎虎難下了。「中國把防疫跟制度優勢和制度自信綁在一起，就已經上升到政治價值和意識型態。」

他說中國堅持動態清零的原因，第一，習近平為了區隔中國模式和其他國家的不同，第二是中國認為採取與病毒共存的國家是因為他們本來就守不住疫情，中共認為在它的體制下有能力可以守住。另外是疫苗效力，從香港和新加坡的經驗，特別是香港的情況看來，科興和國藥疫苗的效力沒這麼好。

至於清零的代價，王信賢說就是像上海這樣忽視人權，還有民眾對政府不信任，這個代價的成本比較高，例如上海一開始說不封城，後來還是封城，說很快可以清零卻沒有清零，物資發放運送也出現很大問題，反而民眾自發組的團購，還比較發揮作用。社會有自己的能動性跟靈活性，在這次疫情中發揮了作用，相對於過去習近平對公民社會的壓制，他讓社會的能動性慢慢消失，民眾開始反省，能信得過政府嗎？

王信賢認為習近平應該清楚當前的形勢，但現在離二十大召開不到半年，不能出亂子，所以中共認為根本沒有辦法與病毒共存，它的疫苗施打率和科興國藥的疫苗效力，中共不敢賭，二十大的政治穩定跟社會穩定十分關鍵，與病毒共存的風險太高，一旦疫情失控，整個社會就不穩定，連帶的究責更難處理。

投入基礎設施建設捨近求遠 無助挽救社會崩解

習近平25日前往中國人民大學考察，強調要傳承「紅色基因」，要青年聽黨話、跟黨走。26日習近平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11次會議，表示加大財政投入基礎設施建設。

唯辛指出，習近平去人民大學視察試圖表明四個自信，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則是試圖挽救因為過於自信而造成的經濟問題。但是投入基礎建設是捨近求遠，從過於自信到基礎建設的刺激這當中，中國社會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他繞開了所有中間的社會政治經濟所有問題，從最遠端的基礎建設，用「鐵公基」的方式，用溫家寶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採取的辦法，可看出習近平意識到社會處於嚴重的危機狀態。他用最遠端的方法，繞開了當中一切要進行社會康復，包括對公民社會的支持、醫療衛生系統的重建等等，繞開所有這些問題，從最遠端的基建刺激，這是一種逃避主義方式，用溫家寶的老辦法，他沒有面對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兩年半防疫中，對於社會的坍塌、退縮、崩解所付的所有責任，而是以逃避的方式，用經濟手段試圖解決社會和政治的問題。

兩岸防疫差異顯示台灣和大陸的分離正在擴大加速

相較於中國大陸堅持清零，台灣面臨奧米克戎大爆發，正在試圖與病毒共存。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27日針對媒體詢問這是否是一場兩岸的「制度之爭」答覆表示，兩岸關係本質上是統一與台獨分裂的鬥爭，不是「制度之爭」。

唯辛認為，中共以前很樂於談制度競爭，但國台辦現在說不是制度之爭，是沒有自信，等於是承認在防疫方面中國輸給了台灣。第二點，國台辦提所謂統一和分裂，是試圖在大一統的思想下，回答清零和共存的問題。台灣的防疫與西方比較起來其實過於嚴格，但與中國的防疫仍有差異，任何微小的差異都是大一統是否伸延到台灣的問題，從北京看來，疫情的防控差異是對於大一統的挑戰。國台辦這種說法是動態清零政策背後的政治邏輯。

第三點，國台辦的說法顯示了它的擔憂，中國和國際社會愈來愈脫鈎和閉關鎖國，在俄烏戰爭爆發60天後，台灣在西太平洋地區角色的上升，對北京看來威脅最大，台灣任何的差異化和差異化的分離傾向，與北京漸行漸遠，中共都特別擔憂而且無法容忍，它眼睜睜看着台灣和大陸的分離，是一個正在擴大和加速的趨勢。

中國歷史學者、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吳仁華則表示，兩岸不同的防疫方式是制度優劣的比較，台灣顯然比較成功，大陸專制政策和效果比較失敗。吳仁華說在他居住的新北市，在去年和現在兩次疫情的爆發，確診數都是最高的，但他說:「我沒有感覺到個人的生活和自由受到限制。」民主制度的優勢考慮人道、人性，上海的防疫措施沒有考慮人性，產生了大量次生人道災難。一黨專制下的很多措施都是政治考量，只考慮執政黨的形象和治理的績效，不像民主體制在防疫過程中確實顧及民生和人道。

對於馬曉光談到兩岸的本質是統獨鬥爭，吳仁華說，這不符合歷史和現實。他說台灣獨立的潮流是在台灣民主轉型之後才出現，主要是1996年中華民國舉行第一次總統大選之後，或202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台灣在民主轉型之前，沒有明顯的台獨潮流。但是在那之前，兩岸的競爭已經存在，所以兩岸核心問題並不是像馬曉光說的是統一和獨立的問題，而是中共一直要解放台灣，要武力統一台灣的問題。

「台灣交換烏克蘭」? 北京憂台灣納入亞洲版北約

美中防長20號通話，日本資深媒體人分析，台灣問題才是會談的主題，中方希望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妥協，以交換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協助。

唯辛認為，北京最擔心的就是台灣的分離傾向，以及在普京政治軍事雙重失敗的情形下，中國對於採取武裝統一可能失敗的擔憂。北京擔心俄烏戰爭後，西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局勢重構，台灣可能被納入到重構的集體安全體制中，比如亞洲的北約等，也包括美日進一步強化協防台灣的義務，亞洲北約的軍事架構也可能在未來形成。北京擔心美日或QUAD四國提前在北京動手前，就把台灣納入亞洲版的北約中，這是北京最擔心也最不願見到的，北京擔憂俄烏戰後印太安全格局出現激進變化。然而中國恐怕對此無可奈何，因為中國在防疫和俄烏戰爭兩方面，包括中歐中美關係都陷入了全面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