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真正的花木兰

迪士尼砸下最高成本的真人版电影《花木兰》，原本是今年度最受瞩目的大片，却因先有电影主角刘亦菲在香港反送中期间“挺港警”的言论遭议，连带让支持香港抗争者接续在网路上串联抵制这部电影，之后，又因为COVID-19疫情全球大爆发，使得今年初它在加州举办的首映，成了在电影院上演的绝响。北美戏院上档日期不断延后，最近迪士尼则开始大力推播Disney+线上收看，希望能弥补戏院票房损失。 

而为了燃起纽约民众对《花木兰》的兴趣，迪士尼趁暑假期间授权不少儿童夏令营播放1998年卡通版的花木兰，加上市区广告密集刊出真人版《花木兰》剧照，并在媒体上接续以“文化面向”讨论这部影片的内容，全都是为了炒热话题再寄望带动收视。 

不容讳言，比起很多美国小朋友这段时间在夏令营看到的1998年花木兰动画，真人版《花木兰》有了更明确的中国元素，电影制作从剧情铺排，到大举植入忠孝仁义等等东方道德观，再到演员组成，皆进一步为满足中国市场的需要所设。筹拍过程尤其大量参酌带有中国官方色彩的顾问意见，确实使它成了历来最具东方中国魂，以及官方认可脚本的迪士尼电影。其制作团队为尽可能贴近中国本色而付出的心血，恐怕更胜迪士尼动画《冰雪奇缘》团队当时在挖掘北欧人文要素时的用心。 

迪士尼会大量起用中国、华裔演员，在中国忠孝仁义等道德观上费劲，这么做，自然是要替动画版《花木兰》扳回颜面。因为当年动画版就是被许多中国人批评“本质太洋化”，过度扭曲了花木兰角色核心，以至在中国票房相当惨淡。 

号称全球第三大的上海迪士尼已开幕多年，迪士尼或者也从一座乐园上理解了开拓中国市场之道。上海迪士尼打从一开始就决意尽可能迎合中国的“官方意见”（有国企背景的合作企业），尤其要避免刺激中国人心，比方说放弃“太空山”、“丛林巡航”和“小小世界”等所谓具有“文化帝国主义”色彩的经典游乐设施，并同时凸显其它具有中国元素的园区景观餐厅，由此配合中国愈来愈浓烈的民族主义倾向。 

蛰伏20年之久，迪士尼再次卷土重来推出真人版电影《花木兰》，即是在它吸取诸多中国经验后的力作。在此之前，迪士尼甚至不惜为自己曾拍摄《达赖的一生》而向中国致歉。至于真人版《花木兰》说到底，就是一部中国人目前拍不出来，所以我帮你拍，拍成你喜欢的、想看的、还能借由英语发音传播全球的中国传说电影，更超越上海迪士尼那般的“中国模式”。真人版《花木兰》问世后，有西方影评或者不甚理解片中寓意的东方文化，却以为在中国女权运动上掌握了观察角度，就又是另一种离题了。

而真人版电影《花木兰》无疑是迪士尼近来最波折的一部片，除了疫情乱入打乱上映节奏外，风波高潮当属饰演花木兰的刘亦菲“挺港警论”。她确实把《花木兰》推上热议浪头，只是在港台之间得到的大多是负评，电影还没上映，就遭奚落的一文不值，这才真是迪士尼片商始料未及的变数。不过，就它“迎合中国”的初心，则当初从1000多个试镜者里海选挑中刘亦菲，迪士尼也真是堪称“独具慧眼”，完全没找错人。 

就在迪士尼大力宣传《花木兰》的同时，八月初却发生香港抗中人士周庭被以港版国安法逮捕的消息。迪士尼当时为《花木兰》设计的宣传标语是：“The legend arrives.”（静待传奇－花木兰），然后，因为周庭被捕，许多港人推特上立刻大量涌现“我要真正的花木兰”这一声援周庭的留言，接著，抵制《花木兰》的发言又再冲一波。 

应该不会有人否认，迪士尼在中国经商之道，很重要的利器就是借由“中国的政治正确”，而为商业营利的工具之一，看起来好像很聪明，但有时天时地利人和加总凑起来，又恐怕不都是这么回事。COVID-19造成的票房损失或可归咎天灾，那么刘亦菲岂非人祸。这又让人不由得想起澳洲记者布鲁斯．道夫(Bruce Dover)在他那本《默多克的中国大冒险》(Rupert’s Adventures in China: How Murdoch Lost a Fortune and Found a Wife)里写到的：有意进军中国市场者大有人在，但大多数的生意人是血本无归，媒体大亨默多克也不例外，无论其花费多少精力讨好中共高官，甚至离婚再讨了个华裔老婆邓文迪，终究还是上了中共的当。且“默多克对中国市场贪得无厌的胃口，让他用力太过、太快、太早，最终走向破灭。” 

当年道夫新书出版，《金融时报》曾对其评论说：这本书的真正价值在于，生动地描述了企业向中共叩头所得到的教训，并对外国企业提出关于取悦中共官员的风险警示。事实上，中共竭尽所能的操弄外国媒体，简直把他们耍得团团转。 

迪士尼或许比默多克当年在中国搞星空传媒时更有本事，可以拍出连中国人自己都拍不出来的《花木兰》史诗钜作，但即使如此，它显然仍对真正的中国（中共）还是一知半解，否则岂会不知中国之下，你是齐天大圣，谁又是如来佛。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