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万美元捐款来自红二代？斯坦福陷入资金争议
2026 年 6 月 4 日
四中全会招开期间，有网友用AI制作视频“后共产党时期”。影片发布后，在网络热传，引发赞扬。很多网友称，视频中的内容就是中国人的梦。 视频显示，人民走上街头，打出“共产党下台”的横幅，他们冲上天安门广场，呼喊着口号冲过武警的包围，把毛泽东的画像摘了下来。各地民众也撤下了“永远跟党走”的标语，他们公开呼吁自己的诉求，包括“言论自由”、“选票”、“人民有权选择”等。 画外音介绍，全国各地同时爆发大规模示威，民众拆除党徽、国徽，呼吁结束一党专政。从东部沿海城市到乡村，街头巷尾都在抗议中共。 接着画面一转，有新的执政者宣布，要制定一部宪法，来保护这个国家里每一个人的人权和自由。 与此同时，共产党造成的大量的冤假错案被重新审理，政治犯获释，与家人团聚。民众有了选举权，他们喜气洋洋的去排队投票。就连学校都出现了变化，老师告诉学生，根据国会的要求，学校下午4点放学，学生们欢呼雀跃。 毛泽东纪念堂被更名为转型正义纪念馆，毛的遗体被搬了出来。6月4日，播放纪念六四的电影《北京北京》，电影票房爆满，首日票房达到了5个亿；工人权利法案被通过；转型正义委员会的牌子被挂了起来。共产党统治时期的贪官污吏被审判。 我做了一场噩梦。 在梦中我窥见了另一个黑暗的世界。 在那里，共产党没有被人民推翻。 他依旧延续着自己血腥残暴的统治。 在那里，习近平依然是国家主席。 中国的经济和民生都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那里，劳工权利不受保障，特权和贪腐横行，人们连最基本的自由都没有。… pic.twitter.com/zuGg31eV6c — 杨若晖 Ruohui Yang🤓 (@WesterAOC) October 19, 2025 视频发布后，引发热议。有网友留言，我知道是AI，但我多么希望这是真的啊！这才是中国人的梦啊！ 该则视频的制作者是加拿大中国留学生，抗共组织“公民会”的发起人兼会长杨若晖。他称，自己放弃该视频及其文案的一切制作和版权，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的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随意引用。 杨若晖介绍称，自己利用周末时间制作了这个视频。他说，做这个视频是想让民众看到光明是什么样子，只有知道了光明的样子，才有动力去向光明的未来努力。 杨若晖表示，视频面有他对民主中国的一些想法。他说，“在我的畅想里面，中国在共产党下台之后，第一要务是要确保人权，确保民主，确保法治，最重要的是确保不会再出现另外一个专制政权卷土重来。对公民的教育，对过去共产党党员的处理也要非常的慎重，不能跟当年的共产党一样乱打乱杀，要通过法治人权、通过程序来处理。在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那些共产党的官员、警察、军人，包括共产党的高官，如果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做出了贡献，涉及到转型正义，不是纯粹的一个法律手段，相对来说补偿空间就会大一点。” 杨若晖称，他在中国时，并不了解真实的历史，与中共的真面目。直到出国以后，才发现共产党的倒台，才是对广大中国人民最大的一个福祉。他说，共产党才是当前全世界侵害中国人民利益与人权的最恶毒的一个组织。如果共产党依旧延续着残暴的统治，那就是一场噩梦。自己做这个视频本身就是希望能够达到鼓舞士气的目的，希望越多的人看到越好，也是让大家思考，比如转型正义、中国政治制度、民主化过程等这些问题。“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努力，有一天把这些视频里面的AI作品变成我们纪录片里的现实”。
在九三阅兵即将开始之际，重庆大学城惊现巨幅“反共”标语投影，上书“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事件引发巨大反响。日前，行动发起者戚洪公开发声，讲述他策划行动的过程，以及他个人的经历。 8月29日晚10时左右，重庆大学城核心商业区熙街的一栋高楼外墙，突然出现多条巨幅标语的投影，分别写着“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自由不是恩赐要去夺回！”，“起来吧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反抗夺回自己的权利！”，“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产党下台！” 多方消息指出，整个行动持续了五十多分钟，吸引很多行人驻足观看，相关视频图片在网络迅速传来。 据悉，当地警方寻找了近一个小时才确认投影的光源，并看到当事人留下的一封公开信，劝告警方不要助纣为虐。 8月31日，YouTube频道“不明白播客”发布视频，播出行动发起者戚洪与主持人袁莉的对话。虽然戚洪因为安全原因没有露面，但他告诉观众，目前他很安全，和家人一起身处英国。 据戚洪介绍，1982年，他出生在重庆的一个偏远山村，现年43岁，因为家庭关系，他在16岁那年辍学，先后在杭州、福建、东莞等地打工。 2000年6月，戚洪抵达北京。之后一天，他到天安门游玩，却被当成法轮功学员给抓起来了。虽然后来证实他不是，但他仍被关了二十多天，期间被打、被猥亵，甚至看到有人被放出来时，已经被整疯了。 戚洪表示，他之所以策划这起行动，是因为自己受到“北京四通桥勇士”彭立发与“白纸运动”的启发，他也想用自己的方式揭露中共，呼吁民众追求自由与民主。 戚洪构想过许多方案，包括用无人机撒传单，但他最后决定借鉴反共抗争者柴松的做法，将标语投影到外墙上（2023年，柴松在山东济南万达广场大楼墙外投影标语。“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 最后，戚洪将行动地点选在重庆大学城熙街，那里有许多大学，人流相对集中，能散播出去更多的种子，让更多的人看到。他说，尽管大学生不能马上行动，“但这就像种子一样，总有一天他会觉醒”。 计划做好后，戚洪买了雕刻机自己刻字。8月10日，他到饭店租了一个房间，在那里做各种准备，包括字形尺寸、投影角度、调焦、对焦。他称，他觉得最后的效果并不太理想，如果字能够更大一些，会更加完美。 最后，戚洪在房间内留下一封信，信上写道，“共产党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请尽量不要助纣为虐。也许你现在是受益者，我相信大多数人往上三代甚至是一代，没有不受到共产党的迫害，只是中国人太健忘了，自从苏共在这片土地上以来，甚至夺取政权以来，三年一大运动，十年一小运动，让多少人家破人亡，受尽迫害，他们除了谎言还有什么，他们就是法西斯”。 信上写道，“也许你现在是受益者，但在这片土地有一天你一定是受害者，但请在能力范围内善待他人，请不要为难无关人员”。戚洪还呼吁基层执法者“若迫不得已，可以把枪口往上抬一点”。 戚洪称，写信只是临时起意，他希望这封信就像是一颗种子，有一天能唤醒警察们的良知。 戚洪认为，中共的极权暴力统治本身就是法西斯，九三阅兵的全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根本是“贼喊抓贼”。 戚洪说，自己做这件事情他并没有跟家里人商量。他准备好一切后，于8月20日离开酒店，21日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抵达英国。8月29日，他在英国用远程操作的方式进行投影。事情发生后，警察去重庆老家找他母亲，他的哥哥和一些亲人好像也被警察约谈了。他说，虽然他对亲戚十分抱歉，但觉得总要有人去传播火种。
抗战胜利后，母亲思乡情切想要归宁，父亲毅然结束生意举家回国；二弟未满周岁，我已是个蹦蹦跳跳的三岁顽童。 国共对抗末期、高度通货膨胀下，民不聊生；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陆易帜，红旗在神州飘扬。先曾祖父是大地主，难明父亲如何能预知:“在中共治下将无好日子过”？于是买桴携家眷偷渡到香港，再辗转回到了越南。当时父亲年华正盛，才三十二岁。 生意从零开始，父亲每天骑脚踏车到处售买咖啡粉，车后载著几十公斤的咖啡，真不知那份苦是如何撑过的？ 店面开张后，父亲偶而协助铺前零售外，馀时看报聊天。店后工人炒咖啡豆，白烟飘出，他只要嗅到浓香；便大声传达职工即时倒出咖啡，再迟半分钟就燋掉了。这种独特经验，令所有炒工皆五体投地的佩服。 我初中毕业后，因是长子，要继承家业，就开始学习做买卖了。后来、历练有成，便独当一面，成为“源裕咖啡庄”的经理。父亲将银行支票部转给我，唯一条件是“买货还钱、一定要写当天日期支票”，不许开翌日或下周的期票。 我百思难解，多次争论，都不准我求。当时通货膨胀，年利息高达24%；写出一千万元的支票，若是一月后兑现，利息就多出二十万元了。足够家中佣工三个月的工资。纵然迟一周，也会多出五万元的利息啊。 几年后才恍然大悟，我这位被行家称为“大少爷”的支票，比银行行票更保障。原来我已被树立了一个黄金形象，咖啡行和批发商们，银根短缺时，都来电话找我，或亲自上门，将新咖啡豆低价转让。有时、还出呈他们与法国咖啡种植园主的合同，证明购入的原价。 他们以原价预售，用我的支票清还法国园主首期欠款；比去银行借贷，节省利息和时间，无非少赚我这单生意而已。如此一来，我家咖啡豆成本，等于是批发商的入货价，与同行竞争，就占便宜了。 某日父亲读报，忽问我银行存款？查支票部后告知，即要我打电话去采购入货。原来、那则引起他注意的新闻是巴西山林大火。几万里外发生火灾，与我们何干？先知先觉的父亲说，明年巴西将无咖啡豆出口，各国必涌来越南买咖啡，供求定律，届时咖啡豆必定大涨价。 果然未久、咖啡价格暴涨，我们存货平白涨了近倍。从此我对父亲的睿智，才真的佩服了。 假巴黎举行的印支和平谈判，在一九七三年达至妥协；签订了和约，美国也宣布光荣撒军。消息传出，举国腾欢，那天到处烧鞭炮放烟花，普天同庆，人人喜上眉头。 父亲却对我们说，勿再留恋，设法偷渡去香港。我是老大主管生意，暂时留下；弟弟们先走，到达后，才将全部资金汇出去。说我已树立了极佳信用，今后、等卖完货再还钱。 我们目瞪口呆，不明其意？追问后父亲才说，百万美军、盟军都打不赢共军，再过三年南越必定变色。当时我们都不相信，到了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越共坦克车长驱驶入西贡总统府（现改名独立宫），比父亲预测三年沦陷、还早了三个月呢。可惜的是，三弟不敢先走，二弟偷渡不成；家族财富终化为水，我们后来都成为身无分文的难民。 若照老父安排，财产不但分文无损；三十五年前在香港购买多座物业，如今已成了大富翁了。 越共入城，天真的人民放鞭炮烧烟火，全城大事庆祝。父亲却忧心忡忡，说见到举家都在沦陷区，真是“痛心疾首”。命我赶快结朿经营，家族财富足够坐食几代人，不能再招摇。有路赶快逃，才是上上之策。 对父亲的睿智，我已全然信服，立即照办，翌年清完欠税，将父亲一生心血，白手建立的“源裕咖啡庄”大招牌拆卸，父亲心中伤痛，实非我能想像。 先父年青照片 我家在沦陷后没有继续“剥削人民”，兄弟都逃过了“打资产阶级”的清算。主因是税务局已无我家欠税档案，而避过被驱赶到荒山野岭的灾难。若非父亲的智慧，我们老少真不知要受多少折磨呢？ 父亲在闽南农村只读了几年书，婚后飘洋过海只身到柬埔寨投亲，失业两年后再转去越南鱼米之乡的巴川省。学到经营咖啡生意，等事业有成，才接妻子到巴川省团聚。 五十一岁便退休，交捧给我，对我影响最大的教诲，就是“诚信第一”，言而有信，是做人之本。尤其是从商，信誉就是生命。我本来对商人无好感，但在父亲身上，改变了我对一个真正商人的观点。 先严于一九九七年五月七日往生，享寿积润八十有四，与先母一齐埋骨德国北部、距离汉堡市两百公里的小镇杜鹊花城（Westerstede）。追思先父、不觉敲键撰下令我最敬佩的点滴往事，父亲的睿智，真非我所能企及也。 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五墨尔本仲冬于无相斋。
中国历史的王朝兴衰，分分合合，让很多人觉得历史就像个周期波，有高有低，治乱循环的道理万年不变。聪明人如马斯克也这样觉得，他说服自己探索星空的理由是人类有摧毁文明的惯性，人类要趁著文明发达而社会相对稳定的时候，发展科技，在地球被毁灭前，俱备有离开地球的能力。 我不相信这种历史周期论，我相信的是黑格尔的辩证史观。历史有前进，有后退，但总的来说，是进两步，退一步的过程，“进步 – 冲突 – 妥协”的过程，最终会导向一个最佳的人类社会结构。黑格尔只看见了拿破仑带给欧洲及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他没看到美国的伟大发展，但他预知了自由、民主为人类社会基石的历史终点。 假设今天中国仍处于西方文明开化前的世界，民主自由还是个没人想见过的概念，我们可以认定共产党的兴起及衰落，只不过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一个小章节，最终会因为治理能力不足造成民不聊生，革命终将发生，而改朝换代。 但人类已经往前走了，民主自由不但已经是个成熟的概念，而且是在美国及其它先进国家实践取得成果的社会制度。共产党的防火墙再强大，也无法把民主自由塞回闭锁精灵的小瓶里。黑格尔认为历史能够前进，最重要的理由，就是reason，人类的理性思考能力。这能力，能够创造发明，凭空生出人类科技，也能够产生对人类最佳的社会制度。当少数的中国人，接触到民主自由的观念，然后对比共产党造成的诸多问题，对他们而言，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民主不能当饭吃，自由一定会造成混乱，但不民主自由的话，共产党对中国的伤害更大，中国得先走向民主自由，再来谈民主自由的问题。 民主的火种，常常看似在风雨中飘摇，古希腊时期的民主雅典，虽然照亮了人类文明，但它处于一个不安全的环境，所以最后熄灭了。但民主的火种，其实比较像普罗米修斯偷来的科技，一旦“已知用火”，就没有往回退的可能。民主雅典和共和罗马，虽然像是流星一样，只能点缀万古常夜的星空，但他们留下的故事，却是十七、八世纪的欧洲知识份子所仰赖的思想理论，当他们构想人类社会制度的时候，民主和共和，就是一个绝对君权、封建社会的可能替代品。他们的理性思维，促成了伟大的民主自由革命，英国，和接续的美国，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里，呵护了民主的火苗，最终烧成了熊熊大火。 自美国独立革命及法国大革命后，所有渴望自由，期待更好未来的人们，都有一个蓝图，都能清楚地对独裁者说，没有需要你们的必要性，给我们民主自由，其馀免谈。不管苏联共产极权者怎么说，不管北韩金家如何堵住人民的耳朵，不管中南海的大官们如何摀住人民的嘴，不管德黑兰的极权教士处决多少人，他们都无法把民主自由完全隔在国境之外。只要这些极权国家的人民，还有脑子可以思考，民主自由就会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这是我虽然认为共产党离垮台之日尚远，但却很有信心，共产党在中国一定会有失去政权的一天的最重要理由，理性必胜，民主自由终将降临。 （※本文作者为美国财务学教授。文章转载自作者推特）
4月的一天，60岁的廖金章收掉了他在中国南方城市东莞经营了20多年的生意，成为“润者”大军中的一员，回到故乡台湾。 “润”的念头从去年中国各地限电、停电导致部分工厂减产、停摆时冒出头来。 “我们从来不相信中国会缺电的，因为中国的电力是李鹏家族做的，”他在台北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去年开始缺电，一个礼拜停三天、停四天，他想怎么停就怎么停。你说工厂怎么活？” 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自3月起的上海封城。他觉得这个政府没救了。 “中国已经已经百业萧条了，在这个程度他还敢跟你封！”他说。“整个上海港多少船呐，多少货进都进不了，出也出不去。让中国整个经济就这样瞬间就冻结下来。” “但是他不在乎啊，我习近平要的是维稳，因为他要登基嘛，”他接着说。 去中国找死，在台湾等死 廖金章是1995年到中国大陆的，用他的话说，不是为了“投共”，而是迫不得已地“随大流”。 上世纪80年代，走出十年“文革”阴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来自境外的投资打开大门。1987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宣布解严，解除外汇管制，允许企业对外投资，一批一批台商开始涌向对岸。 “那时候台湾请一个工人，中国可以请50个工人，”他说，“我的竞争对手只要到中国去设厂，我不去不行啊，因为他报价就比我便宜很多啊。所以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流行一句话：到中国去找死，在台湾等死。” 廖金章在中国大陆设厂，先后生产过皮鞋、足球、和化工品。他说，那时的中国一穷二白，所有的原材料都在台湾采购。在大陆设厂，连一颗螺丝钉都要从台湾运过去。 他记得早期中国政府对台商的政策特别优惠，因为各地都有所谓“招商责任额”。曾经有一个笑话，湖北省长到东莞来帮一个台商洗脚，希望他到内地去投资。 “我凭良心讲，那个时候台商是个非常特殊的社会阶层，”他说。“他们甚至不敢碰我们、惹我们。” 截至2020年底，有至少100万台湾人常住中国大陆，其中绝大多数都在经商。东莞的台商投资协会一度拥有过3000多家会员企业，是全世界最大的台商协会。 “都被你习近平一脚踩烂了” 近年来事态却在转变，台商回流或转向东南亚等地另设生产基地成为新趋势。 本土生产商的价格挤压、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新冠疫情下中国当局的强制清零政策都在加速这一进程。 当被问及是否后悔当年去大陆，廖金章一连说了三个“后悔”。在东莞做了20多年生意的他今年回到故乡台湾。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上海封城。他觉得这个政府没救了。他告诉美国之音，他损失了青春和金钱，所幸的是，“我认识了共产党，我知道这样的制度对人民有多少残害”。 全文：https://t.co/xh4dIL93Uf pic.twitter.com/z1SyKvftZZ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September 30, 2022 2020年4月，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中国作为台湾投资目的地的比重已从2010年的84%骤降至2020年的33%。 过去五、六年来，廖金章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产品从早年一箱批发价22元人民币跌到今年的6块5。这一波的停电、封城更是雪上加霜。 “没有人敢在中国下单的，” 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在中国下单，第一，我有行业风险；第二，我还有你共产党制度的风险；第三，还有‘傻子风险’。习近平今天给你封城，明天给你停电。你怎么能知道这个‘大傻’在想什么，他明天要搞什么呢？” 7月中，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第二季度经济比去年同期增长0.4%，创疫情以来最低水平新低，出现28年来首次萎缩。 “0.4我都不相信了，我认为至少是20%、30%的负成长，” 廖金章更为悲观。“整个百业萧条到我认为已经没有可能再回复了，都被你习近平一觉踩烂了还怎么组合起来？” “前景？我跟你讲，前景就是崩塌。他们不是讲什么硬着陆、软着陆嘛。根本就不是要着陆，那叫坠毁，”他又说。 如今，廖金章的台商朋友们在大陆的生意只剩不到两成。相比之下，他算“润”得晚的。 “我说个很没出息的话啊，留在中国是我的舒适圈呢， 如果你不去讲那些公平正义，纯粹是过生活的话，毕竟我们还是个不大不小的老板嘛，”他说。 可现在他意识到，共产党要的只是延续政权。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在它眼里不值一提。 “它没有一点是为了人民着想过，一点都没有。”他说。“但是它还是告诉你们啊，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有95%是相信的，但是看懂的人他会很痛苦。” 共产党的话99.9%都是谎言 当被问及是否后悔当年去大陆经商的决定，廖金章一连说了三个“后悔”。 “最大的损失就是我把我的青春，还有当年去开厂带的一点钱都亏得差不多了，”他说。 但是他也从这段经历中有所收获，那就是“我认识了共产党，我知道这样的制度对人民有多少残害”。 在大陆生活的最后几年里，他开始在一些微信群里分享防火长城外的信息。 “共产党的话99.9%都是谎言，谎言怎么去戳破他？给真相就好了嘛。共产党很害怕这种东西，”他说。 他被封了好多号，被四次“喝茶”。国保对他说，我知道你们台湾可以骂总统，但是我们这边是这样，请你配合我的工作。 “广东的国保是比较文明的，但是内地不是哦。我听过很多群友讲，内地那个国保来可是很凶狠的，” 廖金章说。 家人和朋友质疑他的做法，也为各自的安全担忧。廖金章也说不出当时哪来那么大勇气，或许天性使然，他说自己“是一个热血沸腾的老人”。 “我看到共产党这样欺负人民、欺压百姓，我就是受不了。”他说。“明明事实不是这样，你为什么这样欺骗，这样欺负人民？” 在中国时，他看到人人都想赚钱，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 因为没有社会保障，即使你很有钱，你也生不起一场病。 “一个集权国家人民这种深层的悲哀，民主国家的人真的不懂，”他说。 回到台湾后，廖金章开启推特和油管频道，希望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分享给更多人，也因此招致一些非议乃至威胁，但是他并不害怕。 “我们知道共产党对这种事情，它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说。“但是我觉得我在中国都没怕过你，我在台湾我怕你什么？！” 台海局势持续高温之下，这位花甲之年的台商对美国之音说，身为这个时代的人该做点事。 “这一生也差不多要过去了，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了，”他说。“我要把这块土地留给我的子孙。”
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看似推翻了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但是建立这个政权的主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却与人类的文明发展背道而驰，用更加极端的专制手段统治中国人民数十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世人留下了很多疑惑。为什么看似弱小的共产党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轻易取得政权。而得到美国帮助，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国民党却被共产党打得一败涂地，是共产党毛泽东的英明伟大还是历史的必然？几十年来世人一直存在种种疑惑。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近100年前，从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说起。 19世纪初，罪恶贯盈的满清王朝随同那统治中国2千多年的传统信仰彻底奔溃了，科学和民主精神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人民努力向西方学习各种先进思想，世界上各种思潮都被传播到中国来，涌现了各种各样的学说和救国方案。 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无疑是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的，孙中山想在中国推行美国式的民主也是很自然的事，然而，民主制度的建设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中国人民习惯于在圣人的领导下过一种平静而有秩序的生活，民国时期的乱象似乎不是我们中国人民心中的理想模式。何况此时的西方世界也正在经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的危机，内部矛盾重重，对外不断扩展。中国的知识分子十分苦闷和彷徨。正在这时，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马克思列宁主义被传入到了中国，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震撼。俄国和中国的情况有点类似，也属于一个落后的国家，也正处于由专制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阶段，既然俄国可以通过这样一场革命来迅速改变国家的民运，为什么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呢？ 墨尔本的孙中山铜像（图：看传媒） 中国的民主化是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逐步向我们推销的，中国人对西方列强从来没有什么好感，俄国人反对帝国主义，似乎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俄国人要打倒地主和资本家，要消灭私有制完全符合我们中国人心中的道德观念，至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那不正是我们中国人民苦苦追求的大同世界吗？劳工神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些革命口号对苦闷中的知识分子和下层老百姓极具招感力。于是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种接近于我们传统思维的共产主义借助于苏俄的推力在中国这个信仰真空地带迅速传播，中国似乎存在一种走俄国道路的可能性。在苏联的帮助下，组建了共产党，孙中山也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然而，共产主义虽然美好，但其实践却是有问题的，中国人民接受的并不是纯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以暴力和专制为特征的列宁主义，暴力革命是他的致命错误，它违背了人的基本道德准则，遭到世人唾弃。中国人本质是善良的，对暴力深恶痛绝，中国的情况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相距甚远，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和工人阶级都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的典型意义。因此，中国的共产革命刚开始是很不成功的，学苏联的搞城市武装起义明显不可能，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也因带有暴力倾向而被人民反对。 在军阀的争斗中脱颖而出的蒋介石用恐怖手段来对付共产党，无形中帮助了共产党，共产党在城市中不能生存，只好转到农村进行武装斗争，而中国农村恰恰是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就给了共产党以土地革命名义的进行的农民起义有了一面革命的旗帜，有了生存空间。但即使如此，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革命的道路在中国是很难的，红军的苏区的规模是很小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被迫长征，也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红军在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都没有立足的空间，只能逃到偏远落后的陕北，足可见这种暴力革命不是那么容易的。民主和正常的社会秩序还是中国的主流。 蒋介石。（网络图片） 此时，日本侵略中国，民族危机加重。面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局势，蒋介石和他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却不能正确的应对，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继续加剧国内的矛盾，其结果是促使西安事变的发生，反而使共产党处于政治上的有利地位。在以后的对日战争中，国民党溃败，在中国北方为共产党的发展留下了广大的活动空间，共产党人有了一次改变自己的策略和反省自己的机会。抗日战争后期，共产党发展壮大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欢欣鼓舞，民族觉悟空前高涨，各派政治力量也异常活跃，这正是中华民族实现民主政治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最好时机。在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后，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已成为世界主流，中国人民在民主化转型的道路上已走了近百年，在屈辱的历史和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欺侮的事实面前，中国人民深刻的认识到，只有民主政治的道路才是唯一能救亡图存的道路。经过八年的抗战，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要搞建设，要医治战争创伤，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厌恶战争的愿望是迫切的，这是主流民意，谁要是发动战争，就必然违背主流民意和世界潮流。 美国是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力量，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从国际战略的角度出发，美国认为唯有一个民主的中国才能成为阻挡苏联在亚洲的扩张。中国的民主化符合美国及世界人民的利益，也必然会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的大力支持。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成为世界性的大国，蒋介石的威望也如日中天。一个联合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联合政府，是当时的最好选择，可以得到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国民党也可以在多党派的牵制下克服自身的腐败，从而确保其领导地位。蒋先生是完全可以成为中华民族开天辟地的一代伟人。 然而此时，蒋介石被突然到来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陶醉在他那暂时的威望之中，自认为军事实力大增，独裁思想开始膨胀。国民党的独裁思想由来已久，在30年代，面对国家处于外忧内患的困难局面，国人普遍怀有一种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迷梦，认为法西斯蒂是濒于绝境的国家自救的唯一工具。这种只看到表面社会现象，对国家民族的落后状况不从根本上分析的独裁理论，结合着蒋介石旧式军阀的成功路径，一直是蒋介石治理中国的主导思想，他的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错误理论, 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孤家寡人的地步，这正是尔后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的思想根源。 拥有武装力量的共产党是他独揽权力路上的最大障碍，但他并没有真正认识他这个最大的对手，他没有认真研究过共产主义理论，也没有看清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群差点就被他剿灭了的一群土匪。共产党看起来好像没有国民党强大，但有过多年和国民党军队的对抗的经验，抗战中八路军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又有了苏联的支持，其军事力量不可小看。更为重要的是共产主义思潮正在和中国的传统结合，一种和中国的专制主义有着天然联系的共产主义正在悄悄的填补中国因专制王朝崩溃的的信仰真空。形成一种可怕的力量，在群众中影响很大。 其次，他看不到战后世界的新格局和不可阻挡的民主趋势和饱经战乱后中国老百姓迫切的和平需求，他也看不到国民党积累的腐败问题和因抗战胜利带来的使这种腐败的恶性膨胀。他找不到处理中国复杂问题的正确方法。他也团结不到国内大多数的政治力量而陷入孤家寡人的地步。不仅群众厌战，而且军队也厌战，违背民意，政治上陷入孤家寡人的地步，一个离心离德的集团，怎么战胜敌人。 他仍然用传统的手法来处理中国的问题，一种居高临下的和谈掩盖不了他迷信武力，迷信权力的本质。只看到他的军事力量在数量上，装备上的优势，他以为凭此可以战胜一切，他相信他的军事力量，他相信他捭阖纵横的手段，他相信他的军阀斗争的成功经验。他要用武力来消灭一切异己力量，建立他的独裁政治，结果惨遭失败，将大好河山拱手送给了自己的敌人，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以多败少的军事奇迹，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重大的灾难隐患。 有人认为是共产党挑起了战争，只要有共产党的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的力量确实壮大了很多，但国民党的力量更加强大，其军事力量明显高于共产党，而且国民党掌握了所有的国家资源，是战是和，完全可以由国民党主导。 蒋介石在逃亡到台湾以后，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认为军队的纪律涣散和政治动员不够是自己失败的主义原因，而这两点恰好是共产党军队的优点，但共产党的军队为什么纪律严明，为什么会有强大的政治动员，恰恰是你蒋介石的独裁将民主革命的大旗拱手送给了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动员民众，联合国内一切反蒋势力组成统一战线的最好的政治武器。 有人认为苏联共产党的援助是共产党成功的主要原因，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历史在任何情况下，外因都不可能成为决定因素。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革命思潮传入中国，这是客观存在，是无法避免的历史事实。如果我们将我们民族的灾难归咎于苏俄和马克思主义，那我们将落入历史宿命主义和外因决定论的俗套，因此，我们不能怪苏俄，更不能将我们民族的灾难归咎于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在传播到中国时，也夹带了大量的西方的先进思想，诸如唯物辩证法等，这对启迪中国人民的思想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在国共的争斗中，我们看到共产党的战略和战术明显高于国民党，这说明共产党在方法论上明显高于国民党。共产党在理论资源和思想深度上远远超出国民党，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 相反，国民党在思想建设上是软弱无力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理论资源和思想深度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现实的要求，三民主义只流于几个空洞的口号，没有具体落实到中国的措施，所谓军政训政的教条，成为蒋介石独裁的理论依据，起了思想上的反作用。至于一直被蒋介石推崇的王阳明和曾国藩，他们的思想代表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的一面，对解决中国近代的社会问题毫无帮助。理论上的软弱无力是导致国民党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国民党失败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政治上，国民党总是抱怨说共产党的军队太厉害，共产党的间谍太狡猾，这只能说明国民党太无能。无能的背后是政治上的被动导致的思想涣散，民心尽失，腐败丛生。北伐战争表面上看取得了成功，统一了中国，实际上，国民党政府逐步沦为蒋介石个人的军事独裁的工具。从1927年清共大屠杀开始，就埋下了国共争斗的祸根，西安事变的原因完全是蒋介石的错误造成的，不能归罪于张学良等人，设身处地的站在张学良的立场上来想，他能丢下国恨家仇来为你蒋介石来打共产党吗，蒋介石那种攘外必须先安内的策略实在是缺乏智慧的表现，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攘外来安内，利用外部的民族的矛盾来化解国内的矛盾，这样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在以后的抗日的战争中，蒋介石不仅在军事上指挥无方，在外交上也屡屡犯错，在美国对日海战取得节节胜利，日本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竟然允许苏联进入东北，既丢了外蒙大片领土，又损害了英美在中国的利益，更为不利的是东北尔后为中共提供了一块可以让他们任意发挥的天地，成为击败国民党的重要力量。这些事态的发展有很多是可以预见的，这种一举三失误的事例，在国际事务中实不多见。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没有得到美国的援助，更有一些人还指责美国，是美国对华政策导致了国民党的失败，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美国曾给与中国巨大的帮助，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美国人也明智的看到了只有一个民主的中国才能挡住苏联势力的扩张，为此他们极力调停国共之间，但无奈蒋介石的一意孤行，他们也只得作出他们自己的选择。事实上，如果不能阻止国民党的腐败，即使美国给国民党再多的援助，也不能挽回他的败局。 是蒋介石违背了中国的民意，错误的发动了战争，是国民党蒋介石拱手将民主革命的大旗送给了共产党，共产革命的暴力革命披上了民主革命的外衣，蒙骗了人民群众。他将美国人给他的用来打日本人的军事装备都送给了共产党，被共产党戏称为“运输大队长”。是国民党成全了共产党，蒋介石成全了毛泽东，中国流行的口号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或者“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历史的真相似乎是“没有蒋介石，就没有新中国”，虽然听起来很滑稽，但这是一个很沉重的事实。 我们不否认蒋介石辛亥革命后重建中国的伟大贡献和国民政府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不否认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但就事论事，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丢失大陆政权上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40 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大好形势被毁于一旦，中国人民再次与民主政治失之交臂，回忆这段历史令人心酸不已。 我们可以假设，当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如果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能够对民主的原理有应有的了解，能够顺应中国民众的和平需求，中国完全有可能走向和平民主的新的发展道路。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尽管后来他的暴政给我们民族带来就巨大的灾难，但我们对历史应当保持客观和理性的分析，我们不能否认早期的共产党人为振兴国家的革命精神. 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也没有天生的恶魔。共产党后来的暴政是由于49年以后中国政局出现一边倒，权力失去制约导致的。 民主是需要出现多种政治力量的相互角逐环境，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既是不可避免的事，同时它也是制衡当时的国民党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在三四十年代，民主已经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如果国民党能有容忍妥协的度量，不失时机的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组成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不仅能有效的掌控局势，保持政权的稳定，同时也有利于国民党自身的建设，马列主义的暴力特征也会在和平发展的环境中捉襟见肘，民族主义也可能转化为抗衡俄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力量，民主的政治条件哪怕是不完善的初级阶段，也是对抗共产主义和暴力革命的最好方式。在四十年代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共产党要打土豪分田地是很困难的。如果他们使用武力来搞乱国民政府，就会违背民意而使自己处于政治上的不利地位。而国民政府是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持秩序的，只要有一段相对和平的阶段，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就会在社会的治理中暴露无疑而遭到人民的反对。设想一下，如果国共之间的相持能持续到五十年代初或斯大林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产生，共产主义的意思形态开始崩溃之时，国共之间的斗争的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当然，这只是我们今天的假设，但历史是可以假设的，我们可以从假设中吸取历史的教训，这个宝贵的历史教训就是，民主建设一定要用民主的力量。在形势复杂的时代，一定要认清时代的特征，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牢牢的把握住政治上的主动权，才能掌控时局，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澄清了一些共产党的谬误，共产党能取得中国的政权，并不是她的所谓土地革命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也不是什么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策略的成功，既不是人民的选择也决非历史的必然。国民政府的应对失误导致的这场悲剧不过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偶然现象。历史的必然是：暴力革命违背了人民的意愿，靠暴力夺取的政权一定会土崩瓦解。 当今世界，极权主义已经发展到了赤裸裸的恐怖主义，极大的威胁世界和平，在如何有效的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国际社会似乎还缺乏足够的经验，还存在着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而中国民主进程很多经验和教训无疑是极有参考价值的。
当时，中国还处于中共长期的宣传和管控之下，社会主义还被认为是中国发展的方向，共产党的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将中国的问题归结为共产党政策的左右之争。根本不敢触动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虽然思想解放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在守旧势力的强大压力之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不能深入讨论下去，只能浅尝辄止，草草收场，对文革悲剧的制度和思想根源并不能深入探讨。 作为体制内的改革派，党的政策的的制定者和参与者，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共产主义理论的荒谬性，不可能认识到极权主义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的根本冲突，更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他们认识和分析问题所依据的思想武器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就使他们时时陷入了理论的误区和思想的困境。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看到专制的危害又必须自觉的维护这种制度，认识到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危害但又必须维护新的邓小平的权威。改革政治体制不敢触动党的领导，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上的困境决定了他们行动上的软弱性，当谈到极左路线的危害时，他们慷慨激昂，态度似乎很坚决，但一旦接触到党的领导和社会制度问题的实质，他们就不知如何是好，常常犹豫不决，模棱两可，左右为难，始终缺乏改革家所应有的决绝和勇气。 而党内顽固派大不一样，邓小平，陈云等人都曾经是党内高层核心人物。虽然他们曾受到毛泽东的排挤，但他们都是体制内的重要人物，也是毛泽东高超的统治艺术的忠实粉丝，他们深谙暴力和专制对他们政权的重要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他们的命脉所在。邓小平曾是毛泽东的内定的接班人选之一，他的基本思想和毛泽东差别并不大，在坚持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点上和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在文革中两次被毛泽东打倒，为他赢得了部分民心，也成了他以后的政治资本。他曾提出过政治体制改革的口号，但这只是一种策略上的需要，他需要向世人展示一个有远见的领导人和改革者的形象，以此来击败他的政治对手。通过反对两个凡是，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和对越战争等一系列政治和军事的手段，轻易的从华国锋手中夺过最高权力。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改革就是纠正左倾错误，解决经济困境的权宜之计，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改善和更加强化共产党的领导。他可以同意你重新评价毛泽东，同意你否定文革，甚至同意你探讨体制中的弊端，探讨改革问题，但是他绝对不允许你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共产党所建立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因为，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一生，与这个党，与这个制度血肉相连，与这个制度的许多弊端都密切相关，否定了党的领导，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否定了他们的一生，否定了他们为之终身奋斗的事业。在他们心中，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国无论怎么发展都绝对不能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更不能将中国发展为资本主义。多党制，三权分立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邓小平就定下了四项基本原则，将改革开放限定在一党专政的框架之内。 尽管毛泽东的极端做法遭到了破产，但毛泽东这面旗帜他们是不能丢的，否则他们就会陷入信仰崩溃之中。邓小平用他惯用的手法，提出全面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巧妙的掩盖了毛泽东的错误，而使共产党的思想信仰在新的形式下得到了延续。中国重新回到了毛泽东式的治理模式。 共产党的专制性质决定了以领袖为中心的个人专断的必然性，邓小平在打败了华国锋等文革干部派以后，重新确立了以他为中心的领导核心，以他党政军的资历毫无悬念的成为了党的领袖，垄断了一切话语权。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权力牵制局面到此终结，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戛然而止。 共产党对专制理论早有研究，几十年的统治经验并秉承中国丰厚的专制传统，深知意识形态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深知：如果让当时热门的真理标准，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等理论问题深入讨论下去，就一定会暴露出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荒谬性，从而危及他们的统治，所以他们竭尽全力的开始攻击这些异端思想的苗头，用一切严厉的手段打击党内的开明派，终止了异化问题的讨论，开展了对“苦恋”等的文艺作品的批评，开展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为思想解放设置了重重禁区。 但禁锢的闸门一旦被打开，思想就会沿着他固有的逻辑前行。共产党可以在党内通过组织原则控制思想，任意编造所谓的社会主义理论，扼杀党内的先进思想，但无法挡住真理的光芒。当时的中国，思想解放已成燎原之势，大跃进，文革给中国造成的灾难是如此深重，思想的逻辑很容易追溯到灾难的元凶。中国人民追求民主和自由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民国时代，无数民主斗士和思想先驱已为民主自由在中国传播作了铺垫，即使在三十多年的中共的暴政也未能将其扑灭。在文革最黑暗的年代，中国仍有民主自由的思想火光在闪现。1977年，北京西单民主墙和北京之春民主运动，主张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要求保障人权，实行民主与法制。这让中国人在经受长期的封闭的毛式理论洗脑教育后，又听到了那心中向往已久而一直被严厉禁止的声音。魏京生的五个现代化以中国人民熟悉的政治和经济的明显的逻辑关系，有力的嘲讽了中共的四个现代化的的虚伪性，在人们心中引起了经久的反响。 尽管中国真正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几乎被消灭殆尽，但文革后很多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逐步转变成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深层次的探讨中国问题，尽管他们都只能小心翼翼的，曲折婉转的提出他们的思想，但其思想深处，都无法回避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的问题。社会的实践也不断的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什么生产的发展总是与党的领导发生冲突？凡是经济发展快，生产恢复快的地方，大都是一些党的领导比较松弛的地区，一旦被领导重视，生机立即消失。人们怀疑社会主义制度，怀疑党的领导，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是很自然的事。对于文革的灾难和中国社会的弊病，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共产党政策的左右之争的解释。 随着经济的好转，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大量具有浓厚启蒙思想的书籍和刊物出版发行，西方主流文明思想开始在各地高校中传播开来 。对外开放的政策增加了与外国的交往，国外的新闻不断传来，中国公众大量接触到了曾经被认为是异己的，不可想象的文化和政治观念，中国人眼前展现出了关于现代社会的全新景观。人权。民主，自由选举，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三权分立等思想深深打动了中国人的心坎。 中国的八十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击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欣欣向荣，思想走向开放，民主自由的空气弥漫。但另一方面，当权者已从文革后的经济被动的局面走出，腰杆硬了，党的领导也在加强，保守的势力从新抬头，再次高唱着“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新旧势力都在不断前滋暗涨，思想矛盾被不断激化，冲突势所必然。 当权力重新被垄断，必然导致政治上走向反动，政治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停滞，党内的腐败也迅速蔓延。在高层的纵然下，权贵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意夺取财富，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贪污腐败，官倒现象，官僚权贵集团迅速壮大，引发了新的社会动荡和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 青年学生是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深受现代个人主义价值观影响，他们为社会取得的进步而欢欣鼓舞，也愿意为社会改革作出自己的努力，他们渴望一个更加自由的世界并准备为之奋斗。他们被热情所驱，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努力追求公平和正义。社会存在的贪污腐败官倒等现象和学生中成长的新理想主义严重冲突。但学生们没有像中国历史上那些，将社会的腐败仅仅归咎于某些贪官污吏，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他们能真正认识到这些腐败现象的根源所在，学生们认识到，只有民主法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他们走出校门，集会，游行，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的呼声切中当时的时弊，也直击权贵集团的核心要害。 这时的邓小平和党内那些元老，早已忘记了文革的痛苦，为压制党内迅速膨胀的自由化思想，邓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胡耀邦被罢免，方历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被整肃，学生运动被打压下去。但这种压制，是不可能让人信服的，反而加大和激化了矛盾。 1989年，冲突因胡耀邦的去世而突然爆发，胡是党内少有的思想较为先进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极左路线认识较为深刻，又因平反冤假错案而深得民众拥护。对学生他主张和平的解决，被认为是党内的开明派，人们对他被邓小平排挤一直不满，他的突然离世为民众聚集，发泄对当局的不满提供了机会，进而演化为一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邓小平不惜调动几十万军队，用坦克开进北京城的极端残酷手法，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对付学生。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 “六四”运动是中国人民民主诉求的一次伟大的实践。以北京为主全国众多城市成千上万的学生，民众争取民主与自由的自发的请愿，抗议运动，学生静坐，绝食，表示了高度的爱国激情。对国家前途和人民福祉的深深关切，表现了中国人民心中蕴藏已久的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和不懈的追求。其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学生通过反官倒，反腐败，直接表达了他们的民主诉求，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各种不敢触动统治者权威的公车上书，他们直接挑战了最高统治者的权威，对权贵集团作出了有力的抗争。运动宣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这是现代民主观念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结晶。 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不仅北京上百万群众自发的上街游行，支持学生，北京群众自发的阻拦阻止军队进京，就连一直被共产党牢牢控制的新闻机构，也在如实的报导事件的进程，甚至连北京的公安警察也深受感染。学生和人民群众在运动中表现的自觉和自律精神，令世人瞩目。学生们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勇于抗争的精神，可歌可泣，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六四”是中国人民的民主进程中的伟大丰碑，“六四”牺牲的英烈永垂不朽！ “六四“的参加者大部分都是衷心的拥护共产党领导，并充满爱国激情的学生。运动中他们也并没有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他们只是在反腐败，反官倒，要求新闻自由的口号下十分温和的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接受他们的意见只会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对于这样温和的政治诉求，邓小平却认为他们已无可退路，并不惜一切代价来镇压学生。这反映了中国政治的不可妥协性。民主政治和极权统治水火不相容。在中国，的统治历来是绝对的高高在上，其权威任何人不可冒犯。人们必须无条件的俯首帖耳，而号称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和中国专制统治者一脉相承，仇视人民为其本质。“六四”运动中本来存在很多和平解决的机会，但他们死死的抱住他们的权威不放，政治上毫不松口，连平等对话的机会都不给学生。中国的统治者为一己之私，攫夺权力是头等大事，其他什么都不重要。邓小平对国内的民主力量一直看不顺眼，早就想找个机会将国内民主力量彻底打垮，动用军队镇压可以说是蓄谋已久。 “六四”对全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使全世界人民认清了共产党极权统治的反动性质，八九年下半年苏联和东欧的巨变更是与中国发生的事件息息相关的，借助于现代传媒，共产党的暴行被当时还没有完全摆脱共产党控制的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人民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和中国人民有着类似的经历和相同的社会问题，中共的暴行引起他们的警觉和深思吗？当国内发生和中国同样性质的事件以后，他们的军队完全不愿顺从当局的意愿，毅然和人民站在一起，导致了苏联和东欧的解体，柏林墙倒塌。邓小平没有想到，是他的镇压加速了共产主义体系的彻底崩溃，他是真正的历史罪人。 “六四”之后，国内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骤然急停，反改革派又在悄悄行动，中国大有政治运动重新来临之际。邓小平为转移人民的视线, 缓和国内矛盾，提出了一些强调发展经济的口号，希望用发展经济手段和口号来冲淡人们的不满情绪，掩盖他们他们的罪行，为他们的血腥手段开脱。共产党从来都是政治挂帅，政治必须领先经济，现在不管姓社还是姓资，一味强调发展经济，其背后是政治上的虚弱心理，实际上已宣告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发展，造成这种进步的就是人民的力量，是“六四“运动汹涌澎拜的民主浪潮，”六四“学生的鲜血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六四”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分水岭，中国尽管经历了文革那样的灾难，但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中国人民仍然对共产党的充满信任。文革的灾难使体制的弊端彻底暴露，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同时中共内部还是保留了相当多的有良知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此时国际上资本主义在蓬勃发展，亚洲四小龙经济强盛，而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已走到了尽头，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一条共产党改弦易辙，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如果中共能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时期，渐进改革，逐步实现民主宪政，不仅可为中华民族建立不朽的功勋，也可使其自身实现向现代化政党的过度的华丽转身。但邓小平用坦克和机枪彻底断绝了这个可能性，走向了与人民为敌自取灭亡的不归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虽然党内政治体制改革呼声强烈，但中共实在无法从“六四”镇压带来的政治上的被动和意识形态的困境中走出，只能在法西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成为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恐怖主义组织。带给人类灾难，也毁灭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