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任職香港共黨報紙的日子（四）

中國人社會上詐下愚

談到在共產黨報刊的工作，好多往事湧上心頭，讓我回想過去，從剛進這間共產黨報紙初時的興奮，到意興闌珊，默默的離開。

我在這個地方，遇到過那些我沒想到會遇到的大作家，例如好多人當作歷史書的「金陵春夢」作者嚴慶澍，他是副老總。 

我遇到梁羽生，雖然只是一面之緣，當時他來探班，就站在我身邊跟一位前輩交談。我下意識即能猜到他就是梁羽生。他的衣著是現代服裝，但整個人的談吐、氣質，是古代人。我如此描述，完全是褒不是貶。 

那些同事，尤其是感情曾經如兄弟姊妹般的記者同事，他們其實好單純，用今日的話來形容，是「真心膠」（黏著）。他們愛國，是不是同時愛黨？我不知道，但他們接受「有牌的話事，冇牌的做事」(共產黨員掌權，非黨員只能做事)，理所當然，不覺得欠妥。 

至於那些我幾乎可以肯定是共產黨員的，包括羅老總羅孚，其實一樣，都是好單純的人。 

我不相信，羅孚沒有理由會當美國特務。可是審訊不公開，但他自己含含糊糊好像承認了控罪，判囚十年，實際上卻不用坐牢，而是軟禁。 

我只是胡亂猜，會不會他又是因為黨性太強？不過他黨性雖強，但沒有害人。 

以下是我所猜的：他有他的領導，他的領導會不會是廖承志呢？當年的港澳辦主任廖承志。 

羅孚從事香港文化界統戰工作，向廖承志負責，羅孚在做統戰工作時做過了頭，和他的統戰對象走得太近、太close，一個不小心做過了界，被人家打報告。很不幸，廖承志在這個時候往見先帝毛澤東，沒有人知道羅孚在做甚麼，沒有人站出來保羅孚。 

由於羅孚的黨性實在太強，肯吃虧，美國特務這條罪，他都可以啃得下。羅孚黨性強，但他又是個與人為善的大好人、大大好人。 

這都只不過純屬我揣測而已，很難找到實質根據。 

你知啦，尤其是共產黨說你是，你怎可以不是，在大陸上法庭，吿得你，法庭審訊結果絕少是罪名不成立！如果真的罪名不成立，無罪釋放，那麼黨的面子要擱哪去？為了維護黨的面子，所以就承認囉，反正一切事前都已經談好，不用你真的要坐牢，給你一個地方好好休息、看看書，悠哉悠哉，還有專人侍候，就當作退休。 

羅孚的兒子羅海雷曾經寫書寫他的父親，也是如此說，他說他父親是愚忠嘛。 

我又突然想起四十年代有位學者陳寅恪，他曾經指出過，中國人社會，上詐下愚，處於社會上層的奸詐，這些人是權貴，他們握有權力，占據統治地位，處於社會下層的一般人愚笨，被人操弄。 

我以前是羅孚粉絲，讀他寫的文章，他好推崇陳寅恪，但似乎羅孚自己都走不出陳寅恪所指出的中國人社會上詐下愚的格局。 

不僅中國人社會如此，現在海外華人的社區都如此，實在好無奈。 

如果說，我離開這間共產黨報紙時，唯一替我farewell的同事是一個仍然擁有人性臉孔的共產黨員，那麼，羅孚應該是另一個，曾德成當然不算。 

我幾乎忘記了透露那位同我farewell的同事名字，他叫李其燊。 

由於被調去紐約，所以他也一家移民去美國。那麼，是誰調他呢？先由另一間在香港的共產黨報紙調來我當記者的那間，後來又調去美國，是誰可以把人調來調去的呢？用不著我說，還會是誰。 

香港以至美國的一些報紙，他們背後都有一個組織，甚麼組織？不用我說出來，你懂嗎？ 

還有還有，我似乎停不了，但是我說的不是我的同事，而是有一次在外面採訪時，我居然遇到一位新華社真記者。 

他真的能拿得出一張名片，寫著新華社記者。他真的是來採訪。以前我在某些場合遇到的新華社人員，都是掛名甚麼甚麼副總編輯，其實他們的工作與新聞完全無關。 

我記不起當時是甚麼事，可以吸引到新華社記者都出來採訪。 

他這位稀客，印象中完全是表叔的樣子。 

當時香港人開始形容，特別是在灣仔華潤公司附近街頭出現的大陸外派人員，稱他們做表叔。 

這位新華社真記者就是那個樣子。這位表叔可能習慣了在大陸事先安排好的採訪，再加上他不懂廣東話，不知所措，所以當時我主動全程為他提供協助。

捏死你，就猶如捏死一隻螞蟻

我是背負著沉重的家庭經濟負擔離開報館的。在經濟壓力下，我幾乎把我一直耿耿於懷、被懷疑是特務的事忘記了。 

我先去了一間做大陸生意的公司打工，在頭一年經常去廣州。 

我在廣州結識了一位來自北京的朋友，我們相當投契。 

這位朋友有好多關係，返大陸做生意，關係好重要，所以必須承認，我多少是帶著功利的原因和他成為死黨（好朋友）。 

他也把我視為死黨，經常幫忙，替我解決問題，介紹關係給我。 

似乎在大陸好多人心目中，記者的社會地位頗高的，人們認為記者有文化，記者是一個備受尊重的職業。 

這位廣州朋友，祖籍廣東，但看來看去都不像廣東人，原來他是在北京長大。 

在所謂解放的時候，跟隨共軍南下然後當官的，叫南下幹部，但這位朋友的父親相反，是個少有的北上幹部。所以，這位朋友是在北京長大，飲北方水，不像南方人。 

他一口北京口音，夾雜北京土話，聽他講廣東話，完全不會相信他是廣東人。 

他屬於幹部子弟，在北京的幹部大院長大，和一些高幹子弟一起長大，今天這類人被稱為紅二代。 

我在共產黨報紙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我稱他們為紅二代，嚴格來說，其實只是開玩笑而已。 

紅二代，要看其父母是誰，份量夠不夠，父母當上京官的，就差不多啦。 

所以紅二代，是權貴的同義詞。我老婆根正苗紅，我笑稱她為紅二代，開玩笑而已，用香港的俗話來說，摱車邊都冇份（沒資格）。 

我岳父以前在海豐他的老家打土豪分田地，都不過是個小屁民，好聽點說，是個所謂革命群眾，就算動手過殺地主，都算不上甚麼。 

現在共產黨有黨員九千多萬。這九千幾萬黨員當中，他們的父母早就是黨員的，那麼這些黨員的子女算不算紅二代呢？父母不是黨員的，但自己是黨員，那麼，自己的下一代又算不算紅二代呢？當然不是啦。 

我曾經遇到過有來自偉大祖國的同胞，好自豪地自稱強國人，「我是強國人，中國成為強國，我自豪，我是強國人又怎樣！」 

我還不曾遇到過有人自稱紅二代。強國人可以亂認，可以自認，紅二代沒有人會自認敢自認的，因為在那個偉大祖國，紅二代不是隨便可以認，你算老幾啊？想攀附？想錯你的心，走開點啦。 

九千萬黨員，其中大多數，用俗話來說，只不過是共產黨的嘍囉、小弟而已。 

在離開了共產黨報紙的那頭兩三年，我的工作不大穩定，有時甚至只幹了幾個月就拜拜，後來稍為穩定一些，開始經常去北京、上海，有時去南京、大連，尤其是在北京，我去得最多。 

透過我那位北京長大的廣州死黨，我很快就在北京結識了好幾個私人朋友。 

我也曾嘗試過做自己的生意，不再替人家打工，但別人可以賺到盤滿砵滿，我卻很失敗，開始知道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子。 

不過，在北京的那兩三年，最重要的是增加了對大陸社會、對共產黨的認識。 

我認識的那些人相當複雜，包括公安，他們多是幹部子弟，和這些幹部子弟混得相當熟，經常進出他們的甚麼幹部大院，所謂幹部大院，就是香港人所稱的政府宿舍。 

大家的年紀差不多，混熟了之後，見面時就無話不可說，甚麼話題都可以。 

其實當時他們都好想走出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我在和他們相處之時，所透露的資訊，多少可以滿足到他們。 

當時是八十年代初，這個時期可以說，是大陸最開放的時期，言論好開放，一見面，他們愛開玩笑般爭相數落共產黨，臭罵嘲諷共產黨，不是今天那樣，禁止妄議中央，這樣不行那樣不准，有所謂七不講。 

有一次，在聊天擺龍門陣的時候，我提起幾年前的西單民主牆事件。 

我那位在廣州認識的死黨都在場，他對西單民主牆事件有這樣的見解。 

他說，在中國，像魏京生那樣清醒、能夠清楚看穿共產黨的，有千千萬萬，但好像魏京生這幾個人如此笨，會走出來說出來的，全中國就只得他們幾個。 

我這位廣州死黨，後來移民離開他長大的中國，還早過我移民離開香港。當我在北京試圖建立起自己的事業之時，我仍未有移民的念頭。 

我甚麼時候才開始有移民的打算呢？讓我先說一些事情。 

我說的是我以前在香港一間共產黨報紙當記者時，我的老總羅孚。 

說起羅孚，當年有資深同事有時會好親切般用「羅斯福」來提及羅孚，有時又會開玩笑用接近諧音的「老屎忽」（老屁股）來提起他，「老屎忽」的確有點不雅，但沒有不敬之意，純屬貪玩，隨後哈哈哈。 

之所以後來羅孚被指特務，報館內召開全體員工大會宣布，據我所知，好多人都不相信，只不過沒出聲，上面說甚麼就甚麼囉。 

中國人就是如此，尤其是在這些共產黨單位工作的員工。 

說回羅孚，我是於讀報時才知道他在北京被軟禁，時不時又有消息傳出，有人在王府井的書店見到他，又有報導，有個別的老同事去過他被軟禁的地方探羅孚。 

於是，我趁我在北京的時候，都想去見一見我這位老總。 

羅老總不是對我特別好，他對誰都好，我亦不曾得到過他特別的教誨。總之，畢竟在我心目中，羅孚的為人，好值得我尊重。 

就是如此，我趁我在北京的時候，問起那有公安背景的朋友，可不可以幫忙，打聽一下羅老總被軟禁在哪裡，我可不可以找個機會去探訪羅孚。 

羅孚是誰？他們不知道，香港人會知道，但是他們從未聽聞其人其事。 

於是我向他們介紹羅孚被指特務之事，這個時候，我衝口而出一句，我也曾經被懷疑是特務，報館在外面查我。 

在這個時候，我的廣州死黨問我，為甚麼我當時不趕快走。他說，被指特務這種事好嚴重。 

他說，你的老總有名有姓，你沒有，你甚麼都不是，捏死你，就有如捏死一隻螞蟻，沒有人會關注。 

其實在大陸求發展事業的好幾年，我都知道，每個人都有份檔案，這一份檔案放在單位那裡，跟隨著這個人一生，你轉單位，這份檔案跟著你轉去你新的單位，沒有工作單位的，也有一份檔案，檔案就放在甚麼街道委員會之類的地方。 

我雖然是香港人，但在共產黨的機構工作過，尤其是報館這些新聞單位，又是編輯部，我一定有份檔案在他們那裡。 

我這份檔案是怎樣寫我，沒有人知道，我自己更不知道。 

這個亦是我為甚麼在一九九七年中共取得香港主權的時候，移民離開香港的其中一個原因。 

這個原因就是恐懼，我比其他人心中的恐懼，是更實實在在的恐懼。 

總之，我是想說，當我開始知道我被懷疑是特務，在外面查我的那一日開始，這麼多年以來，我只懂得憤怒，好沮喪，工作失去動力，而這位朋友的提醒，我才開始懂得驚慌，以前不知死，現在才開始知死。中共就是以恐懼來治國。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報紙記者，現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