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自秦始皇以来根本没有改变过 我的这个女婿，毫无疑问，有他头脑清醒的一面。 在我谈他入党这件事之前，我要先说一下我对中国的一些个人观察。 我身边，我的亲戚朋友，几乎都是所谓爱国的，热爱中共所建立的那个中国。 有时在闲谈的时候，风花雪月之际，多少仍会涉及到政治与历史啊这些事情，有几次，我发表我的一些看法。 我说，中国的事情不难理解。古代的中国有甚么，今天的中国也有甚么，古代会发生的事，今日都会发生同样的事，现在的中国，不是现代国家，你把今日的个中国当成古代国家，那就好多事情你都会看懂，二千年以来自秦始皇以来，中国根本没有改变过。 我好几次和朋友分享我这个看法，他们没有一个同意。 他们的理由好简单，今日的中国有高铁、可以上太空探月、有核子弹，怎么会是古代国家呢！ 但是，但是，有一个人，他听完我的见解之后，想都不用想，回应一句：是呀，现在的中国是秦朝啰！ 这个人如此清醒，是谁？ 他就是我那个基督徒女婿。 我这个女婿，既是基督徒，在教会从事青少年事工的基督徒，同时又是共产党员，毫无疑问，他比好多好多人聪明。 他可以看穿中共所建立的那个国家，只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延续到今日的最新一个朝代，他看得出尤其是今日的共产党取得政权执政之后，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利益集团，国家不过是党用以欺骗和控制人民的工具而已。 入党做党员，他的领导和他，以至整个党，大家的关系只不过是互相利用，各为私利，现在爱国爱党有好处，提供发财机会。甚么理想，都是假的，再没有人真的听党话跟党走啊！不过自己不信，却叫人家相信，相信的都是傻瓜大笨蛋。 我这个基督徒共产党女婿，或者是共产党基督徒女婿，总之就是拥有两个不可能相容的身分。 我这样一个女婿，以为自己做了一个聪明的选择，聪明的同时也是做了个愚蠢的选择。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中国任何朝代，都有改朝换代的一日。今日的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千秋万世永远执政下去。 简单来说，2018年，也就是习近平修改宪法那一年，大概是中共自信心达到巅峰的一年，是中共如日方中的一年，所以习近平信心可以膨胀到敢去修改宪法，无限期做下去，确立他自己定于一尊的地位。 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的作风，全无制衡，早晚带领他的党他的国碰个头崩额裂。于是乎，贸易战、小英连任总统、香港反送中，连续吃了三场败仗，连闯三个大祸。 中共是一条贼船，习近平定于一尊，早晚闯祸，坑害整个党整个集团，中共这条贼船是一条下沉中的船。 中共这条贼船沉得有多快，没有人知道，但肯定已经在下沉中。 所以我说我的女婿确实聪明，他上贼船揾著数（占便宜）谋发财机会，但他究竟知不知道这条贼船将会成为沉船呢？ 所以我说他既聪明的同时也愚蠢。 当然啦，相信许多爱国爱党者并不会与党和国家天长地久，而只求眼前机会，贼船沉得差不多，肯定有些人头脑能够足够清醒，会走避得及，及早跳船。中国人就是如此，自私自利。 再说我的女儿，我不会因为她没有反对没有阻止她的老公入党而与她割席。 我问过她，有没有祈祷问过主耶稣基督这个事，主耶稣基督又是怎样跟她说？她没有回应我。 每次当我谈起她老公入共产党的事，当我批评共产党的时候，她就会骂那些暴徒扔汽油弹破坏社会。 我很难接受她的态度，但不会与她割席，毕竟她是我的女儿。 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几乎全都是这样的人，“红蓝丛中一点黄”，就只有我这一点黄。 我不会与他们割席，最多就是不主动、不回避。 对别人如此，我又怎会与我的女儿割席呢！不过，她是我的至亲，她的这种行为，令我好伤心好伤心，伤透我的心。 红丝奸诈 蓝丝愚笨 我的共产党基督徒女婿，他既聪明又愚蠢，而我的虔诚基督徒宝贝女是笨、愚笨、大笨蛋。 你知啦，蠢同笨是有分别的。 蠢人有机心、有计算，蠢人做蠢事，其实是以为自己这是个精明的选择、聪明的方法。 笨人呢？傻呼呼的，脑袋进水啰。 我这个女儿，接受过那么多年的教育，竟然不明事理，利欲熏心，分不清黑与白，缺乏判别是非的能力。 孔夫子提出过，人有上智下愚之别。大学者陈寅恪指出过，中国人社会上诈下愚，在社会上层的权贵以及统治者奸诈，一般中国人愚笨，被人玩被人操弄。 我大胆提出“红诈蓝愚”的看法。红丝奸诈，蓝丝愚笨。 蓝丝愚笨，我指的是真心的蓝丝。蓝丝知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被人愚弄呢？愚弄他们的是藏身后面的红丝，即是共产党。 我的基督徒共产党女婿，就是个红丝，而我的虔诚基督徒宝贝女则是个蓝丝。 我这个基督徒共产党女婿在人们面前，人家会以为他们是蓝丝，其实是个假蓝丝，撕开蓝色的表皮，里头是红。 在去年香港的民变，历史书称之为民变，现代人叫这些为逆权运动、民主运动，或者更具体，反送中、反修例运动。 我的女婿在Facebook当护旗手，有人说护旗手舔共，其实怎会是舔共呢！本来就是共嘛！舔甚么共呢！ 我形容他们是蓝皮红骨，蓝色的皮，撕开蓝色外层的皮，里面是红色。 重复一次，蓝丝都有真假之分，真蓝丝是笨、愚笨，假蓝丝其实是红丝，奸诈，愚弄蓝丝。 我的基督徒共产党女婿算是个有点聪明的人，他想也没想，不假思索，就指出现在的共产党就是秦朝。 他能看得穿共产党就是秦朝。 你知道秦朝是甚么东西啦，秦朝对老百姓的监控好可怕。 在秦始皇的年代，你有本事的话，可以匿入深山，寻找桃花源，历史上称为避秦，秦始皇找不到你，但现在的是加强版的秦朝，是现代科技版的秦朝。 现在的秦朝更可怕，比二千年前的秦朝更可怕。 以前我在香港某间共产党报纸工作过好几年，被怀疑是反共特务，查我查到在外出面。我有份档案在他们那里，那份档案怎样写我？我不知道。 几十年前的档案是手写版，只放在一个地方，现在的档案应该都是电子版，在整个中国，包括他们控制下的香港，只要敲两下键盘click一下，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一下。这不就是对当事人的威胁啰！ 我在他们手上的那份手写版档案会不会已经变成电子版呢？档案里头是怎样写我的呢？对我有怎样的结论呢？会不会有一日觉得要找我来补充update一下这份档案呢？想到这些，越想就越觉得恐怖！ 那么多年以来，我不懂得害怕，不害怕就没问题，懂得害怕之后，就越想越感到不安。 我在明，他们共产党在暗啊！ 我还有一些话要说。当我的女婿透露了他即将入党的时候，我劝过他不要入党。 他这个时候恢复了几分理智，没有先前那么生气。 我劝我的女婿，不如离开大陆，你既然一早就拥有加拿大国籍，不如返回多伦多。 他说多伦多没发展，他要留在大陆，在大陆才有发展的机会。 难怪入党那么吸引他啦，一天到晚大湾区前大湾区后，这是利诱。 此时他的怒气已经消减不少。当时他有一句话，我很深刻，超级深刻。 他说：“到了某个位置，你不可能不入党啊！” “到了某个位置，你不可能不入党啊！”这不就是威迫啰。 让你入党，发展你成为党员，给机会你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你拒绝，那么，你过去许多年的努力会怎样？你自己好好想清楚。 岔开不再谈我这个女婿，我现在要谈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官员，特别是警队一哥邓炳强、入境处处长曾国卫，还有其他的高官，我敢一千个percent肯定，他们都是共产党，因为“到了某个位置，你不可能不入党啊！” 入共产党可以发财，我去年六月底自香港回到我定居的地方，当时华人社区蓝黄撕裂仍未如今天如此明显。 我与一位好朋友提及我的女婿入党的事，他反应好平淡，“入党对发展个人事业有帮助，没有问题啊！” 你以为共产党是个商会组织吗！我为之气结。这位仁兄还是个基督徒！ （全文完）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报纸记者，现居加拿大。
共产党要求根正苗红 大概在十年八年前，我在香港遇到一位当年在那间共产党报纸共事过的同事。 他和我一样，是很少数不是所谓“爱国学校”出身的记者，这位老同事思想慎密，思维模式亦接近正常的普通的香港人。 不过，放上今日的蓝黄光谱，他应该都是蓝丝(香港亲政府份子)。其实我的朋友，包括兄弟姊妹，甚至我回流香港的女儿，都是蓝丝，有点钱的、上了点年纪，多属蓝丝。 不说这些，回说我和这位旧同事多次叙旧，因此，有一次，我提及当年我被怀疑是特务之事。当时他已经辞职转行做生意，不再在那间共产党报纸当记者，所以他不知道发生在我身上之事。 我们谈了很久，又见面讨论过，可能两三次。他给我的看法是：罗孚被指特务，我被指特务，两件事有没有关系？可能有，可能没有，最后相信没有。 他认为，如果有的话，给我个任务出差返大陆，过了罗湖桥就可以抓我，而且，我一直待在报馆那么久，仍不自行了断辞职离开。 他又提出另一个可能：曾德成开口问我，暗示我可以入党，而我居然反应如此平淡，出乎曾德成意料之外。叫你入党，你不入，太不给面子啦。 我这位老同事跟我说，不用太担心，曾德成可能只不过是找人在外面放消息，查我的目的，是想把消息传回我的耳朵，再说白一点，其实是想吓跑我，不想让我留在报馆而已。 我这位老同事的分析究竟是对是错？我一直不敢肯定，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档案究竟是怎样写我。这就是共产党之所以恐怖。 当年我到这间共产党报纸当记者，我不是应征的，他们也不会如其他报纸般公开招聘员工。 我那份工作是我阿哥介绍。我阿哥在美国留学过，中共对这些海外留学生几十年来一直有做统战工作，我阿哥在读中学时，已经去学友社。 许多人都知道学友社是甚么东西，表面上是唱唱民族歌曲跳跳土风舞，帮学生补习温功课，当然不是啦。 学友社是甚么？看现在定居温哥华梁慕娴写的“我与香港地下党”这本书，就可以知得一清二楚。 我跟我阿哥的关系，自从三十年前“八九六四”事件以来，一直就有问题，彼此价值观念不同之故。价值观念不同，渐行渐远渐无声，是可以想像的发展结果。 我不会与人吵架，只是疏远他。 但是有一次，我亦曾经向他透露我被怀疑是特务之事，因为他应该知道此事。当时报馆查我，应该首先会从这位介绍人开始查我。对于此事，我阿哥没有任何反应。 我去年在香港的时候，与一位相识快半个世纪，但二十多年来没见过面的朋友重逢。 他向我透露了好多事情。 这位朋友跟我一样，年纪一把，不过还要打工谋生，孩子还小的缘故。他说，政治耽误了他的一生，准确一点来说，搭上了共产党，影响了也耽误了一生。 他年轻时候，在学友社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的外围社团好活跃。 表面上，他参加公馀活动，其实，他在出面打工，有份做不死人的轻松工作，好像有份正当职业，给人以为他是就业青年，事情并非如此，他的精力放在青年组织工作。 当年，我就是参与保钓运动，“百足咁多爪”（活跃），因此在文社活动中结识了这位朋友。 当时，我自以为是文青（文艺青年），香港有不少这样的团体。当时香港的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多元，既有人们所称的飞仔飞女（不羁男女），亦有文艺青年，有各种欧西流行歌曲歌迷会，或者是陈宝珠萧芳芳之类的影迷会，亦有一些吸引文艺青年的各种文社，谈文说艺，讨论新诗小品文创作以及历史哲学思想。 我这位朋友，他就是在那些学友社之类的地方见过我阿哥。 在那些地方或者场所，你可能都会知道，基督教会的团契，团契分成不同的cell group，共产党亦如是，可以说，理念不同，但形式差不多。 我这位朋友认识我阿哥，他在那些地方见过我阿哥，还有梁锦松。 我阿哥同梁锦松同属一个cell group，大家应该知道梁锦松是谁，董建华做特首时的香港财政司长。 我这位朋友在“八九六四”期间跟共产党割席，脱离共产党，不再参与他们的任何活动，不再联络以前那群人，包括断绝与他的上线来往，他的上线，大陆叫领导，香港人叫上线。 他一心想著要重新出发，希望能找一份正正式式的工作，希望成家立室，再不理世事。 糟糕！此时他的年纪已经来到奔四之龄，那么多年来为党做社团工作，以致自己无一技之长，找不到甚么好工，去读书进修增值，增加找份好工机会，亦已经不可能。 他跟我说，在他好沮丧的时候，也就是他脱离共产党一两年之后，他在路上遇到他的上线，他的上线好关心他的生活情况。 当时香港工业仍未全部北上大陆，香港还有个别工厂大厦建成使用。 我这位朋友的上线表示，可以帮他找条出路，解决生活问题，表示可以帮忙搞个印刷工场，在一座新建成的工厂大厦找个铺位，开印刷公司，客路不用愁，资金不是问题，可以帮忙搞掂一切。 但是，我这位朋友依然拒绝。他说，如果当日答应了，他今日可以赚到盘满砵满，因为建制派有海量的订单给他，印刊物印文宣造banner，停不了手。 我那位在“八九六四”期间脱离共产党的朋友透露，我阿哥有另一个身份，我阿哥是共产党，在香港的共产党地下党员。 接著，至于为甚么我会被怀疑是特务，入了这间共产党报纸之后，还要在外面查我，我这位朋友提供另一个看法，就是我未算根正苗红，来历始终不明，人家爱国有往迹可寻，而我没有，起码不足够。 再说，在半个世纪前认识的一位在香港的朋友，他曾经是火红年代保留学籍的学生会干事，后来他把儿子送去那些甚么爱国学校染红，染成红色，来凸显爱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 我们的这位共同朋友，年轻时候表示过，要做职业革命家，用我们今日的语言，比较接近的是从政，但比从政更显决心。 他加入民建联那么多年，依然得不到信任，上不到位，原因可能可能就是一个，组织始终认为他来历不明，根不够正，苗不够红。 何况他也年纪一把，如果要培养，都不会培养他，一九九七以来，大批年轻的争著入党争著上位，他怎能争得过众多的后起之“兽”呢！ 怀念港英 讨厌港共 我那位在“八九六四”期间脱离共产党的朋友，他还向我透露，我们以前在香港的文社认识的一位朋友都是共产党员，与他一样，七十年代初入党。 我与这位朋友没有见面已经二十几三十年，当年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没有联络，我只知道他是工程界一些团体有职务，好活跃。 这位朋友前年离开这个世界，死前一年改信耶稣基督，其实在他死前好多年已经疏远共产党，因为香港始终不是中国，中共对他们的党员的控制没有那么严。 以前的共产党员，在香港的，应该大多数都是为了理想，可以说，是被共产党以甚么理想啊来骗人入党，壮大自己的实力。 共产党在打江山的时候，就已经如此，任何阶层他们都骗，骗所谓民族资本家、骗知识份子、骗年轻人，接受过高深教育的被他们骗，没接受过高深教育的一样更被他们骗，骗尽所有人。 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只用“打土豪分田地”六只字来骗，就已经足够。打土豪分田地，清楚易明，就是杀地主占田地那么简单。 受过教育的，还要用甚么民主啊、自由啊、平等啊来骗，于是甘心情愿为他们共产党付出生命抢夺江山。 但是共产党成功夺取江山之后，那么多年，现在再使用这一套，当然不行啦！共产党自己自己都不相信，还可以用来骗人的，剩下来的就只有民族主义。 当年我在那间共产党报纸的同事，我相信他们都是好人，都是有理想的。 现在那些就不是啦，听说，八九六四之后，报馆已经换血，减少聘用本地香港人，改为聘请来自大陆的所谓新香港人，说不定，干脆自大陆安排人员到香港，尤其是编辑部这个最重要的部门。 先说一件事，三十年前八九六四期间，香港有两次百万人游行，支持北京民主运动。我一家大小都参与过。三十年后，也就是去年的六月九日，香港又再出现百万人游行反送中。当时我在香港，我有参与。 我从铜锣湾出发，在炮台山地铁站下车，在站内被困，起码也有一个小时，塞在里面无法出闸，结果在当日下午两点钟，才成功离站，游行来到金钟，差不多要十个小时。 游行期间，我有感而发。 三十年前的百万人游行，得到港英警方配合，游行虽然人多，但好顺畅，几个小时已经行完。 三十年前我是带著我的女儿一起游行的，于是我给个WhatsApp跟她说，其中有句调皮话，八只字：“怀念港英，讨厌港共。” 同样那么多人，一百万人，三十年前港英警察好配合，游行好畅顺，三十年后，港共警察却千方百计来阻拦，因此游行不止十个钟头。 好与坏，是由比较而得出的，所以我和我的女儿说：“怀念港英，讨厌港共”。 去年六月九日，当时我住在我女儿家，那一日我外出参加反送中游行，凌晨两三点，我才回到家。 第二、第三日我都好疲累，没外出，不过，在这第二、第三日，我已察觉到气氛有点诡异，尤其是我的女婿黑口黑脸。 第三日晚饭时间，他终于安捏不住问我，六月九日那天我哪儿去？是不是参加游行？ 我当然承认，我没理由否认。我女儿夫妻俩开始指责我，尤其是针对我在WhatsApp那八只字：“怀念港英，讨厌港共。” 我那个平时超虔诚的女儿，指责我不爱国。我那位同是基督徒，我看著他接受洗礼的女婿，在这个时候冲口而出一句：“我还有十日就要入党。” 言下之意，当然是指我也这个时候参与这些共产党不喜欢的活动，如果给他的领导知道了，会对他有影响啊！ 我这个女婿在大陆做生意。共产党看上他，让他入党，是认为他有利用价值。 虽然我的女婿好清楚共产党的本质，但他对中共抱有很大的期望，一天到晚大湾区前大湾区后，又透露过他跟香港的那些臭名昭著的福建社团好相熟，又认识那位人称“何已完”的何君尧。 他对中共抱有期望，当然一切是为了利益。 在反送中一百万人游行的几日之后，也就是六月十六日，两百万人游行反送中那一天，中午我前往维园之前，我和我的女儿再交谈了一次。 我问她，为甚么不阻止老公参加共产党？我的女儿坦白的承认：是呀，就是为了钱。 我无言以对。 我得承认，我这个人反应并不敏锐，好平庸，我曾经在那份共产党报纸出过一阵子锋头，只不过是当时的同事都是来自左派学校，思想有个框框，而我的思维方式接近外面的行家，所以我有过出色一点的表现，这是跟同事比，与其他报纸比，就不算甚么。 总之，我在言语冲突中，即吵架时，我的反应迟钝。我如此平庸，这亦是为甚么我离开那间共产党报纸之后转行，没有去其他报馆求职的原因之一。 回说我女儿的事，我当然不开心。她的价值观与我的不相同不一致。她是基督徒、虔诚基督徒，但为了金钱，不反对老公入共产党，爱耶稣，同时又可以爱国爱党。这就是香港的典型建制派。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报纸记者，现居加拿大。
中国人社会上诈下愚 谈到在共产党报刊的工作，好多往事涌上心头，让我回想过去，从刚进这间共产党报纸初时的兴奋，到意兴阑珊，默默的离开。 我在这个地方，遇到过那些我没想到会遇到的大作家，例如好多人当作历史书的“金陵春梦”作者严庆澍，他是副老总。 我遇到梁羽生，虽然只是一面之缘，当时他来探班，就站在我身边跟一位前辈交谈。我下意识即能猜到他就是梁羽生。他的衣著是现代服装，但整个人的谈吐、气质，是古代人。我如此描述，完全是褒不是贬。 那些同事，尤其是感情曾经如兄弟姊妹般的记者同事，他们其实好单纯，用今日的话来形容，是“真心胶”（黏著）。他们爱国，是不是同时爱党？我不知道，但他们接受“有牌的话事，冇牌的做事”(共产党员掌权，非党员只能做事)，理所当然，不觉得欠妥。 至于那些我几乎可以肯定是共产党员的，包括罗老总罗孚，其实一样，都是好单纯的人。 我不相信，罗孚没有理由会当美国特务。可是审讯不公开，但他自己含含糊糊好像承认了控罪，判囚十年，实际上却不用坐牢，而是软禁。 我只是胡乱猜，会不会他又是因为党性太强？不过他党性虽强，但没有害人。 以下是我所猜的：他有他的领导，他的领导会不会是廖承志呢？当年的港澳办主任廖承志。 罗孚从事香港文化界统战工作，向廖承志负责，罗孚在做统战工作时做过了头，和他的统战对象走得太近、太close，一个不小心做过了界，被人家打报告。很不幸，廖承志在这个时候往见先帝毛泽东，没有人知道罗孚在做甚么，没有人站出来保罗孚。 由于罗孚的党性实在太强，肯吃亏，美国特务这条罪，他都可以啃得下。罗孚党性强，但他又是个与人为善的大好人、大大好人。 这都只不过纯属我揣测而已，很难找到实质根据。 你知啦，尤其是共产党说你是，你怎可以不是，在大陆上法庭，吿得你，法庭审讯结果绝少是罪名不成立！如果真的罪名不成立，无罪释放，那么党的面子要搁哪去？为了维护党的面子，所以就承认啰，反正一切事前都已经谈好，不用你真的要坐牢，给你一个地方好好休息、看看书，悠哉悠哉，还有专人侍候，就当作退休。 罗孚的儿子罗海雷曾经写书写他的父亲，也是如此说，他说他父亲是愚忠嘛。 我又突然想起四十年代有位学者陈寅恪，他曾经指出过，中国人社会，上诈下愚，处于社会上层的奸诈，这些人是权贵，他们握有权力，占据统治地位，处于社会下层的一般人愚笨，被人操弄。 我以前是罗孚粉丝，读他写的文章，他好推崇陈寅恪，但似乎罗孚自己都走不出陈寅恪所指出的中国人社会上诈下愚的格局。 不仅中国人社会如此，现在海外华人的社区都如此，实在好无奈。 如果说，我离开这间共产党报纸时，唯一替我farewell的同事是一个仍然拥有人性脸孔的共产党员，那么，罗孚应该是另一个，曾德成当然不算。 我几乎忘记了透露那位同我farewell的同事名字，他叫李其燊。 由于被调去纽约，所以他也一家移民去美国。那么，是谁调他呢？先由另一间在香港的共产党报纸调来我当记者的那间，后来又调去美国，是谁可以把人调来调去的呢？用不著我说，还会是谁。 香港以至美国的一些报纸，他们背后都有一个组织，甚么组织？不用我说出来，你懂吗？ 还有还有，我似乎停不了，但是我说的不是我的同事，而是有一次在外面采访时，我居然遇到一位新华社真记者。 他真的能拿得出一张名片，写著新华社记者。他真的是来采访。以前我在某些场合遇到的新华社人员，都是挂名甚么甚么副总编辑，其实他们的工作与新闻完全无关。 我记不起当时是甚么事，可以吸引到新华社记者都出来采访。 他这位稀客，印象中完全是表叔的样子。 当时香港人开始形容，特别是在湾仔华润公司附近街头出现的大陆外派人员，称他们做表叔。 这位新华社真记者就是那个样子。这位表叔可能习惯了在大陆事先安排好的采访，再加上他不懂广东话，不知所措，所以当时我主动全程为他提供协助。 捏死你，就犹如捏死一只蚂蚁 我是背负著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离开报馆的。在经济压力下，我几乎把我一直耿耿于怀、被怀疑是特务的事忘记了。 我先去了一间做大陆生意的公司打工，在头一年经常去广州。 我在广州结识了一位来自北京的朋友，我们相当投契。 这位朋友有好多关系，返大陆做生意，关系好重要，所以必须承认，我多少是带著功利的原因和他成为死党（好朋友）。 他也把我视为死党，经常帮忙，替我解决问题，介绍关系给我。 似乎在大陆好多人心目中，记者的社会地位颇高的，人们认为记者有文化，记者是一个备受尊重的职业。 这位广州朋友，祖籍广东，但看来看去都不像广东人，原来他是在北京长大。 在所谓解放的时候，跟随共军南下然后当官的，叫南下干部，但这位朋友的父亲相反，是个少有的北上干部。所以，这位朋友是在北京长大，饮北方水，不像南方人。 他一口北京口音，夹杂北京土话，听他讲广东话，完全不会相信他是广东人。 他属于干部子弟，在北京的干部大院长大，和一些高干子弟一起长大，今天这类人被称为红二代。 我在共产党报纸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我称他们为红二代，严格来说，其实只是开玩笑而已。 红二代，要看其父母是谁，份量够不够，父母当上京官的，就差不多啦。 所以红二代，是权贵的同义词。我老婆根正苗红，我笑称她为红二代，开玩笑而已，用香港的俗话来说，摱车边都冇份（没资格）。 我岳父以前在海丰他的老家打土豪分田地，都不过是个小屁民，好听点说，是个所谓革命群众，就算动手过杀地主，都算不上甚么。 现在共产党有党员九千多万。这九千几万党员当中，他们的父母早就是党员的，那么这些党员的子女算不算红二代呢？父母不是党员的，但自己是党员，那么，自己的下一代又算不算红二代呢？当然不是啦。 我曾经遇到过有来自伟大祖国的同胞，好自豪地自称强国人，“我是强国人，中国成为强国，我自豪，我是强国人又怎样！” 我还不曾遇到过有人自称红二代。强国人可以乱认，可以自认，红二代没有人会自认敢自认的，因为在那个伟大祖国，红二代不是随便可以认，你算老几啊？想攀附？想错你的心，走开点啦。 九千万党员，其中大多数，用俗话来说，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喽啰、小弟而已。 在离开了共产党报纸的那头两三年，我的工作不大稳定，有时甚至只干了几个月就拜拜，后来稍为稳定一些，开始经常去北京、上海，有时去南京、大连，尤其是在北京，我去得最多。 透过我那位北京长大的广州死党，我很快就在北京结识了好几个私人朋友。 我也曾尝试过做自己的生意，不再替人家打工，但别人可以赚到盘满砵满，我却很失败，开始知道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子。 不过，在北京的那两三年，最重要的是增加了对大陆社会、对共产党的认识。 我认识的那些人相当复杂，包括公安，他们多是干部子弟，和这些干部子弟混得相当熟，经常进出他们的甚么干部大院，所谓干部大院，就是香港人所称的政府宿舍。 大家的年纪差不多，混熟了之后，见面时就无话不可说，甚么话题都可以。 其实当时他们都好想走出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我在和他们相处之时，所透露的资讯，多少可以满足到他们。 当时是八十年代初，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大陆最开放的时期，言论好开放，一见面，他们爱开玩笑般争相数落共产党，臭骂嘲讽共产党，不是今天那样，禁止妄议中央，这样不行那样不准，有所谓七不讲。 有一次，在聊天摆龙门阵的时候，我提起几年前的西单民主墙事件。 我那位在广州认识的死党都在场，他对西单民主墙事件有这样的见解。 他说，在中国，像魏京生那样清醒、能够清楚看穿共产党的，有千千万万，但好像魏京生这几个人如此笨，会走出来说出来的，全中国就只得他们几个。 我这位广州死党，后来移民离开他长大的中国，还早过我移民离开香港。当我在北京试图建立起自己的事业之时，我仍未有移民的念头。 我甚么时候才开始有移民的打算呢？让我先说一些事情。 我说的是我以前在香港一间共产党报纸当记者时，我的老总罗孚。 说起罗孚，当年有资深同事有时会好亲切般用“罗斯福”来提及罗孚，有时又会开玩笑用接近谐音的“老屎忽”（老屁股）来提起他，“老屎忽”的确有点不雅，但没有不敬之意，纯属贪玩，随后哈哈哈。 之所以后来罗孚被指特务，报馆内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宣布，据我所知，好多人都不相信，只不过没出声，上面说甚么就甚么啰。 中国人就是如此，尤其是在这些共产党单位工作的员工。 说回罗孚，我是于读报时才知道他在北京被软禁，时不时又有消息传出，有人在王府井的书店见到他，又有报导，有个别的老同事去过他被软禁的地方探罗孚。 于是，我趁我在北京的时候，都想去见一见我这位老总。 罗老总不是对我特别好，他对谁都好，我亦不曾得到过他特别的教诲。总之，毕竟在我心目中，罗孚的为人，好值得我尊重。 就是如此，我趁我在北京的时候，问起那有公安背景的朋友，可不可以帮忙，打听一下罗老总被软禁在哪里，我可不可以找个机会去探访罗孚。 罗孚是谁？他们不知道，香港人会知道，但是他们从未听闻其人其事。 于是我向他们介绍罗孚被指特务之事，这个时候，我冲口而出一句，我也曾经被怀疑是特务，报馆在外面查我。 在这个时候，我的广州死党问我，为甚么我当时不赶快走。他说，被指特务这种事好严重。 他说，你的老总有名有姓，你没有，你甚么都不是，捏死你，就有如捏死一只蚂蚁，没有人会关注。 其实在大陆求发展事业的好几年，我都知道，每个人都有份档案，这一份档案放在单位那里，跟随著这个人一生，你转单位，这份档案跟著你转去你新的单位，没有工作单位的，也有一份档案，档案就放在甚么街道委员会之类的地方。 我虽然是香港人，但在共产党的机构工作过，尤其是报馆这些新闻单位，又是编辑部，我一定有份档案在他们那里。 我这份档案是怎样写我，没有人知道，我自己更不知道。 这个亦是我为甚么在一九九七年中共取得香港主权的时候，移民离开香港的其中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恐惧，我比其他人心中的恐惧，是更实实在在的恐惧。 总之，我是想说，当我开始知道我被怀疑是特务，在外面查我的那一日开始，这么多年以来，我只懂得愤怒，好沮丧，工作失去动力，而这位朋友的提醒，我才开始懂得惊慌，以前不知死，现在才开始知死。中共就是以恐惧来治国。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报纸记者，现居加拿大。
被共产党怀疑是特务 我和曾德成在餐厅聊天之后，不多久，忘记了有多久，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有朋友来找我，问我发生了甚么事。 我回问发生了甚么事？他说有人来查我，怀疑我是特务（渗透入港共的反共特务）。 他是盘古杂志的朋友。盘古杂志是一本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杂志，办杂志的是一群知识人，主要人物，当时包括古兆申、冯可强，刘佩琼，这些人后来有些当上了人大政协，有一些去了大学当讲师。 这群朋友关心中国前途，从文化、艺术发展，到政治、时事。盘古杂志在保钓运动期间，曾经发表过一篇檄文，横扫香港一切牛鬼蛇神，力数当年香港所有论政的刊物。盘古杂志深受中共统战影响，在左右政治光谱中，盘古是最左的论政刊物，曾经有一段颇长的时期，我亦深受这本杂志的影响。 再说回头，我在保钓运动中可谓“百足咁多爪”，好活跃，参加不同团体举办的活动，但不是头面人物。我最拿手的是在抗议活动中写横额、造标语，派传单这些。 “百足咁多爪”，所以保钓运动退潮之后在香港发生的社会运动，我仍然积极参与，都不过是一些路人甲之类的角色而已。 保钓运动和运动退潮之后的这一段时期，香港出现过一些杂志，还有一些文社、团体、组织，时不时我都会去探班，志同道合嘛，也就是这个原因，我才会因缘际会到共产党报纸当记者。 我不是一个好醒目的人，我要到了好多年之后，才察觉到，我经常去的团体、文社之类，原来一早已经被共产党渗透，或者背后其实就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表面上没有颜色，揭开表层，是红色。 我知道我被怀疑是特务，没有惊慌，但我好愤怒，真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反应。这是对我极其严重的打击，我好像泄了气的气球，可以用沮丧来形容。 再没有人通知我参加那些甚么学习会之类。在这个时候，超无聊的学习会大概已经取消了，但是工作会应该还有嘛。 我亦觉得身边的同事好像躲避我，开始再没有下班之后一起去玩，再没有人跟我聊天。 一位父母是驻港中资高层的同事，用今日的用词，是个红二代，他甚至用很嚣张的态度来跟我说话，我在报馆从来不曾遇过。 在以前，还正常的时候，这位同事曾经带我去过一些一般人去不到的神秘地方，例如新华社的招待所，通行无阻。 我越来越觉得很没有意思，心情很坏，工作提不起劲，这种情况可能维持了一两年，或者两三年，上班？我不想上班，但无论如何我都要上班。 其实，回想当时我应该主动找上司问个究竟啰，为甚么要在外面查我，怀疑我是特务，但我当时真的完全没想到。 我越来越觉得不安，报馆好像不想我拿著记者的名片在外面活动，把我调去当翻译。 编辑部是由编、采、译三部份组成，职级高一些的是编辑，资深一些或年纪大了跑新闻跑不动的记者，通常会训练他们当编辑，因为编辑之后的是记者。 这是不成文的职级，翻译是比编辑和记者低级。我不介意，因为我已经盘算著何时离开，我要辞职。 我当记者的那几年，在那几年的采访活动中，好积极、好主动，我好深刻感受到香港社会的变化，各行各业都开始走向专业的时代。 我没有接受过新闻的专业训练，就算单凭我比人家更努力，都会事倍功半，我只不过是个好平庸的人而已。 加上家庭经济压力越来越沉重，又接触到不少人返大陆做生意做得不错，于是乎，我开始有转行做生意的念头。 再说曾德成，在这个时候他成为翻译组或者翻译科的主任，负责看外电负责选稿，换句话说，他是我的上司。 我曾经说过，我刚来这间共产党报纸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相当好，他穿上国货公司的蓝色工作服，亦可以显出一派不同凡响的气质。 其实罗老总亦如是，穿著蓝色工作服，但不会给人一种恶心的感觉。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好像变了另外的一个人，他平时已经说话不多，笑容不多，相当阴沉，此时觉得他沉默得有点阴森，像谁呢？就好像西片“齐瓦哥医生”里头主角的那位表哥。 这位表哥是共产党，奉命渗透沙俄军队，策动兵变。那场戏的那位表哥，曾德成就是那个模样。 刚才提起曾德成，又想谈罗孚，让我想起一件事，要叉开先谈这一件事。 那一年，经过六七暴动后严重受挫，报馆为求扩大影响力，以报庆为由，扩大庆祝，广交朋友，广结善缘，设宴数十席于酒楼，广邀香港各个新闻媒体编辑部以及电子媒体同业参加，来宾尽是有头有脸。 是时我已被怀疑是特务，以致意志消沉，但作为编辑部一员，仍不至于被终极冷藏，我有份出席是晚盛会。 编辑部同事们都知我被指特务受查事，所以我只能形单影只，独坐办公室内一旁，打算够钟才前赴位于报馆不远处的酒楼。 罗孚仍如往常，他从来不曾闲著，此时还在埋首写稿或处理甚么的。他见我一个人呆呆的样子，放下笔走过来，跟我说，叫我等等他做完手上的事，和他一起出发。 通常大人物都是在盛会要正式开场时才现身，当晚一众要人进场，我陪伴在老总罗孚身旁。 罗孚让我陪伴一起出席报庆盛会，事后我曾联想到一事。邓小平三次被打倒，又得以复出。某年中共搞天安门庆祝五一烟花歌舞汇演活动，老毛让邓小平陪伴身旁一起现身，在天安门城楼观赏，此一举动被视为平反邓小平。 罗孚毕竟是中共党员，深受这种文化熏陶，当晚他是否效法老毛，给我平反？但罗孚不是老毛，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报馆还有党委啊。记忆所及，当晚应该就是我与罗孚老总的最后一次互动。 他自身难保，我被怀疑是特务，很可能是捕风捉影或其他人事原因，而罗孚被指特务事，就大条得多喇。 现在回到谈与曾德成一起工作时所见到的事。 共产党报刊内抓反共特务 当翻译的时候，是我和曾德成接触最多的时候，亦因此，我有一次目睹他骂人，冲撞一位年纪比他大好多的前辈。 这位前辈是影视娱乐界黎小田的母亲，她名叫杨莉君，我称呼她为杨大姐。 我曾经去过杨大姐的家，就在报馆的后面，地方不大，但好雅致，问题是烟灰缸里头好多烟蒂，她是个香港人所称的“烟铲”（沉迷吸烟）。 杨大姐给我的印象是忧郁，但为人很nice，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后辈很nice。 杨大姐跟我在工作上接触不多，但有时我会越界。她是娱乐版编辑，而我曾用我非娱乐记者的角度来采访一些娱乐界人物，歌星、明星之类。我找过罗文，走进过嘉禾片场访问许冠文，写专访，获得杨大姐的赞赏。 当日曾德成与杨大姐发生语言冲突，我不知道是甚么原因，只知道曾德成大声，杨大姐小声。 我在这间共产党报纸当记者的那几年，同事之间相处真的好融洽，我从来都不曾感觉到上司的存在，可以说，我一直属于没大没小的那类人，但我也从来没见过有人吵架。 我当时只是觉得，杨大姐比曾德成年纪大一截，可以当曾德成的母亲。 我当时正埋头工作，只听到他们在吵架，曾德成大声骂杨大姐，不大好嘛，无论如何都应该尊重一下杨大姐嘛。 在这段当翻译的期间，我觉得曾德成对我的眼神有点儿怪怪，有点诡异。 我不是说他针对我，事实上他一直都没有挑剔过我的工作。 事隔多年，回顾当年，好可能是报馆在外面查我，怀疑我是特务的这件事，对我是好大的打击，才导致我有这样不舒服的感觉，可能是我疑心生暗鬼啰。 总之，当时我每天上班，做自己应做的事、份内的事，只想著快一点做完工作，早一些下班，不想留在这个地方。 如果在外面能找到机会，第一时间，我马上辞职离开。 在我last day离职那天，做完了应该要做的工作，有一位姓李的编辑主任邀请我一起去饮杯茶，算是farewell。 在饮茶之时，除了一般的话别啊、鼓励啊，以后有甚么他可以帮忙的，他必定会帮忙，这些说话之外，最重要的是，他说他知道我在报馆受了好多委屈，希望我可以忘记过去著眼未来。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他知道我受了好多委屈。 再说这位编辑主任，他能够攀升成为主任，当然是党员，“有牌的话事，冇牌的做事”嘛，能上位能升职的，党员身份应该是必须条件，起码是其中一个必须条件。 这位唯一为我farewell的同事，在我被怀疑是特务之前或之后，我没大没小，曾经与他为一些具体工作的事而争执。 我是挑事情来做的，我认为做自己喜欢做的，才会做得开心，做得好，但他不是，他认为需要你做的，就应该做。 观点不同，当然我承认我的观点不是绝对正确啦。 但他真的能够做到他所说的，需要你做的就应该去做，所以在报馆没人愿意做的事情，沉闷得可以令人发疯的，例如马经狗经之类，都是他一肩扛起。 这些亦可以说是他的党性，因为他是党员嘛，但这位共产党员又同时有人性，芸芸同事中，就只有他一个替我farewell送行。 我曾经在之前提过欧洲共产主义，这些在文革期间被批判为背叛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communism with a human face。那么，这位替我farewell的，就是一位communist with a human face，拥有人性脸孔的共产党员，又或者是人性未泯的共产党员。 至于我一直好尊敬的老总罗孚，在我离职前一段颇长的日子，都没见过他。 离职之后，看新闻我才知道他出了事，在广州坐直通车返香港上车时被捕，罪名是美国特务。 说起来，我在这间共产党报纸没有跟任何人争吵过，同我farewell的那位，是唯一的那个。 他进来比我晚，其实好资深，因为他是从另一间左报调来的。 在farewell的时候，他还透露，他会被调去纽约，因为收购了纽约一份报纸。当然不是他收购，想都可以想到啦，是中共收购啦。 我移民之后，曾经找到他在纽约的联络电话号码，我好想找他聚旧。 好遗憾，他的家人告诉我，他已经不在人间。我真的好伤心。 他的服从性好强。这是他的党性，用今日习近平的说话，听党话、跟党走，只要服从，叫你做甚么你就做甚么，但他同时还是有人性。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报纸记者，现居加拿大。
根正苗红的红色关系网 要谈一下甚么是根正苗红。 我岳父在香港出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家人就已经定居香港。他的父亲在“喇沙书院”教书，教的是英文，教香港人所称的“鬼仔”英文。可想而知，即使不是有钱人，我岳父总算是来自小康之家，家境不错。我岳父也是在喇沙读书，读“番书”（英文书），接受西式教育，是个香港人所称的“番书仔”（英式学生）。 我上网了解过，战前的“喇沙”，有一半学生是华裔，四成欧裔，其中应该多数是英裔，其馀一成是印裔。如此看来，战前的喇沙，其实相当于今日的国际学校。 我岳父在喇沙读到中三，那一年，即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同时攻打香港，在这个时候，“喇沙”停课。换句话讲，我岳父在“喇沙”读书读到中三上学期，就没有再读下学期，从此停学。 大概在1943年底或1944年初，美国反守为攻，包括轰炸香港的日军设施，炸弹不长眼，炸死平民乃平常事，我岳父的父亲在美国飞机空袭中被炸死。 我在共产党报纸当记者时，我岳父对我很好，我们之间经常交谈。他曾经透露，日本仔炸死他父亲，我表示可能性不大，应该是美国飞机吧。我父亲当年在深水埠都曾经险些被美国飞机炸死。 我岳父没有透露他的父亲是在哪里被炸死，他没有再说下去。 我曾经想过，有没有可能他的父亲是于他们返回故乡海丰时，被日本飞机炸死？但不会啊。海丰这些穷乡僻壤，有甚么值得日本兵派飞机去轰炸呢？ 而且，日本占领香港之后，为了减轻人口压力，尤其是减少粮食需求，强迫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几年自广东逃难到香港的无证居民离开香港返回大陆。 但是，我岳父的父母和兄弟，一直都是香港居民，他们都有香港身份证。 我岳父是于他的父亲被炸死之后才返去海丰。海丰这个地方，自从二、三十年代以来，都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有一位好著名的人物彭湃，彭湃在海丰搞暴动，共产党称之为起义，打土豪分田地，具体行动是杀地主占田地。历史记载，彭湃起义期间，杀了五万人之多。 马、恩、列、斯、毛，毛泽东其实不是继承或师承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太林，我认为海丰这位彭湃是以毛泽东祖师爷。 日本虽然占领中国大片土地，中国如此大，日本兵力有限，占领的主要是城市，所以农村本来就是共产党势力的地方，更加完全成为共产党的天下。我岳父在他的故乡海丰受到共产党影响。 一两年之后，日本投降，国民党如日方中，挟其馀威，大军回来，国共不断冲突，少不免海丰这个红色据点。 我岳父在此时回到香港。回到香港，他先去左派工会打工，后来，华润公司成立，他改去华润。 华润前身是中共驻港军事采购办公处，日军占领香港前早已存在，为八路军采购各种物资，正式名称为八路军采购办公处，简称八办。 中共夺取政权后，八办人员返回香港，挂招牌叫华润公司，华润是中共驻港外贸单位，代理大陆所有外贸机构，除了鸡鸭猪牛羊农产品之外，由五丰行负责。 没多久，韩战爆发，中共被联合国制裁、封锁。好多人都知道霍英东在这个时候靠走私违禁品返大陆发达的故事。 我岳父有份走私，不过他没有因此发达，因为他是替华润走私，坐霍英东的快艇，有时直接走私返大陆，有时是交给澳门的南光公司，澳门南光相当于香港的华润。 我当了我岳父的女婿几十年，他一直都好自豪自称工人阶级，又或者是令人觉得好out好out的甚么无产阶级，“越穷越光荣”。 如此傻的都有？但真的有。我不相信他是共产党员，但肯定是一个非常忠诚的拥护共产党的所谓革命群众，几十年来到今日都是，谁上台，都坚定不移支持谁，从毛泽东到刘少奇，再从刘少奇回到毛泽东，接著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今日的习近平，他都支持。 他这个番书仔，识英文，但几十年来抗拒英文，不看英文不听不写英文，我想起电影“老港正传”里头那个黄秋生。 他的几个子女，包括我老婆，都是读左校。以前入读左校绝不容易，没有关系是不可能的。我老婆在1967年不用考试就毕业，毕业之后被分配去国货公司。有track record。这些就是根正苗红，我跟我老婆开玩笑，你算是个红二代。 我当时在报馆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主要都是红二代，其中有一位相当谈得来的。他向我透露，他父亲在所谓解放广州前夕，接受党组织指示，来香港从事工会工作。 广州解放，共军打深圳河，但没有趁势解放香港。他父亲以为会被党组织调回广州去，但不是，而是叫他长期留在香港。后来，他的父亲成为一九六七年暴动中斗争委员会的其中一个斗委。 探听是否愿意加入共产党 曾德成——香港知名所谓传统左派人士、立法会前任主席曾钰成的弟弟。在谈曾德成之前，先说一些其他的事。 我在这间共产党报纸当记者的头两三年，老板时不时会让我参加一些接待大陆来香港的访问团，在接待过程中我甚么都不用做，不用写稿，不用摄影，只是坐在一旁，派派名片就是。 这些访问团来自大陆不同地方，主要应该还是新闻单位。 我在这些活动中，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多次见到社长现身，平日见不到他的。他是费彝民。 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九十年代经常在电视新闻中见到的江泽民，每次见到江泽民，我就会想起我那位社长。 外貌有点相似之外，他们的style更像。当我们在升降机外等待贵宾出升降机时，升降机门一打开，我们那位社长他就“啊”一声高叫，趋前握手，好high好high的，像极了江泽民。其实不知道是谁像谁，费彝民像江泽民，还是江泽民像费彝民。 为甚么会叫我参加这些接待大陆访客的活动呢？我一直想不出答案，只可以猜。 只是叫我，后来还有一位是他父亲母校教师的新入职同事，他的父亲教过我老婆，老板没有叫其他记者同事。 后来，我猜可能是观察我们这些新人，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培养的人才，或者是摆放在哪个岗位更适合的人才。 我那位同事后来没有当记者，调去了广告部。 所以我曾经可能是在被培养的人选之内，后事如何，以后再讲。 曾德成，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相当好，白衬衫的外面，他经常穿一件当年国货公司、大陆银行员工穿的蓝色工作服。这种蓝色工作服，与当年大陆的解放装有少许分别。 为了返大陆不会那么突出，六七十年代好多香港人不想穿解放装，都会去国货公司买件蓝色工作服，因为穿香港一般人穿的，会太明显是香港人，太突出，可能有些不方便。 现在回说曾德成，别人穿蓝色工作服不好看，没品味不成样子，但他穿蓝色工作服，又的确好看，有一番与众不同的气质。 好多人都知道，六七暴动中他坐过牢，出狱之后获安排进报馆，他是报馆的重点培养对象。 当时他每天看南华早报，翻译一些东西，他的工作当然不仅这些。 他平日笑容不多，说话不多，给我的印象是有点呆板，当然不是啦。 他很少出现在我们的学习会，在这些学习会，我只见过他一两次或两三次，学习气氛都会认真起来，而且他都会做总结。 他的总结有他的套路，好喜欢第一是甚么，第二是甚么，第三又是甚么，在我的印象中，就好像当年国产电影里头的某些场景某些角色，相当好笑。 在编辑部当了记者大概两三年，有一日，曾德成约我下班后去附近一间相当清静的餐厅聊聊。 坐下来之后，他先称赞我一番，工作表现好啦，工作态度好啦，为人正直啦之类，然后他问我对共产党有何看法。我还未说，他又问我想不想有更大的贡献之类。 我的悟性不高，当时没有即时领悟到他想表达甚么。我只不过当作是聊聊天而已，没有认真回答，共产党好或不好。 当时我大概做了好几个钟头工作，下班之后只想轻轻松松聊聊天而已。饮杯茶联络一下感情，好让脑袋放空一下，休息一下，我没想过我要回答如此一个可以写成一篇大文章的题目。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回答yes or no的简单问题。 当我回到家后，我才想起，曾德成的一番话是表示可以推荐我入党，发展我成为共产党员。 其实在报馆，除了学习会之外，我属基层员工，一直都不觉得党的存在，但也曾经在跟同事闲谈到得意忘形之时，听过“有牌的话事，冇牌的做事”(有牌照的决定事情，没有牌照的执行事情)这句调皮话。 甚么是“有牌的话事，冇牌的做事”？牌，就是牌照、执照。在这个语境中，牌，就是党员证。“有牌的话事，冇牌的做事”的意思，当然是指党员话事，非党员做事。你有牌没有牌，换言之，你是不是党员，决定了能否升职，特别是你的职权能不能拥有话事权决定权。如果你不是党员，你永远只可以做事务工作，按照指示做事。 不过，“有牌的话事，冇牌的做事”这句话并非完全正确。 有牌，除了可以话事之外，遇到一些非常沉闷，可以闷死人厌恶到极的事，没有人愿意干的，有牌的也要自己硬著头皮来执行。 以后当我提及到在报馆另一位人物的时候，我会再谈这个“有牌的话事，冇牌的做事”。 总之，“有牌的话事，还要做事，冇牌的就只能做事”。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报纸记者，现居加拿大。
既是单纯也是受骗 欧洲共产主义的活动好像嘉年华会，他们的论述不再是杀气腾腾，而是温良恭俭让，不再是正宗共产主义从仇恨出发，不再讲阶级斗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斗争。但中国共产党重视党性，有党性没人性，用今天的说话来说，听党话跟党走。 八十年代在共产党办的香港报纸上，竟然可以谈欧洲共产主义这些东西，谈有人性的共产党，可想而知，当年港共报纸都好想开放思想，打破思想局限，或者是假装开放，要打开一个新局面，走出没人看、销路低迷的困局。这个亦可以见到我在我的同事当中，的确是有所不同。 我其实不是好厉害，而是他们实在太封闭而已。他们出身左校，工作被动，没看到他们会主动去找新闻挖新闻，每日只是接采访主任的指示去采访。 我刚到这间港共报馆当记者的时候，我真的好开心，尤其是可以遇到我的偶像，包括“金陵春梦”的作者。 “金陵春梦”这一共四册的巨著，洋洋洒洒可能多达一百万字，讲述蒋介石当年在南京主政时期的事迹。 我曾以为书里头讲的是真实的故事，当时信以为真，要好多年之后，才知道，书中所讲的，除了人名地名之外，其他的都是虚构。 我又遇见过香港三大武侠小说作家之一的梁羽生，没有与他交谈，因为我认识他，而他不认识我。我只是在一旁听他跟我的前辈谈话。 凭他的谈吐、用词，以至气质，只觉得他是个穿上现代服装的古人，就好像是从他的小说里头跑出来的人。 我又在编辑部遇到一些不同工作范围的其他同事，他们年长一些，是我的前辈。 我又在同一层楼遇到其他共产党媒体的人。这些人有他们的特别气质，除了他们的气质之外，他们的打扮、甚至衣著，有别于当时香港主流社会。 有位大姐，她的形象好像三、四十年代的进步女性，我是指那位进步女作家丁玲，在我的想像中，丁玲应该就是如此款式，短头发、含著招牌笑容，走路时昂首挺胸，充满自信。 我经常去报馆的图书馆或资料室翻资料和借书，每次去都见到一位前辈，他每日都坐在那里看台湾报纸。我知道他是在找材料来写文章鞭挞台湾。 这位前辈一脸严肃，从来没见过他有笑容，我用苦大仇深来形容他。 芸芸同事中，有一位前辈，不知道他是做哪部份的工作，我跟他在工作上从来没有接触，也没有交谈过，但是他对我的态度好nice，对我微笑。这位前辈对别人不一定都是如此的。 我见到他，总会想起鲁迅，对好人好，对坏人恨，爱恨分明，溢于言表。 又有一位前辈，姓赵的，做外电消息的，学识丰富，很有四、五十年代左倾知识份子的风姿，我特别觉得他好像几十年前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后来知道他退休后移民奥地利。 抱憾的是，我遇不到小说“青春之歌”里头林道静模样的。 “青春之歌”对我们当年那些左倾青年，有好大的影响力，林道静这个小说人物，曾经是我的梦中情人。 不过幸好没有在报馆里头遇到，真的遇到的话，我可能会婚变家变。调皮话而已，不要当真！ 在这间共产党报馆，与我共事的同事，既可以形容为好单纯，也可以形容为傻乎乎的大家都是被中共欺骗。 我在这里工作，直到发生一件事之前，我还是觉得好舒服，心情好舒畅。是甚么事让我改变？我以后将会透露。 总之，同事之间无分彼此，上下级之间似乎无分彼此，工作岗位不同而已。 我一直不觉得老板啊、上司啊之类存在，夸张来说，我从来没想过谁是我的上司，大家好像一家人，年纪差不多的更亲如兄弟姊妹。 在这段时期，当记者，我尽力做到最好，下班之后我还会主动去找事来做，身体有时的确疲劳，但真的好开心。 尤其是，我的工作表现曾经相当出色，这不是跟外面的同业比较，而是与我的同事比较。 我会有好出位的特稿专访之类，所以在报馆里头，好多时，人家认识我，而我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是哪个部门的。 例如在报馆内，有位前辈阿姐，她永远都穿著一件当年大陆机构员工穿的蓝色工作服，见到面总是好亲切的走过来替我整理衣领之类，我要过了好长时间才知道她是会计部的同事。 又有几次，在街头，记得一次是在元朗，有两个人走过来拉著我，好热情地跟我交谈。原来他们都是发行部的同事，发行部负责去找报贩收账，他们当时正在外收账。 当时，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好大的鼓励。 说一些有趣的事情。 刚开始在这间共产党报纸当记者的头一两年、两三年或三四年，我们仍然有每个月的学习会，学习会就好像教会那些查经班。 好无聊的学习会，我们轮流朗读甚么两报一刊社论那些东西，两报一刊，就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再加上红旗杂志。 有时论到我读时，我曾经跳行跳段来读，但没有人知道，或者是有人知道但不说出来纠正。 主持学习会的采访主任，可能自己都不想搞这些如此无聊的学习会。超搞笑！ 罗孚老总开放的一面 谈一下我在香港那间共产党报纸当记者时的“老细”、上司，我可以说感觉不到他们存在，但的确存在嘛，只不过露出水面的都是好亲民，藏在后面的是否如此亲民，我不知道。 我首先要谈一下罗孚，他是我们的老总，几年之后，被指美国特务被判十年的那位。 他是广西人。好多广西人说广州白话，但罗孚不是。他的国语好难听得懂，他的广东话半咸半淡，也是一般人听不懂的。但我是其中一个能听得懂他的国语和广东话。此话不是我说，是他跟我说的。 我第一次与罗孚见面的时候，记得他跟我说，不要视这份工作为职业，我们这个是事业，薪金低，事实上的确如此，我入职时，我的薪金低于我之前那份工作。 罗老总好斯文有礼（文质彬彬），对人好客气，我和他之间的互动不多，但他有时却会主动找我聊几句，包括甚么呢？包括问我外面社会对中共的看法。 于是乎我曾经写过好几份小报告给他。 我记得曾经写过，我返大陆去广州交易会，我自己在广州没有亲戚，但我会趁机会找我老婆那边的亲戚饮茶吃饭，跟他们聊天，在外面没甚么特别的话题也没听到有甚么特别的，在室内就可不一样，我听到他们的各种抱怨。 再具体一点来说，我在给罗老总的报告中曾经写过，我老婆那边的亲戚好喜欢偷听美国之音；她的表姐上过山下过乡，她又好讨厌农民。 我老婆的表姐说，农民没文化、野蛮、“讲粗口”（粗话）。其实，我老婆的亲戚自己，男男女女老老嫩嫩都是从早到晚讲粗口，文化革命那十年，大陆形成了讲粗口的风气，因为如此才显得自己是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不是扮斯文，而是扮粗鲁。 罗老总，我相信罗老总他早都知道这些，用不著我告诉他，他自己应该都知道大陆好多人偷听美国之音，城市居民好讨厌农民。 罗老总，好多人都知道，他除了是编辑部的老总之外，他在香港还背负著中共给他统战文化界的任务。 而我是前线记者，又好主动找人做访问、挖新闻，我好快就建立了自己的一些人脉，包括台湾的。 在采访活动中，有时记者们会花好长时间在现场守候，一大群来自左中右媒体的记者走在一起，三三五五聊天，我同右派的，例如《工商》、《星岛》、《快报》之类，大家很融洽，经常会互相“报料”（提供资料），交换消息，但是最右的《香港时报》记者知道了我是左报记者，不但不理睬我，更会恶狠狠的瞪著我。 有一个机会，我结识了来自台湾的中国时报记者，她刚被派驻香港，设立记者站。 她这个人好nice，给我很好印象，后来我无意中跟罗孚谈起这位台湾记者。 罗老总好兴奋，叫我安排饭局见个面。后来，这位台湾记者当了光华文化中心的负责人，这个光华文化中心是台湾驻港宣传机构。 罗老总的确是一个好主动的人，我觉得他是个“真心胶”，他为他认为正确的事而埋头奋斗，将这份共产党报纸当作是一个伟大、有意义的事业而奋斗。 罗孚的儿子，罗海雷，写书讲述过他的父亲。书中透露，他们两父子曾经发生过语言冲突，冲突中他说过他的父亲罗孚是愚忠。 再透露一些关于罗老总的事。1978年北京发生西单民主墙事件。民主墙事件可以说，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就是由于民主墙事件，而开始质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 当时我在报馆属于多言的其中一个，经常跟同事在闲谈中透露出我对邓小平不满。罗孚大概察觉到。 记得在民主墙事件主角魏京生被判囚十五年那一两日，罗孚拿了一份用原稿纸写的文章给我看，是关于魏京生被判十五年的，他问我意见。 甚么，老总居然问小记者有何意见？有这样的事！就是有！ 我看过之后，对他说，我不同意文章中对魏京生的看法，魏京生不应该有罪，他提出的没有错，不应该要判刑。 我相信罗老总给我看的是他即将在报纸登出来的社论，但那一两日的社论不是关于魏京生被判囚，而是其他一些关于香港民生之类的事情。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报纸记者，现居加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