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今年的315揭示了一个存在很长时间的现象，哪怕是食安这种不算关键的社会问题，在它们被揭露后，被清算的都是机构媒体，被责骂的都是记者。在每一个被揭示的问题周围，拥挤着鲁迅笔下热闹又冷漠的看客，消费至死不死不休。 蜜雪冰城某家分店的诸多问题，被戏谑式的义务公关们聚焦在“熬夜柠檬”上，在低价策略前，真真假假的所谓消费者纷纷替它打抱不平。他们编排出十几家媒体蹲守的虚假场面，为的就是衬托媒体小题大做，故意与人民的奶茶店为敌。 在个案之外，一个更有蛊惑性的议题时否定315的合理性，认为媒体搜集食安或服务业的问题，专门放在某一天放送，耽误了问题解决的时间，体现了媒体的自私。315的无用之用，已经被看似维护新闻的奇怪逻辑认清，媒体更无法找补。 很不幸地，对315这个特定节日的媒体操作套路，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这种由央视主导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日行动，以策划新闻的成瘾表现，取代了新闻策划的有益尝试。315成为媒体之殇，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体已经退无可退。 迄今为止，315对无良商家的揭露，是媒体界唯一残存的大规模舆论监督方式。尽管现在的公关网络足以掀翻任何315媒体报道，但媒体借315展开的议程设置能力还是在的——当然重要的是保卫议程，媒体在这一点上完全落败于公关反击。 315前后，媒体跃跃欲试，可以光明正大地曝黑料，而品牌及其公关合同商也在严阵以待。这是一场近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游戏，媒体是为“螳螂”，以为稳操胜券，能让被揭露对象万劫不复；可公关犹如“黄雀”，隐身社媒中做法，化解媒体揭露于无形。 媒体在315受到的所有指责中，最无力反驳的一点就是：你们记者就知道盯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这种指责戳中了媒体的脊梁骨，机构媒体多多少少感受到寒意——当媒体无法为更大、更多的公共利益发声后，它们也会在微不足道监督中“出血”。 315中媒体被蔑视的现象，实质上是新闻匮乏的表现。当大多数媒体的深度报道部门被裁撤，放弃了以更多资源投入全国性选题后，新闻生产能力只能集中在社会新闻上，且大多数是以流量为选题依据，成为泥沙俱下的内容世界中并不出色的一分子。 对媒体315报道的公关式硬怼，从另一个方面见证了中国特色消费者的可怜与下贱。他们的可怜体现在对无良商家的盲从，他们更为下贱的方面，就是对能让他们摆脱被消费的少数机会窗口的漠视，反而释放出过剩的自轻自贱之举。 当问题的“隔夜柠檬”被置换成网梗的“熬夜柠檬”，一个更恶劣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低价的劣质茶饮竟然会被骄傲地当作身份认同的象征。比如，“月入2400的我竟然喝得起4块钱的柠檬茶”，这是消费至死的社会绝症，竟然流行于社媒空间。 媒体的315表现遭到了公关驱动的“下沉市场”的全面围堵、全部否认与全盘消解。有的人看到了媒体的无力，有的人看到了商家的阴暗面，有的人看到了庸众的狂欢。实际上，这是新闻匮乏与愚民过剩的一体两面，是各种内生哀歌的绝望合唱。 打着各种融合旗号的媒体调整，在融合之中丢掉媒体安身立命的新闻内核，陷入各种动力的匮乏中不可自拔，只剩下自吹自擂的向上邀功——为了邀功必须要遮蔽听讲者的耳目。即使是315揭露的那点东西，也止步于本该负责的权力外围。 所有的消费都像是自证苟活着的人类退化机能，一种更超脱的力量也许会认为这是让国民变身为“消费者”的最好理由。而在这个要让数以亿计的人退化为“消费者”的进程中，一些爆火的商品担任了不道德的胁从者，它们从批量制造“消费者”的认知战中获利。 从某种意义上讲，315确实是一个鸡肋式的存在，是一种已经刮过媒体的狂风，它对媒体再无任何价值。当然，要说改造媒体的作风，让媒体恢复新闻的初心，这也是不可能办到的。机构媒体的衰微仍将继续，它们仍将承受消费者的鄙视。 而自我感觉良好、在各种公关伎俩中随波逐流的消费者们，仍会沉溺在内容农场的喂养中，饱食终日而脑力退化，将吮吸超廉价垃圾商品当作唯一可以炫耀的身份。这种身份之殇比媒体之殇更可悲，因为它将一直镌刻到骨灰上为止。 【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
明代谏臣杨继盛冒死弹劾权臣严嵩，被害前留下名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为世人所传颂。后深受早期苏俄影响的李大钊，把“辣”改成了“妙”。 无论“辣”还是“妙”，重点都是“铁肩担道义”这前半句。作为媒体人，要做到这名句的教诲很难。特别是“担道义”，何其之难！今天看到了一篇宣传，道义我没看到，“妙手”我看到了。 网络图片 该宣传标题为《一觉醒来，俄罗斯遭遇多路袭击》，作者匿名为“牛弹琴”，来自北京日报客户端。被门户网站首页推荐。 该宣传深谙宣传真传。报道一般是陈述发生的事情，宣传则不然。该宣传开篇不是描述发生的事实，而是来一个普京向烈士墓碑鲜花的图片和描述，基调就此奠定。 紧接着，开始这样来： 真是祸不单行，一觉醒来，俄罗斯遭遇多路袭击。一路在黑海之滨，一路在里海之畔，还有在俄乌边境。最惨烈的，应该是在里海之畔的达吉斯坦，遭遇多组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 https://www.163.com/news/article/J5ECOIN700019B3E.html “祸不单行”、“惨烈”，这种感情色彩浓厚的词汇，加上把恐怖袭击和乌克兰抗战捆绑在一起的描述，其立场和引导方向不言而喻。 紧接着，宣传开始描述在伊斯兰教徒聚集地达吉斯坦发生的针对东正教堂和犹太教堂的恐怖袭击。 按照正常的思路，大家会想到，俄国穷兵黩武，把大军对准邻国，侵占邻国领土，一打就是两年多，再搞下去，国内必然矛盾爆发，最终恐怕很难收场。这恐怖袭击，也是俄国国内更大乱局的一个征兆。 然而，该宣传迅速表示，“达吉斯坦邻近车臣，自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一直动荡不安。请注意：巴以冲突，不是俄乌冲突”。是啊，如果写是“俄乌冲突”，岂不做实了刚刚提到的“正常的思路”，引发民众对俄国发动战争的思考。这对普京是极其不利的。所以，宣传迅速强调，“请注意”，是“巴以冲突”，不是“俄乌冲突”。牛弹琴其手之妙，可见一斑。 只是这样还不够。宣传又迅速将乌克兰和恐袭联系起来。但是，你自己站到第一线吃相不好看。怎么办呢？借用俄国的嘴巴来说。于是，开始描述在俄发生的上一次恐袭，用俄国官方的口吻告诉大家乌克兰很可能也有关系： 3月的莫斯科音乐厅事件，相当惨烈，共造成145人死亡。“伊斯兰国”宣称对此负责，俄则指责乌克兰幕后策划了这起事件。 https://www.163.com/news/article/J5ECOIN700019B3E.html 短短三段字，两次牵扯了乌克兰：“普京则指责西方和乌克兰试图在俄境内煽动骚乱”、“俄则指责乌克兰幕后策划了这起事件”。牛弹琴引用来引用去，都是俄国的话，另一方乌克兰的声明则只字未提。读者如果不善思考，就会这样被牛弹琴慢慢地引入了对乌克兰可能也有份的怀疑中。妙手，真是妙手啊。 紧接着，宣传又开始描述了乌克兰在2024年6月23日对俄国的反击。还强调了有儿童死亡。宣传还是尽量引用俄方信息，并渲染美国对乌克兰的帮助，为了表示客观，还说什么“我看到，在西方社交媒体上，有些人说得似乎更详细”，说什么“美国的导弹，美国的卫星，美国专家设置攻击参数，美国出动无人机引导，因此’这是美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攻击’”。你看，这样牵引读者的鼻子，是不是很妙？ 宣传后面也提到俄国对乌克兰的袭击，然而，相关文字的描述，是要让相信牛弹琴的粉丝读者们误以为是乌克兰袭击在先，俄国袭击是为了报复，而全然忘了整场战争都是俄国悍然发动的。宣传这样说，“俄罗斯自然也没有歇手，俄当天也对乌克兰境内发动猛烈袭击，造成哈尔科夫1人死亡，10多人受伤”。“自然也没有歇手”？俄国第一天就对乌克兰全面轰炸，同时更是密密麻麻的装甲车长驱直入乌克兰领土，随后悍然官宣吞并乌克兰东四州。此后的恐袭不断，乌克兰人民对防空警报都已经习以为常。在牛弹琴的宣传中，成了“俄罗斯自然也没有歇手”。始作俑者，成了报仇的受害者了。 牛弹琴后面开始发表它的“粗浅”看法。依然还是老把戏。看看相关文字。 “’伊斯兰国’蠢蠢欲动，乌克兰试图将战火烧向俄境内，西方自然更是推波助澜”。 “我们应该佩服俄罗斯人的大胆，还是感慨俄罗斯人的颟顸”。 “按照俄情报部门的说法，他们是恐怖组织，但他们又与乌克兰有一腿，受到乌克兰和西方的指导”。 作为一个媒体也好，宣传机构也好，能有很多粉丝是非常值得荣幸的事情。你有自己的观点可以，但是，要对得起你的粉丝们，至少要把事实告诉他们，而不是“巧妙地”组织文字，最终牵引着你的粉丝们的鼻子往你想要的方向走。这是非常对不起你的粉丝读者们对你的一片厚爱之心的。你可以告诉他们你的观点，但是请坦率直接一点，别一边各种私货，一边搞得自己很理中客那样。 对牛弹琴们这样不断引用俄国发言俨然普京传声筒的做法，一开始我想，是不是牛弹琴们英语很差俄文很好？后来想，不对，俄国传声筒们在中国的微博可是有中文账号的。跟欧美不一样，俄国官方的宣传，可以在中国的平台上畅行无阻！俄国传声筒们甚至还有中文网站，一样在中国可以自由访问。所以，牛弹琴们真的不需要懂俄文，只要心里面惦记着多传播俄国官方的声音，然后直接到俄国传声筒们的中文频道上拷贝粘贴就行了。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道义是根本，文章只是载体。如果忽略了前者，文章哪怕锦绣如花，又如何？真心不汗颜么？不然，牛弹琴们，作为高高在上的吹鼓手，可否不要藏在“牛弹琴”这种不知何人的外号后面，用你们的真实姓名来写这些宣传呢？只要不是担心被家人、旁人和后人看不起，你们有护身法宝，真不用像普通老百姓那样担心太多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远鸣
我们这一代，前半生生活在人口爆炸的恐吓中，后半生生活在人口下降的现实里。 小时候，村里大喇叭每天都在播报计划生育相关事项，结扎、罚款，软硬兼施。墙上刷满计划生育标语，少生优生幸福一生，只生一个好，计划生育是大事，我最早认识的就是这些字。 毕业后刚进媒体那几年，一胎政策已经明显不符合时代，但大家也只敢小心翼翼说一说，不小心就会犯错误。不过还是做了一些文章，谈老龄化、低生育陷阱，谈生育权利，谈文明，谈法治。那时候的媒体还是媒体。 后来，计划生育终于结束了，和我们的青少年时代一起封进了记忆。出生人口有过几年反弹，接着义无反顾地掉头直下。现在打开近几十年来的出生人口趋势图，仿佛看到一幅诡异而惨烈的情景，历史正在杀死它自己。 想起一句西方谚语，不要轻易许愿，万一实现了呢。 我们的余生，或许都将伴随新生儿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的社会图景。其实没必要太悲观。往好处想，这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非经战乱、自然灾害实现的人口下降。我们不是很喜欢“有史以来第一次”吗？ 不过困惑还是应该困惑一下的。从前不是说，我们骨子里就爱生孩子，拦也拦不住吗，怎么突然不生了？与此同时，性别战争愈演愈烈，离婚率越来越高，农村“剩男”城市“剩女”越来越多（说明一下，这两个词我很不喜欢）…… 关于东亚社会引人注目的这些现象，目前看到的最有解释力的说法，来自韩国学者张庆燮。他提出了一个叫“压缩现代性”的概念。他分析的是韩国，但他的理论对整个东亚社会都很有启发。关键的一点是，他把东亚社会现在的困境，跟当初的成功结合在了一起，这就好比一枚硬币找全了两个面。 张庆燮发现，在韩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的角色和作用跟西方社会很不一样。 西方古典社会学认为，家庭对现代化进程的贡献主要是降低其社会功能和淡化其社会角色。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家庭逐渐解体，原本由家庭承担的许多功能，逐渐转移到社会。 但是韩国很不一样。在短短几十年里，韩国实现了突飞猛进的现代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没有被边缘化，而是扮演了很中心性的角色。 韩国的现代化战略是“先增长，后分配”，通过“最大限度地缩减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来打造经济竞争力，与此同时，社会再生产的责任几乎全部交给家庭。 简单来说，一个个韩国家庭，才是韩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发动机。家庭为经济增长贡献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养老、育儿、教育这些责任全都不用社会操心，出了问题家庭自己来扛。 这一切当然离不开韩国家庭的配合。韩国家庭有一个很强烈的欲望，就是“代际向上社会流动”，所以不计成本地培养下一代，培养出来无偿交给社会。韩国家庭教育热情之高，甚至超过了政府的发展需要，这使得政府企业在公共教育支出极少的情况下，意外地获得了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力群体，从而发展出世界上最先进的产业结构之一。 故事讲到这里，只是一半。假如韩国故事可以一直这么演下去，地球上其他国家都会被卷死。韩国人民可以永远骄傲，直到星辰大海。 故事的前半场有多么轰轰烈烈，故事的后半场就有多么黯然销魂，而它们是同一个故事，有因必有果。 韩国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现代化，在各种统计数字实现完美赶超之后，家庭本身撑不住了，出现了“去家庭化”的各种征兆——如最低的生育率、无子化、家庭遗弃、离婚、推迟或厌恶结婚。 承担了太多责任的家庭，变得过度劳累，家庭却没有办法给自己减负，因为人们想象不出新的家庭形态，社会也不支持。这其实也是东亚性别议题与西方性别议题在本质上的不同。东亚社会的男男女女，对于另一种性别抱有异常强烈的愤恨，因为他们无形中都背负着必须组建完美家庭为社会培育新生力量的精神负担，在现实中却无法实现这样的愿望，所以把仇恨都投射到了彼此身上。 东亚社会的内卷难题也在于此。张庆燮把韩国家庭称为“战略性的企业单位”，家庭与家庭之间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教育、创业、甚至投机竞争。但是这种恶性竞争，却只能把整个社会变成一片焦土，每个人都没办法从容呼吸。“个人教育课程和城市住房的费用过高，威胁着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邻居和同胞造成的。” 我的理解是，东亚社会之所以能够在工业上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因为东亚家庭愿意自我牺牲、自我压榨，享受吃苦，延迟满足，换取下一代“逆天改命”的机会。但是这样卷了两三代人之后，工业化成功了，统计数字十分耀眼，但是家庭本身自我延续的土壤被卷光光了，东亚家庭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消失了。环顾四周，这确实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 众所周知，韩国的出生率越来越低，但高科技产业却很发达，后者看起来是一个安慰。所以这里要补充的知识点的是，这两者其实有关系的。“矛盾的是，韩国重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其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却呈下降趋势，这反而成为促进其竞争力的主要原因。” 东亚人太能卷了。好消息是，连高科技都能卷出来。坏消息是，卷出来的高科技跟大多数东亚人没有关系。当然，如果你只是想跟着骄傲一下，管够。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西坡原创
今天这个视频超火，很多大v达人在争相转发，多家媒体也发布了相同内容，小孩在学校里造句：我长大以后想____因为_____所以_____。 他说他想当中行的行长，继承他爸爸。因为他爷爷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他妈妈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副行长，所以他想继承他的家产。 好一个“实话实说”的节目，造个句，要捅出天大的篓子，怕是以后学校都不敢让小孩子造句了。 网络图片 我只能说，实在太特么叼了，尤其是他最后那句“所以我想继承我们的家产”，得，农发行成他们家的家产了，那可是国务院直属的政策性银行。 不过吧，前行长是爷爷，现行长是爸爸，副行长是妈妈，似乎这小孩说得也没什么问题，确实是他们家的了。 要搁在200年以前，我一点也不奇怪，谁震惊谁傻叉。但放在2024年，我感到可怕。还记得之前网上流传的那句调侃的话吗，好的职位像艾滋病一样，只通过母婴、血液和性传播。 有网友说，童言无忌，一个小孩子而已，谁知道他是不是吹牛？ 可你有没有想过，童言无忌，万一恰恰是真话呢？而且我觉得在小县城里，这种事似乎没那么“奇怪”吧？只是很少能被披露出来罢了。 更何况一个小孩子而已，他都已经早早树立起这种可怕的价值观念了。这些事情根本不需要传授，如果真如他所说，爷爷是行长，爸爸是行长，妈妈是副行长，那每天的耳濡目染，自然让他觉得自己就只需要通过“继承”的方式，得到那个位置。 或者说，平常他父母在家里灌输的就是那种观念。否则一个普通家庭的小孩，每天幻想着自己的父母、爷爷是银行行长，是不是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再说既然是“幻想”，谁还当行长？他又为啥不去其他银行当行长？ 那个苏联的笑话各位都有印象吧？ 将军的儿子问：“爸爸，我长大了可以当将军吗？”父亲答：“当然可以。” 儿子又问：“那我可以当元帅吗？”父亲答：“不行，因为元帅也有自己的儿子。” 估计用不了多久，农发行的各分行的群里就要开始让大家谨言慎行赶紧排查那是谁家的小孩了。不过现在嘛，一些人在讨论要不要追究老师的责任，因为这个老师把视频“发了出来”。 这世界之颠倒，实在让人忍不住拍手叫绝。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真的是行长都还没急，先把太监急死了。尤其是最后一个，都扯到未成年人隐私上去了，是不是下一步就要把发视频的人抓起来严厉打击一下，杀鸡儆猴？ 不过他们有一点没说错，无论如何这个拍视频发视频的老师，恐怕都没什么好下场了。 如果是摆拍，那想都不用想，他完了。 如果不是摆拍，那也想都不用想，大概率是干不下去了。 无论什么结果，都是坏结果，还能去做，不管他是怎么想的，我都要说一句老兄，佩服。舍得一身膘，敢把行长拉下水，扫腐不就缺这样的人嘛。 最后，这种类型的事远不是第一次发生，之前电力、烟草、教育届都曝光过同样的问题，还记得那个子孙三代都在烟草公司被夸有“奉献精神”的事情吧？还记得那位江西周劼吧…… 讲到周劼，不得不说，还是周公子诚不欺我啊，果然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家族传承吾辈责。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竹不倒
1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从在市政府门口等一辆公务车开始的。 下午两点开始视察活动，时间刚到，政府大厅的玻璃旋转门打开，几个人迎面出来，打头的那位很显眼，是市长，已经提前在报纸上见过。 公务车像辆小型面包车，但有自己的规格和制式，上车后市长坐在最前排的位置，那个带了桌子的椅子。桌上有水、纸笔，每个座椅背后的网篮里也放了瓶装的矿泉水。等领导们全部上车，我跟着电视台的摄像大哥迅速溜到最后排，没人跟我们打招呼，甚至没有一个眼神，仿佛我们是空气。 这是次例行的市长检查，第一站，到市里一处水产市场视察安全卫生。到地下车，市场的几位负责人已经站在门口迎接，边走边跟市长介绍情况。市长在一些海鲜摊位前驻足，或者走进店里跟店主交谈。一排排海鲜池里冒起不断升腾的气泡，把店面衬得更窄。一群人跟着鱼贯进入，我拿着笔和笔记本紧跟市长左右，试图听清他们在说什么。 从第一家店出来，摄像大哥叫住我，指了指市长：“别靠他太近，你俩都要同框了”。一回想我刚才的举动，大概耳朵都要贴到了市长脸上。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不用仔细听，事后市长秘书会提供通稿，哪怕没有文字材料，也会有详细的视察流程、地址、每个点的视察内容，如果是走访个人或企业也会有相关信息。写这样的程式化通讯稿有固定套路，只要记清楚地点名字，按照先后顺序一罗列，加上一些连接词、套话就能完成。等审核通过，登上第二天日报头版头条。 我忘了那天还视察过什么地方，只记得跟着人流上车、下车，兜一圈回到市政府门口。不过我工作的地点不是政府部门，而是距此五分钟路程的报社。 政府大楼搬迁到新城后修得很气派，作为市级媒体自然挨在旁边。25层高的报社坐落在新街区，和旁边十几幢银行和公司大楼比肩。到了夜晚，刻有报社名字的红色灯箱在楼顶闪光，像茫茫黑夜的一个坐标。 那是2020年。在做这份工作以前，在我出生的家乡生活了十几年也不知道本地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名字。而在报社，四大班子领导人的名字排序被贴在每个人的办公桌上，新闻稿里的头衔和名字先后顺序、不同人的版面位置有讲究，比如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新闻都要放头版，但市委书记的要在更上面，弄错一点都是重大事故。 第一次采访以跟市长贴太近而尴尬告终。其实我本没有资格去跟市长活动，只是刚入报社还在见习期，没被分配条线，部门主任暂时让专跑市长活动的记者带我。 我被分到了日报的时政要闻部，除了主任和一个即将退休的老记者，部门9个人里，只有跑市长活动的A记者是男性。三十出头的年纪，能跑市长活动，意味着他已经是潜在接班人。其他记者没什么异议，都说：“毕竟他是男的”，潜台词是这么重要的活儿当然要给他。 可接班人的位置并没有留住他。我来后不久，他就跳槽去了当地资金雄厚的旅游开发公司做宣传。大家又很理解地说：“毕竟他结婚了，还要养家”，似乎报社这样的工资水平开给女员工可以，但对男员工来说却不够。 部门里只有我一个90后，其他记者都是本地人，或者是从上大学开始就留在这里。而经历考研失败和疫情时期的艰难求职，我误打误撞来到这里，像是经历一场放逐，堕入一张陌生的社会关系网，而对于媒体的祛魅从此刻才刚刚开始。 2 后来我又跟了很多次市领导会议。 会议总是很多，流程相似。进门领材料，听领导念材料，领导念完了就讲几句鼓励大家工作加油干之类的话，大家鼓掌，会议结束。 有一次举行专题学习会，会议厅里黑压压坐满了人，黑衣黑裤、公文包，在一众平头里偶尔能看到几个长发，女士也穿着黑白灰。 几个领导坐在台前，对着话筒和讲稿轮番滔滔不绝。戴着白手套的后勤人员在中途端着保温壶进来续茶，一次、两次、三次，会议结束。一开会就是坐一上午或者一下午，不得不说领导的膀胱真的很优秀。 电视台的摄像大哥在会议开始前就来架好了机器，拍到几个领导讲话的大头像和会议现场的画面就准备走。 “明天出吧？”他走之前拍拍坐在最后排不起眼位置的我。日报的稿子会比电视新闻出得早，他想用我写的文字配画外音。我点点头，装作已经听懂这个会在讲什么的样子。 其实我在走神。那些空洞而宏大的发言像水汽，经过话筒传出来，刚飘到空气里就蒸发了。我看到现场不少人和我一样，不是在悄悄低头看手机，就是昏昏欲睡。 落到纸面，会议的内容就成了：“xxx指出要找准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聚焦大事、关注实事、紧盯难事，深入调查研究，拿出更多有价值、有分量、有见地的履职成果。”好像写了很多，又感觉啥也没写。 主任说，日报的稿件“要站在全市的高度”。刚开始我写不出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资历深的记者教我，从以前类似的稿子里“借鉴”，有的甚至直接抄过来也不违和。久而久之，大脑也像经过自我学习和进化的AI，储备了大量词汇——凡要说明事情很重要必是“大考”、凡是检查什么设施就是“大体检”、凡加大力度就是“重拳出击”、联合整治行动就是“联合作战”。“提升”“促进”“推动”“齐发力”“高标准”“严要求”，这些词放到哪里都是“万金油”般的存在。 好像写八股文，我开始怀疑这份工作存在的意义。现在还有谁会从报刊亭买一份报纸来读呢？就算有，这个四百字的豆腐块也没什么好看的。学生时代被那些特稿作品和精彩的采访故事感染，没想到等自己当记者时只能被框定在既有的叙事逻辑里，动弹不得。 我以为等我有了条线之后就能写更多有现场、有采访的稿子，而在被分配了条线后，才发现面临更大的难题——找选题。 日报出版像车轮一样滚滚循环。每天下午三点交稿，五点报第二天的选题，第二天继续采访，周而复始。稿件数量和工分、工资直接挂钩，报社还会根据工分高低给每个记者排名。贴在公告栏里的排名表像学生时代贴在教室黑板旁的月考成绩单，多看一眼都会心悸。 3 我被分配到的条线是交通。从前只听说过跑社会新闻、医疗、突发的记者，交通？我一脸茫然。 主任给了我一些条线上对接人的联系方式，都是交通局下属部门里宣传科室的负责人。公交集团、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运管处、港航处……好多部门，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厘清交通局的组织架构和这些人之间的亲疏关系。 从前我以为记者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实际上我只是负责宣传政府事务的乙方。就算日报的调性和市场化媒体不同，按理说我们和政府的关系至少是合作，负责宣传的人需要日报去推广他们的工作，我们也需要他们提供线索写稿。但最终定性定调的是他们，给通稿、审稿的也是他们。 有段时间交管部门开展非法营运整治行动，整整一个月都在抓违法网约车和无证货运车，行动代号响当当：春雷行动。我跟着执法人员到景区门口抓黑车，正好碰到辆私家车车主接私活。在稿子里，我写在执法人员的教育下，被抓司机后悔不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接受了处罚。实际上他当时骂骂咧咧，后悔的可能只是自己运气不好被发现了。等到全市开展船舶码头专项整改，在码头，那些排污量超标的船舶被起重机吊起，送到专门的工厂拆除，它们最终变成了一串彰显整改成果的数字。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搞不清什么才是真实，这些宣传的内容总是夸大其词。而每天一篇稿子的kpi像鞭子一样在身后抽，催得人来不及细想，只能模仿和复制那些陈词滥调。就算我想写得稍微有点新意，也会在提交审核后被全部删掉。上学时我们还在讨论记者是否应该拒绝让采访对象审稿，工作后才发现事前审稿已经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 报道这些事情也有节点，要么是刚开始，报道活动“打响第一枪”；要么是中途，写出现的典型案例；要么是行动结束，歌颂成果。除了这些时间节点外，很多时候我都找不到选题。 小城市的新鲜事太少了，要获得信息，只能依赖政府部门。为了和条线上的人搞好关系，每周一早，我先在微信上跟好几个宣传负责人打招呼，开头卑微地叫声“姐”，然后小心翼翼地问：“这周你们有啥要重点宣传的吗？有没有可以报道一下的？之前说的xxx有没有新的案例/进展呀？”我觉得自己像个乞丐，到处乞讨：给点吧给点选题吧。 有一次和晚报、电视台跑交通的记者一起吃饭，说起交通部门里的G姓对接人总是很磨叽，审稿慢、对记者爱答不理，他们叫他：G娘娘。“真不好伺候”，大家感慨。 不好伺候的不只是部门里的人，还有报社领导。G娘娘们总是希望我尽可能用较长的篇幅来写他们的工作成效，但主任有自己的判断，他觉得不重要的就会让我把交上去的稿子砍掉大半，还指责我写超了字数，一般一篇稿子只能写四五百字。而G只会觉得我不配合，下次就不给我好脸色。对于那时初入社会的我来说，比写稿更难的是处理这种关系，感觉被夹在了中间，不知所措。 4 其他记者手里一般都有两三个条线，主任只给了我交通这一条，是之前离职的男记者A遗留的。他觉得我资历浅，美其名曰锻炼我发掘新闻的能力，说：“你单跑这一条都不一定有A之前跑得好”。 有记者私下对我表示同情：“这样你怎么吃得饱呢？”但当时我唯唯诺诺，觉得这事儿不合理但也不敢反驳，甚至觉得找不到选题或许真的是自己的问题，是不是还不够努力？是不是太内向，还不够主动去问？还为主任操起心来，毕竟一个萝卜一个坑，其他条线都有人跑了，让谁拿出来都不好。 那时的我也还以教科书上的新闻价值为标杆，没有参透日报的选题要在标杆之下找。 有次专跑房管和住建条线的S记者报了一个“去工地参加市住建局组织的智慧工地VR虚拟观摩活动”的选题，主任让我和她一起。 我想智慧工地应该非常高大上吧，可到了一处住宅工地现场，看到VR体验装置被放在临时的活动板房里，房间只有三十平左右，门打开，霉味扑面而来。负责人调试了很久的设备，打不开。草草参观一圈，只花了不到10分钟。看来只有在活动时的工地才是智慧工地。而且负责人透露，活动早在一个周前就已经举办了，可S记者在第二天即将发的稿子上写了“昨日”。 我好像窥见了她的稿件数量总是遥遥领先的秘密，活动举办时她来不及采，后面为了多报题又找这件事来凑。当时我们还不熟，采访结束的返程路上她才告诉我，这样的新闻她一般不会去现场，拿相关方给的通稿改一改就能交差，这样她一天能写两篇。“一篇豆腐块文章五百多字才赚几十块钱，去现场油费都不够的”，S说。 不止S一个人，但凡能拿到通稿，记者们能不去现场就不去现场，只有主任被蒙在鼓里。 而小事经过“包装”，也能成为选题，登上报纸。像冬天公交司机自掏腰包给乘客座椅装上棉垫、清明假期汽车票开启预售方便祭扫这样的小小“正能量”，原本我不觉得是值得报的选题，没想到写出来后主任很满意。 原来但凡是夸有关部门做得好的，哪怕再小，都可以见报。后来看到机场入口处新增了些绿植假山，我学会了联系机场负责人了解情况，写了一篇《机场园林式景观扮靓“城市窗口”》。因为机场是“城市的名片/窗口”，绿化升级改造就成了“大事”。 至于负面消息，则完全没有刊登的余地。刚来报社时本地发生过一起学校老师贪污学生伙食费的事情，纪委已经定性，我去问A记者，这件事我们会不会写，哪怕只是说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再摘点通报上的话。他对我的问题感到惊讶，说：“以宣传部门工作和正能量为主”。 我好像没眼力见儿，参不透这些不言自明的规则，后来才学会无视，仿佛这样的事从没发生过。 在评选全国文明城市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市肯定能评上，结果遭遇滑铁卢，名单公布了，全省只有本市不文明。 消息出来当天夜班编辑惊呼：“明天头版还做啥啊，这就是今天最大的新闻！”办公室里一时间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当晚网易新闻发了篇稿子，标题特别损：xx省除xx外的xx个设区市均获得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链接在记者群里广为流传。 各个单位纷纷进行文明城市建设整改提升工作部署。之后是各部门领导连夜走访巡查，记者们都被要求去报道积极整改的成效。有天一位记者发了条朋友圈调侃：XX花园的狗，你可知道今晚有多少人为你加班。 此前已有流言传开：这次没评上文明城市是因为一条狗。有个居民晚上遛狗没牵绳，狗窜出来和前来视察的检查组领导迎面撞上。结果第二天我们就接到通知：朋友圈禁止发布、评论、转发跟狗有关的内容。 那两个星期跑市政条线的记者忙疯了，连我条线上也开展了一个“评选10辆文明样板出租车”的活动。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整件事的荒谬，日报像个过滤器，负面新闻要么被自动过滤，要么在里面滚一圈，再以非常正面，甚至是骄傲的语气被报道出来。 5 5既然稿子的内容、风格我都无法决定，也没法像S记者那样坦然地改通稿，后来我对自己的要求仅仅是，至少要去现场。 五一劳动节前，照例要写一批劳模候选人。在众多人的事迹材料里，我看到一个90后的女生——全国少有的地铁挖掘盾构机的女司机。 这是我想写的人。我打电话到她所在的建筑局，负责人告诉我她正在邻市建地铁的项目工地上，最近回不来。一位记者建议我拿她的事迹材料改改交差，内容已经够多了。我不死心，没过几天又问了一遍，正好赶上她那天下午回本市。 建筑局里摆着一台还没投入使用的盾构机，她个头小小的，坐在只够刚刚转身的3平方驾驶室里，向我展示怎么操作这个五百吨的大块头，把一条地铁隧道挖通。每天有12个小时她都要待在不通风的地下，夏天里面的温度到了39度。冬天又冷，隧道越挖越深，午餐从地面上送下来，吃上时已经凉了。 她说最大的困难是无法上厕所，男生可以就地解决，她只能选择少喝水，这也是为什么这项工作很少有女孩做。因为喜欢数学，她学了土木工程，不服气别人说她干这个“坚持不了一个月”，结果现在成了老师傅口中的“大侠”。 主任大概觉得这个选题比较独特，当晚就叫我写出来，第二天作为劳动节专栏的第一篇发表。等到夜班编辑打电话找我确认最后的标题，已经是晚上11点半。 即使是劳动者的故事，主题也必须是宏大的：她有“工匠精神”，希望成为一流的城市轨道建设者。这些被加上的话，把她拔高到了伟光正的地步。 其实我更想写的是她遭遇的无奈与选择，如何在一群男性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可惜立体复杂的人在日报从来都不存在，我在日记里写：“我不喜欢新闻里的她，我喜欢真实的她”。 去了现场，结果呢？反正最后的成稿也跟事迹材料如出一辙。那些不去现场的记者，我原本以为她们只是懒，只图省事多赚钱，可是不是最开始她们也是去现场的？只是比我提早发现了这个真相。日报真是个让人不自觉就变成自己讨厌的人的地方。 不过跟八股文一样的会议稿和四百字的豆腐块比起来，这已经是我在这份工作里写得比较满意的稿子。总编第一次夸我写得好。那时我还有很深的好学生心态，哪怕讨厌这套评价体系，也希望得到认可，这朵“小红花”让我开心了很久。 而这样的故事顶多也只能写1200字。因为她们只是“小人物”，能被头版头条报道的，从来都是政府的重点工作和那些上头的指示。 在报社面试时，我就被问到“你如何看待长三角一体化”，接手了交通条线，但凡和“长三角一体化”挂钩的消息就可以大书特书，如果写少了还会被主任骂。聪明的记者可以做到“听风就是雨”，把还没谱的事儿写成大稿。更靠前的版面、更高的稿件评级、更多的稿费似乎都在诱惑我们：快夸大事实吧。 有段时间上面发了一个珍惜粮食的倡导，过几天本市报纸上就全都是关于光盘行动的报道了。正好部门聚餐，图片记者马上想到摆拍一张我们吃饭光盘的餐桌。我惊讶这也能行，标题就是“‘光盘行动’正成为x城就餐新风尚”，真的成风尚了吗？看图片是成了。 6 后来我已经能大概判断哪些事情是报社青睐的选题，忍着恶心写那些不想写的东西，更多的还是焦虑，有时候做梦会梦到自己在宣传科的办公室里点头哈腰。每次能到点报题，都有一种感觉——又能活过一天。虽然不知道后天的选题在哪里，但至少现在不用愁了。 我会期盼小长假的到来，不是因为放假，而是每到假期我就能去高铁站、机场走一圈，拿到一个交通枢纽客流量又创历史新高的数据，写写现场人流的场面，填上第二天的版面。在节假日开始前，还可以先把计划增开车次、预计客流情况写一遍，这样又报出了一个选题。 2020年的春节前夕，我写了8篇春运“故事”，那些典型的、像小品一样的故事：火车站送给旅客对联福字、90后高铁检票员手绘防疫提示卡、高铁客运员提供暖心服务受助者记挂两年专程来道谢、过年来当地旅游的游客对本地景点称赞有加…… 那段时间一旦报不出选题，主任就说：“去火车站看看”。我委婉地表达已经写得够多了，内心其实在呐喊：这种新闻到底有谁爱看啊。他只是说：“你不要预设，去了才知道”。 记者们大概都苦选题久矣。S记者跟我说过一个比喻，我们记者其实跟外卖小哥一样，只是看起来高级一点，基本工资都很低，靠计件工资为生，“甚至还不如送外卖的，至少人家有单可派，我们连单都要自己找”。 直到有一周，即将退休的那位男记者有事请假，我暂时接手了他跑的条线。才发现原来不是所有条线的选题都那么难找，资历最深的人已经牢牢地把最轻松的活握在了自己手里。 他的条线上有好多会，那一周我过得有多舒坦，不用再求爷爷告奶奶地找选题，每天都被会议通知安排得明明白白。上午不用去报社，听完会找个咖啡店看书或干自己的事，中午回报社食堂混一顿免费的午饭。有时候会议在市政府下属的酒店开，还能蹭到一顿丰盛的自助餐。下午写稿用不了一个小时，写完上传采编系统、排版好发布到App，然后坐等下班，五点钟一到走人。 我再也不觉得跑会议是件痛苦的事了。以前我怀疑为什么有那么多无聊的会，媒体为什么要报这些无聊的会，但那周我理解了什么是“存在即合理”。要是没有会，有多少公务员要失业，有多少记者半夜为选题想秃了头。比起编空话的新闻稿，还是会议稿的空话更直白、更好编。 7 报社的环境像温水煮蛙，痛苦忍受得多了，要么人会变得迟钝、麻木，直到最后没有知觉；要么只能因为无法忍受而出走。 从毕业时拖着行李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经历一整个春夏秋冬，在第二年的几乎同一时间，我辞职了。分离总是在夏天，在报社经历的种种都像一场梦，除了报纸上的一个个署名，在这座城市我什么都没有留下。 房租提早到期，离开的前几天，我到一位同事家暂住。我们同期入职，经历相似的心路历程。在我离开的最后一晚，我们做饭，在客厅看完了整场哔哩哔哩的毕业歌会，好像回到了大学宿舍。但一切都已经不同了。 从前我认为成为一名调查记者才是这份职业的最高荣誉，而在日报，更多的是作为打工人的记者日常：改通稿、报小新闻、写宣传稿、等待随时可能的毙稿。我试图理解这套规则，学习一些说话的艺术，听懂官腔背后的真实意图，但无论如何都像穿上大人衣服的小孩，只是在拙劣地扮演成年人。也开始明白“找选题—采访—写稿—发布”不是一个清晰的闭环，其中有太多不可控因素，新闻是各方博弈的结果。 如果我对这份职业没有那么期待，或许就不会那么失望。而这份失望更多地转向向内的攻击，先是自我怀疑，然后是不甘心。我以为只是党政机关报如此，如果能去更一流的市场化媒体就会不同。当时我能想到的途径只有考研，去媒体云集的大城市，实习，然后留下来。辞职后脱产二战，还是以失败告终。 不得不继续投简历找工作，意外收到来自一家知名市场化媒体的橄榄枝。短暂的开心过后，更多的是冒名顶替者综合症作祟：为什么是我？带着这种强烈的不配得感战战兢兢工作五个月，发现环境已经逼仄到让行业内所有人都感到窒息的程度，而内部的人也不过是系统里维持机械运转的一颗螺丝钉。 在日报工作的时候我很拧巴，既讨厌报社的这套运转规则，却又想做好。一直以来在应试教育的逻辑下成长起来，即使面对不喜欢的科目，也想要拿个好成绩。我努力完成派给我的工作，没想过去质疑这是否合理，就像在课堂上点头如捣蒜的好学生。每天晚上都去附近的公园，边踱步边反问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要写这种报道？做这些事有什么意义？等到后来能完全适应，也写出了被认为是“好”的稿子，但这样的疑问还是没有停止。 后来我离开媒体，再也没有干过像报社那样轻松的、能在五点前下班的工作，再没见过工作日傍晚的夕阳，租住在破旧的城中村，附近也没有公园，却没有那么痛苦了。或许我已经不会像从学校刚踏入社会时那样，一看到黑白不明的事情就反应过激，也终于摆脱了优绩主义的思维，自由地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那家知名媒体，后来在年末评“十佳员工”，有位入选记者的颁奖词是：“入职三年半，他连续三年刷新x报社文字记者工作量纪录，先是前辈的，后是自己的…又好又多不是梦”。 以前我该有多羡慕，现在心里居然松了口气：“对牛马的最高评价也不过如此了”。我不会再跟着这套规则玩了，也不想再接受这种认可。 我还是很喜欢这份职业，采访和写作本来应该是不被束缚的。跳脱出工作本身，我想抓住和珍藏那些人与人联结时心灵相通的时刻、因为未知而激起的好奇心和还想说点什么的表达欲。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三明治
2023年即将过去，你会怀念它吗？ 官方评选的2023年度十大流行语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球文明倡议、数字中国、杭州亚运会、核污染水、巴以冲突、大语言模型、神舟十七号（神十七）、村超。 这些流行语，勾勒出了官方叙事中2023年的轮廓。 这样的2023，和我们经历的2023，存在着不小的温差。 宏大叙事固然令人振奋，但显得有些遥不可及，令人敬而远之。 我们真正的流行语，可能是迷茫、疲惫、焦虑、空虚，还得被李佳琦质问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有没有好好工作。 网络截图 人人生而平等，但有些人更平等。 有些人的2023年是负重前行的，换来了另一些人2023年的岁月静好。 1 条条大路通罗马。不过有人就出生在罗马。 “北极鲶鱼”像是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孩子说出了这个真相：“我家那么多钱都是韭菜供的”，“感觉贪了”。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她的爷爷确实涉及贪腐，但仍然保留了二级科员的退休待遇。 之前的极力否认、装可怜，没有作为“对抗组织调查”的依据。 戳穿这个真相的，还有“指鼠为鸭”。 “指鼠为鸭”当然是愚蠢的。明目张胆地愚蠢，是因为背后有权力撑腰。此时，愚蠢就变成了睥睨的傲慢。 权力是个好东西。没有真相，它就可以塑造一个。 和“北极鲶鱼”的爷爷安全着陆一样，信誓旦旦说“经反复确认就是鸭脖”的江西南昌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昌东分局局长江协学，也是安然无恙，还是我们的好同志。 权威部门本该有一锤定音的担当。用错误结论误导舆论，看来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能拿他怎么样呢？ 2 那位狂揽2.2亿并且精准避税的彩民，验证了一个真理： 规则，是用来限制守规则的人，也是用来保护不守规则的人。 彩票店里总是挤满了相信运气的人。或者说，他们仍然保有一丝对公平的幻想。 无论你是官二代还是富二代，在彩票店里，概率公式都不该对你有所偏爱。 这个颠扑不破的信仰，如今也受到了挑战。 马伯庸在《长安的荔枝》中说，流程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 如果连彩票都无法公平，那么普通人还能幻想什么呢？ 对所有人都平等的，可能只有新冠病毒的最新变异株了。 3 普通人的命运像一只肥皂泡，四处飘荡，随时破裂。 从被奖励50元到被扣罚800元，再到被开除，打工人蒋国富在短短几天里经历了职场的“小起大落”。 被奖励，是连续加班26小时。被扣罚，是因为加班后补觉。被开除，是因为前两份奖惩通知上了网。 网络截图 网络截图 我们都可能是他。他的命运就是我们的一种可能性：荒诞地被表彰，荒诞地被牺牲，说不清做对了什么或者做错了什么。 被奖励50元，绝不会改变他的人生。但失业，可能可以。 蒋国富的故事，有一点令人不安的寓意：在这个时代，艰苦奋斗带来的收益极为有限，但要失去全部很容易。 而且，这一切你都无法掌控。我们可能是“不惜代价”中的那个代价，和“降本增效”中的那个本。 好的幽默都有一丝悲剧的底色，好的悲剧也有一丝幽默的底色。蒋国富的故事，说不清楚是悲剧还是幽默，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 川大张薇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群体恶意。“小仙女”、“国蝻”相互攻击，任何事都可能关联性别议题，攻击谩骂取代了理性讨论。 性别议题是少有的不用动脑子就能开骂的议题。无论男女，性别都成为原罪，都是这场互害的受害者。 4 在这个低智商、高情绪的社会，在这个短视频占据所有注意力的时代，大家越来越不想动脑子了。 媒体都知道，发点熊猫卖萌、奇葩搞笑、挑唆引战的视频比发新闻有流量。 到了岁末，那就不要吝惜文字，用华美的辞藻堆砌出一篇新年献词，反复使用光芒、希望、奋斗、征程、攀登等等意象，成为新年前夕朋友圈的奇观。 那些美丽漂浮的语言，都没有现实的厚重，一旦细思就发现言之无物。 文字架构的意义世界，和我们体验到的现实世界，完全不在一个频率。 媒体的功能应该是惹人发笑还是令人思考，已经无人在意。 科目三的登堂入室，就是一个时代的面貌：热热闹闹但无比空虚，狂欢过后一地鸡毛。 看似鲜花着锦，但什么都不是。 5 李寻欢说：人生本就充满了矛盾，任何人都无可奈何。 2023的岁末，遭受了30年铊中毒折磨的朱令去世。 人们追问，为何正义总是迟到甚至不到，但邪恶总是能准时甚至提前？ 朱令的父亲说，真相已经很清楚，但他已经放下了。 新的一年，我们可能还要迎接更多的无可奈何，我们可能还要面对更多的荒诞和无趣。 在世界这个草台班子，一群临时拼凑的群演，唱着这出荒腔走板的戏，没什么事真正要紧。 越是如此，我们越应该珍惜那些值得记住的闪光时刻。那些瞬间的存在，能让这一年变得回味无穷，能让那些阴郁不快变得不值一提。 在坚硬冰冷的现实面前，柔软和理性就如钻石一般可贵。 对自己和自己在乎的人，都要更好一点、宽容一点，用豁达去对抗“我要变得更好”的焦虑和压力。我们已经很努力了，不必随时随地都要学习、都要成长、都要受教育。 生活的意义，在于自我实现。就让我们做一个存在主义者，与生活中的一切和解，保持爱人的能力与被爱的希望，以柔软面对坚冰，以理性治愈戾气。 保持期待。就算让你失望，那是世界的错，不是你的。 总会有让你心湖一荡的瞬间，正如乌云中的一丝蓝天，顽强钻出冻土的一棵草芽。 就算没有花园，一朵蒲公英也值得惊喜。 祝大家能在人生的半山腰，看到春天的倒影。 就好像，从令人烦躁的电视雪花点里，看到宇宙大爆炸的余晖。 有这么几个幸运时刻，此年、此生便不虚度。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神经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