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仇视和对抗对谁都是灾难

日本前首相安倍遇刺身故的消息让全世界感到震惊和悲伤，各国政要纷纷发表讲话或通过不同形式表达哀悼！中国党政领导人也不例外，对安倍突遭不幸辞世表示深切哀悼，对安倍生前致力于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和积极肯定。

与此同时，安倍遇刺的消息给一些被抗日神剧洗脑和仇恨教育熏陶的网民提供了一个幸灾乐祸疯狂欢庆的机会。在微博热搜排名前十的话题中，与安培遇刺有关的条目就占了7条。央视新闻报道安信遇刺的消息，一个小时，点赞就超过100万；一条发在微博 “我希望枪手没事”的帖子，就收到13000个“赞”，另一个跟帖：“安倍晋三应该忘记仇恨，原谅枪手”，也收到93000个“赞”。

网上流传出来的一些照片更让人不可思议，如一家小吃店门口挂起红幡，上面书写着一排大字：“昨天七七事变，今天安倍再见，为庆祝安倍遇刺身亡，全场V8啤酒买一打送一打”，还有小店打出“庆祝安倍归西，奶茶买一送一”的横幅。如同当年9·11恐怖袭击后一样，没有敬畏没有底线的一群乌合之众突然打开了发泄阀门，一条条评论和一张张照片彰显了一些人对一个温和政客的仇恨和偏执，暴露了一个族群伦理道德整体的溃败。

上海官媒澎湃新闻驻日记者曾颖在即时报道安倍遇刺的时候，介绍安倍在任期间为中日友好作出的巨大贡献。她一度哽咽落泪，随即遭到“五毛”和微博大V的围攻，骂她“不知道的以为死的是令尊”，“直播如丧考妣，嚎啕大哭，仿佛爹死了一样”，甚至质疑她“到底是中国记者还是日本记者？”

叔本华在《论道德和自由》中说：“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发自内心的、纯粹的幸灾乐祸的心理，更确切地显示出这个人的卑劣、恶毒的内心和道德上的一无是处。一旦在某个人的身上发觉这一特质，我们就要永远对他疏而远之。”

安倍实际上是对中国相当友好的日本前首相，在他执政期间，不仅开启了中国人赴日自由行，而且在武汉疫情暴发时自己率先捐出工资，还主持自民党干部会议，要求每个自民党国会议员从工资中扣除5000日元捐给中国抗击疫情；安倍一直积极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充当中美关系的调停人，使中美关系没有出现脆断；安培任期内没有侵略过中国，也没有为侵略行径辩护。一个致力于中日关系世代友好的日本前首相遇刺辞世，为什么让这些人兴高釆烈？

40多年来，无论中日政局如何动荡，中日友好关系的大格局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改变，民间社会的反日情绪也是舆论和政客在特定历史时期渲染煽动的结果。中日高层依然有清醒之人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两国间的关系，大凡去过日本的中国人对日本抱有特别的亲切感，并没有象抗日神剧中所渲染的那么极端那么仇视日本。

正如一位企业家朋友发信息给我说：安倍前首相政治生涯顶峰的那些年，刚好是我频频去日本游览的一段时光，亲眼目睹了日本经济恢复，市容整洁，治安良好，秩序文明，使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国家和安倍。之后听说一个必将影响未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印太战略”就是安倍首创，更是增加了我对他的尊敬！他不是一个政客，应该称之为政治家，是具有世界格局的政治家！

日本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虽然日本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正在走向老龄化，但日本绝不是一个没有创造力，正在衰败没落或者说一无所有的“小日本”。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经历过日本占领新加坡、日本在二战中的毁灭以及不屈不挠重新取得辉煌的时期。清醒明智的李光耀生前多次告诫国民，不把日本当一回事是“愚蠢的”。

中日关系的发展也是渊源流长，传说中的徐福带着童男童女东渡日本可追溯到秦朝，今天日本的奈良或者京都，很多古典建筑，都是标准的唐式建筑，盛世唐朝更是日本学人仰慕朝拜的乐土，从唐之后，宋、元、明、清，两国的交流一直非常密切。

清末时期，孙中山等一批有识之士以日本为基地，策动谋划了史无前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统治。新政权成立后，以宽广的胸襟看待中日历史问题，毛主席说中日关系是“不打不成交”。1972年7月，周总理对日本人说：“现在日本新政府离过去发动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相当远了，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对裕仁天皇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今后我们要以向前看的态度建立两国和平的关系。”

即使在毛的时代，中国对日本的观感多以正面为主，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手撕鬼子的题材几乎找不到。经典样板戏《沙家滨》中日军的形象与今天的影视作品也是大相径庭。沙家滨有一段情节，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被前来扫荡的日军追赶，逃到了沙家滨，被春来茶馆的老板娘、地下党员阿庆嫂藏到水缸里得以逃生。《沙家滨》中的日军形象，并不是烧杀奸抢、无恶不作，日军到沙家滨扫荡后，春来茶馆还在，日军没有烧；春来茶馆的东西也还在，日军没有抢；日军到沙家滨扫荡时，阿庆嫂在茶馆没有逃走，而且还挺身挡在门口面不改色心不跳。

1949年之后的中国，由于长期受到西方世界的封锁和外交孤立，日本则是频频向中国示好，更早于美国之前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89年中国再次陷入西方世界的全面制裁与孤立，日本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伸出橄榄枝的经济发达国家，而且突破性地促成了日本天皇访问中国，这是日本天皇第一次踏足他曾下令侵占过的最大国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中日关系如火如荼，日本是对中国援助最慷慨的国家，也是对中国输出技术最多的国家。日本官方发展援助(ODA)数据显示，从1979年至2010年，日本对中国的开发援助总额为3.64兆円，折合2852亿人民币。日本的援助占中国接受总体外援的67.2%，高于第二名德国33倍之多。

日本不像西方世界利用中国人权、民主以及政治制度大做文章，走的是一条典型的务实外交路线。从毛时代起，中国就长期着眼于争取日本支持，在官方没有建交时大搞“民间外交”，以民促官，促成1972年邦交恢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多来自日本。没有日本早期的经援，中国改革开放很难走到现在，更不可能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以后将外资吸引到大陆，使之成为欣欣向荣的世界工厂。

不少有识之士很清醒地意识到，安倍遇刺不幸离世很可能导致日本右转，甚至出现素人政治。当年犬养毅遇刺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今天的很多网民并不知道，稍知历史的中国人知道那是怎样的灾难；素人政治很可能使得中日之间产生不可逆转的脱钩现象，一旦政治素人走上日本政坛，不受日本国内财阀的影响，不受党派大佬的牵绊，加之与中国存在意识形态的巨大鸿沟，不要说军事上出现重大变化，经济上也将进一步减少与中国的联系。一旦中日两个大国走向仇视和对抗，对两国人民来说都是灾难。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十四望远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