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仇視和對抗對誰都是災難

日本前首相安倍遇刺身故的消息讓全世界感到震驚和悲傷，各國政要紛紛發表講話或通過不同形式表達哀悼！中國黨政領導人也不例外，對安倍突遭不幸辭世表示深切哀悼，對安倍生前致力於中日關係改善發展給予高度評價和積極肯定。

與此同時，安倍遇刺的消息給一些被抗日神劇洗腦和仇恨教育薰陶的網民提供了一個幸災樂禍瘋狂歡慶的機會。在微博熱搜排名前十的話題中，與安培遇刺有關的條目就占了7條。央視新聞報道安信遇刺的消息，一個小時，點讚就超過100萬；一條發在微博 「我希望槍手沒事」的帖子，就收到13000個「贊」，另一個跟帖：「安倍晉三應該忘記仇恨，原諒槍手」，也收到93000個「贊」。

網上流傳出來的一些照片更讓人不可思議，如一家小吃店門口掛起紅幡，上面書寫着一排大字：「昨天七七事變，今天安倍再見，為慶祝安倍遇刺身亡，全場V8啤酒買一打送一打」，還有小店打出「慶祝安倍歸西，奶茶買一送一」的橫幅。如同當年9·11恐怖襲擊後一樣，沒有敬畏沒有底線的一群烏合之眾突然打開了發泄閥門，一條條評論和一張張照片彰顯了一些人對一個溫和政客的仇恨和偏執，暴露了一個族群倫理道德整體的潰敗。

上海官媒澎湃新聞駐日記者曾穎在即時報道安倍遇刺的時候，介紹安倍在任期間為中日友好作出的巨大貢獻。她一度哽咽落淚，隨即遭到「五毛」和微博大V的圍攻，罵她「不知道的以為死的是令尊」，「直播如喪考妣，嚎啕大哭，仿佛爹死了一樣」，甚至質疑她「到底是中國記者還是日本記者？」

叔本華在《論道德和自由》中說：「沒有什麼比一個人發自內心的、純粹的幸災樂禍的心理，更確切地顯示出這個人的卑劣、惡毒的內心和道德上的一無是處。一旦在某個人的身上發覺這一特質，我們就要永遠對他疏而遠之。」

安倍實際上是對中國相當友好的日本前首相，在他執政期間，不僅開啟了中國人赴日自由行，而且在武漢疫情暴發時自己率先捐出工資，還主持自民黨幹部會議，要求每個自民黨國會議員從工資中扣除5000日元捐給中國抗擊疫情；安倍一直積極推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充當中美關係的調停人，使中美關係沒有出現脆斷；安培任期內沒有侵略過中國，也沒有為侵略行徑辯護。一個致力於中日關係世代友好的日本前首相遇刺辭世，為什麼讓這些人興高釆烈？

40多年來，無論中日政局如何動盪，中日友好關係的大格局並沒有發生太多的改變，民間社會的反日情緒也是輿論和政客在特定歷史時期渲染煽動的結果。中日高層依然有清醒之人在小心翼翼地呵護着兩國間的關係，大凡去過日本的中國人對日本抱有特別的親切感，並沒有象抗日神劇中所渲染的那麼極端那麼仇視日本。

正如一位企業家朋友發信息給我說：安倍前首相政治生涯頂峰的那些年，剛好是我頻頻去日本遊覽的一段時光，親眼目睹了日本經濟恢復，市容整潔，治安良好，秩序文明，使我深深地愛上了這個國家和安倍。之後聽說一個必將影響未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印太戰略」就是安倍首創，更是增加了我對他的尊敬！他不是一個政客，應該稱之為政治家，是具有世界格局的政治家！

日本是一個有着幾千年歷史，文化底蘊深厚的國家，雖然日本和世界上大多數發達國家一樣，正在走向老齡化，但日本絕不是一個沒有創造力，正在衰敗沒落或者說一無所有的「小日本」。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經歷過日本占領新加坡、日本在二戰中的毀滅以及不屈不撓重新取得輝煌的時期。清醒明智的李光耀生前多次告誡國民，不把日本當一回事是「愚蠢的」。

中日關係的發展也是淵源流長，傳說中的徐福帶着童男童女東渡日本可追溯到秦朝，今天日本的奈良或者京都，很多古典建築，都是標準的唐式建築，盛世唐朝更是日本學人仰慕朝拜的樂土，從唐之後，宋、元、明、清，兩國的交流一直非常密切。

清末時期，孫中山等一批有識之士以日本為基地，策動謀劃了史無前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統治。新政權成立後，以寬廣的胸襟看待中日歷史問題，毛主席說中日關係是「不打不成交」。1972年7月，周總理對日本人說：「現在日本新政府離過去發動侵略的日本軍國主義已經相當遠了，現在我們應該向前看，而不應該向後看，要解決今後的問題。」1978年10月，鄧小平訪日對裕仁天皇說：「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今後我們要以向前看的態度建立兩國和平的關係。」

即使在毛的時代，中國對日本的觀感多以正面為主，當時的文學作品中，手撕鬼子的題材幾乎找不到。經典樣板戲《沙家濱》中日軍的形象與今天的影視作品也是大相徑庭。沙家濱有一段情節，忠義救國軍司令胡傳魁被前來掃蕩的日軍追趕，逃到了沙家濱，被春來茶館的老闆娘、地下黨員阿慶嫂藏到水缸里得以逃生。《沙家濱》中的日軍形象，並不是燒殺奸搶、無惡不作，日軍到沙家濱掃蕩後，春來茶館還在，日軍沒有燒；春來茶館的東西也還在，日軍沒有搶；日軍到沙家濱掃蕩時，阿慶嫂在茶館沒有逃走，而且還挺身擋在門口面不改色心不跳。

1949年之後的中國，由於長期受到西方世界的封鎖和外交孤立，日本則是頻頻向中國示好，更早於美國之前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1989年中國再次陷入西方世界的全面制裁與孤立，日本又是第一個向中國伸出橄欖枝的經濟發達國家，而且突破性地促成了日本天皇訪問中國，這是日本天皇第一次踏足他曾下令侵占過的最大國家。

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中日關係如火如荼，日本是對中國援助最慷慨的國家，也是對中國輸出技術最多的國家。日本官方發展援助(ODA)數據顯示，從1979年至2010年，日本對中國的開發援助總額為3.64兆円，折合2852億人民幣。日本的援助占中國接受總體外援的67.2%，高於第二名德國33倍之多。

日本不像西方世界利用中國人權、民主以及政治制度大做文章，走的是一條典型的務實外交路線。從毛時代起，中國就長期着眼於爭取日本支持，在官方沒有建交時大搞「民間外交」，以民促官，促成1972年邦交恢復。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引進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大多來自日本。沒有日本早期的經援，中國改革開放很難走到現在，更不可能在東南亞金融風暴以後將外資吸引到大陸，使之成為欣欣向榮的世界工廠。

不少有識之士很清醒地意識到，安倍遇刺不幸離世很可能導致日本右轉，甚至出現素人政治。當年犬養毅遇刺對於中國意味着什麼，今天的很多網民並不知道，稍知歷史的中國人知道那是怎樣的災難；素人政治很可能使得中日之間產生不可逆轉的脫鈎現象，一旦政治素人走上日本政壇，不受日本國內財閥的影響，不受黨派大佬的牽絆，加之與中國存在意識形態的巨大鴻溝，不要說軍事上出現重大變化，經濟上也將進一步減少與中國的聯繫。一旦中日兩個大國走向仇視和對抗，對兩國人民來說都是災難。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十四望遠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