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权力意志败于经济

中国这次疫情防控的放开程度，超出预期，很多人把“功劳”算在“白纸运动”上。该运动的一个直接诉求是放弃清零，放开管控。习近平在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会谈中，也承认年轻人因为在三年疫情中的挫败感而走向街头抗议，实际等于承认清零抗疫失败。鉴于习时代对社会的严密管控，“白纸运动”毫无预兆的突然大规模爆发，对习的心理冲击会相当强烈，这可能直接促成了当局放弃清零政策，以回应民意。

不过，来自经济的压力或许是一个更深层更关键的因素。不妨假设，如果中国经济表现得不错，像印度或者越南那样保持强健增长，习对抗议运动的诉求还会退让吗？估计很难。

一个多月前，我曾预判，倘若中国经济在第四季度表现尚可，很可能明年两会后才会放开疫情控制；而如果不见好转，最早在二十大后，最晚在明年一月才有可能放开。我之如此判断，是因为如果经济形势好，那么在习看来，他这套清零做法是对的，能够做到防疫和经济发展两不误，就像在德尔塔病毒阶段他做的那样。在抗疫第一阶段，中国采取的封控措施既控制住了疫情，同时经济又快速恢复，被认为是国际抗疫的所谓“优等生”，正是这个认知让他迟迟不愿放弃清零，至少是原因之一。可如果经济形势恶化，说明他鱼和熊掌都想兼得的想法是无法实现的，注定要舍弃一头。而就对社会的影响和他个人权力的稳定性来说，保经济显然比保清零重要得多。

对习来说，不幸的是，今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表现得会非常糟。一季度因为上年同期的经济增速实在太低，有较高增长；二季度由于上海封城，经济几乎停止增长；三季度有所好转，恢复增长态势，尽管增速仍然很低。当局把希望寄托在四季度上，假如疫情没有反复和各地的随意加码封控，四季度出现四个百分点的增速是可能的，全年虽然达不到当局制定的5%的增长目标，但应该能实现3.5%的增速。

然而，四季度经济形势比当局预想的要坏得多。按照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等五位经济学者在新11条公布前写给当局要求放开经济活动的建议一文披露的数据，10月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全面下滑，基建和制造业投资虽有韧性但也增长放缓，跌幅较大的是地产、出口和消费。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0.5%，比上月下降3个百分点；房地产销售金额同比-23.7%，比上月下降9.5个百分点；出口（以美元计）同比-0.3%，比上月下降6个百分点。解决就业主力的小微企业尤为困难。10月，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高达17.9%，实际情况可能更严峻。而受经济不景气和企业裁员影响，大学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11月的情形更差，大、中、小型企业经理人指数PMI分别为49.1%、48.1%和45.6%，比上月下滑1.0、0.8和2.6个百分点。可见，再不放开封控，四季度经济增速会比三季度大幅下降，并影响明年的经济发展。

中国银行的一份内部研究报告也透露，今年前八月，地方广义财政预算缺口达10.2万亿元，远高于中央广义财政预算缺口的6万亿元，较上年同期扩大 65%。分省看，除山西、河南财政收支缺口分别缩窄15.9%、0.3%，其他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均出现一定程度的扩大。其中，浙江、北京、广东三大经济强地财政收支缺口扩大幅度最大，分别达 1619.2%、293.9%和 102.7%，上海财政盈余则较上年同期减少79.2%。报告把地方财政预算缺口扩大归咎于疫情冲击超预期，以及土地市场低迷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行。后者其实也受前者的影响。财政收入端持续承压，支出则不断扩大，仅卫生健康支出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前八月保持在8%左右，高于历史同期。报告也指出财政压力过大的三个后果，一是违约风险上升，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债券余额占收入的比例接近财政部划定的120%的警戒线；二是制约基建投资增长，削弱政府促进经济中长期发展的能力；三是公共部门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阻碍。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习近平才不会在乎经济的好坏，保权才是他最看重的。如果说，在习权力尚不十分稳固，而经济下行速度又不是很大，没有对政府能力的行使造成太大影响下，他优先关注的是自身权力，就像疫情前一样；那么，现在他三连任了，并且组成了一个清一色的“习氏内阁”，权力意志在高层得到毫无阻碍地贯彻，可经济却一塌糊涂，不但影响到他要将中国力量推向全球的扩张计划，而且已经影响基本民生和社会稳定，很可能对他的政权带来较大冲击，这种时候，他怎么可能不把经济作为政府工作的重心？

有人也许还会质疑，中国经济真坏到这个地步了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否则姚洋等官方学者不会在此时呼吁当局放开清零，并建议将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5%以上，以向各级官员重新发出政治信号：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习想做有为“君主”，二十大提出了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为人类探索出另一条现代化道路，不管这条道路有多少虚的成分，但有一点实打实，即民众普遍过上现代化的生活，没有这一点，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扯淡。

所以经济是一个硬指标。而现在经济衰退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财政危机。其他的不论，按照前述中国银行的报告估算，若常态化核酸检测覆盖9亿城镇人口，则全年将带来0.7万亿左右财政支出，对地方政府而言，这是一笔格外的负担。中国县乡一级政府财政早就破产，拿不出钱来支持核酸检测。这也就是山东等地为什么要靠发债建方舱医院。但债务迟早是要返的，如果到了中央政府都要大量借债度日，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概率就很高。而如果清零再持续半年，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出现。

经济是根本，这话对任何政府都适用，对中共尤其重要。自毛之后丧失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后，中共事实上把政权的合法性放在经济增长及由此带来的国家强盛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上。虽然在习上台前的30年在某些阶段会有偏差，但总体保持了这个趋势。习的前五年曾经一度也想在经济上有所作为，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中国改革的总规划，要实施供给侧改革，并亲任中央深改组主任一职，但反腐和集权打击了官员的积极性，让他的改革计划泡汤。在后五年，由于中美关系的恶化和对抗，以及确保二十大三连任的顺利，习的重心转向保权和应对国际社会的压力，期间发起了对资本史无前例的打压。尤其是疫情三年，各级政府忙着控制疫情，虽然习提出要经济发展和防疫兼顾，但事实上做不到这点，强行清零封控的代价就是经济的彻底熄火。

但习过去十年对中共的改造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对权力意志过于迷信，以为有自己的领导，加上中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和动员能力，只要想好了目标，虽然可能会有一些曲折，可最后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他的反腐、对资本的打压以及中美贸易战，都强化了他的这种认知。在疫情发生后，他也认为凭着他的强大权力意志，可以控制疫情，驯服社会，驯服经济。但他这回失算，经济的理性、经济的逻辑和经济的力量比他个人的权力意志强大得多，原因很简单，经济服从的是最赤裸裸的利益计算，是最基本的市场规则，从来没有人——哪怕号称伟大领袖——和经济规律对抗不一败涂地的。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