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抗疫,权力与科学的对决

抗击大瘟疫,中美制度对决,不仅在药物和疫苗开发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决出高低。经济方面。美国经由疫苗开发、药物研制,以及温和的、劝告式而非强制的人性管制措施,美国社会从容与病毒共存,优先保障民生,很快复工复产,社会快速恢复常态,经济获得恢复性发展的强劲动力。

中国实行极端清零、极端封城的非人性、非人道的极端措施,企图清零病毒,其结果却是破坏经济、毁灭民生,制造海量次生灾害、人道悲剧,未能把病毒清零,而几乎把经济、民生和人命清零。

当美国抗疫把中国抗疫远远甩在后面之后,美国经济增长率超过中国,据称这还是1976年以来的首次。如今,世界上已经很少有人再谈及前些年的热门话题,所谓“中国超越美国”。这证明,单论经济发展,民主的美国仍然击败了专制的中国。

而在抗疫过程中,秉持人性、人道、人权的美国,处处与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权的中共,形成鲜明对照。比如:人民因居家隔离而生活困顿,美国政府不断向人民发放现金,予以补助和救助;但在号称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中国,政府从未给人民发过一分钱。对新冠患者,美国提供免费检测、免费药物、免费疫苗,而这一切,都由政府买单;反观中国,动辄收费,甚至逼迫人民高价卖药。

施打疫苗,美国的顺序是,先施打最高危、最弱势的老人群体,然后才轮到中年人,最后才轮到青少年和儿童。中国的顺序却是,先施打18岁至59岁的中青年阶层,然后才是老人。显示,美国的出发点是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中共的出发点是功利主义和势利眼—它们要优先保住青壮劳动力,而不惜牺牲老人,甚至默认、巴不得老人大量死亡,以减轻政府负担,包括退休金、养老金、各类老年福利等。对应的还有,当权者以疫谋独,也指望疫情、封控和死亡,封杀或终结政治老人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而中美两国的决策机制,不仅显示制度的不同,而且直接决定了抗疫结果。中国方面,权力就是一切,权力高于医学、高于科学,权力更高于人民利益、民间疾苦、乃至人民的生命。按照中共领导人亲口所说:中国的清零和封城模式,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不要算经济账和民生账,而要算政治账。经由某人拍脑袋式的决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十多亿人民的命运操之于一人之手。

而在美国,权力受到监督和制衡,医学和科学高于政治,更高于权力,任何领导人,不可能做出悖离医学和科学的决策,只能是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并接受监督和批评,具有随时修改的修复能力。换言之,在美国,权力服从医学、服从科学、更服从民意,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真正做到了而不是喊口号的以人为本、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至上。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也是一场权力与科学的对决,而科学打败了权力。当然,归根到底,还是制度的差异,也是制度的竞争。中国盲从权力,而美国尊崇科学。其实,抵抗这场大瘟疫,美国本无意与中共展开制度竞争,只是依据民主制度的基本原理自然作为;但有意与美国展开制度竞争的中共,恰恰就败在制度差异之下。如此的制度之争,胜败分明,足以让世人深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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