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年轻人不愿意接班了

上个月,浙江台州公布了一份市属事业单位招聘岗位的报考信息表。其中,报考人数最多最热门的岗位,是台州市殡仪馆的殡仪服务管理岗位。录取一个人,报名人数却达到了:973个。

社长去翻了下这份工作的报考表,没有专业要求、工作年限要求和党员要求。可以说,是所有岗位里门槛最低的一个。 

2021年的浙江省公务员招考,有超过43万人报名。最热门的,是杭州余杭区政府南苑街道办事处的‌‌“综合管理‌‌”科员岗位,报考人数达5451人。

3年前,获得这份工作的人,是一位北京大学的博士。 

近几年来,浙江省的公务员报考人数都是‌‌“历史新高‌‌”。6年前,浙江省公务员报考的竞争比只有1:21,而在去年,这个数字变成了: 

1:65。 

普遍被认为是‌‌“官迷‌‌”的山东,2021年的比例仅为1:48。 

这种竞争从高考就开始了。 

今年浙江高校的录取线当中,最让人出乎意料的是浙江师范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 

其中,浙江师范大学提前录取的考生,最高分达到了661分。这个分数,能够排进全省前4000名,高于大多数985大学。 

而创造了浙师范分数记录的人,正是来自指定委托培养地区的定向生。毕业后,这个学生就能在宁波慈溪,拥有教师编制。 

再比如,湖州师范学院的小学教育录取分数线,比浙江财经大学录取分最高的专业还高2分。往年,浙江的财经和理工类高校,热度远超师范。 

与60后‌‌“鸡毛换糖‌‌”的父辈们相比,90后浙江人开始有了完全不同的职业选择。 

在浙江籍学生超一半的浙江大学,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显现。从17届-19届期间的浙大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数据可以看到: 

去企业的越来越少,当公务员的越来越多。 

三年时间里,浙大毕业生考取公务员的比例从4.17%到6.28%再到7.36%。原因很简单,体制内外工作的性价比均衡正在被打破。 

浙江体制内的收入分配体系开始强调‌‌“收入向基层倾斜‌‌”。以本科毕业工作满3年的一级科员为基准,做杭州市的公务员,底薪、公积金加上各种奖金津贴,一年全包在25万。远远超出了杭州的人均收入水平。 

能让近千人扎破头钻进殡仪馆应聘的台州,事业编制工作的年收入能超过20万。公务员收入最低的舟山,也能有年均13万以上。 

杭州余杭区的公办幼儿园在编教师,一年的税前总收入能达到近30万。宁波人社局在职读研毕业还能补贴50%的学费。 

可以说,体制内工作收入低的硬伤已经在浙江被消灭得差不多了。 

与此同时,‌‌“八个人就有一个老板‌‌”的浙江,市场主体的增长趋势在逐年下降。2015年,浙江全年新设市场主体同比增长12%,到2020年底,这个数字已经是10%。 

‌‌“宁愿睡地板,也要当老板‌‌”的第一代浙商,正在交接班的时候,但他们却不太愿意让子女从商了。 

尤其在义乌,大多数创业者都是外地人,在义乌市场中,连当地方言都不怎么能听到了。有人感慨,义乌人要么在躺著收房租,要么在考公务员。 

眼下,义乌正在筹划一部讲述创业者的大型电视剧,主角却不是义乌人,而是:甘肃临夏人。 

温州同样如此,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曾经分析过,过去地方领导敢于冒著政策风险,商人有野蛮生长的机会。而今政策条条框框变多,地方管的多查的多,中小企业有著不小压力。浙商不愿意后代像自己一样‌‌“求爷爷告奶奶‌‌”。 

周德文说,甚至有温州老板说: 

只要让我的孩子去体制上班,即使不发工资都没关系。 

温州一位开电器开关工厂的独女,没能拿到心仪海外大学的offer,便回到了老家考公务员。在第二次省考后,考上了当地的市劳动局。 

在金华义乌,一家做了30多年的五金加工厂,企业主陈老板让刚刚从杭州某所大学毕业的孩子直接回了老家。要求只有一个,不需要出去赚钱,必须在家安心复习考公务员。 

‌‌“不考公务员,进事业单位也行,哪怕考研究生,也行。‌‌”陈老板认为五金模具的技术越来越难把握,对于企业现状也已经坦然。自己赚到的钱足够孩子用了,只希望他找一份安定轻松的工作。 

在义乌,考公务员更是一种潮流。浙江事业单位的面试,出现了越来越多穿戴奢侈品的年轻人。 

第一代浙商、方太集团的创始人茅理翔,可能是为数不多的逆行者了。他说服了自己准备读博士的儿子茅忠群接班方太。而在更早之前,茅老也曾说服自己的女儿和女婿进入公司。本来,俩口子分别是教师和医生。 

在80岁的时候,茅理翔创办了一个家业长青学院: 

说服企业家的孩子接受家业传承。 

他把这看成是自己第三次创业。 

这份工作很难,因为孩子接班意愿不大,课程很多时候都是在企业家父母的痛哭流涕后结束。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铁头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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