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媒記者涉情蒐友台政要被起訴 創捷克首例
2026 年 6 月 4 日
最近，大陆官方媒体报导彭丽媛“在湖南长沙雨花区洞井街道，调研基层结核病防治工作”，引起外界关注。有人传说彭丽媛要接班，甚至有人说已经是中办主任。这些当然都是传说，没有证据，我们姑且听听就好了。 但是，第一，地方官拍马屁是很明显的。彭丽媛是“世界卫生组织肺结核及爱滋病防治亲善大使”的身份进行调研的，这种亲善大使很多，随便一个歌星都可以，做这样的公益活动这其实也不出格，但官方媒体大幅报导，中共卫建委副主任，疾控局局长王贺胜，以及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迎春都成了陪同，这就不一样了，这也是外界议论纷纷的原因。第二，这个马屁拍得耐人寻味。过去江泽民，胡锦涛的夫人不仅没有这些“调研工作”，而且更不会获得媒体这样的报道，地方官员敢于拍这个马屁，不避嫌，说明上有所好，下必为之，甚至说明他们是听说了一些什么。至于是不是习近平或身边的人授意，没有证据，但也不能排斥这种可能性。 其实我要说的重点是：彭丽媛会不会接班，我们不知道；但说彭丽媛接班是无稽之谈，根本不可能，这也不对，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有的，而且其实是相当可能的，至少可以说，这是习近平理性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华人独裁者或政治强人把权力交班给自己的家人，这是华人政治文化的特点和传统。李光耀，蒋介石都不例外；毛泽东当然有意培养毛岸英，要不然也不会让唯一的接班人选去朝鲜战场，只是没想到一碗蛋炒饭坏了一盘大棋，要不然今天的中国想必不一样。他晚年培养侄子毛远新，安排江青进政治局，说明他的确是想传位给家人的。只是后来他的家人宫廷斗争中被老臣们斗倒了而已。邓小平有传位家人的想法我们不知道，但其长子邓朴方作为残疾人，确实不够条件，即时邓想，也是无奈。江泽民和胡锦涛不算是独裁者，他们没有资格自己立储君。但现在习近平有资格了，传位给家人，历史经验上看一点也不稀奇，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第二，习近平事事学毛泽东，有一种毛泽东情结，培养自己的了老婆也很可能有毛泽东情结作祟。学一点中共党史你就会知道江青是怎么出道的？她当初不过是文化部电影局的一个处长，但毛泽发动政治运动，批武训传，打刘少奇，下的第一步棋，就是派江青去武训的家乡“调研”，江青调研回来，汇报给毛泽东，毛才有了材料发动运动。现在习近平要搞政治运动，会不会学毛泽东，让夫人出面？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党内是有先例的，谁敢质疑？当初江青只是处长，现在彭丽媛是正军职，相当于正部级，经过安排进入政治局，或称为副国级待遇，也属于正常。 网络图片 第三，如果你是习近平，你会交办给谁？蔡奇吗？那都是奴才，而奴才是不可靠的。独裁者交班给自己的家人，对我们来说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对他们来说是天经地义，是非常理智的选择。因为除了自己的家人，独裁者还能信任谁？从刘少奇到王洪文，毛泽东换了好几个接班人，都不信任；邓小平也一样，从胡耀邦到赵紫阳，也都挑不好加班人。史达林任用了外人赫鲁晓夫，其后的的教训，中共高级领导人一定很清楚。因此，想来想去，只能交给自己家人，这就然是独裁者的理性选择，一点也不意外，非常顺理成章。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尤其是习近平，当初修改宪法谁也想不到吧？觉得不可能，不是也霸王硬上弓了吗？开始搞文革和个人独裁者一套，以前外界都觉得不可能，现在成共识了吧？说他绝对不可能交办给彭丽媛，那是对中共的不了解。 第四，当然，愿望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独裁者都会交给自己家人，但家人有没有那个命就因人而异了。蒋经国算顺利接班；但江青就被抓了。那不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问题，是接班人自己的能力的问题。蒋经国沈稳老辣，江青飞扬跋扈，四面树敌，结局当然就不一样。所以，如果习近平想交给彭丽媛，一点也不意外，也很有可能性；但彭丽媛是否能接得住，那就不一定了。假如最后，最后接班人不是彭丽媛，并不代表习近平没有这个想法，而有可能是彭丽媛自己不行。 其实，早在十年以前，北京就有彭丽媛接班的传说了。当然迄今为止还只是传说，未来会不会成真，且让我们拭目以待，但彭丽媛最近的出镜，的确有些非同寻常。 文章来源：上报
上个月，浙江台州公布了一份市属事业单位招聘岗位的报考信息表。其中，报考人数最多最热门的岗位，是台州市殡仪馆的殡仪服务管理岗位。录取一个人，报名人数却达到了：973个。 社长去翻了下这份工作的报考表，没有专业要求、工作年限要求和党员要求。可以说，是所有岗位里门槛最低的一个。 2021年的浙江省公务员招考，有超过43万人报名。最热门的，是杭州余杭区政府南苑街道办事处的“综合管理”科员岗位，报考人数达5451人。 3年前，获得这份工作的人，是一位北京大学的博士。 近几年来，浙江省的公务员报考人数都是“历史新高”。6年前，浙江省公务员报考的竞争比只有1：21，而在去年，这个数字变成了： 1：65。 普遍被认为是“官迷”的山东，2021年的比例仅为1：48。 这种竞争从高考就开始了。 今年浙江高校的录取线当中，最让人出乎意料的是浙江师范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 其中，浙江师范大学提前录取的考生，最高分达到了661分。这个分数，能够排进全省前4000名，高于大多数985大学。 而创造了浙师范分数记录的人，正是来自指定委托培养地区的定向生。毕业后，这个学生就能在宁波慈溪，拥有教师编制。 再比如，湖州师范学院的小学教育录取分数线，比浙江财经大学录取分最高的专业还高2分。往年，浙江的财经和理工类高校，热度远超师范。 与60后“鸡毛换糖”的父辈们相比，90后浙江人开始有了完全不同的职业选择。 在浙江籍学生超一半的浙江大学，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显现。从17届-19届期间的浙大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数据可以看到： 去企业的越来越少，当公务员的越来越多。 三年时间里，浙大毕业生考取公务员的比例从4.17%到6.28%再到7.36%。原因很简单，体制内外工作的性价比均衡正在被打破。 浙江体制内的收入分配体系开始强调“收入向基层倾斜”。以本科毕业工作满3年的一级科员为基准，做杭州市的公务员，底薪、公积金加上各种奖金津贴，一年全包在25万。远远超出了杭州的人均收入水平。 能让近千人扎破头钻进殡仪馆应聘的台州，事业编制工作的年收入能超过20万。公务员收入最低的舟山，也能有年均13万以上。 杭州余杭区的公办幼儿园在编教师，一年的税前总收入能达到近30万。宁波人社局在职读研毕业还能补贴50%的学费。 可以说，体制内工作收入低的硬伤已经在浙江被消灭得差不多了。 与此同时，“八个人就有一个老板”的浙江，市场主体的增长趋势在逐年下降。2015年，浙江全年新设市场主体同比增长12%，到2020年底，这个数字已经是10%。 “宁愿睡地板，也要当老板”的第一代浙商，正在交接班的时候，但他们却不太愿意让子女从商了。 尤其在义乌，大多数创业者都是外地人，在义乌市场中，连当地方言都不怎么能听到了。有人感慨，义乌人要么在躺著收房租，要么在考公务员。 眼下，义乌正在筹划一部讲述创业者的大型电视剧，主角却不是义乌人，而是：甘肃临夏人。 温州同样如此，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曾经分析过，过去地方领导敢于冒著政策风险，商人有野蛮生长的机会。而今政策条条框框变多，地方管的多查的多，中小企业有著不小压力。浙商不愿意后代像自己一样“求爷爷告奶奶”。 周德文说，甚至有温州老板说： 只要让我的孩子去体制上班，即使不发工资都没关系。 温州一位开电器开关工厂的独女，没能拿到心仪海外大学的offer，便回到了老家考公务员。在第二次省考后，考上了当地的市劳动局。 在金华义乌，一家做了30多年的五金加工厂，企业主陈老板让刚刚从杭州某所大学毕业的孩子直接回了老家。要求只有一个，不需要出去赚钱，必须在家安心复习考公务员。 “不考公务员，进事业单位也行，哪怕考研究生，也行。”陈老板认为五金模具的技术越来越难把握，对于企业现状也已经坦然。自己赚到的钱足够孩子用了，只希望他找一份安定轻松的工作。 在义乌，考公务员更是一种潮流。浙江事业单位的面试，出现了越来越多穿戴奢侈品的年轻人。 第一代浙商、方太集团的创始人茅理翔，可能是为数不多的逆行者了。他说服了自己准备读博士的儿子茅忠群接班方太。而在更早之前，茅老也曾说服自己的女儿和女婿进入公司。本来，俩口子分别是教师和医生。 在80岁的时候，茅理翔创办了一个家业长青学院： 说服企业家的孩子接受家业传承。 他把这看成是自己第三次创业。 这份工作很难，因为孩子接班意愿不大，课程很多时候都是在企业家父母的痛哭流涕后结束。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铁头功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