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年輕人不願意接班了

上個月，浙江台州公布了一份市屬事業單位招聘崗位的報考信息表。其中，報考人數最多最熱門的崗位，是台州市殯儀館的殯儀服務管理崗位。錄取一個人，報名人數卻達到了：973個。

社長去翻了下這份工作的報考表，沒有專業要求、工作年限要求和黨員要求。可以說，是所有崗位里門檻最低的一個。 

2021年的浙江省公務員招考，有超過43萬人報名。最熱門的，是杭州餘杭區政府南苑街道辦事處的‌‌「綜合管理‌‌」科員崗位，報考人數達5451人。

3年前，獲得這份工作的人，是一位北京大學的博士。 

近幾年來，浙江省的公務員報考人數都是‌‌「歷史新高‌‌」。6年前，浙江省公務員報考的競爭比只有1：21，而在去年，這個數字變成了： 

1：65。 

普遍被認為是‌‌「官迷‌‌」的山東，2021年的比例僅為1：48。 

這種競爭從高考就開始了。 

今年浙江高校的錄取線當中，最讓人出乎意料的是浙江師範大學和杭州師範大學。 

其中，浙江師範大學提前錄取的考生，最高分達到了661分。這個分數，能夠排進全省前4000名，高於大多數985大學。 

而創造了浙師範分數記錄的人，正是來自指定委託培養地區的定向生。畢業後，這個學生就能在寧波慈谿，擁有教師編制。 

再比如，湖州師範學院的小學教育錄取分數線，比浙江財經大學錄取分最高的專業還高2分。往年，浙江的財經和理工類高校，熱度遠超師範。 

與60後‌‌「雞毛換糖‌‌」的父輩們相比，90後浙江人開始有了完全不同的職業選擇。 

在浙江籍學生超一半的浙江大學，趨勢也越來越明顯顯現。從17屆-19屆期間的浙大畢業生就業單位性質分布數據可以看到： 

去企業的越來越少，當公務員的越來越多。 

三年時間裡，浙大畢業生考取公務員的比例從4.17%到6.28%再到7.36%。原因很簡單，體制內外工作的性價比均衡正在被打破。 

浙江體制內的收入分配體系開始強調‌‌「收入向基層傾斜‌‌」。以本科畢業工作滿3年的一級科員為基準，做杭州市的公務員，底薪、公積金加上各種獎金津貼，一年全包在25萬。遠遠超出了杭州的人均收入水平。 

能讓近千人扎破頭鑽進殯儀館應聘的台州，事業編制工作的年收入能超過20萬。公務員收入最低的舟山，也能有年均13萬以上。 

杭州餘杭區的公辦幼兒園在編教師，一年的稅前總收入能達到近30萬。寧波人社局在職讀研畢業還能補貼50%的學費。 

可以說，體制內工作收入低的硬傷已經在浙江被消滅得差不多了。 

與此同時，‌‌「八個人就有一個老闆‌‌」的浙江，市場主體的增長趨勢在逐年下降。2015年，浙江全年新設市場主體同比增長12%，到2020年底，這個數字已經是10%。 

‌‌「寧願睡地板，也要當老闆‌‌」的第一代浙商，正在交接班的時候，但他們卻不太願意讓子女從商了。 

尤其在義烏，大多數創業者都是外地人，在義烏市場中，連當地方言都不怎麼能聽到了。有人感慨，義烏人要麼在躺著收房租，要麼在考公務員。 

眼下，義烏正在籌劃一部講述創業者的大型電視劇，主角卻不是義烏人，而是：甘肅臨夏人。 

溫州同樣如此，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曾經分析過，過去地方領導敢於冒著政策風險，商人有野蠻生長的機會。而今政策條條框框變多，地方管的多查的多，中小企業有著不小壓力。浙商不願意後代像自己一樣‌‌「求爺爺告奶奶‌‌」。 

周德文說，甚至有溫州老闆說： 

只要讓我的孩子去體制上班，即使不發工資都沒關係。 

溫州一位開電器開關工廠的獨女，沒能拿到心儀海外大學的offer，便回到了老家考公務員。在第二次省考後，考上了當地的市勞動局。 

在金華義烏，一家做了30多年的五金加工廠，企業主陳老闆讓剛剛從杭州某所大學畢業的孩子直接回了老家。要求只有一個，不需要出去賺錢，必須在家安心複習考公務員。 

‌‌「不考公務員，進事業單位也行，哪怕考研究生，也行。‌‌」陳老闆認為五金模具的技術越來越難把握，對於企業現狀也已經坦然。自己賺到的錢足夠孩子用了，只希望他找一份安定輕鬆的工作。 

在義烏，考公務員更是一種潮流。浙江事業單位的面試，出現了越來越多穿戴奢侈品的年輕人。 

第一代浙商、方太集團的創始人茅理翔，可能是為數不多的逆行者了。他說服了自己準備讀博士的兒子茅忠群接班方太。而在更早之前，茅老也曾說服自己的女兒和女婿進入公司。本來，倆口子分別是教師和醫生。 

在80歲的時候，茅理翔創辦了一個家業長青學院： 

說服企業家的孩子接受家業傳承。 

他把這看成是自己第三次創業。 

這份工作很難，因為孩子接班意願不大，課程很多時候都是在企業家父母的痛哭流涕後結束。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鐵頭功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