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毛错”的轻描淡写为何仍不能令毛左们满意？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如何令毛左们从满怀希望到极度失望》已经介绍过了习近平在上个月的毛诞13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公然辜负广大毛左们的期望，再提毛泽东的文革之“错”，终于令毛左们对他习近平失望至极。因为毛左们强烈感觉习近平的这番表述，比起十年前的纪念毛诞120周年的讲话内容中对毛的文革错误讲述得更为直白，甚至连“失败为成功之母”这样的开脱之词都懒得再说了。

这里，我们有必要先把习近平十年前与上个月的两次毛堂祭尸后的纪念讲话中的对于毛曾经的“错误”进行开脱的内容摘引如下：

习近平上个月的怀毛讲话只有8500字，比十年前的怀毛讲话少了2100字。其中的“毛错”部分只有如下一个自然段：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事业，由于中国是在极为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这样那样的曲折和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特别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我们党已经作出了全面评价，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而十年前年怀毛讲话中的“毛错”及相关评价总共有如下6个自然段：

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综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失败为成功之母。”毛泽东同志也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一切正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历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

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全面评价。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两篇纪念讲话中的对毛曾经的“错误”的开脱的内容虽然篇幅上有长有短，但翻译成人话都只是如下两个意思：一，错误是不可能避免的；二，瑕不掩瑜！

不过呢，前后十年间的两次怀毛讲话中相关“毛错”的叙述还是有几处比较重要的区别。其一习近平在十年前的讲话中如实叙述对毛泽东“瑕不掩瑜”的评价是邓小平的一锤定音。而十年后的习近平则是不提邓小平的名字，把同样叙述内容变成了“我们党已经作出了全面评价”  。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习近平在十年前的怀毛讲话中前后四次提及邓小平的名字，也提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名字。但在上个月的这份讲话中，从头到尾没有提一次邓小平，当然更不会提及江泽民和胡锦涛。

第二个区别是，十年前的怀毛讲话中，习近平不惜笔墨，反复论述有成功就必须有失败，要成就就必须先犯错误，前进的过程不可能避免弯路……。而十年后的这新一次讲话，对“毛错”的不可避免论“论述从简，很不到位”。。

第三个区别是，十年前的怀毛讲话中，习近平把毛泽东在晚年犯了的“严重错误”说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而在上个月的这新一次讲话中，则把这一说法改成了“特别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错误” 。而这正是毛左们高度不满的原因之一，认为十年前已经有“轻描淡写”的迹象了，十年后怎么又退回到老邓的“历史问题决议”水平上去了呢？

至于习近平如今对毛“错”的评价是否真是“退回”到邓小平的“历史决议”的水平上，就应该回顾历史，仔细对照一下前后两个“决议”的相关内容，即邓小平主导制定的，于1981年6月27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邓氏决议”）和习近平主导的，于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习氏决议”）中的相关内容，。

42年半前出台的“邓氏决议”是把毛泽东统治的27年执政史划分成三个阶段表述，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和“文革”十年。

在这个“决议”的制定过程，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有说法是最先由陈云定下基调。据毛左网站上曾经刊登的相关文章介绍：陈云否定毛泽东晚年的言论(即毛泽东一生的四个阶段)最早出处是美国人杰斯布莱恩著《胡耀邦传》一书。而国内正式出版该书是1989年3月部队最高学府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6月，作为中共党史资料研究的党史权威出版社也出版了美国人这本《胡耀邦传》一书。两本书都明确指出，邓小平安排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请陈云领头讲话。陈云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大家对于毛主席的功与过，不论说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实的。我认为毛主席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也就是到1949年止，毛主席领导是正确的，应予全面肯定。第二阶段是到1957年鸣放运动止，其间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予基本肯定。第三阶段从1957年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开，到1965年止，其间毛主席在1961年退居二线，不问大事，经济才有了转机，但在他当政那一段时间，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从1966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革’悲剧，他是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

当然，毛左网站刊登如上内容的目的是要否定陈云曾经有过如上表述。但事实上“邓氏决议”确实是基本遵循了如上思路。

对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7—-1966），“邓氏决议”如此评价：

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接下来，在整部“邓氏决议”中，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部分就占了6600字的篇幅，其中最关键的几处内容如下：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邓氏决议”产生的40年后，“习氏决议”中对毛泽东“严重错误”的轻描淡写首先就体现在把“邓氏决议”中的毛泽东执政三阶段揉搓成一个“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然后就是把“邓氏”决议中涉及“毛错”的上万字内容缩略成如下几句：

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

仔细读罢，不难发现“习氏决议“中不但用”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作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客观原因，而且故意把”十年内乱“的主要成因说成是林彪和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错误祸国殃民的结果。

但是，习近平对“毛错“的如此轻描淡定，依然远没满足毛左们的需要，因为毛左们的基本立场就是肯定文革—-至少也必须肯定文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更多的介绍和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进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