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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在今年3月30日去世。近日，一段“胡德华在一场饭局中的讲话”在网络热传。在视频中，胡德华谈及父亲胡耀邦的往事。他说，父亲曾说：“我……要不是为了你们这几个孩子啊，我要不是为了你们，我要不是为了咱们这家呀，我早就……（那意思是）跟毛泽东鱼死网破了。” 对于这段视频的热传，有评论认为，习近平常被外界指为“毛泽东第二”，他在党内的一系列操作，让党内各个派系对他恨之入骨。这段视频之所以传播得如此之快，应该是有人在背后推动，反映出体制内恨不得与习“鱼死网破”的情绪。 🔥胡耀邦次子胡德华：我爸要不是为了几个孩子这个家，早和毛泽东鱼死网破了！…… pic.twitter.com/CETOJBx2zg — 海外爆料 (@zhihui999) May 8, 2025 胡德华是胡耀邦的第三个儿子，知名红二代。他曾担任中科院软件中心负责人，1994年组建北京泰利特科技公司，从事金融、银行和办公室等软件系统的开发。此外，胡德华曾任《炎黄春秋》副社长。胡德华曾与李锐、杜导正等中共自由派元老关系密切，对体制提出批评。 《炎黄春秋》编辑部2016年遭当局改组，胡德华曾前往杂志社维权，一度跟审查部门的人员对峙并发生肢体冲突。但《炎黄春秋》还是被强行接管了，当局还遣散了全部原有员工。 有网友在X平台贴出当年《炎黄春秋》被习近平派出的官员强行接管时胡德华据理力争的一段视频，他在视频中称，“看官不要忘记，胡耀邦乃习近平的大恩人，习近平仍滴水不漏，赶尽杀绝，反而对毛泽东顶礼膜拜！” 胡德华去世后，香港《明报》发布报导称，自2012年底的中共十八大之后，胡德华屡屡对时局发言，成为“红二代”中知名的敢言者。他在2013年4月《炎黄春秋》杂志社的一次聚会上，对习近平提出批评。当时，他质疑中国会否将继续改革开放，又嘲讽习近平读书不多。胡德华的发言让习近平十分恼火，当局派人对他传达指令“不可妄议中央”。 自此以后，之前乐于接受采访的胡德华，对于各种采访请求多以婉拒为主，即使是对他父亲的评价，他也只是说，纪念胡耀邦“党中央说什么意义就什么意义”。
川普宣布对中国加征关税至125%后（执笔一刻，白宫已确认实际数字为145%），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社交媒体X上载了一段毛泽东的演讲影片，并用英文写道： 「We are Chinese. We are not afraid of provocations. We don’t back down.」（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怕挑衅。我们不会认输。）毛泽东究竟说了什么呢？ 那是1953年2月7日，韩战（中共称为「抗美援朝战争」）已打了两年多，交战两方的伤亡越来越惨重，毛泽东在一个会议上谈及战争还要持续多久时，说：「时间要打多久，我想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去决定。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结果，在毛泽东讲出这番豪言壮语的五个月后，韩战就打完了。但从历史事实来看，这场战争并没有以中国的「完全胜利」告终，而是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其实早在1951年7月，停战谈判就已经开始。那时战争已持续十个月，进入了瓶颈位，联合国军和中朝联军彼此心照不宣，继续打下去，代价将越来越高，最后只会「揽炒」。于是双方就尝试坐下来谈谈，看能不能别打了。 不过停战谈判从来不是易事——各位现在都见证过乌、俄谈判有多艰难，咸丰年前的历史细节就不必再讲——所以双方拉锯了一年多，仗还是要打下去。到了1953年，局势终于发生变化。美国换了总统，新官上任三把火，艾森豪威尔首先出口术，以核弹威吓毛泽东，然后又跟联合国各国代表会谈，纵横捭阖，说服他们联手封锁中国——这样的情节，今天是否熟口熟面？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才会嘴硬地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然而毛泽东讲了这句话一个月后，史达林钉盖了。史达林一向主张打持久的消耗战，借此动摇美国的军事强人形象。但史达林死后，苏联的领导人认为苏联为战争付出很大代价，应该尽快结束，便指示中共停战。 「老大哥」都这样说，毛泽东自然不坚持「一直打到完全胜利」。该年7月，双方终于达成停战协议。 如果把韩战看成一场「大棋」，那就是一局没有赢家的对弈。联合国军未能推翻共产政权，中朝联军也没法统一朝鲜半岛，只平白害得无数老百姓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场没赢家的战争，其实给了世人一个重要教训：有些时候，真正的胜利不是打赢对手，而是懂得及早收手。 毛宁若懂得以上历史，就该知道毛泽东当年根本没打胜仗，只能通过谈判寻找出路。也因为韩战，与美国为敌的中国被西方孤立二十年，全国封锁后乱象丛生，发生了一连串的浩劫。艾森豪威尔亦因为韩战，改变了杜鲁门不介入台海冲突的政策，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之后又签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及通过《台湾决议案》，令美国成为台湾抗共的强大后盾。韩战尽管没有赢家，但中国肯定是输得更惨的一方。 我不知道历史会否重复，但毛宁上载的毛主席演讲片段，很难不令人联想起当年中国的悲惨下场——她是正式录用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吗？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编按：林和立教授长期观察评论中国政治，其见解影响广泛。1989年6月，在北京与当时正援救方励之夫妇的林培瑞相见。近年，林和立持续发表分析中国政治的英文专书。2023年8月出版《习近平：中国终身统治者的隐藏议程》（Xi Jinping: The Hidden Agendas of China’s Ruler for Life），林培瑞在书介中指出：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没有哪位中国观察家比林和立更精确、详细地追踪中国高层政治。他对数据的百科全书式掌握为其洞见奠定了基础，世界若忽视这些洞见，将面临很大风险。” 林和立的最新著作《从孔子到习近平：中国政治的DNA》（From Confucius to Xi Jinping: The DNA of Chinese Politics），即将在2025年3月出版。当许成钢“制度基因”论著在台湾广受关注之际，《当代中国研究通讯》的“新冷战下的中国研究”专题，邀请林和立加入思索“中国研究典范转移”的辩论。 当前，无论是研究中共党史与理论，或是中国具体的政经政策，国外的汉学家乃至关心国是的朋友，往往都遇到颇大的困扰，就是不太容易取得中方各级政府或大专院校的同意，前往进行田野考察，更不能奢望有关当局允许外来学者查阅内部资料。有不少前辈主张探究中国国情要来个“典范转移”，用其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审视那“豪华吊灯中的大蟒蛇”。 其实，虽然中共聘用了数以百万计的网路管理员，高效清理包括自媒体在内的社会媒体中所谓“反党”或破坏稳定的资讯，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与西方关注中国情况的研究机构，如美国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哈佛大学及史丹佛大学等，都定期发布包括中国社会动荡、抗议事件与罢工等较为可靠的统计数字。中方统计局发布的经济数据，连国务院已故前总理李克强都深知有误导成分，反而是美国与日本的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不时透露更加“接地气”的数字与预测。 美日机构的预测更接地气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角度分析中共的理念与政策。马列社会主义运动对中共的启蒙者，从李大钊、陈独秀，至毛泽东、张国焘等，都没有充分依循马克思、恩格斯等著作原意，他们主张的“伟大新世界”，其实都离不开中国数千年农民起义，以及农民领袖取得政权后“马上蜕变成皇朝贵族”的传统。17世纪的明朝末年，张献忠和李自成等人纷纷造反，而张献忠最大的“成就”，竟是屠杀百万名无辜的四川平民。由于这个缘故，近年在中国发动“半恐怖主义”袭击路人的反社会“狂徒”，亦被称为“新时代的张献忠”。当然，最典型的“造反领袖”，是让至少数千万名中国人民死于非命的草莽枭雄毛泽东。至于被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形容为“毛孙”的习近平，则继续把中国打造成连气都透不过的牢笼。1958年，毛泽东在写给郭沫若的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就承认他的“建国大业”不过是基于秦始皇的法家封建主义：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待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得以“打天下然后坐天下”的要诀，相当程度继承了法家早期代表人物商鞅的“驭民五术”，即“弱民、贫民、疲民、辱民与愚民”。正如在延安时代无党派知识分子黄炎培所言，中国的所谓革命家，其实绝难跳出“历史周期律”（dynastic cycle）。当然，习近平自2012年“登基”后的作为，多少也沿袭了秦始皇以至毛泽东的法家兼“和尚打伞”教条。 研究中国政治，其实可从侧面参考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第一个，凡是北京的政策，都要捍卫并确保中共的合法性与主宰一切的权力，即毛与习所强调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眼光锐利如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家”，在1980年代初，一嗅到来自苏东波兰的“病毒”，随即叫停所有政治改革，并对倾向普世价值的胡耀邦与赵紫阳开刀。第二个“凡是”，是要把挑战中共特权的思想与行动“毁灭于萌芽状态”。受到几千年儒家与法家熏陶的中国人，毕竟“政治基因”已定型，中国人不会造反，有办法与胆量的，大多会是“以脚投票”，千方百计移民，逃跑到自由世界。 归根结底，分析中共的走向未必需要特意参照“典范”。毛泽东、习近平的立国之道与统治模式，是极其原始粗糙的。用保卫政权江山的“两个凡是”，作为分析基础，已有相当解释力。不过，海外“中国通”仍应抱持充分的谦卑态度，因为毛、习与不少领导高干，都是虚虚实实的表演高手；手腕稍弱的中共领导干部，早晚成为无休止党内斗争的牺牲品。中共早年势单力薄，没有所谓的“统一战线”与“情报战”，根本赢不了国民党。尔虞我诈既是中共也是中国的政治哲学，因此分析中国政情的人，不仅需要掌握地缘政治理论，也需要涉及心理、逻辑思维与认知战，种种破解魑魅魍魉话术的本领。如中共怎么在欧美各国以捐款或其他贿赂方法获取认同，在香港栽培特务与操纵港独势力，北京如何利用“一带一路”掌控贫困国家的土地与港口开发权，以“低于成本倾销”（dumping）赢取海外市场等等。 移居海外人士提供珍贵内情 颇为反讽的是，有越来越多理解中共“超限战”的人士，包括前领导干部与其家属，都因为各种原因移民到外国。习近平时期，特别是疫情封控三年，提供了有力的“润学”背景。有兴趣做田野调查的学者，不难在北美、英国、欧盟国家访问到这类人。这些熟悉内情的人士，在中国境内可能预期手机与通信设备受到严密监控，而无法说真话，出国后才能以匿名甚或公开身分畅所欲言。因此，田野访问与量化统计（quantitative analysis）在华盛顿或伦敦，未必无法做得更有效。热衷于方法论，尤其是田野考察的中国研究学者，不必对“无法进入中国”过于忧愁，毕竟中共让你看到的或在档案馆抄到的东西，都可能已被“处理”过，品质往往堪比三鹿奶粉与毒棉卫生巾。 这里也有必要强调，做中国研究的人员，首先必须心术端正，不受遍布全球的中共统战机构与人员的引诱。那些训练有素的说客、外交人员、学术权威，擅于运用“黄赌毒”，还有天花乱坠的条件与好处。口口声声说Never bet against China的权威大学教授，甚至可以信誓旦旦引用“内部材料”证明“习近平并未效仿毛泽东或斯大林‘定于一尊’、中共绝对不会走下坡、绝不会垮台”云云。这类亲共“权威”在政治权谋上固然只是“两个凡是学”的初学者，论学术程度，和“永远党中央核心”的习近平，恐怕也难分高下。 ※林和立（Willy Lam）现为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亚洲研究员、美国Jameston基金会中国事务资深研究员、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曾任《南华早报》总编辑。全文转自上报
编按：林和立教授长期观察评论中国政治，其见解影响广泛。1989年6月，在北京与当时正援救方励之夫妇的林培瑞相见。近年，林和立持续发表分析中国政治的英文专书。2023年8月出版《习近平：中国终身统治者的隐藏议程》（Xi Jinping: The Hidden Agendas of China’s Ruler for Life），林培瑞在书介中指出：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没有哪位中国观察家比林和立更精确、详细地追踪中国高层政治。他对数据的百科全书式掌握为其洞见奠定了基础，世界若忽视这些洞见，将面临很大风险。” 林和立的最新著作《从孔子到习近平：中国政治的DNA》（From Confucius to Xi Jinping: The DNA of Chinese Politics），即将在2025年3月出版。当许成钢“制度基因”论著在台湾广受关注之际，《当代中国研究通讯》的“新冷战下的中国研究”专题，邀请林和立加入思索“中国研究典范转移”的辩论。 当前，无论是研究中共党史与理论，或是中国具体的政经政策，国外的汉学家乃至关心国是的朋友，往往都遇到颇大的困扰，就是不太容易取得中方各级政府或大专院校的同意，前往进行田野考察，更不能奢望有关当局允许外来学者查阅内部资料。有不少前辈主张探究中国国情要来个“典范转移”，用其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审视那“豪华吊灯中的大蟒蛇”。 其实，虽然中共聘用了数以百万计的网路管理员，高效清理包括自媒体在内的社会媒体中所谓“反党”或破坏稳定的资讯，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与西方关注中国情况的研究机构，如美国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哈佛大学及史丹佛大学等，都定期发布包括中国社会动荡、抗议事件与罢工等较为可靠的统计数字。中方统计局发布的经济数据，连国务院已故前总理李克强都深知有误导成分，反而是美国与日本的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不时透露更加“接地气”的数字与预测。 美日机构的预测更接地气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角度分析中共的理念与政策。马列社会主义运动对中共的启蒙者，从李大钊、陈独秀，至毛泽东、张国焘等，都没有充分依循马克思、恩格斯等著作原意，他们主张的“伟大新世界”，其实都离不开中国数千年农民起义，以及农民领袖取得政权后“马上蜕变成皇朝贵族”的传统。17世纪的明朝末年，张献忠和李自成等人纷纷造反，而张献忠最大的“成就”，竟是屠杀百万名无辜的四川平民。由于这个缘故，近年在中国发动“半恐怖主义”袭击路人的反社会“狂徒”，亦被称为“新时代的张献忠”。当然，最典型的“造反领袖”，是让至少数千万名中国人民死于非命的草莽枭雄毛泽东。至于被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形容为“毛孙”的习近平，则继续把中国打造成连气都透不过的牢笼。1958年，毛泽东在写给郭沫若的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就承认他的“建国大业”不过是基于秦始皇的法家封建主义：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待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得以“打天下然后坐天下”的要诀，相当程度继承了法家早期代表人物商鞅的“驭民五术”，即“弱民、贫民、疲民、辱民与愚民”。正如在延安时代无党派知识分子黄炎培所言，中国的所谓革命家，其实绝难跳出“历史周期律”（dynastic cycle）。当然，习近平自2012年“登基”后的作为，多少也沿袭了秦始皇以至毛泽东的法家兼“和尚打伞”教条。 研究中国政治，其实可从侧面参考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第一个，凡是北京的政策，都要捍卫并确保中共的合法性与主宰一切的权力，即毛与习所强调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眼光锐利如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家”，在1980年代初，一嗅到来自苏东波兰的“病毒”，随即叫停所有政治改革，并对倾向普世价值的胡耀邦与赵紫阳开刀。第二个“凡是”，是要把挑战中共特权的思想与行动“毁灭于萌芽状态”。受到几千年儒家与法家熏陶的中国人，毕竟“政治基因”已定型，中国人不会造反，有办法与胆量的，大多会是“以脚投票”，千方百计移民，逃跑到自由世界。 归根结底，分析中共的走向未必需要特意参照“典范”。毛泽东、习近平的立国之道与统治模式，是极其原始粗糙的。用保卫政权江山的“两个凡是”，作为分析基础，已有相当解释力。不过，海外“中国通”仍应抱持充分的谦卑态度，因为毛、习与不少领导高干，都是虚虚实实的表演高手；手腕稍弱的中共领导干部，早晚成为无休止党内斗争的牺牲品。中共早年势单力薄，没有所谓的“统一战线”与“情报战”，根本赢不了国民党。尔虞我诈既是中共也是中国的政治哲学，因此分析中国政情的人，不仅需要掌握地缘政治理论，也需要涉及心理、逻辑思维与认知战，种种破解魑魅魍魉话术的本领。如中共怎么在欧美各国以捐款或其他贿赂方法获取认同，在香港栽培特务与操纵港独势力，北京如何利用“一带一路”掌控贫困国家的土地与港口开发权，以“低于成本倾销”（dumping）赢取海外市场等等。 移居海外人士提供珍贵内情 颇为反讽的是，有越来越多理解中共“超限战”的人士，包括前领导干部与其家属，都因为各种原因移民到外国。习近平时期，特别是疫情封控三年，提供了有力的“润学”背景。有兴趣做田野调查的学者，不难在北美、英国、欧盟国家访问到这类人。这些熟悉内情的人士，在中国境内可能预期手机与通信设备受到严密监控，而无法说真话，出国后才能以匿名甚或公开身分畅所欲言。因此，田野访问与量化统计（quantitative analysis）在华盛顿或伦敦，未必无法做得更有效。热衷于方法论，尤其是田野考察的中国研究学者，不必对“无法进入中国”过于忧愁，毕竟中共让你看到的或在档案馆抄到的东西，都可能已被“处理”过，品质往往堪比三鹿奶粉与毒棉卫生巾。 这里也有必要强调，做中国研究的人员，首先必须心术端正，不受遍布全球的中共统战机构与人员的引诱。那些训练有素的说客、外交人员、学术权威，擅于运用“黄赌毒”，还有天花乱坠的条件与好处。口口声声说Never bet against China的权威大学教授，甚至可以信誓旦旦引用“内部材料”证明“习近平并未效仿毛泽东或斯大林‘定于一尊’、中共绝对不会走下坡、绝不会垮台”云云。这类亲共“权威”在政治权谋上固然只是“两个凡是学”的初学者，论学术程度，和“永远党中央核心”的习近平，恐怕也难分高下。 ※林和立（Willy Lam）现为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亚洲研究员、美国Jameston基金会中国事务资深研究员、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曾任《南华早报》总编辑。全文转自上报
30年前，也就是1994年，中国共产党前领袖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在美国出版了《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书揭示了毛泽东隐秘不为人知的一面，在当时引发全球关注。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全世界，人们的一个广泛的共识是，中国和中共未来不太可能再出现毛泽东那样的独裁者了。然而，不到20年过后，中国的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正展现出一种不是毛泽东、胜似毛泽东的姿态。于是，《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便有了一种它当初出版时人们看不到的意义——为人们理解宣称要效仿毛泽东的习近平提供了重要而有趣的参考。 初读《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认知 1994年，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李志绥医生记录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20多年的回忆录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这本书的中文版的名称是《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任政论杂志《北京之春》主编的学者胡平，长期研究哲学和中国政治，熟读有关中国政治的文献。胡平如此回忆他当年第一次读到《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的感觉： “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别人都看不到的毛泽东。这么就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毛泽东的认知，也印证了我们的一些认知。举个例子，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里就写道，以我的后见之明来说，假如当初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没有涉及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10年在1957年，而不是在1966年发生。 “这个见解和我的见解不谋而合。我原来也是认为，毛泽东在57年发动整风号召，人们给(中国共产)党提意见，并不是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放长线钓大鱼引蛇出洞，而是错误估计形势。他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他本来想的是大家就会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批判各级当权派，拥护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就像文化大革命那个样子。 “不料，整风一开始各种批评纷纷而来，不但批评了各级当权派，连他这个老和尚也在批评之列。这样他就受不了了。他就翻脸，然后就搞了一场反右，把整风变成了反右。在这一点上，李志绥医生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别人都不可能知道的事实，那就是，作为医生，他注意到了在57年的5月中旬，也就是毛泽东刚刚把这个整风变成反右的时候，毛泽东那个时候的情绪很不好，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精神抑郁，还得了感冒，把他叫回来。毛的睡眠更不规律。 “他(李志绥的)这个特殊的观察角度，从毛泽东当年的身体的状况、情绪的状况，让我们知道了毛泽东反右的一个真实的情况。这就是这本书独特的一个价值。” 说到习近平声言并竭力效仿毛泽东，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中国文学与语言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的见解是： “习近平当然希望做一个毛泽东，他本来没有多大的其他的知识资源，教育水平、文化水平不高，也没有到外国旅行过。所以，他上来的时候就觉得，我得做d点什么事情，他就有一种焦虑。然后，他唯一的一种知识、资源是回到毛泽东。我觉得是他有意识地去模仿。 “当然，他表面上有很多方面是模仿，一直到喊口号。我记得大概是1967年，林彪劝中国老百姓全国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后来，大概两三年前，我注意到习近平用了完全一样的字句，只是替换成习主席而不是毛主席。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他当然能够模仿毛泽东。但是更深刻地去重演年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气氛，那种社会，那完全是不同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相当不一样。当然相同的是，老百姓的很多人有过分热情的极端的共产主义或者民族主义，这种年轻人的思想是相同的。但更深的一层面上，我觉得是相当不同，因为现在网络来了。当然共产党也控制网络，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社会有了网络以后，就跟毛泽东时期的社会是很不一样了。毛泽东时期的老百姓都是单独的，只能考虑他自己，他不知道别人跟他相同的想法，想法是有也不知道，所以有一种单孤气氛，现在有网络，有很多集体的思想，包括可以说是从下往上的一种自发的意识。现在这种老百姓跟毛主席的老百姓相当不同。 “所以，习近平想能够做一个小毛泽东吗？我觉得很难。第一是社会那么不同，第二是他本人就没有毛泽东那么狡猾。这两个人狡猾是一样狡猾，可是毛泽东毕竟更能干。毛泽东是个很特殊的一个人。习近平除了他勾心斗角的那种能力之外，没有毛泽东的那种脑子。” 毛时代与习时代的宫廷政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长期研究现代中国政治。他从头至尾参与了李志绥大夫的这本书的出版。 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正式出版时，黎安友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指出这本书在世界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因为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没有见过一个独裁暴君的长期陪伴者写出这样的一本详细呈现暴君日常生活和言行的书，而暴君的这种生活和言行通常是对外秘而不宣的。 黎安友在序言中写道：“心理病态在(毛泽东的)宫廷政治的氛围中蔓延，毛泽东的控制越彻底，他就越害怕别人试图控制他，他们煞费苦心竭尽全力试图取悦他，反倒使他感觉他们更可疑。”在黎安友看来，如今习近平的宫廷政治比毛泽东的宫廷政治有过之而无不及。” 黎安友说：“一个人手里有那么多的权力的话，就会引起各种心理的问题。他自己的心理的问题是，他如果定下一个接班人的话，他会害怕接班人可能会着急取代他。所以，毛时代先有刘少奇为他的接班人。后来他(毛)搞垮刘少奇。后来又有林彪，习近平到现在为止是回避这个问题，所以他没有一个接班人。他没有接班人的理由可能是害怕。 “如果有一个接班人的话，反对他的人会集中在这个接班人的周围，可能会使他倒台。所以，(心理病态)这个问题是存在。” 胡平认为，当今习近平时代的宫廷政治比毛时代的更险恶，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 他说：“毫无疑问，中国的宫廷政治这种状态依然存在，而且可以说比以前更严重。你想，毛泽东从1949年掌权以来发动历次的运动，包括后来的庐山会议，包括文革，清除清洗了一批又一批的各级官员，包括他自己指定的两个接班人，他的权力是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大。 “但是与此同时，他也越来越感到不安全，因为他清洗的敌人越多，他打倒的人越多，他就给自己树立敌人越多。因此他越来越感到周围的人谁都不可信，谁都想害他。于是他就陷入这么一种恐惧，这么一种病态。 “习近平的情况就跟他一样。习近平上台以来，先是以反腐败的名义搞大清洗，先后清洗了党内高层，包括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这一系列的高层的人物。在他上台的整整十来年的过程中间，他清洗的中国高级官员之多，尤其是军队将领之多前所未有。 “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指望习近平会感到安全呢？尤其是在二十大之后，他周围的人按说都是自己提拔的人了，要说江泽民派胡锦涛派也就是（先前早就被清洗的）徐才厚、郭伯雄了。可是。习近平依然清洗了一批又一批。当年毛泽东虽然对很多人都不信任，他至少对他周边的汪东兴那个人的忠心是从不怀疑的。可是你看现在的习近平，就连所谓中央警卫团、现在叫中央警卫局，他连对这些人全都不放心，换了一个又一个。还有几个居然就离奇地就死掉了。” 认识当今中国，李志绥的书有何意义 李志绥医生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讲了毛泽东的许多令人颤栗的不对外公开的言行。其中有那件事情对世人理解今天的中国及其统治者习近平最富有教育价值？作为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的见解是： “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如果权力过分的集中，是不是意味着人敢说真话，或者他们怕说真话？一个民主制度虽然有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真话，因为在很多方面，在政治、在反对党、在媒体能有很多人敢说真话。但假如是一个威权专制体制，如果没有人敢说真话，领导没有也没有可靠的信息去决定政策。 “另外一个方面也非常有意思。这就是政治权力跟生活的关系。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在他的手里有很多权力的话，他是不是会滥用这个权力去，把别人当作工具。毛是这样。他在生活中也表现出他对别人的总的态度就是把别人当作工具，不是把别人看为独立的有价值的一个存在。” 胡平认为，读李志绥的书，了解毛泽东时代，对认识习近平时代以意义重大。他说： “李志绥讲的事情很多。其中他讲到假如在大跃进初期，毛泽东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他未必就不愿意去制止那场大灾难，大饥荒；当然，如果毛泽东知道事情当年大跃进不是大丰收，不是亩产超万斤等等，他虽然是独裁暴君，他从主观上也不愿意中国老百姓死了。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他的高压统治本身就造成了谎言系统，而他自己就被谎言所包围。而当他发现问题的时候，再去纠正别人，事就会很严重，因为纠正错误就直接威胁到他自己的权威。这么一来，暴君就宁可将错就错一错到底了。 “我们知道《三国演义》里就这么一个例子。袁绍刚愎自用，在官渡之战不听谋士田丰的建言，还把田丰关到大牢里，后来果然被曹操打败了。战败的消息传来，狱卒就告诉田丰说：你看，主公没听你的话，结果打了败仗了，而这一下你就大概有望复起了。田丰说，不是这样，如果主公打了胜仗，我可能还能活命；主公打败了，那我肯定会死。结果袁绍回来就杀了田丰，毛泽东就是这个情况。他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到了58年下半年，到了59年上半年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大饥荒，就已经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 “但是他不喜欢讲真话的人。当他发现纠正一种错误可能会削弱他的权威的时候，他就不去纠正错误，而是要坚持错误，将错就错或者更厉害。我想，这就是共产专制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一点在你的书里头，可以说是披露得淋漓尽致，对于我们理解习近平的统治我想有也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在绝望无奈之中除了躺平还能做什么 当今中国盛行“躺平”之说，也很多人也选择躺平。似乎显示了现在很多中国人对习近平的统治感到既绝望，又无奈，就像李志绥在他的书中所描写的毛泽东统治末年一样。这种局面使许多人想知道，在应对眼下这种既绝望又无奈的局面的时候，中国人除了选择逃避或选择诅咒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的方式？ 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说： “我作为外国人，我不好给中国人任何的建议。但我们如果看89民运也好，(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解体也好，最近在委内瑞拉和孟加拉国发生的事情也好，都有一个教训，就是说，如果很多人大多数人的心理发展到某一个地步，早晚会发生一个危机。就是说，人如果不可能再忍耐的话，早晚会发生一个内部的危机，大家会早晚会出来反对(当权者)。 “与此同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情况会发生。所以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的话，应该采取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呢？一个是像刘晓波，或者是像(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那样要尽量生活在真实中(即尽量不欺骗自己)，尽量依照真实生活。我自己的说法是，大概我没有资格告诉中国人怎样生活。” 学者胡平认为，当今中国政治虽然令很多人感到无奈，但现状与绝望之间还有一定的空间。他说： “躺平本身就是一种反抗，是在民众一方面普遍感到反感、表示拒绝，但同时又没有又没有力量去进行正面的、积极的反抗，人们就会采取这种所谓躺平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磨洋工的方式。这个毛时代，我们就看到这种反抗的方式。这其实学术上也有专门的词，就叫弱者的反抗。 “而且现在毕竟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还是完全公有制计划经济，这使得下面的人，一般工农兵你想努力都不给你的机会，因为你再怎么努力，也不能改善你自己的处境。而现在中国有了民营企业这么一个一定的空间。在这一方面，一些部门很多人仅仅是为了改善自己生存，需要比较努力。因此，现在这种磨洋工的程度，这种广泛性和毛时代晚期毕竟还是有这么一个区别。 “这种状况，这种状态，这种磨洋工，它实际上是在继续积蓄不满。它总会找到自己的出口的。”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自30年前出版以来已经成为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经典文献。但在中国，这本有助于了解中共政权的过去、认识中共政权的现在的书一直是禁书。
在中共建政后的毛泽东当权时期，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深刻而痛苦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不仅改变了国家的发展轨迹，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创伤。本文通过多位亲历者回忆这段历史中的悲剧片段，展示他们的反思和对中国未来的期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当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然而，这一新生共和国随即进入了长达27年的政治社会动荡风暴。 时间倒回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不断升级的政治运动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人们表达历经艰难困故苦获得新生的无比自豪、自信、自强话语。 但是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执政近27年（1949-1976年）间，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1949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斗了地主、斗富农；紧接着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肃反，反右运动等等。 1959年到61年的大跃进，更演变成饿殍遍野的大饥荒。中共党史第二卷提到，“1960年，中国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并没有公布具体的死亡人口总数。中共原领导人赵紫阳的幕僚、曾任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谘秘密报告，当时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300万人至4600万人。 然而，中国人民的苦难还没结束。1966年，毛泽东又发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社会动乱，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个人记忆与社会创伤 今年78岁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回忆说，他高中毕业那一年，《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北京各学校停课。他被送到黑龙江“北大荒”，在那里度过10年农民生活。他说，当年前后掀起56场运动，第一场运动就是批判电影《武训传》。 武训是“乞圣”，通过乞讨办了几所大学：“毛泽东的恶就在这，最开始批判中国文化。文化从教育开始，就把2000万中国学龄青年送去农村，我是第一批。1968年，我就下乡到了黑龙江，俗称 ‘北大荒’。有一话说‘猪狗不知嫌他脏，把他扔到北大荒’，我种了10年的地，就是农民。” 周孝正认为，根本没有所谓“二次文革”的概念，因为一次文革到现在都还没结束：“毛泽东的像还在天安门挂着，就证明所谓一次文革就没结束。” 何三坡目睹红卫兵暴行 1964年出生的诗人何三坡对本台描述自己童年目睹红卫兵批斗“黑五类”，以及学校里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歌颂活动。他说：“6岁进了镇上的小学，正值文革早期，翻开语文课的第一页是‘毛主席万岁’，第二页是‘共产党万岁’，第三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万岁’，简直是谎话连篇。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被高挂在学校，高挂在公社，也高挂在各家各户的屋子里，每时每刻都在俯视我们。” 何三坡表示，当时学校经常不上课，几百个孩子被校长带到公社广场参加批斗大会，县城来的警察、军人和公社领导坐在台上，一个个面目狰狞，大声宣布“地富反坏右”这些所谓黑五类的各种罪行。高音喇叭声震天动地，那些遭受批斗的人被五花大绑、垂头丧气地站在烈日里，汗如雨下。每个黑五类身边站着两个背着步枪、咬牙切齿的民兵，紧紧抓住他们的胳膊，随时会对他们拳打脚踢：“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些暴力场景实在太过惊心动魄。因此，我始终认为，经历文革的一代人都会留下根深蒂固的心理疾病。” 何三坡还记得，当时每个学生都不能闲着，被老师们分成各种宣传队，不分昼夜去各村各镇搞文艺表演，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在集体劳动中一个个舍生忘死的人：“即使在伟大的乔治·奥威尔的作品中，你也不可能见识到这样的场景。整个国家就是一所疯人院，成人们完全陷入了一种嗑药后的疯癫状态，每天都有各种荒唐闹剧在反复上演。” “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最夸张、最漫长又最恐怖的噩梦，”何三坡下了这样的注解。 文革打醒对中共存有幻想的知识阶层 旅居海外的内蒙古政府原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说，他认识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科学家，某次吃饭时突然声泪俱下说，当天是女儿的忌日。这名科学家当年受到中共的宣传号召，回中国支援建设学校。科学家拿着女儿的照片批评毛泽东太邪恶，他在文革被批斗，连女儿都被害死。他感叹英年早逝的女儿不仅年轻貌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三中学校成绩总是拿第一。 “毛摧毁了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摧毁中国经济基础。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无穷无尽，制造了无数无辜者的苦难。所有对共产党那些充满幻想的人都给打醒了，”他说。 文革导致无数人受迫害 关于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据传叶剑英在1978年12月曾说，文革10年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不过，此版本并未被证实。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估算，文革导致100多万人被迫害致死；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苏扬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农村至少有75万到150万人被迫害致死；同样数目的人被殴打致残；至少3600万人经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 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 该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定位？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读过文革书籍的法拉奇对毛泽东评价存疑，询问中共当局把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是否符合历史事实？ 邓小平回应，必须清楚区别毛泽东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两者性质是不同的。毛泽东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做了非常好的事，是在1950年代后期犯了错误，“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许多不幸……”。邓小平继续说道，要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作出客观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曾任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的张国祚撰文写道，如何评价毛泽东已经不仅仅是给毛泽东以历史定位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根本性战略选择问题。 邓小平以私有制挖毛“祖坟” 杜文说，他的一位老师曾是邓小平身边秘书之一，这位老师以在中南海的第一视角观察邓小平，揭露一段秘辛：“邓是非常恨毛泽东，恨不得把他鞭尸”，但是邓小平当时头脑相当清醒，他告诉身边的人，当时很多中国人被毛洗脑，绝大多数都是对毛极其崇拜。不论多恨毛，如果贸然否定毛，会将整个国家引入动乱、彻底分裂。 杜文：“如何能真正否定毛，就想到挖他祖坟，并不是毛泽东家的祖坟、而是公有制，这是毛的核心政治理念。这些共产党政治经济学的人认为，只要允许老百姓财产私有，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存在了。”也因此，邓小平“打左灯、向右走”，一方面为了稳定毛派，对其错误“三七开”；同时向右走，这才有了后来在“西单民主墙”的问题。但是，到了六四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变成了毛泽东。 “我的老师说，在邓小平身边感觉到被虐待者成了加害者，现在习近平也是这样。一生都被改变，家破人亡，最后他成了自己憎恨的对象，”杜文表示。 从人民到公民 未来之思考 “九零后”作家童天遥认为，她这一代人在娱乐喧嚣中成长，对政治偶像崇拜已微乎其微。但她强调，没有普遍关心公共事务就不会诞生民主：“我这一代人成长的岁月里，对政治人物的偶像崇拜已经微乎其微。”今年将满30岁的中国作家童天遥以年轻人角度分析，他们是在喧嚣的娱乐生活中，回避对政治生活的认识。但这种回避是无效的，因为真正的文明建立于对政治生活普遍的关心，政治既可以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不受侵蚀，同时也可以迅速和彻底地摧毁人们的人生。” 她观察，祖父、母亲历过文革和大饥荒，但是祖父辈从未有机会反思灾难是何以笼罩了他们的青年时代。他们接受的教育让他们轻易地从历史中脱离出来，正如这代年轻人已经从历史中脱离出来一样：“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任何一位政治偶像，他们都将一代人摁进了历史的尘土里，使之被时代的创伤和疯癫终身扣留。” 童天遥提到一位西方教授说，“当你成为政客粉丝的那天，就是作为公民失败的那天。”她认为，在中国国土上不能只谈人民而不谈公民，人民是一个象征性的集体概念，公民才意味着享有政治权利的独立个体。回顾历史，是让中国人有机会从人民变为公民，而没有日常的公民意识，就不会诞生日常的民主。她在考虑，“今天的中国人是否准备好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中国网民“作家李楠枫”因批评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雪》“不入流”，日前遭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取消会员资格，并被社交媒体平台封禁，其之前发布的内容已在全网消失。 “作家李楠枫”9月11日发文评论毛泽东所著的《沁园春‧雪》跟宋朝苏东坡、辛弃疾等豪放词相比，“不说写得很差吧，放在两宋词坛肯定是下品”，甚至是“下下品”。 李楠枫点评称，《沁园春‧雪》在两宋明清都不入流。“开头三句就很俗气……用了12个字，描写了一个景象，这是啰嗦和重复。”“后面一节就更生硬了。几个排比，看上去很有气势，其实就是自吹自擂。”“就艺术性而言，《沁园春‧雪》的成就非常低，在两宋明清都不入流。” “只谈艺术性，不谈作者的身分。不能因为作者的身分，就拔高这首词。”李楠枫说。 该文引愤怒的小粉红起底李楠枫的身分，发现其原名为李安辉，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交建第二航务工程局旗下建筑公司第一党支部书记。 李楠枫同时也是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湖北省诗词学会会员，以及武汉市作家协会会员。李楠枫著有散文诗歌数十万字，在中国的各种征文比赛中获奖数十次。 李楠枫的身分被起底后，中国新闻摄影学会随即发布通告，取消李安辉的会员资格。 近期，中国知名当代艺术家高兟从美国回中国探亲，也因其昔日创作的“毛泽东下跪忏悔”的雕塑作品，8月26日突然在河北三河市家中被拘捕，被关押在三河市看守所。 旅英作家马建等人发起联署活动，呼吁中共当局释放高兟，停止对中国文学艺术创作领域的政治审查。截止9月13日，已有来自世界各领域的180位艺术家、作家诗人、教授、公民学者等参与联署。该联署信将递交给各国际人权组织。
中共建党103周年之际，习近平不延续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的政治遗产，重建毛泽东式个人独裁地位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习近平是否为独裁者在中国属于特殊禁区，但在国际上一般存在共识。美国总统拜登曾经两次公开称习近平为“独裁者”。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也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以“独裁者”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近日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时表示，改革开放后中国党内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不同的期待，但有一点是普遍的共识，那就是毛式的个人独裁将一去不复返了。胡平说：“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在毛去世30多年，在邓江胡之后，居然又出了个习近平，居然又重演了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 毛泽东作为中共和红色中国的奠基者，仅在晚年的十年文革时期攫取到一人控制全党的绝对专制权力，习近平为何仅用5年一个任期，就废除了邓小平确立的党内集体领导和任期制的政治遗产，修改宪法，定于一尊，完成了从一党专制到一人独裁的过程？ 中共模式无权力制衡 领导人性格决定政党特质 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其基本政治制度，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在中共党内，党章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纵观中共建政70多年的历史，一党专制贯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 胡平认为，中共按照苏共模式建立起来的政党其实就是一种委员会制度，除了没有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之外，其具体运作也没有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规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党内一把手的性格和能力决定了党内和国家制度的特质。 他说：“有的领导人，他压制的很凶，在党内也搞大清洗，这么一来二去，就逐渐建立起个人独裁。有的第一号人物没有那么厉害，也没有能力和机会轻易地把党内异己清洗掉，于是就形成了某种形式的集体领导，他的权力也就不是那么大。”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改革信息库在2011年习近平上台之前发表了“邓小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始末”长文，指出“倡导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干部退休制度，是邓小平一个重要的贡献。” 胡平认为，邓小平所谓政治上的开明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时之间一方面是他们都痛感于毛时代的那种个人独裁，使他们自己都成了受害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这一批元老们都复出了，他们彼此之间很难彼此完全吃掉对方，所以形成了元老们共同执政这么一种状况，包括由他们来指定最高权力的继承者。” 习近平执政曾被预计开启“常人政治时代” 纵观邓江胡三代，执掌权力十年左右的邓小平1989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在连续任职二届总书记后退了下来，造成中共领袖任期不超过两届的惯例，成为改革开放时期限制个人独裁的重大政治共识。 胡平披露，到了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共甚至出现了民主推荐的制度：“我们看到这十七大之前，中共召集省部级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到北京开会，让他们推荐下一届政治局人选。据说在那次推荐中习近平的得票超过了李克强，所以就这样确定了习近平成为第五代接班人。” 胡平说：“如果你让这个程序一而再再而三地搞下去，到头来可能就成为一种制度了。如果最高领导人都是通过高层的民主推荐产生的，那你的权力就肯定受到一种极大的限制。” 2012年，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就任总书记。原《人民日报》副总编、笔名皇甫平的周瑞金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的文章，把中共建政以来分为四个政治时代：伟人时代（毛）、强人时代（邓）、后强人时代（江胡）和常人时代（习）。 周瑞金认为，常人时代将有两大特点，首先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和高级领导层并非指定，而是通过党内高层一定民主程序推选出来，其次是推行集体领导、民主工作和依法办事。 中共政治生态的改变为习近平个人独裁埋下伏笔 与这种乐观估计相反，胡平早在2011年就推断习近平的权力将远超江胡，因为当时中共高层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指派接班人的元老势力崩溃。 “胡锦涛在十八大的裸退也使得江泽民原来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不得不跟着一并撤销，也就是两派元老同归于尽了。这么一来习近平一上位就没有人能够制约，因为原来能够制约最高领导人的元老，也就是推举你上台的力量相互抵消了。” 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习近平上台伊始，就无视当时尚有影响力的党政分开原则，建起各种小组并自任组长，以“小组治国“，相当于架空国务院的许多机构。 此外王立军事件和令计划儿子车祸更为习近平发动反腐运动提供契机。胡平说：“有了这两个概率极低却影响极大的事件，就给习近平在高层清除异己提供了难得的借口和时机。如果没有这两件事，你习近平就是想搞以反腐败为名的清洗运动，也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 随着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倒台，中央办公厅主持的民主推荐也就不了了之，为习近平扫除了大权独揽，定于一尊的制度和程序上的障碍。 习近平以胡温时期“九龙治水”弊端要求集中权力 习近平称胡温执政时期的“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等措施为“弊端”，因此要求集权，最后走向个人专制。胡平说，中共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存在专制独裁的基因，所以任何分权分治其实有助于遏制其内在的极权冲动和倾向。 他说：“中共体制原本有着多种可能性向不同的方向演变，就像胡温时代的这种‘九龙治水’，固然似乎有效率不彰等方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经济腾飞的主要起飞、发展最快的就是胡温这十年，得益于这个时期的所谓效率不显的不折腾，完全不同与后来习近平时代的运动治国带来的后患无穷。” 正是最高层缺少一个人说了算的状况，才逼出了民主推荐这种方式。胡平指出。如果当时胡锦涛在人事问题上一言九鼎，就断然不会出现民主推荐这种形式。 他说：“民主推荐固然是很有限的一种改革，但是这种改革假如任其发展下去的话，未必不可能使得中国高层政治朝向一种、至少更多一些民主色彩的方向演变。但是习近平上台，就把这种可能性完全阻断了。” 毛泽东以声望服众 习近平以威慑吓人 2018年中国人大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的任期制，是习近平改变中共体制的决定性步骤。习近平为何或如何能说服党内高层接受他的决定，让全党接受一个毛式强人政治再度出现？ 当年毛泽东建立个人独裁统治，很大程度上靠他对中共发展壮大的贡献以及他在打江山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而习近平当时执政不过5年，政绩乏善可陈，更无党内和民间的威望。但是胡平认为，独裁者要建立个人权力，除了靠所谓功绩和深浮人望之外，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威慑。 他说：“习近平愣是通过反腐的名义，整肃了一些关键性人物，使得在党内上层的不同意见不敢通气，然后通过一种超越程序的方式，愣是以中央的名义，在没有召开全会的情况下提出建议修宪。这么一来，就使得上层没有人敢于反对他了。习近平建立个人独裁主要是靠反腐败，就是靠威慑。” 建立清一色习家军 习想要长期执政还是终身执政？ 仅仅通过两届任期，十年执政，习近平就取得了毛泽东作为中共和红色中国的奠基者奋斗一生所达到的地位。2022年中共20大让习近平登上了专制权力的巅峰，纽约时报为此撰文指出，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任期并不出人意料，但就连那些有经验的中国观察人士也对中共最高层领导班子如此彻底的大洗牌感到震惊。 报道援引芝加哥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杨大力教授的话说，“他原来就占据支配地位，现在更加不可动摇了，统治地位归他独有。” 胡平说，二十大以后，中共高层成立清一色的习家军，其清一色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毛时代。他说：“毛不管怎么说，当年跟他一起打江山的那些人，他不可能都打到。所以在党内上层总还有朱德在，虽然他不起作用，但位置还在那儿。周恩来还有相当大的势力，虽然他不得不样样都顺从你，但是你还是没法把他打下去。到了习近平，你看，这个最高层就完全成了清一色。” 《人民日报》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后指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不意味着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似乎有意告诉外界，习近平只是为了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统一之大任，要求额外任期，长期执政而已，不会成为另一个毛泽东，在年老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仍然大权在握，终身执政。 但是胡平认为，独裁者是没有退路的，他缺乏安全感，永远处心积虑地担心别人觊觎他的权力和地位，担心遭人清算，所以他不愿也不敢交出大权。胡平说：“习近平取消任期限制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无限期执政，也就是终身执政。”
延宕数月的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终于要在下个月粉墨登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什么一反他前两届任期的常态，把按惯例应该去年9、10月召开的三中全会推迟到今年7月，哪些因素或原因钳制和束缚了习近平的越来越乾纲独断、“大展鸿图”的手脚？ 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将推出哪些重大的施政方针？35年前呼之欲出的政治改革能否列入会议的日程？彭丽媛是否会被钦点，或被“抬轿”进入政治局，重蹈毛时代夫人参政的覆辙。 不及格的学生 中共政治局4月30日决定，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于7月召开。至此，拖延数月秘而不宣的三中全会的召开日期终于尘埃落定。 根据中共建政以来的惯例，新一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第二年，一般在9、10月前后，召开以重大施政方针、经济发展和政策为主题的三中全会。 不过，中共历史上并非没有过三中全会拖延召开的先例。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其三中全会在近4年后的1977月6月才举行。1982年9月的十二大，其三中全会在两年后的1984年10月举行。而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只在当年和转年召开了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中共党史资料上完全没有提及九大三中全会。 长期研究和观察中国政治的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说，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推迟了近一年，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经济上没有政绩可言。 夏明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对于一个不及格的学生，你现在要讨论他不及格的项目，那么这个是非常尴尬的。习近平要打造他的个人权威，这是不允许的。所以他在不断地推迟，这是他陷入的一个最大困境。但是他即使拖下来的话，丑媳妇还是要见公婆的，中国的经济不会变得越来越好，会越来越走向更大的麻烦。” 夏明说，习近平大权独揽，把整个政府的决策和权力全部急剧萎缩，导致中国经济下行，困难和挑战重重。当局最近宣布要发行50年期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就是要给不断下行的经济注入强心针。但是，这非但不能减缓中国的经济困境，反而导致经济面临越来越多的灾难。习近平基本上用延安窑洞或者陕北窑洞的世界观，开倒车，打击私营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削弱市场经济对中国的影响，怎么能把中国的经济引领到一个更好的方向？ 宣示重大施政方针时机成熟了 旅美的中国政治事务观察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对美国之音说，当发生重大的权力斗争或者重大政治事件时，三中全会一般会被推迟，惯例被打破。“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遭遇了重大的政治挫折，他需要在调整中，推出他的新的说法，需要一个时间，所以推迟了将近一年。他现在觉得时机成熟了，可以宣示他的重大方针。” 根据中共官媒的宣布，即将召开的中共三中全会将重点商议如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中国将推出哪些摆脱国内外经济困境的重大施政方针，值得关注。 王军涛博士说，习近平要让中国经济发展突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和瓶颈，在世界发达经济中占据一个位置。因此，他在三中全会上肯定要提出最近讲的“新质生产力”和“耐心资本”等理念。 此外，他说，三中全会政治上的议题改革一定会有，但基本上就是以领袖统党，以党统帅国家，以国家统帅全社会，全党姓习，全国姓党，要彻底建立起这个体制，来保证在经济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能够上一个台阶。 “我估计，三中全会开来之后，他会进一步在中国进行大清洗，就是把那些阻碍他的想法的一些政治力量，包括社会力量和经济势力，要进行进一步的清洗，来保证他的一些做法。所以政治上，不管有什么新提法，实际上最后是要建立一个独裁体制，要建立全党姓习，全国姓党这么一个专制独裁体制。在经济上，他要搞大跃进。” 政治学者夏明教授说，习近平无视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有关“领袖集权”对中共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东西的警告，一朝大权集中在手中，用举国体制，搞中国式的现代化。但是他要把市场经济完全管控到党领导的逻辑，走的是一个错路，会让中国经济越来越糟。 政治改革可能性是零 “这里当然就涉及到一个政治改革问题。首先就是国家权力跟市场的关系是什么？国家权力跟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国家权力对个人有哪些该管的，哪些不该管的，哪些该放权的，能够激发起中国人自主创业精神，自主的创新的意识和自由的空间。但是习近平，恰好在扼杀这些东西。我们如果今天问，中国有没有可能进行制度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些改革，那我认为他的可能性是零。” 制定重大的施政方针和政策虽然是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的首要议题，但是人事安排也是分析关注的焦点之一。观察人士感兴趣的是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是否会步江青的后尘参政，进入中共领导层的核心，“补齐”政治局委员中“遗缺”的一席。 中国政治分析家夏明博士说，中共十八大、十九大政治局委员均为25人，但二十大变成24人。政治局成员的人数，在中共历史上虽多有变化，但二十大的24人政治局，全部是清一色的老男人，没有任何一个女性，似乎给人们留下许多想象和猜测的空间。他认为，从中国政治的黑箱操作分析，彭丽媛进入政治局是大概率事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5-10日访欧期间，第一夫人彭丽媛全程陪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总结此行成果时大赞彭丽媛的“魅力外交对提升中国软实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彭丽媛入局的概率 夏明说，原因在于，习近平的权力高度集中后，其心态基本上不能相信任何人。从李尚福到秦刚，一个个被清洗。第三届任期至今，政府内阁已经有大概近10个部长被撤职。习近平陷入一个心理上的危机。他的心理妄想狂、猜忌，对任何人都没办法相信。 “就是这种心理状态让习近平现在处于一种跟毛泽东一样的绝对孤独状态。当一个男人处于绝对孤独的状态，他只能相信他身边的女人。就像毛泽东相信江青，依赖那张玉凤一样。习近平他现在唯一能够相信的就是他的家人，他的夫人彭丽媛，还有他的女儿习明泽，可能还有他的兄弟姐妹。这是习近平的一个习家帮，我认为会在中国政治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此外，夏明教授认为，在习近平政坛上升的轨迹中，彭丽媛绝对不是依附习近平，而是在许多时候给他加了油，添了翅膀，让他两翼生风。他说，彭丽媛的成名比习近平早得多，彭丽媛耕耘的主要在军队，军队里的中央委员对彭丽媛有非常强的好感，这也是习近平权力根基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说，彭丽媛自身就带有权力基础。 这位中国政治分析人士还指出，分析最近中国整个政治的动向就会发现，王沪宁之所以能作为三朝元老不倒，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王沪宁跟彭丽媛有一个非常更紧密的政治联盟。他说，王沪宁跟栗战书在二十大之前鞍前马后，通过人大修改宪法，最后让习近平能够连任第三届，把习近平扶上终身任职，还把习近平思想塞进中共的党章。 “下面，蔡奇跟王沪宁又会鞍前马后地把彭丽媛带到政治局里边去，这是强化他们的权力、地位的又一个更重要的手段。” 夏明教授还认为，彭丽媛的行政级别是军队的少将，在军队里地位很高，作为第一夫人，她要晋升中央委员进入政治局委员，很正常，没有破格提拔。因此，他认为，彭丽媛进入政治局的概率是高于她不进入政治局的概率。 中共建政以来主要领导人一直都是男性的天下，夫人参政，特别是在担任领导的丈夫仍然在世时，并不多见。文革期间，中共党主席毛泽东钦点他的夫人江青进入中共九大政治局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同期进入政治局的还有第二号领导人林彪的夫人叶群。 彭丽媛比拟江青乎？ 彭丽媛能后来居上，比拟当年的江青吗？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权力和威望能让他“说一不二”，钦点彭丽媛进入最高权力决策圈政治局吗？目前的中共党内有没有这个政治条件和氛围？对此，中国政治观察家王军涛博士认为，条件和氛围可能会有，比如下面有些人要效忠习近平，可能会抬轿彭丽媛。不过他指出，你可以说习近平没文化，问题很多，但他在权力斗争上权术非常高超。继位之初，君弱臣强，在两个太上皇前，他隐忍，韬光养晦，没有打造派系。到现在十年，他能建立起个人的独裁，彻底颠覆邓小平，可以说，这个人权力斗争还有一套。 “如果以他的这种对权力斗争的见识，他应当知道，彭丽媛根本就没有办法胜任那个角色，他应该知道这一点。所以我认为，现在彭丽媛如果不能上位的最大问题，不是底下没人劝进，也不是习近平没有这个能力，而是因为习近平他自己大概能估计到，彭丽媛不会起到江青的作用。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跟彭丽媛和习近平关系是不一样的。” 王军涛说，当年江青顶着上海的一个三流演员光环，跑到延安去找老毛，对老毛确实倾心相爱。而且江青也算是老革命，三八干部。在这一点，彭丽媛和江青远不能相比；在政治素质和对领袖的这种忠诚，远不能相比。因此，以习近平对自己利益的权衡来说，让彭丽媛入局，他不会做这件事儿。但是，如果要是在权力斗争极度激烈的时候，他需要一个特别、要保障安全的人，让彭丽媛作为一个安全检查员，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比如在一些要害部门。不过他也强调，要强化彭丽媛的影响力，只要有一个办公室就行，不需她非要担任什么政治局的职务。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如果真的要做这件事，一定是在政治安全上确实感到一种急迫和紧迫感，那也说明，他自己对于自己的政治安全也非常不自信。否则，如果他真的觉得大权在握，对中国局势已经可以颐指气使的话，他一定不会让彭丽媛做这件事。以他对权力斗争的洞悉，彭丽媛起不到他要起的作用，而且只会给他做一个负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