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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4 日
江苏无锡高校砍人案后，中国南方多地开始有人散发传单，呼吁“打倒共产党”，广州有部分学生也响应了这项活动。但一些传单被指带有“毛左”特征。 关注大陆群体事件的X帐号“昨天”11月22日爆料称，有一些重庆高中生投稿称，因为受到“广州职高生抗议和工人传单的鼓励”，他们也开始组织发放传单，呼吁更多人采取行动。投稿者还附上两张据说被张贴在学校墙上的手写传单。 此前一天，署名“广州的社会革命者”的学生向“昨天”投稿称，他们是广州的职校学生，一直关注国内的“群体事件”，深知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压力锅，“在中共的统治下没有人能逃得过去”。投稿学生称，其所属学校的学生在宿舍组织手写传单、散发，呼吁“大家一起来打倒共产党，建立新生活！” 更早之前，“昨天”收到一份投稿称，南方某省某城市郊区的劳务市场，11月17至18日间收到反共传单《告全国人民书》。该投稿检附了四张传单照片，显示这些传单被张贴在不太显眼的地方，部分传单疑用左手书写，以防笔迹被识别出来。 上述陆续出现的传单都认为，中共当局应该为11月16日的无锡高校砍人案承担责任，直言“打倒共产党”，并声称“不要改良要革命”，要“改天换地”等。 这些传单被转传到海外社群平台X后，得到许多网民按赞。但也有一些网民表示，传单内容有许多表述带有“毛左”的印记，猜测可能是大陆“毛左”团体趁无锡砍人案煽动“造反”。 中共政治“左转”后，“毛左”团体异常活跃，但也屡被当局打压。此前，这些团体多次组织工人和学生的反抗运动，一些“毛左”大佬也在公开发文呼吁“革命”，针对中共现当局的意味明显。 许多“毛左”人士认为，中共从邓小平时期就“走上邪路”，成了一个“资本主义政党”。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前政敌薄熙来主张回归“毛泽东路线”，一度得到“毛左”拥戴。 针对目前在中国大陆流传的各类手写的《告全国人民书》及学生手写的传单，一些网民认为，传单内容显示“文化水平差”，但更多的网民认为，重要的是底层人民觉醒了，“字迹好坏不重要，重点是最底层人民的觉醒，才是中国人民的真正觉醒。”“工人和学生的觉醒，诉求的表达，或许预示著新的社会运动萌芽。” 还有网民留言，“开始革命了”、“英雄不问出处！敬佩勇敢的年轻人”、“这些学生已经看出共产主义骗局”、“手写传单尽量避免，可以用列印，安全第一。”“真正压榨迫害我们的是中（共）国政府！打倒共产党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只有共匪政府倒台中国大陆人才能有尊严。” 根据网民统计，大陆今年2月以来至少发生25起“报复社会”的恶性案件，11月16日晚发生的江苏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内杀人案，造成“8死17伤”，进一步引发中国民众觉醒和行动。官方通报称，该案是因嫌犯不满拿不到毕业证和实习薪酬而引发的。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胡锡进“否毛”惹毛大五毛》中介绍了曾经和胡锡进互称“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并肩战斗在反美斗争最前线”的大五毛司马南对胡锡进一提再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一忍再忍，到今年终于不能再忍。赶在今年毛诞之前，因为胡锡进发表了《从<我本是高山>遭围攻，看网上“极左”声音膨胀之风险》，司马南立刻在左媒上发表了一篇《学习老胡 辨明方向》，对“率先吹响了反‘极左’的号角”的胡锡进大批特批。文章第一句就是：“昨天晚上居委会中心理论组认真学习老胡最新文章，大家讨论非常热烈，11点了才回家。” 却原来，司马南他们这批毛左居然都是“在组织”的人。这里的“组织”当然不是指共产党组织，而是指这批毛左们在共产党之外，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相信是未经过民政部门登记审核的组织，取名为“居委会中心理论组”。司马南的文章中还提到“组长”指示如何如何，但没有说出这个“组长”的名字。当然不是司马南本人，那么还会是谁呢？孔庆东？还是刘继明？或者是张宏良？ 这令笔者不能不联想到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主义小组”。司马南他们这批毛左们是不是也在为“组党”做准备呢？ 司马南的这篇批胡文章中有一段夸赞内容：“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老胡同志一直做得很好。若论治国理政，若论定国安邦，老胡的舆论引领力，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司马南这是在讽刺胡锡进的叼盘功夫。 以前，笔者一直以为只有海外“反贼”及海内公知们才称胡锡进为胡叼盘，最近才知道包括刘继明等在内的毛左们，也都把胡锡进蔑称为胡叼盘。 在网上读到6年前的一篇中国内地的评胡博文，大意是：胡锡进这个人，叼飞盘的功夫一流，他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经常打着客观理性的旗号，极具迷惑性……。他总认为公知大V批评政府是带节奏，出于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是想搞事情。胡锡进的思想中总认为，我党带领人民取得了这么大成就，你们这些公知大V还不感恩戴德，天天没事找事。所以，胡锡进纯粹是站在统治者角度说话的一条狗。 不过呢，为当局叼盘，与公知大V对立已经是胡锡进的过去时，如今的胡锡进倒不是不想再与公知们，也就是他笔下的“自由派”们为敌，而是因为公知们，也就是自由派们在中国内地的发声渠道已被归零，其中最最知名，而且还是以坚定反毛、彻底否毛而名满天下的茅于轼老先生都已经被迫流亡海外，他胡锡进在中国境内想再继续反右，也已经没了批判对象。于是，对胡锡进来说，能够在互联网上挑起争论的政治话题，就只剩反“极左”了。 按照司马南批胡文章中的说法，胡锡进上个月就一部电影的评论借题发挥拿“极左”说事的文章中惹恼他司马南及一众毛左们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段： “互联网上从来都有左派力量，当自由派在网上形成巨大声势时，左派力量对后者起到强有力的制约、平衡作用，那显然是一种建设性。如今，自由派在网上的力量大为减弱，互联网生态出现变化，左派力量中的一些人没有与党在新形势下的大政方针进行自我对齐，而是以强化自我影响为目标，将自己的左派观点无限膨胀，展现出‘极左‘倾向，他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攻击主流元素，试图为自己的一些偏激观点在互联网上获取支配地位，让自己成为互联网上的主导性舆论力量。” “必须指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党领导全国人民到2035年和2049年所要达到的现代化目标，它必须占绝对主导地位。极左观点相当于无处不在的‘政治放大镜‘，挑剔地审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事务，那些观点的一再强化，会在互联网上塑造一种偏离国家大政方针的所谓’政治正确性‘，产生偏颇的影响和压力，从而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严重干扰，甚至形成某种破坏性。” 显然，把“极左”言论说成是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严重干扰，甚至形成某种破坏性”，等于是在提醒当局要对司马南这批人的言论严加约束。 另外，胡锡进在这里把左派的对立面说成是“自由派”，也是毛左们批判他的理由之一。因为毛左们认为“自由派”是一个褒义词。 司马南在他的批胡文章中说：“今天什么情况？中国式现代化处在发展的紧要关头，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吾国本党经受风高浪急乃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意识形态战线上，老胡是个勇敢的战士，他突然启动，率先吹响了反‘极左’的号角……。在百年未有之变局内外矛盾交织，强调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的当口儿，我们党的意识形态领域，要转向与老胡定义的‘极左’做斗争吗？” 司马南还说：“我宁愿相信老胡是做足了功课的，老胡是有充分根据的，而非灵机一动的肤浅想象或简单的情绪化的冲动”。这令他司马南“想起历史上皇甫平文章的那些往事，想起马立诚老师的《交锋》，想起贺某方教授的‘内外夹击‘，想起了章家敦先生’中国崩溃论‘的种种预言……” 笔者也没有搞懂司马南怎么就会把胡锡进反“极左”的文章与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扯到一起，所以也无从评论。但把胡锡进的批“极左”与历史上的皇甫平文章相提并论，就实在有点过于抬举胡锡进了。 当年的“皇甫平文章”是什么？简单一句话就是“重大历史关头上的舆论先导”。而如今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退休老干部的胡锡进，先不说不可能有当年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解放日报的政治能量，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来在目前的中共高层里有一股反左的力量鼓舞着胡锡进敢于发出一篇批“极左”文章。 不过呢，毛左们的批判胡锡进的文章中确实有这样的说法：“他（胡锡进）言论的背后有现行政策、资本势力、市场派专家，以及一些上层人士的支持。他们多代表当今社会上层的所谓‘民意’，甚至可以说是主流精英意见，而主流精英的们意见对当今中国政经决策具有重要影响。说句有点不好听的话，胡锡进不过是他们立场、意见的‘传声筒’而已。” 依笔者之见，也许是胡锡进如下的一段“指点江山”的文字令司马南也对胡锡进在中共“上层”有代表性信以为真了： “各地政府千万莫受网上极左言论的影响，更不能被它们吓住。对过度膨胀、经常散布极左观点的那些账号，要看到它们的复杂性，要提醒它们发挥正能量作用，而不是搞极左，当那些账号散布破坏改革开放的言论时，应当及时提出警告。我们的舆论场应当是建设性的，积极的，自由化的价值取向要不得，极左的东西也不能假借‘正能量’标签无限膨胀。” 如此一番指导性表态，看明白的会讥笑这胡锡进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看不明白也许会相信这胡锡可能是在引述中宣部长的内部讲话。 可能就是因为司马南和他所在的那个“居委会中心理论组”的大批判文章，导致了胡锡进下决心与毛左们彻底决裂。 上个月毛诞的前十几天，胡锡进再发“怀毛感言”，被司马南总结为“以往胡锡进在发表纪念伟人的言论时，总不会忘记程式化的提及所谓晚年‘错误’。这次没有。” 但是，召致司马南以及所有毛左们更大反感的是，胡锡进在这篇文章里简直就是和毛左们“公开对着干”了。用毛左网站上的批判文章中的说法是：“这么多年来，胡锡进一直反毛辱毛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眼看着人民群众怀念毛主席、纪念毛主席的活动越来越强烈，已经成了燎原之势，而且中央领导也召开了纪念毛主席的座谈会。胡锡进认识到他过去的做法有些失败了。于是，胡锡进就改变了策略，今年，胡锡进不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毛主席的所谓的错误了，而是调转枪口 ，将矛头对准了纪念毛主席的人民群众了。” 却原来，胡锡进在这篇“怀毛感言”里曾如此刺激毛左们说：“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相信国家会有隆重纪念活动，民间也会有许多自发的追思。老胡想提醒，有些有争议的激进人物现在很活跃，他们想沾毛主席光辉形象的光，以此增加他们自己的 ‘政治正确性’。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决不能由他们随意阐释、定义，更不能被他们强行‘代言’。毛主席属是于全党、整个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希望各地组织的纪念活动要与中央精神对齐，不要让少数激进人士把方向带偏。” 正如中国政法大学的“故园老丁”所评论的：老胡在这份在微博中所称的“有些现在很活跃的有争议激进人物”、“少数激进人士”等，他们究竟指谁呢？老丁首当其冲想到的，是“左派”大V司马南。近一段时间以来，司马南频繁对老胡的一些观点，点名表达异议……。 接下来，面对司马南带领的众毛左们的批判声浪，胡锡进再度挑衅，于毛诞当天发文《热爱毛主席井不是要拿他的语录做今天工作是否正确的尺子》。文章中虽然大段大段地夸赞毛泽东，甚至不惜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说成是对毛泽东的继往开来，是“很给毛主席增光的”。但其中一句“在民间，热爱毛主席也不意味着要把他当神供，背诵他说过的每一句话，拿当时的语录做今天工作是否正确的尺子”，还是令毛左们感觉“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们在过去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上个月的毛诞当天，习近平在拜尸之后发表的纪念讲话中还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特别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错误“。 次日，胡锡进借机“发文疾呼”，声称“文革是绝对不能翻案的，国家不断发出这样的信号和警告。文革时的一些做法也不会允许死灰复燃，我们大家都要避免陷入激进主义，包括老胡在内都应提高这方面的自我警觉。在网上，让我们都不对机构和个人搞构陷，乱扣帽子，喊打喊杀，有争议时就事论事，批评可以严厉，但决不以‘整人’和打倒机构为目的。让我们谁都不煽动仇官仇富仇知识分子，都不鼓动在内部搞无情斗争，不把对外斗争朝‘仇外’方向引导，都促进宪法秩序下的社会和谐与包容。” 在这份所谓的“大声疾呼”里，胡锡进还“高屋建瓴”地指示说：“我们这个大国注定要走稳健路线。坚决、准确落实好中央的大政方针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命线，互联网不偏激，不误导民众的情绪和官方对民意的认识，同样很重要。” 有趣的是，这篇势必会引发毛左们更大反弹的胡锡进“警示贤文”在网上挂了几个小时，还未等毛左们出手反击，就被胡锡进主动删除了。 据笔者所知，胡锡进没有自我删除此前的数篇得罪毛左的文章，偏偏删除了这篇“文革绝对不能翻案”的文章，不是因为畏惧毛左们的网上群殴，而是因为“上面”及时警告他 “文革”的话题“绝不能炒作”。 但无论如何，毛左们对胡锡进已经是恨之入骨了。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面对毛左们的群殴，茕茕孑立、踽踽独行的胡锡进发文悲鸣道：“我真是不解。我想说，极端可能会成为力量的某种源泉，让人有皈依感，而且容易结成阵营。但我太注重世俗的真实了。也许我在精神上会死无葬身之地，左右的坟场都不收我。那我就去做孤魂野鬼。” 不过，胡锡进的悲哀已被毛左们视为“活该”，是“骑墙手的必然下场”。众多毛左都在网上号召对胡锡进“一定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最近读到的一篇毛左文章是这样骂他的：“（胡锡进）坐在矛盾、问题交织的‘火山口’上，一味文过饰非，大唱赞歌，是一种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他关注的焦点是经济，是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当然这也是民心所向，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他将改开前后的对比也仅此而已，从而将自己的诉求降到了与只求温饱的动物‘等量齐观’的地步。说句不大中听的话，一味追求吃喝玩乐、舒适快意的物质生活，那是猪的追求……。”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如何令毛左们从满怀希望到极度失望》已经介绍过了习近平在上个月的毛诞13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公然辜负广大毛左们的期望，再提毛泽东的文革之“错”，终于令毛左们对他习近平失望至极。因为毛左们强烈感觉习近平的这番表述，比起十年前的纪念毛诞120周年的讲话内容中对毛的文革错误讲述得更为直白，甚至连“失败为成功之母”这样的开脱之词都懒得再说了。 这里，我们有必要先把习近平十年前与上个月的两次毛堂祭尸后的纪念讲话中的对于毛曾经的“错误”进行开脱的内容摘引如下： 习近平上个月的怀毛讲话只有8500字，比十年前的怀毛讲话少了2100字。其中的“毛错”部分只有如下一个自然段：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事业，由于中国是在极为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这样那样的曲折和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特别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我们党已经作出了全面评价，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而十年前年怀毛讲话中的“毛错”及相关评价总共有如下6个自然段： 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综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失败为成功之母。”毛泽东同志也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一切正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历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 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全面评价。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两篇纪念讲话中的对毛曾经的“错误”的开脱的内容虽然篇幅上有长有短，但翻译成人话都只是如下两个意思：一，错误是不可能避免的；二，瑕不掩瑜！ 不过呢，前后十年间的两次怀毛讲话中相关“毛错”的叙述还是有几处比较重要的区别。其一习近平在十年前的讲话中如实叙述对毛泽东“瑕不掩瑜”的评价是邓小平的一锤定音。而十年后的习近平则是不提邓小平的名字，把同样叙述内容变成了“我们党已经作出了全面评价” 。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习近平在十年前的怀毛讲话中前后四次提及邓小平的名字，也提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名字。但在上个月的这份讲话中，从头到尾没有提一次邓小平，当然更不会提及江泽民和胡锦涛。 第二个区别是，十年前的怀毛讲话中，习近平不惜笔墨，反复论述有成功就必须有失败，要成就就必须先犯错误，前进的过程不可能避免弯路……。而十年后的这新一次讲话，对“毛错”的不可避免论“论述从简，很不到位”。。 第三个区别是，十年前的怀毛讲话中，习近平把毛泽东在晚年犯了的“严重错误”说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而在上个月的这新一次讲话中，则把这一说法改成了“特别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错误” 。而这正是毛左们高度不满的原因之一，认为十年前已经有“轻描淡写”的迹象了，十年后怎么又退回到老邓的“历史问题决议”水平上去了呢？ 至于习近平如今对毛“错”的评价是否真是“退回”到邓小平的“历史决议”的水平上，就应该回顾历史，仔细对照一下前后两个“决议”的相关内容，即邓小平主导制定的，于1981年6月27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邓氏决议”）和习近平主导的，于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习氏决议”）中的相关内容，。 42年半前出台的“邓氏决议”是把毛泽东统治的27年执政史划分成三个阶段表述，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和“文革”十年。 在这个“决议”的制定过程，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有说法是最先由陈云定下基调。据毛左网站上曾经刊登的相关文章介绍：陈云否定毛泽东晚年的言论(即毛泽东一生的四个阶段)最早出处是美国人杰斯布莱恩著《胡耀邦传》一书。而国内正式出版该书是1989年3月部队最高学府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6月，作为中共党史资料研究的党史权威出版社也出版了美国人这本《胡耀邦传》一书。两本书都明确指出，邓小平安排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请陈云领头讲话。陈云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大家对于毛主席的功与过，不论说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实的。我认为毛主席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也就是到1949年止，毛主席领导是正确的，应予全面肯定。第二阶段是到1957年鸣放运动止，其间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予基本肯定。第三阶段从1957年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开，到1965年止，其间毛主席在1961年退居二线，不问大事，经济才有了转机，但在他当政那一段时间，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从1966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革’悲剧，他是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 当然，毛左网站刊登如上内容的目的是要否定陈云曾经有过如上表述。但事实上“邓氏决议”确实是基本遵循了如上思路。 对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7—-1966），“邓氏决议”如此评价： 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接下来，在整部“邓氏决议”中，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部分就占了6600字的篇幅，其中最关键的几处内容如下：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邓氏决议”产生的40年后，“习氏决议”中对毛泽东“严重错误”的轻描淡写首先就体现在把“邓氏决议”中的毛泽东执政三阶段揉搓成一个“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然后就是把“邓氏”决议中涉及“毛错”的上万字内容缩略成如下几句： 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 仔细读罢，不难发现“习氏决议“中不但用”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作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客观原因，而且故意把”十年内乱“的主要成因说成是林彪和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错误祸国殃民的结果。 但是，习近平对“毛错“的如此轻描淡定，依然远没满足毛左们的需要，因为毛左们的基本立场就是肯定文革—-至少也必须肯定文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更多的介绍和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进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新年之后的新闻多，是很少见的现象。哈萨克斯坦大动乱，是现在中国网民关心的大事件。苏联解体以后最顽固的前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第二，就没有第一了。积蓄多年对专制政体的愤怒，借着石油涨价爆发了，形势就像一九八九年的中国。 还有一个没引起大家关注的新闻，就是在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在西方的自信膨胀气氛中写了一本书的弗朗西斯·福山，书名叫做《历史的终结》。他曾经热度最高，是王岐山、习近平最喜欢的学者。最近他写文章承认，他当年估计错误，没注意民主可能衰退，新生民主可能倒退，连美国总统都承认全球民主在衰退。 和许多美国学者缺乏常识一样，历史居然能够终结？他上学时哲学课及格吗？这和许多学者不知自己国家的历史，声嘶力竭高喊和平、理性、非暴力，有得一拼。但福山先生拥有美国人的一项优秀品质，就是勇于承认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一点儿也不害臊。这个值得大部分中国人学习。 福山教授正确地指出了民主衰退的几个重要原因，包括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和掌控越来越强。但他可能没注意到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和苏联相比，中国共产党更懂得忽悠人，让那些人群起而攻击共产党的对手，包括渗透学者、科学家来忽悠老百姓和政客们。近年来疯长的自干五和小粉红，就是这一政策大发展的结果。甚至结合网络公司和黑客，给人类思想造成大混乱，进而导致民主退潮。 中国由于信息封锁和言论镇压，愚民的比重本来就很大，加上美国资本家大力协助下，经济增长带来富裕阶级人数的增加，愚昧人群的数量也大幅度增长。这不到百分之五的所谓在中国的中产，就成为自干五的主要来源。不像五毛是骗政府钱的小鸡贼，自干五是不用给钱就自己甘愿昧良心说话的人。既然千里做官只为钱，我们不要钱就昧良心，应该没毛病吧。 为了钱昧着良心说话，还算是有理由，可归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共产党式的翻译。那幺小粉红都是什么人呢？一肚子白菜帮子还帮人家忽悠，有病吧？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有上智下愚，愚公移山那个愚。刚吃饱肚子就洋洋得意，还不缺乏捧官方臭脚的小鸡贼。这样的愚民式的狡猾，也是一部分小民的生存之道，既可怜又可恨。 和他们不同却有些重叠的，就是俗称的毛左了。毛左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不傻，知道是谁在欺压和剥削他们。胆大的少数人成了维权人士和民运分子，那离进监狱也就不远了。大多数人既想反抗又怕进监狱，就和毛主席他老人家学了一招，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和世界上所有原教旨主义者一样，打着老毛的旗号，利用他老人家的只言片语另作解释。你共产党不能不要老祖宗，那你就拿我们没辙。 历史上每次成功的反抗，领袖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就连大诗人都懂得“射人先射马”。但是没有那即聪明又胆小的大量毛左，没有所谓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应，也就只能停留在水泊梁山的档次了。所以除了民运人士，毛左是最让小习书记头疼的一群人了。我们从来不把他们和自干五、小粉红看作一样的人。 我们不是没有敌人。区分敌我和朋友，包括潜在的朋友，是政治智慧的具体表现。五毛和高一个档次的特务们的重要工作，就是混淆敌我和朋友，挑动群众斗群众。从古代到文革，到现在和将来，这是个规律，也是从事政治斗争和革命的必修课。不要指望低智慧的群体懂这些，所以领袖群体是革命成功的关键。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