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为习近平打下的“维稳”基础

日前习近平令已故总书记江泽民极尽哀荣自有其真情表露的一面，毕竟是江泽民为他习近平的顺利接班，打下了坚实的“维稳”基础。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江泽民在中南海站稳脚跟全靠曾庆红》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过了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因为杨家兄弟的原因，接替了赵紫阳总书记职务的江泽民即使在当年十一月份也表面上接替了邓小平的军委主席职务，但却长期没有抓到实际军权。不过，当时的江泽民却还是及时通过改组武警部队,先把这支“看家”部队迅速壮大并掌在自己心腹手中。

当年把戒严部队的坦克从天安门广场撤走之后，从共产党政权自身的角度如何汲取“六四”镇压经验和教训,邓小平是否曾经与江泽民等人讨论得十分具体,外界没有第一手资料证明,但从江泽民上台后围绕“稳定”二字所采取的具体步骤、具体措施分析,还是能够看得出他们的思维脉络。

首先,当时的邓小平也好,陈云也好,江泽民和李鹏等人也好,无不认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动乱”是江泽民的前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政治上“右”倾,长期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必然结果。所以江泽民上台之后,虽然在经济政策上左右反复,但在政治路线上显然是一直在汲取前两任总书记的经验教训。从“反和平演变”到“讲政治”,江泽民抓“精神文明建设”的那只手从来就没有疲软过一天。

其次,考虑到政治上抓得再紧,经济改革过程中因为利益调整而引发的部分社会阶层的不满情绪,总要找机会发泄,而“经济动乱”和“社会骚乱”一旦发生势必会被政治上的反对势力所趁机利用,使得江泽民自上台之后,满脑袋里装的都是所谓“风险意识”。直到他“功成身退”那一天为止,“六四”事件的教训一直都使他江泽民的政治思维随时处于一种高度戒备的临战状态。

当年江泽民上台以后首先抓的大事之一,便是加强武装警察部队的建设。他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才被对外宣布接替赵紫阳总书记职务的。一个多星期之后，也就是一九八九年七月三日,江泽民便以会见出席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全体与会者的机会首次对外公开露面，,就维护社会稳定问题发表谈话说:“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主要靠我们的公安,主要靠我们的武警。”

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江泽民又在内蒙古武警部队发表讲话说:“就维护社会稳定来讲,站在第一线的是武警。”

一九九一年四月,江泽民在四川接见武警部队官兵时表示:“任何国家,从来没有成天乱哄哄的而能把经济搞上去”;“我们武警部队要时刻做好准备,一有不安定苗头,就要果断地制止,保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

一九九二年十月,江泽民所作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特别提到武警部队的作用,这是武警部队建立以来,中共党代会首次把武警部队写入政治报告。

另据当时的中共《人民日报》报道:“江总书记根据武警部队执行任务的特殊性,提出了武警部队在处置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中,要站在第一线、打头阵的思想。”

另外一则信息便是江泽民当时对扩大武警编制和组建武警防暴部队的高度重视。

仅以北京地区为例,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驻北京的武警部队兵员成倍增长。先是在进京执行镇压任务后的野战部队中精挑细选了八千多人,分别补充进北京武警总队下属的十二个支队。与此同时,江泽民又下令于一九八九年底之前完成为北京武警总队在全国范围提前召募近万名新兵的任务。

接着,江泽民又亲自批准于一九九零年七月,从全国各地的武警部队中抽调近六千名精名强将,正式组建起武警部队的第一支“特警部队”,对外号称“中国武警第一旅”,内部编制为北京武警部队第十三支队。这支部队是专门为“突发性任务”而组建的,其兵员不但质量上是百里挑一,数量上也远远超出全国范围内的任何一支武警支队。

1996年2月2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在家中遇害。这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首次有国家级领导人遇害，一时十分轰动。

遇害前的李沛瑶的住处是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4号院，当时这里住着40多位副部级以上的干部，驻有27名武警官兵，设有6个固定值勤哨位和1个流动哨。院内李沛瑶的相对独立的住所更是有专门配给他本人的一个班的武警官兵轮流换岗，24小时值勤。而作案人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的江泽民闻讯大怒，立即下令将武警总部及北京支队的领导班子进行一番大清洗。当时的武警总部还是副大军区级，江泽民借机动议将武警部队由副大军区级晋升为正大军区级,但因为武警警衔最高为中将,是此前人大常委会立法决定的,同时又考虑到公安部与武警部队之间的平衡问题,故武警总部的规格暂时未动。但是,上海、天津、广东、西藏等重要地区的武警总队则由过去的正师级升格为副军级,北京武警总队则由副军级升格为正军级。自此,北京武警总队仅比武警总部低半格,所以它的第一政委系由武警总部副政委(正军级)兼任。

不过，不出一年，武警部队还是随江泽民所愿被提升为正大军区级。一九九八年，中共当局通过修“法“，将武警部队的警衔规定由原来的最高为中将改为最高为上将。

当年北京武警总队自成立之初即被规定基本不从北京市城区内招兵,北京郊区的兵员在其中的比例也十分有限。而发生“六四”事件之后,中共对此做出更严格的规定,北京武警总队的新兵全部来自外地。这就是江泽民所谓“政治保障”的重要体现。

另外,北京武警总队在“六四”事件之后的几年里,其装备更新的速度之快,现代化程度之高,亦令外界难以想象。尤其是特警部队,除配发微声冲锋枪等当时中国国内最先进的致命武器外,还从发达国家进口了最先进的电子空气自卫器、麻醉枪、自动标识发射器等非致命武器。

而依据“六四”事件的经验教训,当时的江泽民“痛定思痛”之后，也下令国内“攻关”，专为武警防暴部队研制了各种各样的现代防暴装备。比如当时由河北邯郸某工厂为主生产出的一种防暴装甲运兵车,不但具备超强防弹功能,而且特别借鉴“六四”事件教训而加装了非常昂贵的高级阻燃材料,当时的平均每辆车的造价即达百万人民币。据说这种车辆,截止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开，即已经在仅北京地区的“中国武警第一旅”配备了二百多辆。

再者,虽然中共野战军系统中当时也仍只有部分集团军陆续完成了下属陆航大队的组建,但那支“中国武警第一旅”从组建第一天就配备了武装直升飞机分队(相当于野战军的团级建制),而北京人从此时常抬头便可看见的“军用飞艇”,也是该部队侦察分队的先进装备之一。

更令一般人不太可能想象的是,大概是从一九九一或者一九九二年开始，北京地区的武警防暴部队就已经开始配备了一批“装甲布障车”,其特殊功能是可以用每分钟一百米以上的速度,迅速在北京城市主要交通要道的表面上布满编织着有无数个铁蒺藜的钢丝网,令人群乃至普通轮胎的车辆无法越过。

该部队有一位军官当时在朋友中吹嘘说:“国内生产的最先进防暴武器,以及凡是有可能买得进来的国外先进防暴武器,我们部队都配备了。全国范围内,除了正在深圳训练的驻港部队,没有第二支部队能与我们武警第一旅比装备。”

由上述信息足可见出,江泽民等人在“六四”事件之后,无疑是在内部认真检讨过“六四”镇压的成败得失。关于其“成果”与“收益”方面的内容,放在后面讨论,,而从“败”和“失”的角度,应该是深刻意识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调派野战军进城,完全使用战场上对付敌军的方式和手段对付手中至多有几块砖头、几枝棍棒的“暴乱”群众。因而必须对武警部队进行扩编。

其二,野战军进城执行镇压任务,武器的局限决定了部队官兵在面对群众反抗时,只有被动挨打和开枪杀人两种选择。因而必须抓紧建立配备非致使武器的武警防暴部队。

其三,“动乱”蔓延之后才下手,才导致不杀人已收不到阻吓效用的结局。

一九九七年在中共政权为邓小平去世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以及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中,都有一句“战胜一切困难,经过住各种风险”的提法。而在当时的江泽民的内心深处不会不清楚,如果没有“六四”镇压的惨重后果,已经倡导了改革开放并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共产党政权日后所面临的政治风险要低得多—-无论镇压决策者当时的出发点是什么,结果毕竟是欠下了一笔血债。

反之,当时的江泽民内心同样比谁都清楚,假如没有“六四”事件发生,或者说八九学运是因当局的绥靖手段奏效而告结束,历史也就没有可能会给他江泽民一个入主中南海勤政殿的机会。

另外，当年在大力加强武警部队建设的同时,对于一旦再发生仅仅依靠武装警察部队仍不足以平息的大规模“动暴乱”,江泽民政权还是作好了动用正规军，即国防部队对内参战的准备。但仍然是鉴于“六四”事件中的北京戒严部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表现得确实“缺乏经验”,当时的江泽民曾下令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下发过一份《暴乱事件应急方案》,中共中央军委还在这份应急方案后面附加了一份《防暴行动条令》,并通知随此新的《防暴行动条令》的实行,一九九零年七月下发《中央军委关于部队参与防暴行动应注意事项暂行规定》废止。

该新版《暴乱事件应急方案》中要求: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必须限期成立由党政第一把手挂帅,由地方驻军、地方武警部队首长和当地公安、司法机关主要领导组成的“防暴指挥部”。防暴指挥部要有常设办公室,平时由常设办公室主持工作并安排专职人员昼夜值班。各地都要为防暴指挥部拨发专款,迅速添置现代化报警、通讯及其他防暴指挥器材。

文件规定,该防暴指挥部有权对当地驻军、武警部队及公安机关的防暴武器储备、防暴通讯器材使用情况、防暴战备值班任务执行情况等随时进行督促检查,有权对玩忽职守者督促改进并向及时向上通报。

文件要求:人民解放军驻各地部队,尤其是驻守在各大中城市周围的部队,都必须设立防暴指挥部并在原来特种部队的基础上,组建防暴警备队。

文件要求解放军部队平时的思想政治工作中,要结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爱国主义教育,加入坚决执行防暴行动任务之重要意义的教育内容,力求使部队干部战士在参加防暴行动时,能够充分认识到制止和平息一切暴乱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和平建设的具体任务,在当今暂没有外来军事侵略的和平建设年代里,防止任何形式的国内骚乱、武装叛乱等就是人民军队的主要战斗任务,更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务必要求各级干部在执行防暴任务过程中,既能做到严格掌握政策,又能保证在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决不手软。

中央军委在附加的《防暴行动条令》中则具体针对在突发性暴乱事件中地方驻军应采取的行动措施作了非常详细的规定。条令中还详细规定了防暴部队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使用烟幕弹、催泪弹、橡皮子弹等非致命武器。在如下情况下可以由部队指挥员下令开枪。一,在防暴过程中,如遇暴乱人员持械攻击部队或武装拒捕;二,暴乱分子施行放火、抢劫警告无效;三,暴乱分子持枪对部队或人群射击;四,暴乱分子聚众冲击党政军机关或军事防地,警告和使用非致命武器均未能有效制止……

条令中规定:一旦发生暴乱,事发地区驻军出动防暴部队时可视情况严重程度,出动防暴装甲车、坦克、装甲车、武装直升飞机和武装巡逻艇等。但是,防暴部队首长只有权力决定是否使用防暴装甲车配置的非致命武器,如遇严重情况确实需要使用防暴装甲车上的致命武器和坦克、装甲车、武装直升飞机及武装巡逻艇上的杀伤性火力系统,必须请示中央军委或中央军委临时任命的防暴总指挥部首长同意。

由此可见，日前习近平为江泽民所至悼词内容中之所以说确实含有几分怀念和感激真情的话，那就是如今的习近平政权的“维稳”硬件，都是江泽民“功成身退”之前打下的雄厚基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