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最富区已从新州转移至维州
2026 年 6 月 24 日
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在”六四”镇压后爬上权力顶峰。在其当政的十三年间，香港实现主权移交，中国成功加入世贸，并获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贪腐泛滥，政治改革停滞，镇压法轮功更导致人权法制急剧倒退。回首中共建政历史，江泽民留下了什么样的足迹，又带来怎样的影响？ 1989年6月3日夜间到4日凌晨，震惊世界的“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在北京发生。短短二十天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 善于投机的技术官僚 靠镇压学运爬上权力之颠 中国官媒报道称：“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并选举江泽民为新任总书记。五个月后，江泽民成为中央军委主席，1993年成为国家主席。 对于江泽民登上权力顶峰，旅美时事评论员横河告诉本台：“他爬上去的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技术官僚（向上爬）的过程，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家。技术官僚的话, 在政治上他就要投机。” 江泽民的身世之谜 公开资料显示，江泽民于1926年出生于江苏扬州一个富裕家庭﹐祖父江石溪中年弃医从商，育有七个子女。老大江世俊，即江泽民生父；老六江世侯（即江上青）1929年加入中共，并成为新四军元老之一，1939年被地方武装打死时才二十八岁。后来，江泽民一直称自己在十三岁时就被过继给其叔父“江上青” 的遗孀王者兰，属于“红二代”，但旅美时事评论人士横河说：“这个事情其实一直到最后都没有被证实。” 公开资料还显示，江泽民曾就读于扬州中学，1943年考入在日占区南京复办的中央大学 电机系，之后转到上海交通大学同系，1947年毕业。之后，他加入美国人拥有的上海海宁洋行任工程师。在中国官方传记中，经常忽略江泽民在南京沦陷期间的学习经历，坚称他当时是一名热心的共产党员，积极参与反日学生活动。另一些人则说，江泽民最早是在1946年（日本战败一年后）加入共产党的，当时他还在上海读书。 意外登上权力巅峰 江泽民的政治崛起与镇压学运密切相关。自1985年起，江泽民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及市委书记，而在1986年底到1987年初的学潮期间，江泽民就接见过上海的学生代表，并把学运打压下去。横河告诉本台，中共党内当时曾要求观看江泽民训斥学生的讲话，他自己也曾看过该视频。 不过，把江泽民直接送上权力巅峰的还是整肃《21世纪经济导报》事件。当时正值八九学运初期，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率先查封了敢讲真话、支持学生的《21世纪经济导报》。横河说：“就是在全国所有的省市领导人都在观望、没有做出决定的时候，他（江泽民）是唯一一个站出来，对相对来说自由派的思想和跟这次学生抗议活动有关系的（进行）镇压的人。” 强力镇压让江泽民赢得了实际掌权的邓小平的信任。同时，他还拥有“红二代” 身份。很快，原已准备退休的江泽民就被邓小平钦点进京，并踏着“六四”学生的鲜血飞黄腾达。 不过，刚刚接任总书记的江泽民谨慎、保守，甚至一度采取向左转政策，令邓小平非常不满。“如果继续回到左的这条路线上去，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的全面的否定。” 旅美时政评论人士蔡慎坤对本台表示，“这是邓小平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当时他才发动了一场南巡，由军队来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实际上，这对江泽民来说是极大的震慑。” 看到风向不对，江泽民立刻转向，表示坚决拥护改革开放，这也体现了他投机分子的本色。 以腐败治国 强化对军队的掌控力 “你们比西方记者跑得还快，但是问来问去的问题都too simple（太简单）, sometimes naïve（有时很幼稚），懂了吗？……中国有句话叫‘闷声发大财’，我就喜欢这句话，就是最好的。” 这是2000年10月，江泽民训斥香港记者时的一段讲话。 “六四”镇压后，为了保住中共政权在政治上不受挑战，江泽民采取了“闷声发大财”的方式，推动人们把注意力转向经济生活，专注于发财、致富和搞钱。横河说：“这是江泽民时期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式，类似于黑金政治，你可以去发财，但是不要去碰民主、自由这种东西。” “闷声发大财”的具体表现就是“放手腐败、鼓励腐败”。蔡慎坤指出：“尤其是军队，后来为什么买官卖官成风？那就是江泽民为了保持对军队的掌控力，放任军队搞腐败。首先，他自己带头搞腐败，下面的百官都必须要腐败，不腐败你怎么进贡呢？” 江泽民时代的经济改革主要由总理朱镕基主持。旅美经济学者何清涟在写给本台的特约评论中曾指出，朱镕基采取了“抓大放小”的策略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这为胡温十年的政府财政税收与国有经济奠定了基础，也为习近平时代留下了家底。同时，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导致的“圈地运动”也开始于江时代，并在胡温十年发展成地方的“土地财政”，成就了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对私有经济，当局也采取了开放态度。 虽然经济向好，但蔡慎坤指出，正是从那时开始，中国形成了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牢牢捆绑在一起的模式，彼此输送权力与利益：“他们形成的一个复杂、互相循环的一个模式。” 他说，在这种模式下，当局出台的所谓“改革”主要嘉惠于这两大特殊利益集团，而并非惠及到全体民众。这也让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此走上一条“邪路”。 镇压法轮功 彻底摧毁中国人权法制 中国的人权法制在1980年代时尚在初步发展阶段。江泽民上任之初，情况还在按照惯性前进。“真正的出问题是出在了江泽民的对法轮功开始动手之后，人权法治就基本上被摧毁得一干二净了。” 蔡慎坤说，“打击法轮功，实际这是江泽民在政治生命中最大的一个硬伤，也是他一直耿耿于怀、放不下心的一件事情。” 法轮功是一种佛家修炼大法，于1992年5月在中国吉林省公开传出，短短7年，修炼人数就达7000万至1亿。而中共始终把一切宗教信仰都视为对其统治的挑战，江泽民更是将法轮功视为眼中钉。 横河说：“有很多后来的文件来证明，就是在(1999年）4月25号（中南海上访事件）到7月20日（法轮功被取缔）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在策划。当时在政治局常委里面没有支持他的，但是他一个人就决定了，因为他说‘这是在和共产党争夺群众’。” 江泽民一手制造了对法轮功的镇压运动，其残忍血腥和影响之广远超当年“六四”事件。直到今天，这一镇压政策依然存在。江泽民也被指为大规模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魁祸首。蔡慎坤指出，为镇压法轮功，中共从上到下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610办公室”，完全目无法纪，并明确要求任何律师不准受理法轮功案件：“你想想，这还有什么法治呢？我们看到后来高智晟这样的人，他不就是接了法轮功的案子，给领导人写了公开信，最后导致他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是不是？” 江泽民在任期间，因人权践踏行为而在多国遭到起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法轮功学员在阿根廷起诉江泽民一案。该国联邦法官最后判定江泽民犯下“反人类罪”。虽然中共后来通过政治运作令该法官被撤职，案件也被否决，但影响依然颇深。横河说：“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中共的领导人，在国际上被判反人类罪，这个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连毛泽东都没有过。” 喜爱外交做秀 出卖国土给俄罗斯 江泽民时代，中美关系走出“天安门”镇压后的低潮，并逐步进入一种蜜月期，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也相对融洽。在其任期内，香港与澳门主权顺利移交，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WTO），并获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 蔡慎坤说：“那个时候西方国家对中国是没有戒心的。而且，我认为江泽民也没有要统治世界或者给世界指明方向的这种野心。在国际上，就没有形成太多的对中国的制约。” 不过，在江泽民任内，也发生第三次台海危机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轰炸事件，导致中美关系一度紧张。 （江泽民在访问菲律宾时演唱猫王的“Love me tender”） 江泽民喜欢吹拉弹唱，曾在会晤外宾时表演唱歌、弹吉它、拉二胡，还时常大秀英文。他也曾接受美国《纽约时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著名记者华莱士等的专访。不过，这些访问报道最后反被认为是中国对外宣传的“大突破”和“成功案例”，江泽民在受访中一直为中共专制制度、以及“六四”镇压和迫害法轮功等辩护。 (江泽民回答华莱士：“中国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制体系，我们确实有新闻自由……”) “他不是一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领导人。他的表演欲比较强。”横河指出，江泽民除了做秀，实际在任内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外交成果，加入世贸及申奥成功等也只是一些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他的“卖国”事迹却影响更深更广。 在江泽民任内，他与俄罗斯签订了多项边界协定，但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都低调而模糊。曾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的旅美学者严家祺撰文提出，江泽民任内十三年，在对俄关系上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在事实上承认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并以这些条约造成的边界状况，划分中俄两国国界。严家祺提出，应追究江泽民的卖国责任，重新审议相关条约、协定和有关议定书。据统计，江泽民总共出卖的中国领土高达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海外政论刊物《北京之春》荣誉总编、本台特约评论员胡平分析背后原因时说：“那个时候，中共因为刚刚经历过‘六四’，受到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强烈制裁，江泽民就急于和俄国搞好关系，建立所谓战略伙伴关系。” 但也有评论指，江泽民这样做是为一己之私，他一直担心邓小平随时会把自己撤掉，因此希望拉拢俄罗斯，从外部全力帮他巩固权力。 最近，台湾的总统赖清德公开质问，中共如果真的在乎领土完整，为何不拿回清朝《瑷珲条约》割让给俄罗斯的中国土地。北京方面哑口无言，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则发表回应，称莫斯科与北京已于2004年解决了边界相关争议。横河：“正好说明这个卖国千真万确就是落实在江泽民头上，而不是满清的头上。” 当政十三年 掌权二十年: 江泽民为何迟迟不愿下台？ 江泽民当政十三年，但外界普遍认为，他实际掌权二十年，因为在后来的胡温时代，江泽民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垂帘听政”。横河指出，江泽民的目的是为使其政治遗产不被否定，包括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为此，他打破了党内两个政治规矩，一是把政治局常委从七人变成九人，即形成所谓的“九龙治水”；另一个就是在胡锦涛上台以后两年多，他才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位。 蔡慎坤表示：“胡温想搞政治体制改革搞不动，也就是因为江泽民已经定下这个框框。他是‘九龙治水，各自为政’。你即使是总书记，也不可能再去管其他常委分内的事情。这就是的制约了胡温他们手上的权力。” 横河也提到，政治局九个常委当中，大多都是江泽民的马仔，其中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排名最后，权力却是最大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为了确保胡锦涛上台以后不会否定他的迫害法轮功的政策。” 江泽民时代，政治上提出“三个代表”并将其写入党章，也由此开放了资本家入党的先例。蔡慎坤说：“这相当于掺沙子，不像现在的习近平的呢，要纯洁党的队伍。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实际上是有帮助作用的。” 不过，横河认为，“三个代表”实际上是一种统战策略，旨在将改革开放后新涌现的各界精英纳入共产党体制，以防止他们提出政治诉求，挑战共产党统治。但此举理论影响力不大，也没有被真正贯彻下去。 同时，江泽民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隔代挑选了习近平为胡锦涛的接班人。蔡慎坤指出，其本意是要保护其家族和江派集团的利益：“因为他的家族的利益到后来实在是太大了，他身边的马仔、跟班的实在是太多了，他要保护这批人的利益。所以，他想选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一个非常平庸的人，从胡锦涛的手上接过旗帜，最后选了习近平这样一个人。” 不过，习近平上台后即展开反腐运动，并竭力清洗江派势力，还把政治局常委从九人变成七人，重新集中权力。他在各领域向左转的政策也导致中国政治、经济的全面倒退。这一结局恐怕也是江泽民当初意想不到的。
近日，以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为首的多个海外民间组织在美国纽约举办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和八九民运三十五周年的活动。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活动中发表演讲，分析了中共体制内民主力量的演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王允就近几任中共高层领导的政治倾向对蔡教授进行了专访。 江胡临门一脚却不敢 记者：您在演讲中分析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也提到他们当时也是有改革的可能，那为什么又缩回去了呢？ 蔡霞：对江胡的评价，我认为，在未来的中国历史研究上，如果从比较客观、理性的角度去看待这二十多年，江泽民十三年，胡锦涛十年，你就会知道这期间是充满矛盾和多面性的。这两个人他们本身是理解民主的，也是了解民主知识的，因为这是他们的知识水平决定了的。但是，他们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就在于，他们统治这个国家的根本立场、根本利益是他们的最大局限性。他们没有勇气突破这个局限性。最突出的表现，我认为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本来这个党是可以往前面走的，但临门一脚他不敢。因为他如果真的把政治改革这个门打开的话，哪怕你进一小步，中国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他（可能顾虑）他个人未来在历史上承担什么名声，他不敢当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胡锦涛同样如此。这种情况下决定了他们是矛盾体。一方面他们有想法给一些开放的空间，这是有可能的，不是没有的，但另一方面，一旦触到底线，他们就逃回来了。因此，民间似乎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就是在底层生长，在搞基层民主自治，不动摇他的政权，不触及他的政权，他是睁一眼闭一眼的。他并不是像2010年之后对非政府组织严加管理、控制的那种情况，这个之前他们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因此基层社会是有发展的。比如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就是我们共同来管理这些事务，我们怎么去做等等。 记者：您说江胡临门一脚却不敢，有什么具体表现吗？ 蔡霞：比如三个代表。大约是2001年的时候，江泽民的提法是内部传达的。当时有个事情是石家庄的五连环爆炸案，和那个事情是一块儿传达的。他的提法是，政治体制改革只做不说，或者多做少说，他说，你们媒体不要当作热门题目来炒作。我听下来的意思就是希望有限的改革，往前走。但他具体的方案最后也没下来。所以，他这临门一脚是踢不出去的。 又说胡锦涛。胡锦涛时期，他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时期有一个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通知。我的理解是，你讲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否定的意味很多；但你换个角度讲，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那就是往前走的意味多。所以他是回避了“改革”的提法，但实际上他讲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说白了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就是你怎么领导这个国家、怎么统治这个国家，其实就是换了个名词的政治改革。但是，他没能做到，党内的阻力非常大。他的一些有限的措施在这个通知里提到了。他也说，没有哪一个政党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可以永久拿着政权的。这是一个。 到了2006年，当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往前面走的时候，中国社会的矛盾不断积累，它表现出来就是社会群体事件、矛盾冲突不断发生。因为经济往前走，而政治停滞，这两者不平衡，就造成大量的社会事件。所以后来，胡锦涛就搞了一个“中国特殊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这个大家都知道。他其实就是想，既然从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层面突不破，那么我从化解社会矛盾的角度可不可以推进国家的发展？其实我觉得胡锦涛也是在苦心巴巴地干这个事情，但是动哪一步都会触及到中国共产党的利益问题。他上面有老的，常委中有保守的，这个东西他是动不了的。我们一直说九龙治水，每个人都各管一块儿，那一块儿就是每个人的利益王国。你动哪一块儿，常委不同意，胡锦涛就干不了。 记者：我们也注意到，在胡锦涛后期开始打压公民社会，比如对“茉莉花革命”的镇压，后来还有些相关的举动。胡锦涛下台后，又是习近平上台，就感觉好像是有一个顺序，从江到胡，再到习，似乎是一个渐次保守的过程。那么这是偶然形成的，还是说即使不是习上台，另外一个人上台，也会有这样一个渐次保守的趋势？ 胡锦涛保守倾向的秘密 蔡霞：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不能说我已经思考成熟了。你看胡锦涛执政的两个五年，第一个五年，他是相对开放的，中共党内也一直觉得整个氛围是比较宽松的，各种意见都能讲。我后来问了一下媒体，他们也说，我们觉得2002年到2006年是很宽松的。但07年十七大以后，他就开始趋向于保守了。我觉得这个里面是有原因的。一个原因是07年的十七大之前，十七大是07年10月召开的，这个之前的2月份《炎黄春秋》发了一篇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这篇文章是中共党内的一个老人，是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应该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争议。 我当时看到这个文章，就跟中央党校党建部的主任讲，你注意观察，这个问题会引起非常大的争论；那场争论，当时党内很多保守的人就鼓动出来压制。胡锦涛始终不压制，他没有压制那场讨论。这就意味着党的顶层领导不参与，让大家去讨论。那场讨论交锋是非常激烈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它甚至可以把中国推向民主社会主义。胡锦涛没有压制它。但他在十七大报告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就隐含着一个意思，就是否定民主社会主义，我们不会走那条路。所以他在那个时候讲了，我们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而走我们自己的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这个时候他的回答趋向于保守，为什么？因为他突破不了这个底线，邓小平已经划定了理论底线，江泽民都没敢突破，他能突破得了吗？他在理论上比江泽民还要弱一点，江泽民好歹好有些东西。 胡锦涛为什么在第一个五年还那么宽松，还能有一些空间呢？是因为曾庆红在当常委。曾庆红在管党务这一块。当时在中央党校内部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之际，中共中央编译局，也就是专门翻译马克思、毛泽东等领袖人物著作的，他们的出版社就想出一本书，就是二十年后回过头来看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它是综合了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和美国等西方学者的看法，它并不是汇总中共党内的东西。这本书能否出版，争论非常激烈。曾庆红就去看这本书，他就说这本书要出。他说，这本书出版以后，你可以不公开卖，就不再新华书店发行，但一定要在党内发行。他建议党内所有副省级以上的干部都去看这本书，要让大家知道，未来的政治改革要面临多么复杂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从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其实曾庆红并不保守。 但是，为什么胡锦涛第二个五年趋向于保守？因为常委换了，谁管党建，谁就管意识形态，谁叫管整个党的（思想）动态。第二个五年常委中有谁？有习近平。 记者：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党内的保守力量自然增强了吗？还是说，在习近平独裁的体制下，那些高层不得不表现为保守？ 蔡霞：保守力量开始抬头。习近平上台，对中央党校来说就是一个信号。2007年底，他当了常委，主管中央党校，他是中央党校校长。2008年暑假，在中央党校最后一个教学研究的会议上，就是教授们参加的教学总结会，我们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传达了他的话，中央党校姓党，所有党校老师讲课、讲话都要和中央精神保持一致。谁要是觉得委屈了自己，你们要是敢随便讲话，你要自己想想办法。当时我在台下听着，我就是一个大炮筒，我很直，所以我就说，共产党什么时候变成黑帮了？怎么听着就跟黑帮老大威胁人一样呢？哪能这么说话的？从来没有中共党校的校长敢这么训过老师的。 我想告诉大家，在中央党校我不是另类，中央党校有一批的人是我这样的。他们的理论比我深，他们的思考比我深。只是他们比我沉稳，他们没说话，而我是个直性子，我就直接说了。就是这点差别。其实中央党校那个小环境就是那样的。 记者：但你如何看待蔡奇呢？蔡奇早年似乎还表现出一点民主的倾向。 蔡霞：这种人就是典型的以利益为导向的政治投机取巧派。我跟蔡奇还有过直接接触。我在2006年接触了他，我对这个人就没有过好印象。所以我就知道他，但这个事情以后再说。 所以，习近平上台（担任常委）以后，他来主管党建、主管意识形态，立即就开始左转。其实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家都知道下一任（中共总书记）就是他了。尤其像胡锦涛这样的人，胡锦涛有一个特点。我曾经对我们党校的副校长，他曾经在江胡时代当过高参，叫李君如，管理论的。我对李校长讲，李校长，胡锦涛有些问题是没有把住的，将来党会出很多问题，就会栽在他头上，让他去承担责任。我跟李校长他们讲话也是很直，所以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因为没有多少时间。李校长当时跟我讲了一句话，这是他单独和我说话。他就说，锦涛书记善于协调。我一听这个话，什么意思啊，就和稀泥呗。他顶不住啊，顶不住，下一任就是你（指习近平）当总书记，我也就是这一任。所以他最后五年趋向于保守，不是他的主意，而是习的主导，但谁也不能讲。而且我们知道，当时是九龙治水，大家讨论意见，一个人有不同意见，决议就做不了。所以，十年他没干什么事。改革开放没有向前，就是深层改革推不动。 摘桃子的人 记者：但对于习近平，大家还是有一些疑问。就像你刚才讲的，他本身就是很保守的一个。但是他刚上台的时候，大家的反应是，习在沿海主政了好多年，包括上海、福建和浙江。他在沿海这么多年对他没有什么影响吗？ 蔡霞：中国共产党提拔干部是有诀窍的。什么诀窍？就是这个人我认定了要提拔你，我先把你放到原来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去，让你镀一下金，只要你不说话，顺着走，他那个地方什么都好，经济也好，自然就上去了。你上去了，大家可能就觉得，那个地方好，以为就是你干的。 我是江苏人。江苏省要把一个干部提拔到省部级，先会把他放到苏州去。我就是苏州人。苏州那个地方多好啊，你就在那个地方，不说话，待两年，自然就起来了。习近平到上海，到浙江，都是这样一个状况。2006、07年，中央党校另外一个副校长，他带队去浙江搞调研，题目是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贯彻落实，我们有党建组，政治组，有经济学和社会学。我是属于政治组和党建组这一块的，但我比他们去得晚。我当时在成都开会，他们直接从北京去杭州，我开完会第二天才到杭州。他们头一天到了杭州，第二天早晨吃饭的时候，习近平跟大家吃了一顿早饭。 我是下午赶到的，习近平这次吃饭我没有参加。当时虽然我们是不同系部的老师，但都是同一个学校的，大家都知道谁是谁。后来，我同一个小组的老师，我就问他，今天上午你们听习书记说了什么。他就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去，你知道他跟我说了什么吗？他说，一个多小时，拉拉扯扯，我们都拿着本子想记，但什么也没记下来。没东西，就是没有思路。他说，他是真没能力呢，还是不想跟我们讲，就是个礼貌，想应付我们？我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见过这个人。但是回过头来看，我就理解了。中央已经定了要把这个人提拔上去，你不得给他累计政绩吗？你就得给他往好的地方放。所以要放上海，放浙江。你只要顺应就行了，活儿是下边的人干的。浙江那个地方，民间基础特别好，因为我在浙江宁波、温州、台州全都搞过调研，全部都去讲过课，我知道那里的官员、那里的民众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浙江是不谈主义，只谈赚钱的地方，官员也是思想非常的活跃，他们不会强调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所以浙江只要经济上去了，官员的政绩就出来了。所以并不是习近平在那里干得好，而是属于别人干得好，他去镀金，他是摘桃子的人。而中央是故意让他摘桃子的。
习近平上台之后即全面复辟毛泽东时代“党委一元化领导”的所作所为，其实也是在完成江泽民未竟的“事业”。习近平如今无以复加的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对江泽民执政时期全盘否定邓小平和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的变本加厉。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的“两个确立”脱胎于江泽民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着重介绍和分析了诸如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谓“两个确立”，也不过是对当年江泽民和江泽民的吹鼓手们的“理论及实践”的萧规曹随和发扬光大。 30年前，即1994年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中共政权已经“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并“在党的重要文件中首次论述建立党的领导核心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由此 “法定”了江泽民本人的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虽然当时的邓小平和陈云都还在世。 当然，围绕“核心”二字，当年的江泽民也只是为日后的习近平提供了党法的保障和实践的基础，当年的“江核心”虽然也在兼任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同时也兼任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甚至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不过在他总书记的13年时间里，毕竟是“民主集中制”的招牌始终存在。当时的所谓“党的领导核心”或者说“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和个人独裁还不能划等号，不似如今的习近平，已经把他个人的“核心作用”疯狂到了地下的毛泽东如果有知都会感慨一句“后生可畏”的极致。最近的一个实例就是本文截稿当天的消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述职”。 仅从中共新华社通稿标题的字面看，“党中央”是谁？就是习近平自己。 前面说了，30年前江泽民在十四届四中全会上主持通过的那份所谓“划时代文献”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但其中居然根本没有一处在此前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还数次出现的“政治体制改革”字样。按照江泽民在这个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解释：笼统地讲“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把它作为一句时常出现有报纸上、理论文章中的口号，很容易误导舆论。整个八十年代里，党内自由化分子、社会上和境外敌对势力，一再利用我们党自己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口号，以促进“改革”为名，与执政党进行所谓的“合法”斗争。一时间，什么“法大于党”、“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等等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冒出来了。所以在起草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时，我同意了下面同志的建议，没有在文中继续沿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汇，而是以“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完善党规党法，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等具体内容来说明问题。 江泽民这里说的“下面的同志”，具体是指的当时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江泽民政治秘书，有“邓力群文胆”之称的滕文生。 如果笔者不在此专门提醒，应该会有不少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十四届四中全会上这份党的“划时代”的重要《决定》，应该是出自“三代帝师”王沪宁的手笔。其实不是。 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当年初，王沪宁才刚刚被提拔为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当年夏天确实也以学者代表身份被招致北戴河参与讨论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草稿，但只被征求意见和建议，他本人并非文件执笔人之一。他王沪宁是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半年之后才奉昭进京，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室务委员兼政治组组长。其当时的顶头上司就是他口中的“滕文生老师”。 话说自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后，正式接替了温家宝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的曾庆红当有了“大内总管”的雅号，而当时的“大内御笔”还不是王沪宁而是中共理论左王邓力群在江泽民初入中南海时即为江泽民举荐的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滕文生。从江泽民上台之初到本世纪初王沪宁因为炮制了“三个代表”而奠定自己“帝师”地位之前，江泽民手下的滕文生的角色，甚至比此前赵紫阳麾下的鲍彤的角色更为吃重。 出生于一九四零年的滕文生的学历是一九六零年以“调干生”名义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学习。 “文革”结束是他还只是个《红旗》杂志的小编辑。 一九八一年一月，当时还被邓小平十分器重的邓力群出面组织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并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名义兼任研究室主任，立即开始招兵买马、结党营私。而被邓力群网罗进去的第一批人里便有滕文生和他的理论师兄卢之超。 邓力群当上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一直兼任该研究室主任，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三大上邓力群被迫退出权力核心，该研究室被赵紫阳撤消为止。 这个滕文生当年在人大受训时，不但接受的“理论教育”内容僵化，更可怕的是被训练完成了一整套僵化的思维方式。这就决定了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即使想师法改革派，将自己的思想观念“解放”一下，让自己的理论思维跟上现代化水平，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当时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内凡对滕文生稍有了解者，都知道该人为什么会像阿Q怕说“疤”字一样，一听到“政治体制改革”之类的字眼便会反感到生理上发生问题的地步。究其根源，概因为他在政治上“出道”、理论上“出名”，全凭当年追随邓力群、胡乔木积极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在这些左将、左棍们的眼里，当时中共开明派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党内的具体体现。 当年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下台后，邓力群企图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 声称不但要批“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还要批“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引起赵紫阳的不安和公开批驳。于是，到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三大召开前夕，赵紫阳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干脆将邓力群的研究室撤消。自己组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由鲍彤任主任。邓力群不甘心失败，针锋相对地成立了一个“反自由化写作组”，滕文生在其中扮演了骨干角色。 八九“六四”镇压之后，滕文生受命参加对赵紫阳、鲍彤“罪状”的搜集、整理工作，其狂热程度和拼命精神已经到了竭斯底里的地步。 至于此时的滕文生为什么被江泽民看好，局内人惊奇之余，认为无非是两件事情促成。一是江泽民上台的前提是对赵紫阳的废黜，所以必须要启用赵紫阳的敌手。越是对赵紫阳恨之入骨，与其不共戴天者，对江泽民来说越发可靠。 再者，当初邓力群的“研究室”被赵紫阳下令撤消之后，滕文生在家待业一段时间后即被邓力群成功推荐给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薄一波，由原来的正局级升任了副部长级的中顾委副秘书长，从江泽民入主中南海那天起，他便利用自己中顾委员副秘书长的身份，帮助江泽民与政治老人们进行政治联络和私人交易，令江泽民更觉得此人可以重用。甚至不排除江泽民当年与老人党之间的许多秘密交易，滕文生都是极少数几个知情人的可能。 客观上讲，滕氏虽然思维方式极度僵化，但其文笔之流畅，一些改革派理论家也都表示信服。对江泽民习惯的“党八股”套路，滕文生简直就是信手拈来。只要江泽民交办一份文件、讲话稿之类的东西，滕文生不但脱稿神速，而且绝对保证只将江泽民的思路“锦上添花”，又绝无画蛇添足和曲解领导意图之嫌。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滕文生自我标榜其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著作之一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哪些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其出笼经过是：自邓小平八十年代初提出所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毛思想)后，连中宣部内部都出现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还编出顺口溜：“说三道四，左右为难”。“三”指“（十一届）三中全会”，“四”指“四项基本原则”。意思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反左，现在又弄出个四项原则提倡反右，岂不是让搞理论和宣传工作的人无所适从?邓力群手下滕文生等人则牵强附会地将四项原则解释成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精神的发展，硬是在两者之间找出了“共性”，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第一政策与毛泽东的闭关锁国、阶级斗争为纲之间，分析出“内在继承性”。这一“理论建树”非常对上台之初，急于大树特树“第三代领导核心”之权威的江泽民的胃口。江泽民曾经亲自指示曾庆红、滕文生等人，：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但要继承邓小平抓经济建设的思想，更要继承毛主席的政治遗产(大意)。而正是根据江泽民的这一指示，滕文生等人才为江泽民炮制出“讲政治”的意义所在。 于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通过的党章修改案，以及江泽民的政治报告，滕文生都是主要起草人之一。其最得意的创作内容，便是将十三大通过的党章修改案中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内容篡改或取消。 自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邓小平曾一再强调坚持中共十三大改革路线，并声称十三大内容一个字不能改。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在其南巡的第一站武汉，便让前往迎驾的湖北省委领导人向江泽民等人传昭：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 接下来，江泽民的政治地位虽一度岌岌可危，但终于反败为胜，使得十四大的人事路线以江泽民、李鹏双双保住权位和杨家兄弟的交出军权而告终。 当时，中共党内党外，海内海外均将对大陆政治局势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杨家兄弟倒台的问题上，却没有注意到江泽民等人已经将十三大修改过的党章中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的内容悄悄作了变动。主要执笔者便是一提政治体制改革便恨得牙根直痒的滕文生。 回顾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要的一条就是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认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为了保证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实施，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和审判、检查机关中不再设立党组。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曾经转发一份中央组织部《关于逐步撤消国务院各部门党组的意见》，指出：撤消政府各部门现有的党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有利于政府工作的统一和效能。 日后虽然赵紫阳下台后，邓小平曾经向江泽民、李鹏等人强调，十三大的路线没有错。但江泽民上台还没有两个月，便在公开发表的讲话露骨地批判了十三大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江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决不是削弱和淡化党的领导”。江泽民还特别针对赵紫阳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强调的“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这句话批驳说：“党的领导作用只提政治领导不够，还应该有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接下来，国务院各部门已经被撤消的党组陆续恢复，审判和检察机关的党组更是江泽民首先要求恢复起来的。已经实行了行政首长负责职的单位，特别是实行了校长负责制的单位，一律被迫“归位”。虽然没有重提毛泽东时代的“党委一元化领导”，但所谓“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说白了还是开始退回到“党天下”的时代。 对江泽民此举深表拥护的滕文生等人，在起草十四大党章时，不但彻底否定了十三大的相关内容，而且在1982年通过的十二大党章基础上，把设立党组的范围规定的更为细致：“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可以设立党组”。 1987年十三大修改后的党章中规定：“企业和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单位的贯彻执行实行保证监督。这些基层党组织应以主要精力加强党的建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支持行政负责人按规定充分行使职权，并对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这一段在十四大党章修改案中被改写成：“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实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这中间的“核心”两个字，其实就是毛泽东时代“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极左口号的理论翻板，使所谓“行政领导人负责制”只剩下讽刺意义。 而之所以还要保留这句空头许诺，使江泽民政体与毛泽东政体在文字上还能略有不同，大概是江泽民还不敢让滕文生等人在“无产阶级复辟”问题上，走到令邓小平再次感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当然，在江泽民的十四大政治报告和十四大党章中，邓小平所要求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被正式写入。但日后分析起来，江泽民在当时仍还在世的陈云等人的支持下，就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向邓小平作了让步，但交换条件显然是邓小平在政治体制“还原”(从十三大水平退回到八十年代初十二大水平)问题上作了让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对中国近代史专家冯客先生关于习近平是江泽民路线追随者的说法无论作何理解，都不能不承认习近平上台之后的种种倒行逆施，至少一部分是江泽民当年曾经主张或者亲自实践过的。比如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谓“两个确立”，也不过是对当年江泽民和江泽民的吹鼓手们的“理论及实践”的发扬光大。 本月20日，自由亚洲电台网站刊登出《中国近代史专家冯客：习近平是江泽民路线的追随者》一文，其中有两段内容是冯客说他本人认为，“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总工程师，但江泽民才是创建者，他提出“走出去”的想法，他提到新疆是重要的战略区域，也是他要求在私营企业安插党委，也是江泽民从1989年夏天开始一直强调，和平演变是中国的巨大威胁“;” 他（习近平）是一个追随者，特别是忠实追随江泽民建立的制度。有些时候人们互相不喜欢，是因为他们很相似，像江泽民和习近平的情况。不是习近平要求党委进驻民企，是江泽民；不是习近平钳制西方文化，是江泽民；是江泽民提出’走出去’，也是江泽民时期加入世贸，习近平忠实地遵从这一切。” 关于江泽民当年如何“要求在私营企业安插党委”，以及“反和平演变”等内容，将会是本专栏下篇文章的内容。本文先介绍和分析一下为什么说如今习近平的“两个确立”，也不过是对当年江泽民和江泽民的吹鼓手们的“理论及实践”的萧规曹随和发扬光大。 记得习近平在2017年秋主持的中共十九大上正式宣布“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之后，中共官媒的学习指导文章《“两个确立”：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政治成果》中是这样解释为什么说“两个确立”具有充分的实践依据和充分的理论依据的：“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党的重要文件中首次论述建立党的领导核心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 没错，当年的江泽民正是在自己上台5年，感觉地位稳固后，就不失时机地用党的“决议”的形式“法定”了他本人的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正是在这部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中共政权已经“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 这可是江泽民自1989年6月被邓小平推上前台之后，在中南海深宫苦苦等了五年,才终于说出口的“心里话”。 这里，用党的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正式宣布“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已经“完成”，等于是向天下昭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接班集体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等于是以党规的形式“法定”了邓、陈两位“东、西太后”的垂帘听政时代彻底结束，“法定“了江泽民已经从“儿皇帝”转为有名有实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难怪当时的邓小平子女在看到这份《决定》的“征求意见稿”时就在私下里调侃说：这分明是一份江泽民的“(政治)独立宣言”。 这就涉及到了当时党内当外都好奇的问题，当时的这份《决定》中的如此关键的内容，事先到底是经过了邓大人的恩准，还是江泽民擅自行事？ 当时的北京高干子女圈中流传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邓大人在十四届四中全会前（1994年秋季之前）身体情况还允许听取文件和工作汇报，在杨家将倒台之后接替了江泽民与邓小平之间“联络人”角色的曾庆红通过邓办主任王瑞林向“老人家”送审《决定》草稿时，邓大人看到文中提到关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日益成熟”的说法，认为，“日益成熟”就是“还没有成熟”。曾庆红回去以后便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第二种说法是，邓大人早在四中全会之前即已经处于半睡半醒状态，故对四中全会《决定》草稿根本没有审阅。 第三种说法是，交邓小平“过目”的《决定》草稿同日后公布出来的内容基本一样，而邓小平只是在草稿上签上“已阅”二字，没有表示赞许也没有表示反对。 无论上述说法哪种更接近内幕实情,都必须承认当年所谓“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从“第二代领导集体”手中完成权力“交接”这句话一经在官方媒体发布的中央全会《决定》中原话刊出,绝对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此话面世之前,中共党史还要被算作“邓小平时代”,而从此话面世的那天开始,中共党史则正式进入了“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之后的第三阶段:“江泽民时代”。所以,当时的邓家子女将此说成是江泽民的“（政治）独立宣言”,确是一语中的！。 回想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的五年前（1989年11月）, 虽然当时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对外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宣布了“全会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决定江泽民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但同时也宣布了“杨尚昆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刘华清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白冰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决定增补杨白冰同志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的江泽民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的时下实际处境，不但邓小平本人不甘心真正交权，而且还在他江泽民与邓小平之间安插了杨家兄弟。所以,当时的江泽民不但不敢声言他自己及以他自己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可以“独立思考”、“独立决策”,而且是在公开发表的讲话中,不惜自我贬低，自降身份,声称他这个“军委主席”只有在杨家兄弟的帮助下,才能“做好工作”。同时,他还特别安排杨尚昆站在六名政治局常委中间合影,并亲自下令各大报刊刊登此照,可谓“谦虚到了极点”。 但日后看来，江泽民刚刚接掌军委主席表面职务时的表现，完全是韩信式的“忍辱负重”。 我们知道，当习近平2017年推出所谓“两个确立”之后，当时的党内“二把手”李克强虽然没有可能表达“不同看法”，但至少没有主动出面替习近平背书。而当年的江泽民手下的“二把手”李鹏则不然，1994年9月正是他李鹏亲自出面，对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最关键”一处内容进行强调解释，把““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翻译成人话：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过渡已经顺利完成”。 这个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具体召开时间是1994年9月25日至28日，28日闭会当天即依惯例发布“会议公报”。“公报”中称：全会集中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并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另外，该“公报”中也简述了会议《决定》内容的概要。 但是，该全会结束后，其《决定》的全文却一直拖到十月六日才由新华社发出通稿,次日统一见报，中间间隔了八天时间。 笔者在当年发表的相关文章中对比了“江核心”此前主持的历次几次重要会议之文件的公开见报时间,比如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结束后隔了一天，江泽民的“政治报告”即全文见报；1993年10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也是仅隔一天，该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及江泽民在该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便同时见报。 那么，1994年9月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全文内容之所以在闭会之后又拖了八天时间才正式公诸与众，只有以下几种可能：一，《决定》全文在中央全会通过时，与会者对其中内容要求修改的部分太多，修改后再正式发布自然需要时间；二，《决定》内容的某一或某几个关键之处,还必须等待政治元老,特别是邓小平的首肯才敢公开发表；三，《决定》中的关键内容过于敏感，中共高层担心发表出来以后引起舆论不安或党内外的骚动，所以才推迟了一段时间。 而事实上无论是在当年十四届四中全会筹备期间的《决定》起草过程中和该会召开期间的《决定》讨论过程中，前后都有部分参与起草者和起草过程中的被征求意见者及会议上的参与讨论者委婉地表示了所谓的“保留个人意见“，认为这样的提法不妥,似乎又回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林彪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及毛泽东死后华国锋自吹自擂的年代，令人想起当年林彪提出的所谓“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不过呢，无论当时党内外反映有多强烈,这份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核心内容在讨论过程中的阻力有多大,反正是四中全会开过一个星期后,江泽民终于力排众议,要求新华社对外播发的四中全会《决定》内容中,将曾庆红的得意之作逐字逐句全部保留。 注明一句，这里说的“党内外“三个字中的”外“，并非指中国普通老百姓或者中国之外，而是特指中共政治词典中的”党外“，即所谓“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共每有重要“决定”的做出，都会在文件生成阶段有一个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的程式。 记得当年笔者撰写《江泽民的幕僚》一书过程中，曾有“圈内人士”告诉文笔者说：1994年10月7日《人民日报》等官方纸媒体全文登载这份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当天,聚集在曾庆红周围的一批“政治哥儿们”奔走相告,声称这是共产党历史上的又一份“划时代的文献”,其重要意义绝不亚于邓公16年前（指1978年）主持制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 就在这份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全文被正式登报的三天后,中共《光明日报》便刊登出时任山西省副省长刘泽民的“学习体会”文章,，把四中全会《决定》中强调的“民主集中制”总结成为“六个意识的强化”,其一“强化维护中央权威的意识”；其二是“强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领导的意识”……。文章还肉麻地吹捧说：只有“强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领导的意识”，才能“充分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充分肯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充分肯定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依赖。……实践已经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全党全国人民爱戴的党中央，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是对党的利益、人民利益的爱护……。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相比之下，日后看来，，无论是王沪宁还是李书磊，无论是蔡奇还是李鸿忠等习近平的吹鼓手们，都不是原创，其对习近平的吹捧内容全都有对当年刘泽民“大树特树江泽民的绝对权威”的抄袭之嫌。 这个刘泽民也是一个技术官僚出身,当年被提拔为山西省副省长时,就有不服气者讽刺说他“一定是沾了‘泽民’二字的光才仕途辉煌”。 1994年9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期间,刘泽民以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出席。会议结束当天,便将他这篇效忠文章送到《人民日报》。据说有《人民日报》理论部的编辑当面挖苦他说:四中全会《决定》的全文我们这些编辑们都还没有看到，目前只看到的是《会议公报》的内容，可是“公报”中对《决定》内容的概述没有你在文章中引用的那些东西。如果我们登出你的文章，那不是擅自泄露党的“机密”吗？ 结果,《决定》被全文公布的第三天，刘泽民的大作便刊登在《光明日报》头版。 事后有消息说,曾庆红在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即已经在小范围内打过招呼,声称四中全会《决定》内容是中央今后考察干部的“试金石”，并授意自己的亲信分头联络一批省、部级负责人,示意他们在四中全会之后,要在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权威”问题上,带头表态。而刘泽民想必是当时被联络到的地方负责人之一。所以有《光明日报》编辑讽刺说：过去见到这种文章正好是十八年前的今天（1976年9月）,那个时候毛泽东刚死,好多省级领导都写来这种文章向江青表忠心。现在小平同志还在世，就有地方领导急着向江泽民表忠心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居然死于一个武警哨兵刀下！这桩二十八年前的旧案最近被中国境内网媒和中共大外宣竞相翻炒。之所以仍能引起读者兴趣，就是因为案件发生的实在是过于蹊跷。 近日，一则28年前发生的中共在位副国级领导人死于武警哨兵利刃之下的往事被莫名其妙地重新炒起，新唐人的《副国级高官遭杀案翻炒 影射中南海乱局 》一文中说：“前中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28年前被其警卫砍杀，官方指警卫行窃时被发现后行凶，民间则盛传是李沛瑶强奸了保姆（张金龙的妹妹）被张砍杀。近日这一迷案被港媒翻炒，客观上似有影射中南海当下乱局之意”。 上网查对了一下，发现这家“翻炒”28年前旧案的港媒并不是自由派媒体，而是如同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英文《中国日报》等中共官媒派驻美国的分支机构一样被美国司法部指定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的中共“大外宣”之一《星岛》。 本月20日，该大外宣刊登出《奇案解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沛瑶被杀 19岁武警盗窃被撞破狂斩55刀细节曝光》一文。文中开头就是：“副委员长也会被杀？”1996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在家中遭年轻武警被杀，全身被斩55刀，手法极端凶残，震惊中外。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有国家领导人遇害，引起公众对北京治安和领导人警卫工作的担忧，同时也引发各种谣言。有的散布称这是政治案件，有人说这是高层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有的给李沛瑶泼脏水……。 紧接着，该媒体似乎是意犹未尽，又发了一篇《奇案解密：港产国家领导人李沛瑶被杀曾谣言四起 案发时独居正与妻办离婚》。文章的首段是：“‘由于信息的不公开和情况的不透明，社会上谣言四起。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沛瑶1996年被武警杀害，据前公安部官员左芷津在书中回忆，当时有人散布称这是政治案件，因为李几天前刚谴责了台湾领导人李登辉搞台独，还有人猜测李沛瑶与落马的北京书记陈希同落马有牵连。‘前两年网上还有些给他（李沛瑶）泼脏水的东西’。“ 这里解释一下，之所以说这个中共前国家领导人李沛瑶是所谓“港产”，只是因为此人的出生地是香港。他的父亲李济深是前中华民国陆军上将。1945年抗战结束后宣布脱离蒋中正之中国国民党，继而于1948年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此组织成为日后的中共政协治下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李济深也凭此政治资本，在中共中央政权历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59年病逝。 身为国民党元老之一的李济深历史上至少有过三次与蒋介石的决裂。战乱期间，其家眷一直都被安置在香港。李济深一共生了6个儿子，5个女儿，1933年6月出生的李沛瑶在男孩儿中排行第五，和比他年幼的几个弟弟、妹妹都是生在香港。所以大外宣的报道文章中特别强调李沛瑶因为是出生在香港，（所以才）受到良好的教育。 中共建政之初，因为父亲李济深身居中共政权高位，所以李沛瑶高中毕业后才能顺利进入政审严格的北京航空学院。在该院的飞机制造专业毕业后，李沛瑶先在南昌航空学校当了一年教员，然后被调进江西南昌飞机制造厂，在那里从技术员干到高级工程师，坚持了整整30年。 1986年，接受了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的提议，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李济深和其他几个民革创党元老的后代中寻找民革中央领导干部的接班人，发现李济深的众多子女中，李沛瑶是最堪造就的一个。于是派一位局长到南昌，要求江西省委统战部尽快安排李沛瑶完成“民革“的入”党“手续。于是，李沛瑶入“党”的当天就被直接安排成了民革江西省委员会的副主委。第一年是”不脱产”，第二年便全职进入。 1988年李沛瑶被安排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后，当年就出任了民革中央副主席。并以此身份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和国务院劳动部副部长等职，1992年12月民革中央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朱学范的辞职请求，他推荐的接班人李沛瑶官至正省部级待遇的民革第八届中央主席。次年3月，李沛瑶被安排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位朱学范当年也是与李济深和何香凝等人共同谋划分裂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之一，酝酿创建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之后，他即在首任主席李济深手下出任民革第一届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兼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所以在自己主动退休时把民革交给李济深的儿子执掌是他晚年最舒心的一件“政治大事”，但他怎么也未能料到，就在他91岁高龄去世后不到1个月，他的接班人，时年才63岁的李沛瑶居然死于非命。继而又不幸的是，李沛瑶的六弟，只比他年轻的一岁李沛钤居然也在五哥遇害的一个多月后在北京病逝，终年62岁。 李沛瑶遇害后，中共颁发的生平简历中推崇他作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夸赞他利用父辈的关系和影响，广泛联系台湾和海外亲友，沟通感情，介绍国内情况，为祖国和平统一做了大量工作。他曾致电台湾国民党领导人，提出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加强两岸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建议。 这里讲的故事是指1995年1月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提出所谓“八项主张”之后，李沛瑶即奉命通过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府资政曾永贤留在北京的联络人给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和时任台湾国民党副主席连战写信，告之对方“江泽民主席的对台新主张充满善意”。 但是就在当年，李登辉总统成功重返了他在美国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并在中共当局对美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声浪中发表了题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公开演说，首次提出“中华国民在台湾“的国家定位。 忍无可忍的江泽民认为李登辉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下令对台湾海峡进行东风导弹“试射”，“台海危机”就此开始……。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大背景，所以李沛瑶突然“在家中遇害”的消息一经证实，无论是中共高层还是民革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政治暗杀”。以至负责侦办此案的时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白景富在相关会议上介绍情况时，一张嘴就先声称“这是一起没有政治目的和其他背景的案件，罪犯的作案动机是谋财害命。”反而给怀疑论者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当然，笔者也相信杀害李沛瑶的人“没有政治目的”。虽然中共当局在宣传和推崇李济深的文章中说他当年是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欲置死地而后快“，但时隔几十年之后，在台湾继承的蒋介石政治衣钵的蒋经国都已经作古，此时的台湾国民党当局再没有万分之一的理由去对李济深的儿子下手。 至于（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结果”的说法就更不合逻辑。要把当年江泽民亲自下令处死另外一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的目的说成是“高层政治斗争的结果”也许还勉强成立。 众所周知，江泽民在位时期，先后有两个在位全国人大委员长死于“非命”。1096年2月时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沛瑶是死于武警战士的菜刀之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为止的唯一一名在位遇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四年之后时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与李沛瑶同岁的成克杰死于毒针注射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司法机关处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回过头来继续说李沛瑶案。 笔者注意到，事实上在本文前面介绍的大外宣最近突然对外热炒党和国家领导人李沛瑶遇害旧闻之前的几个月，中国内地的几大网站上已经就此案热闹过一个阶段了。 去年10月13日，网易网刊登《96年李济深之子李沛瑶惨遭杀害，凶手竟是站岗哨兵？什么情况？》。10天之后，这家网站也是意犹未尽，又刊发《他官至副国级，63岁被贴身警卫杀害，武警司令和政委因此被免职！》一文。文章的导言很抓眼球：建国以来最不可思议、造成恶劣影响最大的案件当数”警卫战士杀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原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案件”。因此案件发生于1996年2月2日，称为”2.2案件”。 不过网易的这第二篇文章的小编显然是为了更吸引读者眼球才在标题中用了“贴身警卫“的说法。其实在文章里面还是引述了当年参与办案人士的说法，杀人者只是警卫整个住宅区的一个外勤哨位上的站岗兵，何来”贴身”之说？ 接下来，更吊读者胃口的炒作是，一个月前的2023年12月11日，搜狐网刊登了《揭秘李沛瑶谋杀案1996年的悬案仍未破解 》一文，说的是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在家中不幸遇刺身亡，这起案件成为了中国社会的重要事件之一。至今，已经过去了近30年，但此案依然悬而未破，引发广泛关注……。尽管警方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至今仍无法找到凶手。 笔者不相信搜狐的小编不但在编发《揭秘李沛瑶谋杀案1996年的悬案仍未破解 》一文之前对此案的内容一无所知，而且在编发的过程中也没有上网搜索、核对一下关于李沛瑶案的基本信息。所以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搜狐的小编眼看网易把一桩28年前的旧案加个耸动的标题还能大赚点击，于是干脆把此案杜撰成“依然悬而未破”，无疑是照赚点击。 至于前面引述的中共大外宣对李沛瑶身后被“泼脏水”一事，笔者所掌握的情况是，19或20年前，网络上确实张挂出过一篇署名“吴欢”的文章，标题是《评〈李沛瑶遇害以后〉：大人物的面子与小人物的尊严》，大致内容就是李沛瑶生前已经与妻子分居，那个叫张金龙的武警见他可怜，便把自己的妹妹从农村找来给李沛瑶当保姆，没想到李沛瑶糟蹋了他妹妹致其怀孕后又无情地将其赶走，张金龙是义愤杀人……。 这篇文章刚刚挂到网上的时候，作者只是署名“吴欢”。不过后来此文被转来转去，有好事者在转引文章的结尾加注了“作者是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儿子，著名书画家”以及全国政协委员几句。笔者查对了一下，这位书画家吴欢是在2008年才当上政协委员的。 所以，准确地说，如上故事的原委是重名之误，而不是冒名之伪。至于文章中故事的内容是真是伪，笔者不好评判，但当年官方版本的案情介绍里所说的对于李沛瑶家里没有值班“内勤” 的说法，笔者确实持相当的怀疑态度。 李沛瑶被害的住处位于北京新街口外大街4号院中的一座独栋二层小楼。大概是1988年的事情，笔者曾经去那里两次，探访北师大老校友，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老先生。两次都是秘书带进去的。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一楼客厅里聚拢着十几个武警战士，边聊天边看电视，一见来了客人就都做鸟兽散了，只有一个留在客厅里按秘书的吩咐先上楼去向首长通报客人已到，然后就是端茶倒水。等我们与周老开聊，这个战士就退到客厅正门一侧的值班小屋里坐着去了。 谈天说地之间，我好奇地问了一句，周老您平时都有这么多武警战士保卫吗？没等周老回答，秘书便带答说，平时内勤只有一个，刚才那些都是外勤休班的，小伙子们平时知道周老最和蔼，所以常常成帮结伙地到周老这里蹭电视看。 周谷城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前是长期居住上海的，连任两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北京前后住了10年时间，1993年退位当月就回到上海居住，直到病逝都没有再回北京。而正是在周老退位的同时升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李沛瑶，迁入北京新街口外大街4号院里是否正好住的就是周谷城腾出来的那一栋小楼，笔者不敢肯定，但那个大院里只有几座结构、面积、外观都完全相同的二层独栋小楼是给副国级领导人住的，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进入该建筑的正门的一侧是一门警卫室（值班室）。 记得当时周老的秘书还介绍说，周老一辈子教书，刚刚当上国家领导人时很不习惯有一个天天喊他首长的警卫战士守在他身边，只愿意接受一个秘书，一个司机，并由人大常委会在湖南帮他挑选了一个讲家乡话的保姆。但是办公厅的同志告诉周老，内勤保卫在首长身边是必须的，不然一但出点安全事故，没人负得起责任。 正是因为有过亲身造访时任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的如上一段经历，笔者才无法相信同样也是人大副委员长的党和国家在任领导人李沛瑶居然平时居然是一人孤住在一座空荡的二层独栋楼里，身边没有家人也就算了，居然还没有内勤警卫，甚至也没有保姆、司机和秘书。
曾经被江泽民选中为三十个军中重点培养对象之一的刘亚洲在一场内部演讲中所表现出来的张狂和自信心爆棚，足以证明他绝对没可能得宠于“武大开店“心态经营自己干部队伍的习近平。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过了笔者能够查找到的中国大陆上的点名批判刘亚洲的文章，是2007年首刊于《求索阁》杂志的文章《评判刘亚洲的文化和思想的超限战》。当时的刘亚洲还只是空军中将军衔，官拜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并因此职务而在中共十七大上被安排为中纪委委员。 十七大就是习近平从中央委员直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一届党代会。 这篇打响了批刘第一枪的文章作者显然不是毛派老左，仅一小粉红而已。不过，虽说是“初生之犊不怕虎”，但这位小粉红当时还是不敢以真名示人，只敢以“佚名”的笔名发表之。 该文章一开始就说：“我对刘亚洲的关注，始于很多年以前，而不是现在在网上，在我还读中学时候，对军事、国际政治和外交都很感兴趣，因此刘亚洲所著的《恶魔导演的战争》，《攻击、攻击、再攻击》等军事著作拜读过多篇（好像还有关于格林纳达、叙利亚等题材的军事文学著作），当时我国与美国处于一种相对的蜜月状态，而且本人也还年轻，也就对刘亚洲的著作局限于军事方面的理解。最近，《金门战役检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对话》、《大国策》、《“二把手”刘少奇》等等刘亚洲的文章不断见诸于网络，直到最近据说在05年1月02日在昆明军区的讲话《信念与道德》，一一读过之后，心里有一种感觉，刘亚洲在此时此刻在网络上以本名不断发布文章（无疑刘亚洲的空军中将、副政委的身份决不会不引人注目的），绝非简单之事，他的文章所表达观点和要达到的目的也绝非一个简单的军事变革而已。” 这位“佚名”作者继续说道：“表面上，刘亚洲是通过对近几年的美国和西方的军事、经济、文化的全球化的浪潮的分析中看到了我国和我军的不足，提出了很多要解放思想、改革的观点，也以一个热爱国家的军人自居，可是在这些文章的背后，在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字和观点背后，真正透漏出来的却是一种骨子里的“崇美、恐美”情节，到了《信念与道德》中，已经上升到了从文化和文明高度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全面“投降”的程度了。诚然，在中国，像刘亚洲一样有相同情结的人不在少数，这也是中国近几年来改革开放、自由民主的一种体现，我也懒得去说。可是，以刘亚洲的特殊身份，他的观点在军内、民间乃至在中央决策层的影响，却是我等普通百姓所不能不注意到的。” 这篇文章里着重批判的刘亚洲的作品《信念与道德》，其实是刘亚洲本从没有发表过的一篇内部讲话的录音稿整理，内容似乎没有主题，读起来感觉比较零乱。而且录音整理之后通过网络传播开来，似乎也不是刘亚洲的初衷。由刘亚洲本人编辑整理后授权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刘亚洲文集》一至九卷里似乎也没有收录此文。 推算一下，刘亚洲发表该讲话的时间不是2005年，而是2002年11或12月，是当时任职成都空军政委的刘亚洲在本部队的内部讲话。他在讲话一开始就说：“今天，本来是要到大礼堂给大家讲话的，但我嫌那个地方太大。我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主席台上，你们在下面正襟危坐。那样我们之间的差距就太大了。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大教室，就是想拉近与同志们的距离。我不是做你们大家已经习惯的、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我只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思想。我就那么一讲，你们就那么一听，也不要记，也不要录音。讲错的地方我自己负责。与其他领导同志给你们做的报告相比，我讲的东西起点低，没高度、也没什么深度，不像他们的报告又是‘高举 ’，又是‘深入’的，气势恢宏。我总是从小处着手。今天，我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信念问题，第二个是道德问题。” 日后，有中国大陆的毛左发表的批判文章里痛斥刘亚洲这是在赤裸裸地讽刺习近平，但事实上当时的刘亚洲讲这番讲话时，中共总书记还是江泽民，而习近平当时的职务还只是浙江省委书记，刚刚在十六大上由上届中央候补委员升格为中央委员。 相比于当时的习近平，刘亚洲的成都空军政委是正军级，不过已经被当时以江泽民为主席的中央军委内部定为重点培养的三十名正军职干部之一。 刘亚洲自己在这篇讲话里透露说：去年（应该是指2001年），经中央军委和江主席批准，国防大学举办了一个正军职干部培训班，俗称”龙班”，从全军挑选了三十名正军职以上的干部去学习，空军有三个：我，空军何为荣副参谋长，沈空许其亮司令员。何和许都是飞行员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是我的首长，都对我有提携之恩。入校的第一个星期，其它学员都在研究学校的规章制度、研究教师啊，课程啊。我研究其它二十九个人。我不研究学校，我研究人。当他们熟悉学校以后，我也已经熟悉了他们。我得出结论：第一，虽然部队中还有好的人没有来，但来的肯定是最好的。第二，将来的军委领导、总部领导，很可能从这三十个人中产生，甚至更高，也未可知。但如果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加强学习和修养，充其量也就是军事工作者、政治工作者，而不能称为军事家、政治家。这就是者与家的关系……。 刘亚洲这里所说的“甚至更高”，当然指的就是军委副主席。被刘亚洲文中提到的三个空军军官之一何为荣较少为外界所知，他是在参加这个“将军班”之后以几个月即被从正军级晋升副大军区级，官至当时的空军参谋长。 说起来，这个何为荣出生于1949年，许其亮出生于1950年，相比他们两人，出生于1952年的刘亚洲当时相对更具年龄优势。 查许其亮的官方简历，其中一句是1999－2004年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其间：2001.03－2001.07国防大学正军职以上干部培训班学习）。 刘亚洲在这份讲话里两次提到了许其亮。他在讲话是最后一部分里说道：很多同志对我国的干部年龄制度有微词。年龄制度是对民主选拔干部机制诸多践踏中比较厉害的一种。应惟才是举，而非惟年龄是举。有人五十岁就不行了。托尔斯泰八十岁还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干部用早了也不妥。用干部像打枪一样，有个”抛物线”，要取”最佳值”。我给你们举沈空许其亮司令员的例子。许司令有大气，胸怀宽阔如海。有政治头脑。我说我是政治干部中懂军事的人。许司令员是军事干部中懂政治的人。他四十四岁就当了大军区副职，马上就十个年头了。”大限”已到，年纪尚轻。我对一个总政徐才厚主任说：许其亮如果退了，那将是人民解放军的笑话。他以大区副职之身退下来，竟还不到一个师长的最高服役年限。师长最高服役年龄是五十五岁。这正是一个男人最成熟的时期。 话里话外，明显可以看出身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女婿的刘亚洲对许其亮的巴结之嫌。事实上当时的许其亮虽然暂时还是副大军区级，但他已经是十四和十五两届中央候补委员，也就是说比当今圣上习近平还早了五年成为中央候补委员，而且也是和习近平一样在十六大上成为中央委员。所以在当时被刘亚洲在内部讲话中极尽夸赞的许其亮身上，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因为任职年满十年从大区副职退下来的“如果”。 而后来呢，许其亮这个被刘亚洲称赞为“军事干部中懂政治的人”，竟真是被习近平相中并提升为军中政治总管。此人在胡锦涛时代被从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提升至副总参谋长，然后于2007年回到空军任司令员并晋升空军上将衔。 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上，和习近平晋升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许其亮“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成为军队主要领导人之一。 2012年11月，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在正式宣布习近平接班胡锦涛的同时，决定增补许其亮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晋升副国级，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此开始他领导主管全军政治工作的十年历史。。 在同年11月15日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许其亮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017年10月25日，许其亮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连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2022年10月22日，72岁的许其亮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后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在今年3月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卸任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一职退休。 至此，比刘亚洲年长两岁的许其亮结束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共军旅生涯。而比他年轻两岁的刘亚洲，不但没有因为是“政治干部中懂军事的一个”而被习近平重用，反而是在年满六十五岁的当年被习近平下令直接“一退到底”。 请注意，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被安排继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从上届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成为（第一）副主席的许其亮在当时的习近平眼中无疑是军内最倚重的人物，所以十九大召开之前的军内人事大调整，无疑是他许其亮在习近平亲自领导下主抓。所以说刘亚洲此前对他许其亮的阿谀似乎并未奏效，更大的可能是习近平对刘亚洲不感冒所以许其与亮即使曾经与刘亚洲是惺惺惜惺惺，此时也是爱莫能助。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句，凡是在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间因为年龄卸任或者退役的省级地方党政一把手也好，军区大军区正职（正战区职）军政主官也好，“退下来”的同时，正常待遇是被临时安排进入全国政协或者全国人大。原因就是他们这批人当时大都还具备当届中央委员的身份，失去这一身份还要等下届党代会的召开。而在下届党代会召开之前，总得让他们有一个具体的职务，政协常委也好，全国人大的某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也好。 所以说，像2017年初的刘亚洲那样， 被宣布退役之后就只剩下个十八届中央委员的空“衔”，等于是一种变相的政治处分。 完成这篇文章之前读到邓聿文的文章《刘亚洲因为何事开罪习近平？》文中说：“刘是2017年在国防大学政委的任上退的，值得注意的是，他退的时候，到省部级65岁的退休年龄尚差几月。虽然未到点即退也常发生，但一般都会安排在二线过渡一下，而刘没有安排，直接退下来。也许这并不能特别说明什么，可能和他在军中任职有关，军队高官退下来一般都不会安排在人大政协任职……。 聿文兄所言差矣！笔者已经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举出了比他刘亚洲早一年退役的刘源，被宣布退役的当天即被宣布增补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另外，笔者在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也还举出与 刘亚洲同龄也是同时被宣布退役的孙建国海军上将，贾廷安上将、王教成上将的例子，都能证明刘亚洲当时已经被习近平给以“不公正”的待遇了。 有观点认为:“刘亚洲与江泽民派系走得比较近，是他被拿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刘亚洲是在江泽民时代发迹，升任少将、中将。他的岳父李先念做过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江泽民就是李先念和陈云推荐给邓小平从而当上总书记的。” 笔者对把习近平与江泽民对立的分析一向不以为然，但一定要把刘亚洲说成所谓“亲江派 ”的话，如上刘亚洲二十年前的这篇内部讲话中透露出的关键内容之一，他当年成为重点培养的三十名正军职干部之一并进入专门开设的培训班接受了为期半年的“政治孵化”，毫无疑问是江泽民的钦点。 至于习近平对他刘亚洲的不感冒，笔者相信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刘亚洲的“张狂”甚至一度有点“自我膨胀”，绝非习近平所能容忍和接纳。。 刘亚洲在这次演讲中说：但如果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加强学习和修养，充其量也就是军事工作者、政治工作者，而不能称为军事家、政治家。这就是者与家的关系。这些人(即当时被江泽民亲自选定定进入“培训班”的包括刘亚洲本人在内的30个时任正军职军官)是我们这代军人的化身。在他们身上可以折射出整个军队。有一些人已经接近顶峰了，但还差一个台阶。可就这么一个台阶，终其一生，他就是上不去。我们这批高级干部，最缺乏的就是三条：独立思考，逆向思维，敢于说不。敢于说不决不是不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恰恰是更好的服从命令听指挥。列宁早就说过：不折不扣地贯彻上级的意图是最好的消极怠工。这是大意。人和思想和水一样，是流动状态的。你不让它流动，这水就变腐臭了。死水一潭！水的形态又是自由的形态。人世间最具有自由形态的东西就是水。哪儿都能去。哪儿都敢去。无孔不入嘛。人的思想应当也是这样的。过去苏联共产党的教训，以及我党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忽略人的思想和强制人的思想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毛主席解放初期就讲过：我们党要养一批敢于胡思乱想的人。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就是叶剑英的儿子，一举手说： “我报名！”美国兰德公司有一条著名的宗旨：”保护怪论”。怪论往往过一段时间就变成了真理。江主席一再告诫我们要解放思想。我常对你们说，解放思想，首先得要有思想。你连思想都没有，解放个什么去！让人们胡思乱想并不一定是坏事…… 读罢这一段，相信每一个人都明白了一直都是以“武大郞开店”心态考察和检验自己的干部队伍的习近平，怎么可能容得下刘亚洲这种口无遮拦的“干部子女”。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近日有不少外国朋友问：香港的厄运对台湾有何意义？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先搞清楚为甚么香港会沉沦。例如：如果是陨石把香港一举击沉，那就对台湾没有任何教训意义；如果是因为新兴的港独运动太激进，台湾或者要低调一些；又如果是因为老牌泛民主派太温和，台湾就不妨激进一点。 其实，香港沉沦，一个更可信的解释是，中国太强了，形成一种不可抗力。但便是如此，也有两个可能性：一是，中国强大也不必搞垮香港，是习近平个人的问题，导致香港完蛋；一是，中国强大了，必然要搞垮香港，不是因为习近平这个人太坏。哪个比较接近真相呢？ 国际上流行的看法是前者，即认为中国今天最大问题是习近平这个人，甚么坏事都源于他；换了李克强当政，或者设想胡锦涛、江泽民、或者邓小平当政，改革开放会继续走下去，香港会平安无事。两种人有这个看法，一种是西方的商界势力；另一种是在西方的一些“恋邓派”KOL（意见领袖）。 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后者才是对的，即是说，中国强大了，必然要搞垮香港，不同的领导人都一样，顶多是时间上有一些差异，而习近平选择的时间，从共产党的角度看，已经是最好的了。我列举一些论据。 首先注意，无论是胡锦涛、江泽民或者是邓小平，和习近平比，并不更可亲。 胡锦涛是有名的西藏刽子手。1989年3月，西藏发生反抗运动，胡当时是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亲自拿机关枪站在坦克车上带领解放军屠杀至少几百名藏人。时间上比天安门事件早了差不多三个月，开了解放军屠杀民众的先河。其后有藏人在印度自焚的新闻，就是抗议此事；香港人那时都是统派，不关心、不上心。 江泽民是有名的法轮功刽子手。法轮功最大的罪状就是围在北京中南海外面练功抗议迫害，结果是被迫害得更惨，练功的人因为身体好，被特供系统活摘器官。也是在江泽民时代，中国的一孩政策进入高潮，“非法”怀胎的妇女都给堕胎；当时第一句流行口号是：“宁可血流成河、不许多生一个”。 邓小平则是出了名的天安门刽子手。 反而，我们还未听说过习近平搞屠杀。（这不表示他以后不会） 习之前的三个凶残领导人给人的印象竟然是改革开放开明派，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共的宣传了得，一是因为邓小平搞开放欺骗西方的资金技术，要摆笑脸，那即是他说的“韬晦”。但既然是韬晦，就总有一天暴露真面目。这样变脸，在2008年之后就每天都可能发生，因为2008年中国经济实力达到高峰，世上无人能及。 其次要知道，共产党要用强硬手段对付香港的想法，其实最迟在2001年左右就已经开始，那时候，中国还是江泽民时期。当时，我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高级顾问，知道特区政府要强推《基本法》23条立法，态度非常强硬，那其实就是2020年《国安法》的原型。正式在立法会推动，是2003年。那个时候，是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不久，国力还未到高峰，所以23条立法遇到强大阻力，政权还是得收回草案。 2008年，中国还处于胡锦涛时期。那年，中国在香港设立“第二管治队伍”，实质上取代特区政府。在中国之内，经济政策也开始强硬化，搞“国进民退”；思想界出现寒流。中国对西方的入侵性渗透大计“孔子学院”、“千人计划”（Thousand Talents Plan） 、华为国际化等，都是那个时候开始的。让香港特区第一次由“地下党”梁振英当上行政长官，是胡锦涛在任内最后一年发的功。 习近平2013年起完全执政，之后只不过沿著他的几个前任设置的抛物线走。他的管治不仅对内日益高压，对外更全力扩张，在南海在东海、对台湾对香港，处处进逼。因为中国强大到了顶峰，眼看GDP增幅要从高位下降，人口红利渐次消失，日中则昃，再不强硬出击就没有机会。所以，韬晦最终要变脸，最好时机差不多就是这几年。因此习近平不过是邓小平策略的现阶段诠释者。换任何一个人，结果不会大不同。 这样理解，根据的是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如果大家用一些西方观点看表面，会得出相反结论，认为习近平背叛了邓小平路线，对他特别痛恨，对他的前任会抱有好感，甚至对他去年底在党大会现场赶走胡锦涛不齿，同情后者，忘记了胡锦涛十年前怎样在同一个场合更残酷地对待薄熙来。那是因为韬晦策略在摆笑脸阶段时的领导人很讨好，变脸的就很恶心。其实都是一丘之貉 。 一直以来，有各种观点解释香港沉沦，一是认为泛民主派太软弱，一是认为本土勇武派太激进、惹恼了北京，但这些都是脱离了中国本身政治经济逻辑的说法，没有最低限度的凭据。香港发生的事，是中国国力达到顶峰、邓小平的韬晦政策走到尽头、中国发出不可抗力这三因素合一的结果，沉沦是命定了的，最后必须如此。按此观点我们看台湾。 首先，我们看台湾和香港的相同点，都是对台湾不利的。两地都属于大中华文化圈，中国渗透容易；两地的坚决反中国力量，都只占人口的微小大多数； 两地的经济体积相对中国都很小，而且都与中国高度整合；两地都有一股强大的亲中、促统势力，随时准备出卖本土利益。 再看台、港两地的不同点，都是对台湾有利的。台湾与中国有一水之隔；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一向有自己的国防实力；有其他强大国家愿意军事上支持台湾；台湾有不可替代的高科技产业。 中国国力已开始回落，经济实力和人口都在急促萎缩，外国已经开始高科技禁运，所以中国只有很短的一个攻打台湾时间窗口，因此有专家认为北京最迟会在2027年采取行动。这个想法的另一面就是，如果习近平第三任党主席任内不攻打台湾，以后就很可能没有机会了。 因此，最重要的是能够由现在起的五年里，成功阻吓中国对台湾动武、成功击退中国在台湾境内的渗透和认知战，守得云开见月明，之后的局势会对台湾比较有利 。这五年里，台湾人本身的努力、友好国家的支援都是必不可少的。 上面只是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年代即1978年说起，但如果从1949年开始看，结论就更加清晰。1949-1977年间，中国国力从战争年代恢复之后稍有提升，但社会主义化开始就不振，1958年之后越来越坏，中国更加依赖香港，香港得以高度发展。但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国力日增，香港的重要性减低，中国就对香港越来越不客气，最后置之于死地。可以说，四十多年来外国对中国发展的慷概支持，间接加速了香港沦亡。如果今天各国要帮助台湾，最好停止对中国经济的投资和依赖，逐步撤出中国市场，以免一个极具野心的中国继续坐大。 （本文是我三月份在东京大学主办的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经整理而成。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3年农历新年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写信，信中主要内容，并非祝贺新年，而是借新年之际，特意感谢金正恩所做的一件事：当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于上年11月30日去世之后，金正恩是最早给北京发唁电并到中国大使馆悼念的外国领导人。 毕竟，对一个已经退休二十年的前中共领导人，外国政要未必需要表达悼念，甚至，未必还有多少记忆。除非习当局私底下活动和催促，否则就没有几个外国政想到要发唁电。其实，金正恩带头发唁电和悼念，也未必就是他的主动行为，未必就不是北京方面私下请托的结果。 习近平专为此事写信感谢。这个细节显示，习近平对外国人悼念江泽民很在意。其实，这里体现的，并非习近平有多在意江泽民，而是习近平有多在意他自己的权力来源，渴望他的权位得到外国领导人和外国政府的承认和背书。从超规格、超规模悼念江泽民到在意外国领导人表态，习近平的潜台词是：他是江泽民指定的接班人，承认江泽民就是承认习近平；尊重江泽民就是尊重习近平。从江泽民延伸出来的这一切，似乎就是习近平权力的合法来源、甚至于，就是他超期连任的合法依据。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回头审视习近平致江泽民悼词（2022年12月6日）中的那个关键段落，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个当时引发错愕和议论纷纷的段落如下： “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事关党和人民事业的重大战略问题。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他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并从中央委员会退下来，以利于促进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党中央同意了江泽民同志的请求。2004年，他又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深谋远虑。” 外界普遍认为，这段文字对习近平不利。理由是，习近平既然谋求连任和长期执政，何必赞扬江泽民遵循任期制适时退休？对习近平而言，岂不是自打耳光？有人以为，是秘书班子为习近平准备的悼词，习近平只负责读稿，而没有留意内容。此说当然大谬不然。因为，中共奉行极权主义铁血秩序，一切都严格按脚本演出。所有重要文稿和悼词都经过高层、尤其最高领导人一审再审，体现他们的意思，绝无丝毫差错可言。 针对江泽民的这个段落，不仅存在于习近平的悼词中，在早先的讣告中就有，可见有意而为。只是，对外界而言，出乎意料。习近平意外称赞江泽民按时退休的这个段落，究竟要表达什么？ 简单的解读，那就是，习近平似乎向世人表白：自己虽然连任第三届，但并非恋栈权力，只是仿照江泽民：江泽民实际掌权15年，1989年至2004年。其中，头三年，1989至1992，是从赵紫阳手下中途接手；之后才是正规的两个任期：1992至2002；最后两年，仅超期续任军委主席一职，2002至2004。果如此，习近平似乎暗示：他只打算做三个任期，再做五年就退休，共15年，依江泽民模式。 当然，几乎无人相信习近平表达了上述意思。但逻辑解读他悼词中的这个关键段落，直接的意思几乎就是如此。或者说，作为一种可能性，不妨留作外界参考。 或许，另一种解读更为成立，他想表达：江泽民退休，实际就是为习近平接班和长期执政奠基。但江泽民退休，不是胡锦涛继任吗？且慢，习近平这里的意思是，胡锦涛只是为他过渡。这是习近平话语中的弯弯绕。 习近平的逻辑或如下：其一，当年的中共元老陈云说过一句话：“看来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所谓“我们的孩子”，指的是太子党或红二代。其二，江泽民上位，是陈云和李先念这两位保守派元老推举的结果，邓小平勉强接受。其三，江泽民当政后，贯彻陈云“遗训”，故而隔代指定身为太子党和红二代的习近平接班。 由此，习近平企图兜售这样的历史逻辑：从陈云的“遗训”到江泽民的指定，出身太子党和红二代的习近平就成了共产党红色江山的唯一守护人，故而“合法地”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 陈云的原意，应是太子党或红二代集体上位，他还有“每个（元老）家庭安排一个孩子（上位）”的提议。但习近平打倒了薄熙来（薄一波之子）、排挤了刘源（刘少奇之子）、陈元（陈云之子）、刘亚洲（李先念女婿）等大多数太子党和红二代人物，作何解释？至于江泽民，固然指定了习近平隔代接班，但未必就同意他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 – 根据江泽民的个性和他身处的历史背景，大概率地，他反对习近平三连任。习近平的诡诈就在于，如今大权在手，任由他在党内解释，想怎样解释就怎样解释，别人不敢反驳。反正，陈云和江泽民皆以作古，死无对证。 其实，即便陈云说了那样的话、即便江泽民指定了习近平隔代接班，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又算得了什么呢？习近平所谓权力合法性依据和自辩，何其虚假、虚弱、苍白而不堪一击！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