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共产党政权的改革宿命

反腐倡廉在中国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和政策。然而，很少有人认真地问一句，共产党干部自称大公无私的“先锋队”,为什么共产党国家干部的贪腐从来都屡禁不止，而提倡共产党干部保持清廉，却比民主国家难得多呢？事实上，共产党干部的贪婪和虚伪证明，共产党政权本来就建立在自欺欺人的基础之上，而反腐倡廉则是一个共产党干部永远挂在嘴上、却难以兑现的宣传。中共推行经济改革四十五年，最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三个悖论，即官场悖论、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现在中国政权面临的局面，已经不是经济改革能不能推进的问题了，而是中共再也跳不出官场悖论、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的怪圈。

一、共产党干部多半是贪腐“先锋队”

习近平经常“教导”中共的各级干部，要“不忘初心”。初心者，入党誓词也。中共的入党誓词中，有“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之语。事实上，共产党政权的制度特征显示，这些誓词的内容是相互矛盾的。比如，“执行党的决定”和“严守党的纪律”，就是对立的。

中共党章第二条写明，“共产党员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是党纪；而中共从延安时代开始，却明确规定了各级干部的“待遇”，直到今天。“干部待遇”这种特权的分配，不都是“党的决定”吗？中共多少代的各级干部，发生过公开反对这种特权制度的故事吗，从未听闻。

其实，共产党的干部谋求私利和特权，本来就是共产党政权的特征，其党内诸人无不知晓；反对者即反对“党的决定”，“反党”也。当年在延安批评共产党干部特权制度的王实味，不就被共产党砍头了吗？

延安时代的“干部待遇”和特权，建立在南泥湾种贩鸦片的经济基础之上；改革开放之后，“干部待遇”和特权就建立在共产党资本主义这种制度之上了。即使有少数干部不贪不腐，或者属于“九品”之外的“未入流”，不易贪腐，他们也从来不曾按照党章第二条的要求，反对过党规定的干部特权。这就是共产党干部的虚伪人性。

中共制度史上最大的一次鼓励贪腐政策，就是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国企“改制”，上千万国企员工下岗，而几十万共产党的经济管理干部，则受政策的鼓励和保护，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资本家。因此，称共产党干部多半是贪腐“先锋队”，并不过分。

二、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一个悖论：官场悖论

抓贪官是习近平上任以后的目标，他在高层权力斗争中巩固并扩大权力，用的是以贪腐问罪政敌的手法。为什么习近平不像江泽民、胡锦涛那样，对腐败只蜻蜓点水，不出重手，而是不断地整肃官场，造成官员人人自危？

实际上，习近平抓贪官而屡抓不尽，是因为反腐倡廉在共产党国家乃是虚应故事，真正影响共产党政权寿命的，是共产党的“官场悖论”。所谓的“官场悖论”就是，官员的为官动力乃是特权和贪腐，但官员们贪腐的结果，却从整体上撼动共产党政权的存续。

从历史上看，中共官员并不是从建立政权开始就人人敢贪腐的。共产党干部为政，并非民选，而是上选。他们为官图什么？表面上是权力，但并非每个官都能升迁，所以升迁并非当官的唯一动机，贪腐则是不言而喻的重要动力。

中共建立政权后，官员们的仕途经历过几个阶段。一开始，官员们都是初次管理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还需要熟悉情形，因此的确不太肆无忌惮。不过，那时照样也有贪官，还曾被枪毙过几个。

然后，整个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运动持续不断，官场不断有派系整肃，因为毛泽东要建立个人独裁。所以，在这个阶段，官员基本上忙于执行上级任务，要站好队，不被上面的权力斗争牵进去。然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大部分官员被罢官了，自身难保，就谈不上特权和贪腐了；但文革中在地方掌权的军队干部和造反派干部，他们的贪腐行为并不少见，只是无人揭露批判而已。

改革开放以后，从1978年到1988年，经济改革一直在计划经济的鸟笼里实行，大规模贪腐的机会不是很多。80年代改革初期曾出现了“官倒”，即有权势的官员勾结干部子弟，倒卖紧俏物资的计划指标，从中牟利。这是贪腐活动的“试水期”。

真正的贪腐合法化是朱镕基开启的。1997年朱镕基为了救银行，也为了加入WTO，打开了贪腐的大门。在国企私有化（即“改制”）的过程中，官员们发现，原来现在中央允许腐败了，从此就格外地胆大妄为。由于这件事属于政治禁区，所以中国现在几乎没人敢公开谈论其中的奥秘。

到了习近平上任几年后，中国的贪官们纷纷把捞来的财产转移境外，造成2015年和2016年间外汇储备减少一万亿美元，终于暴露出了“官场悖论”的后一个层面，即贪腐的共产党干部集体撼动了共产党政权的存续。

三、共产党国家两条改革路径的相反结果

西方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一直有一种非常幼稚的说法，以为共产党政权实行经济改革以后，中产阶级要民主化，然后就会发生民主化浪潮。这种想法源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界一度流行的现代化理论。这种想法把非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发展，混同于共产党政权的改革，原因是对共产党政权改革过程的无知。

实际上，共产党政权的改革有两种，一种是先民主化后经济自由化，另一种是先经济自由化。那么，这两种不同的先后顺序，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吗？实际上，后一条路径根本就不会在经济自由化之后产生政治民主化。可以说，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去看，两条路径的结局是完全相反的，但到现在为止，西方的学者还是没搞清楚其中的奥秘。

共产党政权推行改革，会有上述两条路径，那共产党官员们可能倾向于哪一种路径呢？其实，不管他们偏好哪一条路径，对大多数人来说，目的都是一样的，发财。至于什么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不同的路径，其实是看最高领导人愿不愿意放弃军权、愿不愿意放弃对政权的垄断。

要是最高领导人不与顽固的军方高层勾结，那其他的高层官员就敢推动民主化，就像苏联那样。而中国因为有个人掌握军权的邓小平，他绝对不肯放弃政权，而且他的家族因为腐败而遭到社会不满，他也不敢放弃军权，因此中国就只能单一推行经济自由化了。

无论哪一种改革路径，一开始都是共产党官员们推动的。那中国和苏联这两种路径的实质区别在哪里，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来没解释清楚过。其实，这两条路径的简单区别在于，苏联是“先换装后发财”，中国是“先发财不换装”。所谓的“换装”，指的是支持改革的共产党官员们的政治包装。这样的政治包装，就象穿一件面子为红色、里子为白色的夹克。

那想发财的红色背景权势人物如何穿这件“夹克”，是红色对里、白色对外，还是红色对外、白色对里？俄罗斯的原共产党官员支持政治改革时，是把夹克反穿，白里子朝外，所以由共产党官员组成的苏联最高苏维埃1991年底投票通过了决议，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他们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共产党，因为“换装”有利于发财。

中共坚持不“换装”，是因为这样有利于发财，而“换装”却可能送命。所以，共产党政权的官员们之大多数选择哪条改革路径，他们的“夹克”是面子朝里，还是面子朝外，全看官员们的利益需要。而无论他们走哪一条改革路径，贪腐都是共产党官员们支持改革的最大动力。

四、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二个悖论：改革悖论

经济改革在共产党国家并非一条富强国家的康庄大道。只要共产党政权推动经济改革，就一定会产生第二个悖论，我称之为“改革悖论”。所谓的“改革悖论”就是，不改革中共活不好，改革了中共照样活不好。因为共产党政权推动的经济改革，必然演化为一波又一波的贪腐高潮，不打击贪腐，外汇储备会被掏空；打击了贪官，各级官员就活不好了。

中国的经济改革，继国企私有化之后，是大规模引进外资过程中的普遍受贿；然后就进入了围绕房地产开发而出现的全国性贪腐高潮。当时各级官员无不额手称庆，上下其手，迅速致富。这时，大规模、大范围的贪腐就渐渐对中共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为什么“改革悖论”中，改革了中共照样活不好，其直接原因是，贪官发财后没有安全感，必须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会造成外汇储备枯竭；而间接原因是，一旦为了堵住贪官资产外流，而展开打击贪官的行动，就会造成官场的严重不满。毕竟中共政权是由各级官员组成的，官员们在反贪运动中心惊胆战，最后就会以“躺平”来敷衍政事，上令不出中南海。

本来官员们以为，改革就是有权力的人发财的过程。没想到，习近平上台后，官场变天了。贪腐的共产党资本家肯定会抵制民主化，在这点上，习近平跟贪腐的官员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发财之后官员们转移资产的自保行为，会断送中共政权，这就使当家的习近平跟大部分官员的个人利益发生了巨大冲突。

习近平抓贪官抓不完，是因为经济改革后贪官的为官动力就是贪腐；习近平之所以必须抓贪官，是因为不抓他们，共产党政权会在经济上垮掉。这后半个原因，习近平是永远不愿意承认的。“官场悖论”和“改革悖论”这两个悖论，构成了中共的宿命，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所谓“改革是找死”，并非改革诱发中产阶层要求民主化的社会运动，而是改革之后中共的官场全面腐败，当年那个令行禁止的集权政党就衰败了。

五、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三个悖论：打贪悖论

习近平推进反贪运动之后，就必然陷入“打贪悖论”，即不打贪，政权不稳；而打贪之后就无法松手，否则习近平必定遭到党内的严厉清算和报复。

习近平现在是按照挽救中共政权的政治需要在抓贪腐，哪个部门、哪个环节当下对中共的经济困境影响比较大，他就在哪里抓人。这些人完全不冤枉，每个人都捞足了钱。那习近平抓人越多，中共的施政就变得越顺利吗？相反，抓人越多，树敌也越多；而党内树敌越多，习近平就越不敢放弃打贪，不然的话，各级贪官的大规模反弹，会把斗争矛头集中到他身上。

讲到底，习近平无法承认一个事实，抓贪官这件事，习近平和官员们之间，其实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内斗。这样的内斗意味着，不抓贪官，中共政权会在经济上被自己人掏空；而不停地抓贪官，只不过会延缓中共政权经济上被掏空的过程，却无法终止贪官们继续掏空中国经济的无组织集体行动，同时逐步累积党内对习近平的严重不满。

习近平不知道这一点吗？他当然知道，但他也很清楚，自己就象唐·吉轲德那样，在独自与风车战斗。不斗下去，中共政权就会垮；但不断地抓人、清查，其实是在和整个官场作对，终非了局。

从道理上讲，民主化可以改变这种局面，但民主化不能清算整个共产党官员和整个共产党支持者群体。大多数民主化的前共产党国家，在这一点上都无法成功，中国也不会例外。经济自由化在先的中国，起初给世界的印象是，“中国模式”成功了；实际上，“中国模式”只不过是给大规模贪腐开通了最顺畅的道路，因而一度突飞猛进而已。这样的国家，不但民主化一定会扭曲，而且经济自由化也会慢慢地走上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