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间谍窃取AUKUS机密被ASIO 挫败
2026 年 6 月 25 日
中国经济持续下滑，曾经辉煌的金融行业如今风光不在，曾经年薪百万，人人艳羡的金融“金领”，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工作，前途未卜；即使未被裁员，他们的收入也被腰斩。在经济下行和政治改造的双重压力下，如今的金融业，正在分崩离析。 据陆媒《南风窗》报导，2018年踏入金融行业的艾伦称，按照传统的职业轨迹，有五年经验的分析师，其年薪应该接近百万。但他的收入却在不断减少，扣除社保公积金后，艾伦每月的收入仅剩下6000多元（人民币，下同），这点钱根本不够他在上海生活。最终，艾伦离开了上海。据他称，在他离开之前，他所在的部门，已有近半数员工离开，他们的去向各不相同，但下一步到底要怎么走，目前没有人能说得清。 在深圳券商投行部工作的林华坦言：“年终奖基本没有了。”现在投行最好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他所负责的IPO业务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萎缩。业务减少，他的薪水也一并缩水了。但相比降薪，更让他担心的是裁员。这几年，投行不断裁员，有部门的裁员率甚至高达15%。 有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A股IPO数量锐减至100家，募资总额同比下降81.11%。 从事金融业十多年的丁茂称，自2019年起，募资难度就开始加大了。他说，“我们这个行业，钱就是子弹，没有钱你干什么。” 随着行业的萎靡，丁茂的收入大幅缩水，月薪从3万元降至1.6万元，再后来，他失业了。 丁茂称，以前的同行纷纷转型，做自媒体的尤其多，还有人卖起了网球服。这些人中很多是顶尖高校毕业的精英人士，但在现实的压力下，却不得不“脱下长衫”。 原海通证券分析师张盛利指出，证券市场的寒潮早在2016年就初见端倪了。在此之年，他们的年终分红动辄二十万元，之后骤降到几千元。他说，现在同事们聊得最多的就是“移民’，能跑的都跑了。 张盛称，当年股市辉煌的时候，几家证券公司抢着为庄家建仓。但现在的A股市场就如同“一潭死水”。 他直言，中国股市不是市场，而是赌场；不是理财工具，而是中共圈钱的手段。 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银行业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输血角色，金融业表现不好，通常表示这个国家的经济出了问题。 北京某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前高管张弼君直言，现在不是一个行业的问题，而是整个体系的问题。从2021年到2023年，行业恶化得就像雪崩一样。中层、底层办事的经理，薪酬掉得非常快。中共党魁习近平现在缺钱，需要宰猪杀羊来填补窟窿，现在国内很多大券商，从去年开始已经要反吐年薪和奖金了，不吐都不行。 张弼君认为，中共体制已经走到头了。他说，习一条道走到黑，把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家底全掏空了。 张弼君称，西方传到中国的金融，在国外叫金融市场、叫债市、叫股市，但在中国境内，它就是党国的收割工具，它根本就不是理财产品，也不是一种金融现象，而是一场骗局。 自2020年蚂蚁金服IPO被叫停起，北京就开始全方位加强对金融业的管控。2023年，中共更是提出“党管金融”，称中共特色的核心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指出，现在北京强调金融要为政治服务。但问题是，就国际的经验来讲，管制越深，金融业从谷底爬起来就越难。他说，“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怎么去改造中国经济，譬如房地产景气如何回温，怎样刺激民间消费，关税战怎么处理，这才是扭转金融业景气的根本。” 张弼君表示，政治和经济连着，就别指望它好了，长痛不如短痛，早点崩了，大家才能真正地改变社会制度，把这个执政党彻底换掉，还有出路。中国人民勤劳、善良、聪明，这个民族的优越点能继续发扬的话，还是可以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但如果还是共产党，这事永远没戏。
中共中纪委查办的中管干部，从去年起算至今年9月13日合计85人，显示中共各级党政军企均出现塌方式腐败。何谓塌方式腐败？百度百科将其解释为“政权末日之象”。有评论认为，层层官场的塌方式腐败是中共阳寿进入倒计时的预兆。 据中共中纪委官网的消息统计，今年1月1日至9月13日，中纪委共查办了40名中管干部，包括正省部级7人，副省部级28人，厅局级5人。此前一年（2023），中纪委则是查办了45名中管干部，系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查办中管干部最多的一年。 中国媒体报导，河北当局4月5日以来连续公布的11名落马省管干部，均与唐山有关，包括：唐山市副市长李建忠，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迁西县委书记李贵富，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郭彦洪，唐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洁，唐山师范学院党委原书记孙贵，唐山市副市长郝志军，唐山市委常委、曹妃甸区委书记侯旭，河北发改委副主任韩国强（曾任唐山下属迁安市市长、迁安市委书记等），河北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和春军被查（曾任唐山副市长等职）。 此外，唐山市委四任宣传部部长先后落马，包括：刚落马的李丽，李丽的前任杨洁，杨洁的前任于山，于山的前任郭彦洪。 贵州官场“前腐后继” 广东惠州贪腐率达7成 贵州官场的塌方式腐败被网民形容为“前腐后继”。 贵州省会贵阳市长马宁宇近日被调查。贵阳连续有四任市长落马，前三人分别是李再勇、刘文新、陈晏。 今年4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秦如培被查。秦如培曾担任贵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与近期落马的贵州五只老虎均有密切的关系。落马的省长、省委书记孙志刚，曾是秦如培的直属领导。落马的省政协副主席陈晏，曾是秦如培手下的贵安开投的董事长，接手了他的贵安新区。落马的副省长李再勇，曾是秦如培贵州农学院的同专业学弟，接手了他的贵州常务副省长。落马的省政协副主席周建琨，接手了秦如培回省里升任后留下的贵州毕节市委书记，落马的省纪委副书记张平，是从秦如培的老根基地贵阳走出来的。 秦如培的直属老部下，贵州农村信用社理事长马林波、贵州银行董事长李志明、贵安开投董事长向昀、省金融办主任的麻绍敏等人，集中落马。9月刚落马的省交通厅正厅级干部潘海，曾是秦如培手下贵安开投的副书记、贵州建投（七冶建设）的董事长。 中纪委的官方介绍，贵州省今年上半年立案85名省管干部，做出党纪政务处分5,090人。该省国企领域今年1至5月已查处533件、548人。 原中共广东惠州市委书记陈奕威最近被立案调查。网民发现，以陈奕威为首的原惠州市委领导班子，10名市委常委至少有7人落马，贪腐率达7成，且连续三任惠州市长落马。 评论：习氏王朝进入倒计时 有意思的是，百度百科对“塌方式腐败”的解释为：“塌方式腐败是当代腐败的重要形式之一……塌方式腐败是个人腐败量变积累发展成集体腐败质变的必然结果，是腐败问题即将进入终极阶段的前奏。塌方式腐败现象在古今中外都屡见不鲜，并非某国家或某时期才有的特殊产物，历朝历代的末期都出现过塌方式腐败。” （网页撷图） 时评人士高新近日盘点各地塌方式腐败现象后表示，难怪连中共的大外宣媒体都刊文哀叹“塌方式腐败再现中国多地”。 对于百度百科对“塌方式腐败”的解释，高新说，“一点没错！从贵州折射全国，层层官场的塌方式腐败正是共产习氏王朝的阳寿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的预兆。”
7，《解放军报》发表若干文章，明显影射习近平。其中，《党内政治生活要力戒庸俗化》一文（7月27日），批评：“有的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搞家长制、一言堂”，矛头直指习近平。文章还强调“必须增强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执行力。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而《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一文（8月10日），提出：“坚决不搞凭经验决策、拍脑袋决策、一刀切决策；防止用行政会议代替党的会议、用传批文件方式代替党委集体研究，搞个人专断授意、特事特办。”矛头也是指向习近平。 8，与此同时，由苗华领导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忽然向全军发放《民主集中制》读本，实属罕见而不同寻常。而三中全会前夕，习近平突击破格提拔何宏军为上将兼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意在架空和逼退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手握军中人事大权的苗华。习近平对他搞突然袭击。 9，三中全会后，党媒连发长文高捧邓小平，暗贬习近平。中共最高理论刊物《求是》先后发表4800字的长文，题为《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历史贡献》（8月12日）、8500字的长文，题为《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8月16日）。 两篇长文都以这样的句子开头：“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随后是更多赞誉之词。发表长文并大赞邓小平，这在习时代已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以抬高自己、压低邓著称。宁要毛路线，也不要邓路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忽然间，党媒竟连发长文赞邓，殊为不寻常。 前后形成对照的是，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党媒连篇累牍地发表长文，高捧习近平“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且只字不提邓小平；但三中全会刚落幕，调子就翻转，连发长文大赞邓小平，文中很少提到、或仅轻微提到习近平。这显示三中全会前后的路线翻转：习路线败给了邓路线。中共高层集体似乎想重新回到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尽管为时已晚。 10，邓小平诞辰日高调纪念，江泽民诞辰日无人问津。8月17日是江泽民冥诞日，8月22日是邓小平冥诞日。但对江的冥诞，党内外无人提起；而对邓的冥诞，党媒已经提前开始造势纪念。虽说，邓的冥诞日逢十，120周年，官方通常正规纪念；但考虑到江才去世不久（二十大刚闭幕后的2022年11月），逢其冥诞，党媒发些消息或纪念文章、怀念文章才合乎常理，但只字不提倒是令人讶异。其中折射的，恰恰就是习近平权势衰落。道理很简单，习是江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是江路线的传人、而非邓路线的传人。须知，江去世后，习为他超规格隆重举行国葬，规格超过邓小平。 值得注意和耐人寻味的是，在党媒连发两篇纪念邓小平的长文中，多次提到邓1992年的南方讲话。而众所周知，邓的南方讲话是针对江泽民的：“谁不改革谁下台！”江差点被邓拿掉，直到江服软、向邓发誓回到改革开放路线。如果说，江泽民时代相对左倾，习近平时代更是极左。党媒重提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重温邓敲打江，但江已经死亡；实际上是党内有人要借此敲打习。 无论三中全会开得如何，也无论会议中途究竟发生了什么，外界能看到的结果就是：习近平至少在路线斗争中落败！党内重举、或意图重举邓小平旗帜。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8月19日，在传言纷纷中，习近平重新露面，会见越共新任总书记苏林，似乎打破他出事的传言。然而，外界的疑惑并未解除，最具争议的是党媒拍摄和报道手法：央视远距离直播欢迎仪式和会谈，后经精心剪辑编排后才于晚间新闻联播中插入近镜头。重重疑点给外界留下重重问号。 8月20日，习近平再度露面，会见斐济总理、接见奥运代表团，给外界的信号：他一切如常，或者说，恢复了正常。习近平露面两天，中国股市连续两天大跌，又跌到七个月的新低，体现市场对习近平的反应。 习近平虽然重新露面，很难说他一切如常。除了有关他生病的传闻，自从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落幕后，种种现象佐证：习近平权势走向衰落。至少呈现十大征兆。 1，二十届三中全会毫无新意、不增不减。无论五千字的公报还是二万二千字的决定，所有内容、段落、句子都是老套，没有任何新东西。推迟了大半年才召开的这个事关经济和改革的重要会议，如此结果，令人讶异。 2，有关人事变迁，除了不得不交代的秦刚和李尚福下落，以及勉强提到的孙金明（火箭军参谋长），其他人事案全都搁置。尤其，早已出任国防部长的董军，竟未能升任中央军委委员，导致原本由七人组成的最高军事机构 — 中央军委依然在人事空缺中运行，极不正常。 3，上述两个情节产生必然的疑问：三中全会中途出了什么事？最大可能性，是政治强人习近平个人出了某种状况。，比如，出现传言中的健康问题，可能突发中风，导致会议议程突变，相关议题停摆、搁置，甚至转向。 4，三中全会后，党媒党报上，有关习近平名字和报道、包括相片和视频，大幅度减少，呈下架趋势。与往昔大不相同。这便无法阻止外界联想：从量变到质变？ 5，八月间中共高层集体隐身，且气氛诡谲，证明仍有北戴河会议。亲习港媒事先故意放风“已经没有什么北戴河会议”，乃是烟幕弹，欲盖弥彰。今年的北戴河会议，政治老人是否与会？会议期间是否发生内部斗争？黑幕之下，固难判断。但同一时期，党媒党报所反应的舆论变调（如下所述面几点），却暗示斗争激烈。 6，若干重要文章刊出后，又很快遭下架。比如新华社在三中全会前夕所发《改革家习近平》，竟在三中全会召开中途下架；中国社会科学院7月30日发表《加大制度型开放创新打造粤港澳大湾区2.0正当其时》，暗示彻底废除香港的“一国两制”，却在8月7日下架；厦门大学两岸城市规划研究所8月5日发表《尽快启动台湾接管准备》，但随后下架。这些捧习或极左文章的下架，对应的，都是习近平的挫败、或习所代表的党内极左势力的挫败。 未完待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反腐倡廉在中国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和政策。然而，很少有人认真地问一句，共产党干部自称大公无私的“先锋队”,为什么共产党国家干部的贪腐从来都屡禁不止，而提倡共产党干部保持清廉，却比民主国家难得多呢？事实上，共产党干部的贪婪和虚伪证明，共产党政权本来就建立在自欺欺人的基础之上，而反腐倡廉则是一个共产党干部永远挂在嘴上、却难以兑现的宣传。中共推行经济改革四十五年，最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三个悖论，即官场悖论、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现在中国政权面临的局面，已经不是经济改革能不能推进的问题了，而是中共再也跳不出官场悖论、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的怪圈。 一、共产党干部多半是贪腐“先锋队” 习近平经常“教导”中共的各级干部，要“不忘初心”。初心者，入党誓词也。中共的入党誓词中，有“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之语。事实上，共产党政权的制度特征显示，这些誓词的内容是相互矛盾的。比如，“执行党的决定”和“严守党的纪律”，就是对立的。 中共党章第二条写明，“共产党员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是党纪；而中共从延安时代开始，却明确规定了各级干部的“待遇”，直到今天。“干部待遇”这种特权的分配，不都是“党的决定”吗？中共多少代的各级干部，发生过公开反对这种特权制度的故事吗，从未听闻。 其实，共产党的干部谋求私利和特权，本来就是共产党政权的特征，其党内诸人无不知晓；反对者即反对“党的决定”，“反党”也。当年在延安批评共产党干部特权制度的王实味，不就被共产党砍头了吗？ 延安时代的“干部待遇”和特权，建立在南泥湾种贩鸦片的经济基础之上；改革开放之后，“干部待遇”和特权就建立在共产党资本主义这种制度之上了。即使有少数干部不贪不腐，或者属于“九品”之外的“未入流”，不易贪腐，他们也从来不曾按照党章第二条的要求，反对过党规定的干部特权。这就是共产党干部的虚伪人性。 中共制度史上最大的一次鼓励贪腐政策，就是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国企“改制”，上千万国企员工下岗，而几十万共产党的经济管理干部，则受政策的鼓励和保护，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资本家。因此，称共产党干部多半是贪腐“先锋队”，并不过分。 二、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一个悖论：官场悖论 抓贪官是习近平上任以后的目标，他在高层权力斗争中巩固并扩大权力，用的是以贪腐问罪政敌的手法。为什么习近平不像江泽民、胡锦涛那样，对腐败只蜻蜓点水，不出重手，而是不断地整肃官场，造成官员人人自危？ 实际上，习近平抓贪官而屡抓不尽，是因为反腐倡廉在共产党国家乃是虚应故事，真正影响共产党政权寿命的，是共产党的“官场悖论”。所谓的“官场悖论”就是，官员的为官动力乃是特权和贪腐，但官员们贪腐的结果，却从整体上撼动共产党政权的存续。 从历史上看，中共官员并不是从建立政权开始就人人敢贪腐的。共产党干部为政，并非民选，而是上选。他们为官图什么？表面上是权力，但并非每个官都能升迁，所以升迁并非当官的唯一动机，贪腐则是不言而喻的重要动力。 中共建立政权后，官员们的仕途经历过几个阶段。一开始，官员们都是初次管理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还需要熟悉情形，因此的确不太肆无忌惮。不过，那时照样也有贪官，还曾被枪毙过几个。 然后，整个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运动持续不断，官场不断有派系整肃，因为毛泽东要建立个人独裁。所以，在这个阶段，官员基本上忙于执行上级任务，要站好队，不被上面的权力斗争牵进去。然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大部分官员被罢官了，自身难保，就谈不上特权和贪腐了；但文革中在地方掌权的军队干部和造反派干部，他们的贪腐行为并不少见，只是无人揭露批判而已。 改革开放以后，从1978年到1988年，经济改革一直在计划经济的鸟笼里实行，大规模贪腐的机会不是很多。80年代改革初期曾出现了“官倒”，即有权势的官员勾结干部子弟，倒卖紧俏物资的计划指标，从中牟利。这是贪腐活动的“试水期”。 真正的贪腐合法化是朱镕基开启的。1997年朱镕基为了救银行，也为了加入WTO，打开了贪腐的大门。在国企私有化（即“改制”）的过程中，官员们发现，原来现在中央允许腐败了，从此就格外地胆大妄为。由于这件事属于政治禁区，所以中国现在几乎没人敢公开谈论其中的奥秘。 到了习近平上任几年后，中国的贪官们纷纷把捞来的财产转移境外，造成2015年和2016年间外汇储备减少一万亿美元，终于暴露出了“官场悖论”的后一个层面，即贪腐的共产党干部集体撼动了共产党政权的存续。 三、共产党国家两条改革路径的相反结果 西方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一直有一种非常幼稚的说法，以为共产党政权实行经济改革以后，中产阶级要民主化，然后就会发生民主化浪潮。这种想法源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界一度流行的现代化理论。这种想法把非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发展，混同于共产党政权的改革，原因是对共产党政权改革过程的无知。 实际上，共产党政权的改革有两种，一种是先民主化后经济自由化，另一种是先经济自由化。那么，这两种不同的先后顺序，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吗？实际上，后一条路径根本就不会在经济自由化之后产生政治民主化。可以说，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去看，两条路径的结局是完全相反的，但到现在为止，西方的学者还是没搞清楚其中的奥秘。 共产党政权推行改革，会有上述两条路径，那共产党官员们可能倾向于哪一种路径呢？其实，不管他们偏好哪一条路径，对大多数人来说，目的都是一样的，发财。至于什么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不同的路径，其实是看最高领导人愿不愿意放弃军权、愿不愿意放弃对政权的垄断。 要是最高领导人不与顽固的军方高层勾结，那其他的高层官员就敢推动民主化，就像苏联那样。而中国因为有个人掌握军权的邓小平，他绝对不肯放弃政权，而且他的家族因为腐败而遭到社会不满，他也不敢放弃军权，因此中国就只能单一推行经济自由化了。 无论哪一种改革路径，一开始都是共产党官员们推动的。那中国和苏联这两种路径的实质区别在哪里，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来没解释清楚过。其实，这两条路径的简单区别在于，苏联是“先换装后发财”，中国是“先发财不换装”。所谓的“换装”，指的是支持改革的共产党官员们的政治包装。这样的政治包装，就象穿一件面子为红色、里子为白色的夹克。 那想发财的红色背景权势人物如何穿这件“夹克”，是红色对里、白色对外，还是红色对外、白色对里？俄罗斯的原共产党官员支持政治改革时，是把夹克反穿，白里子朝外，所以由共产党官员组成的苏联最高苏维埃1991年底投票通过了决议，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他们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共产党，因为“换装”有利于发财。 中共坚持不“换装”，是因为这样有利于发财，而“换装”却可能送命。所以，共产党政权的官员们之大多数选择哪条改革路径，他们的“夹克”是面子朝里，还是面子朝外，全看官员们的利益需要。而无论他们走哪一条改革路径，贪腐都是共产党官员们支持改革的最大动力。 四、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二个悖论：改革悖论 经济改革在共产党国家并非一条富强国家的康庄大道。只要共产党政权推动经济改革，就一定会产生第二个悖论，我称之为“改革悖论”。所谓的“改革悖论”就是，不改革中共活不好，改革了中共照样活不好。因为共产党政权推动的经济改革，必然演化为一波又一波的贪腐高潮，不打击贪腐，外汇储备会被掏空；打击了贪官，各级官员就活不好了。 中国的经济改革，继国企私有化之后，是大规模引进外资过程中的普遍受贿；然后就进入了围绕房地产开发而出现的全国性贪腐高潮。当时各级官员无不额手称庆，上下其手，迅速致富。这时，大规模、大范围的贪腐就渐渐对中共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为什么“改革悖论”中，改革了中共照样活不好，其直接原因是，贪官发财后没有安全感，必须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会造成外汇储备枯竭；而间接原因是，一旦为了堵住贪官资产外流，而展开打击贪官的行动，就会造成官场的严重不满。毕竟中共政权是由各级官员组成的，官员们在反贪运动中心惊胆战，最后就会以“躺平”来敷衍政事，上令不出中南海。 本来官员们以为，改革就是有权力的人发财的过程。没想到，习近平上台后，官场变天了。贪腐的共产党资本家肯定会抵制民主化，在这点上，习近平跟贪腐的官员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发财之后官员们转移资产的自保行为，会断送中共政权，这就使当家的习近平跟大部分官员的个人利益发生了巨大冲突。 习近平抓贪官抓不完，是因为经济改革后贪官的为官动力就是贪腐；习近平之所以必须抓贪官，是因为不抓他们，共产党政权会在经济上垮掉。这后半个原因，习近平是永远不愿意承认的。“官场悖论”和“改革悖论”这两个悖论，构成了中共的宿命，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所谓“改革是找死”，并非改革诱发中产阶层要求民主化的社会运动，而是改革之后中共的官场全面腐败，当年那个令行禁止的集权政党就衰败了。 五、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三个悖论：打贪悖论 习近平推进反贪运动之后，就必然陷入“打贪悖论”，即不打贪，政权不稳；而打贪之后就无法松手，否则习近平必定遭到党内的严厉清算和报复。 习近平现在是按照挽救中共政权的政治需要在抓贪腐，哪个部门、哪个环节当下对中共的经济困境影响比较大，他就在哪里抓人。这些人完全不冤枉，每个人都捞足了钱。那习近平抓人越多，中共的施政就变得越顺利吗？相反，抓人越多，树敌也越多；而党内树敌越多，习近平就越不敢放弃打贪，不然的话，各级贪官的大规模反弹，会把斗争矛头集中到他身上。 讲到底，习近平无法承认一个事实，抓贪官这件事，习近平和官员们之间，其实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内斗。这样的内斗意味着，不抓贪官，中共政权会在经济上被自己人掏空；而不停地抓贪官，只不过会延缓中共政权经济上被掏空的过程，却无法终止贪官们继续掏空中国经济的无组织集体行动，同时逐步累积党内对习近平的严重不满。 习近平不知道这一点吗？他当然知道，但他也很清楚，自己就象唐·吉轲德那样，在独自与风车战斗。不斗下去，中共政权就会垮；但不断地抓人、清查，其实是在和整个官场作对，终非了局。 从道理上讲，民主化可以改变这种局面，但民主化不能清算整个共产党官员和整个共产党支持者群体。大多数民主化的前共产党国家，在这一点上都无法成功，中国也不会例外。经济自由化在先的中国，起初给世界的印象是，“中国模式”成功了；实际上，“中国模式”只不过是给大规模贪腐开通了最顺畅的道路，因而一度突飞猛进而已。这样的国家，不但民主化一定会扭曲，而且经济自由化也会慢慢地走上死路。
投资大师兼慈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星期四（2月16日）发出两大令世人震惊的预言。其一是，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战败，那就必将导致“俄罗斯帝国”的瓦解，而这也将受到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欢迎。他的第二个预言事关中国，即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掌控所有的镇压工具，但他不可能长期掌权，他的政治军事强权梦想也不会实现，而且中国还将面临“政权更替或革命”。 索罗斯是在德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致辞时作出上述两大预言的。 俄罗斯对乌克兰悍然发动的侵略战争将满一周年，这不仅是二战以来欧洲爆发的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而且也是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最激烈的对抗。 索罗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致辞中透露，美国当然支持乌克兰，但是拜登总统曾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他所能做的事情有一定限度，因为要全力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过索罗斯并没有说明他的消息来源。 路透社引述索罗斯的话说，俄罗斯军方指挥无方，装备落后，而且士气低落。这迫使俄罗斯总统普京转而依赖瓦格纳（Wagner）集团的雇佣军来对乌克兰实施攻坚作战。 “前苏联国家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俄国人在乌克兰战败，因为他们希望确保自己的独立，”索罗斯说。 “这意味着，乌克兰的胜利将导致俄罗斯帝国的瓦解。俄罗斯将再也无法对欧洲或对世界构成威胁，”他说。“这将是非常好的一大变化。” 前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后，立即演变成15个独立的国家。不过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庞大核武库和军事力量，也是脱离前苏联的新独立国家中实力最强的一个。 普京将乌克兰战争描述成俄罗斯与一个侵略成性而且傲慢的西方的对抗，声称莫斯科将动用所有的手段保护自己和俄罗斯人民免遭攻击。 索罗斯认为，普京拿瓦格纳集团雇佣军在乌克兰战场当赌注的策略短期内似乎有一定效果。 “赌博取得了效果，”索罗斯说。“乌克兰面临一个战略性的选择：要么拼劲全力抵挡瓦格纳的攻势，要么送给俄罗斯一个宣传上的胜利，同时为反攻保存实力。” 索罗斯认为，乌克兰一旦接收了西方承诺提供的新武器，便在今年春天拥有一个进行反攻的短暂窗口，届时很可能扭转战局。 在谈到中国时，索罗斯表示，习近平明显是个大输家。他与普京的密切关系对他有害无利。 索罗斯认为，习近平的绝大部分难题都是他自我折腾所致。而他的“动态清零”极端防疫政策则是他执政以来最大的错误，不仅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而且把他们逼到了公开反抗的边缘。习近平后来在压力下突然大撒把式地解封，导致疫情飙升更是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动摇了民众对共产党的信任。 “目前的形势已经让政权更替或革命的条件完全酝酿成熟，”索罗斯说。“但这只是一个隐晦过程的开始，其影响将在一个漫长的时间中被感受到。” “短期看，习将持续掌权，因为他牢牢掌握了所有压迫的工具，”索罗斯说。 “但是我相信，习不会终身掌权，而且在他掌权期间，中国也不会随他所愿成为全球主导性的政治和军事势力，”索罗斯又说。
10月5日，我和吾尔开希一起，参加在哈德逊研究所由余茂春主持的一场内部圆桌讨论会，主题是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可能性。在这次会上，我提出自己的分析，那就是：中共不存在红四代的接班团队，这一点会对中国未来发展发挥影响，因此值得观察和分析。这个观点引起了在场几位哈德逊研究所中国研究学者的兴趣。因为时间关系，在那个讨论会上，我无法完整阐述上述观点，借本专栏，可以把我的想法跟大家做进一步的讨论。 首先，我所说的“红X代”，指的是来自中共内部的权贵家族的接掌政权的人，也大致可以用“太子党”来定义。按照我的个人看法，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毫无疑问是“红一代”，是中共红色基因的起源基因组。之后的邓小平时代，虽然邓本人应当属于“红一代”，但他只是作为“红一代”留下来的大家长行使监国和最高决策的权力，他的执行团队，包括胡耀邦和赵紫阳，以及执行邓小平路线的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可以说是“红二代”，因为除了胡锦涛之外，其他人的血液里都传承者红色基因，是真正的中共内部人。 按照这样的定义，现在的习近平一代，包括王岐山，不仅外界认可，他们自己也反复强调自己的红色基因，他们就是“红三代”，而且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更加根“根红苗正”。那么问题来了：谁会是“红四代”？答案是：至少目前，我们根本看不到“红四代”的存在。 所谓“红四代”，应当是习近平一代的家族传人，也就是陈云曾经说过的“自己人”。而放眼今天的中国政坛，并不存在已经显露接班苗头的这一代人。那些“自己的小孩”们，包括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这些人，有的已经年长，有的又过于年轻，但他们有一个总的趋向，那就是更愿意争夺金融资本和垄断利益，而对意识形态在内的政治并没有表示积极参与的意愿。 换句话说，当习近平还以“毛泽东的接班人”自居，把所谓的“守护红色江山”当作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时候，他的子女一辈其实已经对这个政权没有了内心的情感和使命感，他们当然会拼命维护这个政权，但目的已经不是“守护红色江山”，而是因为这个“江山”可以给他们带来财富。这样的一代中共后辈，与其说是“红”四代，不如说是“黄”四代，因为他们更重视的已经不是正统的社会主义，而是黄金白银。这样的一代人，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都不会一样。最大的可能性变数就是：只要能够确保他们的利益，政权是不是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不会太在意。在未来的二十年内，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由于自然的生理规律，势必会全面退出政治舞台，而他们面临的一个危机，将是“自己的小孩”，没有兴趣和意愿接班。 这样的局面一旦发生，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数。其一，纵使这戏“自己人”被强行提拔成中共的接班人，由于他们并没有虔诚的守护家族遗产的信念，中国政治的变化空间将更加拓宽，可能性也会更为增加，变数因此也就更大；其二，如果薄瓜瓜这一代都不愿意触碰政治，那么习近平一代自然死亡之后，接班的一代必将是来自“红色家族”之外的人，而这样的人，从年龄和资历来看，必将属于“八九一代”，也就是我的同龄人。这个可能性其实更具有分析和研究价值，只不过，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继续深入讨论。 （※作者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的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馀本。全文转自上报）
今天我要给中共党魁讲个故事，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可能是演义的故事。 话说唐朝贞观年间秦怀玉挂帅带兵，徐茂公作随军军师征西。说起徐世?徐茂公大家都不陌生，据说此人不仅熟读兵书足智多谋，而且能掐会算，具有“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的神通。在亲兵西征之前，他为这次出兵打仗做了一次占卜，结果显示“虽然会取胜，但是会有很多将士战死沙场，仅将士灵柩就有一百口回京”。于是他想知道，到底是哪一百个人会在这次出征中不幸丧命，可是无论他如何进行反复演算，算来算去，只能确定九十九个，就是不能知道剩下的一个是谁，只好作罢。 这次出征长达数年，其间也曾因战事异常吃紧而派程咬金回朝搬兵求救。经过多年的苦战之后，总算可以带着九十九个将士的灵柩凯旋还朝了。就在徐茂公不断疑惑起他当初占卜演算的准确性时，他自己被突然倒塌的城楼给砸死了。当初他得出的一百口灵柩回京的占测一点也没错。 虽然这仅仅是民间流传的一个故事，却揭示出一个在审视别人时忘了自己的深刻道理。最近，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纪念所谓的“抗美援朝”时说:“‘朝鲜战争’让世界知道了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那么，反观历史， 七十年来是谁在不断打压迫害中国人民? 你中共整死、饿死数千万人民的罪责，难道要算到外国人身上吗？不断欺压中国人民、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难道不正是你中共吗？ 说到“组织起来”，你共产党最怕的不就是人民组织起来吗？不然为什么就连公民聚餐……甚至举行一个生日宴会都被视为“街头运动”，要被衙役带走盘问呢？其实你中共非常清楚，人民一旦组织起来，第一个想要推翻的就是你中共的暴政，否则中共也不会有比军费还高的对付自己人民的“维稳经费”开支了。 是的，多数中国百姓老实的如同黄牛般被你中共奴役，可是你别忘了物极必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已经被你中共惹翻了，靠暴力维稳是长久不了的。目前内外交困之下面临“不好办的”，恰恰就是你中共自己。 其实，习近平说的有一点没错，那就是“组织起来就不好惹，惹不得的”。沦陷区人民之所以不断遭到中共的奴役，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既然问题的症结所在已经找到，那大家还等什么？让我们赶快组织起来，借助天时，消灭共产暴政，建立宪政民主中国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