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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5 日
反腐倡廉在中国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和政策。然而，很少有人认真地问一句，共产党干部自称大公无私的“先锋队”,为什么共产党国家干部的贪腐从来都屡禁不止，而提倡共产党干部保持清廉，却比民主国家难得多呢？事实上，共产党干部的贪婪和虚伪证明，共产党政权本来就建立在自欺欺人的基础之上，而反腐倡廉则是一个共产党干部永远挂在嘴上、却难以兑现的宣传。中共推行经济改革四十五年，最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三个悖论，即官场悖论、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现在中国政权面临的局面，已经不是经济改革能不能推进的问题了，而是中共再也跳不出官场悖论、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的怪圈。 一、共产党干部多半是贪腐“先锋队” 习近平经常“教导”中共的各级干部，要“不忘初心”。初心者，入党誓词也。中共的入党誓词中，有“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之语。事实上，共产党政权的制度特征显示，这些誓词的内容是相互矛盾的。比如，“执行党的决定”和“严守党的纪律”，就是对立的。 中共党章第二条写明，“共产党员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是党纪；而中共从延安时代开始，却明确规定了各级干部的“待遇”，直到今天。“干部待遇”这种特权的分配，不都是“党的决定”吗？中共多少代的各级干部，发生过公开反对这种特权制度的故事吗，从未听闻。 其实，共产党的干部谋求私利和特权，本来就是共产党政权的特征，其党内诸人无不知晓；反对者即反对“党的决定”，“反党”也。当年在延安批评共产党干部特权制度的王实味，不就被共产党砍头了吗？ 延安时代的“干部待遇”和特权，建立在南泥湾种贩鸦片的经济基础之上；改革开放之后，“干部待遇”和特权就建立在共产党资本主义这种制度之上了。即使有少数干部不贪不腐，或者属于“九品”之外的“未入流”，不易贪腐，他们也从来不曾按照党章第二条的要求，反对过党规定的干部特权。这就是共产党干部的虚伪人性。 中共制度史上最大的一次鼓励贪腐政策，就是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国企“改制”，上千万国企员工下岗，而几十万共产党的经济管理干部，则受政策的鼓励和保护，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资本家。因此，称共产党干部多半是贪腐“先锋队”，并不过分。 二、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一个悖论：官场悖论 抓贪官是习近平上任以后的目标，他在高层权力斗争中巩固并扩大权力，用的是以贪腐问罪政敌的手法。为什么习近平不像江泽民、胡锦涛那样，对腐败只蜻蜓点水，不出重手，而是不断地整肃官场，造成官员人人自危？ 实际上，习近平抓贪官而屡抓不尽，是因为反腐倡廉在共产党国家乃是虚应故事，真正影响共产党政权寿命的，是共产党的“官场悖论”。所谓的“官场悖论”就是，官员的为官动力乃是特权和贪腐，但官员们贪腐的结果，却从整体上撼动共产党政权的存续。 从历史上看，中共官员并不是从建立政权开始就人人敢贪腐的。共产党干部为政，并非民选，而是上选。他们为官图什么？表面上是权力，但并非每个官都能升迁，所以升迁并非当官的唯一动机，贪腐则是不言而喻的重要动力。 中共建立政权后，官员们的仕途经历过几个阶段。一开始，官员们都是初次管理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还需要熟悉情形，因此的确不太肆无忌惮。不过，那时照样也有贪官，还曾被枪毙过几个。 然后，整个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运动持续不断，官场不断有派系整肃，因为毛泽东要建立个人独裁。所以，在这个阶段，官员基本上忙于执行上级任务，要站好队，不被上面的权力斗争牵进去。然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大部分官员被罢官了，自身难保，就谈不上特权和贪腐了；但文革中在地方掌权的军队干部和造反派干部，他们的贪腐行为并不少见，只是无人揭露批判而已。 改革开放以后，从1978年到1988年，经济改革一直在计划经济的鸟笼里实行，大规模贪腐的机会不是很多。80年代改革初期曾出现了“官倒”，即有权势的官员勾结干部子弟，倒卖紧俏物资的计划指标，从中牟利。这是贪腐活动的“试水期”。 真正的贪腐合法化是朱镕基开启的。1997年朱镕基为了救银行，也为了加入WTO，打开了贪腐的大门。在国企私有化（即“改制”）的过程中，官员们发现，原来现在中央允许腐败了，从此就格外地胆大妄为。由于这件事属于政治禁区，所以中国现在几乎没人敢公开谈论其中的奥秘。 到了习近平上任几年后，中国的贪官们纷纷把捞来的财产转移境外，造成2015年和2016年间外汇储备减少一万亿美元，终于暴露出了“官场悖论”的后一个层面，即贪腐的共产党干部集体撼动了共产党政权的存续。 三、共产党国家两条改革路径的相反结果 西方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一直有一种非常幼稚的说法，以为共产党政权实行经济改革以后，中产阶级要民主化，然后就会发生民主化浪潮。这种想法源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界一度流行的现代化理论。这种想法把非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发展，混同于共产党政权的改革，原因是对共产党政权改革过程的无知。 实际上，共产党政权的改革有两种，一种是先民主化后经济自由化，另一种是先经济自由化。那么，这两种不同的先后顺序，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吗？实际上，后一条路径根本就不会在经济自由化之后产生政治民主化。可以说，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去看，两条路径的结局是完全相反的，但到现在为止，西方的学者还是没搞清楚其中的奥秘。 共产党政权推行改革，会有上述两条路径，那共产党官员们可能倾向于哪一种路径呢？其实，不管他们偏好哪一条路径，对大多数人来说，目的都是一样的，发财。至于什么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不同的路径，其实是看最高领导人愿不愿意放弃军权、愿不愿意放弃对政权的垄断。 要是最高领导人不与顽固的军方高层勾结，那其他的高层官员就敢推动民主化，就像苏联那样。而中国因为有个人掌握军权的邓小平，他绝对不肯放弃政权，而且他的家族因为腐败而遭到社会不满，他也不敢放弃军权，因此中国就只能单一推行经济自由化了。 无论哪一种改革路径，一开始都是共产党官员们推动的。那中国和苏联这两种路径的实质区别在哪里，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来没解释清楚过。其实，这两条路径的简单区别在于，苏联是“先换装后发财”，中国是“先发财不换装”。所谓的“换装”，指的是支持改革的共产党官员们的政治包装。这样的政治包装，就象穿一件面子为红色、里子为白色的夹克。 那想发财的红色背景权势人物如何穿这件“夹克”，是红色对里、白色对外，还是红色对外、白色对里？俄罗斯的原共产党官员支持政治改革时，是把夹克反穿，白里子朝外，所以由共产党官员组成的苏联最高苏维埃1991年底投票通过了决议，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他们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共产党，因为“换装”有利于发财。 中共坚持不“换装”，是因为这样有利于发财，而“换装”却可能送命。所以，共产党政权的官员们之大多数选择哪条改革路径，他们的“夹克”是面子朝里，还是面子朝外，全看官员们的利益需要。而无论他们走哪一条改革路径，贪腐都是共产党官员们支持改革的最大动力。 四、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二个悖论：改革悖论 经济改革在共产党国家并非一条富强国家的康庄大道。只要共产党政权推动经济改革，就一定会产生第二个悖论，我称之为“改革悖论”。所谓的“改革悖论”就是，不改革中共活不好，改革了中共照样活不好。因为共产党政权推动的经济改革，必然演化为一波又一波的贪腐高潮，不打击贪腐，外汇储备会被掏空；打击了贪官，各级官员就活不好了。 中国的经济改革，继国企私有化之后，是大规模引进外资过程中的普遍受贿；然后就进入了围绕房地产开发而出现的全国性贪腐高潮。当时各级官员无不额手称庆，上下其手，迅速致富。这时，大规模、大范围的贪腐就渐渐对中共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为什么“改革悖论”中，改革了中共照样活不好，其直接原因是，贪官发财后没有安全感，必须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会造成外汇储备枯竭；而间接原因是，一旦为了堵住贪官资产外流，而展开打击贪官的行动，就会造成官场的严重不满。毕竟中共政权是由各级官员组成的，官员们在反贪运动中心惊胆战，最后就会以“躺平”来敷衍政事，上令不出中南海。 本来官员们以为，改革就是有权力的人发财的过程。没想到，习近平上台后，官场变天了。贪腐的共产党资本家肯定会抵制民主化，在这点上，习近平跟贪腐的官员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发财之后官员们转移资产的自保行为，会断送中共政权，这就使当家的习近平跟大部分官员的个人利益发生了巨大冲突。 习近平抓贪官抓不完，是因为经济改革后贪官的为官动力就是贪腐；习近平之所以必须抓贪官，是因为不抓他们，共产党政权会在经济上垮掉。这后半个原因，习近平是永远不愿意承认的。“官场悖论”和“改革悖论”这两个悖论，构成了中共的宿命，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所谓“改革是找死”，并非改革诱发中产阶层要求民主化的社会运动，而是改革之后中共的官场全面腐败，当年那个令行禁止的集权政党就衰败了。 五、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三个悖论：打贪悖论 习近平推进反贪运动之后，就必然陷入“打贪悖论”，即不打贪，政权不稳；而打贪之后就无法松手，否则习近平必定遭到党内的严厉清算和报复。 习近平现在是按照挽救中共政权的政治需要在抓贪腐，哪个部门、哪个环节当下对中共的经济困境影响比较大，他就在哪里抓人。这些人完全不冤枉，每个人都捞足了钱。那习近平抓人越多，中共的施政就变得越顺利吗？相反，抓人越多，树敌也越多；而党内树敌越多，习近平就越不敢放弃打贪，不然的话，各级贪官的大规模反弹，会把斗争矛头集中到他身上。 讲到底，习近平无法承认一个事实，抓贪官这件事，习近平和官员们之间，其实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内斗。这样的内斗意味着，不抓贪官，中共政权会在经济上被自己人掏空；而不停地抓贪官，只不过会延缓中共政权经济上被掏空的过程，却无法终止贪官们继续掏空中国经济的无组织集体行动，同时逐步累积党内对习近平的严重不满。 习近平不知道这一点吗？他当然知道，但他也很清楚，自己就象唐·吉轲德那样，在独自与风车战斗。不斗下去，中共政权就会垮；但不断地抓人、清查，其实是在和整个官场作对，终非了局。 从道理上讲，民主化可以改变这种局面，但民主化不能清算整个共产党官员和整个共产党支持者群体。大多数民主化的前共产党国家，在这一点上都无法成功，中国也不会例外。经济自由化在先的中国，起初给世界的印象是，“中国模式”成功了；实际上，“中国模式”只不过是给大规模贪腐开通了最顺畅的道路，因而一度突飞猛进而已。这样的国家，不但民主化一定会扭曲，而且经济自由化也会慢慢地走上死路。
新年伊始，涉及中共党内政治清洗的反腐肃贪和军内弊案延续了去年下半年的势头，丑闻频传，动作连连，给国际媒体带来一系列看点。统揽党政军大权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月8日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高调谈论中共的“自我革命”，受到官媒热捧。但是会议公报没有提及举世公认的有效反腐措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社会监督和媒体监督机制，且避谈产生和保护腐败的制度问题，被一些时评人讥讽为“守着粪堆打苍蝇”。有熟悉中共腐败内情的人士指称，习近平是人类史上最大贪腐。此说得到一些评论者共鸣。 大谈自我革命 避提有效反腐措施 据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中纪委会上做了“要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重要讲话，突出强调“自我革命”。会议公报把习近平几年前提出的“自我革命重要思想”标榜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的“根本遵循”、“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公报通篇4000余字，“自我革命”这个词汇先后出现了23次，“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19次，而“反腐败”一词出现7次，“受贿行贿”仅出现一次。没有性贿赂、权色交易、权钱交易、跑官买官卖官、包养情妇（夫）等关键词，有关财产公示的制度建设和实施方面的内容完全不见踪影。 反腐被指沦为整肃党内异己工具 习近平上任之初，联手当时的党内盟友、掌握以被称为“中共家法”的党纪处置官员生杀予夺大权的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大张旗鼓搞反腐肃贪“打老虎”运动，先后拿下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党内军内巨贪，一度获得社会广泛好评。2018年底，中共当局宣布“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然而几年下来，人们看到的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官场腐败并未消除，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继续存在、蔓延。2021年初，在习近平布局两任届满后继续连任的过程中，中纪委文件又称，“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 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时代“打老虎”早已沦为选择性反腐，成了这位独裁者手上用来清除和打击党内异己、巩固个人权力和统治地位的一个御用工具。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当政11年来、特别是他在中共20大后进入第三任期以来的各种失败政策和不当举措引发和积聚了非常严重的社会民怨和党内不满，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在最近的中纪委会议上再次强调自我革命和反腐肃贪。 1月9日，在贵州的异议艺术家季风在原名为推特的X平台发帖指出，“当反腐成为镇反（镇压反对派）的时候，腐败本身就不是问题了。谁来反腐才是问题的关键，而选择性反腐自然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反腐就只能永远‘在路上’。” 据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在X平台披露，季风此帖发出后当天就在国保施压下删除。 王剑：放狠话吓唬党员干部 在美国的自媒体视频节目《王剑每日观察》主持人王剑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上唱高调、放狠话，充分暴露了他对当前党外民怨和党内不满的心虚胆虚，他的自我革命之说不过是借用当年张春桥为毛泽东炮制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老套路，主要针对党内的不满情绪进行恐吓弹压，以解决党内普遍不满威胁其所谓的政治安全、也就是他个人权力地位安全的问题。 王剑说：“这次反腐败，核心是吓唬党员干部吧。现在不是老百姓骂的问题呀，现在是上上下下、官员干部群众都在骂的问题呀！这次习近平搞出这么大动静，而且喊出这种狠话，自我革命啊！你原来喊得很高调，再高调也不行啦。你得换口号，自我革命就是把那个继续革命论，拿来用一下，喊一下，调门再拉高一点。他拉高调门，（原因）很简单，我认为就是弹压党内的不满情绪。现在你去国内看一下，哪一张饭桌——当然前提是不能有外人，哪张饭桌不在骂娘？” 习被指史上最大贪腐 揭露中国高官贪腐和权钱交易内幕的书籍《红色赌盘》作者沈栋去年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指出，“习近平改了宪法，作十四亿人的皇上，……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贪腐。”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X平台发帖写道：“沈栋说得好：习近平是全人类最大的贪腐。习近平是现实版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国库就是党库，国库就成了党魁的‘家当’和私人钱包；一瓶矮嘴茅台128万；故宫当成自家餐室，竟在故宫摆席宴请美国总统；几千人几个月唐服盛装排练献演给8个人看；动辄对外大撒币；出访带警卫人员700–800；带全套住宿家具设施与各类用品，包别国N个最高档大酒店………，如此的奢华无度堪称世界第一！请问一边高喊反腐一边为个人面子和安全，花国库钱如流水一般，这不是全人类最大的贪腐是什么？！”蔡霞的帖文还表示，由最大贪腐来反贪腐，“反贪”就是大清洗、镇压异己的“画皮”和遮黑布。 在美国的独立时评人王剑认为，中共官场腐败非常严重，是系统性和制度性的问题，不先解决滋长贪腐的制度问题还打讲什么反腐肃贪，无异于守着粪堆打苍蝇，而沈栋关于习近平是人类史上最大贪腐的评价再准确不过。 他说：“不是他花多少钱，他吃啊用啊，招待金正恩矮嘴茅台128万，那都是小钱。他真正的钱是什么钱？他把国库当自己钱包。他做那些事情全都不是为了国家利益，是为了他个人利益。比如说那个中亚论坛（峰会），每个国家52亿（人民币）呀。就是把国库当他的钱包。你说中国人这么穷，穷成这样，到处大撒币，不就是为了你这些给你捧场啊。你说这里面有多少国家利益？我认为一分钱国家利益都没有，全是习近平的利益。习近平把国库当私人钱包，不是贪腐是什么？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贪腐，讲的不就是这件事？我觉得沈栋讲得非常准确，没有比这个描述更准确的。” 中国人的钱去哪了 近日海外热传一篇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天量财富哪里去了的文章，引起读者广泛共鸣。该文以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开篇：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国民经济以平均超过10%的速度增长三十年，所创造的天量财富，足以使全体人民都过上富足的生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井没有使大多数中国人富裕起来，这些财富究竟去了哪里？ 这篇题为“笔记”的未署名文章列出这些财富的四个去向，首先是官员侵吞，二是维稳，三是金钱外交，四是军备。作者认为，后三个去向的很大部分金钱都流入第一个去向，即各级官员的腰包。 过去六个月中接连发生了习近平亲自提拔重用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以及火箭军主要负责人等多名军方和国防要员遭清洗整肃的事件，让国际社会深感讶异。彭博社近日又报道了中国导弹注水冒充燃料和导弹基地的发射井盖无法打开等涉贪腐丑闻。 X网友蓝雁发帖称：“注水导弹牵扯出了厉害国官场的腐败在军中的蔓延，比一百多年前的大清炮舰往火药里掺沙子还狠……” 中纪委代言贪官心声？ 不久前美国总统拜登发布《关于中止腐败助长者作为移民和非移民入境的总统公告》说，决定对助长、协助或以洗钱、妨碍司法等其他方式参与严重腐败行为的个人及直系亲属，采取中止和限制入境措施。 1月7日，中纪委官网刊登该网站人员王卓的评论文章，批评美国“禁止各国腐败分子及家属入境”的举措，指其“凸显美式反腐的虚伪和霸道”、“政治表演难掩腐败避风港本质”。中纪委这一反应在海外社交平台引起热议和质疑。 X网友荣剑发帖质问：“很奇怪，这是什么理？明明是美国政府帮助大国反腐，让贪官家属不能逃到美国，严禁他们向美国转移赃款，这是大功大德的好事，为什么要反对？说什么美式反腐的虚伪和霸道，难道中式反腐就是可以纵容贪官家属移民美国并转移资产吗？这是在为贪官说话吧！ 说这话的人肯定和贪官穿一条裤子！”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反应）。” 王剑认为，中纪委的反应代表了中共高官们的心声，他们真的愤怒，因为美国不准涉及贪腐的官员及其亲属入境的决定侵犯了他们的个人利益。 美国之音上周四电邮联系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新闻发言人，请他们就本报道涉及的问题置评。截稿前，尚未得到回复。
中国前外长、国务委员秦刚的案子至少有了一个交代。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包括省部级以上高官上个月得到党内通报，秦刚是因“婚外情”、“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尽管疑点不少。 那么，另一位国务委员、国防部长李尚福又因为什么失踪呢？秦刚从失踪到免职，前后持续了一个月时间，从免职到省部级高官获得通报，大约又过了一个月。北京什么时候才会对李尚福的失踪作出解释呢？ 金融时报日前披露，美国情报部门认为李尚福因腐败问题接受调查，李尚福已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说，李尚福已被带走，可能涉嫌于2017-2022年担任装备发展部部长任内，涉采购贪腐，目前正接受军委纪委的调查。据‘路透社’报道，几名李尚福任内的装备发展部高官也遭到调查 。 一些观察人士立即敏感地指出，李尚福被指涉嫌贪腐如果属实，他涉嫌贪腐的阶段发生在2017-2022年担任解放军装备发展部部长任期内这个时间点很重要。李尚福当时的上级是现在的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习近平的另外一个亲信张又侠。 张又侠在二十大进入政治局出乎预料，论年龄，他已过了七十，王毅在六十九岁年龄能入局已被认为深得习近平信任，张又侠能入局，并且委之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要职，等于替习本人把持军权，自然是亲信中的亲信。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张又侠的父亲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为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高层，两家是世交，习近平让张又侠担任军委副主席，放心。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上述媒体报道无误，这个油水肥厚的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几位将军都卷入了贪腐，习近平下令倒查，一直查到2017年10月，正是李尚福担任部长的初期。 “全军武器装备采购讯息网”7月26日的一条消息回过头来看是一个重大信号，消息称，中央军委会装备发展部发布“关于征集全军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线索的公告”，征集自2017年10月以来采购违规违纪问题的线索。追查范围包括操守缺失、拉帮结派、以专谋私、泄密及监管缺失等。 这个公告非常明确地说，上查查到“2017年10月以来”，这正是张又侠卸任李尚福执掌该部的时间。不少人的疑问是，张又侠担任装备发展部部长多年，为什么不再往2017年以前查呢，查一查张又侠担任部长时期，以证实他的清白。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聿文认为，如果李尚福是在装备部任期期间腐败的，那么他的顶头上司、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也难逃腐败嫌疑。李是在2017年10月接替张任装备部部长。而张在2012年已任装备部部长。既然李在武器采购中有腐败行为，张怎么会干净？所以就看李会不会把张供出来，或者供出来后习会不会去查他。 但一些分析认为张又侠这个亲信还不同于李尚福这个亲信，他是最忠于习的，习不大可能动他。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政治部主任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也认为，目前张又侠才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人。 按照这一逻辑，腐败不腐败，对习并不十分重要，关键取决于习是否对你信任，是否对你继续信任，还是丧失了信任。 火箭军高级将领被一锅端，两次被派去克里姆林宫向普京传达口信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下落不明，他们无一不是习提拔的人，习曾经信任的人。
微博截图 时不时可以听到官员自杀的新闻，去年更是接连出了几起轰动性自杀事件：湖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忠斌是在上级找他谈话后自杀，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毛洪涛则大约是想通过自杀来逼上级出来找人谈话。 不管我们对于官员自杀与“贪腐”“政治斗争”之间做怎样的联想，活生生的一个人突然决绝而去，给人，尤其是给生活中熟悉的人，所造成的震撼还是相当之大的。 一个人青云直上，往往就成为亲戚、朋友、同学、老乡乃至于八竿子勉强能打着的人群中的谈话主题。关于他神通、学养、聪慧、友善、讲感情的故事往往版本繁多。至于他曾经请谁吃过一顿饭、给过一包茶叶，甚而至于曾经提及、问候过一句，都是动人肺腑的温馨故事。 然而，他怎么就、就、就…… 图片来源：微信 犹记得几年前敝省某纪检干部突然从宾馆坠楼，给其同学校友圈子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与感慨：怎么看他都是个老实人啊，怎么，突然，就……？？？ 一连串的问号之后，没有答案。据说自杀的好处就是案件中止，一连串利益相关人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如果他们的良心允许的话。 唯一的例外也许正来自成都大学这个党委书记，他自杀的意义可能恰恰相反。当然，也可能并不。——说这个时代资讯日益发达了有道理，说日益不发达了同样有道理。狄更斯的名言永不过时。 网页截图 我所知道的某地，出了三个“大领导”，其中一个已经众所周知，锒铛入狱了。还有一个退休前后突然传出自杀新闻，有说是畏罪自杀的，也有说是因病自杀的，莫衷一是，最后不了了之。但有过自杀行为或者自杀企图则是肯定的。 唯一一个安全着陆的，其亲属曾经私下里抱怨说没钱送搞不赢人家呢。不过也幸好是没搞赢，那个“搞赢了”的后来虽然没有出事，但也多次被爆“出事”传闻，估计到现在一颗心还是悬着的。这“没搞赢”的则早早退居安全位置，现在一天到晚笑呵呵地参加“夕阳红”活动。 某次与该退休官员一同参加某个活动，有朋友感叹说：“散场后居然没一个人去陪同他，哪怕是象征性客气一下都没有，想当初多少人鞍前马后。这人走茶凉的官场也确实够让人寒心的啊！” 我哈哈大笑：“他已经是最幸运的了好不好？终究还有人偶尔想起拿他做金字招牌挂一挂，那锒铛入狱和畏罪自杀的，人家不仅躲避唯恐不及，还有可能为撇清关系而去掘他祖坟呢！” 微信图片 微信图片 这个社会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我们一方面对具体的高官大款殷勤逢迎，转弯抹角都想炫耀一下与其的亲密接触；另一方面又对整体的、抽象的权势阶层心怀嫉恨。好不容易逮着一个出事官员，恨不能掘地三尺，也要扒出他“一贯不是人”的铁证。 所以说，对“落水狗”的痛打倒不一定是怯勇和装逼，实在是因为难得有这样一个借机过过嘴瘾的机会。至于被痛打的对象是谁，其品质好坏，待人如何，其实倒并不重要了。 当然，如果身边某个口碑不好的官员，尤其是平时爱装逼开口就是这个什么性那个什么原则的官僚，对其负面信息的传播，那就更多一些大快人心的意味。某个牌桌上死抠、饭桌上更从没埋单过的处长，事发被爆贪腐数千万，一时间其熟人圈子无不痛骂：狗日的平时让我们赢一点会死啊，现在全部没收了吧？ 人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被格式化的过程，要摆脱既定的程序设置难乎其难。且不说错综复杂的官场和职场，即便是家庭生活中，常常也要勉为其难地扮演好既定的角色。 一位在人看来家庭幸福美满的教授，酒后感叹说：“早知道婚姻如此复杂微妙，我也就不会选择婚姻。”这人人羡慕的“美满婚姻”，当事人尚且如此慨叹，更多在社会人设、家庭轨道上努力尽职者，其实很难增加或者减少规定动作的。 周国平分析自杀者心理时说：自杀，或许是人唯一能够自我决定的事情。是啊，怎么生你不能决定，怎么活你也不能决定，但你至少还能决定一件事，那就是你怎么死。 微信图片 微信图片 一个有组织的人，其所有的活动基本上都由组织框架所约束。甚至就连辞职和退出游戏，都不可能由你自己说了算。相当于一个网络游戏，你兴致勃勃地加入进去，满以为今生今世就这样玩到死也挺好。但玩着玩着，就发现规则变化了，系统升级了，自己的装备跟不上了，再想抽身而出，却发现找不到暂停或者退出的按钮了。 这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只剩强行关机了。 有个阶段我租住在大学城的一家网吧旁边，经常看大学生们在里面笑傲江湖，也经常看有人愤怒地摔下鼠标就走，临走还多半故作潇洒地甩甩头发。 我非常理解那些昂然而去的背影。也只有这个年龄，也只有在这里，他们才可以不需要任何人同意，来一次彻底的任性。 一向严守组织纪律的官员们，何以在自杀这件事情上表现得如此无组织、无纪律？是不是该为此立法，事先预防和事后调查，决不能任其一死了之。否则，既是对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不负责任，也是对自杀者本人不负责任，更是对整个事业的不负责任。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非常魏道）
安徽省纪委监委昨天下午两分钟内连续通报六个厅官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消息，创下近两年来同一天通报处分结果的新纪录。此前的纪录是上月24日内蒙古纪委监委曾一分钟内连发四名厅官被开除党籍的消息。消息没有落马贪官涉款细节。消息罕指在处分通报中，六人都被指对抗组织审查，还有多人被指与他人串供，转移隐匿销毁证据等。 据联合早报14日援引中国官方消息，两分钟处分六厅官，安徽刷新同天通报新纪录。该报道引述上观新闻消息，这六名厅官分别是：安徽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陈鹏被“双开”，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许建被开除党籍，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从辉被“双开”，安徽省科技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朱建基被开除党籍，安徽省人防办原党组成员、副主任管早临被“双开”， 安徽省人防办原巡视员、省民防协会原会长陶海被开除党籍。 该报道说，当天被通报处分的六个厅官，都长期在安徽省内任职，也都是在今年上半年被查。其中，各有两个分别来自政法系统与人防系统，一个来自金融系统，一个长期在安徽科技系统工作。 在处分通报中，六人都被指对抗组织审查，还有多人被指与他人串供，转移隐匿销毁证据等。
以“我的歌声里”一曲走红的中国大陆创作歌手曲婉婷，近日为当过高官的母亲张明杰涉嫌受贿“喊冤”，成为网民议论焦点。官媒则趁机点名批评贪腐行为，并建议针对公职人员资产转移，设立监管机制。 曲婉婷为人所熟悉的，除了这首使她一炮而红的“我的歌声里”，还因为她曾任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的母亲张明杰。张明杰2014年因为涉嫌滥用职权等罪名被捕，其后承认贪污约4亿港元。案件目前仍在审理。 已定居加拿大的曲婉婷曾多次在微博为母亲发声。上周二，张明杰被关押6周年当天，身处海外的她在微博发贴文，说有关案件仍未宣判，但她会相信法律。 网民对她的留言议论纷纷。 网民：“她（曲婉婷）和她妈妈在这体制中都是既得利益者。如果她妈妈不被抓的话，在体制内还会贪更多的钱。那些高官为何有那么多的钱转到海外，是怎么转出去的呢？还不是利用自己的权力透过地下钱庄洗钱？” 曲婉婷是否靠母亲的贪腐得益在海外生活? 张明杰出事以来，定居加拿大的曲婉婷从未返回大陆。香港《开放》杂志前执行编辑蔡咏梅认为，这是很大的问号。 蔡咏梅：“不排除她使用母亲转移出去的资金在生活。已经6年了。为何不回去（大陆）呢？估计是因为担心自己失去自由。她不会自投落网。” 中纪委网站上周末以“境外不是资产转移的天堂”为题发文，点名评论说，舆论关注曲婉婷和张明杰事件，反映中国人多么讨厌腐败分子，损害国家利益，用“不义之财“满足家人奢靡生活。文章表示，现实中一些案例是“配偶子女移居海外，财产转移到境外，随时准备‘跳船’，这样的领导干部与党和人民离心离德，与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背道而驰，必须受到党纪国法严惩，为其违纪违法行为付出应有代价。” 蔡咏梅：“美中贸易出现问题影响到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出现困难之际，官方的反应就是，防止贪官和与其勾结的富商逃跑，另外也是为了资金外流，成立分公司，买什么酒庄，买什么城堡，他们都有很多洗钱的手段。” 中纪委建议建立机制，检测公职人向境外大额汇款，一旦发现有关行为，应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报告。 蔡咏梅：“以前中国是出于后极权时代，它还是极权主义性质，现在习近平上台后，他就要拉紧。一个政策到了下面都是放大的。目前政治压倒一切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害怕乌纱帽不保。执行起来力度还是挺大的。” 根据统计，2014年至今年6月，中国在120多个国家，追回超过7800名外逃人员，超过196亿元人民币赃款。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案8月11日在天津第二中院开庭，赖小民被控受贿将近十八亿元人民币。这笔巨额的贪腐数字立即引发外界关注。那么，到底是什么“成就”了赖小民的腐败？ 赖小民被控于2008年至2018年期间，利用担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等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88亿余元。 赖小民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法庭宣布案件择期宣判。 据台湾中央社统计，这一数字打破了已宣判中国官员贪污金额纪录。 苏州中学前教师潘露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对这17.88亿余元人民币作出了形象化的描述。 “如果我们把这笔钱换成一百元一张的大钞，它总共重二十吨，用十吨的卡车可以装两车，用五吨的卡车可以装四车。如果是用房子去放这笔赃款的话，那一个一百平米的房子是不够大的，要一个别墅专门放这笔钱。” 赖小民承包两项贪腐“之最”？ 值得注意的是，赖小民案的贪腐“成就”不仅此而已。 财新网报道说，赖小民案有“三个一百”，其中包括一百多套房、一百多个关系人、一百多位情人。除此之外，办案人员曾在赖小民的住所搜出2.7亿元人民币现金，刷新中国贪污人员被搜出最多现金纪录。 中国官方媒体央视网今年一月播出的反腐节目“国家监察”第二集“全面监督”，就披露了相关细节，提到赖小民为了逃避调查，都是要求行贿人用现金交付，收钱后会自行开车来到藏匿赃款的房屋，亲手放到保险柜里。他和一些关系密切的知情人之间，说到这处房子都是用暗语，管它叫做“超市”。 潘露认为，目前公布的赖小民贪腐案的内容并不稀奇。他告诉记者，对比起中国红色家族的贪污数量，赖小民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我们知道像中共常委级别家族的贪污数量都是达到天文数字的，赖晓明不过是被体制拿出来祭旗了，来证明共产党是有反腐能力的。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赖小民被反腐就体现出中共中央的大刀阔斧。” 旅美学者吴祚来分析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体制下，形成了腐败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现象。 “当国家需要有人投资去带动经济发展的时候，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利益不断向中央、各个部委进行公关。这些钱有些是明码标价的，有些就是潜规则要直接送的。如果没有腐败的激励，官员就会没有动力。” 赖小民案体现中国体制弊端？ 据了解，赖小民还在央视的节目中说过一段引人深思的话：“党委书记、董事长、法人都是我一个人挑，纪委书记都还是自己党委下面管，他哪有多少权威啊？纪委书记是我的党委委员，我的部下，他很难监督我，说句实话。”赖小民的言下之意似乎将自己的贪腐行为归咎于中国的官僚体制。 吴祚来表示，赖小民这番话暴露出中国共产党封建统治制度的核心。 “（中国的体制是）建立在一群拥有共同‘信仰’，都是共产党人的基础上。（官员）用自己的人，让他们（对党内）进行维稳。设置纪委不是为了监督这个市委书记或者他的上级，而是为了监督下面的官员，保持一个威慑，是有象征性的意义，所以这种体制必然会造成团队的腐败。” 潘露也形容在一党专制下谈监察是缘木求鱼的事情。他还戏言赖小民“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优秀共产党员”，认为只要身在其位，都会贪污，因此必须实现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民主选举，才能避免中国这种制度上的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