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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在中国创下四亿票房,这部电影借着中国典故,讲述枪击犯以暴制暴,充斥大量血腥暴力画面,为何能通过中国电影局审查,还获得央视影评节目强力推荐? 台湾演员阮经天主演的《周处除三害》,讲述一个黑帮分子陈桂林枪杀黑帮老大展开逃亡,当发现自己在通缉名单上仅排第三,在被告知罹癌后,他决定除掉前“两害”,死后留名。主角杀了“一害”后,以为可借由宗教洗涤重获新生,意外揭发“教主”敛财害人恶行,而“教主”同时也是头号要犯。一场以私刑处决教主与教徒们场景,引起中国社交媒体热议,也让《周处除三害》从3月1日上映至12日,票房超过4亿人民币,火热程度直逼春节档。 台湾电影转进中国 政协委员电影公司宣传行销 台湾影评人Lizard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表示,这部电影如果是中国拍摄,审查肯定过不了。但是,台湾制作电影不受此限。此外,本片导演黄精甫来自香港,制作团队也是香港团队,因此拍出了一部有别于台湾风格的黑社会电影。更关键的是,本片将版权卖给中国电影公司。 他分析,在中国的宣发团队宣传行销后,从2月29号起,网路的关键数据折线图就开始往上冲。 “它不是一个观众看完后产生的现象级电影,更像是被允许引发出来的现象。负责宣发的中国电影公司董事长傅若清是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要在中国电影大环境卖座,很需要靠这样的关系,一定要过一手。” 血腥暴力如何通过中国审查 “中国电影局为什么会允许这样一部暴力指数很高的电影,在中国影院热烈放映,这很耐人寻味。”曾经在中国担任过编剧的旅澳作家慕容雪村表示,中国电影不分级,中国从事电影的工作者都对于尺度这么大的电影能通过审查,直呼“不可能”! 他分析中国官方开绿灯放行可能的动机:“它是宣传工具、也可能是统战工具,还能是打击民间宗教的工具。” 慕容雪村指出,中国的电影局直接归属中共的宣传部(中宣部)管辖,这是负责对言论、意识形态进行主动操控的机构,审查通过加上宣传机器央视力捧,这电影已经成为中宣部宣传工具。“除了政治意图外,没有其他考量。” 他提到在审查者眼里,《周处除三害》可以引导中国观众看到贪腐横行、邪教遍地,就是台湾的现实。正如同过去中国种种宣传号召人们恨日本,塑造出一个军国主义横行、极端的歧视中国人的日本,但这并非日本社会的主流。为何在两岸关系交恶下,放行大尺度电影,应该是想让台湾影视人员可以意识到中国庞大的市场,要进入就必须服从中国规则。反之,如果批评中共、中国政府,或发表台独言论就会受到惩罚。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3日对于《周处除三害》在大陆票房超过4亿就说:“大陆之大,是台湾很多艺人难以想象的,也是他们心向往之的。” 分析:鼓励对地下宗教攻击 不只是中国官媒给予高度评价,就连“合肥市公安局官方百家号”也写起了影评,吹捧起弄伤警察眼睛的枪击犯,只身闯进窝点,枪杀邪教头目的行为,称“人们再度意识到了,‘邪教’对于人心的摧残,并佩服陈桂林迷途知返,敢于反抗‘邪教’的勇气。” 慕容雪村分析,反“邪教”情绪是共产党推波助澜煽动起来,之后很难平息。中国将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法轮功或所有的地下宗教,都视为“无恶不作的邪教”。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狂暴的仇恨情绪,需要警惕! “这个政府需要不断找到制造敌人,需要引导民众仇恨的怒火,向某个地方宣泄。这电影有没有可能成为政府新一轮迫害宗教的预示,现在还有待观察,但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他说。 也许中国官方有意将观影民众沸腾情绪,导入对所谓“邪教”的追杀。但有的民众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 武汉的田先生虽然还未看过本片,但是朋友圈里转发着电影“枪击教主”的片段画面,大家热烈讨论著主角该先杀教主,而非教徒们。“中国老百姓活得很压抑,如果把这部电影引申到中国,你说要大家逃离,或者暗示大家要起来反抗暴政,‘魔头’还在,怎么去反抗?” 鼓励孤狼会否成为双面刃? “对官方而言,里面设定所谓的‘邪教’是法轮大法。对民众而言,他可以认为‘邪教’隐喻共产党,中国电影一个特殊的现象。中国观众最喜欢这种双向诠释。”Lizard补充说道。 Lizard并不认为中国的民众看完电影后,会借机宣泄不满情绪,影响社会秩序。因为心中有怨是一回事,化为行动又是另一回事。加上“周处”是孤狼,并非上升到所谓的“信念层次”,因此并不构成对官方的危害。 “孤狼这种犯罪,中国抓捕后,还能拿来宣传有这么危险的悍匪,要更加强社会管制。孤狼要动摇整个政权结构,是不可能的事情。”Lizard剖析,中共政权担心民众成群结党,在片里唯一有组织力度的是邪教教主,表面上打的是“邪教”,实际上打的是组织。 消失的记忆 200多部新冠电影遭雪藏 《周处除三害》在中国的热卖,并不代表中国的审查制度有所松手。相反地,中国三年的新冠疫情,大规模伤亡、封城引发民怨,成为不少电影人 创作的素材,但不见容于中国电影审查。 慕容雪村揭露一个惊人的数字:“一个电影公司老板告诉我,他说COVID两年多的时期,有200多部关于COVID的电影已经拍完,却不能上映。一旦被雪藏了,那就意味着所有的投资血本无归。” 他坦承在中国创作者心中有条“创作高压线”,有些是一定不能碰。即便是十多年前尺度还稍微宽松些,关于六四、维吾尔人、西藏问题都不能碰,更不能讽刺批评共产党,尤其是它的领导人。如今,这条高压线越来越低,有影人嘲讽地说,现在中国只有两种不能拍。“这个也不能拍,那个也不能拍。” “我们这些从小生活在这个审查制度之下,碰过几次后,自然就知道最敏感的言论边界在哪里,我会小心翼翼绝不越过雷池一步。”慕容雪村回忆,他曾在小说写到一个1989年的天安门的六四学生们聚会的场景,创作时自知过不了关,只能改成校园斗殴事件。他形容这多么可笑,但这种自我审查随时随地都在进行。书籍、报纸还不是最严格的,电影、电视因为接触人广、影响力大,审查把关更严格。
前两天跟大家聊过“周处除三害”中“处”的读音(点击阅读:《周处除三害》的“处”,为什么要读三声chǔ),起因呢,当然是我自己跑去影院看了两次(一次点映、一次公映)。 网络图片 本来是想写一篇文章推荐一下这个电影,担心喜欢的人错过它,毕竟作为买断的小成本引进片,正常情况是不会有太多宣传费用的。但之后发现,随着自来水的发酵,这部电影已经成为了近期的热点,而惊喜的引进方也开始投放软硬宣传。那不需要我再专门去安利了。而这个时候反而是需要担心,别让那些不适合看这部电影的人抱着错误的预期进入影院,浪费了时间和钱不说,出来还要上网骂回来解气。 这里包括带娃看的家长,也包括误把《周处除三害》当做普通血浆片或者警匪片去看的观众,尤其是看到高分就冲冲进电影院的。 首先,没必要在意如今豆瓣的评分,至于什么猫眼的就更没意义。豆瓣评分现在唯一的作用可能是避雷。《周处除三害》从8.2上升到8.4,现在又下降到8.1,作品还是那个作品,只不过经历了从无人知晓,到被喜欢的人发现,再到被不适合的人发现这个阶段。等到再过个1-2年,才能真实表现出它应有的分数。 8.1分的《周处除三害》,如果是跟8分的《大内密探零零发》或者8.3分的《杀死比尔》比,肯定是高了。但如果是跟7.8的《热辣滚烫》、7.7的《飞驰人生2》、7.6的《第二十条》比,我个人认为还是给低了。 这不仅仅是阮经天影帝级的表演,以及难得能在影院看到的剧情,也在于黄精甫导演把不同电影类型融合的能力,以及干净的镜头语言,给出了一部当爆米花爽片看也不错,当魔幻、邪典、文艺片去挖细节也很好的优秀作品。 我上次说过,局限在2024年内地上映的华语电影这个前提下,《周处除三害》是有竞争年度最佳的实力的。但如果说封神,就是捧杀了。即便是放在台湾地区的电影中,它也很难进入神片的行列,毕竟这个名单里有杨德昌、侯孝贤、李安这些名字。在阮经天主演的电影中,估计大部分人也会认为《艋舺》的分应该更高。 当然每个看过的人都有自己的评价。在网上如今关于这部电影的解读也是铺天盖地,各个角度都有。我个人建议如果看过的话,可以去看看b站上的这个的解读,我感觉是贴近导演意图的(包括评论区也比较值得看看)。 网络图片 今天想多聊聊的不是关于这部电影,而是这部电影所引发出来的另外一个话题 —— 电影审核。 《周处除三害》这部电影最初在点映阶段就引发热议,就是因为“这样的片也能过审上映”。而在公映之前临时换拷贝,又引发了进一步的讨论。 点映和公映版基本没区别,而公映版和境外版,其实差异也不大,只是礼堂这一段中,类似下面这种尸横遍野的全景镜头,被切换成了一些近景特写,虽然对冲击力有所损失,但不算严重。 网络图片 因此对于网上开始很多“因为有删减,所以不去电影院”的说法,其实要区分来看:如果是对审核/删减深恶痛绝,不去电影院来表示态度,这没问题。如果是需要一个看盗版的理由,这也没问题。 但如果仅仅是想要更好的观影体验的观众来说,这种删减带来的感受下降,应该远远比不上在电视/电脑/手机上看电影,和在电影院看的体验差异。 随着热度的进一步提升,一些关于电影审核的有趣的话题开始出现。 就事论事,《周处除三害》这次的过审,的确是值得为相关部门加分的,我个人也希望这代表着未来会有更宽松的环境,尤其是对于大陆地区的影视创作者来说。 不仅如此,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到现在基本“一帆风顺”,引进方应该也需要感谢相关部门背后的支持,包括央视都在节目中作了推荐,说明大家都是希望这部“居然过审”的电影成功,并且能有正常的讨论环境的。 否则在2024年,一部台湾地区的电影热映,可能会遇到很多“题外话”。今天那些魔怔“脑洞”能被仅仅限制在某些论坛里,我是真心觉得关帝爷在保佑了。 网络图片 不过进一步,我也希望这次《周处除三害》的成功,能让主管部门了解,中国民众的心智是成熟的,不会因为看个电影就变成反社会,而且我们也需要更为丰富、多样化的电影类型。这部算不上神作的引进电影可以如此被热议,也说明了观众想在大银幕上看到主旋律与合家欢之外的电影了。 审核的存在是合理的,基本每个国家都会对电影做审核,无非是尺度松紧的差异,包括我建议了很多年的分级制度,本身也是一种审核。 问题不在于审核,而在于需要给审核一个公开、明确的标准。而不是让是否过审,变成需要求签的“玄学”。 没有明确标准的电影审核,对于我们的电影人来说,是比最严格的审核标准更难的困境 —— 电影只有拍摄完才能送审,只有送审了才可能知道是否会过。这让所有制作过程中的电影,都面临薛定谔式的纠结。 这种不确定性,会对电影行业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在这种“不知道能不能上映”的前提下,电影公司自然会做出一些减少风险的选择。 比如缺乏对创新的兴趣,规避各种触及“深度”的题材,优先选那些最安全(出名)的导演和演员。虽然这几年中国电影并不是没有好作品,但整体上来看,我们的电影类型的确越来越窄,而在贺岁合家欢、主旋律、警匪片、动画片这几个剩下的赛道中,也越来越缺乏新意,作品越来越雷同,并且不断内卷,片酬和宣传费用越来越高,影片成本动辄数亿(相对《周处除三害》的成本只有1000万人民币左右)。 在关于《周处除三害》的相关解读中,有不少是在试图分析它过审的“密码”,比如反邪教,结局正确,惩恶扬善等等。这些或许是原因,但这个标准,其实不该是由电影人、影评人或者观众自己揣摩出来的。 电影需要审核,但审核也需要明确的标准。只有让中国的电影人明确的知道红线是什么,他们才能更有信心地去做创作上的探索,我们作为观众,才有可能在大银幕上看到更好看的中国电影,不再为“这也能过审?”而感到惊讶。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一小时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