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影《周處除三害》為何在中國火爆？ 審查何以放行？

台灣電影《周處除三害》，在中國創下四億票房，這部電影借着中國典故，講述槍擊犯以暴制暴，充斥大量血腥暴力畫面，為何能通過中國電影局審查，還獲得央視影評節目強力推薦？

台灣演員阮經天主演的《周處除三害》，講述一個黑幫分子陳桂林槍殺黑幫老大展開逃亡，當發現自己在通緝名單上僅排第三，在被告知罹癌後，他決定除掉前「兩害」，死後留名。主角殺了「一害」後，以為可藉由宗教洗滌重獲新生，意外揭發「教主」斂財害人惡行，而「教主」同時也是頭號要犯。一場以私刑處決教主與教徒們場景，引起中國社交媒體熱議，也讓《周處除三害》從3月1日上映至12日，票房超過4億人民幣，火熱程度直逼春節檔。

台灣電影轉進中國 政協委員電影公司宣傳行銷

台灣影評人Lizard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表示，這部電影如果是中國拍攝，審查肯定過不了。但是，台灣製作電影不受此限。此外，本片導演黃精甫來自香港，製作團隊也是香港團隊，因此拍出了一部有別於台灣風格的黑社會電影。更關鍵的是，本片將版權賣給中國電影公司。

他分析，在中國的宣發團隊宣傳行銷後，從2月29號起，網路的關鍵數據折線圖就開始往上沖。 「它不是一個觀眾看完後產生的現象級電影，更像是被允許引發出來的現象。負責宣發的中國電影公司董事長傅若清是第14屆全國政協委員，要在中國電影大環境賣座，很需要靠這樣的關係，一定要過一手。」

血腥暴力如何通過中國審查

「中國電影局為什麼會允許這樣一部暴力指數很高的電影，在中國影院熱烈放映，這很耐人尋味。」曾經在中國擔任過編劇的旅澳作家慕容雪村表示，中國電影不分級，中國從事電影的工作者都對於尺度這麼大的電影能通過審查，直呼「不可能」！

他分析中國官方開綠燈放行可能的動機：「它是宣傳工具、也可能是統戰工具，還能是打擊民間宗教的工具。」

慕容雪村指出，中國的電影局直接歸屬中共的宣傳部(中宣部)管轄，這是負責對言論、意識形態進行主動操控的機構，審查通過加上宣傳機器央視力捧，這電影已經成為中宣部宣傳工具。「除了政治意圖外，沒有其他考量。」

他提到在審查者眼裡，《周處除三害》可以引導中國觀眾看到貪腐橫行、邪教遍地，就是台灣的現實。正如同過去中國種種宣傳號召人們恨日本，塑造出一個軍國主義橫行、極端的歧視中國人的日本，但這並非日本社會的主流。為何在兩岸關係交惡下，放行大尺度電影，應該是想讓台灣影視人員可以意識到中國龐大的市場，要進入就必須服從中國規則。反之，如果批評中共、中國政府，或發表台獨言論就會受到懲罰。

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13日對於《周處除三害》在大陸票房超過4億就說：「大陸之大，是台灣很多藝人難以想象的，也是他們心嚮往之的。」

分析：鼓勵對地下宗教攻擊

不只是中國官媒給予高度評價，就連「合肥市公安局官方百家號」也寫起了影評，吹捧起弄傷警察眼睛的槍擊犯，隻身闖進窩點，槍殺邪教頭目的行為，稱「人們再度意識到了，『邪教』對於人心的摧殘，並佩服陳桂林迷途知返，敢於反抗『邪教』的勇氣。」

慕容雪村分析，反「邪教」情緒是共產黨推波助瀾煽動起來，之後很難平息。中國將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以及法輪功或所有的地下宗教，都視為「無惡不作的邪教」。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狂暴的仇恨情緒，需要警惕！

「這個政府需要不斷找到製造敵人，需要引導民眾仇恨的怒火，向某個地方宣洩。這電影有沒有可能成為政府新一輪迫害宗教的預示，現在還有待觀察，但是不能排除這種可能，」他說。

也許中國官方有意將觀影民眾沸騰情緒，導入對所謂「邪教」的追殺。但有的民眾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讀。

武漢的田先生雖然還未看過本片，但是朋友圈裡轉發着電影「槍擊教主」的片段畫面，大家熱烈討論著主角該先殺教主，而非教徒們。「中國老百姓活得很壓抑，如果把這部電影引申到中國，你說要大家逃離，或者暗示大家要起來反抗暴政，『魔頭』還在，怎麼去反抗？」

鼓勵孤狼會否成為雙面刃？

「對官方而言，裡面設定所謂的『邪教』是法輪大法。對民眾而言，他可以認為『邪教』隱喻共產黨，中國電影一個特殊的現象。中國觀眾最喜歡這種雙向詮釋。」Lizard補充說道。

Lizard並不認為中國的民眾看完電影後，會藉機宣洩不滿情緒，影響社會秩序。因為心中有怨是一回事，化為行動又是另一回事。加上「周處」是孤狼，並非上升到所謂的「信念層次」，因此並不構成對官方的危害。

「孤狼這種犯罪，中國抓捕後，還能拿來宣傳有這麼危險的悍匪，要更加強社會管制。孤狼要動搖整個政權結構，是不可能的事情。」Lizard剖析，中共政權擔心民眾成群結黨，在片裡唯一有組織力度的是邪教教主，表面上打的是「邪教」，實際上打的是組織。

消失的記憶 200多部新冠電影遭雪藏

《周處除三害》在中國的熱賣，並不代表中國的審查制度有所鬆手。相反地，中國三年的新冠疫情，大規模傷亡、封城引發民怨，成為不少電影人

創作的素材，但不見容於中國電影審查。

慕容雪村揭露一個驚人的數字：「一個電影公司老闆告訴我，他說COVID兩年多的時期，有200多部關於COVID的電影已經拍完，卻不能上映。一旦被雪藏了，那就意味着所有的投資血本無歸。」

他坦承在中國創作者心中有條「創作高壓線」，有些是一定不能碰。即便是十多年前尺度還稍微寬鬆些，關於六四、維吾爾人、西藏問題都不能碰，更不能諷刺批評共產黨，尤其是它的領導人。如今，這條高壓線越來越低，有影人嘲諷地說，現在中國只有兩種不能拍。「這個也不能拍，那個也不能拍。」

「我們這些從小生活在這個審查制度之下，碰過幾次後，自然就知道最敏感的言論邊界在哪裡，我會小心翼翼絕不越過雷池一步。」慕容雪村回憶，他曾在小說寫到一個1989年的天安門的六四學生們聚會的場景，創作時自知過不了關，只能改成校園鬥毆事件。他形容這多麼可笑，但這種自我審查隨時隨地都在進行。書籍、報紙還不是最嚴格的，電影、電視因為接觸人廣、影響力大，審查把關更嚴格。